一

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开始之前几天，克雷莫夫来到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地下指挥所。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的副官坐在写字台前就着鸡汤吃饼子。副官放下调羹，叹了一口气，从这口气可以听出来，鸡汤滋味太美了。克雷莫夫的眼睛都湿了，他忽然极其强烈地希望就着白菜汤吃一块饼子。

在布幔后面，副官禀报过以后，就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克雷莫夫听到他已经熟悉的嗄哑的声音，不过这一次那声音不高，克雷莫夫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副官走出来，说：

“军委委员不能接见您。”

克雷莫夫惊讶地说：

“我没有要求接见。是阿勃拉莫夫同志叫我来的。”

副官看着鸡汤，没有作声。

“这么说，是改变主意了？我真不明白。”克雷莫夫说。

克雷莫夫出了地下指挥所，顺着一条干沟朝伏尔加岸边走去，军队报纸的编辑部在那儿。

他走着，因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召唤，因为自己见到别人吃饼子就眼馋，心里十分懊恼，一面倾听着库波罗斯山沟那边传来的零乱的、懒洋洋的炮声。

有一位头戴军帽、身穿军大衣的姑娘朝作战科走去。克雷莫夫朝她打量了一眼，在心里说：“真漂亮！”

他的心又因为习惯的惆怅感紧紧收缩起来，他想起叶尼娅。他又同样习惯地吆喝自己：“追上她，追上去！”又回想起在哥萨克小镇上那一夜，想起那个年轻的哥萨克女子。

后来他想起斯皮里多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他当然不是斯宾诺莎。”

这些念头、懒洋洋的炮声、对阿勃拉莫夫的恼火、秋日的天空，在他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回旋了很久。有一名军大衣上戴有绿色大尉领章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从指挥所赶来，把他喊住。

克雷莫夫大惑不解地朝他看了看。

“上这儿来，这儿来，请吧。”大尉用手指着一座小屋的门，低声说。

克雷莫夫经过一道岗哨，朝门口走去。他们走进屋里。屋里有一张办公桌，在板墙上用图钉钉着斯大林肖像。克雷莫夫以为大尉找他有事，大概要说：“对不起，营政委同志，您能不能把我们的报告带到左岸，交给托谢耶夫同志？”但是大尉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

“把您的武器和身份证交出来。”

于是克雷莫夫十分慌乱地说了已经毫无意义的话：

“您有什么权力这样对待我？您想看我的身份证，先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看看。”

后来，等他相信了这毫无来由、毫无道理但又毫无疑问的事，他就说了类似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之说过的话：

“这真荒唐，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懂，莫名其妙。”

不过，这已经不是自由的人说的话了。

二

“你别装糊涂。你说，你在被围困期间干了些什么？”

他在伏尔加河左岸，在方面军司令部特别科受到审讯。油漆地板、窗台上的花盆、墙上的挂钟似乎都散发着小地方的宁静气氛。右岸显然有飞机在轰炸；从斯大林格勒方面传来的轰隆声和玻璃颤动声显得似乎又熟悉又亲切。

和自命不凡、嘴唇灰白的侦讯员一起坐在吃饭的桌子旁边的是一个粗野的中校，不知为什么他还没有发作。

可是你瞧，这个肩膀在石灰炉壁上蹭着石灰印子的中校走了过来，走到这个坐在凳子上、当年指导过东方殖民国家工人运动的人，这个身穿军服、佩带政委金星的人，这个生来善良和蔼的人跟前，照他的脸上狠狠打了一拳。

克雷莫夫用手摸了摸嘴巴和鼻子，朝自己的手上看了看，看到手上又是血又是唾液。然后他动了动嘴巴。舌头发僵，嘴唇也麻木了。他看了看刚刚擦洗过的油漆地板，便把血吞咽下去。

深夜，他痛恨起特别科的人。但是起初他既不觉得恨，又不觉得疼。一拳打在脸上，把他的精神打垮了，除了麻木和发僵以外，什么感觉也没有。

克雷莫夫回头看了看哨兵，觉得很不好意思。红军士兵看到一个共产党员挨打！打的是共产党员克雷莫夫，是当着小伙子的面打的，克雷莫夫所参加的伟大革命就是为了这些小伙子。

那个中校看了看表。已经是科长级食堂开晚饭的时间。克雷莫夫被押着在又是灰土又是雪粒的院子里走着，朝着原木搭成的囚室走去。这时候，从斯大林格勒方面传来的空袭的轰隆声特别清楚。在麻木过去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德国人的炸弹可以把这小小的囚室炸毁……这个念头又简单又丑恶。

在原木作墙的闷人的囚室里，他感到又绝望，又愤怒，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当年是他用嗄哑的嗓门儿叫喊着，向飞机奔去，迎接自己的好朋友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他抬过蔡特金同志的棺材；现在也是他像个小偷一样看着，特别科人员是不是要打他。是他从重围中把许多人带出来，他们都称他“政委同志”。现在是一个拿枪的农村小伙子用厌恶的目光看着他，看着他这个在审讯中被另外一个共产党员打得满脸是血的共产党员……

他还不能理解“失去自由”这句话的全部意义。但他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生物，他的一切都应当改变，因为他已经失去自由。

他的眼前发黑……他要去找谢尔巴科夫，去找党中央，他还可以去找莫洛托夫，不把这个坏蛋中校枪毙，决不罢休。你们打电话吧！就打电话给克拉辛吧。要知道，斯大林都听说过我，知道我的名字。斯大林同志有一次问日丹诺夫同志：“这是哪一个克雷莫夫，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克雷莫夫吗？”

可是克雷莫夫马上就觉得脚下是深深的泥潭，他就要陷进又黑、又黏、又稠的无底泥潭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比德国的装甲部队更厉害的力量向他扑来。他失去了自由。

叶尼娅！叶尼娅！你看见我吗？叶尼娅！瞧瞧我吧，我遭殃了！我太孤单了，没有人理睬我了，你也不睬我了。

一个坏蛋打了他。他神志模糊，气得手指头都打哆嗦，真想朝特别科的坏蛋扑过去。他过去对宪兵、对孟什维克、对他审讯过的党卫军军官都没有这样痛恨过。

在打他的人身上，克雷莫夫人看到的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克雷莫夫，也就是当年那个看到共产党宣言上那句激动人心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兴奋得流泪的孩子。这种相近的感觉才真正可怕。

三

天色渐渐黑了。有时这狭小囚室的难闻空气中充满斯大林格勒激战的隆隆声。也许是德国人在攻打着保卫正义事业的巴秋克和罗季姆采夫的部队。

过道里偶尔有走动声。大囚室的门不时打开。那里住的是逃兵、叛徒、趁火打劫的人、强奸犯。他们常常要求上厕所，看守的士兵在开门之前，总要和他们争吵老半天。

把克雷莫夫从斯大林格勒的河边押来的时候，让他在大囚室里待了一阵子。谁也没有注意这位袖子上还带有红星的政委。他们关心的只是有没有带纸，好让他们卷烟卷儿。这些人所想的只是吃，抽烟，满足身体需要。

是谁，是谁控告他？多么痛心啊，知道自己无罪，同时却又觉得犯了弥天大罪，吓得浑身发冷。罗季姆采夫的管道，“6-1”号楼的瓦砾，白俄罗斯的沼地，沃龙涅日的冬天，斯大林格勒的渡河——一切幸福的、愉快的事都已成为过眼云烟。

他现在真想上外面去走走，抬起头看看天空。去看看报纸。刮刮胡子。给弟弟写封信。他想喝杯茶。他还要归还他借来的一本书。看看表。洗洗澡。到箱子里去拿一块手帕。可是他什么也不能了。他失去了自由。

过了一会儿，克雷莫夫被押出大囚室，来到过道里，警备队长骂看守的士兵说：

“我对你说得很清楚，你他妈的为什么把他塞到大房间里？哼，你糊里糊涂，想上前线是不是？”

等警备队长一走开，看守的士兵对克雷莫夫发牢骚说：

“经常是这样。单人囚室总不得空闲！他自己说过，要把该枪毙的关在单人囚室里。如果我把您关进去，该把他关到哪儿去？”

一会儿克雷莫夫就看到几名士兵从单人囚室里押出一名判处枪决的犯人。犯人那一头淡黄色的头发贴在凹进去的狭窄的后脑上。他可能有二十岁，至多二十五岁。

克雷莫夫被带进空出来的单人囚室。他在幽暗中依稀看到小桌子上有一只饭盒，还摸到旁边有一只用面包瓤捏成的小兔子。看样子，这是犯人刚刚捏成的：面包还是软和的，只有兔子的两只耳朵有点儿硬了。

渐渐静下来……克雷莫夫半张着嘴，坐在铺上，睡也睡不着：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但是被打昏了的头不能思考，鬓角疼得厉害。头脑里一阵阵长浪，在旋转，奔腾，震荡，想镇定也镇定不了，想什么都想不成。

夜里过道里又有嚷嚷声。值班的士兵在呼唤领班的班长。靴子的踢跶声。克雷莫夫听出警备队长在说话：

“把他妈的那个营政委带出来，让他在警卫室里坐一会儿。”

又补充说：

“重大事故就是重大事故，上级早晚会知道的。”

单人囚室的门开了，一名士兵喊道：

“出来！”

克雷莫夫走了出来。过道里站着一个光着脚、只穿着衬裤的人。

克雷莫夫这一生见过很多可怕的东西，但是他一看到这张脸就觉得，比这张脸更可怕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张脸很小，带有肮脏的黄斑。一张脸在可怜地哭着，那皱纹、哆哆嗦嗦的腮和嘴唇都在哭，只有眼睛没哭。不过最好别看那双可怕的眼睛，那眼睛的神情也是极其可怕的。

“走吧，走吧。”士兵催促克雷莫夫说。

到了警卫室里，这名士兵对克雷莫夫说了说发生的重大事故。

“警备队长说要送我上前线，实际上在这儿还不如上前线，在这儿人的神经快要错乱了……把一名故意自伤的弟兄拉出去枪毙。他开枪透过一个大面包打伤了自己的右胳膊。把他枪毙了，用土埋上，可是夜里他又活了过来，又回到我们这儿。”

他对克雷莫夫说话，尽可能既不称“您”，也不称“你”。

“他们搞得太马虎了，简直叫人看着可怕。就是宰牲口也不该这样马虎。可是他们干什么都马马虎虎的。土地是冻的，他们只把荒草扒几下，胡乱撒几把土，转身就走。当然啦，他是能爬出来！如果好好儿地把他埋上，他永远也爬不出来。”

克雷莫夫是常常回答问题，扭转人的思想，为人讲解的，现在却大惑不解地向这名士兵问道：

“不过，他怎么又回来了？”

看守的士兵笑了笑。

“还有呢，带他去枪毙的班长说，既然重新为他办手续，就应该发给他口粮，可是总务科长很凶，发起脾气：既然已经枪毙了，还发什么口粮？依我看，这话也对。是班长太马虎，怎么能叫总务科负责任？”

克雷莫夫忽然问道：

“您在战前是干什么的？”

“战前我在国营农场养蜂。”

“清楚了。”克雷莫夫这样说，因为周围和他的头脑里的一切都糊里糊涂，很不清楚。

黎明时候，又把克雷莫夫押回单人囚室。用面包瓤子捏的小兔子依然在饭盒旁边。不过这会儿小兔儿已经硬了，不软和了。大囚室里传出恳求的声音：

“看守，行行好，带我去解解手吧！”

这时候，草原上升起棕红色的太阳。好像是一个上了冻又沾满泥土的甜菜疙瘩爬到了天上。

不久就把克雷莫夫押上一辆吨半汽车，负责押送的一名和善的中尉就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司务长把克雷莫夫的提箱交给他。吨半汽车就咯吱咯吱地在冻实的阿赫图巴河边的泥块上蹦跳着，朝列宁斯克的飞机场开去。

他呼吸着潮湿的冷气，他满怀信心和希望——可怕的噩梦似乎已经结束了。

四

克雷莫夫走出小汽车，把灰色的卢比扬卡峡谷打量了一遍。因为长时间的飞机马达声，因为眼前不停地闪过一片片收割完毕和尚未收割的田野、一条条小河、一片片树林，因为心中交替地闪过失望、信心、灰心，这会儿头脑里在轰轰作响。

门开了。他进入窒息人的官气和疯狂的官场严密统治的世界，进入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在战争之外，与战争无关，又在战争之上。

在一个闷人的空房间里，在探照灯似的明亮的灯光下，叫他脱光了衣服。在一个若有所思、穿白大褂的人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打着哆嗦想道，战争的沉雷和钢铁都没有打乱这不知羞耻的手指头一丝不苟的动作。

他想起一名死去的红军战士，在防毒面具里留下进攻前写好的字条儿：“我是为幸福的苏联生活死的，家里还有老婆和五个孩子。”被烧死的坦克手，浑身黑糊糊的，一缕缕头发粘在年轻的头上；成千上万人民的军队，穿过森林和沼地，开炮，打机关枪……

那手指头还在摸着，又镇定，又平静，可是政委克雷莫夫还在炮火下呼喊过：“怎么，格涅拉洛夫同志，您不想保卫苏维埃祖国！”

“转过身去，弯下腰，两脚分开。”

然后，他穿起衣服照相，敞着领口照，板着面孔照，带着表情照，从正面照，从侧面照。然后，他在心里狠狠地骂着娘，在一张纸上盖了手印儿。然后一名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把他裤子上的纽扣剪下来，又拿走他的腰带。

然后他乘着灯光明亮的电梯上去，顺着铺了地毯的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朝前走去，经过一个个带圆孔的门。外科诊所病房。癌外科诊疗室。空气是暖和的，是带有官气的，被电灯照得通亮。这是诊断社会病的x光研究所……

“究竟是谁把我关进来的？”

在这窒闷、不通风的空气中很难思考什么。梦、清醒、过去、未来全都搅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觉……我是不是有过妈妈？也许，我从来没有妈妈。叶尼娅也是可有可无的了。松树顶上的星星，抢渡顿河，德国人的绿色照明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每一个门里面都有人，我要死得像个共产党员，莫斯托夫斯科伊这会儿在哪儿，头轰轰直响，难道是格列科夫朝我开枪，卷发的格里高力·叶甫谢耶维奇，共产国际主席，在这走廊上走，多么难闻、多么闷人的空气，多么讨厌的探照灯光……格列科夫朝我开枪，特别科的坏家伙打我一拳，德国人朝我开枪，不知明天我会怎样，我向你们发誓，我什么罪也没有，要说有罪，只有瞎编，好样的老头子在十月革命节在斯皮里多诺夫那儿唱起歌儿，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当年是这座房子的当家人，亨利·亚戈达，还有明仁斯基，后来就是小个子、绿眼睛的彼得堡无产者叶若夫，现在是又和蔼又精明的贝利亚，当然，当然，我们见过面，我们唱过“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什么罪也没有，要说有罪，只有瞎编，难道要把我枪毙？……

在笔直的走廊里走，而生活是乱糟糟的，又是小道，又是山沟、沼地、小河、草原灰土、未收割的庄稼，挤着走，绕着走，当命运笔直的时候，就直着走，走廊，走廊，走廊里有很多门。

克雷莫夫从容不迫地走着，不快也不慢，好像押着他的士兵不在他后面，在他前面。

他一来到卢比扬卡监狱，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感觉。

“点的轨迹。”他在按指印儿的时候，这样想道。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想，虽然正是这个念头表达了他的新的感觉。

所以产生新的感觉，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他要喝水，会让他喝个够，如果他心脏病发作，突然跌倒在地，也会有医生给他打针抢救。可是他已经不是克雷莫夫，他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他还不理解这一点。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克雷莫夫同志，不能像原来那样穿衣，吃饭，买票看电影，思考，睡觉，总是感觉自己就是自己。克雷莫夫同志本来和所有的人都不同，心灵不同，思想不同，革命前的党龄不同，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与众不同，各种各样的习惯与众不同，气派与众不同，和共青团员或区委书记、工人、老党员、老朋友、求助者谈话的语调也不同。如今他的身体像人的身体，行动和思维像人的行动和思维，但是克雷莫夫同志作为人的实质、他的尊严、他的自由全消失了。

把他押进一间囚室。囚室长方形，光溜溜的镶木地板，有四张床，铺得平平展展，被子连褶都没有，他顿时感觉出来：三个人用人的好奇的目光看着这第四个人。

他们是人，至于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敌视还是漠视，他不知道，但是他们对他的好态度、坏态度、冷漠态度，都是人对人的态度。

他坐到给他指定的床上，那三个人坐在床上，膝头放着打开的书本，都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似乎已经失去的美好、可贵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一个人大块头，宽额头，凸凸的脸，低低的肥厚的额头上面是密密的鬈发，白了的和没有白的，像贝多芬那样蓬乱。

另一个是老头子，两手像纸一样白，光秃的头顶和脸部显得骨骨棱棱的，就好像雕在金属上的浅浮雕，似乎他的血管里流的是雪，不是血。

还有一个和克雷莫夫坐在一张床上，模样很和蔼，因为刚刚摘下眼镜，鼻梁上还带着红红的印子，这人又可怜，又善良。他用手指了指头，微微笑了笑，摇了摇头，克雷莫夫便懂了：看守的士兵在小孔里看着呢，不能说话。

头发蓬乱的人第一个开口说话。

“好吧，”他慵懒然而很和善地说，“我就代表大家欢迎部队来的人。敬爱的同志，您是从哪儿来的？”

克雷莫夫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从斯大林格勒。”

“噢，看到英勇保卫战的参加者，真是高兴。欢迎光临寒舍。”

“您抽烟吗？”白脸老头子很快地问道。

“我抽烟。”克雷莫夫回答说。

老头子点了点头，就低下头看书。

这时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的近视的人说：

“是这样的：我没有给同志们创造方便，我说我不抽烟，就不发给我。”

他问道：

“您离开斯大林格勒很久了吗？”

“今天早晨还在那里。”

“哦……哦……”那个大个子说。“乘飞机来的吗？”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说。

“您说说，斯大林格勒怎么样？我们没有订到报纸。”

“您想吃饭，是吗？”和善而近视的人问道。“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

“我不想吃。”克雷莫夫说。“德国人拿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已经很清楚了。”

“我一直相信这一点。”大个子说。

老头子砰的一声把书合上，向克雷莫夫问道：

“看样子，您是共产党员吧？”

“是的，是党员。”

“小声，小声，只能用小声说话。”和善而近视的人说。

“说到党员身份也要用小声。”大个子说。

克雷莫夫觉得他的面孔很熟悉，他忽然想起这个人：这是莫斯科有名的报幕员。当年克雷莫夫带妻子上圆柱大厅参加音乐会，看到他在舞台上。现在却在这儿见面了。

这时候门开了，看守的士兵往里面看了看，问：

“谁是‘卡’，跟我走！”

大个子回答说：

“我是卡，卡茨涅林鲍肯。”

他站起来，用手指头梳了梳乱蓬蓬的头发，便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这是提审他。”近视的邻床犯人说。

“为什么说‘卡’？”

“这是规矩。前天看守来喊他，就说‘谁是卡茨涅林鲍肯？就叫卡’。真好笑。真怪。”

“是啊，我们都笑了。”老头子说。

“你这个老会计，因为什么也到这儿来啦？”克雷莫夫在心里说。“我也要叫‘克’了。”

犯人们开始睡了，可是强烈的光依然亮着。克雷莫夫觉得有人在小孔里注视着他卷裹脚布，往上提长衬裤，挠胸膛。这是一种专用的灯光，不是为囚室里的人照亮，而是为了能看清他们的活动。如果在黑暗中观察他们更方便的话，就让他们待在黑暗中了。

老会计脸朝墙躺着。克雷莫夫和邻床的近视的人在小声说话，谁也不看谁，而且用手捂着嘴，免得看守的士兵看到他们的嘴巴在动。他们不时地看看旁边空着的床。不知为什么他们在为受审的报幕员担心。近视的人说：

“我们在牢房里都变成兔子了。就像童话里说的，神仙用手一指，人就变成兔子。”

他说起同囚室的人。

老头子也许是社会革命党，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也许是孟什维克，他的姓是德列林格。克雷莫夫过去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人。德列林格在监狱、政治隔离室、劳改营里过了二十多年，接近当年莫罗佐夫、诺沃鲁斯基、弗罗连科、菲格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度过的年限。现在把他押回莫斯科，是因为他又作案：他在劳改营里想就农业问题对被划为富农的犯人作报告。

报幕员和德列林格有同样漫长的狱龄。二十多年之前，他开始在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手下工作，后来又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在叶若夫领导的内务部，在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他有时在中央机关工作，有时主持大规模的劳改营建设。

克雷莫夫原来也错看了和自己说话的这位鲍戈列耶夫。这位难友原来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古董鉴赏专家，有时还写诗，不过他的诗从来没有发表过，因为不符合时代要求。

鲍戈列耶夫又小声说：

“可是现在，您要知道，什么都完了，完了，我也变成了兔子。”

多么荒唐，多么可怕呀，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抢渡布格河、第聂伯河，只有在皮里亚京被围困，只有奥夫鲁奇沼地、马马耶夫冈、“6-1”号楼，只有政治汇报、弹药消耗、政工人员负伤、夜间突击、在战斗中和行军时的政治工作、试射、坦克袭击、火箭炮、总参谋部、重机枪……

在同一世界、同一时间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夜间的审讯、起床号、点名、被押着上厕所、发香烟、搜查、对质、侦讯员、特别会议的决定。

但是这种情形、那种情形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似乎觉得狱友失去自由、住在内部监狱的囚室里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他，克雷莫夫，住在这囚室里、睡在这床铺上就是荒唐的、毫无道理的、不可思议的？

克雷莫夫急不可待地要谈谈自己。他忍不住说：

“我老婆离开我了，没有人给我送东西。”

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卡”的床铺直到早晨都是空的。

五

战前，克雷莫夫有时从卢比扬卡经过，就猜想这昼夜有人活动的房子里在干些什么。被捕的人在这内部监狱里蹲八个月、一年、一年半：在进行侦讯。然后被捕者的家属就收到劳改营里的来信，于是常常出现一些地名：科米、萨列哈尔德、诺里尔斯克、科特拉斯、马加丹、沃尔库塔、科雷马、库兹涅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卡拉达、纳加耶夫海湾……

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内部监狱之后，就永远没有消息了。检察机关通知家属，说这些人被判剥夺通信权十年。但是在劳改营里根本没有判这种刑的犯人。剥夺通信权十年显然指的是枪决。

有人从劳改营里来信，写道，身体很好，很暖和，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寄一些大葱和大蒜去。有人给家属解释说，大葱和大蒜是治坏血病的。至于在侦讯监狱里度过的时间，从来没有人在信里提到。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的夜晚，从卢比扬卡和共青团街经过，是特别可怕的。

闷热的夜晚，一条条街道空荡荡。一座座敞着窗户的楼房黑沉沉的，里面挤满了人，却又像是空旷无人。这种宁静使人毫无宁静感。在遮着白窗帘的明亮的窗户里人影幢幢，在大门口，汽车车门不时地砰砰响着，车灯忽明忽灭。似乎偌大一座城市被卢比扬卡明亮而呆滞的目光封锁住了。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一个的熟人。和他们的距离不能以空间来度量，这是用另外的尺度测定的一种距离。天上人间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越过这一深渊，这深渊等于死的深渊。不过，不是在土里，不是在棺材里，而是在这儿，人还活着，在呼吸，在思考，在哭，没有死。

汽车送来一批又一批被捕的人，成百、成千、成万的人在内部监狱里，在布特尔监狱、列福尔托夫监狱里消失了。

一批批新的工作人员进入区委、人民委员会、军事部门、检察机关、公司、医院、工厂管委会、基层工会、工厂工会、土地管理处、细菌实验室、模范剧院院部、飞机设计院、设计巨型化学与金属产品的研究所，代替被捕的人。

有时候，来接替人民敌人、恐怖分子、破坏分子的人转眼间就成了敌人、异己分子，也被逮捕了。有时又一批接替的人也是敌人，也被逮捕。

有一位列宁格勒的同志悄悄地对克雷莫夫说过，他曾经和列宁格勒同一个区党委的三位书记住在一个囚室里。每一个新上任的书记都揭发过自己的前任，说他是敌人和恐怖分子。在囚室里他们睡在一起，谁也不恨谁。

当年叶尼娅的哥哥米佳·沙波什尼科夫进过这座楼房。腋下夹着一个白色的小包袱，是妻子给他收拾的，有毛巾、肥皂、两套衬衣、牙刷、袜子、三块手帕。他走进这楼房的时候，在脑子里还记着党证上的五位数字、自己在巴黎商务代办处的办公桌、国际车厢，还记着在国际车厢里和妻子明确关系的情景、喝矿泉水和懒洋洋地翻看《金驴记》的情景。

当然，米佳没有任何罪行。可还是把米佳关进来了。克雷莫夫倒是没有被关过。当年柳德米拉的第一个丈夫阿巴尔丘克就在这条灯光明亮、从自由通向不自由的走廊里走过。阿巴尔丘克在前去受审的时候，急不可待地想解开莫名其妙的疑团……可是过了五个月、七个月、八个月，阿巴尔丘克写道：“使我第一次产生杀害斯大林同志的念头的，是德国军事间谍机关的一个头头儿，当初是一位地下工作的领导人使我和他认识的……我们谈话是在五一游行之后，在亚乌斯克林荫道上，我答应再过五天给他最后的回答，我们约定了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地点……”

在这里面进行的工作是令人吃惊的。实在令人吃惊。要知道，当年高尔察克手下一名军官朝阿巴尔丘克开枪的时候，他连眼睛也不眨一眨。

当然，是他们强迫他写假供词栽诬自己。阿巴尔丘克当然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坚强的、列宁主义的老战士，他什么罪也没有。可是把他逮捕了，他写了供词……克雷莫夫没有被关过，没有被捕过，没有被迫写什么供词。

有关这类事的情况，克雷莫夫听说过。有些情况是有的人悄悄对他说的，说过之后还要叮嘱：

“不过你要记住，这事你如果说了，哪怕对一个人，对老婆、对妈妈说了，我就完了。”

有些情况是另外一些人透露的。有的人喝多了酒，听到别人自以为是的愚蠢说法，很不服气，无意中说出几句不留心的话，接着就不作声了，到第二天好像顺便说说似的，打着呵欠说：

“哦，我昨天好像胡说了一些什么话，不记得吧？好，不记得更好。”

有些情况是朋友们的妻子上劳改营里去看过丈夫之后对他说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传闻，都是瞎说。克雷莫夫从来就没有遇到这类事。

可是，你瞧。现在把他关进来了。无法设想的、荒唐的、没有道理的事就出现了。当年关押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白党分子、神甫、富农代言人的时候，他连一分钟也没有考虑过，这些人失去自由，等待判决，心里是什么滋味。他没有想过他们的妻子、母亲、孩子。

当然，当爆炸的炮弹越来越近，伤害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的时候，他已经不那么心安理得了，因为关的不是敌人，而是苏联人，是党员。当然，在把他特别亲近的一些人、他认为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同辈人关进来的时候，他是受到震动的，夜里睡不着觉，思考过，斯大林是否有权剥夺人的自由，折磨他们，枪毙他们。他想到他们遭受的苦难，想到他们的妻子和母亲的苦难。因为他们不是富农，不是白党分子，他们是人，是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他还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样，他克雷莫夫还没有被关过、被流放过嘛，他还没有写过什么供词，没有被迫招认过什么罪状。可是，你瞧。现在把他克雷莫夫，把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关进来了。现在再也无法自我安慰，无法解释，无法说明了。这是事实。

他已经见识了一些情况。牙齿、耳朵、鼻子、光身子的腹股沟都成了搜查的对象。然后是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裤子和衬裤，又可怜又可笑地在走廊里走，近视的人的眼镜也被没收，他们整天惶惶不安地眯着眼睛，揉搓着眼睛。人进了囚室，便成了实验室里的老鼠，就会产生新的反应，说话声音小小的，上床，起床，大小便，睡觉，做梦，时时刻刻都在观察之下。原来这里的一切是这样残酷，这样荒唐，这样不人道，这样骇人听闻。他第一次明白，在卢比扬卡干的事情这样可怕。要知道，这是在折磨他这个布尔什维克、这个列宁主义者，折磨克雷莫夫同志呀。

六

一天天过去。没有提审克雷莫夫。

他已经知道什么时间吃饭，吃些什么，知道放风的时间和洗澡的时间，知道监狱烟草的烟气、点名的时间，知道图书室里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书，认识了一些看守的面孔，常常惶惶不安地等待着同囚室的人被提审归来。被提审次数最多的是卡茨涅林鲍肯。提审鲍戈列耶夫总是在白天。

没有自由的生活！这是疾病。失去自由就等于失去健康。电灯亮着，水龙头里有水，钵子里有菜汤，但是灯光、水、面包都是不同的：是专门供应给你的。有时为了侦讯的需要，可以使犯人一时见不到灯光，吃不到饭，睡不成觉。因为他们得到这一切，不是为了他们本身，这是对待他们的一种工作方法。

瘦得皮包骨的老头子被提审过一次，他回来以后，很神气地说：

“我三个小时不开口，侦讯官先生终于弄清楚了，我的姓确实是德列林格。”

鲍戈列耶夫总是非常和蔼可亲，和同囚室的人说话总是用十分尊敬的口气，常常询问狱友的健康和睡眠情形。有一天，他对克雷莫夫念起诗来，后来他忽然停住，说：

“对不起，您好像不感兴趣呀。”

克雷莫夫笑了笑，说：

“说实在的，我一窍不通。不过我过去看过黑格尔的书，我倒是懂。”

鲍戈列耶夫非常害怕提审。他一听到值班的看守来传他去受审，就惊惶失措。每次受审回来，似乎都瘦了，小了，老了。

他说起对他的审讯，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绕来绕去，而且眯着眼睛。无法理解他的罪名是什么：也许是说他有意谋害斯大林，也许是说他不喜欢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作品。

有一次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对鲍戈列耶夫说：

“您可以帮助他们制造一条罪状。我劝您这样编造：‘我对一切新事物怀有刻骨的仇恨，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艺术作品，我都不满意。’这样也不过判十年徒刑。尽量不要揭发自己的朋友，揭发朋友并不能保护自己，相反，他们倒是会说您参加什么组织，就会把您关进保密劳改营。”

“您怎么啦，”鲍戈列耶夫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能怎么办？”

他常常就他喜欢的话题小声发表议论：我们都是童话中的人物。不论是威风凛凛的师首长、伞兵，不论是马蒂斯、皮萨列夫的高徒，不论是党员、地质学家、肃反工作人员、五年计划的建设者、驾驶员、巨型钢铁产品的制造者，都是童话中的人物。我们本来神气活现，信心十足，可是一跨进这奇异的楼房的大门，魔杖一挥，我们就变成小不点儿，变成小猪崽子、小松鼠。现在我们算什么？不过是小虫儿，不过是蚂蚁蛋儿。

他的见解独到、奇特，显然也很深刻，不过在日常生活方面气量却很狭小，常常担心发给他的东西比别人的少，比别人的坏，担心缩短了放风时间，担心有人在放风时间吃他的东西。

生活中充满各种各样的事件，但生活是空虚的，是虚假的。囚室里的人生存在干涸的河槽里。侦讯员在侦查这河槽、石头、裂缝、高高低低的堤岸。但是当初冲成这河槽的水已经没有了。德列林格很少和人说话，如果说话，大半是和鲍戈列耶夫，显然因为他不是党员。不过他在和鲍戈列耶夫说话的时候，常常发火。

“您是一个怪人，”有一次他说，“第一，您对您瞧不起的人又恭敬又亲热，第二，您天天问我身体怎样，其实我是死是活对于您完全是一样。”

鲍戈列耶夫抬起头看着囚室的天花板，把两手一摊，说：“您听着。”于是拖长声调念道：

“你的甲壳是什么做的，可是龟甲？”

我这样问，得到这样的回答：

“这是我积累的恐惧做成的，

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结实！”

“这是您写的诗吗？”德列林格问道。

鲍戈列耶夫又把两手一摊，没有回答。

“老头子很害怕，积累了不少恐惧。”卡茨涅林鲍肯说。

吃过早饭以后，德列林格给鲍戈列耶夫看了看一本书的封面，问道：

“您喜欢吗？”

“说实在的，不喜欢。”鲍戈列耶夫说。

德列林格点了点头。

“我也不赞赏这部作品。盖奥尔吉·瓦连季诺维奇说：‘高尔基塑造的母亲形象是圣像，工人阶级不需要圣像。’”

“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读《母亲》，”克雷莫夫说，“……怎么是圣像？”

德列林格用幼儿园保育员的语调说：

“所有希望奴役工人阶级的人，都需要圣像。比如，在你们共产党的神龛里就有列宁的圣像，也有圣斯大林的圣像。涅克拉索夫不需要圣像。”

似乎不光是他的头顶、额头、手、鼻子是用白骨头旋成的，他的话也当当响，好像是骨头做成的。

“噢呀，真是一个坏家伙。”克雷莫夫在心里说。

鲍戈列耶夫生起气来。克雷莫夫从来没看到这个和蔼可亲、善于隐忍的人这样生气。鲍戈列耶夫说：

“您在对诗的认识方面，只知道有涅克拉索夫，却不知后来又出了布洛克，出了曼德尔施塔姆，出了赫列布尼科夫。”

“曼德尔施塔姆我不了解，”德列林格说，“可是赫列布尼科夫不过是颓废、堕落。”

“去您的吧！”鲍戈列耶夫第一次十分激烈地大声说。“我讨厌透了您那普列汉诺夫的老一套说教。在咱们这房间里，你们是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对诗歌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诗是怎么一回事儿。”

说来很奇怪。克雷莫夫一想到，在看守人员的眼里，不论值夜班的、值日班的人员眼里，他这个布尔什维克、这位政委竟和坏老头子德列林格没有任何不同，他就特别不痛快。

所以现在，他这个一向反对象征派、颓废派、一生喜欢涅克拉索夫的人，宁愿在争论中支持鲍戈列耶夫了。

如果皮包骨的老头子说起叶若夫的坏话，他也会信心十足地代为辩护的，会说枪毙布哈林是正确的，妻子不揭发丈夫被流放也是正确的。可怕的判决、可怕的审讯都是正确的。

可是皮包骨的老头子没有说。

这时候一名看守走进来，带德列林格去厕所。

卡茨涅林鲍肯对克雷莫夫说：

“我和他两个人在这房间里过了五天。他一句话也不说。我对他说，两个犹太人，都上了年纪，在卢比扬卡附近的村子里一块儿过了好几个晚上，一句话也不说，实在好笑。不行！他就是不说话！为什么不睬人？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说话？是有血海深仇还是夜里在拉克鲍伊麦拉赫杀了神甫？他要怎样？真是一个老小孩儿。”

“是敌人。”克雷莫夫说。

显然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对德列林格非常感兴趣。

“您要知道，他的罪行很重！”他说。“不可思议！他已经在劳改营里待了很多年，前面还有棺材等着他，可是他毫不在乎。我真羡慕他！来提审他，喊：谁是‘德’？他像树桩一样，就是不作声。直到喊他的姓，他才答应。领导人来到囚室里，打死他，他也不站起来。”

等到德列林格上厕所回来，克雷莫夫对卡茨涅林鲍肯说：

“在历史法庭面前，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你我虽然在这里面，还是要痛恨共产主义的敌人。”

德列林格带着好笑和好奇的神气看了看克雷莫夫。

“什么历史法庭，”他没有对着任何人，只是说，“这是历史性的迫害！”

卡茨涅林鲍肯羡慕德列林格的刚强也是枉然。他的刚强已经不是人的刚强。是一种盲目的、非人的狂热用自己的化学热在燃烧空虚而冷漠的心。

俄罗斯的轰轰烈烈的战争、和战争有关的一切大事都很少触动他，他不问前方的战事，也不问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他不知道新兴的城市，也不知道大力发展的工业。他过的已经不是人的生活，而是在独自下一局没完没了的、抽象的狱中棋。

克雷莫夫倒是对卡茨涅林鲍肯很感兴趣。克雷莫夫感觉出来、看出来，卡茨涅林鲍肯很聪明。他说笑，打诨，瞎扯，但他的眼睛却是深沉的、懒懒的、疲惫的。见过世面、厌倦了人生而不怕死的人的眼睛往往是这样的。

有一次谈起在北冰洋沿岸建筑铁路，他对克雷莫夫说：

“这计划是非常美好的。”

接着又说：

“不过，要实现这一计划，得付出上万人的生命。”

“是有些可怕。”克雷莫夫说。

卡茨涅林鲍肯耸了耸肩膀，说：

“您要是看看劳改队怎样去上工就好啦。全都像死人一般沉默着。头顶上是绿的和蓝的北极光，四周围都是冰雪，黑沉沉的北冰洋在怒吼。在这儿也可以看到强大的力量。”

他劝克雷莫夫说：

“应该帮助侦讯员，他是新干部，很难完成任务……如果帮助他，给他指示，那也是帮助自己，免得一次一次的提审。结果反正一样：专门会议会作出早就作出的决定。”

克雷莫夫正要和他争论，他又说：

“个人清白——是中世纪残余，是神话。托尔斯泰说，世界上没有有罪的人。我们肃反工作人员却得出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摩尔人已经把事情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嘛。”

他认识克雷莫夫的很多朋友，有些是在一九三七年经他审讯时认识的。他说起经他审讯的人，既不痛恨，也不抱愧，使人觉得有些奇怪，他说：“这人很有意思，”“真是怪人，”“这人挺讨人喜欢。”

他常常提到法朗士，提到《阿巴纳斯随想录》，喜欢引用巴别尔笔下别尼亚·克里克的话。他说起大剧院的歌舞演员，都亲切地叫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搜集了不少珍本古书。他说了说他在被捕前不久搜集到的一部拉季谢夫文选有多么珍贵。

“要是能把我搜集到的书交给列宁图书馆，那就好了，”他说，“要不然那些浑蛋会让那些书散失了，因为他们不懂书的价值。”

他的妻子是芭蕾舞演员。他担心拉季谢夫文集的命运，显然胜过担心妻子的命运。克雷莫夫说到这个想法，他回答说：

“我的安格琳娜是一个聪明女子，她不会倒霉的。”

似乎他什么都明白，但是什么感情也没有。一些很普通的概念，如离别、磨难、自由、爱情、女人的忠贞、痛苦，他都无法理解。他说起他在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头几年，他的声音中出现了兴奋的意味。

“那时候多好呀，那些人多棒呀。”他说。

至于克雷莫夫一生的所作所为，他认为那属于宣传范畴。

他说过斯大林：

“敬佩斯大林，胜过敬佩列宁。他是我真正爱戴的唯一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当年参与制定处治反对派首领方案、在贝利亚手下主持北极圈大规模劳改营建设的人，如今在自己原来工作的楼房里，夜间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裤子前去受审，为什么竟这样心平气和，处之泰然？而孟什维克德列林格用沉默对他表示不满，他却那样不安，那样难受？

有时克雷莫夫自己也怀疑起来。为什么他在给斯大林写信的时候，那样愤怒、冲动，浑身打颤，浑身冒汗。摩尔人已经把事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这事就出在一九三七年，好几万党员，都是像他这样的，甚至比他更好。摩尔人可以走了。为什么他现在对“汇报”这个词儿这样反感？仅仅是因为他坐了牢，正是由于什么人的汇报。过去他常常听取排里政治时事宣传员的政治汇报。那是很平常的事。很平常的汇报。红军士兵里亚鲍什坦贴身戴着十字架，说共产党员是不懂天理的人；里亚鲍什坦进了惩戒连，活了多久呢？红军士兵高尔杰耶夫说他不相信苏联武装力量的强大，认为希特勒一定会胜利；高尔杰耶夫进了惩戒排，活了多久呢？红军士兵马尔凯维奇说：“所有共产党员都是贼，等时候一到，我们用刺刀把他们戳死，人民就自由了。”军事法庭判处马尔凯维奇死刑。都是他汇报的。他还向方面军政治部汇报过格列科夫，如果不是德国的炸弹把格列科夫炸死的话，会当着很多军官的面把他枪毙的。那些被送进惩戒营、被法庭判了刑、在特别科被审讯的人，又是什么感觉呢？

可是在战前，他多次参与办理这一类的案件，心安理得地看待一些朋友的话：

“我在党委说过我和彼得的谈话。”

“他在党的会议上如实地交代了伊万来信的内容。”

“一传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他交代了同志们的思想情况，也交代了瓦洛佳多次来信的内容。”

是的，是的，这些情况都有过。

唉，这又管什么用……所有这些解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不能帮助任何人走出监狱。其真正用意只有一点：为的是自己不陷入泥坑，自己摆脱。

克雷莫夫没有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朋友，实在没有，虽然他不喜欢干这类事情，怕这类事情，千方百计地逃避。他为什么冲动，为什么打颤呢？他希望怎样呢？是希望卢比扬卡的值班看守知道他的孤独？希望侦讯人员同情他被心爱的女子扔掉，在分析案情时要考虑到他夜夜在呼唤她，在咬自己的手，考虑到他母亲还唤他的小名？

夜里克雷莫夫醒来，睁开眼睛，看见德列林格在卡茨涅林鲍肯床前。明亮的电灯光照在老囚犯的背上。鲍戈列耶夫也醒了，用被子盖着腿，坐在床上。

德列林格冲到门口，用皮包骨的拳头擂起门来，用骨头般的声音叫喊起来：

“喂，值班的，快叫医生，犯人心脏病发作啦！”

“别叫，住嘴！”值班看守跑到小孔跟前，喝道。

“怎么能不叫，人要死啦！”克雷莫夫大声叫道。他也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口，和德列林格一起用拳头擂起门来。他看到鲍戈列耶夫又在床上躺下来，用被子蒙住头，显然是怕参与这夜晚的特别事件。

一会儿门就开了，走进来好几个人。

卡茨涅林鲍肯昏迷了，他身躯高大，老半天才把他弄到担架上。

早晨，德列林格突然向克雷莫夫问道：

“请问，您这位共产党的政委在前方是不是常常遇到不满的表现？”

克雷莫夫问：

“什么样的不满，对什么不满？”

“我指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化政策、对战争的总的领导不满，总之，是指政治上的不满的表现。”

“从来没有。类似的思想表现连影子也没有遇到过。”克雷莫夫说。

“噢，噢，当然，我也是这样想。”德列林格说，并且满意地点了点头。

七

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围德国人的主张，被认为是十分英明的。

在保卢斯军队两翼秘密集结大量兵力，是袭用原始时代就诞生的原理：当光脚、歪额头、大颌骨的原始人要包围进入洞穴的森林野兽的时候，就是悄悄地在灌木丛中爬的。有什么惊异的呢，是惊异木棒和远程大炮的不同，还是惊异古老武器和新式武器的原理几千年来没有变化？

不过，了解了人类活动的螺旋在不断地向更广和更高的方向增加其螺旋线的同时，却有一个不变的轴，既不必感到失望，也不必感到惊异。

虽然成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关键的包围原理不是新的，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组织者们正确地选定了运用这一古老原理的地区，毫无疑问是有功绩的。他们还正确地选定了进行这一战役的时机，很好地训练了军队，巧妙地集结了军队；使三方面军（即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很好地配合，也是组织者的功绩；在没有自然条件作掩护的草原地带秘密集结兵力也是很不容易的。南面的部队和北面的部队要从德国人的左肩和右肩擦过，在卡拉奇会合，包围敌人，打碎保卢斯部队的骨头，摘取其心和肺。要花费很多力气制订战役的细节，侦察敌军的火器、兵力、后方、交通线。

不过，最高统帅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沃罗诺夫、叶廖缅科、罗科索夫斯基和总参的许多有才能的军官参与的这次战役的筹划，其基础仍然是原始人早已运用于战斗实践的两翼包围敌人的原理。

天才的定义只适用于实现了新的思想的人，而且新思想是指核心，不是皮壳；是轴，不是绕轴转的螺旋圈儿。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时代起，所有战略与战术的拟定，都和这一类的神奇行动毫无共同之处。人的意识震慑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常常把规模之大和统帅的思想成就之大混为一谈。

战争的历史表明，统帅们在突破防线的战斗中，在追击、迂回、包围战中，运用的并不是新的原理。他们运用的是尼安德特人时代就知道的原理，可以说，这些原理就连那些包围牲口的狼和抵御狼的牲口都知道。

一个能干而认真负责的厂长，一定会保证原料和燃料的及时供应，使各车间保持联系，使工厂生产所需要的几十种大大小小的条件得到满足。

可是，如果历史学家说，是厂长的活动创造了冶金学、电工学和金属的伦琴射线原理，研究工厂史的人的意识就会不赞成：发明伦琴射线的是伦琴，不是我们的厂长……炼铁炉在我们的厂长以前就有了。

真正伟大的科学发明可以使人变得比大自然更聪明。大自然借助这些发明、通过这些发明认识自己。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在认识空间、时间、物质和力方面所做的事，就属于这样的人类伟大事件。人类通过这些发明，创造了超过自然存在的深度和高度，因此促进了自然界的自我认识并促使自然界更加丰富。

有些已经自然形成的、可以看到、可以感触到的已经存在的原理，只是由人说出来，这是低一级的，是二级发明。鸟飞、鱼游、风滚草和圆石的滚动、风吹得树木摇摇晃晃并且摆动枝叶、海参的喷射运动——这一切都是这种或那种可以感触到的、明显的原理的表现。人类从现象中得出原理，应用于人类环境中，并且根据需要和可能性不断地加以发展。

飞机、涡轮机、喷气式发动机、火箭在生活中是有巨大意义的，人类制造出这些东西应归功于人类的才能，不过并不是天才。

运用人类发现和总结出来的、而不是自然显示的原理做出的发明，属于二级发明，比如在无线电、电视、雷达方面得到运用和发展的电磁场理论原理。释放原子能也属于这样的二级发明。建成第一个核反应堆的费密不应当希求得到人类天才的称号，虽然他的发明已成为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开端。

人类借助新的条件，不断地改进人类活动环境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比如，在飞行器上安装新的发动机，把轮船上的蒸汽发动机换成电力发动机，又把电力发动机换成原子能发动机，这在发明中属于更低级，属于第三级了。

今天的战争艺术是新的技术条件与旧的原理相配合，人类在这方面的活动，正是属于第三级。否定领导作战的将军的活动在军事上的意义，是不对的。不过，把将军称为天才也是不对的。这样看待一位有才能的指挥生产的工程师，是荒谬的；这样看待一位将军，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有害的，是危险的。

八

两个大锤，每一个都是由几百万吨钢铁和活人血肉铸成的，一南一北，等待着信号。

首先发起进攻的是部署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的部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七时三十分，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全线发起了长达八十分钟的强大炮击。炮兵徐进弹幕射击，猛攻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盘踞的阵地。

八时五十分，步兵与坦克发起进攻。苏军士气空前高涨。第七十六师在该师管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乐声中发起冲锋。

下午，敌人防御配系的战术纵深被突破。战斗在广大的地带展开了。

罗马尼亚第四军被击溃了。罗马尼亚第一骑兵师被分割，它与克莱尼亚地区第三集团军其余部队的联系已被切断。

第五坦克集团军从谢拉菲莫维奇西南三十公里的高地上发起进攻，突破罗马尼亚第二军的阵地，很快地向南推进，快到中午的时候，已经占领了佩列拉佐夫以北的高地。苏军的坦克军和骑兵军转向东南方推进，傍晚时候就到达古森卡和卡尔梅科沃，深入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后方六十公里。

一昼夜之后，十一月二十日拂晓，集结在斯大林格勒南方加尔梅克草原上的部队发起进攻。

九

诺维科夫在拂晓前很久就醒来了。诺维科夫是那样兴奋，以至于自己感觉不出兴奋了。

“军长同志，您喝茶吗？”维尔什科夫认真又亲热地问道。

“好，”诺维科夫说，“你告诉炊事员，叫他煎几个鸡蛋。”

“上校同志，煎什么样儿的？”

诺维科夫一时没有说话，思索了一会儿，维尔什科夫以为军长在考虑问题，没有听到他的问话。

“煎荷包蛋。”诺维科夫说过，看了看表。“你去看看格特马诺夫起来没有，过半个钟头咱们就要动身了。”

他觉得他没有想，过一个半小时就开始炮火准备，没有想天空就要被几百架强击机和轰炸机闹得轰轰叫起来，没有想工兵就要爬着去剪铁丝网和清除地雷，步兵就要拖着机枪朝着他在炮队镜里观察过多次的雾蒙蒙的山冈奔去。他似乎没有感觉到此时此刻他和别洛夫、马卡罗夫、卡尔波夫的关系。他似乎没有想，昨天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苏军坦克进入炮兵和步兵突破的德军防线之后，不停地朝卡拉奇方向推进，再过几个小时，他的坦克就要从南面开去，与北面来的坦克会合，以便包围保卢斯的军队。

他没有想方面军司令部，没有想，明天斯大林也许会在自己的命令中提到诺维科夫的名字。他没有想叶尼娅，没有回忆他在布列斯特跑向机场、天空升起德寇发动的战争的第一道火光的那一天黎明。

但是，他没有想的一切，都在他心中。

他想的是，穿软底的新靴子呢，还是穿皮靴，可不能把烟盒忘了。他想：哼，狗崽子，又给我冷茶。他在吃煎鸡蛋，还掰下一块面包，仔细地揩煎锅上的油。

维尔什科夫报告说：

“您给我的任务完成啦。”

马上又用谴责的语调和信任的口气说：

“我问卫兵：‘他在家吗？’卫兵回答说：‘他能上哪儿去，在跟娘们儿睡觉呢。’”

卫兵说的是比“娘们儿”更难听的词儿，但是维尔什科夫认为，和军长说话不能用这样的词儿。

诺维科夫没有作声，用手指头在扫桌上的面包渣子。

一会儿，格特马诺夫走了进来。

“喝茶吗？”诺维科夫问道。

格特马诺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该动身了，诺维科夫同志，茶喝过了，该去打德国佬了。”

“嘿，好家伙。”维尔什科夫在心里说。

诺维科夫走进军部的屋子，和涅乌多布诺夫谈了谈联络问题和转发命令问题，又看了看地图。

黑沉沉的夜色，似乎一片寂静，诺维科夫不由得想起在顿巴斯的童年。那时的黎明就是这样，似乎一切都在沉睡，可是过几分钟，空中就会充满汽笛声，人们就会朝矿井和工厂大门走去。但是在汽笛声响起之前就醒来的小别佳·诺维科夫知道，千百只手已经在黑暗中摸裹脚布、靴子，许多妇女已经光着脚在地上走，锅碗瓢盆已经在叮当响了。

“维尔什科夫，”诺维科夫说，“把我的坦克开到观察所，今天我要用。”

“是，”维尔什科夫说，“我把所有的东西装上去，您的东西，政委的东西。”

“别忘了带上可可。”格特马诺夫说。

涅乌多布诺夫披着军大衣走到台阶上。

“刚才托尔布欣中将打电话问，军长是不是上观察所了。”

诺维科夫点了点头，捅了捅司机的肩膀：

“走吧，哈里托诺夫。”

汽车出了小镇，离开最后一户人家，转了一个弯，又转了一个弯，就朝正西开去，擦过一片片白雪和枯草丛。汽车经过一片洼地，第一旅的坦克就集结在这里。诺维科夫忽然对司机说：

“停下！”

他跳下车来，朝着在晨曦中显得黑黝黝的坦克走去。他走着，不和任何人说话，注视着一个个人的脸。他想起前几天在乡村广场上看到的未剪过头的新兵小伙子们。确实，他们是孩子，可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他们到炮火底下去——总参谋部的计划，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一个小时之后他要向各旅旅长发出的命令，政工人员要对他们说的话，作家们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和诗歌。冲啊，冲啊！在黑沉沉的西方他们将遇到的是这种命运：朝他们射击，砍杀，坦克的履带把他们碾碎。

“要举行婚礼啦！”是的，不过没有甜葡萄酒，没有手风琴。“苦啊！”诺维科夫就要这样叫了，十九岁的新郎官们不会转过头去，会老老实实地吻他们的新娘。

诺维科夫觉得他似乎是在自己的弟弟、侄儿、街坊邻居的孩子们中间走着，几千个无形的农妇、姑娘、老妈妈在看着他。

母亲们否定了战争时期存在着派任何人去死的权力。在战场上也能遇到一些暗中同情母亲们的人。这些人说：“别动，别动，你上哪儿去，听，火力多么猛。让他们在那儿等我的报告吧，你在这儿烧烧开水好啦。”这样的人在电话里向上级报告说：“是，把机枪推出去！”可是，放下话筒，就说：“推到前面没有意思，会把一个好小伙子打死的。”

诺维科夫朝自己的坦克走去。他的脸显得阴沉而僵硬，似乎吸进不少十一月拂晓时候黑沉沉的潮气。当坦克发动起来的时候，格特马诺夫用会意的目光看了看他，说：

“诺维科夫同志，你可知道，正是在今天，我很想对你说说：我真喜欢你，你要明白，我相信你。”

十

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声音，似乎世界上既没有草原，也没有晓雾，也没有伏尔加河，只有寂静。黑云上飞过一阵轻快而明亮的波纹，然后灰色的晓雾又变成深红色，忽然轰隆声震动了天空与大地……

近处的炮声与远处的炮声连成一片。回声把连成一片的声音储存起来，又把复杂交错的声音扩散开去，这声音便充满了辽阔战场的巨大空间。

泥土房屋在打颤，黄土从墙上掉下来，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草原村庄里一户户人家的门自动开了又自动关上，湖上的薄冰裂了缝。

狐狸摇着长满软毛的沉甸甸的尾巴跑起来，兔子也跑，不是躲狐狸，而是跟着狐狸跑；夜间的猛禽和白日的猛禽也许是第一次汇合在一起，挥动沉甸甸的翅膀，飞上天空……有些黄鼠也糊里糊涂地从洞里跑出来，就好像迷迷糊糊、头发蓬乱的汉子从着了火的房子里往外跑。

发射阵地上潮湿的早晨的空气，似乎因为接触到几千门大炮的滚热的炮筒，温度上升了一度。

在前沿观察所，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苏军炮弹的爆炸，看到黑色和黄色的硝烟在旋转，泥土和肮脏的雪纷纷扬起，看到炮火的白光。

炮声停了。一团团硝烟慢慢化为一缕缕干燥、炽热的长发，与潮湿、寒冷的草原雾混合到一起。

天空马上充满新的声音，轰轰隆隆，又沉重，又响亮。一批批苏联飞机向西飞。飞机的轰隆声、啸声、吼声使灰云蔽日的模糊天空变得清晰可触。装甲强击机和歼击机贴近地面飞行，像低低的云片，而在云片之中和云片之上是用粗嗓门儿吼叫的不易看到的轰炸机。

德军飞机盘旋在布列斯特上空，而伏尔加河畔的草原之上是苏军的天空。

诺维科夫没有想这些事，没有回忆，没有比较。他正在经历的事比回忆、比较、思考更重要。

一切安静下来。等着寂静之后发出冲锋信号的人，准备一见到信号就朝罗马尼亚集团军阵地扑过去的人，一时间都在转瞬的寂静中屏住气息。在无声无息、浑浊的太古海洋一般的寂静中，在这几秒钟里，定好了人类发展曲线的转折点。参加保卫祖国的决战多么好，多么幸福。迎着死亡站起来，不是逃避死亡，而是跑去迎接死亡，多么沉痛，多么可怕。年纪轻轻地死去，多么可悲。希望活，希望活着。但愿保留年轻的生命，保留活得还太少的生命，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愿望比这更强烈的了。这种愿望不在思想中，它比思想更强烈，它在呼吸中，在鼻孔中，在眼睛里，在肌肉里，在贪婪地吸收氧气的血红蛋白中。这愿望是如此之大，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没有什么能测量其大小。可怕。冲锋前的时刻实在可怕。

格特马诺夫大声地、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看了看诺维科夫，看了看战地电话机，看了看无线电发报机。

格特马诺夫看到诺维科夫的脸，感到十分惊异。这张脸已经不是格特马诺夫几个月来常常看到的那张脸。原来那张脸各种各样的表情他都见过的，不论在愤怒的时候、忧虑的时候、傲慢的时候，不论在高兴的时候、愁眉苦脸的时候。

没有压下去的罗马尼亚炮队一个一个地复活了，从纵深处朝前沿阵地进行急促射击。强大的高射炮也对准地面目标开了火。

“诺维科夫同志，”格特马诺夫激动地说，“到时候啦！别考虑太多！”

不仅是在战争时期，他总认为，为了事业牺牲一些人是很自然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诺维科夫不肯发命令，他吩咐接通重炮团团长洛帕津的电话，刚才他的大炮轰击过拟定的坦克运动的中心地带。

“你瞧着吧，诺维科夫同志，托尔布欣会骂你的。”

格特马诺夫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诺维科夫不仅对格特马诺夫，对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可笑的温情。

“我们会损失很多坦克的，心疼坦克呀，”他说，“几十部漂亮的坦克呀，总共不过几分钟的事，等我们把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压下去，他们就在我们掌心里了。”

在他面前的草原上一片硝烟。和他一起站在战壕里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各坦克旅旅长在等待着他通过无线电发出的命令。他充满了一名上校惯有的战斗激情，很不斯文的功名心在紧张地突突跳动，而且格特马诺夫在催促他，他也怕上级。而且他清楚地知道，他对洛帕津说的话，总参历史科不会有人研究的，不会受到斯大林和朱可夫的称赞，不会使他得到盼望已久的苏沃洛夫勋章。

有一种权力，大于不加考虑就叫人去死的权力，那就是在叫人去死的时候深思熟虑的权力。诺维科夫行使了这一权力。

十一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等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的报告。

他看了看表；炮火准备刚刚结束，步兵已出动，机动部队准备进入炮兵冲开的突破口。空军的飞机在轰炸后方、道路、机场。

十分钟之前，他和瓦图京通过话：西南方面军坦克部队与骑兵部队的推进超过了预计。

他拿起铅笔，看了看仍然沉默的电话机。他想在地图上标出南路人马开始运动的位置。但是一种迷信的感觉使他放下了铅笔。他清清楚楚感觉到，希特勒此时此刻正在想着他，并且知道他也在想着希特勒。

丘吉尔和罗斯福相信他，但是他明白：他们的信任不是绝对的。他们使他生气的是，他们虽然喜欢和他协商，但是在和他商议之前，他们之间已经商量好了。

他们知道，战争来了，总会过去的，而政治是永远存在的。他们赞赏他的逻辑、他的知识、他的清楚的头脑；他们使他恼火的是，总认为他是亚洲式的统治者，不是欧洲式的领袖。

他忽然想起托洛茨基那带有蔑视意味、微微眯着的、凌厉逼人的、聪明的眼睛，他第一次感到可惜，可惜托洛茨基已经不在人世，要不然让他看看今天多好呀。

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身体是强壮的，嘴里没有像铅一样讨厌的味道，心口也不疼。在他来说，生的感觉和强的感觉是一回事。战争开始以后，斯大林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元帅们看到他发火，呆呆地、笔直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仍然感到苦恼；当几千人在大剧院里站着向他致敬的时候，他还是感到苦恼。他总觉得，周围的人一想起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天的张皇失措，就偷偷地嘲笑他。

有一次，当着莫洛托夫的面，他抓住自己的头发，嘟哝说：“怎么办……怎么办呀……”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他变了腔调，大家都垂下了头。他有好几次发出毫无意义的指示，他看出，大家都明白这些指示毫无意义……七月三日，他开始发表广播讲话的时候，心情十分慌乱，喝着治病的矿泉水，电波把他的慌乱心情传送出去……朱可夫在六月末不客气地反驳他，他一时间十分尴尬，说：“您想怎样就怎样吧。”有时他想把重任让给在一九三七年被杀害的雷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让他们领导军队、领导国家吧。

他有时会出现十分可怕的感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不光是他今天的敌人。他想象到，跟在希特勒的坦克后面，在硝烟与灰尘中朝他走来的还有那些似乎被他永远制服了、被他打得永世不能翻身的人。那些人从冻土中爬出来，炸翻他们头上的永久冻土，冲破重重铁丝网。载满复活的人的一列列火车从科雷马开来，从科米共和国开来。许许多多农村妇女、儿童从土里爬出来，脸上带着可怕、悲痛、憔悴不堪的神情，走着，走着，用善良而悲伤的眼睛在找他。他比谁都清楚，审判失败者的不只是历史。

有时他恨死了贝利亚，因为贝利亚显然了解他的心情。所有这一切不好的、软弱的情绪持续了不久，只有几天，这一切只是有时候冲出来。

但是他还是常常有沮丧感，胃灼热搅得他不得安宁，后脑常常疼痛，有时头晕得可怕。他又看了看电话机：叶廖缅科该向他报告坦克推进的情况了。现在到了他显示威力的时候。此时此刻决定着列宁缔造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合理的中央集权也是在此刻获得实现的可能性，以便在建设大型工厂，建立原子能发电站和热核装置，制造喷气式飞机和涡轮螺旋桨飞机、宇宙火箭和洲际火箭，建筑摩天大楼、科学宫，开凿新的运河和海，在北极圈里建筑公路和城市中实现中央集权。

此时此刻决定着被希特勒占领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巴尔干国家的命运，将要宣布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和莫阿比特监牢的瓦解，在准备打开纳粹分子建立的九百处集中营和劳动营的大门。

还决定着即将前往西伯利亚的德军战俘的命运。也决定着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苏军战俘的命运，后来在他们获得释放之后，斯大林决定把他们送往西伯利亚，分享德军战俘的命运。

还决定着米霍埃尔斯及其朋友和演员祖斯金、作家贝格尔森、马尔基什、费费尔、克维特科、努西诺夫的命运，要不然在处决以沃夫西教授为首的一批犹太医生的恶性案件之前他们就被处死了。

还决定着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命运。决定着苏联农民和工人的命运。决定着苏联思想、文学和科学的自由。

斯大林心情激动。此时此刻，国家未来的强盛和他的意志是一致的。他的伟大、他的天才不在于他本身，不以国家与武装力量的大小为转移。他写的书、他的学术著作、他的学说能够有意义，能够成为千百万人研究和赞颂的对象，只有在国家取得胜利的时候。

给叶廖缅科的电话接通了。

“喂，你那儿怎么样？”斯大林也不问好，径直问道。“坦克出动了吗？”

叶廖缅科听到斯大林带火气的声音，赶紧把香烟熄灭了。

“没有，斯大林同志，托尔布欣的炮火准备还没有结束。步兵已经扫清前沿，坦克还没有进入突破口。”

斯大林清清楚楚地骂了几声娘，就把话筒放下。

叶廖缅科又把香烟点着了，便给五十一集团军司令打电话。

“为什么坦克到现在还没有出动？”他问道。

托尔布欣一只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拿着一块大手帕在揩胸膛上的汗。他的制服敞开着，雪白的衬衣敞着的领口里露出胖得打褶的脖根。

他克制着喘气，用肥胖人那种不慌不忙的语调回答（因为肥胖的人不仅理智上明白，而且全身都明白，着急是不行的）：

“刚才坦克军军长向我报告说，在预定的运动中心地带还有敌人的炮火没有压下去。他要求再等几分钟，让我军炮火把敌方炮火压下去。”

“不能再等！”叶廖缅科严厉地说。“让坦克立即出动。过三分钟向我报告。”

“是。”托尔布欣说。

叶廖缅科本想把托尔布欣骂一顿，可是却突然问道：

“您怎么喘得这样厉害，病了吗？”

“没有，我身体很好，叶廖缅科同志，我刚才吃过早饭。”

“立即行动吧。”叶廖缅科说过这话，放下话筒，随口说：“吃早饭吃得气都喘不上来啦。”又骂了一句很难听的。

等到坦克军军部指挥所里的电话机嗡嗡响起来的时候，虽然因为重新开始的炮轰听不清话筒里的声音，诺维科夫还是明白了，这是集团军司令要求他立即率领坦克进入突破口。

他听完了托尔布欣的话，心里想：“早就料到啦。”他回答说：

“是，中将同志，马上执行。”

然后他朝着格特马诺夫笑了笑，说：

“再打上四分钟还是需要的。”

过了三分钟，托尔布欣又打来电话，这一次他不喘了。

“上校同志，您在开玩笑吧？为什么我听到还在炮击？立即执行命令！”

诺维科夫吩咐电话员接通炮兵团长洛帕津的电话。他听到洛帕津的声音，但他没有说话，看着秒针在走动，等待打满第二个四分钟。

“嘿，我们的头儿真行！”格特马诺夫出自内心地赞叹说。

又过了一分钟，炮声停息下来的时候，诺维科夫戴起耳机，呼唤打头冲向突破口的坦克旅旅长。

“别洛夫！”他喊道。

“有。军长同志。”

诺维科夫张大了嘴，用醉汉般的发狂的声音叫道：

“别洛夫，出动！”

青色的硝烟搅得晨雾更浓了，马达的吼声震得空气嗡嗡直响，坦克军进入突破口。

十二

十一月二十日凌晨，加尔梅克草原上的大炮开始轰击，布置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突击部队向布置在保卢斯右翼的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发起进攻的时候，苏军的进攻目标对于德国“b”集团军群司令部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活动在苏军突击集团左翼的坦克军进入查查湖和巴尔曼查克湖之间的突破口，便朝西北向卡拉奇挺进，前去接应顿河方面军与西南方面军的坦克军与骑兵军。

二十日下午，从谢拉菲莫维奇发起进攻的突击集团到达苏罗维基诺以北，给保卢斯集团军的交通线造成威胁。

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还没感到有被包围的危险。下午六时，保卢斯向“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男爵上将报告说，计划在夜里继续派出侦察小分队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活动。

晚上保卢斯收到魏克斯的命令：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进攻战斗，抽出大量的步兵、坦克兵团和反坦克武器，按梯队形式集中到左翼后面，准备朝西北方向进行突击。

保卢斯在这天晚上十点钟收到的这一道命令，标志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进攻的结束。

迅速发展的战局使这一道命令也失去了意义。

二十一日，从克列特和谢拉菲莫维奇发起进攻的苏军突击集团，朝自己原来的方向旋转九十度，汇合之后，向卡拉奇地区及其以北的顿河推进，直扑德军斯大林格勒战线的后方。

这一天，四十辆苏军坦克出现在高高的顿河西岸，离保卢斯集团军指挥部所在的戈卢宾镇只有几公里。另外一群坦克毫不费力地夺取了顿河大桥：守桥部队把苏军坦克部队当成了装备着缴获的坦克、常常通过这座桥的训练部队。苏军坦克进入卡拉奇，意在包围德军的两个斯大林格勒集团军，即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和戈特的第四坦克集团军。为了从后方保护斯大林格勒的阵地，保卢斯的精锐部队三八四步兵师把战线转向西北，进行防御。

就在这时候，从南面进攻的叶廖缅科的部队击溃了德军第二十九摩托化师，打垮了罗马尼亚第六军，朝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推进。

暮霭中，诺维科夫的坦克逼近了罗马尼亚军队的强化防御工事。

这一次诺维科夫再不怠慢。他没有利用黑沉沉的夜色暗地集中坦克为进攻做准备。依照诺维科夫的命令，所有的机器，不光是坦克，还有自行火炮，装甲运输车，装载摩托化步兵的汽车，一下子开足了灯光。

几百道明亮耀眼的灯光划破黑暗。大批战争机械从黑沉沉的草原上朝前涌去，吼声、炮声、机枪声震耳欲聋，刺目的灯光耀眼欲花，罗马尼亚守军惊慌失措，一片混乱。

在短短的战斗之后，坦克继续向前推进。

二十二日上午，从加尔梅克草原出发的苏军坦克进入布济诺夫镇。黄昏时候，在卡拉奇以东，在保卢斯和戈特的两大集团军的后方，一南一北两支苏军坦克先头部队会师了。到二十三日，步兵集团朝奇尔河和阿克赛河推进，成为突击集团可靠的外侧。

红军最高统帅向各部提出的任务完成了——在一百小时内完成了对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的包围。

局势的下一步发展会怎样呢？是什么决定了下一步发展？是谁的意志表现了历史的厄运？

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保卢斯通过无线电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告：

“集团军被包围。整个察里察河谷，从苏维埃镇至卡拉奇的铁路线，该地区的顿河桥，河西岸的高地，在英勇抗击之后，转入苏军之手……弹药情况十分危急。粮食只能供应六天。如不能完成环形防御工事，请求给予行动自由。局势可能迫使放弃斯大林格勒以及战线的北段……”

二十一日夜里，保卢斯还收到希特勒的命令，要把他的军队所占据的地区叫做“斯大林格勒堡垒”。

在这之前的一道命令是：“集团军司令及司令部应进入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应进行环形防御，等待进一步指示。”

保卢斯与各军军长商议过之后，“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男爵打电报给最高统帅：“尽管做出这一决定我感到责任沉重，还是应当向您报告：我认为必须支持保卢斯将军撤出第六集团军的建议……”

经常和魏克斯保持联系的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列尔完全赞同保卢斯和魏克斯必须放弃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意见，认为靠空运供应陷入重围的大量军队是不可思议的。

二十三日夜里两点钟，蔡茨列尔用电话通知魏克斯说，他终于说服希特勒放弃斯大林格勒。他说，关于第六集团军突围的命令，将由希特勒于二十四日上午发出。

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过后不久，“b”集团军群与第六集团军之间唯一的一条电话线断了。

一分钟一分钟过去，等不到希特勒发出的突围的命令，因为必须迅速行动，魏克斯决定自己担起责任，发出突围命令。

通信兵正准备把魏克斯的电报发出去，这时候通信联络勤务科科长却听到最高统帅部发来的元首给保卢斯将军的电报：

“第六集团军被苏军围困是暂时的。我决定在斯大林格勒北郊、科特卢班、一三七号高地、一三五号高地、马林诺夫镇、斯大林格勒南郊等地集中兵力。你们可以相信我能做到我应做的一切，保证你们的供应和适时突围。我了解英勇的第六集团军及其司令，相信第六集团军能尽其职责。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决定现在已反映出第三帝国的厄运，决定了保卢斯的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的命运。希特勒用保卢斯的手，用魏克斯、蔡茨列尔的手，用德军各军军长和各团团长的手，用士兵的手，用一切不愿意执行他的决定而又执行到底的人的手，在德国战争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十三

在一百小时的战斗之后，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会合了。

在冬日的昏暗天空下，在卡拉奇郊外遍布辙痕的雪地上，苏军的先头坦克部队会师了。辽阔的积雪的原野被几百条履带划得支离破碎，被炮弹炸出一个个焦糊的窟窿。笨重的坦克在飞雪中迅速奔驰着，白色的雪团在空中颤动。在坦克急转弯的地方，冻土和雪尘一起飞向空中。

苏军的强击机和歼击机吼叫着贴着地面从伏尔加那边飞来，掩护进入突破口的坦克部队。重炮在东北方轰鸣，硝烟弥漫的昏暗天空闪着一道道模糊的亮光。

两辆t-34型坦克面对面停在一座小小的木头房子旁边。浑身脏污的坦克手们，因为作战胜利，捱过了生死关头，心情十分激动，呼哧呼哧、津津有味地吸着寒冷的空气。在坦克里面吸够了带油烟气的窒闷的空气之后，这寒冷空气就使人觉得特别提神了。

坦克手们把黑色的皮帽推到后脑勺上，走进木屋，从察察湖边来的坦克班长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瓶酒……一个穿着棉袄和肥大毡靴的妇女，把在她那只打颤的手里叮当直响的玻璃杯放到桌子上，抽搭着说：

“唉，我还以为活不成了呢，我们的大炮好厉害呀，好厉害呀，我在地窖里待了两夜加一天。”

又有两个宽肩膀、小个子、像两个拼图方块似的坦克手走进房里来。

“瞧，瓦列拉，多好的招待。咱们好像也有什么吃的东西。”从顿河方面军来的坦克班长说。

于是，那个叫瓦列拉的小伙子把手伸进很深的衣服口袋，从口袋里掏出用油糊糊的战报包着的一截熏肠，把熏肠分成几份，还很认真地用棕色的手指头把掰掉出来的白白的肥肉往里塞。

坦克手们把酒喝干了，陶醉在幸福中。一名坦克手嘴里塞满了熏肠，一面笑着，一面说：

“咱们会合啦，就是说，你们的酒、我们的熏肠会合啦。”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说法，坦克手们笑着，嚼着熏肠，重复着这话，感到十分亲热。

十四

从南面来的坦克上的班长通过无线电向连长报告了在卡拉奇郊外会师的情形。他还补充了几句话，说西南方面军的弟兄们非常好，说他们还共饮了一瓶酒。

这情形迅速地逐级上报，过了几分钟，旅长卡尔波夫便向军长报告了会师的消息。

诺维科夫感觉到，军部里在他周围出现了友好的、欢欣鼓舞的气氛。

坦克军在进军中几乎没有损失，按时完成了该军担负的任务。

涅乌多布诺夫在发出给方面军司令的报告以后，久久地握住诺维科夫的手。这位参谋长平时充满恼恨和火气的眼睛，变得明亮、温和了。

“您瞧，我们的人在没有内部敌人和破坏者的时候，能创造什么样的奇迹！”他说。

格特马诺夫把诺维科夫抱住，用眼睛扫了扫站在旁边的一些指挥员、司机、传令兵、话务员、译电员，抽搭了两下，为了让大家都能听到，他大声说：

“谢谢你，诺维科夫同志，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苏联人，要感谢你。我格特马诺夫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感谢你，衷心地向你致敬，向你表示感谢。”

他又一次把诺维科夫抱住，并且吻了吻深受感动的诺维科夫。

“你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把人都研究透了，什么都预见到了，所以就收获到大量工作结出的果实。”格特马诺夫说。

“哪儿有什么预见？”诺维科夫说。他听到格特马诺夫的话，又不好意思，又快活得不得了。他拿起一叠战报晃了晃，说：“这就是我的预见。我首先寄希望于马卡罗夫，可是马卡罗夫损失了速度，而且偏离了预定的运动中心，在侧翼参与了不必要的局部战斗，损失了一个半小时。我本来以为，别洛夫会不顾两翼，往前直冲，可是别洛夫在第二天不是撇开防御中心不顾一切地朝西北突进，而是和炮兵、步兵一起打起磨蹭战，甚至转为防御，因为这样胡闹损失了十一个小时。而卡尔波夫倒是第一个冲向卡拉奇，像旋风一样毫无顾忌地前进，毫不理睬两翼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切断了德国人的主要交通线。这就是我对人的研究，这就是我的预见。我原来还以为，卡尔波夫需要拿棍子赶，认为他只会左顾右盼，只会保证自己的两翼。”

格特马诺夫笑着说：

“好啦，好啦，谦虚是美德，这我们是知道的。伟大的斯大林教导我们要谦虚嘛。”

诺维科夫感到很幸福。这一天，他多次想到叶尼娅，老是回头看，似乎就要看到她，大概，他的确太爱她了。

格特马诺夫用说悄悄话的小声说：

“诺维科夫同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是怎样推迟八分钟出击的。集团军司令在催促。方面军司令要求立即率领坦克进入突破口。我还听说，斯大林还打电话问过叶廖缅科，为什么坦克没有出动。你竟让斯大林等待。这不是，我们进入了突破口，确实没有损失一辆坦克，没有牺牲一个人。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深夜，等诺维科夫开着坦克前往卡拉奇地区之后，格特马诺夫来到参谋长跟前，说：

“将军同志，我写了一封信，说明军长擅自推迟八分钟，才开始这场具有伟大意义的关键性战役、这场决定伟大卫国战争命运的战役。请您看看这封信。”

十五

当华西列夫斯基通过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包围了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的消息时，他的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站在他旁边。斯大林也不看波斯克列贝舍夫，有一阵子他半闭着眼睛坐着，好像要睡觉。波斯克列贝舍夫屏住气息，尽可能不响动。

这不仅是他对活着的敌人胜利的时刻。这是他对过去取得胜利的时刻。一九三〇年农村坟头上的荒草会越来越茂密。北极圈里的冰层和雪丘会平静地保持沉默。

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懂得：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斯大林忽然希望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女，也就是不幸的亚可夫的小女儿和他在一起。他可以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抚摩小孙女的头，不去理会小屋门外的世界。文静可爱、病弱的小孙女，童年的回忆，凉爽的小花园，远处小河的流水声。其余的一切对于他都无所谓了。因为他的超级权力不依靠军队的强大和国家的强盛。

他没有睁开眼睛，慢慢地用一种特别柔和的、带着喉音的语调说：

“啊，鸟儿落网了，瞧着吧，别想从网里逃脱，咱们无论如何不能分离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看着斯大林那稀稀拉拉的白头发，看着他闭着双眼的麻脸，忽然感到手指头发起冷来。

十六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胜利进攻，消除了苏军防线上的许多缺口。消除的不仅是斯大林格勒与顿河两大方面军范围内的缺口，不仅是在崔可夫集团军与布置在北面的苏军几个师之间的缺口，也不仅是在一些脱离后方的连与排之间和隐藏在房屋中的小分队和战斗小组之间的缺口。孤立感、被半包围和包围的感觉也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了，换成了整体、团结一致和兵力十足的感觉。这种个人与众多的军队合为一体的意识，便是所谓致胜的士气。

当然，在陷入重围的德军士兵的头脑和心灵中，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思想变化。由几十万有思想、有感觉的细胞组成的组织，从德国武装力量的肌体上脱离了。虚无缥缈的无线电波和更加虚无缥缈的关于军队和德国一直保持联系的宣传，证实了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的一些师已经被包围。

托尔斯泰当年提出，完全包围一支军队是不可能的，这一说法一再为托尔斯泰时代的军事经验所证实。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战争却证明：可以包围一支集团军，把它牢牢困在原地。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战争期间，被围是苏联和德国许多军队的残酷现实。

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许多伟大人物提出的有关政治或战争的思想，大都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战争中，包围之所以成为现实，是因为军队有极大的机动性，而军队的机动性所依靠的后方的笨重庞大，极不灵活。进行包围的部队可以利用机动性的一切有利条件。被包围的部队完全失去机动性，因为在包围中不可能为现代化的军队组织多层次的、大范围的、工厂式的后方。被围的部队陷入瘫痪。进行包围的部队则可以利用陆上和空中的一切机械。

被围的军队失去机动性，不仅是失去军事机械方面的优势。被围的军队的士兵和军官就好像从现代文明世界掉进过去的世界。被围部队的士兵和军官不仅会重新估计作战部队的力量、战争的前景，还会重新评价国家的政策、党的领袖的魔力、法典、宪法、民族性格、民族的过去和将来。

那些像鹰一样洋洋得意地感到自己的翅膀强劲有力、在被缚住的无可奈何的猎物之上翱翔的人，同样也会重新评价上述一些问题，不过，当然带有相反的特点。

保卢斯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决定了战争进程的转折。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但是在胜利了的人民和胜利了的国家之间仍然进行着无声的争论。人的命运、人的自由取决于这一争论。

十七

在东普鲁士和立陶宛边境，在格尔利茨秋天的森林里，下着稀稀拉拉的小雨。一个中等个头儿的人披着灰色斗篷，在高大树木之间的小道上走着。卫兵们一见到希特勒便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雨滴从他们脸上缓缓流下。

他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独自待一会儿。潮湿的空气使人非常舒服。飘洒着可喜的冷雨。一株株多么可爱、多么沉静的大树。在柔软的落叶上走一走，多么惬意。

野战大本营里的人一整天把他气得不得了……斯大林从来不曾引起他的尊敬。在战前他就觉得斯大林所做的一切又愚蠢又笨拙。斯大林的狡猾和奸诈都像庄稼汉一样简单。他的国家也是不像样子的。丘吉尔有一天总会明白新德国的悲剧性作用：正是德国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欧洲，抵挡了亚洲的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入侵。他想象那些主张从斯大林格勒撤出第六集团军的人——他们倒是特别持重，特别恭敬的。使他生气的是那些轻率地相信他的人——他们总是啰啰唆唆地对他表示自己的忠诚。他一直希望带着蔑视的心情想想斯大林，把斯大林想得一钱不值，他又感觉到，他这种愿望是失去优势的感觉引起的……斯大林不过是一个狠毒的、报复心很重的高加索小铺老板。他今天的胜利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局面……老浑蛋蔡茨列尔会不会暗暗用嘲笑的目光看他？他一想到戈培尔会向他报告英国首相评论他的军事才能的俏皮话，就十分生气。戈培尔会笑着说：“要承认，他说的话实在够俏皮。”在他那聪明而好看的眼睛里会浮现出隐藏得很深的嫉妒者的得意神情。

第六集团军不愉快的处境使他心慌意乱，失去本色。事情主要的糟糕之处，不在于丢了斯大林格勒，不在于一些师被包围；也不在于斯大林赢了他。

一切他都能扭转。

他一向就有一些很普通的想法和嗜好。但是等他变得伟大和具有无限权力之后，这一切就引起人们的赞赏和敬佩。他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但是新德国及其武装力量的威力一旦开始动摇，他的英明就会减弱，他的天才就会消失。

他不羡慕拿破仑。他很不喜欢那些在孤独、贫困、一筹莫展的境况中依然十分伟大的人，不喜欢那些在好的和坏的境况中依然保持其力量的人。

他在林中独自散步的时候，也未能摆脱日常事务，并且在内心深处找到了总参谋部和党的领导机构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不可能找到的最高明、最切实的答案。他之所以产生难以忍受的烦恼，是因为他又感到他和大家平等了。

要想成为新德国的缔造者，要想燃起战火和奥斯威辛的炉火，创立盖世太保，做一个平常人是不行的。新德国的缔造者和领袖一定要脱离人类。他的思想、感情及日常生活只能在人类之上，在人类之外。

苏联的坦克使他回到了他原来离开的地方。他的思想、他的答案、他的嫉妒心今天不再是对着上帝，对着世界的命运。苏联的坦克又使他回到人间。

独自一人在林中，起初他是感到轻松的，现在他感到有些可怕了。一个人，没有卫兵，没有随侍的副官，他觉得自己像童话中的小孩走进了黑郁郁、到处是妖魔的密林。

童话中的小孩子就是这样走，小羊羔就是这样在林中迷了路，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大灰狼从密林深处偷偷朝它走来。从几十年的黑黑的沉淀层中浮出他童年时候的恐怖，想起小人书上的一幅画：一只小羊羔站在阳光明丽的林中空地上，在黑黑的、潮湿的大树丛中露出狼的红眼睛和白牙齿。

他很想像儿时那样，叫喊一声，他想唤母亲，想把眼睛捂起来，想跑。

不过在林中，在大树丛中藏着的是一个团，他的私人卫队，几千个强壮、受过训练、机动灵活、反应迅速的人。他们的生活目的，是不准外人的气息摇动他头上的一根头发，不准外人的气息触碰到他。不少电话机在轻轻地响着，向各处、各地段通报独自在林中散步的元首的每一行动。

他转过身来，压制着想跑的心情，朝着自己野战大本营的暗绿色房屋走去。

卫兵们看到元首走得很急，以为大本营里有急事等着他去。他们怎么能想到，德国元首在林中暮霭初降时候想起了童话中的狼？

在树丛中，大本营一个个窗户里的灯光亮了。他想到集中营火化炉的火光，心中第一次出现人的恐怖。

十八

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指挥所和许多掩蔽所里的人都产生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很想摸摸自己的脸，摸摸自己的衣服，动动靴子里的脚趾头。德国人不打炮了。静下来了。

寂静得使人头晕。人们觉得，似乎人都变空了，心麻木了，手和脚动作起来和以前有些不同了。在寂静中吃饭，在寂静中写信，夜里在寂静中醒来，似乎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寂静有自己的声音，很静的声音。寂静产生许多似乎很奇怪的新的声音：刀子的叮当声，翻书的沙沙声，地板的吱咯声，光脚丫儿的吧嗒声，笔尖的哧哧声，手枪保险装置的咔嚓声，掩蔽所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走进集团军司令的掩蔽所，崔可夫坐在床上，对面的小桌后面坐着古洛夫。克雷洛夫本想一进门就说说最新的消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已经发起进攻，包围保卢斯的问题再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他看了看崔可夫和古洛夫，便一声不响地坐到床上。这样重要的消息克雷洛夫都没有对两位故友说说，可见他在他们脸上看到的不是一般的表情。

三个人都不说话。寂静产生了新的、在斯大林格勒久违的声音。寂静还准备产生新的、在战斗的日子里不必要的想法、激情、焦虑。

但是此时此刻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新的想法；担忧、功名心、凌辱、嫉妒还没有从斯大林格勒的苦难经历中产生出来。他们还没有想到，他们的名字现在和苏联军事历史的光辉一页永远连在一起了。

这寂静的时刻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刻。此时此刻他们只有人的感情，后来他们谁也不能自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此刻感到这样幸福、这样悲伤，充满这样的热爱和温情。

在结束了防御战之后，要不要继续说说斯大林格勒的将军们？要不要说说斯大林格勒防御战的一些领导人的可怜的贪求？

真理只有一种。没有两种真理。没有真理，或者伴随着残缺不全的真理、破碎的真理、砍削过的或者修剪过的真理，是很难生活的。部分的真理，不是真理。在这美好的寂静的夜里，让毫无掩饰的完整的真理占据心灵吧。我们要在这样的夜里把人的善良、人的伟大劳动计算在人的名下。

崔可夫走出掩蔽所，慢慢走到伏尔加河岸脊上，木板台阶在他脚下咯吱咯吱响着。天色已经黑下来。西方和东方都没有声音。工厂的轮廓、城市楼房的断垣残壁、一个个掩蔽所都和静默无声的黑沉的大地、天空、伏尔加河融为一体。

人民的胜利就是这样表现自己的。没有军队的分列式，没有轰鸣的混合乐队，没有烟火和礼炮，而是在潮湿的夜晚，在大地、城市、伏尔加河的安宁和静谧中迎接人民的胜利。

崔可夫十分激动，他那被战争磨硬了的心在胸中怦怦跳动着。他仔细听了听：并非寂静无声。从班内沟和“红十月工厂”那边传来歌声。下面，伏尔加河边有低低的说话声，有吉他的声音。

崔可夫回到掩蔽所。正等着他吃晚饭的古洛夫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真奇怪：这么安静。”

崔可夫在鼻子里“嗯”了一声，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等他们在饭桌边坐下来，古洛夫说：

“唉，同志，你听到快活的歌儿都哭了，看样子，你也吃了不少苦呀。”崔可夫惊讶地瞥了他一眼。

十九

在斯大林格勒的山沟坡上挖的一个土室里，几名红军战士围坐在自制的小桌旁，小桌上还有一盏自制的油灯。

司务长在往各人的杯子里斟酒。大家都注视着，这珍贵的液体小心翼翼地上升到司务长粗硬的指甲在玻璃杯上指着的位置。大家把酒干了，就吃起面包。有一名战士把一口面包吃下去之后，说：

“是啊，德国佬打得我们够呛，不过我们还是打赢了。”

“德国佬这一下子老实了，再也扑腾不起来了。”

“扑腾够了。”

“斯大林格勒大劫难到头了。”

“不过他们还是带来太多灾难。把半个俄罗斯烧掉了。”

他们吃了很久，不慌不忙，在不慌不忙中体会着一个人在长期艰苦的工作之后休息、喝酒、吃饭时的幸福和安宁。

头脑迷迷蒙蒙的，但是这种迷蒙有点儿特别，并不使人糊涂。不论面包的滋味、大葱的咯吱声、放在土室墙脚下的枪支，不论伏尔加河、想家的念头、对强大敌人的胜利，以及抚摩过孩子的头发、搂抱过妻子、掰过面包、卷过烟卷儿，如今又夺得胜利的手，对这一切，他们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

二十

疏散出去的莫斯科人在准备复员的时候，最高兴的也许不是很快就要见到莫斯科，而是摆脱了疏散时期的生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塔什干、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城市的街道和房屋、秋日天空的星星、面包的味道——一切都成了令人厌恶的了。

如果他们看到苏联情报局报道的好消息，就会说：

“好啦，现在咱们很快就要走了。”

如果看到令人忧虑的消息，就会说：

“唉，不会再号召家庭团聚了。”

出现了不少传闻，说有些人没有通行证也回到了莫斯科——他们从长途列车上爬到工程列车上，然后又爬到电气列车上，电气列车上没有军队拦截。

人们都忘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在莫斯科过日子好像是在受刑讯。那时候人们多么羡慕那些用故城不祥的天空换取鞑靼和乌兹别克安宁生活的莫斯科人……

人们都忘记了，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的灾难日子里，有些没上去火车的人纷纷丢掉箱子和包裹，徒步朝扎戈尔斯克走去，只要能离开莫斯科就行。现在人们也是宁可丢下东西、工作、安顿好的生活，步行回莫斯科，只要能离开疏散地就行。

一心想离开莫斯科和一心想回莫斯科这两种相反的心情的主要实质，就在于一年来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对德国人莫名其妙的恐惧变为对苏联力量优势的信任。

在十一月下旬，苏联情报局报道了对弗拉季高加索（即奥尔忠尼启则）地区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攻击，然后又报道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攻的胜利。在两个星期中，播音员有九次这样广播：“目前，我军继续反攻……再次沉重打击敌军……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摧毁敌军的顽抗，突破顿河东岸敌军新防线……我军继续进攻，已推进一二十公里……近日部署在顿河中游一带我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发起反攻……我军在顿河中游地区继续挺近……我军在北高加索继续出击……我军又在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发动突击……我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发起进攻……”

在一九四三年除夕，苏联情报局发表战报《六周以来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攻作战总结》，综述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包围的情况。

人们的意识准备转变，要用全新的观点看待现实中的大事，虽然这种思想转变的准备是秘密进行的，其秘密程度不次于准备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进行的这种再结晶，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之后，第一次明朗化，第一次表现出来。

现在人们思想的变化和莫斯科会战胜利时的思想变化大不一样，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不同。其区别在于，莫斯科会战的胜利主要是促成了对德国人态度的变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对德国军队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消失了。

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促成了军队与老百姓的新的自觉。苏联人、俄罗斯人开始从新的角度认识自己，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各种民族的人。俄罗斯的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俄罗斯的光荣史，而不是俄罗斯农民与工人的苦难史和屈辱史。民族性由形式转变为内容，成为世界观的新的基础。

在莫斯科会战初次取胜的日子里，起作用的仍是战前的老的思维形式、战前的观念。

重新认识战争大事，认识苏联武装力量和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长期的、广泛的认识过程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在战前很久就开始了，不过主要不是在人民的意识中，而是在人民的潜意识中。

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认识现实和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标石，那就是：农村集体化、工业化、一九三七年。

这些事件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样，造成了广大阶层的人民的动荡和变化；这些动荡伴随着对人的肉体的消灭，死亡人数超过了消灭俄国贵族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那个时期。

斯大林领导的这些事件，标志着新的苏维埃国家建设者在经济方面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

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的结果。

不过，在集体化、工业化和几乎更换了所有领导干部的时期建立起来的新的结构，并不想放弃旧有的思想公式和概念，虽然这些公式和概念对于新结构已失去真正的内容。新的结构利用的是一些旧的概念和成语，这些概念和成语发源于革命前就形成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国家民族性仍然是新结构的基础。

战争加速了在战前就暗暗进行着的重新认识现实的过程，加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俄罗斯”这个词重新获得了真实的内容。

起初，在撤退时期，这个词大都和一些否定意义的词联系着：俄罗斯落后、一团糟，俄罗斯闭塞，俄罗斯没有希望……但是，民族意识既然出现了，就期待着战争的节日……

国家也渐渐趋向新的范畴的自觉。

民族意识在民族灾难的日子里表现出来，便是强大的、极好的力量。人民的民族意识在这样的时期之所以可贵，因为这种意识是人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这是人的尊严，人对自由的向往，人对善良的信赖，只不过表现在民族意识的形式中。

不过，在灾难岁月里激起的民族意识可能发展为多种形式。

毫无疑问，一位人事处长，一心要保护本机关不受世界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侵犯，这位处长的民族意识和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的民族意识，表现是不同的。

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现实，决定了它将把唤起民族意识与完成国家战后面临的任务联系起来——在树立民族主权思想方面，在各个领域树立苏联和俄罗斯的主权观点方面。

所有这些任务不是在战时和战后突然出现的。战前，在农村的种种事件、建立祖国的重工业、干部大换班，标志着斯大林确立的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新秩序在这个国家的胜利。在那个时候，这些任务就出现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亲切的印记被抹去，被取消了。正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转折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的火焰成为黑暗王国的唯一自由信号的时候，这一重新认识过程开始公开化了。

发展的逻辑导致的结果是，人民战争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期达到最高的热潮的同时，也为斯大林提供了可能性，公开宣扬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体系。

二十一

在物理研究所前厅里贴出的墙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这篇文章说，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的正在穿越战争暴风雨的苏联，科学具有巨大意义，党和政府给予科学工作者极大的尊敬和光荣，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这样，即使在艰苦的战争时期，苏联政府也为科学家正常和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一切条件。

文章接着谈到研究所担负的巨大任务，谈到新的建设，谈到扩大旧的实验室，谈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谈到科学研究对于国防工业有何等重要意义。

文章谈到全体科学工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潮，说科学工作者决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的关怀和信任，不辜负人民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光荣的先进队伍，对科学工作者的期望。

文章的最后部分写道，可惜，在健康而友爱的集体中也有一些人缺乏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有一些人脱离了友好的苏维埃家庭。这些人使自己和集体对立起来，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摆在党交给科学家的任务之上，拼命夸大自己实有的和臆造的功绩。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异己的反苏思想的代表，宣扬敌对的政治思想。这些人一般都要求用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国唯心主义科学家的充满反动精神和蒙昧主义精神的唯心主义观点，夸耀自己同这些科学家的联系，从而侮辱俄罗斯科学家的苏维埃民族自豪感，贬低苏联科学的成就。

这些人有时像英勇的卫士，要维护似乎被践踏的正义，企图在短视、轻信的人和糊涂人中间赚得廉价的声名，实际上他们却在挑拨离间，散播不相信俄罗斯的科学力量、不尊重俄罗斯光荣历史和伟大人物的种子。文章号召消灭一切腐朽的、异己的、敌对的东西，消灭一切不利于完成党和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交给科学家的任务的因素。文章的结束语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灯所照亮的光辉道路，沿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向着新的科学高峰，前进！”

虽然文章没有点名，但是实验室里的人都明白，矛头是对着维克托·施特鲁姆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对维克托说了说这篇文章。维克托没有去看文章，这时候他站在即将完成新设备安装的同事们旁边。他抱住诺兹德林的肩膀，说：

“不论怎样，这大家伙会大有作为的。”

诺兹德林忽然骂起娘来，骂的是复数代名词，维克托一时不明白他骂的是什么人。快下班的时候，索科洛夫走到维克托跟前。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很欣赏您。您一整天都在工作，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您的毅力真了不起。”

“如果一个人天生是淡黄头发的，决不会因为墙报上的文章变成黑头发的。”维克托说。

他生索科洛夫的气已成了习惯，正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似乎这种气已经没有了。他已经不责备索科洛夫的不坦率和怯懦。有时他自己对自己说：“他有很多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人人都免不了有。”

“是啊，文章与文章不同，”索科洛夫说。“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看了这篇文章，心脏病都发作了。已经把她从医务所送回家了。”

维克托心想：“究竟写的是多么可怕的事？”不过他没有问索科洛夫。至于文章的内容，谁也没有和他说起。人们不和病人谈他的不治之症，大概就像这样。

傍晚维克托最后一个离开研究所。看大门的老头子阿列克谢·米海洛维奇已经调到存衣室工作，他一面给维克托拿大衣，一面说：

“您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真是的，在这世界上好人总不得安宁。”

维克托穿好大衣，又上了楼，在墙报栏前站了下来。他看完了那篇文章，惊慌地四处看了看：一时间他仿佛觉得，他马上就要被逮捕了，可是前厅里空空荡荡，十分安静。

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具脆弱的人体的重量和庞大的国家的重量的悬殊，他感觉到，仿佛国家用巨大而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仿佛国家就要朝他压下来，他就要咯吱一声，尖叫一声，就此消灭了。

街上人很多。维克托觉得，在他与行人之间有一片无主的土地。

在电车里，一个戴着皮军帽的人用兴奋的语调对自己的同伴说：

“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

前面座位上有一个人说：

“斯大林格勒！德国佬完啦！”

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看着维克托，好像是责备他不说话。

他带着温和的心情想到索科洛夫：人人都有缺点，他也有，我也有。

但是他从来没有彻底真诚地承认自己和别人同样有毛病和缺点，所以他马上就想：“他的观点取决于国家是否喜欢他，他的生活是否顺利。等到春天来临，等到胜利了，他一句批评的话都不会说。我却不是这样：不论国家状况是好是坏，不论国家折磨我还是眷顾我，我对国家的态度不会变化。”

到家后他要对柳德米拉说说这篇文章。看样子，当真要整他了。他要对柳德米拉说：“柳德米拉，你瞧瞧，这就是斯大林奖金！想抓人的时候，常常写这样的文章。”

“我们是同命运的，”他想道，“如果请我去巴黎大学举行学术讲座，她会和我一块儿去；如果送我上科雷马的劳改营，她也会跟我去。”

“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到这种可怕的地步。”柳德米拉会说。

而他会反唇相讥：

“我要的不是批评，是体贴和理解。研究所里的批评已经够我受的了。”

给他开门的是娜佳。在幽暗的走廊里，娜佳把他抱住，并且把脸贴到他的胸膛上。

“我浑身又冰冷，又潮湿，让我把大衣脱了。出了什么事吗？”他问道。

“难道你没听到？斯大林格勒呀！巨大的胜利。德国佬被包围了。咱们走，快走。”

她帮他脱了大衣，拉着他的手进了房间。

“这儿来，这儿来，妈妈在托里亚的房里呢。”

她把门开了。柳德米拉坐在托里亚的书桌前。她慢慢朝他转过头来，又得意又伤心地朝他笑了笑。这天晚上，维克托没有把研究所里发生的事告诉柳德米拉。

他们坐在托里亚的书桌前。柳德米拉在一张纸上画包围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示意图，向娜佳说着她对作战计划的理解。夜里，维克托在自己的房间里想：“天啊，写一份检讨书吧，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都写吗。”

二十二

墙报上出现那篇文章之后，又过了几天。实验室里的工作照常进行着。维克托有时灰心丧气，有时兴致勃勃，很带劲儿地工作，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还不时用手指头在窗台和金属外壳上轻快地敲出自己喜欢听的声音。

他开玩笑说，看样子，在研究所里蔓延起近视流行病，很多熟人面对面遇到他，都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气从旁边走过去，连招呼也不打。古列维奇老远看见维克托，也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气，走到大街的另一边，在一张广告前面站下来。维克托为了看个究竟，回头看了看，这时候恰好古列维奇也回头看，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古列维奇做出一副又惊讶又高兴的姿态，鞠了个躬，这一切都不是多么使人愉快的。

斯维琴见到维克托，打了招呼，还小心地碰了碰脚跟表示敬意，不过在打招呼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很不自然，就好像他在迎接不友好国家的一位大使。

维克托做了统计：哪些人不理睬他，哪些人对他点头，哪些人和他握手问好。

每天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问妻子：

“有没有谁来电话？”

柳德米拉的回答一般都是：

“没有，如果不算玛利亚的话。”

她知道她说过这话后他常常问的问题，就又说：

“马季亚罗夫暂时也没有信来。”

“你瞧，”他说，“过去天天给咱们打电话的，现在不怎么打了；过去不怎么打的，现在根本不打了。”

他觉得，家里人对待他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次他正在喝茶，娜佳从他身边走过，也不向他问好。他厉声对她喝道：

“为什么连招呼也不打？你觉得我不是活物吗？”

显然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显得非常可怜、非常痛苦，娜佳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没有顶撞他，而是急忙说：

“好爸爸，爸爸，原谅我。”

就在这一天，他问她：

“娜佳，你还是常常和你那位大将军见面吗？”

她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膀。

“我要警告你，”他说，“不许和他谈政治问题。如果在这方面出问题，就更够我受的了。”

娜佳还是没有粗暴地回答，而是说：

“你放心吧，爸爸。”

早晨，他快到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四下里张望，时而放慢脚步，时而加快脚步。他看到走廊里没有人，便垂下头急匆匆地往前走，如果有什么地方的门开了，他的心就紧缩起来。

他终于走进实验室之后，便气喘吁吁，就好像一个士兵终于跑过炮火控制的阵地，进入自己的战壕。

有一天，萨沃斯季扬诺夫来到维克托的办公室里，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和大家都请求您写一份检讨书，检讨检讨。我请您相信，这能够起作用。您想想看，就在您面前摆着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摆着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就在我们这学科的有生力量都指望着您的时候，忽然就这样一下子翻了车，怎么办呀！您写一份检讨书，承认一下错误吧。”

“我检讨什么？我有什么错误？”维克托说。

“哎，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大家都这样做嘛，不论是在文学界，在科学界，还有不少党的领导人，还有您喜欢的音乐家们，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错误，写检讨书，检讨过之后，就没有事了，还在继续工作。”

“不过我究竟检讨什么呢？向谁检讨呢？”

“您写给院部，写给党中央。这实际上不是主要的，写给谁都行！主要的是您检讨了。比如，就写：‘我承认错误，我错了，现在认识到了，保证改正。’就写诸如此类的话，您是知道的，这都是老一套了。不过主要的是，这能管用，总是管用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那一向在笑的、快活的眼睛现在是严肃的。似乎眼睛的颜色也变了。

“谢谢，谢谢，好同志，”维克托说，“您的友情真使我感动。”

又过了一个钟头，索科洛夫对他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礼拜举行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我认为，您一定要说一说。”

“说什么呢？”维克托问。

“我觉得，您应该解释解释，说干脆些，就是要检讨错误。”

维克托在办公室里踱起来，忽然在窗前站下来，朝院子里看着，说：

“索科洛夫同志，是不是最好还是写一份检讨书？这样比起当众往自己脸上吐唾沫，总要轻松些。”

“不，我以为，您一定要说一说。昨天我和斯维琴谈过，他向我示意，说上面，”他还含含糊糊地朝上面的门檐上指了指，“希望您在会上说一说，而不是要您写检讨书。”

维克托很快地朝他转过身来：

“我既不在会上检讨，也不写检讨书。”

索科洛夫就像一位精神病医生在和病人谈话那样，用十分耐心的语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说话，就等于有意地自杀，有可能把您的问题弄成政治问题。”

“您可知道，使我特别难受的是什么？”维克托问道。“为什么在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胜利日子里我会遇到这样的事？哪一个狗崽子会说我公开攻击列宁主义原理，说我认为苏维埃政权完了？有人就是喜欢拣软的欺。”

“我听到过这种说法。”索科洛夫说。

“哼，去他妈的吧！”维克托说。“我不检讨！”

可是到了夜里，他一个人却躲在自己的卧室里写起检讨书。他感到羞惭，把检讨书撕碎，却马上又写起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稿。他重看了一遍，用手在桌上一擂，又把发言稿撕碎。

“就这样，随它去！”他说出声来。“要怎样就怎样吧。坐牢就坐牢好啦。”

他咂摸着自己的最后决定的滋味，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子。然后他想出一个主意：他可以写一份检讨书的预备稿，如果他决定检讨的话，就交上去。这样不会损伤什么尊严。谁也不会看到这份检讨书，任何人看不到。

他是一个人，门也关着，周围的人都睡了，窗外静悄悄的，没有警笛声，也没有汽车声音。但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的威慑的重量，它强迫他按它的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的心收缩，溶解他的决心，干预他对待妻子和女儿的态度，混入他的过去，混入他关于年轻时代的一些想法。他开始感觉自己是愚钝的、无聊的，常常说一些枯燥无味的啰唆话使人感到厌烦的。甚至他的著作好像也失去了光彩，蒙上一层灰土，不再使他充满了光明和欢乐。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另一点：敢于发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个表示抗议的手势。

维克托写检讨书是自己留着的，他要收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看，但是同时他心里也明白，这检讨书说不定会用得着的，还是留着吧。

早晨，他一面喝茶，一面看表：该上研究所去了。他充满可怕的孤独感。似乎今生今世再不会有谁上他家来了。要知道，没有人给他打电话，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还因为他又无聊，又乏味，又无能。

“不用说，昨天也没有谁问到我了？”他对柳德米拉说过这话，便朗诵起来：“我一个人在窗前守候，看不到客人，也看不见朋友……”

“我忘了告诉你，契贝任回来了，打来电话，说希望看到你。”

“啊，”维克托说，“啊，这事儿你怎么能不吿诉我呢？”他在桌上敲起胜利的乐曲节拍。

柳德米拉走到窗前。维克托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高高的身躯，微微驼背，不时地挥两下皮包，她知道，这是他想着和契贝任见面，在考虑怎么跟他问好，和他说话呢。

这些天来，她十分心疼丈夫，为他担心，但同时也想着他的缺点，想着他的主要缺点——自私。

刚才他还在朗诵：“我一个人在窗前守候，看不见朋友……”现在他上实验室去了，实验室里有很多人，有工作；到晚上他就要去找契贝任，大概不到十二点不会回来，也不想想，她一整天会孤单单的，会一个人站在窗前，房子里空荡荡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她也看不到客人，看不到朋友。

柳德米拉上厨房里去洗碗。这天早晨她心里特别难受。玛利亚今天也不会打电话来，今天她要上沙鲍洛夫镇去看姐姐。娜佳的事多么使人不放心呀。她不言不语，当然也不顾禁令，仍然天天晚上出去玩儿。维克托天天操心的是自己的事，也不肯想想娜佳。

门铃响了，大概是木匠来了，昨天她和木匠约好，今天要来修托里亚房间的门。柳德米拉非常高兴：活生生的人来了。她把门开了——在幽暗的走廊里站着一个女子，头戴灰色羔羊皮帽，手里还提着箱子。

“叶尼娅！”柳德米拉叫起来。她的声音那样高，那样伤感，连她自己都很吃惊。她一面吻着妹妹，抚摩着她的肩膀，一面说：“托里亚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

二十三

浴盆里的热水细细地流着，流得很慢，只要把龙头多少一开大，水就变成凉的。浴盆上满水用了很长时间，可是姐妹俩觉得，她们见了面好像还没来得及说两句话。

后来，叶尼娅进去洗澡，柳德米拉不时走到浴室门口，问：

“喂，你在里面怎么样，要不要给你擦擦背？注意煤气炉，不要灭了。”

过了几分钟，柳德米拉用拳头敲了敲门，生气地问道：

“你在里面怎么啦，睡着了吗？”

叶尼娅穿着姐姐的毛茸茸的浴衣走出浴室。

“啊，你真是个女妖。”柳德米拉说。

叶尼娅想起来，那天夜里诺维科夫来到斯大林格勒的时候，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就曾经管她叫女妖。

饭菜已经摆好了。

“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叶尼娅说，“坐了两天两夜没有卧铺的火车之后，在浴室里洗个澡，就好像回到了和平康乐的时期，可是在心里……”

“你怎么忽然上莫斯科来啦？出了什么事情吗？”柳德米拉问道。

“等一会儿再说，等一会儿。”

她摆了摆手。

柳德米拉说了说维克托的情况，说了说意想不到的娜佳的可笑浪漫史，说了说一些熟人连电话也不来了，碰到维克托就好像不认识。

叶尼娅也说到斯皮里多诺夫上古比雪夫的情形。他变得又可爱又可怜了。调查小组在调查他的问题，在查清之前，不给他安排新的工作。薇拉带着小孩子住在列宁斯克，斯皮里多诺夫说起小外孙就哭。后来她又对柳德米拉讲了亨利逊老奶奶被流放的事，说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子多么可爱，里蒙诺夫怎样帮助她办好户口手续。

叶尼娅的头脑里还回旋着烟雾、车轮的轧轧声和车厢里的说话声，所以她看着姐姐的脸，感觉柔软的浴衣贴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身体，坐在又有钢琴又有地毯的房间里，确实感到奇怪。

在姐妹俩互相说的许多事情中，在今天她们高兴的事和伤心的事、好笑的事和感人的事中，总有一些已经离开人世、但永远和她们分不开的亲人和朋友。不论说到维克托的什么，总有他妈妈的影子站在他后面；说起谢廖沙，马上就会出现他进了劳改营的爸爸和妈妈；还有那个宽肩膀、厚嘴唇的腼腆小伙子的脚步声日日夜夜在柳德米拉身边响着。但是她们并没有说起这几个人。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一点音信也没有，就好像沉到地里去了。”叶尼娅说。

“是姓列文顿那个女人吗？”

“是，是，就是她。”

“我不喜欢她。”柳德米拉说。她又问道：“你还画画吗？”

“在古比雪夫没画。在斯大林格勒画过。”

“你可以夸耀夸耀了，维克托在疏散时还带着你的两幅画呢。”

叶尼娅笑着说：

“这是令人高兴的。”

柳德米拉说：

“你这将军夫人，怎么不说说最要紧的？你满意吗？爱他吗？”

叶尼娅一面掩上胸前的衣襟，一面说：

“是的，是的，我很满意，我很幸福，我爱他，他也爱我……”

又用迅速的目光看着柳德米拉，补充说：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上莫斯科来？克雷莫夫被捕了，在卢比扬卡监狱里。”

“天啊，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可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呀！”

“咱们的米佳呢？你那阿巴尔丘克呢？他恐怕是百分之二百的了。”

柳德米拉沉思起来，说：

“要知道，克雷莫夫真是够狠心的！他在普遍集体化时期就不同情农民。我记得我曾经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呀？他回答说：都是富农，死就死吧。他对维克托很有影响。”

叶尼娅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唉，姐姐，你总是想起人不好的地方，而且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偏偏是在不应该说的时候。”

“有什么办法，”柳德米拉说，“我是直性子呀，就像车杠一样。”

“好啦，好啦，不过你不要因为你车杠式的美德感到骄傲。”叶尼娅说。

她又小声说道：

“姐姐，我也被传讯了。”

她从沙发上拿起姐姐的头巾，用头巾把电话机捂住，说：

“据说，可以在电话里窃听。他们还要我签了字，保证随传随到。”

“据我所知，你没有和克雷莫夫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呀。”

“是没有登记，可是没登记又怎样呢？他们审讯我，就拿我当妻子。我就对你说说吧。他们送来传票，要我带着身份证出庭。我一个一个地回想，想到大哥，想到大嫂，甚至想到你那阿巴尔丘克，所有被捕的熟人我都想到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克雷莫夫。是快到五点钟把我传去的。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机关办公室。墙上挂着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大肖像。一个年轻人，一副平平常常的嘴脸，带着咄咄逼人的神气看着我，开门见山地问：‘您了解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克雷莫夫的反革命活动吗？’我有好几次觉得，我从那里面出不来了。你要知道，他甚至向我暗示诺维科夫。真是个可怕的坏家伙，好像我和诺维科夫接近，为的是搜集他可能泄露的情报，然后交给克雷莫夫。我心里好像一切都变成了木头。我对他说：‘您要知道，克雷莫夫可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和他在一起就像在区党委会里一样。’他对我说：‘噢，这么说，您认为诺维科夫不是苏联的人吗？’我对他说：‘你们干的事情真奇怪，人家在前方和法西斯作战，您这个年轻人却坐在后方败坏人家的名誉。’我以为他听到这话会打我耳光的，可是他有些发窘，红了红脸。总而言之，克雷莫夫被捕了。罪名有些莫名其妙——又是托洛茨基派，又是和盖世太保有秘密关系。”

“多么可怕呀。”柳德米拉说过这话，就在心里想，本来托里亚也可能被包围，可能被怀疑干这种事呀。

“可以想见，维克托听到这消息会怎样，”她说，“他现在神经紧张得可怕，总觉得会有人来抓他。他天天在回想他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说过什么话。特别是常常想到那倒霉的喀山。”

叶尼娅目不转睛地对着姐姐看了一阵子，终于说：

“要不要对你说说，最可怕的是什么？那个侦讯官问我：‘既然您的丈夫对您说过托洛茨基称赞他的文章精彩，您怎么不知道您的丈夫是托洛茨基派？’后来我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来，确实克雷莫夫对我说过：‘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话。’到了夜里，我猛然想起来：诺维科夫秋天上古比雪夫来的时候，我对他说过这话。我觉得，我简直要发疯了，我觉得太可怕了……”

“你倒霉。你就应该遇到这类的事儿。”

“为什么我就应该？”叶尼娅问道。“你也可能会有这种事儿嘛。”

“噢，不是。你丢了一个，又找一个。却要对这一个说那一个的事。”

“不过，你也和托里亚的父亲分手了呀。恐怕你也对维克托说了不少。”

“不，你说的不对，”柳德米拉用肯定无疑的语气说，“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那又为什么？”叶尼娅问道。她看着姐姐，忽然感到很恼火。“你要知道，你说的话实在太蠢。”

柳德米拉很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也许很蠢。”

叶尼娅问道：

“你没有钟吗？我要去库兹涅茨桥24号。”

她已经压不住火气，说：

“柳德米拉，你的性格很乖僻。难怪你住着四居室的一套房间，妈妈却宁愿在喀山孤单单一个人过日子。”

叶尼娅说过这两句无情的话，便懊悔说得太尖刻了，为了让姐姐能感觉到她们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还是胜过偶然的争执，就说：

“我希望相信诺维科夫。不过总是，总是……为什么这话让保安人员知道了呢？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可怕的一层迷雾怎么来的呢？”

她很希望妈妈在她身边。她会把头放在妈妈的肩上，说：“妈妈，我太累了。”

柳德米拉说：

“你可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你那位将军也许会把你们说的话对什么人说说，那人就记下来了。”

“是啊，是啊，”叶尼娅说，“真奇怪，这样简单的问题我竟没有想到。”

来到柳德米拉又清静又安宁的家里，她更清楚地感觉出自己内心的慌乱了……

她离开克雷莫夫时没有感觉到、没有想到的，在分离之后暗暗使他痛苦、使她不安的——尚未断绝的对他的柔情，为他担忧的心情，和他处惯了的感觉——近几个星期以来增强了，又冒出来了。

她在工作时想到他，在电车上想到他，站队买东西时也想到他。几乎每天夜里她都要梦见他，在梦里呻吟，喊叫，惊醒。

梦总是噩梦，总是梦见大火，梦见打仗，梦见克雷莫夫面临危险，而且总是无法使他脱离危险。

早晨，她在匆匆忙忙地穿衣服，洗脸，担心上班迟到的时候，她也在想着他。

她觉得她已经不爱他了。但是，难道会这样时时刻刻想着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会因为他不幸的命运感到这样痛苦吗？为什么每次里蒙诺夫和沙尔戈罗茨基嘲笑克雷莫夫喜欢的一些诗人和艺术家，说他们平庸无才的时候，她很想看到他，抚摩他的头发，亲亲他，心疼心疼他呢？

现在她已经不记得他的思想狂热、他对被镇压者的遭遇漠不关心、他在普遍集体化时期说到富农时那股凶狠劲儿。

现在她想起的只是好的地方，只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事，令人感动的事，使人伤感的事。现在他征服她的力量是他的弱小。他的眼睛是小孩子的眼睛，他的笑是不知所措的笑，他的动作是笨拙的动作。

她仿佛看到他的肩章被撕掉了，胡子已经花白了，仿佛看到他夜里躺在床铺上，看到他在监狱院子里放风时的脊背……大概他在想，她本能地预测到他今天的遭遇，这就是他们分手的原因。他躺在监狱里的床上，想着她……她做了将军夫人……

她不知道：这是怜悯，是爱情，是良心，还是责任心？

诺维科夫给她寄来通行证，并且通过军用专线和空军里的一位朋友说好了，那位朋友答应用飞机把叶尼娅送到方面军司令部。领导也给她三个星期的假，让她上前方去。

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自己说：“他会了解的，他一定会了解，我不这样不行。”她知道，她这样对待诺维科夫是很可怕的：他天天在等她。

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丝毫不隐瞒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她把信寄出去以后，就想，军事检察机关会看到这封信的。这一切会给诺维科夫带来非同一般的麻烦。

“不要紧，不要紧，他会了解的。”她一再地说。

不过，问题是，诺维科夫了解是会了解，可是等他了解了，就会从此和她分手的。

她是不是爱他，她爱的是否仅仅是他对她的爱？

当她想到难免要和他最后分手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就要孤孤单单，顿时觉得十分可怕，十分痛苦，十分恐怖。

是她自己，是自己心甘情愿毁掉自己的幸福，她一想到这，就觉得难以忍受。

但是当她想到，现在她已经什么也不能改变了，他们是不是彻底分手并不取决于她，倒是取决于诺维科夫，这种想法尤其使她难受。

当她对诺维科夫的想念使她觉得无法忍受、异常痛苦的时候，她就开始想象克雷莫夫的处境。想象着传她去对质……你好，我的可怜的人。

诺维科夫却是高大，强壮，肩宽腰粗，大权在握。他不需要她的支持，他自己能行。她管他叫“胸甲骑兵”。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英俊可爱的脸，她会永远怀念他，怀念她自己毁掉的幸福。随它去吧，随它去吧，她不怜惜自己，她不怕自己痛苦。

但是她知道，诺维科夫并不是多么刚强。有时他脸上会出现无计可施的、几乎胆怯的表情……而且她对自己也并不是那么残酷无情，对自己的痛苦并不是那么毫不在乎。

柳德米拉好像参与了妹妹的思考，问道：

“你和你那位将军怎么办呀？”

“我很怕想这一点。”

“唉，谁也无法理解你的做法。”

“我不能不这样做！”叶尼娅说。

“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实际。离了就是离了。好了就是好了。用不着藕断丝连，拖泥带水。”

“噢，噢，是要我避祸寻福吗？按这条原则做人，我不会。”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很尊敬克雷莫夫，虽然我并不喜欢他；你那位将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既然你决定做他的妻子，就要对他有责任心。你却毫无责任心。他担负着重要任务，在打仗，可是妻子却在这时候送东西给被捕的人。你可知道，这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

“我知道。”

“那你究竟爱不爱他？”

“你行行好，别问吧。”叶尼娅带着哭腔说，并且在心里说：“我究竟爱谁呢？”

“不，你回答我。”

“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人不是为了快活才进卢比扬卡的大门。”

“不应当只考虑自己。”

“我考虑的就不是自己。”

“维克托也会这样考虑的。归根究底都是个人主义。”

“你的逻辑真是不可思议，我从小就觉得你很古怪。你把这叫做个人主义吗？”

“你这样又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改变判决。”

“比如，有朝一日把你关起来，那时候你就知道亲人能起到什么作用了。”

柳德米拉想改变话题，问道：

“你这漂泊的新娘，告诉我，你有玛露霞的相片吗？”

“只有一张。你记得吗，是在索科利尼基照的？”

她把头放在姐姐的肩上，用诉苦的语气说：

“我太累了。”

“你休息休息，睡一会儿，今天你哪儿也别去，”柳德米拉说，“我把床给你铺好了。”

叶尼娅半闭起眼睛，摇了摇头。

“不，不，不用。我是活得太累了。”

柳德米拉拿来一个大信封，把一摞照片抖落在妹妹的膝盖上。

叶尼娅翻看着照片，叫了起来：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这一张我记得，是在别墅里照的……小娜佳多好玩儿呀……这是爸爸流放回来以后照的……米佳还是中学生呢，谢廖沙像他像极了，特别是脸的上一部分……这是妈妈抱着玛露霞，那时候我还没出世呢……”

她发现，在这些照片当中没有一张托里亚的相片，不过她没有问，托里亚的相片在哪儿。

“好啦，夫人，”柳德米拉说，“应该伺候你进餐啦。”

“我的胃口很好，”叶尼娅说，“就像小时候那样，生气不影响吃饭。”

“好啊，那就谢天谢地。”柳德米拉说着，吻了吻妹妹。

二十四

叶尼娅在贴满五颜六色的伪装纸条的大剧院附近下了无轨电车，走上库兹涅茨桥，经过美术基金会展览馆，战前这儿曾经展出她熟悉的一些画家的作品，也展览过她的作品，可是她现在从这里走过，甚至都没有想起来。

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的生活就像茨冈人玩的纸牌。一下子就变出了莫斯科。

她老远就看到卢比扬卡那座牢固的大楼，黑灰色花岗岩石墙。

“你好，尼古拉。”她在心里说。也许克雷莫夫已经感觉出她走近了，十分激动，却不知道为什么激动。

旧的命运成为她的新命运。似乎已经永远成为过去的，又成为她的未来。

宽敞的新接待室带有明亮的朝街玻璃窗，现在关闭着，仍然在老接待室里接待探望者。

她走进肮脏的院子，顺着一面旧墙朝半开着的接待室的门走去。接待室里一切都显得十分平常：桌子上有许多墨水印子，墙边摆着一张张木沙发，带有木板窗台的一个个小窗户，小窗户便是查询处。

似乎那座俯瞰卢比扬卡广场、斯列津巷、福尔卡索夫巷、小卢比扬卡的多层的石头大楼和这个小小的办公室没有什么联系。

接待室里的人很多，都是探望亲人的，多数是妇女，在各个窗口站着队，有的坐在沙发上，有一个老头子戴着厚玻璃眼镜在桌上填写一张表。叶尼娅看着这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张张的脸，心想，他们所有的人的眼神、嘴的形态有很多相同之处，她如果在电车上、在大街上碰到这样的人，就会猜到是上库兹涅茨桥24号来的。

她向一名年轻的值班人员打听。这人穿着红军服装，不知为什么却不像红军。他问叶尼娅：“你是第一次来吧？”然后指了指墙上开的小窗户。叶尼娅站进队伍，手里拿着身份证，她的手掌和手指头都紧张得出了汗。站在她前面的一个戴圆帽的妇女小声说：

“如果在内部监狱没有，就要去马特罗斯·济什纳，然后去布特尔斯克，不过那里是在一定的日子按字母顺序接待的，然后上列弗尔托夫军事监狱，然后再到这儿来。我寻找儿子找了一个半月了。您上军事检察院去过吗？”

队伍移动得很快，叶尼娅心想，这不是好事，大概回答都是敷衍了事，很简短。但是，等到一个穿得很讲究的上了年纪的妇女走到窗口，却停顿了很久。大家小声传说着，值班人员亲自问情况去了，因为在电话里说不详细。那个妇女半侧身朝着队伍站着，眯着眼睛，那表情似乎在说，她在这儿也不认为自己和这群可怜的被捕者的亲属是平等的。

不一会儿，队伍又动起来。有一个年轻女子在离开窗口的时候，小声说：

“回答只有一句：不准送东西。”

旁边一个女子对叶尼娅解释说：

“这就是说，侦讯还没有结束。”

“那能不能见面呢？”叶尼娅问道。

“唉，您怎么啦！”那女子说，并且笑了笑叶尼娅的天真。

叶尼娅从来没有想到，人的脊背这样善于表情，这样明显地表达出人的精神状态。快要走到窗口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很特别地伸长了脖子，他们的脊背，连同那耸起的肩膀，那绷紧的肩胛骨，好像是在叫，在哭，在抽搭。

等到叶尼娅前面只有六个人了，小窗户啪的一声关上了，说是休息二十分钟。站队的人在沙发上和椅子上坐下来。

这里有母亲，有妻子；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是一位工程师，他的妻子是对外文化协会的翻译，现在在监狱里；有一名女中学生，她的妈妈被捕了，她的爸爸在一九三七年就被判处剥夺十年通信自由；有一位瞎眼的老奶奶，是邻居领她来的，她是来打听儿子的消息；有一位外国女子，不大会说俄语，她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的妻子，身穿方格的外国大衣，手里提着一个花布提包，眼睛完全像俄罗斯老奶奶的眼睛。

这里有俄罗斯人，有亚美尼亚人，有乌克兰人，有犹太人，还有莫斯科郊区集体农庄的一名女庄员。在桌子上填表的那个老头子是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教师，他上中学的孙子被捕了，显然是因为在晚会上说错了话。

在这二十分钟里，叶尼娅听到和了解了很多事情。

今天的值班员很好……在布特尔监狱不收罐头食品，一定要送大葱和大蒜——治坏血病……在这里，上星期三有一个人拿到了证件，在布特尔监狱关了他三年，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就放了……从被捕到进劳改营，一般要过一年左右……不能送好东西；在克拉斯诺普列斯宁羁押监狱，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刑事犯见什么东西抢什么东西……不久前这儿来过一个妇女，她的老头子是一个很大的设计师，老头子被捕了，原来他在年轻时和一个女子有过短时间的关系，生了个男孩子，他一直付给她孩子的赡养费，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那孩子，等那孩子长大成人，在前线上跑到德国人那边去了，所以设计师被判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是祖国叛徒的父亲……大部分是依据58-10条定罪进来的。反革命宣传罪，主要是因为瞎扯，随便发表议论……就在五一节前被捕了，一般在节日前抓人抓得特别多……这里来过一个妇女，有一个侦讯官往家里给她打电话，她忽然听到丈夫的声音……

说也奇怪，叶尼娅在这内部监狱的接待室里，倒是比在姐姐家洗过澡以后心里镇定些，轻松些。

有的妇女送的东西被收下，脸上露出幸福的神情。

有一个人用压得低低的声音在旁边说：

“他们说到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一些人的情况。都是胡乱说的。他们对一个妇女说，‘你丈夫活着，在干活儿呢。’可是她第二次来，还是那个值班的回答她说：‘你丈夫在一九三九年死了。’”

终于小窗户里面的人抬起眼睛看着叶尼娅了。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办事人员的脸，也许他昨天还在消防队办公室里工作，明天，如果上级有命令，他又会到授奖科填报表了。

“我想打听一个被捕的人——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叶尼娅说。她觉得，就连不认识她的人都会察觉，她说话的声音变了。

“什么时候被捕的？”值班人员问。

“在十一月里。”她回答说。

值班人员交给她一张查询表，说：

“您填好，交给我，不用再排队。明天来听回话。”

他在给她表的时候，又看了她一眼，这匆匆的一瞥不是普通办事员的目光，而是克格勃人员的精明和搜索的目光了。

她开始填表，手指头哆嗦着，就像刚才坐在这椅子上的那个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老头子。

在和被捕人关系一栏内她写的是“夫妻”，而且用粗粗的笔划描了描。

她把填好的表交去以后，坐到沙发上，把身份证放进手提包。她从手提包的这一格又换到那一格，重放了好几次，她明白了，她是不愿意离开这些站队的人。

此时此刻她只希望一点：让克雷莫夫知道她在这里，知道她为了他已经扔掉一切，看他来了。

但愿他能知道她在这儿，在他跟前。

她在街上走着，暮霭渐渐浓了。她这一生一大半是在这座城市里度过的。但是举行画展的日子，看戏、下饭馆、别墅休养、听交响乐的日子离开她太远了，似乎她没有过过那种日子。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诺维科夫那好看的、有时她觉得英俊无比的脸已成为过去。剩下的只有库兹涅茨桥24号的接待室，她觉得她好像是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上走着。

二十五

维克托一面在外间脱套鞋，和老保姆打招呼，一面看着契贝任房间的半开着的门。

老保姆伊凡诺芙娜一面帮维克托脱大衣，一面说：

“进去吧，进去吧，他在等你呢。”

“娜杰日达·菲道罗芙娜在家吗？”维克托问。

“不在家，昨天她带着侄女上别墅去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知道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吗？”

维克托对她说：

“听说，有人叫朱可夫的司机问问朱可夫，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朱可夫坐上汽车，却问起司机：‘你能不能说说，这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契贝任出来迎住维克托，说：

“老人家，不要把我的客人抢去。你请你的客人好啦。”

维克托每次到契贝任这儿来，都感到很兴奋。现在虽然他心里十分苦恼，仍然别有一种已经不习惯的轻松感。

往常维克托走进契贝任的书房，打量着一个一个的书架，总要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说《战争与和平》里的一句话：“噢，在写呢，没有玩。”

现在他也说：

“噢，在写呢，没有玩。”

书架上十分凌乱，很像车里亚宾斯克工厂车间里那种表面上的混乱。

维克托问：

“您的孩子们有信来吗？”

“收到大儿子的来信，小儿子在远东。”

契贝任握住维克托的手，借助默默无言的握手表达了不需要用话说的心情。老保姆伊凡诺芙娜也走到维克托跟前，吻了吻他的肩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有什么新闻吗？”契贝任问道。

“我的消息，也就是大家的消息。斯大林格勒的消息。现在毫无疑问：德国佬要完蛋了。我个人却没有什么好消息，相反，全是坏消息。”

维克托对契贝任说起自己的倒霉事。

“现在朋友们和老婆都劝我检讨。把自己的正确说成错误。”

他一个劲儿地说自己的事，说了很多。一个害重病的病人，总是日日夜夜想着自己的病。

他撇了撇嘴，耸了耸肩膀。

“我常常想起咱们说过的关于发面和浮上表面的脏东西的那番话……在我周围从来没出现过这样多的肮脏东西。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偏偏出在胜利的日子里，这就特别可恼，特别使人难以容忍。”

他看着契贝任的脸，问道：

“依您看，这不是偶然的吧？”

契贝任的脸非常奇怪：很平常，甚至很粗陋，高颧骨，翘鼻子，像一张庄稼汉的脸。尽管如此，却又十分文雅，十分清秀，伦敦的绅士开尔文勋爵都望尘莫及。

契贝任忧郁地回答说：

“等到战争结束了，咱们再说说，什么是偶然的，什么不是偶然的。”

“也许，到那时候猪都会把我吃掉了。明天就要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拿我开刀了。就是说，已经在院部和党委会上把我结果了，只是在会议上宣布一下，说这是人民的声音，群众的要求。”

维克托在和契贝任说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奇怪：他们谈的是维克托生活中的痛苦的事情，不知为什么心里却很轻松。

“我倒是认为，现在是用银盘子，也许是用金盘子捧着你呢。”契贝任说。

“这为什么？我把科学引进了学究式的抽象概念的泥坑，使科学脱离了实际嘛。”契贝任说：

“是啊，是啊。很奇怪！您知道，男人是爱女人的。女人是男人的人生目的，是男人的幸福、希望、欢乐。但是不知为什么男人总要隐瞒着，这种感情不知为什么成了不体面的东西，男人必须说，他和女人睡觉，是因为她给他做饭，补袜子，洗衣服。”

他把两手举在自己的面前，张开手指头。他的手也是很奇怪的：是一双像铁钳一样有力的干活儿的手，同时又很像一双贵族的手。契贝任忽然发起火来：

“可是我不害臊，我需要爱情并不是为了做饭！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造福。可是我们科学院的一些家伙却奉命说：科学是实际的女佣，要依照谢尔巴科夫的家规干活儿：‘您有什么吩咐？’只能准许这样！……不对！科学发明本身有其崇高的价值！科学发明可以改善人，其作用超过蒸汽锅炉、涡轮机、航空和从诺亚时代到我们今天的全部冶金工业。改善心灵，心灵！”

“我倒是赞成您的说法，不过恐怕斯大林同志不赞成。”

“没什么，没什么。这就是事情也有另一个方面。今天麦克斯韦的抽象理论到明天会变为军用无线电呼号。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薛定谔的量子力学和玻尔理论体系明天就成为最强大的实际力量。这是应该可以理解的。这道理极其简单，就连笨鹅都会懂得。”

维克托说：

“不过，您也曾亲身体验到，政治领导者不愿承认今天的理论明天会变为实际。”

“不，倒是有些相反，”契贝任慢慢地说，“我自己不愿意领导研究所，正是因为我知道：今天的理论明天会变为实际。可是很奇怪，非常奇怪，我原来就认为，希沙科夫会因为发现核反应过程受到提拔。而这种事没有您是不行的——说准确点儿，不是我原来认为这样，而是一直认为是这样。”

维克托说：

“我不理解您辞去研究所职务的动机。您的话我不明白。但是我们的领导向研究所提出了曾经使您担心的任务，这是很明白的。领导者往往在一些比较明显的事情上犯错误。比如伟大领袖一直在加强同德国人的友好关系，而且在战争开始前几天还用特快列车给希特勒送橡胶和其他战略原料。而在我们的事业中……伟大的政治家出错儿就更不算什么。而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翻了个儿。我在战前的著作都是接触实际的。比如，我在车里雅宾斯克就常常上工厂去，帮助安装电子仪器。可是在战争时期……”

他带着快活而无可奈何的神气把手一挥。

“我走进了深深的密林。有时不知是害怕，还是觉得不自在。真的……我想建立核子相互作用物理学，可是这样引力、质量、时间就不存在了，而没有实体的空间也要分为两个，只有磁力意义。在我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就是萨沃斯季扬诺夫，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我的研究。他问我这一点，又问那一点。我对他说：这还不是理论，这是提纲和一些想法。第二空间——这是方程中的指数，不是实有的。对称只是存在于数学方程中，我不知道，基本粒子的对称是否与之相符。数学答案走到了物理学前面，我不知道，基本粒子物理是否愿意挤进我的方程。萨沃斯季扬诺夫听着，听着，然后说：‘我想起大学里的一位同学，他有一次解一道方程式解乱了，就说：这不是科学，这是一群瞎子集合在荨麻地里……’”

契贝任笑起来。

“确实很奇怪，您自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数学方程在物理学方面的意义。就像有一只来自奇异国度的猫，首先出现猫的笑容，然后才出现猫本身。”

维克托说：

“可是，我的天呀，我在内心里却相信：人类生活的主轴恰恰就在这儿。我决不改变我的观点，决不后退。我从来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契贝任说：

“我知道，您离开实验室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您的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眼看着就要在实验室里显现出来。这是很痛苦的，不过我为您感到高兴，正直的心不会磨灭。”

“只要不把我磨灭掉就行啦。”维克托说。

伊凡诺芙娜送进茶来，把桌上的书推开，腾出地方。

“哦，是柠檬呀。”维克托说。

“您是贵客嘛。”伊凡诺芙娜说。

“我啥也算不上。”维克托说。

“喔，喔，”契贝任说，“干吗要这样？”

“真的，明天就要对我开刀了。我感觉到了。到后天我会怎样呢？”

他把茶杯朝自己跟前移了移，用茶匙在小碟子边上敲着自己绝望心情的进行曲，心不在焉地说：“哦，柠檬呀。”他觉得用同样的语调把这话说了两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契贝任说：

“我想和您谈谈一些想法。”

“我很愿意听。”维克托心不在焉地说。

“其实，不过是空想……您知道，关于宇宙无限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了人人知道的道理。总星系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一个俭省的人就着喝茶的糖块，而电子或中子则会成为人类可以纵横驰骋的世界。这已经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了。”

维克托点了点头，在心里说：“的确是空想。今天老头子有点儿不正常。”同时他想象着明天会议上希沙科夫的样子。“不，不，我不去。要是去，就要检讨，或者争论政治问题，那就等于自杀……”他轻轻打了一个呵欠，想道：“这是心力衰竭。人打呵欠都是因为心脏有毛病。”

契贝任说：

“能够限制无限性的，恐怕只有上帝……因为在宇宙界限之外，必须承认有神的力量。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是这样。”维克托说。又在心里说：“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呀，我可是没有心思谈哲学，人家要抓我坐牢了。必然的事嘛！再说，我在喀山又和那个马季亚罗夫说直话说了不少。也许也就是暗探，也许是逼着他来套别人的话。我一切都很糟糕。”

他看着契贝任，契贝任注视着他那似乎很用心的目光，继续说：

“我以为，限制宇宙无限性的界限是有的，那就是生命。这界限不在爱因斯坦的曲率范围，而是在生命的对立性和死的物质中。我觉得，可以给生命下定义为自由。生命就是自由。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自由与受奴役，生命与死的物体——界限就在这里。再就是，我以为，自由一旦出现了，就开始了自己的演化。演化分两种途径进行着。人比起原生动物有更多的自由。生物世界的整个演化过程就是从自由的最小限度到最高限度的运动过程。这就是生命形式演化的实质。最富于自由的形式，便是最高的形式。这是演化的第一分支。”

维克托看着契贝任，沉思起来。契贝任点了点头，似乎是对他的用心倾听表示赞许。

“还有演化的第二条分支，我以为是数量方面的演化分支。今天，如果一个人的重量算五十公斤的话，全人类的重量就有一亿吨了。这比以前，比如说，一千年前，多得太多了。活物的量依靠死物体供应的养料会越来越多。地球会渐渐充满生物。人类住满了沙漠，住满了北极地区，就要开始进入地下，地下城市和场地的地面会越来越深。地上生活的人就要成为优越的了。然后住满一个又一个行星。如果想象到由于时间无限而生命演化不断，那么将来死物质变生命的过程会在银河系范围内进行。物质将由死的变成活的，变成自由。宇宙就活了，世界上的一切都成了活的，也就是都成了自由的。自由、生命就会战胜奴役。”

“是的，是的，”维克托说，并且笑了笑，“可以拿积分为例。”

“实质就是这样，”契贝任说，“我研究过星体演化，可是我懂得，活的黏液留下的小小灰斑都是轻易动不得的。演化的第一分支，从低级到高级，那是了不起的。将会出现具有一切天然特点的人：到处都能去，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得到。最近一百年内会解决物质变能的问题和创造活物质的问题。在战胜空间和取得极限速度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发展。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会朝着掌握能的最高形式，即掌握精神能的方向前进。”

维克托忽然不再觉得契贝任说的一切是空谈了。原来，他不赞同契贝任说的话。

“人能够通过仪器的显示使整个总星系的理性生物的精神活动的内容、节奏具体化。光需要几百万年才能穿越的空间，精神能霎时间就能穿越。上帝的特征——无所不在，将成为精神的成就。不过，人能够与上帝并驾齐驱之后，还不会就此停止。人要解决上帝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人要建立和整个宇宙、和另外的空间、和另外的时间的高级理性生物的联系，人类的整个历史与另外的时间相比，只是似有若无的短暂的一闪。人还要建立和微观宇宙的生命的有意识联系，微观宇宙生命的演化，在人类看来只是短短的一瞬。那将是完全消灭时间与空间障碍的时代。人类就会看不起上帝了。”

维克托点了点头，说：

“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开头我听着您的话，心里在想，我哪儿有心思听哲学议论，人家要抓我去坐牢了，还谈什么哲学。可是我一下子就忘记了科甫琴科，也忘记了希沙科夫、贝利亚同志，忘记了明天也许会把我赶出实验室，后天也许就会把我关起来。不过，您要知道，我听着您的话，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感到失望。您把我们说得很了不起，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在我们面前成了可怜的小矮子。可是就在这时候，德国人就像宰疯狗一样在杀犹太老人和孩子，我们也发生过一九三七年的事，发生过普遍集体化的事，把几百万不幸的农民流放，饥饿，人吃人……您要知道，我总觉得从前一切都单纯些，明朗些。经历了种种可怕的不幸与灾难之后，一切都变得复杂了，难以理解了。人会看不起上帝，可是能不能也看不起恶魔，战胜恶魔？您说，生命就是自由。可是在集中营里的人是不是这样想？生命遍布于宇宙之后，会不会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建立奴役制，其可怕程度超过您说的对死物质的奴役？您还是告诉我，将来的人在善良方面能不能超过耶稣？这是最主要的！请告诉我，如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人类仍然带有我们今天的刚愎自用和利己主义，包括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个人的利己主义，人类的强大将给世界带来什么？那时的人会不会把全世界变成总星系规模的集中营？就是说，就是说，请告诉我，您是否相信善良、道德、慈悲心的进化？人是不是在这方面也会进化？”

维克托很抱歉地皱了皱眉头。

“对不起，我一定要请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比咱们谈的数学方程还要抽象。”

“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抽象，”契贝任说，“因此也反映在我的生活中。我决定不参加原子裂变的研究。人类要过明智的生活，今天的善良和好心肠是不够的，您说的也是这一点。如果人一旦掌握了原子内部能量的力量，会怎么样呢？今天精神能还处在很可怜的水平。不过我相信未来！我相信，日益发展的不只是人的力量，还有仁爱心，还有人的精神。”

他看到维克托脸上的表情，感到惊讶，就沉默下来。

“我想过，想过这一点，”维克托说，“有一次我也觉得十分可怕！我们在这儿担心人类的不完美。可是，比如说，在我的实验室里，还有谁考虑这一点呢？索科洛夫吗？他有很了不起的才能，可是胆子太小，在国家的力量面前低声下气，认为一切权力都是天生的。马尔科夫吗？他完全置身于善、恶、仁爱、道德等问题之外。他有实干的才能。他解决科学问题，就像棋手研究棋局。我对您说过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吗？他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很聪明、很出色的物理学家，但他又是一个所谓没有头脑的轻浮小伙子。他把一大堆相识的姑娘的游装照片带到喀山，他讲究穿戴，喜欢喝酒、跳舞。对于他来说，科学就是运动。解决问题，弄清现象，就是创运动纪录。最要紧的是，不能被欺骗和利用！可是，就连我现在也没有想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时代，从事科学研究的应当是具有伟大心灵的人，应当是先知和圣者！可是现在研究科学的却是有实干才能的人、象棋专家、运动员。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创造什么。您怎么样？可是您不过是您。柏林的契贝任就不会拒绝研究中子！那又怎么办？我呢，我又怎么样？我原来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可是现在觉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您知道，托尔斯泰曾经认为自己的天才作品是无聊的游戏。我们物理学家进行创作不是靠天才，而是使出全身的力气、全部的心血。”

维克托的睫毛不住地眨巴起来。

“我到哪儿去找信心、力量、百折不挠的精神呀？”他很快地说。他的声音中出现了犹太口音。“啊，我能对您说什么呀？您懂得我现在的苦楚，现在他们整我，只是因为我……”

他没有说完，很快地站了起来，茶匙掉到地上。他哆嗦着，两只手都在哆嗦。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您不要难过，”契贝任说，“还是来谈点儿别的吧。”

“不，不，请原谅。我要走了，我的头有点儿疼，对不起。”他开始告别。

“谢谢，谢谢。”维克托说，也不看契贝任的脸，觉得自己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维克托朝楼下走去，泪水顺着脸颊扑簌簌流着。

二十六

维克托回到家里，家里人都已经睡了。他觉得，他会在桌前一直坐到天亮，把自己的检讨书写了又写，看了又看，再考虑第一百次：明天他去不去研究所。

在长长的回家的路上，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想在楼梯上流泪，没有想因为忽然激动起来中断了他和契贝任的谈话，没有想他的可怕的明天，也没有想揣在上衣旁边口袋里的给妈妈的信。安静的夜晚的街道使他的心情也安静下来，他的头脑空空的，好像一眼可以看透，可以穿过似的，就像夜晚的莫斯科空旷无人的林荫道。他不难过，不因为刚才流泪感到不好意思，不担心自己的命运，不盼望好的结局。

早晨，维克托朝浴室走去，可是浴室的门从里面锁上了。

“是你吗，柳德米拉？”他问道。

他听到叶尼娅的声音，啊呀了一声。

“我的天，叶尼娅，你怎么在这儿呀？”他说。因为太突然，他呆呆地问道：“柳德米拉知道你来了吗？”

叶尼娅走出浴室，他们拥抱起来。

“你气色不大好啊。”维克托说过这话，接着又说：“我这是随便说的。”

她接着就在走廊里对他说了克雷莫夫被捕的事和她来莫斯科的目的。

他很吃惊。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叶尼娅此行尤其难得。假如叶尼娅来时喜气洋洋，一心想的是自己的新生活，他就不会觉得她这样可亲可爱了。

他和她说话，向她问这问那，一面不住地看钟。

“这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他说，“你倒是想想尼古拉和我谈的许多话，他常常纠正我的思想。可是你瞧！我满脑子异端邪说，却还自由自在，他这个虔诚的共产党员倒被捕了。”

柳德米拉说：

“维克托，你要注意：餐室里的钟慢十分钟。”

他嘟哝了一句，便朝自己房里走去，在经过走廊的时候，又朝挂钟看了两次。

学术委员会会议定于上午十一时开始。他虽然置身于许多习惯了的东西和书籍之中，却以超乎寻常、近似幻觉的敏锐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研究所里的紧张和忙碌。十点半了。

大概索科洛夫开始脱工作服了。萨沃斯季扬诺夫小声对马尔科夫说：

“嗯，看样子，咱们的疯子拿定主意不来了。”

古列维奇挠着厚厚的后脑勺，朝窗外看了看：一部小汽车来到研究所大楼门前，希沙科夫头戴呢帽、身披长长的牧师式斗篷走出汽车。随后又有一部小汽车来到，是年轻的巴季因。科甫琴科顺着走廊走来。会议厅里已经有十五六个人，都在看报纸。他们提前来，因为知道今天的人很多，要先占一个好点儿的位子。斯维琴和研究所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带着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气站在党委会门口。白发苍苍的老院士普拉索洛夫拿眼睛朝上望着，在走廊里缓缓走着；他在这一类的会议上说话特别鄙俗。初级研究员们成群成堆地走着，闹哄哄的。

维克托看了看表，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检讨书，装到口袋里，又看了看表。

他可以去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不检讨，一声不响地坐一坐……不行……既然去了，就不能不说话，既然说话，就得检讨。可是如果不去，就把自己所有的路切断了……

别人会说：“他没有勇气……有意和群众对立……是政治上的挑战……这样一来，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检讨书，并没有看，马上又装进口袋里。这检讨书他反复看过几十遍了：“我认识到，我对党的领导表示不信任，这种行为不符合苏联人的行动准则，所以……还有，我在研究中没有意识到自己偏离了苏联科学的光辉道路，不自觉地对抗……”

他老是想再看看检讨书，可是他把检讨书一拿到手里，就觉得每一个字他都熟悉得不得了……共产党员克雷莫夫进了卢比扬卡监狱。他维克托又喜欢怀疑，又怕斯大林的残酷，还议论过自由，议论过官僚作风，再加上现在被看做政治问题的事，早就应该被送到科雷马去了……

最近几天他越来越害怕，似乎他就要被捕了。要知道，一般都不是开除公职就完事儿的。先是批判，然后开除，然后抓起来。

他又看了看表。这时大厅里应该已经坐满了人。大家都朝门口看着，小声说着：“维克托·施特鲁姆还没来呢……”有人说：“快到中午了，维克托还没来呢。”希沙科夫坐到主席位子上，把皮包放到桌上。科甫琴科旁边还站着一名女秘书，女秘书是拿着紧急文件来请他签字的。

维克托想到会场上几十个人焦急而不耐烦地等待着，也急得不得了。大概，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在负责他的专案的人的房子里，有些人也在等着：他怎么还没来呀？他仿佛看到中央委员会也有一个面色阴沉的人：怎么他还不来呀？他仿佛看到许多熟人都在对家里人说：“真是疯子。”柳德米拉在心里责备他：托里亚献出生命保卫国家，可是维克托竟在战争时期和国家争执起来。

过去每当他想起他和柳德米拉的亲戚中有那么多被镇压、被流放的人的时候，他总是自我安慰地想：“如果他们问我，我会说：我的亲戚不都是这样的人，还有克雷莫夫呢，他也是我的近亲，是有名的共产党员，老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

可是现在你瞧克雷莫夫！如果那里面开始审问他，他就会想起维克托的许多牢骚怪话。不过，克雷莫夫跟他也不是那么亲近了，因为叶尼娅已经和他分手了。而且，他和他也没有说过多么危险的话，因为在战前维克托还没有什么特别尖锐的意见。啊，要是问起马季亚罗夫呢？

几十、几百种拉力、压力、推力、撞力合成一种合力，似乎要把他的肋骨折断，把他的头盖骨击碎。

什托克曼博士的话“孤独的人是刚强的”是不对的……孤独算什么刚强：他偷偷地朝四下里打量着，带着自嘲和无可奈何的表情匆匆忙忙地结起领带，把检讨书放到新礼服的口袋里，穿起崭新的黄皮鞋。

就在他穿好衣服站在桌边的时候，柳德米拉走进门来，她一声不响地吻了吻他，就出去了。

不，他不宣读自己的检讨书！他要说说心里的实话：同志们，朋友们，我听到你们的话十分难过，我十分难过地在想，在艰苦奋战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转折的大喜的日子里，我怎么会这样孤立，怎么会听到自己的同志、兄弟和朋友们的愤怒的谴责……我向你们发誓：我不吝惜全部心血、全部力量……是的，是的，是的，他现在知道要说些什么……快点儿，快点儿，他还来得及……同志们……斯大林同志，我有过错误，到了深渊的边沿，才看清自己的错误。他要说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话！同志们，我的儿子就牺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他朝门口走去。

就在这最后一分钟里，他最后拿定了主意，剩下的只是快点儿赶到研究所，把大衣脱在存衣室里，走进会议厅，听着几十个人激动的低语声，打量着一张张熟悉的脸，说：“同志们，我请求发言，我要说说这些天来我所想的和我感觉到的……”

但也正是在这几分钟里，他动作缓慢地脱掉上衣，搭在椅背上解下领带，卷了卷，放到桌子边上，坐下来，开始解鞋带儿。

他顿时充满轻松感与清白感。他坐着，很平静地沉思起来。他不信上帝，但是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他觉得仿佛上帝在看着他。他这一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幸福同时又这样安宁的心情。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夺去他的正确性了。

他想起妈妈。也许，当他不由自主地改变主意的时候，妈妈在他跟前。因为在这之前一分钟，他还真想去做违心的检讨呢。当他下决心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没想到上帝，也没想到妈妈。但是上帝和妈妈是和他在一起的，尽管他没有想到。

“我心里坦然，我很幸福。”他想。

他又想象起会议的情形，想象着很多人的脸，仿佛听到发言者的声音。

“我心里多么痛快，多么舒畅呀。”他又想道。

他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认真思索过自己的一生，这样认真想过亲近的人，从来没有这样认真来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命运。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走进他的房里。柳德米拉看见他脱了外衣，只穿着袜子，敞着衬衣领口，不禁像个老奶奶似的啊呀叫了一声。

“我的天，你没有走呀！那现在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说。

“不过，也许还不迟吧？”她说。然后看了看他，又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成年人啊。可是，你在决定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当考虑的不光是自己的原则。”

他没有作声，后来叹了一口气。

叶尼娅说：“姐姐！”

“噢，好吧，好吧，”柳德米拉说，“听天由命吧。”

“是的，柳德米拉，”维克托说，“所以咱们还要慢慢走着瞧呀。”

他用手捂住脖子，笑着说：

“对不起，叶尼娅，我没系领带。”

他看着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觉得他现在才真正懂得，生活在人世上是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可轻视的事，和亲人的关系有多么重要。他明白了，生活会照常进行下去，他又可以发火，可以为琐碎事操心，可以生妻子和女儿的气了。

“好啦，我的事谈够了，”他说，“叶尼娅，咱们来下下棋，你可记得，那次你一连赢了我两局？”

他们把棋摆好，维克托是白棋，第一步走的是王侧小卒。

叶尼娅说：

“尼古拉用白棋往往都是先走王棋旁边的卒子——啊，今天上库兹涅茨桥，不知道会给我什么回话呀？”

柳德米拉弯下身，把便鞋推到维克托脚底下。他也不看，想把脚插进鞋里，柳德米拉带着抱怨的意味叹了一口气，便跪到地上，把便鞋给他穿到脚上。他吻了吻她的头，漫不经心地说：

“谢谢，柳德米拉，谢谢。”

叶尼娅还没有走第一步，就摇了摇头。

“哼，我真不懂。托洛茨基问题是老问题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可是什么事儿呢？”

柳德米拉一面摆正白棋，一面说：

“昨天夜里我几乎一夜没有睡。那样忠实、思想水平那样高的共产党员呀。”

“昨天夜里，你可算睡得很好，”叶尼娅说，“我醒了好几次，你都是在打呼噜。”

柳德米拉生气了：

“胡说，我简直都没有合眼。”

像是在回答那个让她自己不安的问题，她对丈夫说：

“没关系，只要不逮捕，就没关系。如果什么都不给你，我不怕，咱们可以卖东西，可以上别墅去，我到市场上去卖草莓。我还可以到中学里去教化学。”

“别墅不会再让住了。”叶尼娅说。

“难道你们不明白，尼古拉什么罪也没有？”维克托说。“不是那种人。”

他们面对棋盘坐着，看着棋子，看着只走了一步的唯一的一个小卒，说着话儿。

“叶尼娅，好妹妹，”维克托说，“你是凭良心行事。要知道，这是一个人最可贵的东西。我不知道生活会带给你什么，但我相信，你现在所作所为对得起良心。我们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所作所为不凭良心。我们说的，不是我们所想的。感觉是一样，做的却是另一样。你该记得，托尔斯泰说到死刑，说过：‘我不能沉默！’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处死成千上万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却沉默。沉默还算好的呢！还有不少人闹闹哄哄大加赞扬呢。在普遍集体化的可怖时期，我们也沉默。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凭良心行事，会感到十分幸福的。我替你高兴。你是凭良心行事的。”

“维克托，你不要像佛陀一样说教了，不要把糊涂人弄得更糊涂，”柳德米拉说，“良心有什么用？断送自己的幸福，让一个好人痛苦，这又对克雷莫夫有什么好处？我不相信，等到把他放出来，他会有什么幸福。在他们分手的时候，他是好好儿的嘛。她的良心是对得起他的。”

叶尼娅拿起王棋，在空中转悠了几下，看了看贴在棋子底下的呢子，又放回原处。

“姐姐，”她说，“还能有什么幸福。我想的不是幸福。”

维克托看了看表。他觉得钟表的表盘很平静，长短针似乎带着睡意，十分安宁。

“这会儿他们在那儿讨论得正带劲儿呢。在拼命地批判我呢，不过我既不气，又不恼。”

“要是我，就打那些不要脸的家伙的嘴巴，”柳德米拉说，“一会儿管你叫科学的希望，一会儿照你吐唾沫。叶尼娅，你什么时候上库兹涅茨桥？”

“四点钟。”

“我给你做午饭，吃了再去。”

“今天咱们午饭吃什么？”维克托说。又笑着补充说：“两位女同胞，你们可知道，我对你们有什么要求？”

“知道，知道。你是想干你的事情。”柳德米拉说着，站了起来。

“要是别人，在这样的日子，早气得发疯了。”叶尼娅说。

“这是我的软弱，不是刚强，”维克托说，“昨天契贝任和我谈了很多科学上的问题。可是我另有看法，另有一种观点。就像托尔斯泰那样：他怀疑，感到苦恼，不知道文学对人是否有用，不知道他写的书对人是否有用。”

“哼，你要知道，”柳德米拉说，“你想在物理方面写出《战争与和平》，还早着呢。”

维克托感到十分尴尬。

“是的，是的，柳德米拉，你说得很对，我是胡乱说说。”他嘟哝说，并且不由自主地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妻子：天哪，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还要着重指出我说的每一句错话呀。

他又剩了一个人。他看起昨天他做的记录，同时在想今天的事情。

为什么柳德米拉和叶尼娅离开他的房间，他就舒畅了？有她们在场，他产生了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是虚伪的。他提议下棋，他表示希望干事情，其中都有虚伪性。显然，柳德米拉管他叫佛陀，正是感觉出这一点。而且他在赞美良心的时候，也感到他的声音有虚伪、不自然的意味。他怕别人怀疑他是自我欣赏，就尽可能说一些很平常的话，但是这样故意表示平常，就像在讲道台上布道一样，也有其虚伪性。

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使他放不下心来，他不明确：他缺少什么。

他几次站起来，走到门口，倾听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说话的声音。

他不想知道他们在会议上说些什么，不想知道谁的发言特别激烈和凶狠，不想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决议。他要给希沙科夫写一封短短的信，说他病了，最近几天不能上研究所去。以后就不需要这样解释了。能做到的，他总是想尽可能做到。其实，已经没用了。为什么近来他这样怕逮捕？他没干什么坏事呀。他只是随口乱说。而且，其实没说什么了不起的坏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心里还是惶惶不定，他忍不住朝门口看了看。也许，他是想吃饭？大概，今后不能享受按级别供应了。也不能进高级食堂了。外室里响起轻轻的门铃声，维克托急忙跑出去，朝着厨房高声说：

“柳德米拉，我去开门。”

他把门开了。在幽暗的外室里，玛利亚的一双惶惶不安的眼睛看着他。

“啊，就是的，”她小声说，“我就知道您不会去。”

维克托帮她脱大衣，他的手感觉到传到大衣领子上的她的脖子和后脑勺的温暖，这时他忽然领悟到：他刚才就是在等她的，因为预感到她要来，所以他倾听，并且一再地朝门看。

他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一看到她，马上就感到轻松和很自然的喜悦。每次他在傍晚带着沉重的心情从研究所回来，惶惶不安地打量着行人，注视着电车和公共汽车窗外一张张女人的脸，他就是希望遇到她。每当他回到家里，问柳德米拉：“有谁来过吗？”他就是想知道她是不是来过。早就是这样了……她来了，他们说话，开玩笑；她走了，他似乎就把她忘了。当他和索科洛夫说话的时候，柳德米拉说她问候他的时候，她都会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似乎除了他看到她的时候和说她是多么可爱的女子的时候，她都不存在。有时，为了逗引柳德米拉生气，他还说她的好朋友没有读过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

他和她在逍遥公园散过步。他看着她，觉得很愉快；他很喜欢她能很快地明白他的话，一听就懂，从来不会理解错；她听他说话时那种孩子般的倾注神情，使他很感动。后来，他们分手，他就不想她了。后来他走在大街上，又想起她来，后来又忘了。

现在他感觉到，她本来一直和他在一起，只是他觉得好像她不在罢了。在他没有想着她的时候，她也和他在一起。他看不见她，他没有想起她，可是她依然和他在一起。他无意去想她，就感觉她不在；却不知，即使在不想她的时候，也总是因为她不在而心神不宁。可是这一天，当他对自己、对和他一起生活而又各有各的生活的人了解得特别深刻的时候，他凝视着她的脸，明白了自己对她的感情。他看着她，感到高兴：那种经常使人惆怅的她不在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他因为有她和他在一起，感到轻松起来，他不再下意识地感觉她不在了。他近来总是感到自己孤单。他在和女儿、和朋友、和契贝任、和妻子说话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孤单。可是他只要一看见玛利亚，孤单就消失了。

而且这一发现并没有使他吃惊，这是很自然的、无可争辩的。可是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在喀山的时候，他怎么不明白这简单又无可争辩的事呢？

所以很自然，当他今天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她不在的时候，他的感情就要从深处涌到表面上来，让他意识到它的存在。

因为无论如何对她是无法隐瞒的，所以就在外室里，他带着一副愁容望着她说：

“我一直以为，我像狼一样饿了吧，就一个劲儿地朝门口看，是不是马上来叫我吃饭。谁知我是在等待：玛利亚是不是来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就好像没有听见，便走了进来。

她和初次见面的叶尼娅一起坐在沙发上，维克托把目光从叶尼娅脸上移到玛利亚脸上，又移到柳德米拉脸上。两姐妹多么美呀！这一天柳德米拉的脸特别好看。有损她的美的阴沉表情不见了。她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露出温柔而惆怅的神气。叶尼娅撩了撩头发，显然是感觉出玛利亚在看她。玛利亚说：

“对不起，不过我没想到一个女子有您这样美，我从来没看到像您这样的容貌。”

她说过这话，脸红了一下。

“玛利亚，你再看看她的手，”手指头柳德米拉说，“还有脖子，还有头发。”

“还有鼻子眼儿，鼻子眼儿。”维克托说。

“怎么，你们拿我当一匹卡巴尔达马呀？”叶尼娅说。“我可不爱听这些。”

“马儿不喜欢这马料。”维克托说。虽然这话的意思不太明确，还是引起了笑声。

“维克托，你是想吃饭了吧？”柳德米拉说。

“是的，是的，不，不。”维克托说。他看到玛利亚的脸又红了。就是说，她听见他在外室里说的话了。

她坐在那里，像只麻雀，灰灰的，瘦瘦的，凸出的不高的额头上面是梳得整整齐齐的、像人民教师一样的头发，穿着肘部补过的针织上衣，维克托却觉得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智慧、善意和文雅意味，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很优雅、很温柔。

她没有说起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她问到娜佳的事，她向柳德米拉借托马斯·曼的《魔山》，向叶尼娅询问薇拉和她的小孩子，还问弗拉基米罗芙娜从喀山的来信说些什么。

维克托没有一下子就明白，玛利亚找到的是唯一正确的谈话方法。她似乎在强调，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人不能继续做人，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闯进父子、兄弟姐妹的圈子，在这不愉快的日子里，她就这样来赞美和她坐在一起的人，因为国家未能闯进他们的圈子，他们就有权不谈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而是谈内部实有的情形。

她的估计是对的。在她们谈论娜佳和薇拉的小孩子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地坐着，感觉他心中点燃起来的火光又平和又温暖，既不摇晃，又不会熄灭。

他感觉到，玛利亚的魅力征服了叶尼娅。柳德米拉上厨房里去了，玛利亚也去帮她忙活。

“多么可爱的人呀。”维克托若有所思地说。

叶尼娅用讥笑的口气唤他道：

“维季卡，听见没有，维季卡？”

他听到这意外的称呼，愣住了。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人唤他的小名了。

“这位太太像猫一样爱上你了。”叶尼娅说。

“简直是胡扯。”他说。“而且为什么说是太太？她最不像太太了。柳德米拉没有一个女性朋友，可是她和玛利亚实在要好。”

“你和她怎么样？”叶尼娅用讥笑的口气问。

“我是说真的。”维克托说。

她看到他生气了，就微微笑着，看着他。

“叶尼娅，你懂吗？你别胡扯。”他说。

这时候娜佳来了。她站在外室里，急急忙忙地问道：

“爸爸去作检讨了吗？”

她走进房里。维克托把她抱住，亲了亲。叶尼娅眼里闪着泪花，打量着外甥女。

“呀，她身上连一滴我们斯拉夫人的血都没有，”她说，“纯粹是个犹太姑娘。”

“是爸爸的基因呀，”娜佳说。

“娜佳，你是我的宝贝儿，”叶尼娅说，“外婆就喜欢谢廖沙，我就喜欢你。”

“没关系，爸爸，我们能养活你。”娜佳说。

“这我们是谁？”维克托问道。“是你和你那位中尉吗？你放学回来，洗洗手去吧。”

“妈妈和谁在那儿说话？”

“和玛利亚阿姨。”

“你喜欢玛利亚阿姨吗？”叶尼娅问道。

“依我看，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娜佳说，“我假如是个男人，一定会娶她。”

“她很善良，是天使吗？”叶尼娅用讥笑的口吻问道。

“怎么，小姨，您不喜欢她吗？”

“我不喜欢圣女，在她们的圣洁中往往隐藏着歇斯底里，”叶尼娅说，“我认为她们还不如明目张胆的坏蛋。”

“歇斯底里？”维克托问。

“维克托，我发誓，这是一般说说，我不是说她。”

娜佳上厨房里去了，叶尼娅又对维克托说：

“我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薇拉有一位中尉。现在娜佳也来了一位中尉。来了，又会消失的。他们是多么容易牺牲呀。维克托，这有多悲惨呀。”

“叶尼娅，好妹妹，”维克托问道，“你当真不喜欢玛利亚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叶尼娅急忙说，“有的女人有这样的性格，好像是一种顺从的、善于自我牺牲的性格。这种女人不会说：‘我和男人睡觉，因为我喜欢这样。’而是说：‘这是我的义务，我可怜他，所以牺牲自己。’这些女人睡觉，和好，分手，都是因为她们自己愿意，但她们说的完全是另一样：‘这是需要的，是义务，出自良心，我离开了，我做了牺牲。’可是她什么都没有牺牲，她所做的是她愿意的，而且最可恶的是，这些女人还当真相信自己有牺牲精神。我顶讨厌这样的女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就好像属于这一类。”

吃过午饭之后，玛利亚对叶尼娅说：

“叶尼娅，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和您一块儿去。在这方面我有很痛苦的经验。再说，两个人在一起总要轻松些。”

叶尼娅有些发窘，就回答说：

“不，不，多谢了，这种事就需要单独去做。在这方面的痛苦，无法和任何人分担。”

柳德米拉侧眼看了看妹妹，好像是要向她说明她和玛利亚之间的私房话，说道：

“玛利亚觉得你不喜欢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叶尼娅什么话也没有说。

“是的，是的，”玛利亚说，“我感觉出来了。不过请您原谅我说出这话。这都是傻话。您哪有心思想到我。柳德米拉不应该说。现在这么一来，就好像我一定要您改变印象。我不过随便说说。没有什么用意。”

叶尼娅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十分真诚地说：

“您怎么啦，您很可爱，您说到哪儿去啦。我是心情很乱，请您原谅吧。您真的很好。”

然后，她很快地站起来，说：

“哦，就像妈妈常说的，我的孩子们：‘我该走了！’”

二十七

大街上行人很多。

“您不急着回家吧？”维克托问。“是不是咱们再上逍遥公园去？”

“您怎么啦，现在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我要在丈夫回家前赶回去。”

他以为她会请他上家里去听索科洛夫说说学术委员会会议情形的。可是她没有作声，他便感到怀疑，是不是索科洛夫怕和他见面。她急着回家，使他很不高兴，不过这完全是自然的嘛。他们路过一个街心公园，离这里不远便是通向顿斯科伊修道院的大街了。她忽然站住，说：

“咱们坐一小会儿，然后我上电车。”

他们一声不响地坐着，但是他感觉出她的激动。她微微偏着头，看着维克托的眼睛。

他们还是没有作声。她的嘴紧紧闭着，但是他似乎听到了她的声音。一切都很清楚，都很明白了，就好像他们彼此都说过了。而且说话又能说什么呢？

他明白，现在出现了非同一般的严重局面，他的生活会出现新的烙印，他会有痛苦的内心慌乱。他不希望给别人造成痛苦，最好永远没有谁知道他们的爱情，也许他们彼此也不会说起。可是也许……不过，现在发生的事，他们的痛苦和愉快，他们是无法互相隐瞒的，这就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变化。现在发生的一切取决于他们，同时好像这已经发生的事是命中注定了的，他们已经无法违抗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自然而然的事实，并非取决于他们，就像白天的亮光不取决于人一样，同时这一事实却不可避免地产生虚假、伪装，产生对待最亲近的人的残酷心肠。要避免这种虚伪和残酷，就取决于他们，只要躲开自然而明亮的光就行。

有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心里永远不能平静。他将来不论怎样，心里是永远不会平静的。不论他把对他身旁女子的感情隐藏起来，还是让感情冲出来成为他的新的命运，他都不会平静。不论把对她的爱化为长期的思念，还是和她亲近而引起良心上的痛苦，他都不能平静。

可是她还在一个劲儿地看着他，流露着无比幸福而又无比绝望的神情。瞧，他在冲突中没有弯腰，靠很大的狠劲儿坚持住了，可是在这儿，在这长椅子上，他多么软弱，多么无助。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该走了，我丈夫等着我呢。”她握住他的手，说：“咱们今后别再会面了，我已经向丈夫保证不再和您见面。”

他感到心里十分慌乱，就像心脏病人要死的时候那样，由不得人的心跳就要停止了，整个世界开始摇晃，开始翻倒，大地和天空就要消失了。

“玛利亚，这为什么？”他问道。

“我丈夫要我保证今后不再和您见面，我就向他做了保证。这当然很不好，可是他现在心情是这样，他有病，我很担心他的生命。”

“玛利亚。”他说。

在她的声音中，在她的脸上，有一股不可动摇的力量，就像最近和他发生冲突的那股力量。

“玛利亚。”他又说。

“我的天，您也明白，您也看出来，我不隐瞒，为什么要全说出来。我不能，不能呀。我丈夫够苦了。您一切都知道。您要记住，柳德米拉也够苦的了。这是不可能的。”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一再地说。

他的帽子掉到地上，大概有些人在看着他们。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他又说了一遍。

他吻了吻她的手。当他把她冰凉纤细的手指握在手里的时候，他觉得，使她决定不和他见面的不可动摇的力量，是和软弱、顺从、老实无用联系着的……

她站起来，走了，连头也不回。他却坐着，在想，他这是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活的光明，可是这一切离开他，远去了。他觉得，刚才他吻过手的这个女子，本来可以代替他的一切的，代替他一生所想的、所希望的一切：科学，荣誉，名望。

二十八

学术委员会会议之后，第二天，萨沃斯季扬诺夫给维克托打来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问柳德米拉身体好不好。

维克托问起会议的情形，萨沃斯季扬诺夫回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想使您不痛快，事实上，比我原来预料的更卑劣。”

维克托想：“难道索科洛夫发言了吗？”他又问道：

“做出什么决议吗？”

“很厉害的决议：认为根本不必请院部研究今后的问题……”

“懂了。”维克托说。虽然他早就相信会做出这样的决议，但还是因为意外有些慌乱。“我什么罪也没有，”他想道，“不过还是会叫我坐牢的。那里面知道克雷莫夫没有罪，可是把他关起来了。”

“有人表示反对吗？”维克托问。电话线送来了萨沃斯季扬诺夫没有说出口的难为情。

“没有，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似乎是一致通过，”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您没有来，对您是很不利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的声音不太清楚，显然他是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

这一天，安娜·斯捷潘诺芙娜也给他打来电话，她已经被解除职务，不上研究所去了，所以不知道学术委员会会议的事。她说，她要上穆罗姆的姐姐家去住两个月，并且请维克托去作客，那股亲切情谊很使维克托感动。

“谢谢，谢谢，”维克托说，“如果上穆罗姆的话，那就不是去玩儿，而是到师范学校去教物理了。”

“天啊，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您怎么会这样呀，我真难受，这都是因为我呀。我哪儿值得呀。”

看样子，她把他说的关于师范学校的话当作对自己的责备。她的声音也不太清楚，显然她也不是在家里打电话，也是用公用电话。

“难道索科洛夫发言了吗？”维克托自言自语地一遍又一遍问。

很晚的时候，契贝任打来电话。这一天，维克托就像害重病的病人一样，只是在别人谈起他的病的时候，他才有劲头儿。显然，契贝任感觉出这一点。

“难道索科洛夫发言了吗？他发言了吗？”维克托问过柳德米拉。但是她当然也和他一样，不知道索科洛夫是否在会上发过言。

在他和与他接近的一些人之间出现了一层迷雾。

萨沃斯季扬诺夫显然是害怕说出维克托想知道的事，不愿意成为他的情报员。他大概在想：“维克托遇到研究所的人，会说：‘我已经全知道了，萨沃斯季扬诺夫已经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向我报告了。’”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是很亲热的，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她应该上维克托家里来，不应该只是打个电话。

维克托以为，契贝任也应该提出和他一起到天体物理研究所工作，哪怕谈谈这个问题也好。

“他们使我不痛快，我也使他们不痛快，还不如不打电话呢。”他想道。

但更使他不痛快的，是那些根本不给他打电话的人。

一整天他都在等古列维奇、马尔科夫、皮敏诺夫的电话。

后来他又生起安装设备的技师和电工们的气。

“这些狗崽子，”他想道，“他们是工人，有什么可怕的？”

想到索科洛夫，实在无法容忍。是他不准玛利亚给他维克托打电话！谁都可以原谅，不论老熟人、老同事，甚至亲戚，都可以原谅。就是不能原谅这个朋友！一想到索科洛夫，他就十分恼怒，气得不得了，气得连气也喘不上来。同时，他想到自己对朋友不忠，便不知不觉为自己对朋友不忠寻找起辩护的理由。

他由于冲动，给希沙科夫写了一封完全不必要的信，要求把研究所领导的决定告诉他，并且说，因为有病，近日内不能上研究所去工作。

第二天一整天都没有听到电话机铃声。

“好吧，反正是要坐牢的。”维克托想道。他想到这一点并不觉得痛苦，似乎倒是可以得到安慰。就好比生病的人，一想到“好吧，生病就生病吧，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就能得到安慰。他对柳德米拉说：

“唯一能给咱们带来消息的人，就是叶尼娅了。虽然消息都是来自内部监狱接待室。”

“现在我相信，”柳德米拉说，“索科洛夫一定在会上发过言。要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玛利亚不来电话。她知道他发了言，不好意思打电话。不过，到白天等他去上班了，我可以给她打电话。”

“无论如何不要打！”维克托大声说。“你听着，柳德米拉，无论如何不要打！”

“我干吗要管你和索科洛夫关系如何？”柳德米拉说。“我和玛利亚有我们的关系。”

他无法给柳德米拉解释，为什么她不能给玛利亚打电话。他一想到柳德米拉不了解底细，无意中成为他和玛利亚联系的桥梁，便觉得惭愧。

“柳德米拉，现在咱们和人们的联系只能是单方面的。如果一个人坐了牢，他的妻子只有在人家叫她去的时候，才能去。她自己没有权利说：我想上你们家去。丈夫低下了，妻子也就低下了。咱们进入了新的一个时期。咱们再也不能给任何人写信，只能回信。咱们现在也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只能在人家给咱们来电话的时候，拿起话筒。咱们见了熟人，也不能首先打招呼，也许，人家不愿意和咱们打招呼。如果人家和我打招呼，我也不能首先开口说话。也许人家认为可以和我点点头，但是不愿意和我说话。让人家先说，我就回答人家的话。咱们已经进入碰也不能碰的贱民阶层。”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

“不过，我们这些不能碰的人也算幸运，常规之中也有例外。也有一两个人——我说的不是自家人，如你妈妈、叶尼娅——不能碰的人对他们是可以充分信任的。不必等待他们发出允许的信号，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写信。比如契贝任！”

“你说得很对，维克托，完全正确。”柳德米拉说。她的话使他吃了一惊。不论在哪一方面，她已经很久没有承认他正确了。“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玛利亚！”

“柳德米拉！”他说。“柳德米拉！你可知道，玛利亚已经向索科洛夫做出保证，不再和咱们见面了？这么着，你就去吧，给她打电话吧！喂，打呀，打呀！”

他摘下话筒，递给柳德米拉。

这时候他的感情的小小的一角浮起希望，希望柳德米拉真的打打电话……哪怕是柳德米拉能听到玛利亚的声音也好呀。

但是柳德米拉说道：“啊呀，原来是这样呀。”就把话筒放下了。

“怎么叶尼娅还不回来呀？”维克托说。“患难使我们更加亲密。我觉得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爱。”

等到娜佳回来，维克托对她说：

“娜佳，有些话我和你妈妈说过了，妈妈会对你详细说说的。在我已经变成可怕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能上波斯托耶夫家、古列维奇家和其他一些人家去。所有这些人首先会想到你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你是什么人，明白吗？是我家的一员。我坚决要求你……”

他事先料定她会说什么，料定她会反驳，会生气的。娜佳举起一只手，打断他的话。

“是的，我看到你没有去参加那些造孽的人的会，就全明白了。”

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看着女儿，后来用好笑的口吻说：

“我希望这些事不影响你的中尉。”

“当然不会影响。”

“怎么？”

“不影响就是不影响，你会明白的。”

维克托看了看妻子，看了看女儿，朝她们伸过手去，握了握手，便走出了房间。在他的这一动作中，包含着那样多的慌乱、歉疚、软弱、感谢、挚爱，以至于母女俩挨在一起站了很久，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互相看一眼。

二十九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达林斯基第一次走进攻的道路，他在追赶向西挺进的坦克部队。在雪地里，田野上，道路两旁，到处是烧毁和打坏的德军坦克、大炮、圆头的意大利载重汽车，到处是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尸体。

死亡与严寒为观看者保留着敌军覆灭的场面。混乱、惊慌、痛苦——这一切都印在雪上，凝冻在雪里，在冰雪中保留着机器和人在大路上仓皇奔逃的最后挣扎和绝望情景。

甚至炮弹爆炸的烈火与硝烟，烟气腾腾的篝火，也印在雪上，成为一个个乌黄色斑点、一片片黄色和褐色冰凌。

苏联部队向西挺进，一群群俘虏向东移动。

罗马尼亚人穿的是绿色军大衣，戴的是高高的羊皮帽。他们显然不像德国人那样怕冷，达林斯基看到他们，不觉得这是打垮的军队的士兵，觉得这是一大群一大群疲惫无力的、饥饿的农民，戴着演戏用的皮帽。大家都在嘲笑罗马尼亚人，但是对他们却没有仇恨，而是用一种怜悯和鄙视的目光看待他们。后来他看到，大家对意大利人更没有什么仇恨。

使人仇恨的是匈牙利人、芬兰人，尤其是德国人。

德国俘虏的样子是最糟的。

他们的头上和肩膀都裹了破棉被。他们的腿从靴子以上都裹了破布片和麻袋片，用铁丝和绳子捆着。

不少人的耳朵、鼻子、脸上都有冻成疮的黑斑。腰上挂的饭盒叮当响着，像是戴着镣铐。

达林斯基看着一具具顾不得羞臊露出瘪下去的肚子和生殖器的尸体，看着一张张被草原冷风吹得通红的押队战士的脸。看着雪野上被打得歪七扭八的德军坦克和汽车，看着冻僵的死人，看着被押着向东走去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复杂而奇怪的感情。

这是报应。

他想起一些故事，说德国人怎样讥笑俄罗斯农舍的寒碜，带着厌恶而惊讶的表情打量小孩子的摇篮、炉灶、瓦盆、木桶、墙上的画、黏土捏的花公鸡，打量那些看到德国坦克就逃走的孩子们出生和成长的可亲可爱的天地。

汽车司机用好奇的口吻说：

“您瞧，中校同志！”

四个德国士兵用军大衣抬着一个士兵。从他们的脸和绷紧的脖子可以看出来，他们不要多久也会倒下去的。他们摇来晃去地走着。他们裹的破布脱落到脚上，雪粒子击打着他们失神的眼睛，冻僵的手指头死死抓住军大衣的边儿。

“德国佬完蛋啦。”司机说。

“这可不是我们请他们来的。”达林斯基阴沉地说。

可是过了一会儿，一种幸福感一下子向他袭来：在茫茫的雪雾中，在没有开垦的草原上，一队队苏军坦克向西开去，是t-34型坦克，又凶猛，又快，又坚固……

一个个坦克手头戴黑色盔形帽，身穿黑色小皮袄，从舱口里探出半个身子，朝外张望着。他们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在茫茫雪雾中奔驰，身后留下一团团模模糊糊的雪的浪花——幸福和自豪的感觉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炼成了钢铁的又威风又沉痛的俄罗斯向西奔去。

在进一个村子的时候出现了阻塞。达林斯基下了汽车，从排成两排的汽车和盖了帆布的火箭炮旁走过去……一群俘虏正跨过这条道路朝大路上去。从小汽车上走下来一位上校，头戴银灰色羊羔皮帽。能戴这种帽子的，要么是集团军司令，要么和前方军需官十分要好。上校看着俘虏。押队士兵朝俘虏们吆喝着，挥舞着自动步枪。

“快点儿，快点儿，快走！”

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俘虏和汽车司机、红军战士隔开，有一种比草原酷寒更厉害的酷冷使眼睛不能对着眼睛。

“长尾巴的，小心点儿，小心点儿。”有一个笑着的声音说。

有一个德国兵爬着过大路。露出一团团棉花的破棉被拖在他身后。他急急忙忙地爬着，不停地倒动着胳膊和腿，连头也不抬，好像在闻脚印子。他朝着上校爬来，站在旁边的司机说：

“上校同志，他会咬您的，真的，他专门瞄着您。”

上校朝旁边跨了两步，等德国兵爬到他跟前，他用靴子一踢。这不太用劲儿的一踢，足可压倒俘虏兵那麻雀一般的力气。俘虏兵的胳膊和腿都伸开了。

他从下面朝踢他的人看了看：在他的眼睛里，就像要死的羊的眼睛里那样，没有责难的神情，甚至也没有痛苦，只有温顺。

“还爬呢，哼，还想侵略呢。”上校一面说，一面在雪上擦着靴底。

在观看的人群里掠过一阵轻轻的笑声。

达林斯基感觉他的头脑一阵迷糊，感觉到已经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又认识又不认识的另一个人，一个什么也不含糊的人在支配着自己的行动。

“上校同志，俄罗斯人不打倒下的人。”他说。

“依您看，我是什么人，不是俄罗斯人吗？”上校问。

“您是恶棍。”达林斯基说。他看到上校朝他走来，就抢在上校发火和威吓之前，高声说：“我姓达林斯基！达林斯基中校，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监察员。我对您说的话，我愿意在方面军司令面前，面对军事法庭再说一说。”

上校恨恨地对他说：“好吧，达林斯基中校，您等着瞧吧。”便朝一旁走去。

几名俘虏把躺在地上的俘虏拖到一边。很奇怪，不论达林斯基把脸转向哪一边，他的眼睛总是和挤成一堆的俘虏们的眼睛碰到一起。好像他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

他慢慢朝汽车走去，听到有一个讥笑的声音说：

“德国佬有了卫士啦。”

不久达林斯基又上了车往前走，迎面又有一群群穿灰衣的德国俘虏和穿绿衣的罗马尼亚俘虏走来，常常影响汽车开动。

司机侧眼看着达林斯基抽烟时抖动的手指，说：

“我一点也不可怜他们。我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枪毙。”

“好啦，好啦，”达林斯基说，“你要枪毙他们，最好是在一九四一年，在你像我一样，被他们打得头也不回地逃跑的时候。”

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不过那个俘虏的事并没有使他一心向善。他该有的善心好像已经消耗完了。

当初他上亚什库时走过的加尔梅克草原和今天走的道路多么不同呀。

难道那是他站在沙漠的雾中，站在巨大的月亮底下，望着溃逃的红军，望着一匹匹骆驼一伸一曲的脖子，思虑着俄罗斯土地那最后的边沿上所有亲爱的软弱可怜的人们？

三十

坦克军军部驻扎在村子边上。达林斯基的汽车来到军部的房子门前。天色已经黑下来。显然，军部来到村里才不久：有些红军士兵正在从汽车上往下卸箱子、褥垫，电话兵在架电话线。

一名站岗的士兵很不情愿地走进过道，唤了一声副官。一名副官很不情愿地走出门来，和所有的副官一样，不是看着来人的脸，而是看着肩章，说：

“中校同志，军长刚刚从旅里回来，在休息呢。您等会儿再来吧。”

“您去报告军长，达林斯基中校来了。懂吗？”来人很傲慢地说。

副官叹了一口气，朝房里走去。过了一分钟，他走出来，高声说：

“中校同志，请进！”

达林斯基上了台阶，诺维科夫出来迎接他。他们高兴地笑着，互相打量了一小会儿。

“终于见面了。”诺维科夫说。

这是一次十分愉快的重逢。

两个聪明的脑袋又像过去一样，俯在地图上面了。

“我现在前进的速度，就跟当初逃跑时一样，”诺维科夫说，“不过在这一地段，超过了逃跑时的速度。”

“这是冬天，冬天，”达林斯基说，“到夏天又会怎样呢？”

“我看没有问题。”

“我也这样看。”

让达林斯基看地图，诺维科夫觉得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他思路敏捷，关注那些似乎只有诺维科夫能够察觉的细节，他提出的问题都是诺维科夫觉得应该考虑的……

诺维科夫放低声音，就像吐露隐秘私情似的说：

“对于进攻中坦克运动地带的侦察、各种目标指示手段的协同运用、基准点示图、相互配合的神圣性——这一切都是必须的。但是在坦克进攻地带，各兵种的战斗行动还是要听命于一个上帝，那就是坦克，我们的乖孩子t-34型坦克！”

达林斯基见过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翼活动的地图。诺维科夫从他嘴里了解到高加索战役的一些详情细节，了解到截听到的希特勒和保卢斯交谈的内容，了解到自己还不知道的弗列捷尔皮科将军的炮兵军群的运动详情。

“这已经是乌克兰了，窗外就可以看到。”诺维科夫说。

他指着地图说：

“不过我好像比别人离得近些。祖国就支持我这个军。”

后来，他推开地图，说：

“好啦，咱们别再谈战略战术了。”

“您个人的事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吗？”达林斯基问道。

“大有进展！”

“怎么，结婚了吗？”

“我现在就天天在等着，她就要来啦。”

“哎呀，你这自由的哥萨克完啦，”达林斯基说，“我衷心恭喜您。可是我还没有头绪呢。”

“哦，贝科夫怎么样？”诺维科夫忽然问道。

“贝科夫嘛，没什么。现在跟着瓦图京，老样子。”

“真够刚强，什么都不在乎。”

“应该说，像砥柱一样。”

诺维科夫说：

“好啦，见他的鬼去吧。”

他朝着旁边的屋子喊道：

“喂，维尔什科夫，看样子，你是下定了决心叫我们饿死了。你把政委叫来，我们一块儿吃饭。”

但是用不着去叫政委了，他自己来了，站在门口，用很不痛快的声调说：

“诺维科夫同志，不知怎么搞的，好像罗金冲到前面去了。瞧着吧，他会赶在咱们前头踏上乌克兰土地。”

又对达林斯基说：

“中校同志，现在就是这种时候。现在我们害怕友邻部队，胜过害怕敌军。您大概不是友邻部队的吧？不是，显然不是，您是老战友。”

“我看出来，你是真操心乌克兰问题。”诺维科夫说。

格特马诺夫把罐头朝自己面前拉了拉，故意用吓唬的口吻说：

“好哇，诺维科夫同志，不过你要注意，你的叶尼娅就要来了，我只能让你们在乌克兰土地上登记。就让中校同志做证婚人。”

他举起酒杯，用酒杯指点着诺维科夫，说：

“中校同志，咱们来为他那颗俄国心干杯。”

达林斯基动情地说：

“您说的话好极了。”

诺维科夫记得达林斯基一向对政工人员是十分反感的，就说：

“是啊，中校同志，咱们很久没见面了。”

格特马诺夫打量了一下桌上，说：

“真是没东西招待客人，只有罐头。炊事员往往还没有生起炉子，可是指挥所又得换地方了。日日夜夜在运动。您要是在发动进攻之前上我们这儿就好了。现在停一个钟头，跑一个昼夜。拼命往前跑。”

“哪怕再弄一把叉子来也好呀。”诺维科夫对副官说。

“是您不叫人把汽车上的家什卸下来呀。”副官回答说。

格特马诺夫说起他在收复的领土上经过时见到的情形。

“俄罗斯人和加尔梅克人截然不同，”他说，“有很多加尔梅克人在为德国人唱赞歌。要知道，苏维埃政权什么好处没有给他们呀？！要知道，本来是一块到处是破破烂烂的流浪汉、梅毒到处流行、到处是文盲的地方。可是你瞧，不论把狼喂得多么饱，狼还是贪恋草原。”

他对诺维科夫说：

“你该记得，关于巴桑戈夫的事，我曾经提醒过的。我这个党员的感觉果然没有错。不过你不要介意，我这不是责备你。你以为，我这一生犯的错误少吗？你要知道，民族特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会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的实践已经把这一点显示出来。你可知道，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老师是谁？是实践。”

“我赞成您对加尔梅克人的看法，”达林斯基说，“我不久前就在加尔梅克草原上住过，许多地方我都到过。”

他为什么说这话？他在加尔梅克走过不少地方，对加尔梅克人从来没有不好的感觉，倒是对他们的生活和习惯十分感兴趣。但是，这位军政委似乎有一股磁石般的吸引力。达林斯基随时都想赞同他的意见。

诺维科夫微微笑着看了看他，他倒是很了解政委的精神吸引力，很了解这种力量怎样吸引人对他唯唯称是。

格特马诺夫忽然很坦诚地对达林斯基说：

“我知道，您过去也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过您不要怪布尔什维克党。党也是希望为人民做好事。”

达林斯基一向认为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和政委都是一团糟的，这时急忙说：

“您怎么啦，这一点难道我还不了解？！”

“是啊，是啊，”格特马诺夫说，“我们有些地方做得很不对头，但是人民会原谅我们的。会原谅的！我们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本质是不坏的。不是吗？”

诺维科夫温和地打量了一下坐在一起的人，说：

“我们的军政委好吗？”

“很好。”达林斯基肯定说。

“就是，就是。”格特马诺夫说。

三个人一齐笑起来。

格特马诺夫似乎猜到诺维科夫和达林斯基的心思，看了看表，说：

“我要去休息了，要不然白天黑夜都在运动，哪怕今天睡上一夜也好。十个昼夜没脱靴子了，就像茨冈人一样。参谋长恐怕还在睡着吧？”

“他哪儿是睡觉，”诺维科夫说，“一来到就去察看新的情况了，因为明天早晨咱们又要转移基地。”

等到只剩下诺维科夫和达林斯基，达林斯基说：

“有些事情我总是理解不透。比如，不久前我在里海附近的沙漠上，心情就特别沉重，好像眼看着就要完了。可是结果怎么样？我们能够组织起这样大的力量！非常强大的力量呀！一切都不在话下。”

诺维科夫说：

“可是我却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多地懂得了，什么叫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是勇猛的，好比强悍的狼！”

“是强大的力量！”达林斯基说。“主要的是：俄罗斯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走在了人类最前面，其余的事都是微不足道的。”

“您听我说，”诺维科夫说，“要不要我再谈谈您的工作调动问题？您能不能到我们军里担任副参谋长？咱们一块儿打打仗，行吗？”

“怎么不行？谢谢。那我给谁当副手？”

“给涅乌多布诺夫将军。这是规矩嘛：中校给将军当副手。”

“涅乌多布诺夫？战前他是在国外的吧？是在意大利吧？”

“不错。就是他。他不是苏沃洛夫，不过，总的说，还是可以共事的。”

达林斯基没有作声。诺维科夫朝他看了看。

“怎么样，事情就这样办吧？”诺维科夫问道。

达林斯基用手指头掀起嘴唇，又撑了撑腮帮子。

“您看见吗，有两个坑？”他问道。“这是一九三七年涅乌多布诺夫审问我的时候打掉了我的两颗牙。”

他们互相看了看，沉默了一会儿，又互相看了看。达林斯基说：

“他这个人当然还是精明能干的。”

“当然，当然，他总不是加尔梅克人，是俄罗斯人嘛。”诺维科夫冷笑说。忽然他高声说：“咱们来干杯，不过喝酒可要真的像俄罗斯男子汉！”

达林斯基生平第一次喝这样多的酒。不过，如果不是桌上的两个空酒瓶，旁边的人谁也不会发觉两个人喝得很猛，很带劲儿，除非注意到他们已经互相称呼起“你”。

诺维科夫不知已经是第几次斟满两杯，说：

“来，不要歇气。”

不会喝酒的达林斯基这一次连气也没有歇。他们谈起撤退，谈起战争一开始的那些日子。他们回忆到布柳赫尔和图哈切夫斯基。他们谈到朱可夫。达林斯基还说了说侦讯官在审讯中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诺维科夫说到他怎样在进攻开始之前推迟几分钟出动坦克。但是他没有说在判断几位旅长的行动方面犯了错误。

他们谈起德国人，诺维科夫说，一九四一年的夏天好像锤炼了他，使他的心肠永远变硬了，可是等到押送第一批俘虏，他却下令让俘虏吃好一点儿，吩咐用汽车把冻坏和受伤的俘虏送往后方。

达林斯基说：

“刚才我和你们的政委一起骂加尔梅克人。骂得对！可惜你们的涅乌多布诺夫不在这儿。我该和他谈谈，真该和他谈谈。”

“哼，不是有很多奥廖尔人和库尔斯克人跟德国人勾结吗？”诺维科夫说。“比如做了叛徒的弗拉索夫将军，也不是加尔梅克人。我说的那个巴桑戈夫，是一位很好的军人。涅乌多布诺夫是肃反工作人员，政委对我说过他的情况。他不是军人。我们俄罗斯人会打赢的，会打到柏林，我知道，德国人再也挡不住我们了。”

达林斯基说：

“像涅乌多布诺夫，叶若夫，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不过俄罗斯现在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维埃俄罗斯。我知道，哪怕把我所有的牙都打掉，我对俄罗斯的爱不会动摇。我至死都要爱俄罗斯。但是要我做这家伙的副手，我不干，你怎么，同志，不是开玩笑吧？”

诺维科夫又一次把两个杯子斟满，说：

“来，咱们喝。”

然后他说：

“我知道，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我也会变得更糟。”

他忽然换了话题，说：

“唉，我们的事真是可怕。有时一个坦克手被打掉了脑袋，人已经死了，可是还踩着油门，坦克还在前进。一个劲儿地前进，前进！”

达林斯基说：

“我刚才和你们的政委一起骂加尔梅克人，可是我现在却一个劲儿地想着一个加尔梅克老汉。涅乌多布诺夫有多大岁数啦？上他那儿去看你们的新位置，就要跟他见面吗？”

诺维科夫慢慢地用不大听使唤的舌头说：

“我很有福气。再没有更福气的啦。”

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相片，递给达林斯基。达林斯基一声不响地看了很久，说：

“太美了，真没有说的。”

“美吗？”诺维科夫说。“美倒是算不了什么，像我这样爱她，倒不是因为美。”

维尔什科夫来到门口，站下来，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军长。

“走开。”诺维科夫慢慢地说。

“喂，你干吗对他这样，他是想问问咱们要不要什么。”达林斯基说。

“算啦，算啦，我还会更糟，会成为下贱的人，我行，用不着教训我。你是中校，和我说话为什么称‘你’？按照军事条令应该这样吗？”

“啊，原来是这样！”达林斯基说。

“算啦，开玩笑你都不懂。”诺维科夫说。心想，幸亏叶尼娅看不见他的醉态。

“愚蠢的玩笑我是不懂。”达林斯基说。

他们表白自己的态度表白了很久，直到诺维科夫提议到新位置去用通条把涅乌多布诺夫打一顿，才算了事。当然他们哪儿也没有去，而是又喝了不少。

三十一

弗拉基米罗芙娜在一天里收到三封信：两封是两个女儿写来的，一封是外孙女薇拉写来的。

她还没有把信打开，只是从笔迹认出是谁的来信之后，就知道信里没有令人愉快的消息。多年的经验告诉她，孩子们大都不喜欢给做母亲的写信报告高兴的事。

三方面来信都请她去：柳德米拉请她上莫斯科，叶尼娅请她上古比雪夫，薇拉请她上列宁斯克。这些邀请向弗拉基米罗芙娜证实了，两个女儿和外孙女的日子都不好过。

薇拉在信里写到父亲，说党内和工作中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把他折腾得筋疲力尽。他曾经奉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去古比雪夫，几天前才从古比雪夫回到列宁斯克。薇拉在信中说，父亲从古比雪夫回来，憔悴不堪，他在发电站坚持战时工作期间都不像这样憔悴。他的问题在古比雪夫一直没有解决，命令他回来，参加恢复发电站的工作，但是告诉他，还不知是否能让他留在发电站人民委员部系统。

薇拉准备和父亲一起从列宁斯克上斯大林格勒去，现在德国人已经不打炮了。市中心还没有收复。去过市内的人说，原来弗拉基米罗芙娜住的房子，只剩了骨架，房顶已经塌了。父亲在发电站住的房子还是完好的，只是石灰剥落了，窗玻璃没有了。父亲和薇拉带小孩子还可以住这所房子。

薇拉写到儿子。弗拉基米罗芙娜看着信都觉得奇怪，小丫头、小外孙女薇拉竟像个大人一样，用一个妇人，甚至是婆婆妈妈的口气写起自己的小孩子的胃病、皮疹、睡觉不安宁、新陈代谢失调。这一切薇拉应该说给丈夫、妈妈听，可是现在她却写信告诉外婆。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妈妈了。

薇拉提到安德列耶夫，提到他的儿媳妇娜塔莉亚，提到小姨叶尼娅，说父亲在古比雪夫曾经见到她。她没有说自己的事，好像外婆对她的事不感兴趣。

她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道：

“外婆，发电站的房子很大，够咱们住的。我恳求您：来吧。”

薇拉在信里没有写出的，竟用这种突然呼叫的方式表现出来。

柳德米拉的信很短。她写道：

“我看不出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托里亚不在了，维克托和娜佳不需要我，他们没有我也能活下去。”

柳德米拉从来没有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弗拉基米罗芙娜明白，女儿和丈夫的关系真的出现了裂痕。柳德米拉请妈妈上莫斯科，这样写道：

“维克托一直很不愉快，可是他一向对您比对我更乐意说心里话。”

再往下是这样的话：

“娜佳现在心思深了，有什么事都不和我说了。现在这成了我们家的风气……”

叶尼娅的信却使人一点也摸不清头脑，信里都是一些含糊话，暗示有很大的麻烦和不幸。她请妈妈上古比雪夫去，同时又写着，她有急事要上莫斯科去一趟。叶尼娅还在信里对妈妈说起里蒙诺夫，说他说了不少称赞妈妈的话。她说，妈妈如果见到他，会感到高兴的，他是一个很聪明、很风趣的人，但是在信里又说，里蒙诺夫上撒马尔罕去了。简直叫人不懂：弗拉基米罗芙娜上古比雪夫，怎么会见到他？

只有一点是明白的，所以弗拉基米罗芙娜一看完这封信，就在心里说：“我的孩子是很不幸的。”

三封信使弗拉基米罗芙娜十分激动。三封信都问到她的健康，问她的房间里是不是暖和。这种关怀使她很感动，虽然她明白，年轻人没有考虑她是不是需要她们。她们是需要她的。不过，也许不是这样。为什么她不向女儿求助，为什么女儿向她求助呢？要知道，她现在孤孤单单，又老，又无家可归，儿子和一个女儿死了，谢廖沙又没有音信。她干工作越来越吃力了，心口经常作疼，头经常发晕。她甚至向厂里的技术领导人要求过，要求从车间调到实验室，她一天到晚在机器中间走来走去取检验样品，实在吃不消。下了班她要站队买东西，回到家里还要生炉子，做饭。而生活又是这样艰难，这样困苦！站队还算不了什么。更糟的是空空的店铺门前没有人站队。更糟的是，她回到家里，不做饭，也不生炉子，就饿着肚子睡到又潮湿又冷的被窝里。

周围的人日子过得都很艰难。从列宁格勒疏散出来的一位女医生，对她说过怎样带着两个小孩子在离乌法一百公里的村子里度过了一个冬天。她住在原来被划为富农的人的空房子里，窗玻璃没有了，房顶拆掉了。她天天要到六公里之外去上班，要经过树林，有时在黎明时候在树丛里会看到绿莹莹的狼眼睛。村子里的人都很穷，庄员都不愿意干活儿，说不论怎么干，反正粮食都要被弄走，因为农庄里欠的公粮总是缴不清。邻居的男人上了前线，老婆带着六个孩子在家里过吃不饱的日子，六个孩子只有一双破毡靴。女医生还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她买了一只母山羊，夜里有时趟着很深的雪到很远的田野里去偷荞麦，从雪底下往外扒没有收净的发霉的干草。她说，她的两个孩子因为在乡下听了不少粗野的骂人的话，也学会了骂娘，所以喀山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对她说：“我第一次见到一年级学生像个醉汉一样骂娘，还是列宁格勒来的孩子呢。”

现在弗拉基米罗芙娜住在维克托原来住的小房间里。宽敞的堂屋里住的是二房东夫妇，也就是本来的租户，他们在维克托一家离开之前原是住在偏房里的。二房东夫妇是很不安生的人，常常因为家庭琐事争吵。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生他们的气，不是因为他们吵闹得不安宁，而是因为他们向她这个遭难的苦老婆子要的房租太高，这么一个小房间，每月房租二百卢布，占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一还多些。她觉得，这些人的心肠是用胶合板和白铁做成的。他们想的只是吃的和用的东西。从早到晚谈的都是素油、腌肉、土豆、在旧货市场上买的和卖的东西。夜里他们嘁嘁喳喳地说话。二房东太太对丈夫说，住在这房子里的一个做工长的邻居，从农村弄来一口袋白白的瓜子和半口袋玉米，又说今天集市上卖的蜂蜜很便宜。

二房东太太尼娜很漂亮，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段，灰色的眼睛。结婚之前她在工厂工作，参加过业余文艺活动，演过歌剧，也演过话剧。二房东谢苗·伊凡诺维奇在军事工厂工作，是一名锻工。年轻时候他在驱逐舰上工作过，是太平洋舰队中量级拳击冠军。现在这对夫妇当年的英姿似乎成了不可思议的了——谢苗·伊凡诺维奇早晨在上班之前就喂鹅，给小猪煮食儿，下班回来就在厨房里忙活，淘米，修鞋子，磨刀，洗瓶子，说说工厂里的司机怎样从远地的农庄里弄来面粉、鸡蛋、羊肉……尼娜就和他抢着说自己的无数病症，还说她怎样经常去找名医，说她怎样拿毛巾换豆角，说邻居一个妇女向一个疏散出来的女子买了一件马皮上衣和五个小碟子，说怎样炼猪油和混合油。

他们是不坏的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和弗拉基米罗芙娜谈起过战争，没有谈过斯大林格勒，没有谈过苏联情报局的战报。

他们又怜悯又瞧不起弗拉基米罗芙娜，因为女儿走后，没有了科学院的定量供应，她就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她没有糖，没有油，喝的是白开水，菜汤是公共食堂的，有一回连小猪都不肯喝这种汤。她没有钱买木柴。她也没有东西卖。她的穷困使二房东夫妇感到不快。有一天晚上，弗拉基米罗芙娜听到尼娜对丈夫说：“昨天我只好给老婆子一张烙饼，当着她的面吃东西，她饿着肚子坐在那儿看着，实在叫人不舒服。”

夜里弗拉基米罗芙娜睡不好。为什么谢廖沙没有音信？她睡的是柳德米拉原来睡的铁床，似乎女儿夜间的预感和思绪都传给了她。

人多么容易死。活下来的人多么痛苦。她想着薇拉。薇拉的丈夫也许死了，也许是把她忘了，薇拉的父亲很苦恼，件件事情都不顺心……但就连死亡和痛苦都没有消除柳德米拉和维克托之间的隔阂，让他们亲密起来。

晚上，她给叶尼娅写了一封信：“我的好孩子……”可是到了夜里，她为叶尼娅难过起来：真是一个可怜的丫头，她现在日子过得多么不安宁，今后会怎么样呀。

维克托的妈妈，索菲亚·列文顿，谢廖沙……契诃夫是怎么写的：“米修斯，你在哪儿呀？”

“到十月革命节要把鹅杀了。”谢苗·伊凡诺维奇说。

“我拿土豆喂鹅，为的是把鹅杀了吗？”尼娜说。“你听我说，等老婆子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地板要烂了。”

他们总是谈这样那样的东西，他们生活的天地里充满了东西。在这个天地里没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铅丹、米、钞票。他们是勤劳而诚实的人，所有的邻居都说，尼娜和谢苗·伊凡诺维奇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一文钱。但是他们既不关心一九二一年伏尔加地区的饥饿，也不关心医院里的伤兵、瞎眼的残疾人、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

他们和弗拉基米罗芙娜截然不同。他们对人、对共同事业、对别人的痛苦的冷漠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她却常常想着别人，为别人操心，常常因为一些跟自己、跟家里人无关的事情十分愤怒，或者非常高兴……普遍集体化时期的事、一九三七年的事、因为丈夫而进劳改营的一些妇女的遭遇、进入收容所和保育院的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遭遇、德国人杀害俘虏、军事上的挫折和失利，这一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宁，就像她自己家里遭遇了不幸。

她这一点，不是她读过的好书教她的，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的，也不是来自她出身的民意党人家庭的传统。她就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她没有钱，到发工资还有六天。她没有东西吃。她的全部财产可以用一块手帕包起来。但是她在喀山，一次也没有想过在斯大林格勒的住宅里被烧掉的东西，没有想过家具、钢琴、茶具、丢掉的羹匙和叉子。她甚至也没有心疼被烧掉的书。

而且，她竟远离思念着她的亲人，跟志趣迥异的人住在一座房子里，这也有点儿奇怪。

在收到亲人来信之后的第三天，卡里莫夫来找弗拉基米罗芙娜。

她见他来了，十分高兴，请他一块儿喝用野蔷薇煮的开水。

“您收到莫斯科来信很久了吗？”卡里莫夫问道。

“才三天。”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并且笑了笑，“我是想问问，从莫斯科来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卡里莫夫仔细看了看信封，忧虑地说：

“走了九天。”

他沉思起来，似乎信走得慢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据说，这是因为检查，”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天天信很多，无法及时检查。”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脸上看了看。

“这么说，他们在那儿一切顺利，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您的气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您一副病容。”

他就像否认别人的责难似的，急忙说：

“您说的不对！恰恰相反！”

他们谈起前方的战事。

“连孩子们都明白，现在战争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卡里莫夫说。

“是呀，是呀，”弗拉基米罗芙娜笑了笑，“现在连小孩子都明白了，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圣人都认为，德国人一定会胜利。”

卡里莫夫忽然问道：

“您一个人过日子，大概很困难吧？我看到，您是自己生炉子。”

她沉思起来，皱起眉头，就好像卡里莫夫问的问题很复杂，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您是来问我生炉子是不是困难的吗？”

他摇了几下头，后来沉默了很久，一面看着放在桌上的两只手。

“最近把我传了去，询问我们在这儿聚会和谈话的情形。”

她说：

“那您干吗不说？干吗要说什么炉子？”

卡里莫夫注视着她的眼神，说：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过战争，谈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仅仅谈电影，那是可笑的。当然，我说，我们不论谈什么，我们说的都是苏联爱国主义者该说的话。我们都认为，人民在党和斯大林同志领导下一定会取得胜利。总的来说，问的问题还不是带有敌意的。但是过了几天，我担心起来，简直睡不着觉。我仿佛觉得，维克托出了什么事情。而且，马季亚罗夫又出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上古比雪夫的师范学院去，有十天了。这儿的学生等着他上课，可是不见他回来，系主任往古比雪夫发了电报，可是没有回音。我夜里躺在床上，脑子里直翻腾。”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他小声说：

“真不得了，几个人在茶余酒后说说话儿，就要怀疑，就要传讯。”

她没有作声。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恳求她说话，因为他已经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可是她没有说话，于是卡里莫夫觉得，她没有说话是要让他明白：他没有把话全说出来。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哦，我忘了，还有呢，”他说，“他，也就是那个同志，还问：‘你们谈过言论自由的问题吗？’是的，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哦，还有，后来忽然问我，是不是认识柳德米拉的妹妹和她的丈夫，好像是姓克雷莫夫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维克托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她。我就是这样回答的。后来又问：维克托是否和我个人谈过犹太人的地位问题？我问：‘为什么偏偏和我谈？’他们回答说：‘您要知道，您是鞑靼人，他是犹太人。’”

等到卡里莫夫已经告过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站在门口，用手指头敲着当初柳德米拉从里面抽出报告儿子受重伤的那封信的信箱。

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不过，很奇怪，这跟叶尼娅有什么关系？”

当然，不用说，不论卡里莫夫，不论她，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喀山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要问住在古比雪夫的叶尼娅以及在前方的她原来的丈夫？

很多人都相信弗拉基米罗芙娜，她经常听到一些类似的事情和自我表白，很容易觉察到说话的人有话没有说完。她也不想给维克托发出警告，她知道，这没有任何用处，只能使他更加提心吊胆。她也不想猜测，是哪一个参与闲谈的人把话说出去或者告密的；想猜出这样的人是很难的，有时到末了这种事恰恰是最不受怀疑的人干的。内务部门的案子有时是在无意中酿成的，比如，因为信里一句含含糊糊的话，一句笑话，因为不小心在厨房里当着邻居的面说的一句话；这样形成的案件不算稀罕。可是，为什么侦讯员忽然向卡里莫夫问起叶尼娅和克雷莫夫？

她又是很久不能睡着。她很想吃东西。从厨房里飘来油饼香味，好像是用素油在烙土豆饼，还有洋铁盘子的叮当声，谢苗·伊凡诺维奇安静的说话的声音。天啊，她多么想吃啊！今天中午食堂里的菜汤简直是泔水汤，她没有喝完，现在觉得十分可惜。吃的念头截断别的念头，把别的念头搅乱了。

第二天早晨她来到工厂，在门口岗棚里遇到厂长的秘书，是一个上了年纪、面孔像男子似的不和善的女人。

“沙波什尼科娃同志，中午休息时候，请到我这儿来一下。”女秘书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惊奇：难道厂长这样快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她在工厂的院子里走着，心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想法，随即就把这个想法说出口来：

“在喀山住够了，我回家去，上斯大林格勒去。”

三十二

战地宪兵队队长哈尔布传唤连长列纳尔德，让他到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来。

列纳尔德迟迟未到。保卢斯新发了一道命令，严禁小汽车使用汽油。所有的汽油都归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掌握。这样一来，即便死十次，都别想得到将军批的五公升汽油。现在不仅没有汽油供应士兵的打火机，也没有汽油供应军官的小汽车了。

列纳尔德只好等待司令部往城里送机要信件的汽车，一直等到晚上。

小汽车在结了冰的柏油路上奔驰着。在前沿阵地的掩蔽所和掩体之上，在无风而寒冷的空气中，飘荡着半透明的淡淡的烟气。在大路上，一群群伤兵头上裹着手帕和毛巾，朝城里走着，还有司令部从城里调往工厂去的士兵，头上也裹着毛巾，腿上还裹着破布。

司机把汽车停在路边躺着的一匹死马跟前，检查起马达来。列纳尔德看着几个胡子拉碴、面带忧虑之色的人用斧子在砍冻肉。有一个士兵爬到露出来的马的肋骨上，就像一个木匠在没有盖好的屋顶的椽子上干木匠活儿。旁边的瓦砾堆里生着一堆火，用三角架支着一口黑锅，周围站着的士兵有的戴钢盔，有的戴军帽，有的裹着棉被，有的裹着围巾，背着冲锋枪，腰上挂着手榴弹。炊事兵用刺刀不停地把从水里往上冒的一块块马肉往下按。掩蔽所顶上有一名士兵不慌不忙地在啃一块马骨头上的肉，那块马骨头很像一张特大型号的口琴。

忽然夕阳把大路和一座空荡荡的楼房照得通亮。楼房的一个个被烧空了的眼眶充满了冰冷的血，被战争的硝烟弄脏又被炮弹炸翻起来的积雪泛出金黄色，死马的黑红色腹腔也亮堂了，大路上的卷地风雪像铜蒺藜似的盘旋起来。

晚霞具有一种特性，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可以使视觉变为画面，变为历史，变为感情，变为命运。一片片泥污和烟熏的痕迹在即将离去的夕阳中像成百上千的人在说话，人会看到逝去的幸福、无法挽回的损失、痛心的失误，也会看到希望的永恒的美。

这是穴居时代的场面。威风一时的勇士们，民族的精英，大日耳曼的建造者们，被抛出了胜利的道路。

列纳尔德看着裹了破布的人们，凭自己的锐敏感觉理解了：理想正如这西下的夕阳，就要消失了。

如果精力极其旺盛的希特勒、掌握着最先进理论的强盛而有作为的民族，能够把这些望着煮马肉的锅上冒出灰烟的人们，带到冰封的伏尔加河的静静的岸边，来到这瓦砾场上，来到这肮脏的雪地上，来到这夕阳染红了的窗子前面，能够使他们这样乖乖地顺从，可见生命的深处有一股多么愚蠢，多么迟钝的力量……

三十三

保卢斯的司令部设在被烧毁的百货公司大楼的地下室。长官们按照既定的次序一个个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值班参谋向他们报告有关文件的内容，报告战局变化、敌军的行动。

电话机不停地发出叮铃声，打字机嗒嗒响着，司令部第二科科长申诺克低沉的笑声从胶合板的门后面传出来。来去匆匆的副官们的皮鞋依然在石板地上咯吱咯吱响着，装甲部队司令戴着单眼镜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走廊里依然有法国香水的气味，似乎与潮气、香烟气味、皮鞋油气味混合，又似乎没有混合。身穿皮领军大衣的集团军司令从地下办公室的狭窄通道上走过的时候，说话声和打字机声音依然会一下子停下来，几十双眼睛依然会注视着他那沉思的长着鹰钩鼻子的脸。保卢斯的日程依然像原来那样安排，依然将原来那样多的时间用于饭后抽烟，同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交谈。无线电话务士官依然常常带着粗俗的傲慢神情，不顾正常的日程安排，不理睬亚当斯上校垂下的眼睛，带着希特勒的标明“亲手交接”的电报，径直走向保卢斯。

当然，表面上一切都没有变化，但实际上自从被包围的那一天起，司令部里的人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变化。

他们喝的咖啡的颜色有了变化，变化还表现在向战线西面架设的电话线，表现在新的弹药消耗标准，表现在每天都发生的“容克”运输机穿越空中封锁时着火和坠毁的可怕场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曼施坦因，这个名字在官兵们耳朵里压倒了其他的名字。

列举这些变化是没有必要的，毋须本书描述，这些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以前吃得饱饱的人，现在常常感到饿了；很明显，以前挨饿和吃不饱的人的脸色变了，变成了土色。当然，德军司令部里的人也发生了内在的变化：高傲的、目空一切的人不再那么神气活现，好吹牛的不再吹牛，原来十分乐观的人骂起了元首，并且开始怀疑他的政策的正确性。

但是，在那些迷恋于民族国家的无人性精神，被其束缚的德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还开始了特别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触及人类生活的土壤，而且触及土壤的下层，正因为这样，人们还没有明白，没有觉察到。

这种变化过程很难感觉出来，就像很难感觉出时间在移动一样。在饥饿的痛苦中，在夜晚的恐怖中，在大难临头的感觉中，慢慢地开始了人性自由的解放过程，也就是人变为人、生命战胜非生命的过程。

十二月的白昼越来越短，十七个小时的寒冷的夜晚越来越长。包围圈越来越紧，苏军大炮和机枪的火力越来越猛……啊，俄罗斯草原上的寒冷是多么严酷无情，就连习惯了寒冷、穿着皮袄和毡靴的俄罗斯人都感到难以忍受。

头顶上是寒冷而严酷的天空，天空流露着一股无情的肃杀气氛，一串串冷冰冰的星星像锡制的树挂似的，出现在冻得一动不动的天上。死去的和注定要死的人怎么会懂得，这是几千万德国人过了十年惨无人道的生活之后，开始过人的生活的最初时刻！

三十四

列纳尔德来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门前，在苍茫的暮霭中看到一名灰脸的岗哨孤单地站在傍晚时候的灰墙边，他的心就剧烈地跳动起来。等他来到司令部的地下室走廊里，他看到的一切，使他又留恋，又悲伤。

他看到一扇扇门上用哥特字体写的牌子：“第二科”、“副官处”、“科赫将军”、“德拉乌里克少校”。他听到打字机的嗒嗒声，他听到说话声，体验到一种感觉，感觉到与他熟悉、亲近的作战伙伴、党内的同事、党卫军战友们紧密相连的父子兄弟般的感情——他看到他们在夕照中——他们的命要完了。

他来到哈尔布的办公室门口，还不知道要谈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位党卫军少校是不是想和他谈自己的感受。

正如在和平时期在十分熟悉的党内工作的同事中常见的，他们并不看重军衔的高低，在彼此相处中保持着同志间的随便态度。他们见了面，一般都会一边闲聊，一边谈着工作。

列纳尔德善于用几句话说明复杂事情的实质，他的话有时会在一级级报告文稿中作长途旅行，一直到达柏林的最高层办公室。

列纳尔德走进哈尔布的办公室，简直认不得他了。列纳尔德凝视着他那胖胖的、并没有消痩的脸，一下子弄不清楚：难道仅仅是哈尔布那聪明的黑眼睛的神情发生了变化？

墙上挂着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地图，一个炽热的、无情的红圈子围住了第六集团军。

“列纳尔德，咱们在岛上了，”哈尔布说，“围绕咱们这个岛的不是水，而是下等人的仇恨。”

他们说起俄罗斯的寒冷、俄罗斯的毡靴、俄罗斯的油脂，说俄罗斯的酒害人，本是取暖的，结果越喝越冷。哈尔布问，在前沿阵地上官兵关系有什么变化。

“如果想一想的话，”列纳尔德说，“我看不出一个上校的想法和士兵们的议论有什么不同。总的说，都是一种调调儿，没有什么乐观的。”

“各个营里在唱这种调调儿，司令部里也在唱这种调调儿。”哈尔布说。为了加强效果，又慢慢地说：“而这一合唱的领唱人便是我们的上将。”

“唱是唱，但是和以往一样，还没有人倒戈。”

哈尔布说：

“我有一点疑问，这和根本问题有关系。希特勒要第六集团军坚持，保卢斯、魏克斯、蔡茨列尔却表示要拯救官兵的性命，提出要投降。我得到命令，要我秘密地征求意见，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部队是不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指挥。俄罗斯人把这叫做自由行动。”

他把“自由行动”这个词儿说得很准确、清楚、漫不经心。

列纳尔德懂得问题的严重性，沉默了一阵子。然后他说：

“我想先说说个别情况。”于是他谈起巴赫：“在巴赫的连里，有一个面貌不清的士兵。这个士兵原来是年轻人取笑的对像，可是现在，从被包围的时候起，大家都跟他亲近起来，一齐看着他……我开始考虑他们这个连，考虑这个连的连长。在胜利的时候，这个巴赫是全心全意拥护党的政策的。可是现在我猜想，他的头脑里在发生变化，他在看风向了。所以我就问自己：为什么他连里的士兵和不久前他们天天取笑、又像疯子、又像小丑的一个人亲近起来？这个人在这危难时期会干出什么呢？他会把士兵们带到哪儿去呢？他们的连长又会怎样呢？”

他接着说：

“回答这一切是很难的。但是有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士兵们不会造反。”

哈尔布说：

“现在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党的英明了。我们不仅毫不动摇地清除了人民身体上受传染的部分，也清除了表面上健康、但在困难环境中有可能腐烂的部分。各城市、部队、农村、教堂里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思想敌人都已清除干净。牢骚、怪话、匿名信不管有多少，都没什么事。哪怕敌人不是在伏尔加河上包围我们，而是在柏林把我们包围，也不会有人造反！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希特勒。还应感谢上帝，是上帝在这样的时期给我们派了这个人来。”

他听了听头顶上滚动着的低沉而缓慢的隆隆声。在很深的地下室里，无法听清，是德军的大炮在发射，还是苏联空军的炸弹在爆炸。

哈尔布等到轰隆声渐渐平息下来之后，说：

“您享受普通军官待遇，实在不应该。我把您列入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都是最受看重的党内朋友和保安人员，师部里会按时把机要通信文件送给您。”

“谢谢，”列纳尔德说，“不过我不希望这样，我只享受别人也享受到的待遇。”

哈尔布把两手一摊。

“曼施坦因怎么样？听说，给他供应了新的装备。”

“我不相信曼施坦因，”哈尔布说，“这方面我赞同集团军司令的看法。”

因为多少年来他说的一切都属于高度机密范围，所以很习惯地用小声说：

“我有一份名单，都是一些重要的党内朋友和保安工作人员，在必要撤离时保证在飞机上有他们的位子。这份名单上也有您。假如我不在，由奥斯津上校代理。”

他看出列纳尔德眼睛里有疑问神情，就解释说：

“可能，我要飞往德国。事情高度机密，所以既不能靠文件，也不能靠电报。”

他眨了眨眼睛，说：

“在起飞之前我要好好地喝一顿，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害怕，苏联人打掉很多飞机了。”

列纳尔德说：

“哈尔布同志，我不坐飞机。我劝大家战斗到底，如果我把大家抛下，感到有愧。”

哈尔布微微欠了欠身子，说：

“我没有权利劝您不要这样。”

列纳尔德有意冲淡过分严肃的气氛，就说：

“如果可能的话，请帮助我从司令部回到团里去。因为我没有汽车。”

哈尔布说：

“无能为力！我是第一次完全无能为力！汽油在老狗施密特手里。我一点也弄不到。懂吗？我是第一次！”在他的脸上出现了朴实的、不是他自己本来的——也许正是本来的——表情，正是这种表情使列纳尔德一见面没有认出他来。

三十五

傍晚时候，天气稍微暖和了一些，下了一场雪，把战争的硝烟痕迹和泥污掩盖起来。巴赫在黑暗中巡视着前沿工事。枪响处闪烁着微弱的白光，圣诞节火花一样，白雪被信号弹映照得时而发红，时而泛出闪烁不定的柔和的绿光。

在这一阵阵的闪光中，一条条石头山岭，一个个洞穴，像冻住的波浪似的一道道断墙，新走出的许许多多羊肠小道——有去吃饭走出的、上厕所走出的、搬运弹药走出的、往后方送伤员走出的、掩埋死者走出的——这一切都显得很异常、很特别。同时一切又显得十分熟悉、平常。

巴赫来到一处地方，这地方受到苏军火力控制，一部分苏军就隐藏在一座三层楼的断墙内，现在那里面却响起手风琴声和悠扬的歌声。

墙上的豁口便是苏军前沿的观察点，可以看到一座座工厂的厂房和冰封的伏尔加河。

巴赫唤了一声哨兵，但是没听清岗哨的答话，因为这时有一颗炸弹突然爆炸，冻土块打鼓似的纷纷撞击着楼房的断墙；这是关了马达低空滑翔的苏军小飞机投下的小型炸弹。

“一只瘸腿的俄罗斯老鸹。”一名哨兵说着，指了指黑沉沉的冬日天空。

巴赫蹲下来，胳膊肘撑在一块熟悉的凸出的石头上，四下里打量了一阵子。高高的墙上晃动着淡淡的、红红的影子，这说明苏军士兵在生炉子，烟囱红了，射出暗淡的亮光。看样子，在苏军的掩蔽所里，士兵们在大吃大嚼，在热热闹闹地喝热咖啡。

在右面，在苏军战壕与德军战壕接近的地方，可以听到钢铁撞击冻土的缓慢而低沉的声音。

苏军躲在地下，缓慢然而不断地把自己的战壕向德军推移。像这样在石头般的冻土中推进，其中就有一股笨拙而强大的劲头儿。似乎是土地本身在移动。

下午，一名中士向巴赫报告说，从苏军战壕扔过来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炸坏了连队锅灶的烟囱，把很多脏东西撒进战壕里。

快到黄昏时候，一名身穿白色小皮袄、头戴新皮帽的苏军士兵从战壕里探出身子，骂起娘来，并且威胁似的挥舞着拳头。

德国人没有开枪，他们本能地明白，这事儿是士兵自发的行动。

那名苏军士兵叫喊起来：

“喂，狗崽子们，想喝俄国酒吗？”

这时从战壕里爬出一名蓝灰色眼睛的德国兵，为了不让军官们听见，用不很大的声音喊道：

“喂，俄国人，不要照头上开枪。还要回家看妈妈呢。你把枪拿去，把皮帽子给我。”

苏军战壕里回答了一句话，而且是很简短的一句。虽然是一句俄语，可是德国人懂了，而且很生气。一颗手榴弹飞来，飞过了战壕，在交通壕里爆炸了。但是已经没有人对这感兴趣了。

中士艾捷纳乌克也把这一情况向巴赫报告了，巴赫说：

“喊就让他们喊吧。没有人跑过去嘛。”

可是这时候，这名满嘴生甜菜气味的中士报告说，士兵别津科费尔不知用什么方式和敌军交换了物品，他的口袋里有方块糖和苏军士兵的面包。他还拿了一名弟兄的刮脸刀代为交换，答应给他换一块炼油和两盒压缩饼干，说定要一百五十克炼油作为代替交换的佣金。

“还有什么好说的，”巴赫说，“马上把他给我叫来。”

可是，原来上午别津科费尔在执行上级的任务时就英勇牺牲了。

“那您想叫我怎么样？”巴赫说。“反正德国人和俄国人早就在做生意了。”

可是中士艾捷纳乌克无意开玩笑。他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法国受的伤还没有完全愈合，两个月前就被飞机送到斯大林格勒，离开了德国南部他所服务的警察营。他天天挨饿挨冻，又是虱子咬，又是担惊害怕，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了。

那边，一座座隐隐约约、在黑暗中很难看清的白色石头楼房，那是巴赫初到斯大林格勒生活过的地方。满天繁星的九月的天空，浑浊的伏尔加河水，大火之后通红的墙壁，再过去便是俄罗斯东南部的草原，那是亚洲沙漠的边界。

城市西郊的房屋沉没在黑暗中，大雪覆盖的瓦砾呈现在眼前——那就是他的生活……他为什么在医院里给妈妈写那封信？大概妈妈把那封信给古别尔特看了！他为什么要和列纳尔德交谈？

人为什么要有记忆？为什么真想一死了事，什么都不再想起？他在被包围之前不应当对人生那样认真，应当采取疯狂的醉态，应当干他在长期的困难年月里没有干过的事情。

他没有杀害过孩子，一生没有逮捕过什么人。但是他拆毁了很不牢实的保护心灵纯洁、拦阻周围黑暗的堤坝。集中营和犹太人的血朝他涌来，把他漂起，把他冲走，他与黑暗之间的界限已经没有了，他已经成为这黑暗的一部分。

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足道的事，是偶然的事，还是他的心灵必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