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田野上雾气沉沉。顺着公路伸展开去的高压线上，闪烁着汽车车灯的反光。

没有下过雨，但黎明时的大地是潮湿的，在禁止通行的信号灯亮起的时候，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就会出现晃晃不定的红色的光斑。在很多公里之外就感觉到集中营的气氛：电线、公路和铁路纷纷朝集中营延伸，越来越密集。这是线路纵横交错的地区，一条条线路把大地，把秋日的天空和夜雾划成许许多多矩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方的警报器送来长长的、低沉的鸣声。

公路紧挨着铁路，装载着一袋袋水泥的汽车队，有一阵子几乎和一列长得不见头尾的军用货车并排前进。穿军大衣的司机们没有看在一旁行进的列车，也没看车上一个个灰点儿似的人脸。

雾中出现了集中营的铁篱：一道道铁丝网架在钢筋混凝土桩上。棚屋一座连一座伸展开去，排成一条条又宽又直的街道。从这些棚屋的单调一律，就可看出这座庞大集中营的不人道。

在千百万的俄罗斯农舍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一模一样的。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丛蔷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自的特点，生命就会消失。

头发斑白的火车司机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瞅着从一旁闪过的混凝土桩柱、架着旋转探照灯的高架和钢筋混凝土塔楼，从反光镜里可以看见塔楼上都有士兵守在旋转式机枪旁。司机朝副司机挤了挤眼睛，机车发出警告信号。亮着电灯的扳道房、停在彩条拦路竿后的一长串汽车和牛眼似的红色信号灯一闪而过。

从远处传来迎面开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司机对副司机说：

“祖凯尔来啦。听这大大咧咧的嗓门儿，能听得出来。他这是卸了载，开着空车上慕尼黑去。”

空载的列车轧轧地开过来，与开往集中营的军车交会。被撕裂的空气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车厢间灰蒙蒙的空隙一闪一闪地晃过。转眼间，被撕成碎片的空间和秋日的曙光又连成一片，有节奏地奔驰着。

副司机掏出口袋里的小镜子，照了照满是油污的脸。司机招招手，借过他的小镜子。

副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

“唉，阿普菲尔师傅，我敢说，如果不是车厢要消毒，咱们回来能赶上吃午饭，不会弄到早晨四点钟才筋疲力尽地赶回来。好像消毒这种事儿就不能在枢纽站搞似的。”

老司机很讨厌没完没了地搞消毒。

“发长信号，”他说，“咱们不要上备用线，要直接开进大卸场。”

二

自从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第一次认真运用自己的外语本领就是在德国人的集中营了。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和外国人交谈的机会不多。现在他不由得想起当年侨居伦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时候，因为天天和各国革命家在一起，说话、争论、唱歌用的都是多种欧洲语言。

邻铺的意大利神甫加尔季告诉他，关在集中营里的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人。

这些在集中营棚屋的数万名居住者，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脸色，他们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拖着脚步走路，喝的都是甘蓝和俄罗斯囚犯叫做“鱼眼”的人造西米熬成的菜汤。

对于管辖者来说，集中营里的人的区别仅在于号码和缝在上衣上的布条的颜色：红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绿色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集中营里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但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结合起来。分子物理学家、古文献学家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意大利农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当年有厨子精心调制菜肴、吃不好还会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穿着木底鞋去干活儿，还要忧心忡忡地张望着：留络腮胡子的德国佬是不是来了？

集中营里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际中有相同之处。追寻往事的梦不论萦系着意大利土路边的小园，萦系着北海边悲怆的涛声，还是博布鲁斯克郊外领导干部住房里橙黄色的灯罩，所有囚犯过去的岁月都是美好的。

一个人在进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是艰难，现在越是起劲地说谎。

这种说谎不是为了欺骗，而是为了赞美自由：在集中营外面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福的……

这座集中营战前叫做政治犯集中营。

国家社会主义党创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没有犯过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是因为在同朋友交谈中说了一些不满意法西斯制度的话，或者说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参加地下政党。他们的罪名，是他们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

在战争时期将俘虏关进政治犯的集中营，也是法西斯的新创造。这里有在德国境内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还有投靠了德国秘密警察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他们的任务是提供情报，配合行动，出点子，在各种各样的声明上签名。

集中营里还有怠工者，也就是有意不干兵工厂和军事工程中的活儿的故意旷工者。因为不好好干活儿而把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一项发明。

集中营里有些人衣服上缝的是紫布条，那是从法西斯德国出去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的新发明：只要离开德国，不管在国外如何循规蹈矩，都要成为政治敌人。

衣服上带绿布条的人，也就是小偷与盗贼，在政治犯的集中营里是享有特权的一部分人；警方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新发明。

在集中营里还有一些人遭际特殊，还没有发明适合他们的布条子颜色。但是就连玩蛇的印度人，从德黑兰来德国学绘画的波斯人，以及学物理的中国留学生，国家社会主义党都为他们准备好了铺位、一小锅菜汤和十二小时挖地的活儿。

军用列车日日夜夜朝集中营，朝一座座死亡的营地开来。空中回响着车轮的轧轧声、机车的吼叫声、成千上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的囚犯出工时杂沓的脚步声。一座座集中营成为新欧洲的一座座城市。这些城市一天天扩大起来，有自己的规划，有自己的街道和广场，有医院、市场、火葬场、运动场。

跟这些集中营城市相比，跟火化炉上空一道道可怖的黑红色火光相比，那些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座老式监狱，显得多么单纯，多么古朴啊。

看样子，为了控制大量的囚犯，似乎也需要有数量庞大，甚至上百万的军队来监督和管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在集中营里见不到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囚犯们自己担任起集中营城市里的警察队。囚犯们自己维持营里的秩序，自己监督着，只准许烂土豆、冻土豆进他们自己的锅，把大土豆、好土豆挑出来送往军需品供应站。

囚犯们在集中营的医院和化验室里当医生和化验员；当清洁工，打扫集中营的街道；当工程师，为集中营里提供照明用电和暖气，为集中营里的机器制造零件。

充当又凶狠又卖力的集中营警察的是“卡波”，在左臂上戴着宽宽的黄臂章，有营头儿、区头儿和室头儿。他们从上到下监管着营里的一切活动，从全营的事情，到每个人夜间在床铺上的言行。这一部分囚犯可以参与营当局的机密大事，甚至可以参与编制分类名单、在特种囚室里收拾囚犯等事。看样子，即使营当局完全撤离，这些囚犯仍然会让铁丝网上保持着高压电流，叫人跑不掉，还继续干活儿。

这些“卡波”卖力地为营当局效劳，但也常常唉声叹气，有时甚至哭起那些被送往火化炉的人……不过，这种二重性并不彻底，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分类名单。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特别可怕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并不是戴着单片眼镜、傲然不可一世、与一般人不同的外来者。国家社会主义党就像自己人一样住在集中营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也像普通人一样开玩笑，他们的玩笑也会逗人笑，他们是平常人，一言一行都和平常人一样，他们通晓囚犯们的语言，十分了解囚犯们的思想和心情。

三

莫斯托夫斯科伊、阿格丽宾娜·彼得罗芙娜、军医索菲亚·列文顿和司机谢苗诺夫在那个八月之夜在斯大林格勒郊外被德军俘虏之后，被带到了一个步兵师师部。

经过审讯之后，德国人把阿格丽宾娜·彼得罗芙娜放了，翻译官并且根据战地宪兵队人员的指示，给她带上一大块豌豆面包和两张三十卢布的红钞票；谢苗诺夫被编入俘虏大队，送往维尔佳契村地区的集中营营部。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被带到集团军司令部。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那儿最后一次看到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她站在到处是灰土的院心里，帽子没有了，肩章、领章被撕得耷拉下来，那悲怆和愤恨的眼神和脸色，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欣慰。

在第三次审讯之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车站，车站上有一列运粮的军车正在装车。有十个车厢装运许多姑娘和小伙子去德国做工。在军车开动的时候，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一片妇女的哭声。他被锁在硬座车厢的小乘务室。押解他的士兵并不粗暴，但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问他什么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却流露出聋哑的神气。从中可以感觉出，他一心一意地注视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动物园工作人员用火车运送动物，动物在笼子里沙沙蠕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一声不响、一心一意地注视着笼子的。等到火车来到波兰总督管辖区的土地上，乘务室里又进来一名乘客——一位波兰主教，是个白头发、高个子的漂亮老头儿，眼睛里露出悲戚的神气，嘴唇像年轻人那样丰满。他马上就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起希特勒对波兰宗教界的残酷迫害。他说俄语带有很重的波兰口音。莫斯托夫斯科伊不客气地对天主教和教皇骂了一顿之后，他不作声了，而且，莫斯托夫斯科伊再问他什么话，他也只是用波兰话简短地回答一下。过了几个钟头之后，就让他在波兹南下车了。

过了柏林，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带进集中营……这一营区关押的是秘密警察特别感兴趣的囚犯，他来到这里，似乎已经过了很多年。在这种特别营区里，生活条件比劳动营里要好些，但这是实验室里被试验动物的富足生活。有时值班的把一个人叫到门口——原来是一个朋友要以优惠条件进行平等交换，用烟草换食品，这个人便得意洋洋地回到铺位上。有时同样叫另一个人到门口去，这人便中断了谈话，朝门口走去，交谈者就再也等不到他把话说完了。过一两天，就会有“卡波”来吩咐值班的把破衣烂布打扫出去，有人就会用讨好的口气问“卡波”队员凯泽：能不能睡到空出来的床铺上？已经习惯了七扯八拉的闲谈，从囚犯分类到火化尸体，到集中营里的足球队——最好的队是挖地的“沼地兵”，前锋很棒，攻势很猛，波兰队后卫不行。各种各样有关新式武器的传闻、国家社会主义党头头儿钩心斗角的传闻，大家都听腻了。传闻总是又好又不真实，是集中营囚犯的麻醉剂。

四

天快亮时下了一场雪，直到中午也没有化。俄罗斯人感到又欢喜又悲伤。这是俄罗斯在思念他们，将母亲的头巾扔在他们的苍白而痛楚的脚下，染白了棚屋顶，远远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乡的房屋，呈现出一派乡村气象。

但这只闪现了一会儿的欢喜，一与悲伤相遇，立刻就沉没在悲伤中。

值班的原西班牙士兵安得列阿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似通不通的法语说，一个担任文书的朋友看到有关一个俄国老头子的文件，但是那个文书没来得及细看，办公室主任就把文件带走了。

“这文件就是决定我的命运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并且对自己的镇静感到高兴。

“不过没关系，”安得列阿小声说，“还是可以了解到的。”

“向营警备司令了解吗？”加尔季神甫问道。他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闪着黑黑的亮光。“还是向治安总部代表利斯本人了解？”

白天的加尔季和夜晚的加尔季差别之大，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吃惊。白天谈的是菜汤，谈新来的人，跟同房间的人商量交换食品，回味加了大蒜的辛辣的意大利吃食儿。

被俘的红军知道他爱说的口头语“全体完蛋”，每次在集中营的广场上碰见他，老远就朝他喊：“帕德列老爹，全体完蛋！”并且笑着，就好像给这话打气。他们以为“帕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喊他帕德列老爹。

有一天晚上，关押在特别营区的一些苏联指挥员和政委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真的守戒不接近女色。

加尔季听着法语、德语和俄语大杂烩，一笑也不笑。

然后他说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就把他的话翻译出来。他说的是，俄国革命者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诸位就怀疑，一个人为了宗教信仰可以不接近女人呢？这跟牺牲生命无法相比呀。

“算啦，话不能这样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夜里，等营里的人都睡了，加尔季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跪在床铺上，做起祷告。集中营城市的所有苦难就好像沉没在他那炽热的眼睛里，沉没在那眼睛的柔和而分明的黑光中。他褐色的脖子上筋绷得紧紧的，就像在干活儿，长长的神情恬淡的脸呈现出忧郁而幸福的执着表情。他祷告很长时间，莫斯托夫斯科伊便在这个意大利人又低又快的祷告声中沉沉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在睡一两个钟头后醒来，这时候加尔季已经睡了。加尔季睡觉很不安生，就好像要在睡梦里把自己的两种特性，把白天的特性和夜晚的特性合到一起，又打鼾，又咬牙，还有滋有味地咂吧嘴，像打雷一样把胃里的气直往外倒，忽然又拉长声音唱起赞美诗，赞颂上帝和圣母的大慈大悲。

他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位老苏共党员不信教，倒是常常向他询问苏俄的情况。加尔季一面听莫斯托夫斯科伊叙说，一面不住地点头，好像对于关闭教堂和寺院，对于苏维埃国家没收东正教大量地产这样的事表示赞许。他的一双黑眼睛带着悲伤的神气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很生气地用法语问他：

“您听懂了吗？”

加尔季笑起来，平时他谈起辣汁肉丁和番茄沙司，常常这样笑。

“您说的我全懂。我只是不懂，您为什么要说这种事？”

关押在特别营区里的苏联战俘们也是要做工的，所以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在晚上和夜里才能见到他们，跟他们谈一谈。古泽将军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不做工。

经常跟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的是一个很古怪、令人很难断定其年龄的人——“海象”伊康尼科夫。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也就是睡在门口，又有冷飕飕的过堂风，又有带味儿的大马桶，马桶盖不住地砰砰响。

苏联囚犯管伊康尼科夫叫“老伞兵”，把他看作疯子，对他又怜悯又厌恶。他具有不寻常的耐性，那样的耐性只有疯子和白痴才有。他从来不害伤风感冒，虽然在睡觉的时候连秋雨打湿的衣服也不脱。真正能够用这样响亮、这样清楚的嗓音说话的似乎也只有疯子。

他跟莫斯托夫斯科伊是这样认识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一声不响地对着他的脸打量了老半天。

“这位同志，您有什么好事儿要说？”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

伊康尼科夫拉长声音说：

“说好事儿？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笑了。这话忽然把他带到了童年时代，那时候大哥从神学校回来，常常和父亲争论神学上的事。

“这是老掉牙的问题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古时的耶稣教徒早就想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这个问题，也花了不少脑筋。”

“解决了吗？”伊康尼科夫问道。那声调让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十分好笑。

“现在红军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请恕我直言，您的语调中有一种橄榄油味道，不是牧师的橄榄油，便是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橄榄油。”

“不可能不是这样，”伊康尼科夫说，“因为我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想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对这个古怪人产生了兴趣。

“您要知道，”伊康尼科夫说，“我相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后对教会的打击，对于耶稣教思想是有益的，因为教会在革命前已经进入很可怜的状态。”

莫斯托夫斯科伊很和善地说：

“您可真是一位雄辩家。我终于在老年看到了福音的奇迹。”

“不，”伊康尼科夫愁眉苦脸地说，“在我们看来，你们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你们的手段是残酷的。您不要把我看成什么奇迹，我不是什么雄辩家。”

“那么，”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十分恼火地说，“要我怎样为您效劳呢？”

伊康尼科夫像个军人一样，以“立正”姿势站着，说：“请不要笑话我！”他的痛苦的声音显得十分悲戚。“我到您这儿，不是来开玩笑的。去年九月十五日，我看到两万犹太人被杀害，有妇女，有儿童，有老头子。那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是不容许这种事的，这一下我看清楚了，上帝是没有的。在今天的一片黑暗中，我看见你们的力量，是这种力量在同可怕的恶势力斗……”

“那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咱们来谈谈。”

伊康尼科夫在干挖土的活儿，在营属土地的沼泽地带，那里正在铺设一系列粗大的水泥管道，以便把使洼地变成沼泽的河水和脏水排出去。在这一地带干活儿的人就叫“沼地兵”。分到这儿来的一般都是营方不喜欢的人。

伊康尼科夫的手小小的，手指头细细的，指甲像小孩子的一样。他从工地上回来，常常满身泥浆，浑身湿漉漉的，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铺前，问道：“可以在您身边坐一坐吗？”他也不看对方，就坐下来，微微笑着，用手抹抹额头。他的额头有点儿奇异——不怎么大，却饱鼓鼓的，发亮，而且亮得出奇，就好像跟那肮脏的耳朵、暗褐色的脖子和手以及磕断的指甲不是一个人身上的。经历简单的苏联战俘都觉得他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人物。

伊康尼科夫家的祖先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一代接一代都是神甫。只是最后一代人走了另外的道路——伊康尼科夫和所有的兄弟都遵奉父命进了世俗学校。

伊康尼科夫进了彼得堡工学院，但因为迷上了托尔斯泰主义，到最后一学年便离开学校，去彼尔姆省北方做起人民教师。他在农村待了八年左右，后来移居南方，来到敖德萨，在一艘货轮的机器房里当钳工，到过印度、日本，在悉尼住过。革命以后他回到俄罗斯，参加了农业公社。这是他多年的理想，他相信，农业公社的共产主义劳动，能够创造人间的天国。

在全面实行集体化的时候，他看到一列列军车满载着被没收了土地家产的富农家庭的男女老少。他看到许许多多瘦弱不堪的人倒在雪地里，再也没有起来。他看到一座座“被封闭的”、人口死绝的村庄，村庄里的门和窗都被钉死。他看到一个被捕的农妇，衣服褴褛，脖子上露出筋骨，一双干活儿的手黑糊糊的，押解的人带着恐怖的表情望着她：她因为饿疯了，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时候，他虽然没有离开公社，却宣讲起福音书，祈求上帝拯救死者。结果他被关进监狱，不过很快就弄清，是三十年代的灾难使他的神志错乱了。在监狱的精神病院里强制治疗一年之后，他出了监狱，前往白俄罗斯，住到大哥家里去。大哥是一位生物学教授。他在大哥帮助下，在科技图书馆找到工作。但是一件件可悲的事对他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等到战争开始，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康尼科夫看到战俘的苦难，看到白俄罗斯城乡成千上万犹太人被杀害。他又陷入发狂状态，恳求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掩藏犹太人，他自己也想方设法拯救犹太妇女和儿童。不久他就被告发，侥幸躲过了绞索，进了集中营。

这位破衣烂衫的肮脏“伞兵”的头脑里非常混乱，他主张对超阶级的道德进行荒唐可笑的分类。

“哪儿有强权，”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哪儿就有灾难，就流血。我见过农民遭受的大灾大难，还说实行集体化是为了做好事。我不相信什么好事，我只相信人性的良善。”

“照你的说法，要是将来做好事把希特勒和希姆莱绞死，咱们也要害怕啦。那您就尽管害怕吧。”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您要是去问希特勒，”伊康尼科夫说，“他也会说，设立集中营是做好事。”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在跟伊康尼科夫争论的时候，不论说什么道理，都好比用刀子切海蜇，怎么切也切不开。

“那位生在六世纪的叙利亚基督教徒说的道理，在今天还是适用的，”伊康尼科夫又说，“‘要清算罪过，要饶恕犯罪的人。’”

在这个屋里还有一个俄罗斯老头子，姓切尔涅佐夫。他只有一只眼睛。看守把他那只人造的玻璃眼球打碎了，那个空空的红眼窝在他苍白的脸上显得非常不协调。他在和人谈话的时候，用一只手捂着空洞的眼窝。

他原来是孟什维克，一九二一年从苏联逃出。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银行里当会计。他因为号召银行职工反抗德国新经理的措施，被抓进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尽量不跟他接触。

看样子，莫斯托夫斯科伊博得的声望使独眼的孟什维克感到不安。不论是西班牙士兵，还是挪威文具店老板，比利时律师，都喜欢接近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常常向他求教。

有一天，苏联战俘中的头头儿叶尔绍夫少校坐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铺上。他微微靠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上，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又快又急切地说起话来。

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回头看了看，切尔涅佐夫正在远处的床铺上望着他们呢。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那只好眼睛里的苦闷神情，比起打掉的眼睛留下的红红的空窟窿还要可怕。

“是啊，伙计，你是不大快活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但并没有幸灾乐祸的心情。

大家时时刻刻需要叶尔绍夫，这不是偶然，是有道理的。“叶尔绍夫在哪儿？没看见叶尔绍夫吗？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的……去问叶尔绍夫吧……”别的棚屋里的人也常常来找他，他的床铺周围总有人来来往往。

莫斯托夫斯科伊管叶尔绍夫叫“思想领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些社会活动家都是思想领袖。还有民粹派，还有风云一时的米海洛夫斯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居然也有自己的思想领袖！独眼者的孤独在这营里似乎成了悲哀的象征。

自从莫斯托夫斯科伊蹲沙皇的牢房，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那时候是另一个时代，是十九世纪。

现在他常常想起当年的情形，那时候因为有些党的领导人不相信他主持实际工作的能力，他非常生气。现在他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每天他都看到，他的话不论古泽将军，旅政委奥西波夫，还是天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的基里洛夫少校，都是多么看重。

在战前，使他可以自慰的是，他一直不受重用，不用接触那些使他反感、使他愤慨的事。斯大林在党内的独断独行，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对党内老干部的不尊重——这些事他都没有接触到。他非常了解、非常敬重的布哈林的被害，使他感到非常沉痛。但是他知道，在任何问题上与党对抗，就会不自觉地站到反对自己所献身的列宁的事业的立场上。有时他觉得苦恼，他怀疑：他不发一言，不站出来反对自己不赞成的事情，也许是他软弱，是他胆小怕事？战前许多事使人不寒而栗！他常常想起已故的卢那察尔斯基，他多想再看到他啊，跟他交谈是那样轻松，不等一句话说完，他们彼此很快就了解了。

现在，在可怖的德国集中营里，他感到自己有信心，有力量。只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时刻不离开他。他即使在集中营里，也无法恢复年轻时那种鲜明、完整的感情：在自己人当中是自己人，在外人当中是外人。

有一天，一位英国军官问他，在苏联不能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不是影响他研究哲学。

“这对别人也许有影响。对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没什么影响。”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我问这个问题，正因为您是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军官说。虽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心中，皱了皱眉头，他还是恰当地回答了英国人。

这也并非因为像奥西波夫、古泽、叶尔绍夫这样一些跟他十分亲近的人，有时候也使他感到很不痛快。问题在于，他感到自己心中有许多东西变得陌生了。过去在和平时期，他兴高采烈地去赴老朋友的约，聚会结束时却发现这人已变得格格不入。

但是，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就生长在他身上，已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又该怎么办呢？……又不能跟自己决裂，不能避而不见。

他在和伊康尼科夫谈话的时候，有时会发火，很粗暴，还常常嘲笑他，管他叫脓包、孱头、蠢货、窝囊废。尽管常常嘲弄他，有时候很长时间看不到他，却又想他。

这就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轻时坐牢的年代和今天之间的主要变化。

在年轻时候，朋友和同志身上的一切都是可亲的，容易理解的。敌人的每一种思想、每一种观点都是格格不入，毫无道理的。

可是现在他常常在异己者思想中发现他在几十年前珍视的东西，而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谈中有时会不可理解地出现异己的东西。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世上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

五

一位美国上校住在特别营区的一个小小的单间里，准许他在傍晚时候自由走出营区，给他吃的是特别伙食。据说，从瑞典方面有人来要求关照他，是罗斯福总统通过瑞典国王提出这一要求的。

有一天，上校把一大块巧克力糖送给生病的苏联少校尼科诺夫。在特别营区里，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苏联战俘。他想和苏联人谈谈德国人的战略，谈谈战争头一年失败的原因。

他常常跟叶尔绍夫交谈，看着这位苏联少校既严肃又愉快的聪明的眼睛，忘记苏联少校不懂英文。他觉得奇怪的是，长相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懂他的话，怎么会听不懂有关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谈话。

“难道您一丁点儿也听不懂吗？”他懊恼地问道。

叶尔绍夫用俄语回答说：

“我们可敬的军士什么语言都懂，只是不懂外语。”

不过，借助微笑、眼神、拍肩膀构成的语言，再加上一二十个发音不准的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单词，集中营里的苏联人还是常常跟几十种不同语言的民族的人谈谈友谊、合作、互相支持和对家庭、妻子、儿女的思念。

一些变了音的俄语、法语、英语单词，加上十来个在集中营里新出现的德语单词，足以表达简单而复杂的集中营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东西。

也有一些俄语单词，如伙计、香烟、同志，是很多民族的囚犯共同使用的。有一句俄语“不行啦”是说明快要死的囚犯的状况的，已经成为大家的共同语言，所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人都在使用。

大日耳曼民族带着学来的一二十个单词闯入居住着伟大俄罗斯人民的城市和乡村，于是成千上万俄罗斯农村妇女、老人和儿童跟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用这些单词打起交道：“羊羔，老总，举起手来，母鸡，鸡蛋，完蛋。”这种交道绝不是什么好交道……

苏联战俘之间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有些人宁死不愿卖国，另一些人却千方百计要参加苏奸弗拉索夫的伪军。他们谈得越多，争论得越多，彼此的隔阂越大。到后来他们就不说话了，彼此越来越仇恨，越来越鄙视。

这种不言不语，被恐怖、希望和苦难连接在一起的这些混乱的人群，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的互不理解和仇恨，正反映出二十世纪可悲的灾难之一种。

六

在下雪的日子，苏联战俘到晚上一谈起来特别悲伤。就连性格刚强、常来聚会的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也愁眉苦脸，很少言语了。大家都苦闷不堪。

炮兵少校基里洛夫坐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铺上，垂着肩膀，轻轻地摇着头。似乎不光是那黑沉的眼睛，是他整个巨大的身躯充满了苦闷。那些生存无望的癌症患者往往有这样的眼神。就连最亲近的人看到这样的眼睛，在怜惜的同时，也会想：“你顶好快点儿死吧。”脸色发黄、喜欢到处转悠的柯佳科夫指着基里洛夫，小声对奥西波夫说：

“他不是想上吊，就是想去投伪军。”

莫斯托夫斯科伊搓着长满白白的胡茬子的两腮，随口说：

“哥们儿，听我说说。真的，这样很好。难道还不明白吗？列宁缔造的国家的局面一天天叫法西斯受不了。法西斯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要么把我们吃掉，把我们消灭，要么自己完蛋。从法西斯对我们的仇恨，正可以看出列宁事业的正义性。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你们要明白，法西斯越是恨我们，我们越是应该相信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一定能胜利。”

他猛然转过身去对着基里洛夫，说：

“您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嗯？您该记得高尔基的事。有一次他在监狱的院子里走来走去，有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他喝道：‘你干吗要像挨了打的母鸡？把头抬高点儿！’”

大家笑起来。

“是的，是的，把头抬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你们想想看，这是伟大的苏维埃大国在捍卫共产主义思想！希特勒要较量，就让他试试吧！斯大林格勒坚持着，没有失守。战前有时候觉得，螺丝帽是不是拧得太紧、太狠啦？可是现在真的连瞎子都看清楚了：只要目的正确，一切手段都不为错。”

“是的，我们的螺丝帽拧得太紧了。这话您说得很对。”叶尔绍夫说。

“拧得还不够呀，”古泽将军说，“假如拧得再紧些，希特勒就到不了伏尔加河边了。”

“用不着我们教导斯大林。”奥西波夫说。

“好啦，”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要是死在监牢或者水漉漉的矿坑里，就什么也谈不到了。咱们应该想的不是这个。”

“那又该想什么呢？”叶尔绍夫高声问道。

坐在一起的人互相看了看，又朝四下里看了看，没有作声。

“唉，基里洛夫呀，基里洛夫，”叶尔绍夫忽然说，“咱们这位老人家说得很对：法西斯痛恨我们，我们应该高兴。不是我们消灭他们，就是他们消灭我们。明白吗？你想想看，进集中营找到自己人，总归是自己人跟自己人。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是刚强的人，还要给德国人一点颜色看看呢。”

七

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有一整天跟各部失去联系。许多部队的无线电接收机被炸毁；到处有电话线被炸断。

在伏尔加岸边轻轻颤动的土地猛烈震动起来的时候，人们望着流动的、碎波粼粼的河水，有时会觉得伏尔加河是不动的。这时候几百门苏联重炮在伏尔加右岸轰击。马马耶夫冈南坡的德军驻地四周飞起一团团泥土。

一团团旋转飞舞的灰土，经过重力编织的奇妙、无形的筛子，进行了筛选，沉重的土块和泥团落到地上，轻的灰尘飞向天空。被震得耳聋和眼睛发红的红军士兵每天都有好几次跟德军坦克和步兵相遇。

司令部和军队失去了联系，就觉得这一天长得叫人受不了。

为了打发这一天，崔可夫、克雷洛夫和古洛夫什么办法都想过：摆出要做事的样子，写信，争论敌军可能推进到什么地方，开玩笑，喝酒，有小菜也喝，没有小菜也喝，沉默，倾听炸弹爆炸声。铁旋风在掩蔽所周围呼啸，把一切敢于在地面上露头的活物扫倒。司令部瘫痪了。

“咱们来捉傻瓜吧。”崔可夫说着，把装满香烟头的老大的烟灰缸推到桌子角上。

就连参谋长克雷洛夫也沉不住气了。他用手指头敲着桌面，说：

“情况没有更糟的啦，像这样待下去，可别叫人家吃掉。”

崔可夫分好了牌，宣布：“红桃主牌。”可是接着就把牌掺和到一起，说：“咱们像兔子一样坐在这儿玩起牌了。不行，不能这样！”

他心事重重地坐着。他的脸显得很可怕，脸上呈现出剧烈的仇恨与痛苦表情。

古洛夫就像在预测自己的命运似的，也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这样过上一天，准会心力衰竭死去。”

过了一阵子，他大笑起来，说：

“在师里上厕所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可怕的事。有人告诉我，柳德尼科夫的参谋长一下子跑进掩蔽厕所，喊：‘乌拉，同志们，我……’他一看，他爱上的那位女医生正蹲在里面呢。”

天黑下来，德寇的空袭也停止了。一个被大炮轰鸣声和机枪嗒嗒声吓坏了的人，如果在夜间来到斯大林格勒河岸上，也许会以为，这是不怀好意的命运之神在决战时刻把他带到斯大林格勒来了，然而对于久经战阵的人来说，这时候正好刮刮胡子，洗洗衣服，写写信，参战的钳工、旋工、电焊工、钟表匠则修修打火机，修修闹钟，还用炮弹壳做油灯，从军大衣上撕下布条子做灯芯。

一闪一闪的爆炸的火光照耀着河岸的斜坡、城里的断垣残壁、一个个油桶、一座座工厂的烟囱，在这种短暂的闪光里，河岸与城市显得又阴郁又悲切。

在黑暗中，司令部的电话总机活跃起来了，打字机嗒嗒地响起来，打印出一叠叠战斗情报，小小发动机发出嗡嗡声，电报机轧轧响起来，电话员在话机里互相呼唤着，以便把通往各师、各团、各炮兵连、步兵连指挥所的线路接通。来到司令部的通信兵老气横秋地轻轻咳嗽着，联络官在向值班作战参谋汇报。

集团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老汉、渡河敢死队队长特卡琴柯工程兵将军、刚刚穿上草绿色士兵军大衣的西伯利亚师师长古尔捷夫、带领一师人驻扎在马马耶夫冈下的斯大林格勒本地人巴秋克中校都急着要向崔可夫和克雷洛夫汇报。在向集团军军委委员古洛夫作的汇报中，可以听到一些传遍斯大林格勒的名字，如迫击炮手别斯季尔柯、神枪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和安纳托里·契诃夫、巴甫洛夫中士，还有第一次在斯大林格勒响起来的名字，如绍宁、弗拉索夫、布雷辛，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第一天就获得英雄的称誉。而在前沿阵地上，纷纷把折成等腰三角形的书信交给邮递员：“飞吧，书信，从西向东……带去我的问候，再把回信带回来……日安，噢，也许该说：晚安……”前沿阵地上在掩埋死者，死者就在掩蔽所和掩体旁边度自己长眠的第一个夜晚，同志们就在旁边写信，刮脸，吃面包，喝茶，在自制的浴槽里洗澡。

八

斯大林格勒守卫者最困难的日子来到了。

在城市混战中，在进攻与反攻中，在争夺科技宫、工厂、银行大楼，在争夺地下室、院子和广场的战斗中，毫无疑问德军都占优势。

德军插进斯大林格勒南部拉普申公园、库波罗斯沟和叶尔山卡一带的楔形攻势在逐渐扩大，德军的机枪手躲在河边，向伏尔加左岸的红镇南部进行扫射。作战参谋每天在地图上改动战线的位置，看着蓝色标志不断地往前爬，苏方红线与蓝色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带一天天在收缩，越来越狭小。

主动权，战争的灵魂，这些天一直在德国人手里。他们一个劲地在前进，不论苏军怎样发狠反击，都阻挡不住他们缓慢然而不停的前进。

德寇的飞机一天到晚在天空吼叫，用重磅炸弹在苦难的大地上打出一个个窟窿。许多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摆脱不掉的可怕想法：明天或者一个星期之后，已经被德军进攻的铁齿咬得七扭八曲的苏军防地，会变成一条细细的线，这条线甚至会断，那又该怎么办呢？

九

深夜，克雷洛夫将军在自己的掩蔽所的床铺上躺了下来。鬓角隐隐作痛，因为接连抽了几十支烟，喉咙里火辣辣的。他用舌头舔了舔发燥的上腭，转过身朝着内壁。睡意朦胧中，往日的情景纷纷来到脑海里：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战场，罗马尼亚步兵冲锋时的呐喊声，铺了石板、长满常春藤的敖德萨的院落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英俊的水兵。

他仿佛觉得自己又在指挥所里，彼得罗夫将军的夹鼻眼镜模模糊糊地闪着光；闪光的镜片又变成千万闪光的碎片，又是波涛翻滚的大海，又是德军炮弹炸碎的岩石扬起的灰色尘雾，灰色尘雾在水兵和步兵头顶上飘飘荡荡，飘到萨普山顶上。

他听到海浪无精打采地拍打着潜水艇，听到潜水艇的水兵粗声粗气地叫喊：“跳！”仿佛他跳入浪涛中，但他的脚马上碰到潜水艇的艇身……于是最后看了一眼塞瓦斯托波尔，看了看天上的星星，看了看岸上的大火……

克雷洛夫沉沉入睡。梦里依然是战争的情景。潜水艇从塞瓦斯托波尔开往诺沃罗西斯克……他蜷着麻木了的腿，胸前背后出汗都湿透了，发动机的声音震得两鬓昏昏的。忽然发动机不响了，潜水艇轻轻地沉到海底。气闷得不得了，被一行行虚线似的铆钉划成许多方块的金属顶压在头上……

他听到许多声音在吼叫，听到水的拍溅声，一颗深水炸弹爆炸了，海水冲击过来，把他从床铺上冲下来。克雷洛夫睁开眼睛：四周围都是火，一股股大火经过敞开的掩蔽所门口朝伏尔加河奔去。可以听到人的叫喊声、自动步枪的嗒嗒声。

“拿军大衣，拿军大衣把头蒙起来！”

有一个不相识的红军士兵对克雷洛夫喊道，并且把军大衣递过来。但是克雷洛夫推开红军士兵，高声问：“司令员在哪儿？”他忽然明白了：这是德国人烧着了油桶，着了火的石油正朝伏尔加河涌去。

看样子，要从这奔流的火海中逃生已经不可能了。溢出的石油填满了坑坑洼洼，在交通壕中汹涌奔流。大火轰轰直响，在流淌的石油上噼啪乱飞。泥土和石头一沾到油就冒起烟来。一道道漆黑闪光的石油从被燃烧弹打穿的油库里往外直涌，像是大卷大卷的烟与火被塞进了油罐，现在都伸展开来了。

几亿年前活跃在地球上的生物，那些野蛮可怕的原始怪物，从厚厚的地层中钻了出来，狂吼怒号，它们巨大的脚掌到处奔窜，贪婪地吞食着一切。烈火窜起几百米高，在高空放出一团团可燃的气体，一闪一闪地喷射着火焰。大片的烈火是那样凶猛，气流简直来不及向燃烧的碳氢分子给氧，微微颤动的浓黑烟层把秋夜的星空和燃烧的大地阻隔开来。从下面望着这油烟滚滚的黑色的苍穹，实在可怕。

一道道火柱和烟柱拼命向上窜，有时像是发怒发威的猛兽的姿态，有时又像晃动的白杨和颤抖的山杨。黑红两色在一团团烈火中不停地旋转，就像跳舞时混在一起的、松开辫子的黑发和红发姑娘。

燃烧的石油在水面上平平地流了开去，经河水冲动，咝咝地响着，冒着烟，弯弯曲曲地流动着。

奇怪的是，这时候已经有很多战士知道怎样可以到达岸边。他们叫喊着：“这儿来，这儿来，顺这条小路！”有些人已经有两三次来到被大火包围的掩蔽所前，帮助司令部的人员逃到岸边土台上，有一小堆脱险的人就站在这里，这是涌入伏尔加河的燃烧的石油分岔的地方。

一些穿棉衣的人帮助司令员和司令部的军官们逃到岸边。这些人把他们认为已经死去的克雷洛夫将军从火里抬出来，他们眨巴了几下烧焦的睫毛之后，又穿过密密的红色蔷薇丛朝各指挥部的掩蔽所奔去。

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在伏尔加河边小小的土台上一直站到早晨。大家用手护着脸，遮挡着灼热的空气，不时弹着衣服上的火星，望着司令员。司令员披着军大衣，头发从帽子底下露出来，耷拉在额头上。他皱着眉头，阴沉着脸，然而显得很镇定，好像在深思。

古洛夫环顾着站在一起的人，说：

“这么着，咱们没烧死……”他又摸了摸滚烫的军大衣纽扣。

“喂，你这位带锹的弟兄，”工程兵司令特卡琴柯喊道，“赶快在那儿挖一道小沟，要不然那个小土包上的火就要流过来啦！”

他对克雷洛夫说：

“将军同志，全都乱套啦，火像水一样流起来，伏尔加河着了火烧起来。好在没有大风，要不然咱们全烧死啦。”

当微风从河面上吹来，高大的火幕轻轻晃动、倾斜过来的时候，人们纷纷躲避燎人的火舌。有的人走到水边，用水把靴子打湿，水一到滚烫的靴筒上很快就蒸发了。有的人一声不响，拿眼睛盯着地面，有的人一个劲儿地四下里打量着，有的人为了缓和紧张情绪，开起玩笑：“在这儿不用火柴也行了，要抽烟可以向伏尔加借火，也可以向风借火。”也有人不住地抚摩自己身上，摇着头，不时试试皮带金属环的热度。

传来几响爆炸声，这是司令部警卫营掩蔽所的手榴弹爆炸了。然后机枪子弹带里的子弹嗒嗒响了起来。一发德军的迫击炮弹在烟火中呼啸而过，在远处的伏尔加河上爆炸。河岸上有几个远远的人影在黑烟中闪过，看样子，是有人想把指挥所的火引开，转眼间一切又消失在烟与火之中。

克雷洛夫凝神望着四周流动的大火，已经不回想，不比较了……德国人会不会趁大火时候发起进攻呢？德国人不会知道我军司令部现在处在什么状态，昨天的俘虏还不相信我们的司令部在右岸呢……很明显，这是个别行动，就是说，有可能待到早晨没有事儿。只是千万不要起风。

他回头看了看站在一块儿的崔可夫，崔可夫正凝视着呼啸蔓延的大火；他那沾了许多黑烟子的脸好像火烧的，又像红铜铸的。他摘下帽子，拿手捋了捋头发，这一下子就像汗淋淋的乡村铁匠了；火星在他卷曲的头发上直蹦。他仰头看看呼呼响的烟火翻腾的天空，又回头看看伏尔加河，河上缭绕盘旋的烈火中隐隐出现了黑黑的缺口。克雷洛夫不由得想，自己担心的问题，司令员也在紧张地考虑着：德国人会不会在夜间发动大规模进攻？……如果能活到早晨，司令部往哪儿安？……

崔可夫感觉到参谋长的目光，便对他笑了笑，用手在头顶上画了一个大圈子，说：

“太漂亮啦，他妈的，不是吗？”

这场熊熊大火，在伏尔加河彼岸，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的红色花园看得十分清楚，参谋长萨哈罗夫中将一收到有关大火的情报，就报吿了司令员叶廖缅科，总指挥请萨哈罗夫亲自前往电话总机和崔可夫通话。萨哈罗夫呼哧呼哧地喘着，急急忙忙顺着小路走去。副官打着手电筒，不时地提醒说：“将军同志，小心点儿！”并且不时用手推开挡在小路上的苹果树枝。远方的火光照耀着一棵棵树干，并且变成红色的斑点落在地上。这些晃晃不定的光斑使人心中惶惶不安。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哨兵低沉的喝问声，这种情形使模糊而无声的火光显得特别可怕。

来到总机所在地，女值班员望着呼哧呼哧直喘的萨哈罗夫说，无法和崔可夫联系，电话、电报、无线电话都打不通……

“跟师里联系呢？”萨哈罗夫急忙问道。

“中将同志，刚才跟巴秋克通过电话。”

“要巴秋克，快点儿！”

女值班员战战兢兢望着萨哈罗夫，已经认定这位将军厉害又暴躁的脾气马上就要发作了，忽然高高兴兴地说：

“通了，将军，请吧。”她把话筒递给萨哈罗夫。

跟萨哈罗夫说话的是师参谋长。他像电话员姑娘一样，听到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呼哧呼哧喘粗气，听到他的严厉的声音，胆怯起来。

“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请汇报一下。能跟崔可夫通话吗？”

师参谋长汇报了油库起火的情况，汇报了大火扑向集团军司令部的情形，又说，师里无法跟司令员取得联系，还说，看样子，那儿的人没有全部牺牲，因为透过烟与火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站在岸边，不过，不论从陆路还是在河上驾船都无法接近他们——伏尔加河烧起来了。巴秋克已经带着师部警卫连沿着河岸朝大火奔去，试图把火流引开，帮助站在岸上的人从大火包围中冲出来。萨哈罗夫听完师参谋长的汇报后说道：

“请转告崔可夫，要是他还活着的话，请转告崔可夫……”

他没有说下去。

电话员姑娘对这样长时间的停顿感到惊异，她等待着将军嗄哑的声音再响起来，用胆怯的目光朝萨哈罗夫看了看：将军依然站着，将手帕捂在眼睛上。

这一夜，有四十名司令部的指挥员在倒塌的掩蔽所里葬身火海。

十

在油库的大火之后，克雷莫夫很快就来到斯大林格勒。崔可夫把新的指挥所安在伏尔加堤岸脚下，在巴秋克师所属一个步兵团的防地上。崔可夫来到团长米海洛夫大尉的掩蔽所，看了看这宽敞的、用许多木头撑着的土室，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位司令员看着满脸雀斑的红头发大尉悲伤的脸，很快活地对他说：

“大尉同志，你造掩蔽所没有按规格办事，造得有点像元帅府。”

于是，团部便带上那简单的几件家具，迁到下游几十米的地方；红头发的米海洛夫也依样行事，毫不客气地把自己手下的一位营长挤走了。那位营长没有了住处，却没有再去挤自己的连长，因为他们住得已经够拥挤了，只叫人在高地上新挖了一个土室。

克雷莫夫来到第六十二集团军指挥所的时候，这儿的工兵作业正在紧张地进行，挖掘司令部各部门之间的交通壕，挖掘联系政工人员、业务人员和炮兵的大小地道。

克雷莫夫见过自己的司令员两次——他出来察看工程情况。

世界上也许没有任何地方像在斯大林格勒这样认真对待建造住所的事。在斯大林格勒造掩蔽所，既不是为了暖和，也不是为了让后来人佩服。能不能见到下一个天亮，活到下一顿午饭，主要取决于掩蔽所盖板的厚度、交通壕的深度、厕所的远近以及在空中是否能看到掩蔽所。

在谈到一个人的时候，都要谈他的掩蔽所。

“今天巴秋克的迫击炮在马马耶夫冈上干得漂亮……而且，他的掩蔽所也真不错，门是橡木的，特别厚，跟国会大厦的门一样，真是个聪明人……”

有时候，会这样说一个人：

“没说的，昨天夜里他转移了，丢了主要阵地，跟下属各部失掉了联系。他的指挥所在空中能看得见，用防雨布当门，可以说只能挡挡苍蝇。真是个没用的人，我听说，他老婆在战前就不跟他了。”

跟掩蔽所和土室有关的各式各样的传闻，在斯大林格勒多不胜数。有一个故事说，罗季姆采夫的指挥部所在管道里忽然涌进了水，师部人员一齐游上岸去，有人就开玩笑，在地图上标出罗季姆采夫指挥部冲进伏尔加河的地点。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巴秋克那扇出了名的门如何被打掉的。还有一个故事，说饶鲁杰夫连同他的指挥部怎么给活活埋在拖拉机厂的掩蔽所里。

斯大林格勒的堤岸上密密麻麻排满了掩蔽所，克雷莫夫觉得这就像是一艘巨大的战舰：舰舷的一侧是伏尔加河，另一侧面对着连成一片的敌方火力网。

克雷莫夫接受政治部的委托，来解决罗季姆采夫师步兵团团长与政委之间的纠纷。他在动身来罗季姆采夫师部的时候，准备先向师部的军官们作一个报告，然后就来解决这件纠缠不清的事。集团军政治部一名勤务员把他带到一个宽阔管道的石砌洞口前，罗季姆采夫的师部就在里面。岗哨通报了方面军司令部派出的这位营政委的到来，就有一个低沉的嗓门儿说：

“叫他上这儿来吧，要不然还尝不到这儿的滋味呢。”

克雷莫夫在低低的拱顶下走着，感到指挥所里的人都拿眼睛看着自己，就向胖胖的团政委作了自我介绍。团政委穿着士兵棉军装，坐在罐头箱子上。

“啊，能听听报告太高兴啦，这可是好事儿，”团政委说，“要不然，我们听说，马内尔斯基，还有什么人，来到左岸，可是不打算上斯大林格勒我们这儿来呢。”

“另外，我还接受政治部主任的委托，”克雷莫夫说，“来解决步兵团团长和政委之间的事。”

“我们有过这样的事儿，”师政委回答说，“不过昨天已经解决了：有一颗一吨的炸弹落在步兵团的指挥所上，炸死十八个人，其中有团长，也有政委。”

他用坦然而随便的口气说：

“不知为什么他们一切都相反，就连外貌都截然不同：团长穿着朴素，他是农民的儿子；政委天天戴着手套，手上还戴着戒指。现在两个人躺在一块儿了。”

他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与别人的情绪而不受情绪影响的人，这时急忙换了口气，用快活的声音说：

“我们师驻守在科特鲁班山下的时候，有一次我开着自己的汽车送莫斯科来的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尤金上前线去作报告。这位军委委员对我说：‘要是出什么差错，我砍你的脑袋！’我跟他受够了罪。一有飞机，我们马上就扎到排水沟里。我很小心，不想掉脑袋。不过尤金同志也很小心自己的性命，表现得很主动。”

听他们谈话的一些人微微笑着，克雷莫夫又感觉他的话里有令人不快的怜悯与嘲笑的意味。克雷莫夫平时跟队列指挥员的关系很好，跟参谋人员的关系也完全过得去，而跟自己的同行政工人员相处，往往感到很不痛快，常常不能以诚相见。现在这位师政委就使他很不痛快：才上前方没有几天，就自以为是老战士了，恐怕只是在战争前夕才入党的，也许还不知道恩格斯是什么人呢。

但是，看样子，克雷莫夫也有什么地方使师政委很不痛快。克雷莫夫一直有这种感觉。在副官给他安排住处的时候，请他喝茶的时候，都是这样。几乎每一个军事部门都有自己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对人对事作风。罗季姆采夫师部里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年轻将军为荣。克雷莫夫做完报告以后，大家就开始向他提问题。坐在罗季姆采夫旁边的师参谋长别尔斯基问道：

“请问，作报告的同志，同盟国究竟什么时候开辟第二战场？”

师政委半躺在紧靠管道石壁的窄窄的床铺上，坐起来用手扒了扒干草，说道：

“别着急。我更感兴趣的倒是我们的指挥部准备怎样行动。”

克雷莫夫很不高兴地瞟了师政委一眼，说：

“既然你们的政委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不应由我来回答，应该由将军来回答了。”

大家一齐看了看罗季姆采夫。罗季姆采夫便说：

“高个子在这儿连腰都伸不直。一句话，这儿是管道。防守是可以的，再没有更大的优越之处了。从这种管道里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倒是希望发动进攻，可是在管道里无法调集后备兵力。”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罗季姆采夫抓起话筒。所有的人都朝他看了看。罗季姆采夫放下话筒，朝别尔斯基弯下身去，小声说了几句话。别尔斯基探身去拨电话，但是罗季姆采夫用手按住电话机，说：

“干吗，难道您没听见？”

在炮弹壳制的油灯那晃晃不定、烟气腾腾的灯光照耀着的管道里，在石头拱顶下，能听见很多声音。一阵一阵的机枪声在头顶上咔嗒嗒响，就像大车过桥。不时有手榴弹爆炸声。任何声音在管道里引起的共鸣声都非常响亮。

罗季姆采夫时而把这个参谋人员叫来，时而把那个参谋人员叫来，又把沉不住气的话筒拿到耳朵上。有一小会儿他注意到坐在不远处的克雷莫夫的目光，便亲切地像对自家人一样笑了笑，对他说：

“报告员同志，伏尔加的天气放晴了。”

电话不断地响起来。克雷莫夫听着罗季姆采夫在讲话，大致了解了发生的情况。年轻的副师长鲍里索夫上校走到将军跟前，俯下身对着放在箱子上的斯大林格勒地图，清清楚楚地画了一条垂直的粗粗的蓝线，穿过苏方防区的红色虚线，直到伏尔加河边。鲍里索夫用阴郁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罗季姆采夫。罗季姆采夫看见一个穿斗篷的人从幽暗中朝他走来，猛地站了起来。

看到来人的步子和脸上的表情，马上就明白了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浑身笼罩着一团肉眼看不见的火气，就好像在他那急急匆匆的动作中，不是斗篷在沙沙地响，而是这人浑身的电在哧啦哧啦地爆炸。

“将军同志，”他用埋怨的口气嚷道，“狗日的把我逼到冲沟里，逼到河边来啦。给我增援！”

“你要不惜任何代价把敌人阻挡住。我没有后备兵力。”罗季姆采夫说。

“是，不惜任何代价。”穿斗篷的人回答说。当他转身朝出口走去的时候，大家都看清楚了，他知道他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就在这一带吗？”克雷莫夫指了指地图上弯弯曲曲的河岸，问道。但是罗季姆采夫没来得及回答他。管道出口处响起手枪射击声，还有手榴弹爆炸的红色火光闪了几下。尖利的指挥官的哨声响起来。参谋长跑到罗季姆采夫跟前，叫道：

“将军同志，敌人朝我们指挥所冲来了！……”

多少有点卖弄自己的镇静语调、用彩色铅笔在地图上镇定地描画战局变化的师长忽然不见了。瓦砾场和荒草沟里的战争跟铬钢、阴极灯和无线电设备息息相关的感觉消失了。这个薄嘴唇的人很带劲地高声喊道：

“喂，全师部注意！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带上手榴弹，跟我来，把敌人打回去！”

从他的声音中，从他又快又狠地在克雷莫夫身上扫过的目光中，流露出又冷酷又厉害的要打仗的狠劲儿。一时间使人觉得，这个人的主要力量不在于他的老练，不在于他的军事知识，而在于他的残酷、剽悍的气质。

几分钟之后，师部的军官、文书、通信员、电话员慌乱笨拙地拥挤着，从师部的管道里涌了出来，跨着轻快的步子跑在前面的是罗季姆采夫，他被一闪一闪的战火照耀着，朝冲沟奔去，爆炸声、枪声、呐喊声、骂声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等到克雷莫夫气喘吁吁地同前面几个人一起跑到冲沟边，朝下面一看，他的颤动的心里顿时出现了一种又憎恶、又恐怖、又痛恨的感情。沟底晃动着模糊的人影，射击的火花忽明忽灭，时而亮起绿眼睛，时而亮起红眼睛，钢铁的啸声在空中一个劲儿地响着。克雷莫夫看到的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蛇洞，千百条被惊动的毒蛇在里面咝咝乱叫，闪动着眼睛，在荒草丛里沙沙地、飞快地乱爬。

他带着愤怒、憎恶和临阵的惊惧，开枪射击黑暗中闪动的火光和在沟坡上快速爬动的人影。

在离他几十米的地方，德国人出现在沟沿上。接二连三的手榴弹爆炸声震荡着空气与大地。德军突击队正奋力冲向管道出口。

人影和射击的火光在黑暗中闪动，呐喊声、呻吟声时起时落。好像一口巨大的黑锅在翻滚，克雷莫夫整个身心都掉进这咕嘟嘟直冒泡的滚水中。他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思索和感触了。有时他觉得他还能操纵要把他卷进去的旋涡的转动，有时他充满死的预感，仿佛这树胶似的浓浓的黑暗在往他的眼睛和鼻孔里流，已经没有空气可以呼吸，头顶上也没有星空，只有黑暗、冲沟和在荒草中沙沙乱爬的怪物。

已经无法对战况作出判断了，可与此同时他透彻明白地感觉到，自己与那些在沟坡上匍匐爬行的人们休戚相关，感到自己与他们并肩作战。罗季姆采夫就在附近，这也令他感到欣慰。

在三步之外分不清是敌是友的夜战中产生这种奇异的感觉，往往跟另一种很难理解的奇妙感觉联系着，这就是对整个战斗进程的感觉，判断战斗中双方的实力，预测战斗的进程。

十一

一个在烟火包围中脱离了群体的战士，处于茫然状态中凭直觉对整个战斗局势的判断，往往也比在司令部对着军事地图作出的判断更准确。

在战斗发生转机的时刻，有时会出现惊人的变化，这时候一直在进攻而且似乎已到达目标的士兵张皇四顾，再也看不见跟自己一起开始向目标挺进的战友，而他一直视为单枪匹马、愚蠢孱弱、经不住打的敌人竟成了浩荡的大军，因而是不可战胜的了。这种战斗转折的时刻，参战者能清楚地感觉到，而对于那些企图从表面去预测和理解的人来说却是神秘难测的。在这样的时刻，心理和精神会发生变化：勇猛而聪明的“我们”会变成胆小而脆弱的“我”，一度被看作区区猎物的倒霉的敌人，会变成可怕而强大的“他们”。

一路勇往直前、克敌制胜的战士能理解战斗中的一切情形：这里一枚手榴弹爆炸……那儿机枪在扫射……那个躲在掩体里打枪的人就要逃跑了，他不可能不跑，因为他是一个人，是单个儿的，跟那单个儿的大炮，跟那单个儿的机枪，跟他旁边也在单独作战的士兵不是一起的；可是我——就是我们，我就是这许多展开进攻的强大步兵，我就是这整个支援炮队，我就是所有支援坦克，我就是这照亮整个战场的信号弹。可是忽然之间我成了一个人；原来分散又经不住打的敌人，如今合成一个可怕的整体，步枪火力、机枪火力、炮兵火力都成了整体，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帮助我战胜这个整体。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就是把头藏起来，把肩膀、额头、下巴缩起来逃命。

在黑夜里遭到突然攻击的人们，起初感到自己弱小、孤立。但他们一旦开始瓦解汹涌扑来的敌人的力量，就会感到自己也成为一个整体，胜利的力量就在这种整体的力量中。

在对这种转变的理解中，往往就包含着使军事有资格被称为艺术的东西。

感到孤单，感到强大，从前者到后者的意识转变，在这中间不仅包含着连队、营队夜战中各种事件的联系，而且表现出军队和民族军事实力的变化。

有一种感觉是参加战斗的人几乎全部丧失的，那就是时间的感觉。一个少女在新年舞会上狂舞了一夜，说不出她在舞会上待的时间是长还是短。

一个囚犯在牢狱里蹲了二十五年，会说：

“我在牢里好像过了一万年，又好像只过了短短的几个星期。”

少女这一夜遇到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事情——某处投来的目光，音乐的片断，微笑，轻轻的触碰——每一次都是那样短促，在感觉中留不下时间的长度。但这些短促的瞬间合在一起，便形成长时间的感觉，给她带来终生的欢乐。

囚犯的情形则相反，他在监狱的二十五年由许许多多长得使人难受的单位时间组成，如早点名到晚点名之间的时间，早饭到中饭之间的时间。但是这些痛苦的时间合在一起，却似乎产生了另一种感觉：因为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过得十分单调无味，时间因而简化了，缩短了……因此可以同时出现短暂的感觉和漫长的感觉，欢度新年之夜的人和在牢狱里过了几十年的人可以有相似的感觉。在两种情况下，许多事情糅合在一起，都会同时产生短暂与漫长的感觉。

一个人在战斗中体验的漫长与短暂，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变化过程。在战斗中感觉到的变异更甚，个人最初的感觉常常被扭曲、颠倒。在战场上有时候秒变得很长，小时变得很短。漫长的感觉常常来自瞬间——炮弹与炸弹的呼啸，射击与爆炸的火光。

短暂的感觉有时来自长时间的事件——冒着炮火穿过崎岖不平的田野，从一个掩体向另一个掩体匍匐前进。肉搏战则是超出时间范畴的。那时候就连清醒也是模模糊糊，结果，整体与局部叠加，变得颠倒扭曲。

在这里，局部的事态是变化无穷的。

对于战斗时间的感觉变异极大，以至于这种感觉是完全模糊的，感觉漫长的不一定漫长，感觉短暂的也未必如此。

耀眼得令人看不见的强光，漆黑得令人看不见的黑暗，呐喊，爆炸声，自动步枪的嗒嗒声……在时间的感觉被打成碎片的混乱中，克雷莫夫极其清楚地意识到：德国人被打败了，被打退了。他和并肩作战的那些文书、通讯员一样，是靠内心感觉意识到这一点的。

十二

黑夜过去了。烧焦的荒草丛中躺着一具具死者的尸体。河水在岸边发出悲凉的叹息。看到遍布弹坑的土地，看到烧毁的房屋的残壁，使人心中无限凄怆。

新的一天开始了，战争很大方地准备着——而且大方到极点——为新的一天准备足够的硝烟、瓦砾、钢铁以及肮脏而血腥的绷带。过去的一天天也是这样。除了这弹片炸翻的大地和烈焰腾腾的天空，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了。

克雷莫夫坐在箱子上，头靠着管道的石壁，打起盹儿。

他听着参谋人员含糊不清的声音，听见茶碗在响——师政委和参谋长在喝茶，用带着睡意的声音说话。他们说，被俘的德国兵是一名工兵，他们的工兵营是几天之前从马格德堡空运来的。克雷莫夫脑子里闪过小时候在课本里看到的一幅图画：戴尖顶帽的赶驮人赶着两匹大屁股的肥马，两匹马拼命要把粘在一起的两个屁股蛋儿挣开。小时候这幅画在他心里引起的乏味又浮上他的心头。

“这太好啦，”别尔斯基说，“就是说，后备队到啦。”

“是啊，当然很好，”瓦维洛夫附和说，“师部要反攻了。”

这时候克雷莫夫听到罗季姆采夫低沉的声音：

“花儿，花儿，果儿结在工厂里。”

克雷莫夫似乎把所有的精力在夜战中耗尽了。要想看到罗季姆采夫，必须转过头去，但是克雷莫夫没有转头。他想：“汲干了水的井会感到自己是空的，大概就是这样。”他又打起盹儿，低沉的说话声、枪声、爆炸声汇合成一种单调的嗡嗡声。

但又有一种新的感觉进入克雷莫夫的脑际，于是他又觉得自己仿佛躺在一个房间里，百叶窗开着，他凝视着射在壁纸上的晨光的一个斑点。那斑点爬到挂镜的边棱上，像彩虹一样扩散开来。一个小男孩的心颤抖起来，一个两鬓斑白、腰间挂着沉甸甸的手枪的人睁开眼睛，四下里看了看。

一个人身穿旧军装，头戴绿星的军帽，站在管道当中，在拉小提琴。

瓦维洛夫看到克雷莫夫醒来，俯下身子，对他说：

“这是我们的理发员鲁宾契克，拉得好极啦！”

有时候有人说两句开玩笑的粗话，毫不客气地把手风琴打断；有时候有人用压倒小提琴声的高嗓门儿问：“让我说说话，好吗？”便向参谋长汇报起来，小调羹在铁茶缸里叮当响着；有人打起长长的呵欠，“啊哈哈哈哈……”就扒拉起干草。

理发员细心地注意着：自己拉小提琴是不是妨碍军官们做事，准备随时停住不拉。

此刻克雷莫夫想起了白发苍苍、身穿黑色燕尾服的捷克著名小提琴家扬·库贝利克，为什么他觉得库贝利克也会拜倒在师部的理发员面前，自叹不如呢？为什么像小河流水一样简单的曲子，那纤细、颤抖的小提琴声，此时此刻似乎比巴赫和莫扎特更能表现出人的心灵的广度和深度？

克雷莫夫又一次感到孤独的痛苦。叶尼娅离开他了……他又一次痛苦地想，叶尼娅的出走是他一生的关键：他还在，但等于死了。她真的走了。

他又一次想，有许多可怕的、残酷无情的事应当对自己说说……不应该再羞怯，不应该再用手套捂着脸……

小提琴声似乎唤醒了他对时间的感觉。

时间好比是一方透明的境地，人在其中出现，活动，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批的城市在时间中出现又消失。时间把它们带来，又把它们带走。但是他头脑中出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特殊的时间概念。这种概念是说：“我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

时间进入人生，进入国土，生长在人生与国家生活中，可是等到时间离开，消失了，人还会在，国家还会在……国家还在，可是国家的时间逝去了……人还在，可是人的时间消失了。时间哪儿去了？人还在，还在呼吸，在思索，在哭泣，而时间，那唯有的、特有的、只跟他有关系的时间走了，逝去了，消失了，他还在。

最艰难的，是做时间的弃儿。不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中的弃儿，其命运是最痛苦的。谁是时间的弃儿，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不论是在干部处，在区党委会，在军队里的政治处，在报社，在大街上……时间喜爱的只是时间产生的那些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英雄、自己的劳动者。时间永远、永远不会喜爱已逝的时间的孩子，就好比女人不爱过时的英雄，后娘不会疼爱前妻的孩子一样。

时间就是这样：不断地流逝，可依然生存着。一切都在，只有时间在不断地流逝。时间离去时多么轻盈，多么静悄。昨天你还是那样有信心，那样愉快，那样坚强，你还是时间的儿子。可是今天来了另一个时间，你还不了解它呢。

在战斗中被撕碎的时间，又从理发员鲁宾契克的小提琴里冒出来。小提琴告诉一些人，他们的时间来了，告诉另一些人，他们的时间要逝去了。

“逝去了，逝去了。”克雷莫夫想道。

他看着政委瓦维洛夫那平静而和善的大脸，瓦维洛夫不时地喝两口茶缸里的茶，用劲儿慢慢在就着香肠吃面包，他那一双令人看不透的眼睛转向管道口那个明亮的光斑。

罗季姆采夫瑟瑟缩缩地挺起披着军大衣的肩膀，带着宁静而开朗的面部表情对直地凝望着拉小提琴的人。担任师炮兵总指挥的白发苍苍的麻子上校皱着眉头，看着摆在面前的地图，因为皱眉头脸相显得似乎很凶，只有从他那忧伤而亲切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没有看地图，他是在听。别尔斯基飞快地写着给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他似乎一心一意地在工作，但是他虽然在写，却歪着头，侧耳朝着小提琴。稍远处坐着不少红军战士，有通信员、电话员、文书，他们那疲惫的脸上和眼睛里露出严肃的表情，那种表情常常可以在嚼面包的农民脸上看到。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一个夏夜……年轻的哥萨克姑娘那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她那火辣辣的情话……人生还是美好的！

等到小提琴一曲奏过，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是水在木板下流过，于是克雷莫夫觉得，他的心就像一口看不见的井，本来干了、空了，这会儿轻悄悄地流进水来。

半个钟头之后，小提琴手已经在为克雷莫夫理发了，并且用那种常常使人发笑的理发师的故意夸张的严重口气问，刮脸是不是把克雷莫夫刮疼了，又用手摸摸：两边腮是不是刮好了？在到处是灰土与钢铁的一片愁惨惨的气氛中，香水与香粉的气味显得分外不协调，分外别扭，分外凄凉。

罗季姆采夫眯起眼睛，把洒了香水和扑了香粉的克雷莫夫打量了一遍，满意地点点头，说：

“不坏，给客人理得很像样子。现在来把我修理修理。”

小提琴手那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充满幸福的神气。他打量着罗季姆采夫的头，抖了抖白布护巾，说：

“少将同志，两边鬓角是不是多少剪短一点儿？”

十三

油库大火之后，叶廖缅科大将就准备动身上斯大林格勒来看崔可夫。

这一危险的行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过，从人心和人道的角度来说，非常需要这样做。于是叶廖缅科用了三天时间等待渡河。

红色花园里的掩蔽所明亮的四壁显得十分宁静，苹果树枝的阴影在司令员清晨散步的时刻显得异常亲切可爱。

远处的轰隆声、斯大林格勒的火光与树叶的沙沙声、芦苇的诉怨声汇合到一起。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使人说不出地难过，因此司令员在清晨散步的时候常常唉声叹气，常常骂娘。

早晨，叶廖缅科把自己要去斯大林格勒的决定告诉了萨哈罗夫，并且要他代理司令事务。

他同送早餐的女服务员开了开玩笑，批准副参谋长飞往萨拉托夫去待两天，接受了一位野战军司令员特鲁法诺夫将军的请求，答应派兵轰炸罗马尼亚人强大的炮兵中心。他说：

“好啦，好啦，我给你远程轰炸机。”

副官们都在猜，为什么司令员心情这样好。是崔可夫那边有好消息？是在高频电话中谈得非常满意？还是收到了家书？

但是这类信息通常是不会不经过副官们的，莫斯科没有和司令员通电话，崔可夫那边来的消息不是令人愉快的。

吃过早饭，这位上将穿起棉军装，便去散步。副官帕尔霍敏柯走在离他十来步远的地方。司令员像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走着，挠了几下大腿，又朝伏尔加河看了看。

叶廖缅科走到正在挖地槽的一些劳动营士兵跟前。这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后脑勺都晒成了深褐色。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忧愁和不愉快的神情。他们一声不响地干着活儿，并且很生气地望着这个胖胖的、头戴绿色军帽、站在地槽边不干事的人。

叶廖缅科问道：

“同志们，请你们说说，在你们当中谁干活儿最差？”

劳动营的士兵们觉得这个问题来得正好，他们挖土已经挖厌了。大家一齐瞟了瞟其中一个汉子，那汉子把口袋翻过来，把烟末子和面包渣子倒在手心里。

“可以说，是他。”有两个人说，并且望了望其他的人。

“是这样，”叶廖缅科严肃地说，“就是说，是这个人。他是顶不行的啦。”

那名士兵老气横秋地叹了一口气，用郑重而和善的目光从下面朝叶廖缅科望了两眼，看样子，他以为发问的人问这样的话不是为了正经事儿，而是随便问问，为了说说玩儿，为了解闷，所以就没有插嘴。

叶廖缅科又问道：

“在你们当中谁干活儿最好？”

大家指了指一个白了头发的人。那稀稀的头发护不住头，头晒成了深褐色，就好像枯草遮不住阳光，土地被晒焦了。

“就是他，特罗什尼科夫，”有一个人说，“他真卖力。”

“他干活儿干惯啦，不干活儿简直不行。”另外有人说，就好像在替特罗什尼科夫表示谦虚。

叶廖缅科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掏出明晃晃、光闪闪的金表，很吃力地弯下身去，把表递给特罗什尼科夫。特罗什尼科夫莫名其妙地望着叶廖缅科。

“拿着，这是给你的奖励。”叶廖缅科说。他依然望着特罗什尼科夫，说：“帕尔霍敏柯，你发一份奖励通报。”

他继续往前走去，听到背后乱哄哄地响起许多兴奋的声音，挖土的士兵又赞叹又欢笑，祝贺干惯了活儿的特罗什尼科夫的意外收获。

方面军司令等待渡河已经等了两天。这几天跟右岸的联系几乎断了。能够开到崔可夫那边的快艇，在一路上有限的几分钟内就被打穿六七十个洞，开到岸边时已是洒满了鲜血。

叶廖缅科很生气，很恼火。

六十二号渡口的指挥官们听到德军的炮声，害怕的不是炸弹和炮弹，而是怕司令员发火。叶廖缅科觉得，德军迫击炮、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全怪那些少校们玩忽职守，全怪那些大尉们不灵活。

夜里，叶廖缅科从掩蔽所里走出来，站在离河很近的一个沙包上。红色花园的掩蔽所里，放在方面军司令面前的作战地图，在这里仿佛能听见轰隆轰隆的响声，看到弥漫的硝烟，散发着生与死的气息。

他仿佛看到了他亲手画的前沿阵地的火力线，看到了表示保卢斯的军队冲向伏尔加河的一个个粗大的楔形，看到了他用有色铅笔画的防御中心和火器集中地点。但是，当他看着摊在桌上的地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力量改变和推动战线，他能使左岸的重炮吼叫起来。在那里他感到自己是主人，是机械师。

在这里他的感觉完全不同了……斯大林格勒的火光，天空慢慢滚动的隆隆声——这一切惊心动魄，表现出不以司令员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力量和势头。

在隆隆的炮声和爆炸声中，从工厂区传来隐隐约约的长长的呐喊声：啦啦啦啦啦……在斯大林格勒的步兵奋起反击的这种长长的呐喊声中，不光有示威的意味，也有悲伤与忧闷的意味。

“啦啦啦啦啦……”的声音在伏尔加河上扩散开去。这种战斗的“乌啦”声在夜晚寒冷的河面上、在寒冷的秋日星空下回荡着，好像渐渐失去了激昂的劲头儿，渐渐变化着，忽然在其中出现了另外的东西——不是激情，不是豪气，而是心灵的悲伤，那心灵好像在同可爱的一切告别，好像在呼唤自己的亲人醒来，从枕头上抬起头来，最后一次听听父亲、丈夫、儿子、兄弟的声音……士兵的忧伤紧紧压住上将的心。

习惯于督促作战的司令员，忽然被战斗吸引住了。他站在松散的沙上，像一个孤零零的士兵，大片的战火与轰隆声使他惊心动魄，他站着，就像成千上万的士兵站在那边的岸上那样。他觉得，领导人民战争，他的本事是不够的，他驾驭不了这场战争，指挥不了这场战争。也许，正因为有这种感觉，叶廖缅科将军在对战争的理解方面达到了最高的高度。

天快亮的时候，叶廖缅科乘快艇到达右岸。事先得到电话通知的崔可夫来到河边，注视着飞速前进的装甲快艇。

叶廖缅科缓步走下快艇，他那沉甸甸的身子压得搭在岸上的跳板一弯一弯的。他很不灵活地踩着岸边的石子，走到崔可夫跟前。

“崔可夫同志，你好。”叶廖缅科说。

“您好，上将同志。”崔可夫回答说。

“我来看看你们在这儿过得怎样。你似乎在油库大火中没有烧坏嘛。连胡子眉毛都还好好的。甚至还没有瘦呢。可见我们给你吃得还是不坏。”

“白天黑夜都坐在掩蔽所里，怎么能瘦呢？”崔可夫回答说。因为司令员说给他吃得不坏，他听到这话觉得不痛快，就回敬说：

“这算怎么回事儿，我在河岸上接待起客人来啦！”

果然，叶廖缅科听到崔可夫管他叫斯大林格勒的客人，真的生气了。等到崔可夫说“请赏光到寒舍一叙”，叶廖缅科回答说：

“我就在这新鲜空气里待一待挺好。”

这时候，对岸的大炮隆隆地响了起来。

河岸被大火、照明弹和爆炸的火光照耀着，而且显得非常空旷。亮光时弱时强，有时雪亮雪亮的，亮得刺眼。叶廖缅科注视着到处是掩蔽所和通道的堤岸，注视着堆在水边的石头，一堆堆石头从黑暗中露出来，又轻悄而敏捷地钻进黑暗中。

有一个粗大的嗓门儿缓慢而有力地唱着：

让满腔的义愤如波涛翻腾，

这是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因为在岸边和堤坡上都看不到人，因为周围的一切，不论大地天空，不论伏尔加河，都被火光映照着，就觉得这节拍缓慢的歌儿是战争自己唱的，不是人唱的，是那沉甸甸的歌词从人们身边滚过。

叶廖缅科因为自己被面前的情景吸引住，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他真的像是到斯大林格勒的主人这儿做客来了。他很生气，因为看样子崔可夫知道他心里惶惶不安，所以才过河来，知道这位方面军司令在红色花园的干芦苇沙沙声中散步的时候心里有多少烦恼。

叶廖缅科向遭受火难的这一方战场的主人问起后备兵力的调度、步兵与炮兵的配合和德军在工厂区的集结情况。他提问题，崔可夫回答，因为应该回答上级首长的问题。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崔可夫很想问：“历来防御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进攻究竟怎样呢？”

可是他没敢问。叶廖缅科会以为斯大林格勒的防守者没有足够的耐心，要求卸肩上的担子。

忽然，叶廖缅科问道：

“你的父亲和母亲好像是在图拉州，住在农村里吧？”

“是住在图拉州，司令员同志。”

“老人家有信给你吗？”

“有信，司令员同志。父亲还在干活儿呢。”

他们对看了一眼，叶廖缅科的眼镜片被火光映红了。看样子，他们就要谈谈有关斯大林格勒的真正实质性问题了，这是他们两个独独需要谈的。可是叶廖缅科说：

“你大概想问我这个方面军司令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关于补充生力军和弹药的问题，是不是？”

此时此刻唯一有意义的谈话就这样一直没有开始。站在堤岸上的哨兵不时地朝下面望望。崔可夫听着炮弹的啸声，抬起眼睛，说：

“大概那个战士在想：哪儿来的这两个怪人站在河沿上？”

叶廖缅科嗯了一声，没有多理会。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按照不成文的规矩，一个站在炮火下的首长要走，通常只是在下级一再要求他离开的时候。但是他对危险那样不在乎，就像根本没这回事儿似的，所以这些规矩也跟他无关。他毫不在乎、同时又很敏锐地随着飞过的一颗迫击炮弹的呼啸声转过头来。

“好啦，崔可夫，我该走啦。”

崔可夫注视着开走的快艇，在岸上站了一会儿。他觉得快艇后面拖着的一道白浪像一条白手绢，好像一个女子摇着白手绢向他告别。叶廖缅科站在甲板上，望着对岸。他像波浪似的在从斯大林格勒那边来的模糊的火光中悠荡着，而快艇驶过的河面似乎动也不动，像一片石板。

叶廖缅科烦恼地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几十种习惯的念头出现在他的头脑里。许多新的任务摆在方面军司令部的面前。现在主要的是调集装甲部队，准备在左翼进行突击，这是最高统帅部交给他的任务。这事儿他对崔可夫一点也没有提。

崔可夫回到自己的掩蔽所，站在门口的哨兵、外室里的办事人员、应召前来的古里耶夫师的参谋长——所有听到崔可夫沉重的脚步声立即站起来的人都看出来，司令员的心情很坏。原因是不难猜想的。

因为各师兵力的消耗越来越大。因为在不断的进攻与反攻中，德军的楔形攻势不住地吞食斯大林格勒的土地。因为两个满员的步兵师最近刚从德国后方开到，集结在拖拉机工厂地区，正虎视眈眈地等待行动。

是的，崔可夫没有对方面军司令说出自己所有的烦恼、忧虑和担心的事。

但是不论崔可夫，不论叶廖缅科，当时都不知道这次会面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他们会面中有公事以外的东西，这东西当时他们两个人都不能说出口来。

十四

十月的早晨，别廖兹金少校醒来，想了想妻子和女儿，又想了想大口径的机枪，听到他到斯大林格勒一个月来已经习惯了的轰隆声，便把士兵格鲁什科夫唤来，叫他打洗脸水。

“这水是凉的，照您以往的命令。”格鲁什科夫微笑着说。他想起别廖兹金每天早晨洗脸时的快活表情。

“老婆和女儿在乌拉尔，恐怕已经下雪了，”别廖兹金说，“她们也不给我来信，唉……”

“少校同志，会来信的。”格鲁什科夫说。

趁别廖兹金洗脸、穿衣的时候，格鲁什科夫向他汇报了这天早晨发生的一些事。

“一挺大口径机枪朝食堂扫射，把管理员打死了；二营副参谋长一出门，肩膀就被弹片打伤；工兵营弟兄们捞了不少被炸弹震昏的鲈鱼，有五公斤，我去看过；他们把鱼送给了营政委莫夫绍维奇大尉。政委同志来过，对我说，等您醒了，打个电话给他。”

“知道了。”别廖兹金说。他喝了一杯茶，吃了点牛腿肉冻，打了个电话给政委和参谋长，说要到各营里去看看，穿起军装，便朝门外走去。

格鲁什科夫把毛巾抖了抖，挂到钉子上，摸摸腰上的手榴弹，拍了拍衣兜，看烟荷包在不在，摘下挂在角落里的自动步枪，便跟着团长往外走。

别廖兹金从昏暗的掩蔽所里走出来，一遇到明亮的光线不由得眯起眼睛。一个月来已经很熟悉的情景又呈现在他的面前：一摊摊翻起的黄土，褐色的斜坡上到处是油污的帆布，帆布遮盖着一个个士兵的土室，土灶的烟囱里冒着一缕缕炊烟。上方是一座座掀去了房顶的黑黑的工厂厂房。

左边，离伏尔加河比较近的地方，是“红十月工厂”的高耸的烟囱，还有一些货车车厢拥挤在歪倒的机车旁边，就像一群发了呆的羊围着被打死的头羊。再远处是像宽花边似的已无人烟的城市废墟，秋日的天空化为无数个蔚蓝色的斑点，从一个个残破的玻璃窗口映照出来。工厂的厂房之间烟气腾腾，火光闪闪，明亮的空中一会儿响起长长的嗖嗖声，一会儿响起干巴巴的嗒嗒声，就好像工厂仍在照常开工生产。

别廖兹金细心地看了看本团三百米长的防地。防地从工人村的房屋中间穿过。他心里有种感觉，使他能够在乱糟糟的废墟和街道中分辨出来，红军战士在哪座房子里烧饭，德军士兵在哪座房子里吃腌肉，喝烧酒。

别廖兹金弯下头，骂了一句，一颗迫击炮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在对面的冲沟斜坡上，一股硝烟遮住一个掩蔽所的门口，霎时间响起剧烈的爆炸声。邻师的联络部长从掩蔽所里出来看了看。他没穿制服上衣，只穿着背带裤。他刚刚走了一步，又响起啸声，便赶紧退回去，把门关上。一颗迫击炮弹在十来米远处炸开来。巴秋克站在冲沟拐角处堤坡上一个掩蔽所的门口，看着眼前的情景。

等到联络部长又想往前走，巴秋克啊呀了一声，喊道：“炮弹！”德国人就像听到他的命令似的，又打了一发炮弹。

巴秋克发现了别廖兹金，高声喊道：

“你好，邻居！”

这样在荒凉的小路上走过，实际上是可怕的、送命的事。德国人睡足了觉，吃饱了早饭，特别有兴趣监视小路，见到什么人都打，决不心疼子弹。别廖兹金来到一个转弯处，在一堆废铁旁边站了一会儿，他看出前面一截路有危险，便说：

“格鲁什科夫，来，你头一个跑过去。”

“您怎么啦，这怎么行啊？他们的狙击手在那儿。”格鲁什科夫说。

头一个跑过危险地带，一向被认为是首长的特权。德国人往往来不及打第一个跑过的人。

别廖兹金看了看周围德国人盘踞的房子，对格鲁什科夫挤了挤眼睛，便朝前跑去。

等他跑到可以遮挡德军视线的土包跟前，背后“啾”、“啪”清清楚楚响了两声，这是德国人打了一颗爆炸子弹。

别廖兹金躲在土包下边，抽起烟来。格鲁什科夫大步快跑起来。一梭子子弹扫在他的脚下，好像一群麻雀从地上飞了起来。格鲁什科夫朝旁边一跳，踉跄一下，跌倒在地上，又跳起来，跑到别廖兹金跟前。

“差点儿叫他们扫倒。”他说。喘了几口气之后，又解释说：“我想瞅准这个时候：德国佬没打到您，一定会懊恼得抽起烟来。可是，看样子，这是一个不抽烟的家伙。”

格鲁什科夫摸了摸缝得马马虎虎的棉制服前襟，又骂了几声德国佬。

他们走近营指挥部的时候，别廖兹金问道：

“格鲁什科夫同志，什么地方伤着了吗？”

“打到我的鞋后跟，把后跟打掉啦，该杀的德国佬。”格鲁什科夫说。

营指挥部设在工厂食品店的地下室里，潮湿的空气中还有酸白菜和苹果的气味。

桌上点着两盏用炮弹壳做的高高的油灯。门口还钉着一块牌子：“买卖双方，以礼相待。”

地下室里驻着两个营指挥部，一个步兵营营部，一个工兵营营部。两位营长，鲍丘法罗夫和莫夫绍维奇，都坐在桌旁吃早饭。别廖兹金推开门的时候，听见鲍丘法罗夫很带劲儿的声音：

“我不喜欢掺水的酒，依我的口味，根本不用掺水。”

两位营长站起来，挺得笔直。参谋长把一小瓶伏特加藏在一堆手榴弹里，炊事员用身子把刚才莫夫绍维奇跟他谈过的鲈鱼挡住。鲍丘法罗夫的传令兵蹲在那儿，遵照自己的首长的吩咐正准备把唱片《中国情歌》放到留声机转盘上，也飞快地站了起来，只来得及拿下唱片，转盘依然在嗡嗡地空转。在该死的留声机转得格外起劲儿的时候，传令兵一面按照战士守则两眼向前直视着，一面用眼角捕捉鲍丘法罗夫凶狠的目光。

两位营长和一起吃早饭的其他人都深知首长们的偏见：首长们认为，营里的人要么作战，要么用望远镜观察敌人，要么对着地图考虑问题。可是人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都打枪，不能二十四小时都跟上级和下级打电话，也要吃饭呀。

别廖兹金朝旁边瞟了瞟嗡嗡响的留声机，笑了笑。

“好啦。”他说。接着又吩咐：“请坐，同志们，吃你们的饭吧。”

这话可能是反话，不是他的真意。于是在鲍丘法罗夫的脸上出现了羞愧和认错的表情，因为莫夫绍维奇率领的是独立工兵营，不是直属部下，所以他的脸上只有羞愧，而没有认错的表情。他们各自的下属脸上的表情大致也可以这样分类。

别廖兹金又用极不愉快的腔调继续说：

“莫夫绍维奇同志，你们的五公斤鲈鱼在哪儿？这事儿全师都传遍了。”

莫夫绍维奇依然带着那种羞愧的表情说：

“炊事员，把鱼拿出来看看。”

炊事员在这儿是唯一在履行自己分内职责的，他直率地说：

“按大尉同志吩咐，已经照欧洲人的做法给鱼填馅，放了辣椒、桂叶，可是没有白面包，也弄不到洋姜。”

“好，知道啦，”别廖兹金说，“填馅的鱼我在一位叫萨拉·阿罗诺芙娜的女人家里吃过。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

地下室里的人一下子全明白了，团长压根儿就没想追究此事。

好像别廖兹金知道，鲍丘法罗夫夜里打退了德国人，天快亮的时候他被埋在土里，放《中国情歌》唱片的那名传令兵一面翻土，一面喊：“大尉同志，别泄气，一定能把您救出来……”

他好像也知道，莫夫绍维奇经常带着工兵在受坦克威胁的街道上爬，用黄土和碎砖把成棋盘状排列的反坦克地雷伪装起来……

他们的青春又高高兴兴地迎来一个早晨，又可以举起铜缸子，说：“来，祝你健康，干一杯！”又可以吃腌白菜，抽烟了……

本来嘛，什么事儿也没有。地下室的主人们只是在上级首长面前站了一小会儿，随后就请他一块儿吃起来，他们就快快活活地看着团长吃腌白菜。

别廖兹金常常拿斯大林格勒的战役跟往年的战争相比。他过去打过不少仗。他明白，他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状态，只是因为他心中平静镇定。战士们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在这种似乎只能使人疯狂、使人恐怖或者使人疲惫的日子里喝菜汤，修鞋子，谈老婆，议论好的和不好的首长，做调羹……他看到，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镇定，不论在作战中多么剽悍勇猛，都不能长期经受这种紧张状态。别廖兹金觉得胆怯和怕死倒是一时的毛病，有点儿像伤风感冒，是可以治好的。

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胆怯，他实在说不清。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一次上级批评别廖兹金胆小，因为他自作主张带着一团人从德军火力包围中撤了出来。来斯大林格勒之前不久，他命令一位营长把人带到高地的另一面斜坡上，为的是不白白地挨德军迫击炮的打。师长却用责备的口气说：

“这是怎么回事，别廖兹金同志，原来我听说您是个勇敢而镇定的人呀。”

别廖兹金没有作声，叹了一口气。也许，这些人把他看错了。

鲍丘法罗夫有一头火红的头发，碧蓝碧蓝的眼睛。他好不容易克制着他那忽而发笑忽而又生气的习惯。莫夫绍维奇瘦瘦的，长长的雀斑脸，黑黑的头发里有几缕白发，用嗄哑的嗓门儿回答别廖兹金的问题。他掏出笔记本，画起他提出的受坦克威胁地段新的布雷方案示意图。

“把这图撕下来给我，让我好记住。”别廖兹金说。他俯到桌子上小声说：

“师长给我打过电话。集团军侦察队得到情报：德国人正在把兵力调出城区，集中兵力对付我们。坦克很多。明白吗？”

别廖兹金留心听了听附近的爆炸声，震得地下室墙壁直打颤。他笑着说：

“你们这儿还平静。在我那条冲沟里这段时间一定有三四个人从司令部里来过啦，各种各样的工作组不断地来。”

这时又一声爆炸，震得房子直摇晃，好几片石灰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

“不错，是很平静，谁也没怎样干扰我们。”鲍丘法罗夫说。

“好就好在没人干扰。”别廖兹金说。

他很坦率地小声说着，真正忘记了他也是首长。他所以忘记，因为他做惯了下属，不习惯做首长。

“你们看，首长是怎么干的？为什么你不进攻？为什么没有占领高地？为什么有损失？为什么没有损失？为什么不汇报？为什么你睡觉？为什么……”

别廖兹金站起身来。

“咱们走，鲍丘法罗夫同志，我想看看你们的防地。”

工人村的这条街上一片凄凉景象。糊着各色花纸的房屋内墙触目皆是，花坛和菜园到处被坦克碾轧过，还有天知道为什么深秋还在开花的几株孤零零的大丽菊，都显得无限凄凉。

别廖兹金忽然对鲍丘法罗夫说：

“唉，鲍丘法罗夫同志，我老婆没有信来。我在路上碰到过她，可是现在又没有信了，我只知道她带着女儿上乌拉尔去了。”

“少校同志，会来信的。”鲍丘法罗夫说。

一座二层楼的半地下室里，在用砖头堵起来的窗户脚下，躺着一些伤员，等着到夜里往后方送。地上放着一桶水、一个茶缸，迎着门在两个窗户之间的墙上贴着一张小画《少校求婚》。

“这是后方，”鲍丘法罗夫说，“前沿阵地还在前面。”

“咱们也要上前沿去。”别廖兹金说。

他们穿过前厅，进入一个塌了天花板的房间，立刻有一种好像从工厂办公室进入了车间的感觉。空气中充满了火药令人不安的辛辣气味，子弹壳在脚下咯吱咯吱响。奶油色的摇篮里还堆着反坦克地雷。

“那座破屋昨天夜里被德国佬夺去了，”鲍丘法罗夫走到窗户跟前说道，“真可惜，那屋子挺不错，窗户朝西南，可以把我整个左翼控制在火力底下。”

在用砖堵起来、只留了窄窄的小孔的窗户旁边有一挺重机枪，机枪手没戴帽子，头上缠着肮脏的绷带，正在上弹带，一号射手露着白牙，正在吃香肠，准备过半分钟再扫射。

走过来一位中尉连长。他的军服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枝白色的翠菊花。

“好样儿的。”别廖兹金笑着说。

“少校同志，能见到您，太好啦，”中尉说，“我昨天夜里对您说的，果然不错，他们又朝‘6-1’号房子进攻了。是九点正开始的。”他看了看表。

“团长在这儿，你向他汇报。”

“对不起，我没认出来。”中尉连忙行了一个军礼。

六天以前，敌人在该团的防区中切断了几座楼房之间的联系，并且开始按照德国人的作风认真地把这几座房子逐个蚕食。苏军枪炮的火光在一片瓦砾中熄灭，防守士兵的生命也随之熄灭。但是一座工厂楼房的地下室很深，苏联守军依然在这里抵抗。结实的墙壁没有被炮火摧毁，虽然有许多地方被炮弹打穿，被迫击炮打得坑坑点点。德国人想从空中把这座楼房摧毁，三次派鱼雷飞机来向这座楼投掷破坏力很大的鱼雷。

这座大楼各个角落都被炸毁了，但是地下室在一片瓦砾中安然无恙，守军清扫了震落的碎片，安好机枪、小炮，又开始反击。而且这座房子的位置很好，德国人还没有找到隐蔽的进攻通道。

向别廖兹金汇报的连长说：

“夜里我们曾经试着朝他们那儿去，没有成功，死了一个，两个负伤回来了。”

“卧倒！”这时观察哨的士兵厉声喊道。几个人就地卧倒。连长话还没有说完，就把两臂一挥，就像要跳水一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啸声越来越尖利，突然变成震天动地、惊心动魄的轰隆声，爆炸发出又臭又令人窒息的气味。一根黑黑的粗木头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又蹦了两下，滚到别廖兹金的脚下。别廖兹金觉得炸下来的一小段木头差点儿砸在他的腿上。

他忽然看到，那是一颗没爆炸的炮弹。这一刹那间紧张情绪到了极点。

但是炮弹没有爆炸，而且那吞没天地、遮断过去、斩断未来的黑黑的阴影消失了。

连长站了起来。

“这条毒蛇。”不知是谁松了一口气，说。

另外一个人笑起来，说：

“我还以为这一下全完啦，把头都蒙上啦。”

别廖兹金擦了擦额头上忽然冒出来的汗，捡起地上的白翠菊花儿，抖了抖上面的砖瓦灰，别到中尉的上衣口袋上，说：

“算我送给你的……”

他又对鲍丘法罗夫说：

“为什么你们这儿还算平静，因为没有首长来。首长总是想向你要点儿什么：你有好炊事员，我就要你的炊事员。你有好手艺的理发员或者裁缝，我也要。什么便宜都要捞！你挖了好的掩蔽所，要让给我。你的酸白菜好吃，也要送给我。”

他忽然向中尉问道：

“为什么那俩人没到被围的弟兄们那边就回来了？”

“团长同志，他们负伤了。”

“明白了。”

“您是幸运的。”等他们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菜园的时候，鲍丘法罗夫说。菜园里，黄黄的土豆茎叶丛中，是第二连的战壕和一个个土室。

“谁知道我幸运还是不幸，”别廖兹金说着，跳进战壕，“在战场上嘛……”不过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说：“在疗养院里嘛。”

“土地最能适应战争，”鲍丘法罗夫说，“土地已经习惯了。”

他又接起团长刚才的话头，说：

“别说炊事员，有时候首长连女人都要要去呢。”

整个战壕里闹腾起来，响起惊惶的呼唤声、噼噼啪啪的步枪声、短短的自动步枪扫射声和机枪扫射声。

“连长牺牲了，指导员索什金在指挥，”鲍丘法罗夫说，“这是他的掩蔽所。”

“明白了，明白了。”别廖兹金说着，朝掩蔽所半开着的门里面望了望。

在机枪旁边，红脸、黑眉毛的指导员索什金赶上他们，用特别高大的嗓门儿一个字一个字地报告说，连队现在向德国人开火，是想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向“6-1”号楼房进攻。

别廖兹金拿过他的望远镜，观察着一道道短短的射击火线和迫击炮喷出的火舌。

“瞧，三楼第二个窗户，好像有一个狙击手躲在那儿。”

他刚刚说过这话，他所指的那个窗户里闪起一阵火光，一颗子弹嗖的一声，打在战壕壁上，不偏不倚正在别廖兹金的头和索什金的头中间。

“您很幸运。”鲍丘法罗夫说。

“谁知道我幸运还是不幸。”别廖兹金回答说。

他们顺着战壕来看这个连发明的土法装置：反坦克枪用机枪脚架固定在大车轮子上。

“这是我们连的高射炮。”一个满脸灰尘和胡茬、眼神惶惶不安的中士说。

“坦克在一百米处，在那座绿顶小屋旁边！”别廖兹金用训练时的声调喊道。

中士很快地转了转车轮，反坦克枪长长的枪筒转向地面。

“德尔金那儿有一名战士，”别廖兹金说，“反坦克枪上装了狙击枪瞄准器，一天打坏三挺机枪。”

中士耸了耸肩膀。

“德尔金挺舒服，在车间里待着呢。”

他们又顺着战壕往前走，别廖兹金接着在巡视一开始就谈起的话头，说：

“我安排给她们寄了包裹，挺好的东西。可是，您瞧，老婆没有信来。老是不见回信。我甚至不知道，东西是不是寄到啦。也许，是不是病了？在疏散的时候少不了生灾害病。”

鲍丘法罗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常常有去莫斯科干活儿的木匠回到村子里，给父母、妻子和儿女带回不少礼物。他们觉得农村家庭生活的和睦和温暖比莫斯科的繁华、热闹和夜晚的华灯更有吸引力。

过了半个钟头，他们回到营指挥所，但是别廖兹金没有进地下室，就在院子里同鲍丘法罗夫告别。

“你们要尽一切可能支援‘6-1’号楼，”他说，“你们不要再派人上他们那儿去了，到夜里我们团里派人去。”

稍停，他又说：

“还有……我不喜欢你们那样对待伤员。你们指挥所里有沙发床，可是伤员却睡在地上。还有，你们也不去弄新鲜面包，大家都在吃干面包。这是第二。还有，你们的连指导员索什金醉得那样厉害。这是第三。还有……”

鲍丘法罗夫听着，感到吃惊：团长在防地上走了一下，怎么就全发现啦……还发现一名副排长穿着德国人的裤子……第一连连长手上戴着四只手表。

别廖兹金提醒说：

“德军会进攻的。明白吗？”

他朝工厂走去，已经钉上鞋后跟、缝好棉衣上绽线处的格鲁什科夫问道：

“咱们回去吗？”

别廖兹金没有回答他，只对鲍丘法罗夫说：

“打个电话给团政委，就说我上工厂第三车间，到德尔金那儿去了。”挤了挤眼睛，又说：

“给我送点儿腌白菜来，要好的。好歹我也是首长嘛。”

十五

托里亚没有信来……每天早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沙波什尼科娃送母亲和丈夫去上班，又送娜佳去上学。母亲第一个出门；她是有名的喀山肥皂厂化验室的化验员。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从女婿的房间门口经过的时候，往往要说说她从厂里工人嘴里听来的那句笑话：“六点上班的是主人，九点上班的是职工。”

她出门之后，是娜佳走，说准确一点儿，她不是走，而是飞跑，因为没法子叫她按时起床，她都是在最后一分钟跳起来，抓起袜子、裙子、书、练习本，一面吃早点，一面咕嘟嘟地灌茶，然后一面下楼梯，一面围围巾，穿大衣。

等到娜佳走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壶里的茶已经凉了，只有重新把茶烧一烧。

娜佳一说“顶好快点离开这个偏僻的鬼地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就要生气。娜佳不知道，杰尔查文当年在喀山住过，阿克萨科夫、托尔斯泰、列宁、济宁、罗巴切夫斯基都在这里住过，高尔基当年还在喀山的面包店干过活儿。

“怎么这样老化，这样麻木！”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一个老奶奶这样责备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听起来简直觉得奇怪。

柳德米拉看出来，母亲一如过去，乐于跟人打交道，对新的工作很感兴趣。她在心里赞赏母亲这种精神力量的同时，又有另外一种感觉：在这种苦难的时候，怎么还会对脂肪的氢化作用、对喀山的街市风光和博物馆感兴趣？

有一天，维克托对妻子说起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心是年轻的，柳德米拉憋不住，回答说：

“妈妈这不是年轻，是老年人的自我中心。”

“外婆不是自我中心，她是民粹派。”娜佳说。接着又补充说：“民粹派都是好人，但不是非常聪明的人。”

娜佳发表意见都用绝对的口气，而且，大概因为总感到时间不够，常用简短的形式。如说“胡扯”只说“扯”。她经常注意苏联情报局的战报，熟悉军事动态，爱谈政治。娜佳暑假期间去了一趟集体农庄，回来之后对妈妈大谈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

她在学校的分数一向不给妈妈看，只有一次很慌乱地说：

“妈妈，我的操行得了四分。可能因为有一次数学老师叫我离开教室，我一面往外走，一面扯着嗓门儿喊‘古德——呗！’引起了哄堂大笑。”

娜佳像许多殷实家庭的孩子一样，战前根本不知道操心柴米油盐的事，自从疏散到后方，却经常谈起口粮，谈凭票供应商店的好和坏。她还知道素油比牛油好，知道每一种荞麦粉的优缺点，知道吃块糖比吃砂糖划得来。

“你听我说，”她对妈妈说，“我想好了，从今天起，你给我喝的茶里加蜂蜜，不要再往里加炼乳。我看这样对我更好，对你还是一样。”

有时娜佳愁眉苦脸，用嘲笑轻蔑的态度对待长辈，说话粗鲁。有一天，她当着妈妈的面对爸爸说：“你是个糊涂虫！”而且口气那样凶狠，弄得爸爸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妈妈看到她一面看书一面哭。她认为自己是个落后的、不走运的人，命定要过艰难、不幸的日子。

“谁也不愿意和我交朋友，我太蠢，没有人喜欢我，”有一天她在饭桌上说，“没有人会娶我。等我上完了医药专科班，就上农村去。”

“在偏僻的农村里可没有药房。”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关于嫁人的问题，你的估计过分悲观啦，”爸爸说，“近来你出挑得越来越好看啦。”

“算啦。”娜佳说着，狠狠地看了爸爸一眼。

夜里，妈妈常常看到，娜佳纤细光洁的手臂从被窝里伸出来，手里拿着诗集。有一天，娜佳用提包从科学院供应商店领回两公斤奶油和一袋大米，说：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一些卑鄙下贱之徒，才用这种办法弄吃的。爸爸拿学问换黄油，也是没出息。就好像病人、没文化的人和没力气的孩子都应该过吃不饱的日子，因为他们不懂物理，或者不能超额百分之二百完成生产计划……只有上等人才能吃奶油。”

吃晚饭的时候，她又用挑畔的口气说：

“妈妈，给我两份蜂蜜和奶油，因为我早晨起晚了没吃到。”

娜佳有很多地方像爸爸。柳德米拉发现，最容易使丈夫生气的，正是女儿跟爸爸相像的一些地方。

有一天，娜佳简直像是模仿爸爸的口气，说起波斯托耶夫：

“骗子，饭桶，滑头！”

爸爸生气地说：

“你这个没出校门的中学生，怎么敢这样说一个院士？”

但是柳德米拉还记得，维克托上大学的时候，说到很多有名的院士，就说：“小人，饭桶，官迷，软骨头！”

柳德米拉明白，娜佳不会过得多么痛快，她的性格太古怪、孤僻，太不合群了。

娜佳走后，便是维克托喝茶，吃早点。他斜着眼睛看着书，嚼也不嚼就往下吞，脸上露出愚笨、惊愕的神情。他用手指头去摸茶杯，眼睛也不离开书本，说：

“要是行的话，给我倒一杯热点儿的。”

她熟悉他的一切动作：有时挠头，有时撅嘴，有时歪着脸剔牙，这时她便说：

“天啊，维克托，你什么时候去把牙齿治一治？”

她知道，他挠头、撅嘴，是在考虑自己的论文，完全不是因为头皮或者鼻子发痒。她知道，如果她说“维克托，你根本听不见我对你说的是什么”，他仍然会侧眼看着书，说：“我全能听见，还可以重复一遍：维克托，你什么时候把牙齿治一治？”然后又露出惊愕的神情，吞东西，像神经病人一样愁眉苦脸，这一切将意味着，他在评审一位熟悉的物理学家的论文的时候，有些地方他赞成，有些地方他不赞成。然后他会一动不动地坐上很久，然后开始频频地点头，不知为什么带着一副温顺的神情，像老年人那样的苦闷神情——害脑肿瘤的病人的脸上和眼睛里常常有这样的表情。柳德米拉又猜道：维克托是在想母亲。

当维克托在喝茶，思考自己的论文，唉声叹气，流露出苦闷神情的时候，柳德米拉望着她吻过的那双眼睛，她梳理过的那一头鬈发，那曾吻过她的嘴唇，那眉毛、睫毛，那一双手，她修剪过指甲的细细的手指头，嘴里说着：

“唉，你这个邋遢鬼！”

她知道他的一切，知道他临睡前爱在床上读儿童书刊，熟悉他去刷牙时脸上的表情，记得他穿着礼服，做有关中子辐射的报告时响亮而微颤的声音。她知道他喜欢乌克兰甜菜芸豆汤，知道他爱在梦中轻声呻吟，不住地翻身。她知道他的皮鞋后跟坏得多快，衬衫袖子脏得多快。她知道他爱睡两个枕头，知道他在穿过城市广场时提心吊胆。她知道他的皮肤气味，知道他袜子上的窟窿是什么样子。她知道他在饿了等着吃饭的时候爱哼哼小曲儿，知道他脚拇指上的指甲的形状，知道他两岁时母亲唤他的小名。她熟悉他沙沙的脚步声，知道他上高年级预备班时跟他打架的孩子们的名字。她知道他爱嘲笑人，爱逗弄托里亚、娜佳和同志们。就连现在，心情几乎总是十分沉重的时候，他逗她说，她的好朋友玛利亚·伊凡诺芙娜·索科洛娃读书太少，有一次在谈话时把巴尔扎克说成福楼拜。

他很擅长逗柳德米拉，她一听就要生气。现在她果然恼火了，言辞反驳，替女友辩护：

“你总是笑话跟我要好的人。玛利亚有自己的爱好，她不需要读很多书，她常常能感觉出书上说的事。”

“那当然，当然，”他说，“她相信《马克斯和莫里茨》是法朗士写的。”

她知道他的音乐爱好，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她有一次看到他哭。她看到过他发疯似的撕自己身上的衬衣，一条腿被长衬裤绊住，只用一条腿蹦到她面前，举起拳头，做出要打人的样子。她看惯了他耿直无所畏惧的性格，熟悉他在灵感上来时的样子。她见过他朗诵诗歌，也见过他喝泻药。

她感到，丈夫现在对她有气，虽然他们的关系表面上一如往常。但是，已经有了变化，变化只有一点：他不再同她谈自己的论文了。他跟她谈朋友们的来信，谈食品与日用工业品定量供应。他有时也谈起研究所和实验室的事，谈工作计划的讨论情况，说说同事们的情形：萨沃斯季扬诺夫喝了一夜酒，一到研究所就呼呼大睡；试验员在墙根下煮土豆；马尔科夫准备进行一系列新的试验。

但是，他的论文，他的心事，以往只跟柳德米拉一个人谈的心事，现在缄口不言了。

他曾经对柳德米拉说，他把自己未考虑成熟的一些设想的笔记念给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听，第二天他就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写那篇论文没有意思了，很怕再去碰。

他只对一个人可以倾吐自己的疑虑，念片断的笔记，说出大胆而过于自信的设想，事后不会感到任何不快。这个人就是柳德米拉。

现在，他跟她也不再谈了。

现在，他在苦闷的时候，就指责柳德米拉，从中寻求解脱。他经常一个劲儿地想着母亲。想着以前从来不曾想过、如今法西斯使他不能不想的问题：想到自己的犹太血统，想到母亲是犹太人。

他在心里责怪柳德米拉，怪她对待他的母亲太冷淡。有一天他对她说：

“假使你跟母亲的关系能处得好，她会跟咱们一起住在莫斯科的。”

可她在心中数了数维克托对待托里亚粗暴的、不对头的地方。不用说，这类的事是不少的。

她一想起来心里就恼火，他对待她前夫的儿子那样不公道，把托里亚看得那样坏，那样不肯原谅他的缺点。可是娜佳又暴躁、又懒、又邋遢、又不愿意帮妈妈料理家务，他都可以原谅。

她想起维克托的母亲，她的境遇是很糟的。但是，维克托怎么能要求柳德米拉对安娜·谢苗诺芙娜好呢？要知道安娜·谢苗诺芙娜对待托里亚也不好。她每次来信，每次到莫斯科，都让柳德米拉觉得受不了。总是娜佳，娜佳，娜佳……娜佳的眼睛像维克托……娜佳兴趣广泛，娜佳机灵，娜佳喜欢动脑筋。安娜·谢苗诺芙娜疼爱儿子与溺爱孙女融为一体。可托里亚就连拿叉子的姿势也跟维克托不一样。

而且，很奇怪，近来她比过去更多地想起自己的第一个丈夫，也就是托里亚的父亲。她很想找到他的亲人，找到他的大姐，他们见到托里亚的眼睛，一定会十分高兴，阿巴尔丘克的姐姐一定会认出托里亚的眼睛、他弯弯的大指头、宽宽的鼻子是弟弟的眼睛、手和鼻子。

正如她不愿想起维克托对待托里亚的种种好处一样，她原谅了阿巴尔丘克一切坏的方面，就连他把她和吃奶的孩子扔掉，不准托里亚姓他的姓阿巴尔丘克，她也原谅。

上午柳德米拉一个人在家里。她盼望有这样的时刻，家里人常常打搅她的思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战争，姐妹们的命运，丈夫的论文，娜佳的性格，母亲的健康，她对伤兵的怜惜，对在德国俘虏营中牺牲者的悼念——这一切都产生于她对儿子的思念，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她为儿子担心。

她觉得，母亲、丈夫和女儿的感情是用另一种矿石熔炼成的。她感到，他们对托里亚的挂念和爱都不深。对她来说，整个世界就是托里亚；对他们来说，托里亚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一天天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托里亚没有信来。

每天电台广播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每天报纸都满载战争消息。苏联军队不断撤退。战报和报纸上经常提到炮兵。托里亚就在炮兵部队。托里亚没有信来。

她觉得，只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她的痛苦，就是索科洛夫的妻子玛利亚。

柳德米拉不喜欢同教授夫人们交往，她一听到她们谈丈夫的学术成就，谈服装，谈家里的保姆，心里就有气。但是，因为腼腆的玛利亚那温和的性格跟她的性格相反，因为玛利亚对待托里亚的态度使她很感动，所以她很喜欢玛利亚。

她跟玛利亚谈起托里亚比跟丈夫和母亲谈起来更随便，而且每次谈过之后心里都会轻松些，安宁些。尽管玛利亚几乎每天都要上她家来，然而她总是感到奇怪，为什么她的好朋友这么久没来，她不时地朝窗外望着，盼着玛利亚那瘦瘦的身影和好看的脸蛋快点儿出现。

托里亚还是没有信来。

十六

弗拉基米罗芙娜、柳德米拉和娜佳都坐在厨房里。娜佳不时把练习本上的纸撕下来，揉一揉，丢进炉子里，奄奄一息的红红的火苗就会旺一会儿，炉子里满满一大堆维持不久的火苗。弗拉基米罗芙娜侧眼看着女儿，说：

“我昨天上一个化验员家里去，天啊，她家又穷，住得又挤，又没有东西吃，咱们家就像皇上过的日子了；她家来了一些街坊，闲谈起来，谈起在战前顶喜欢什么：有的说喜欢小牛肉，有的说喜欢腌黄瓜肉汤。那个化验员姑娘却说，她顶喜欢解除警报的信号。”

柳德米拉没有作声，娜佳却说：

“外婆，咱们家在这儿已经有好多好多朋友啦。”

“可是你一个也没有。”

“没有倒也好。”柳德米拉说。“维克托现在常常上索科洛夫家去。那儿常常聚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人。我真不明白，维克托和索科洛夫跟这些人会一连扯上几个钟头……拿黄烟熏喉咙怎么也熏不厌。怎么一点不心疼玛利亚·伊凡诺芙娜，她还需要休息呢，可是有他们在那儿，她既不能躺一躺，又不能坐一坐，而且挨够了烟熏。”

“我很喜欢那个鞑靼人卡里莫夫。”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那是一个讨厌的家伙。”

“妈妈跟我一样，她谁也不喜欢，”娜佳说，“就喜欢玛利亚阿姨。”

“你们都是怪人，”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你们有你们在莫斯科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你们带到这儿来啦。在火车上，在俱乐部和戏院里，找不到你们圈子里的人——不是一个圈子，而是圈子套圈子，你们的朋友都是和你们在一个地方盖有别墅的一些人，这是我在叶尼娅那儿就观察到的……你们可以根据非常微小的特点判断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哼，她真浅薄，连布洛克的诗都不懂；他真落后，连毕加索的画都不喜欢……哼，她居然送给他玻璃花瓶，太不雅致了……’不过维克托是民主派，他瞧不起一切陈腐的玩意儿。”

“瞎扯，”柳德米拉说，“这跟别墅有什么相干！那些粗俗的小市民，有别墅还是没别墅，跟他们没什么可交往的，讨厌。”

弗拉基米罗芙娜发现，女儿越来越容易向她发火了。

柳德米拉对丈夫提意见，教导娜佳，批评她的过错，也原谅她的过错，溺爱她，又不承认溺爱她。柳德米拉觉得母亲对她这些做法始终持保留态度。母亲没挑明自己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是存在的。有时维克托跟岳母交换一下眼色，他的眼睛里便流露出好笑和会意的神情，就好像他事先就跟岳母谈过柳德米拉性格的古怪了。他们谈没谈过，都没什么意义，问题在于家庭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本身的存在，改变了以往的家庭关系。

维克托有一天对柳德米拉说，如果他处在她的位子上，就让母亲当家做主，让她觉得自己是主人，不是客人。

柳德米拉觉得丈夫的话不是真心实意的，她甚至以为，他是想特别显示他对岳母的真心实意和与众不同的态度，好让柳德米拉很自然地想到她对婆婆的冷淡。

她有时因为丈夫爱孩子，特别因为他爱娜佳，产生嫉妒心。如果坦白对他说出这一点，那是好笑的，也是不好意思的。但现在不是嫉妒。怎么能承认，哪怕对自己承认，母亲无家可归，来到她家里栖身，惹她生气，使她感到是负担呢？而且这种气愤是很奇怪的，这种气愤和爱、和孝心一同存在，因为如有必要，她可以把最后一件衣服脱给母亲，跟母亲分食最后一块面包。

弗拉基米罗芙娜有时忽然感觉到，她很想无缘无故地哭上一场。有时她想死，想晚上不回家，在同事家的地板上过夜，有时忽然想收拾收拾，上斯大林格勒去，去找谢廖沙、薇拉和斯捷潘·费多罗维奇。

弗拉基米罗芙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赞成女婿的意见和做法，柳德米拉却几乎总是不赞成。娜佳发现这一点，就对爸爸说：

“妈妈欺负你，你找外婆说说去。”

这会儿弗拉基米罗芙娜就说：

“你们俩过得像猫头鹰一样阴沉惨淡。但维克托是个正常的人。”

“这都是空话，”柳德米拉皱着眉头说，“等到了回莫斯科的日子，您和维克托就快活了。”

弗拉基米罗芙娜忽然说：

“你可知道，我的好女儿，等到能够回莫斯科的那一天，我就不跟你们走了，我要留在这儿，我到莫斯科你们家里住着不舒服。你明白吗？我要劝叶尼娅搬到这儿来，或者我上古比雪夫，住到她那儿去。”

这在母女关系中是非常难堪的时刻。积压在母亲心中的不痛快，在她拒绝去莫斯科的话中一下子全表露了出来。柳德米拉心中的不痛快，这一下子也清楚了。但是柳德米拉委屈起来，就好像她一点也没有对不起母亲的地方。

弗拉基米罗芙娜望着柳德米拉痛苦的表情，也觉得内疚。夜里她想谢廖沙想得最多，有时想起他怎样发火，怎样争吵，有时想象着他穿起军装的样子，他的眼睛大概更大了，因为他可能消瘦了，两个腮瘪了下去。她对谢廖沙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他是她那个不幸的儿子留下的孩子。儿子也许是她在世界上最最钟爱的人……她有时对柳德米拉说：

“你别为托里亚那么难过吧，你要知道，我为托里亚担心也不次于你。”

在这番话里面有虚假的，与她对女儿的爱不相称的成分——她并不怎样为托里亚担心。就是这会儿，两个人都坦率到极点，却又害怕自己的直率，不承认自己的直率。

“《真诚可贵，互爱更重要》——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又一部剧作。”娜佳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不痛快，甚至带着一种恐惧的心情看了看这个十年级中学生：她自己还没有理解到的，这个中学生却理解到了。

没多久，维克托回来了。他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一下子就来到厨房。

“可喜的意外，”娜佳说，“还以为你要在索科洛夫家里待到很晚呢。”

“啊，都在家里，都在炉子跟前，我很高兴，太妙啦，太妙啦。”他说着，把手伸向炉火。

“把鼻子揩一揩，”柳德米拉说，“有什么妙的，我真不懂！”

娜佳扑哧一笑，学着妈妈的语调说：

“喂，把鼻子揩一揩，你没听见吗？”

“娜佳，娜佳。”柳德米拉用警告的口气说。她不跟任何人分享教训丈夫的权利。维克托说：

“是的，是的。风太冷啦。”

他朝房间里走去，从开着的门里可以看到，他在书桌旁坐了下来。

“爸爸又在书的封面上写字了。”娜佳说。

“这不是你管的事。”柳德米拉说。又向母亲解释起来：“他为什么这样高兴？是因为我们都在家吗？他的心理是：如果有谁不在家，他会担心的。现在他还有问题要考虑，没有担心的事来分他的心了，所以他高兴。”

“轻点儿，要不然咱们当真要妨碍他了。”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恰恰相反，”娜佳说，“要是大声说话，他根本就不注意，要是轻声细语，他就会走过来问：‘你们这是说什么悄悄话儿？’”

“娜佳，你说你爸爸，就像一位导游解说动物的习性。”柳德米拉说。

她们同时大笑起来，并且互相看了一眼。

“妈妈，您怎么能这样冤枉我？”柳德米拉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一声不响地抚摩了几下她的头。

然后他们就在厨房里吃饭。维克托觉得，这天晚上厨房里的温暖具有一种特别美妙的气氛。

他的生活基调一如既往进行着。近来他一直想把实验室中的一些彼此矛盾的试验结果弄明白。他坐在饭桌旁，有一神奇怪而幸福的急切感，他的手指头因为想去拿铅笔而急得哆嗦起来。

“今天的荞麦饭真好。”他用调羹敲着空碟子说。

“这是有所指吧？”柳德米拉问道。

他把碟子推到妻子跟前，问道：

“柳德米拉，想必你记得蒲劳脱的假说吧？”

柳德米拉莫名其妙地拿起调羹。

“那是关于元素起源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噢，我记得，”柳德米拉说，“一切元素来源于氢气。不过，这跟荞麦饭有什么关系？”

“荞麦饭？”维克托反问道。“蒲劳脱的情形是这样的：他说出相当准确的假说，是因为当时在测定原子量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错误。如果当时能够像杜马和斯塔斯那样准确地测定了原子量，他就不会假设许多元素的原子量是氢的若干倍了。他之所以说对了，是因为他的错误。”

“可是，这究竟跟荞麦饭有什么关系呀？”娜佳问道。

“荞麦饭？”维克托惊异地问道。等他想起来，便说：“跟荞麦饭没什么关系……要弄清荞麦饭很难，要研究清楚，需要一百年。”

“这是你今天的报告的题目吗？”弗拉基米罗芙娜问道。

“不是，是随便说说，不是做什么报告，没什么用意。”

他捕捉到妻子的目光，感觉出来：她是明白的，明白他又一心一意想他的论文了。

“怎么样？”维克托问道。“玛利亚·伊凡诺芙娜来过吗？也许对你讲过巴尔扎克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吧？”

“去你的吧！”柳德米拉说。

夜里，柳德米拉一直等着丈夫跟她谈他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没有谈，她也什么都没有问。

十七

维克托觉得十九世纪中期物理学家的想法太天真，亥姆霍兹的观点太天真，他把物理学的任务归结为研究仅仅由于距离不同而产生的吸力和推力。

力场是物质的灵魂！能源波与物质微粒的联系与统一……光粒度……是光滴簇射还是闪电式波？

量子理论提出以新的定律（即概率定律）代替有关物理个体的一些定律；这是一些特殊统计学的定律，这种统计学抛弃个体概念，只承认总体。维克托觉得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家很像是一些染了胡子、身穿硬领硬袖口服装、聚集在台球桌周围的人。这些好深思的男子手拿尺子和怀表，皱着浓浓的眉毛，在计算速度与加速度，测量活跃在绿绒世界空间中的有弹性的小球的质量。

但是，用金属棒测量好的空间、用精密的怀表测定的时间忽然开始变异、拉长和收缩。空间与时间的稳定，不是科学的可靠基础，而是禁锢科学的牢狱。严厉审判的时刻来临了，几千年来的真理被宣判为迷误。真理就像在蚕茧里一样，在由来已久的偏见、谬误和失误中沉睡了许多世纪。

世界已是非欧几里得时代，世界的几何特点已经是用质量及其速度来表示了。世界一旦被爱因斯坦从绝对时间与空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科学就以空前的高速度发展起来。

两股潮流：一股潮流是探索宇宙，另一股潮流是深入探索原子核的奥秘，这两股潮流各自朝前奔驰，而彼此又不失去联系，虽然一股潮流在秒差距世界中奔跑，另一股则以毫微米为计算单位。物理学家对原子核的研究越深入，越能明白星体发光的规律。在遥远星系的光谱中观察到红移现象，才产生了宇宙在无垠的空间渐渐扩散的概念。但是，只要认定空间是有限的、透镜状的，而且被速度和质量所扭曲，就可以设想是银河系之外的空间本身在扩张。

维克托毫不怀疑：世界上没有人比科学家幸福……有时候，比如早晨上班的路上，在晚上散步时，或者今天夜里这样思考自己的论文的时候，他充满了幸福、宁静、欣喜的感觉。

使银河系充满微弱的星光的力量，是在氢变为氦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

战前两年，两个年轻的德国人用中子分裂了重原子核，苏联物理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用另外的办法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忽然体会到十万年前穴居的人类第一次生起火堆时的心情……

不用说，在二十世纪，物理学决定着主要方向……就像在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格勒已成为世界大战各条战线中的主攻方向。

但是，在维克托·施特鲁姆身后，紧紧跟随着他的是怀疑、煎熬和不信。

十八

维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在战线这边，在围了铁蒺藜的犹太人隔离区里。你的回信我是永远收不到的，我要死了。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最后一些日子的情形，带着这种希望我会更轻松地离开人世。

维佳呀，真正了解人是很难的……七月七日，德国人进了城。在市公园里，无线电在广播最新的消息，我给病人看完病以后从门诊部出来，站下来听一听，女播音员在用乌克兰语播送一篇评论战事的文章。我听到远处的枪声，接着就有一些人从公园里跑过去，我便朝家里走去，感到惊讶不解，为什么我没有听到空袭警报笛声。我忽然看到一辆坦克，并且有人喊：‘德国佬打进来啦！’

我说：“别制造慌乱！”前一天我还去找过市苏维埃秘书，问他什么时候撤离，他生气地说：“这事儿还早得很，我们连名册还没造呢。”总而言之，是德国人来了。整个夜里，邻居们互相串来串去，最安静的是我和小孩子们。我打定主意：大家怎样，我就怎样。起初我很害怕，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多么想再看你一眼，吻吻你那额头和眼睛，可是后来我想，你在安全的地方，这是幸运。天快亮的时候，我睡着了。等我醒来，感到非常苦恼。我在自己的屋里，在自己的被窝里，可是感到自己犹如身在异国，孤孤单单，举目无亲。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犹太人，这天早晨，又使我想了起来。德国人站在汽车上到处大喊大叫：“打倒犹太佬！”

接着，有些邻居也叫我想起这一点。门房的老婆站在我窗前对一位女邻居说：“谢天谢地，这一下犹太佬完啦。”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她的儿子娶的还是犹太女人，这个老奶奶常常去看儿子，还对我夸过她的孙子呢。

还有一个女邻居，是个寡妇，有一个六岁的女儿阿列娜，一双很美的蓝眼睛，过去我在给你的信里提到过的；她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安娜·谢苗诺芙娜，请您把东西搬出去，今天晚上我搬到你屋里来。’‘好，我搬到你屋里去。’‘不，您搬到厨房后面那个小贮藏室里去。’

我没有同意。那个小贮藏室既没有窗户，又没有炉子。

我上门诊所去了。等我回来，一看：我的房门被砸开了，东西被扔到小贮藏室里。女邻居对我说：“我把沙发床留在我这儿了，反正您的新房间放不下。”

很奇怪，她还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她去世的丈夫是一位会计，是一个很好、很老实的人。她说：“您是黑人口了。”那口气好像是在说：这对她是有利的。可是她的阿列娜整个晚上都坐在我这儿，我给她讲故事。这是我的新居，她不肯回去睡觉，是妈妈把她抱走的。后来，我们的诊所又开了，我和另一位犹太医生被解职了。我要求付给我本月的工资，可是新的所长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下干的，让斯大林付给您工资吧，您可以写信到莫斯科向他要去。”护士玛露霞搂住我，小声哭起来：“天啊，您怎么办呀，你们怎么办呀。”特卡乔夫大夫也握了握我的手。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还是怜悯一个要死的浑身癞皮的老猫，那目光使人受不了。没想到我会有这一天。

有很多人使我吃惊。不光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得罪过的人。就像一位退休的七十五岁的老教师，过去常常问起你，要我转达他的问候，说你是“我们的光荣”。可是在这些可恨的日子里，他一见到我就转过脸去，连招呼也不打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说：“空气清洁了，没有大蒜气味了。”他干吗要这样，这些话有损他的声誉。在那次大会上，有多少人在诽谤犹太人啊……不过，维佳，你自然会想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参加那次大会。很多人没有去。你要知道，在我的印象中，从沙皇时代起，反犹太主义是跟“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的克瓦斯爱国主义联系着的。在这儿我看到，那些叫喊把犹太人赶出俄罗斯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声下气，奴颜婢膝，随时准备以三十个德国银币的代价把俄罗斯卖掉。郊区有些坏人来抢房子，抢衣服被褥；当年霍乱暴动时有些人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没骨气的人，对一切坏事都唯唯称是，生怕有人怀疑他们反对当局。

朋友们不断跑来报告消息，他们的眼睛像疯子的眼睛，人好像在迷迷糊糊的说胡话的状态中。出现了一句很奇怪的常用语：“转藏东西。”似乎藏在邻居家要保险些。我觉得转藏东西就像做游戏。

很快就贴出勒令犹太人搬迁的通告。只准许带十五公斤的东西。墙上到处张贴着黄色的通告：“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下午六时以前，所有居民必须迁往老城区。”不搬迁者，格杀勿论。

于是，维佳，我也准备搬迁了。我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你送给我的一个碗、一把调羹、一把小刀、两个碟子。一个人不也够了吗？我又带了几样医疗器械。带了你的信和一些照片，有去世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睡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带了普希金选集、都德的《磨坊书简》、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还带了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集，里面有《没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这两篇，这样，我的篮子就装满了。在这屋顶下，我给你写过多少信，夜晚在这里哭过多少回呀，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说我的孤单了。

我向房子告别，向小园告别，在树下坐了几分钟，又向邻居告别。有些人实在奇怪。两个女邻居就当着我的面争论起谁要我的椅子，谁要我的书桌，等我跟她们告别，两个人都哭了起来。我恳求巴桑柯家的人，如果战后你来打听我的情况，请他们对你说详细一点儿，他们也答应了。最使我感动的是看家狗托比克，最后一个晚上它跟我特别亲热。

以后你要是来了，好好喂喂它，感谢它对我这样一个老婆子的亲热情谊。

等我收拾好了，就想：我怎么能把网篮提到老城呢？这时候，我的病人舒金来了。他平时愁眉苦脸，我之前觉得他是一个硬心肠的人。他帮我提东西，给了我三百卢布，并说每星期要给我送一次面包。他在印刷厂工作，因为眼病没有让他上前线。战前他在我那里看过病。以前如果有人要我说说哪些人心肠好，富有同情心，我会说出几十个名字，可是说不到他。你要知道，维佳，他来过以后，我才又感到自己是一个人，就是说，拿我当人待的不光是看院子的狗呢。

他对我说，市印刷厂里正在印通令：禁止犹太人在人行道上走；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六角星黄色标记；犹太人不得乘车乘船，不能到澡堂洗澡，不能上医院、电影院，不准买黄油、鸡蛋、牛奶、水果、白面包、肉、除土豆以外的所有蔬菜；在市场上买东西只准许在傍晚六点以后，即在农民渐渐离开市场的时候。老城区围上铁蒺藜，不准外出，只能在监押下进行强制性劳动。如发现犹太人藏在俄罗斯人家里，罪同窝藏游击队，对窝藏者处以死刑。

舒金的丈人是农村的一位老汉，他从附近一个丘得诺夫镇上来。他亲眼看见，当地所有的犹太人都带着包袱和提包被赶进了树林，枪声和凄惨的叫喊声在树林里响了一整天。一个犹太人也没有回来。住在舒金丈人家里的德国人夜里很晚才回来，都喝得醉醺醺的，接着又喝到天亮。又喝又唱，还当着老头子的面分那些胸针、戒指、手镯。我不知道，这是偶然的一次暴行，还是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厄运的前兆。

孩子呀，我前往中世纪犹太隔离区的一路上，多么伤心啊。我在城市里走着，这是我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我们先是走在空荡荡的蜡烛街上。但是等我们来到尼科尔街上，就看到几百个人前往那被诅咒的隔离区。因为许许多多白包袱、白枕头，一条街都变白了。生病的便由人搀着。马尔古里斯大夫瘫痪的老父亲由两个人抬着。一个年轻人抱着老母亲，妻子和几个孩子背着包袱跟在后面。食品杂货店经理戈尔顿是个胖子，走得气喘吁吁，穿着皮领大衣，脸上的汗直往下流。有一个年轻人使我吃惊：他没有带东西，头抬得高高的，面前拿着打开的一本书，脸上是一副傲视一切和镇定的神气。但是跟他一起有多少吓疯了的人啊。

我们在马路上走着，许多人站在人行道上看。

有一阵子我跟马尔古里斯一家人走在一起，听到一些妇女同情的叹息声。有些人在笑穿皮大衣的戈尔顿，虽然他的样子很可怕，并不可笑。我看到许多熟悉的脸。有些人轻轻向我点头，跟我告别，有些人转过脸去。我觉得，在人群中没有完全平静的眼睛，有好奇的，有幸灾乐祸的，但是有几次我也看到哭红的眼睛。

我定神一看，看出面前有两种人。一种是穿皮衣戴皮帽的犹太男人和裹了毛头巾的女人。另一种是站在人行道上穿夏装的人。女人穿着淡颜色女衫，男人不穿外衣，有些人穿着绣花的乌克兰衬衫。我觉得，似乎太阳也不再为走在马路上的犹太人发光了，似乎他们走在寒冷的十二月的夜里。

在隔离区入口处我同送我的舒金告别，他给我指了指铁丝网边一块地方，说以后给我送东西就在那儿会面。

你可知道，维佳，我进了铁丝网，是什么样的感觉？原以为，我会十分害怕的。其实不然，在这种牲口圈里我心里倒是轻快些。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奴性。不是。决不是。周围都是跟我相同命运的人，在隔离区里我不需要像马一样在马路上走，没有恶意的目光，熟识的人用正眼看我，而不是躲避我。在这牲口圈里，大家都带着法西斯强加给我们的标记，因此在这里这种标记并不多么刺我的心。在这儿我感到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而是落难的人。因此我轻快些。

我跟我的同事、内科大夫施佩林一同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土坯房里。施佩林有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我有时看着这孩子痩瘦的小脸和忧伤的大眼睛，看了很久。他叫尤拉，可是有两次我喊他维佳，他给我纠正：“我是尤拉，不是维佳。”

人的性格多么不同啊！施佩林在五十八岁的年纪依然充满了精力。他弄到褥垫、煤油、一大车劈柴。夜里又弄来一袋面粉、半袋豆角。他不论弄到什么，都十分高兴，就像一个新婚的男子。昨天他又挂起壁毯。他一再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能挨过去。要紧的是准备些吃的和烧的。”

他对我说，应当在隔离区办学校。他甚至提出要我教尤拉法语，每节课报酬一碟子菜汤。我答应了。

施佩林的胖老婆凡妮·鲍莉索芙娜常常叹气：“全完啦，咱们完啦。”可是一面这样，一面监视着大女儿柳芭，防备她抓一把豆角或者掰一块面包送给别人。柳芭是一个善良而可爱的姑娘。妈妈喜欢的小女儿阿莉娅却坏到了顶点：又厉害，又多疑，又小气；常常骂父亲，骂姐姐。战争前夕她从莫斯科到这儿来探亲，就待在这儿没有走。

我的天，这周围多么穷啊！要是有人说犹太人有钱，说犹太人总是攒着钱准备过灾难的日子，那就请他上我们旧城区来看看吧！灾难的日子来了，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灾难了。要知道，在老城里不光是带着十五公斤东西搬来的人，这儿还有长久的住户，有老匠人，有工人，有护士。他们住得多拥挤呀！吃得多么坏呀！更叫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座座矮矮的、破破烂烂的土坯房！

维坚卡，我在这儿看到很多坏人——这些人又贪婪，又狡猾，甚至时时刻刻准备出卖一切投靠敌人。这儿有一个很可怕的人，名叫艾普什津，是从波兰一个小城来到我们这里的。他戴着袖章，常常跟德国人一起进行搜查，参加审讯，和乌克兰警察一起喝酒，他们派他到各家要酒，要钱，要东西。我见过他两次。这人高高的个儿，非常漂亮，穿着讲究的奶油色西装，就连缝在胸前的黄色六角星，也显得像黄黄的菊花。

不过，我还想对你说说别的事。我以往从来没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我从小就生活在俄罗斯朋友的圈子里，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地方自治局派任医生的全俄代表大会上，我同观剧的代表一起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演的《万尼亚舅舅》流下眼泪。当年，维坚卡，当我还是一个十四岁女孩子的时候，我们家要动身迁往南美洲。我对爸爸说：“我决不离开俄罗斯，要不然我就投河。”所以我就没有走。

在这灾难的日子里，我心中充满了对犹太民族的母爱。以前我从不曾有过这种爱。好孩子，我觉得这种爱就像我对你的爱。我常常上病人家里去，小小的屋子里往往挤着几十个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妇。我习惯在人的眼睛里寻找症候，青光眼症候，白内障症候。现在我不能那样看人的眼睛了——在眼睛里我看到的只是心灵的反映。维坚卡呀，都是美好的心灵！这是悲哀而善良，苦难而乐观，屈从于强权压制而又超越了强权的心灵。维佳，这是多么刚强的心灵！

你要知道，有些老头子、老奶奶多么关心地向我问到你呀。有些人多么热心地安慰我，虽然我从来没有对他们诉过苦，虽然他们的境遇比我更惨。

有时我觉得，不是我去给人治病，而是好心的人民这个医生在医治我的心灵。为了酬谢我的治疗，他们送给我一块面包、几个葱头或者一把豆角，这是多么令人感动。

维坚卡，你要知道，这决不是出诊费！有一次，一个老工人攥住我的手，一面往我的小包里塞几个土豆，一面说：‘唉，唉，大夫，请您原谅。’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这里面有一种纯洁、善良、可亲的东西，我还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

我不想安慰你，说我现在过得很好；我的心并没有痛得撕裂成碎片，你可能会感到吃惊。但是你不要太难受，不要以为我挨饿，这段时间我还从来没有挨过饿。还有，我也不感觉自己是孤独的。

这儿的人究竟怎样呢？好也好得使我吃惊，坏也坏得使我吃惊。人与人大不相同，虽然都经历着同样的命运。电闪雷鸣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想方设法尽量躲避大雨，但是你要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一样。而且躲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施佩林大夫相信，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暂时的，是战争时期的事。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看到，一些人越是乐观，器量越小，越是自私。如果在吃饭时候有人来了，阿莉娅和她妈妈都要赶紧把吃的东西藏起来。

施佩林对我态度很好，尤其因为我吃得很少，我带回来的东西总是吃不了。但是我决定离开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很不舒服。我要另找安身的地方。一个人越是悲伤，越不指望活下去，就越是大方、善良，心肠越好。

那些命定要死的穷人、白铁匠、裁缝们，比起那些千方百计积攒吃食儿的人，要高尚得多，慷慨得多，也聪明得多。那些年纪轻轻的女教员、古怪的老教师和象棋高手施皮尔贝格、文静本分的图书馆女管理员、比小孩子还无用然而一直幻想制造土手榴弹把隔离区武装起来的工程师莱维奇，他们都是些多么古怪、多么不实际、多么可爱、多么悲伤、多么善良的人啊。

在这儿我看出来，希望几乎永远跟理智没有什么联系，希望不是出自理智，我觉得，希望出自本能。

维佳，人总是满怀希望地活着，就好像今后还要活很多很多年。无法知道这是愚蠢还是聪明，不过情形就是这样。我也服从这一规律。这里也有两个妇女从镇上来，也对我说了我的朋友舒金对我说的事。附近的德国人见到犹太人就杀，也不怜惜老弱妇孺。德国人和警察常常乘汽车来，抓几十名男子去挖土沟，过两三天，德国人把犹太人赶到土沟边，开枪屠杀，一个不留。城市周围的村镇到处出现这种掩埋犹太人的丘坟。

隔壁住着一个从波兰来的姑娘。她说，在波兰经常杀人，犹太人被杀得一个不留，只是在华沙、罗兹和拉多姆的几个隔离区里还有一些犹太人。我把这一切好好想了想，完全明白了：把我们集中在这里，不是为了像保护比亚沃维扎密林区的欧洲野牛一样把我们保护起来，而是为了便于宰杀。根据计划，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轮到我们了。可是，你要知道，我虽然知道是这样，还是继续为病人看眼睛，并且说：“如果按时用药水洗眼睛，过两三个星期就会好的。”我还在观察着一个老头子的眼睛，过半年到一年就可以为他摘除白内障了。

我还在教尤拉法语，为他的发音不准伤脑筋。

在这里，德国兵常常撞进来抢东西，哨兵为了寻开心，常常在铁丝网外面开枪向孩子们射击，越来越多的人断言，我们的厄运随时会来到。

谁知，至今人们还活着。甚至不久前我们这儿还举行过婚礼。听到几十种传闻。有时，来一位邻居，高兴得喘着粗气说，我军转入反攻啦，德国佬跑啦。有时会飞来消息，说苏联政府和丘吉尔向希特勒提出了最后通牒，希特勒下令不要杀犹太人。有时又有消息说，要用犹太人交换德国战俘。

实在说，哪儿也没有像隔离区里这样多的期望。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事情的主旨、起因总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解救犹太人。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期望呀！

这些期望的来源都是一个，即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顾一切地否认那些一定要我们死绝的可怕的兆头。就像我，望着眼前的一切，就不相信：难道我们都是判了死刑在等死的人吗？理发匠、鞋匠、裁缝、医生、修炉匠，都在干活儿嘛。甚至还开设了小小的产科医院，说确切一点儿，是接生小屋。人们还在洗衣服，晒衣服，做饭，孩子们从九月六日起又上学了，做妈妈的又向老师打听孩子的分数了。

施皮尔贝格老头儿把几本书送去装订。施佩林家的阿莉娅每天早晨做早操，临睡前都要卷头发，跟爸爸争吵，向爸爸要两块夏装衣料。

我从早到晚都很忙，又看病，又教课，缝补衣服，洗衣服，准备过冬，往夹大衣里填棉花絮。我听着一件件犹太人遭殃的事：我熟识的一位法律顾问的妻子，因为给孩子买了一个鸭蛋，被打得失去知觉；药剂师西罗达的小孩子想从铁丝网下面钻出去，捡滚出去的皮球，哨兵开枪打穿了他的肩膀。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的传闻。

终于传闻不再是传闻了。今天德国人赶着八十名年轻男子去干活儿，据说是挖土豆。于是有些人非常高兴，以为可以带几个土豆给家里人吃了。但我知道挖的是什么样的土豆。维佳，隔离区的夜晚是很特别的时间。孩子，你该记得，我常常教你对我说实话，儿子总是应该对妈妈说实话的。但是，妈妈也应该对儿子说实话。维佳，别以为你妈妈是刚强的人。我是软弱的人。我怕疼，一坐到牙科的椅子上就打哆嗦。小时候怕打雷，怕黑。老来我怕生病，怕孤独，怕我病了不能工作，成为你的负担，是你让我有这种感觉。我怕打仗。维佳，现在每天夜里我都很害怕，怕得心里直发冷。死神在等待着我。我很想向你呼救。

过去你是孩子的时候，常常跑到我跟前要我保护。现在，在我脆弱无力的时刻，多么想把头藏到你的膝盖上，让你这个又聪明又有力的儿子掩护我，保护我。维佳，我不是意志刚强的人，我很软弱。常常想到自杀。但我不知道，是软弱，是刚强，还是渺茫的期望，使我没有死。

不过，不说了。我一睡着了就做梦。常常梦见去世的妈妈，跟妈妈说话。昨夜我梦见萨沙·沙波什尼科夫，梦见当年跟他一起住在巴黎的情景。但是我一次也没有梦见你，虽然我时时想着你，特别是在恐怖不安的时候。这会儿我醒来，忽然看到这顶棚，想起德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我变成了麻风病人，就觉得我并没有醒，而是睡着了，在做梦。

可是过了几分钟，就听见阿莉娅和柳芭争论该谁去挑水，听见有人在说，昨天夜里德国人在附近一条街上把一个老汉的头打穿了。

一个熟识的师范学校女学生来找我，要我去给人看病。原来，她掩护着一位肩膀受伤、又烧伤了一只眼睛的中尉。这个可爱的、痛苦不堪的小伙子说的是口音很重的伏尔加土话。昨天夜里他钻进铁丝网，在隔离区里找到了藏身之地。他的眼睛伤得不重，经过我治疗，就不会化脓了。他讲打仗，讲我们的军队撤退，使我难过起来。他想休息几天之后，就穿过前线到那边去。有好几个小伙子要跟他一块儿去，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学生尤拉。啊，维克托，我要是能跟他们一块儿走该多好呀！我能为这个小伙子出一点力，实在高兴，觉得就好像我自己也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

一些人给他送来土豆、面包、豆角，有一个老奶奶还给他打了一双毛线袜。

今天一整天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中。昨天晚上阿莉娅通过她的俄罗斯女友弄到一个在医院死去的俄罗斯年轻姑娘的身份证。到夜里阿莉娅就要走了。今天，一个熟识的农民从铁丝网外面路过，我们听他说，被派去挖土豆的犹太人挖的是一些很深的坑，在离城四俄里的地方，靠近飞机场，就在去罗曼诺夫镇的路上。维克托，你记住这个地方，将来你可以在那儿找到合葬的坟墓，妈妈就在那里面。

就连施佩林也全明白了。他一整天脸色煞白煞白的，嘴唇不住地哆嗦着，慌乱地问我：“有技术的人是不是有希望活下来？”确实有人说，在有些镇上，一些好的裁缝、鞋匠、医生没有被杀害。

到晚上施佩林还是找来一个砌炉子的老头子，在墙上打了一个隐蔽的洞，收藏粮食和盐。晚上我和尤拉一起读《磨坊书简》。你该记得，咱们一起读我最喜欢的那篇《老人们》，那时候咱们互相看看，大笑起来，两个人都笑出了眼泪。然后我给尤拉指定后天要上的功课。需要这样。但是，我看着他那悲戚的脸，看着他抄写语法章节的手指头，我的心情多么沉重啊。

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呀。聪明的眼睛，黑黑的鬈发，在他们当中，应该有未来的学者、物理学家、医学教授、音乐家，也许还有诗人。

我看着他们每天早晨去上学，那种严肃的样子，完全不像孩子，瞪得大大的眼睛里流露着悲哀的神气。有时候他们也玩起来，打打架，哈哈大笑一阵子，然而并不因此就感到快活些，倒是更觉得可怕。

大家都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但是这些孩子又怎样呢？他们再也不能成为音乐家、鞋匠和裁缝了。昨天夜里，我心里非常明晰，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由长髯飘飘、心事重重的老大爷和唠唠叨叨、做得一手好甜饼的老大娘构成的熙熙攘攘的世界，一切婚嫁习俗、民谚俚语、节日欢笑，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战争过后生活又会沸腾起来，可是我们不会再出现了，我们消失了，就像当年的阿兹特克人一样。

向我们报告挖坟消息的那个农民还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他老婆哭着说：“他们又做裁缝又掌鞋，又制皮子又修钟表，又开药铺卖药……把他们全杀了，以后怎么办呀。”

我还清楚地想象到，将来有人从废墟旁路过，可能会说：“你该记得，这儿住过犹太人，住过修炉匠鲍鲁赫；礼拜六晚上他的老婆子常常坐在长凳子上，孩子们就在她的身边玩儿。”另一个人会说：“在那棵老梨树下面常常有一位女医生，我忘记她姓什么了，她给我治过眼睛，她干完活儿以后，总是搬一张藤椅，坐在那儿看书。”会是这样的，维佳。

就好像一阵可怕的气息从脸上吹过，大家都感到死期近了。

维坚卡，我想告诉你……不，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维坚卡，我这封信就要写完了，就要拿到铁丝网跟前，交给我的朋友。要给这封信收尾可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我和你最后一次谈话，等我送出这封信以后，就要准备永远离开你，你再也无法知道我死前的情形了。这是我最后的告别。在永远分离之前，在告别的时候，我该对你说点什么呢？在这些日子里，正如在一生中一样，你是我的慰藉。每天夜里我都想起你，想起你小时候的衣服、你最初读的一些小书，想起你的第一封信、你上学的第一天，我一个劲儿地在回想，从你生下来的日子到最后一次收到你的信息，六月三十日的那封电报。我一合上眼睛，就觉得似乎你在保护着我，拦挡着即将来临的灾难。等我一想起周围发生的情况，又觉得庆幸，因为你不在我身边，免于劫难。

维佳，我总是孤身一人。在失眠的夜晚我常常难过得哭起来。可是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一想到我还能对你说说我的一生，就感到快慰。我要说说，为什么我和你爸爸离婚，为什么很多年来我一个人生活。我还常常想，等维佳知道了他的妈妈犯过错误，做过不理智的事，曾经争风吃醋，曾经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会感到吃惊的。但是等不到跟你好好说一说，就要孤单单地了结此生了，这是我的命运。有时我觉得，我不应该离你这样远，我太爱你了，我以为，我这样爱你，就应该跟你在一起安享晚年。有时我又觉得，我不应该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太爱你了。

好啦，最后……祝你永远幸福，跟你所爱的人、你周围的人、比妈妈更亲近的人在一起，永远幸福！永别了！街上传来妇女们的哭声、警察的喝骂声，可是我看着这一页页的书信，就觉得我被保护了，这苦难深重的可怕世界奈何不了我了。我怎么能结束这封信啊？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结束？哪儿有人类语言，能够表达我对你的爱？吻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额头、头发。你要记住，在幸福的日子里，在痛苦的时候，都有母爱伴随着你，任何人不能把母爱杀死。我的好维佳……这就是妈妈给你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活下去，活下去，永远活下去……

十九

战争爆发前维克托从来没有想到他和母亲都是犹太人。不论在小时候还是上大学时期，母亲都没有跟他说起这一点。他在莫斯科大学的那几年里，没有一位同学、一位教授、一位班级领导跟他提过这种事儿。

战前不论在研究所还是在科学院里，从来没听到有人谈这种事儿。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跟娜佳谈谈这种事儿——对她说一说，她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犹太人。

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时代竟成了希特勒时代。秘密警察和科学昌盛同时出现。十九世纪，质朴物理学的世纪，与二十世纪相比，多么人道！二十世纪杀死了它的母亲。法西斯主义的原理和现代物理学的原理有可怕的相似之处。

法西斯主义根本没有个性的概念，没有“人”的概念，把一切看作大规模的总体。现代物理学谈的是物理个体的这种或那种总和中出现一些现象的最大与最小可能性。难道法西斯在其可怖的秘密机构中奉行的不也是量子政治和政治概率论吗？

法西斯主张消灭居民中一些阶层，消灭一些民族和种族，其根据是在这些阶层和民族中，人们进行公然和隐蔽的反抗的概率大于其他阶层和民族。只讲概率和整体。

不过，当然不能这样！毫无疑问，法西斯之所以一定会灭亡，正因为它将原子和砂石的规律应用于人类。

法西斯和人类不能共存。法西斯要是胜利了，人类将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些实质已经改变的人形皮囊的动物。等到富于理性和良知的人类胜利了，法西斯就会灭亡，被压迫者又会重新成为人。

这不等于承认契贝任关于发面桶的说法吗？今年夏天他还和契贝任争论，反对这种说法。他觉得，那一次同契贝任谈话已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从那个莫斯科的夏日黄昏到今天，似乎已经有几十年过去了。

似乎那不是维克托·施特鲁姆，而是另一个人走在当时的喇叭广场上，激动地倾听，信心十足地热烈地争论。

母亲……玛露霞……托里亚……

有时候，他觉得科学是欺骗，使他看不见现实生活的疯狂与残酷。

也许，科学成为可怕的时代的同伴，成为其盟友，不是偶然的。他感到多么孤独啊。没有人跟他谈谈自己这些想法。契贝任离得很远。波斯托耶夫会感到这一切很奇怪，没意思。

索科洛夫倾向于神秘主义，对于暴虐者的残酷与凌辱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宗教式的顺从情绪。在他的实验室工作的是两位卓越的科学家，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马尔科夫，一位是又放荡又聪明的萨沃斯季扬诺夫。但是如果维克托跟他们谈这些事，他们会认为他是疯子。

他从抽屉里拿出母亲的信，又读起来。

“维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在战线这边，在围了铁蒺藜的犹太人隔离区里……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结束呀？……”

仿佛一把冰冷的尖刀戳进他的咽喉……

二十

柳德米拉从信箱里抽出一封军邮信。

她大步走进房间，把信封对着亮光，从老大的信封上撕去一条边儿。

有一刹那她觉得，从信封里抖搂出来的将是托里亚的相片：小小的，脖子还擎不住头，光着屁股躺着，两条小腿像狗熊一样盘着，撅着小嘴。

不知怎的，她似乎不是在看信，而是在专心吸取那一行行文字，那是文化不高的写信人特有的工整字体。吸着吸着，她明白了：他活着，活着！

她弄清楚了，托里亚的胸部和腰侧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身体十分虚弱，自己不能写信，四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发烧……可是，幸福的泪水遮住了她的眼睛，一会儿之前她还是多么绝望啊！

她走到楼梯上，看过了信的前面几行，便放心地朝柴棚子里走去。她在寒冷而幽暗的柴棚里看完了信的中间和结尾部分，这才想到，这信是临死前跟她告别。

柳德米拉把劈柴往麻袋里塞。虽然她过去常常就诊的莫斯科加加林胡同门诊所的医生嘱咐她不能举三公斤以上的东西，而且只能做缓慢而从容的动作，这一次她却像个农妇一样，哼哧一声，把满满一麻袋湿劈柴扛到肩上，一口气上了二楼。她把麻袋往地上一放，桌上的碗盏叮叮当当乱晃起来。

柳德米拉穿起大衣，裹上头巾，来到街上。

行人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看她。

她穿过大街，一辆电车发出尖利的铃声，电车司机朝她扬了扬拳头。

如果向右一拐，就可以顺着一条胡同到母亲工作的工厂去。

如果托里亚死了，他的父亲也不会知道，到哪一个集中营里找他去呀，也许，他早就死了……柳德米拉朝维克托的研究所走去。走到索科洛夫家门前，顺步走进院子，敲了敲窗子，窗帘依然没有拉开——玛利亚不在家。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刚刚回自己房间了。”有一个人对她说。她也道了谢。虽然她没弄明白是谁跟她说话，是熟识的人还是不熟识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于是她顺着试验大厅朝前走去，大厅里像往常一样，似乎很少有人在干事情。总觉得这儿的男人或者在聊天，或者抽着烟在看书，女人总是忙活着：用烧瓶煮茶，用溶剂洗指甲，或者织毛衣。

她看到一些小东西，几十样小东西，还看到试验员卷烟用的纸。

来到维克托的工作室里，几个人大声跟她打招呼，索科洛夫快步朝她走来，几乎是跑到她跟前，摇晃着一个老大的白信封，说：

“咱们有希望啦，这是回迁的计划和安排，要咱们带着所有的东西、仪器设备和家小回莫斯科去。不坏吧？虽然日期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总是有这回事儿！”

她觉得他那喜洋洋的脸和眼睛是可憎的。难道玛利亚会这样欢欢喜喜跑到她跟前吗？不会，不会。玛利亚一下子就会明白的，看到她的脸就完全能看出来。

要是知道她在这里会看到这么多喜洋洋的脸，她肯定不会来找维克托的。维克托也是高兴的，到晚上他会把高兴带回家里去，娜佳会感到幸福的，他们就要离开可憎的喀山了。

这种欢喜是青春的鲜血换来的。所有的人，不论多少人，能抵得上这青春的鲜血吗？

她带着责难的神情抬眼望着丈夫。

他那一双会意的、充满不安神气的眼睛也望着她的一双阴沉的眼睛。

等到剩下他们两个人，他告诉她，刚才她一进来，他就知道出事了。

他看完了信，一遍又一遍地说：

“没法子呀，天啊，没法子。”

维克托穿起大衣，他们便朝门口走去。

“我今天不来了。”他对索科洛夫说。索科洛夫正跟新派来的人事处长杜宾科夫站在一起。杜宾科夫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脑袋，肥大而讲究的上衣裹在宽阔的肩膀上依然显得紧巴巴的。

维克托把柳德米拉的手放开一小会儿，小声对杜宾科夫说：

“我们想着手编迁回莫斯科的表单，但今天不行了，以后我再告诉您。”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用操心，”杜宾科夫低声说，“目前还不必着急。这是将来的计划，一切草拟工作由我来干。”

索科洛夫招了招手，点了点头，维克托便知道索科洛夫已经猜到他又遇到难过的事儿了。

冷风在大街上飞驰着，卷起一股股灰尘，忽而像绳子一样滴溜溜绕圈儿，忽而一下子撒开去，就好像扔掉不能吃的发黑的粮食。冷风飕飕，树枝像敲骨头一样嘎嘎直响，电车轨泛着寒冷的青光，一派凛冽肃杀景象。

柳德米拉转过脸来。冻僵的、消瘦的脸因为痛苦显得年轻了。她朝着丈夫，用祈求的目光望着他。

他们过去养过一只猫，初次生崽就难产死了。这猫在濒死之时，慢慢爬到维克托跟前，呜咽着，瞪大发亮的眼睛望着他。可是，在这无边无涯、空荡荡的天空下，在这无情的、灰尘滚滚的大地上，又能向谁恳求、向谁祈祷呢？

“这是我工作过的军医院。”她随口说。

“柳德米拉，”他忽然说，“你上军医院去一下，可以弄清楚这封军邮信是从哪儿来的。以前怎么没有想到呀!”

他看着柳德米拉上了台阶，跟值班人员交谈起来。

维克托走到角落里，后来又回到军医院门口。行人匆匆走过，大都带着网兜和玻璃罐，玻璃罐里盛着灰色的菜汤，菜汤里游荡着灰色的通心粉和土豆。

“维克托。”妻子喊他。

他从她的声音听出来，她已经镇定下来了。

“是这样的，”她说，“这是从萨拉托夫来的。不久前一位副主任医生上那儿去过。他把那儿的街道和门牌号写给我了。”

马上出现了许多事情和问题：什么时候轮船开到，怎样能买到船票，要带一些吃的用的，要借钱，要弄一封证明信。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的时候既没带用的，也没带吃的，甚至没带什么钱，也没有票，是趁上船时又挤又乱，挤上去的。

她带走的只是在黑暗的秋日黄昏同母亲、丈夫、娜佳分别时的印象。黑黑的波浪在舷边喧响，下游来的风吹打着，呼啸着，掀起一阵阵水珠和飞沫。

二十一

乌克兰敌占区一个州的州党委书记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坦克军的政委，这个坦克军是在乌拉尔组建的。格特马诺夫在赴任之前，乘飞机飞往乌法，他的家小疏散在那里。同志们和乌法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怀他的家小：生活和居住条件都不坏。格特马诺夫的妻子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在战前因为新陈代谢不好，特别肥胖，在疏散期间还是没有瘦下来，甚至又多少胖了一些。两个女儿和一个还没有上学的儿子显得非常健康。

格特马诺夫在乌法过了五天。临走前亲友们来送别：有他的小舅子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有他的老同志、基辅人马舒克，保安机关干部；有他的连襟萨盖塔克，乌克兰中央宣传部的负责干部。

萨盖塔克来时已经十点多钟，这时候孩子们已经睡了，大家说话的声音很小。格特马诺夫说：

“同志们，咱们要不要喝点儿莫斯科酒？”

格特马诺夫身上的部件都是很大的：斑白蓬松的大脑袋，额头十分宽阔，鼻子又肥又厚，手大，指头粗，肩膀宽厚，脖子粗壮。但是他作为各个粗大部件的组合体，个头儿却不大。而且奇怪的是，在他那张大脸上，特别吸引人和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双小小的眼睛：窄窄的，勉勉强强从肥厚的眼皮底下露出来。眼睛的颜色不很分明，很难断定主要是灰色还是蓝色。但是那眼睛极其敏锐、灵活，有很强的洞察力。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轻快地站起她那沉重的身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于是男子们静了下来；不论在农舍里还是在城里的聚会，即将上酒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一会儿加林娜就端着托盘回来了。她那一双肥胖的手居然能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打开那么多的罐头，弄来那么多餐具，使人感到奇怪。

马舒克打量了一下挂着乌克兰花布壁毯的墙壁，看了看宽大的沙发床、一瓶瓶好酒和罐头，说：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我还记得你们家这张沙发床，你们能把这床运出来，真有两下子，可见你们有一定的组织才能。”

“你别忘了，”格特马诺夫说，“疏散的时候，我不在家。全是她一个人！”

“诸位，总不能把这沙发床留给德国人，”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说，“杰敏季已经完全习惯了这张沙发，从州委会一回到家，就在这上面看材料。”

“哪儿是看材料？是睡觉！”萨盖塔克说。她又到厨房里去了，马舒克故弄玄虚地小声对格特马诺夫说：

“噢嘿，我可以想象，咱们的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将认识一位女医生，一位军医。”

“是的，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萨盖塔克说。

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摆，说：

“算啦，你们怎么搞的，我是个病人。”

“当然不是，”马舒克说，“是谁在基斯洛沃斯克夜里三点钟才回房？”

几位客人哈哈大笑起来，格特马诺夫随便然而使劲地盯了内弟一眼。

加林娜走进来，环视了一下正在笑的男子们，说：

“我刚一出门，你们就不知想什么鬼花样欺负起我的可怜的杰敏季来啦。”

格特马诺夫就往酒杯里斟酒，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吃起小菜。

格特马诺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举起酒杯说：

“来吧，同志们，为咱们的父亲干第一杯，咱们祝他永远健康！”

他说这话是用同志式的、有点儿随便的语调。语调所以这样随便，是因为斯大林的伟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围坐在桌旁的几个人为他祝酒，首先是因为爱戴他这样一个朴实、谦逊和关心下属的人。画像上的斯大林眯缝着眼睛，打量着满桌的酒菜和加林娜那丰满的胸脯，似乎在说：“好，同志们，我把烟斗点着，坐到你们跟前来。”

“一点不错，愿我们的父亲永远健康！”女主人的弟弟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我们没有斯大林怎么行？”

他把酒杯端到嘴边，转头看了看萨盖塔克，看他是不是说点儿什么。但是萨盖塔克看了看画像（好像在说：“父亲呀，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什么都知道嘛。”），就把酒喝干了。大家都把杯干了。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是沃罗涅日州的里夫内那个地方的人，但是他多年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长期跟乌克兰同志共事。和加林娜结婚之后，他在基辅的关系更巩固了，因为她有许多亲戚在乌克兰的党政机关中担任要职。

格特马诺夫一生的经历说起来相当简单。他没有参加过国内战争，宪兵没有追捕过他，沙皇的法庭从不曾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他在会议和党代会上作报告通常都是念发言稿。他念得很好，通顺流畅，而且富于表情，虽然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当然，念发言稿很容易，因为都是用大号铅字印的，间距很大，而且斯大林的名字都是用特制的红色铅字印出的。他当初是一个精明能干、循规蹈距的小伙子，本想进工学院，但是却被调到保安机关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为区委书记的贴身警卫员。后来他受到赏识，被送到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党的机关工作，先是在区委组织部，后来又到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局。过了一年，他就成为领导干部处的指导员。一九三七年以后，他很快就做了州党委书记，就是说，成了一州之主。

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工会主席、农民集体经济、剧院演出的命运。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很懂得这几个字的伟大意义。党是信任他的！他这一生尽管没有成就伟大的著作、显赫的发明、辉煌的胜仗，但他付出了巨大的、目标明确、坚持不懈的劳动，而且是如履薄冰、常常不能安眠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意义就在于，劳动是根据党的需要，是为了党的利益。对于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的奖赏只有一种，那就是党的信任。

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处理幼儿园孩子们的问题，改组大学里的生物学教研室，还是处理生产塑料品的车间占用图书馆地盘的问题，他的决定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和党的利益。领导者对一件事、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态度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因此，不论多么困难，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喜好出现矛盾的时候，他都要毫不动摇地抛弃他做惯了的事情，抛弃他十分喜欢的书。但是格特马诺夫知道，还有更高水平的党性，其实质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与党性精神相矛盾的爱好与志趣；对于一个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可爱的东西与可贵的东西之所以可爱可贵，就因为它代表党性精神。

有时格特马诺夫为了符合党性精神而作出的牺牲，是很残忍、很严酷的。一旦事关党性，就应该不讲个人感情，不动恻隐之心；长辈恩师，乡里乡亲，都不必顾及。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因为一些词儿，如“背信弃义”、“不够朋友”、“害人”、“出卖”等等而感到不安。但是，党性精神一旦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就不需要牺牲了。因为一切个人感情，如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只要与党性精神相背，就很自然地不再存在。

党所信任的人做的劳动是默默无闻的。但这种劳动是巨大的，需要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花费心思和精力。党的领导者不需要有科学家的才能，也不需要有作家的天赋。领导者的权力高于科学家的才能和作家的天赋。成百上千具有研究才能、歌唱才能、写作才能的人都要如饥似渴地听取格特马诺夫的指示和决定，虽然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琴，不会演戏，而且也不能鉴赏和深刻理解学术著作和诗歌、音乐、绘画作品。他的话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就在于党委托他代表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利益。

一个人民的代言人和思想家，也未必拥有一个州党委书记这样多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认为，“党的信任”这一概念的最深刻的实质就表现在斯大林的意见、感情和态度中。党的路线的实质，也在于斯大林对于自己的战友，对于人民委员和元帅们是否信任。

几位来客谈的主要是格特马诺夫即将担任的新的军事职务。他们知道，格特马诺夫有希望得到更重要的任命。在党内有他这样地位的人，一旦转到军事岗位，大都会成为集团军军委委员，有的甚至会成为方面军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军政委后，曾经感到不安和懊丧，还通过担任中央组织部委员的一个朋友打听，上面是不是有对他不满意的地方。结果，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

于是格特马诺夫为了自我安慰，开始从好的方面设想这一任命：是坦克部队决定战争的命运，坦克部队都是在主攻方向进攻。派往坦克军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宁可把有的人派往不太重要的地段，到无足轻重的集团军里去任军委委员，也不能派到坦克军里去。这说明了党对他的信任。不过他还是有些不安：要是穿上军装，对着镜子说：“集团军军委委员、旅级政工干部格特马诺夫。”那他是会挺高兴的。

不知为什么，坦克军那位上校军长最使他恼火。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位诺维科夫上校，但是他所知道和打听到的有关诺维科夫的一切，他都不喜欢。

同桌共饮的几位亲戚很理解他的心情，谈他的新任命，谈的都是使他高兴的方面。萨盖塔克说，坦克军极有可能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将军，内战时期还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就认识他了，斯大林同志常常通过高频电话同他谈话，每次他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都要接见他。不久前这位司令员到过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同志的别墅，斯大林同志跟他谈了有两个钟头。在斯大林同志这样信任的人麾下作战，真是好极了。

后来又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常常提到格特马诺夫在乌克兰的工作，如果格特马诺夫到赫鲁晓夫同志担任军委委员的方面军去，那就更好啦。

“斯大林同志派赫鲁晓夫同志上斯大林格勒前线来，不是随便派的，这是举足轻重的战线，不派他又派谁呀？”马舒克说。

加林娜慷慨激昂地说：

“怎么，斯大林同志派我家杰敏季到坦克军里去，就是随便派的吗？”

“算了吧，”格特马诺夫很直率地说，“我到军里去，就好比把州委第一书记调为区委书记。没什么可高兴的。”

“不是的，不是的，”萨盖塔克很严肃地说，“这一任命表现了党的信任。这区委，不是一般的农村的区委，而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区委，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区委。军不是一般的军，是坦克军！”

马舒克说，格特马诺夫将去担任政委的那个坦克军的军长，是不久前才任命的，以前没指挥过大部队。这是不久前到乌法来的一位前线特工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

“他还对我说了一些话呢。”马舒克说。但他却不接着说下去，只是说：“不过，还用得着对您说吗，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您是非常了解他的，也许比他自己更了解呢。”

格特马诺夫把敏锐、精明、本来就细小的眼睛眯得更细了，肉嘟嘟的鼻孔翕动了两下，说：

“就算更了解吧。”

马舒克脸上闪过几乎觉察不出的冷笑，但桌上的人都发觉了。说来奇怪，虽然马舒克是格特马诺夫家的近亲和自家人，而且在亲戚圈子里是个谦逊、喜欢说笑的人，可是格特马诺夫夫妇听着他那柔和而委婉的声音，望着他那黑黑的、神情悠闲的眼睛和苍白的长脸，总感到有点儿紧张。格特马诺夫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却不觉得奇怪，他明白，马舒克是有来头的，有时连格特马诺夫都不知道的事情，马舒克却知道。

“这人怎么样？”萨盖塔克问道。

格特马诺夫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回答说：

“噢，是这样的，是战争时期露头角的人，战前没什么突出的表现。”

“担任过重要职务吗？”马舒克笑着问道。

“算啦，什么重要职务，”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挥，“不过，这人是有本事的，据说是一名很好的坦克手。军参谋长是涅乌多布诺夫将军。我跟他在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见过面。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马舒克说：

“是伊拉里翁·英诺肯季耶维奇·涅乌多布诺夫吗？那不用说，先前我在他那儿工作过，后来命运把我们分开了。战前我还跟他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的会客室里见过一面。”

“分开是分开了，”萨盖塔克笑着说，“你要辩证地对待，要看到同一性和统一性，而不是对立性。”

马舒克说：

“战争时期一切事情都很奇怪：一名上校干起军长，涅乌多布诺夫将军却成了他的下属！”

“没有作战经验，只好屈就了。”格特马诺夫说。

马舒克还是不服，说：

“笑话，涅乌多布诺夫吗，单是他的威望就够啦！他是革命前的老党员，有丰富的军事工作和国务工作的经验！有一个时期大家都推测他将担任部委委员呢。”

其余的客人也都支持他的意见。

他们对格特马诺夫的同情，这会儿用为涅乌多布诺夫抱不平的方式来表示，是非常合适的。

“是啊，战争把一切都搞乱了套啦，还是快点儿结束吧。”女主人的弟弟说。

格特马诺夫把张开手指的手掌朝萨盖塔克伸了伸，说：

“您认识莫斯科那个克雷莫夫吧？他在基辅，在中央演讲团做过国际形势报告。”

“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来的吗？那个过激分子？当年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人？”

“是的，就是他。我那位军长就准备跟克雷莫夫原来的妻子结婚。”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为什么都感到非常好笑，虽然谁也不认识克雷莫夫原来的妻子，也不认识准备跟她结婚的军长。

马舒克说：

“噢，怪不得都说老兄神通广大。连结婚的事都知道啦。”

“可以说，精细人有精细人的本事。”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随口说。

“那当然……最高统帅部是不会赏识马大哈的。”

“是啊，咱们的格特马诺夫可不是马大哈。”萨盖塔克随口说。

马舒克就好像一下子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用谈日常事务的严肃语气说：

“这个克雷莫夫过去也到过基辅，我还记得他，是个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很久以前就跟右翼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有牵连。恐怕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他说得直接而又坦率，就好像针织厂厂长谈自己的工作或者技术学校教师讲课时那样。不过，大家都知道，他这种直爽只是表象，其实他比谁都知道什么事情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格特马诺夫是一个常会以自己的大胆、干脆和坦诚的言谈惊倒四座的人，可他很清楚，在兴高采烈看似随性的表象下面，隐藏着没有说出的深层的东西。

通常比别的客人更忙碌、更操心、更严肃的萨盖塔克，不希望轻松气氛遭到破坏，就用快活的语调对格特马诺夫说：

“因为他不怎么可靠，就连老婆都不跟他了。”

“如果因为那样，倒是好呢，”格特马诺夫说，“我听说，我们那位军长要娶的完全是一个乖僻的女人。”

“算啦，你真是瞎操心，”加林娜说，“最要紧的是，夫妻要有爱情。”

“爱情当然是重要的，这是大家都知道，都不会忘记的，”格特马诺夫说，“不过，此外还有些东西，可惜有些苏联人忘记了。”

“这话对，”马舒克说，“不论什么，咱们都不应该忘记。”

“正因为忘记了，于是感到惊讶不解，为什么党中央不批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这样。自己不珍视党的信任。”

忽然加林娜惊讶不解地拉长声音说：

“听你们谈话都感到奇怪，就好像根本没有战争，你们关心的只是那位军长要娶的是什么人，他的未来妻子原来的丈夫是谁。杰敏季，你这是准备去跟谁打仗？”

她用嘲笑的目光朝男子们看了看，她那美丽的棕色眼睛都有点儿像丈夫的小眼睛了——大概是那股锐利的神气有点儿像。萨盖塔克用忧伤的口吻说：

“怎么会忘记战争啊……从每一座农舍到克里姆林宫，到处都有我们的兄弟和孩子奔赴战场。战争，是伟大的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战争。”

“斯大林同志的儿子瓦西里是战斗机飞行员，还有米高扬同志的儿子也在空军里作战；我听说，贝利亚同志的儿子也在前线，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兵种。伏龙芝的儿子是一名中尉，好像是在步兵里……还有，伊巴露丽的儿子牺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

“斯大林同志有两个儿子在前方，”女主人的弟弟说，“另一个儿子叫雅可夫，是炮兵指挥员。确切地说，他是第一个儿子，瓦西里是小儿子，雅可夫是大儿子。小伙子很不幸，被俘了。”

他忽然觉得他触及了许多年长的同志认为犯禁的东西，就不再说了。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想打破沉默局面，用直率和无所顾忌的口吻说：

“顺便说说，德国人还散发彻头彻尾伪造事实的传单呢，说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主动向他们提交了口供。”

但是他周围的气氛更沉闷了。他谈的事情，不论开玩笑还是当真，都不应该提及，是应该回避的。谁要是听到有关斯大林跟妻子的关系的传闻表示气愤，那么，这位好心好意的谣言驳斥者所犯的罪过，决不比谣言传播者小，因为谈这类事情就是不容许的。

格特马诺夫忽然转过脸朝着妻子，说：

“这种事儿我是不操心的，因为情况由斯大林同志掌握着，而且掌握得牢牢的，就让德国人瞎折腾好啦。”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用负罪的目光接住格特马诺夫的目光。

不过，自然，这不是一些好斗的人坐到桌上来了；他们聚会，也不会因为偶然出现的尴尬局面而闹出大乱子。

萨盖塔克用和善而友好的语调说了两句，在格特马诺夫面前帮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打圆场：

“这话是对的，不过我们总是担心，不希望在自己的地段上出什么纰漏。”

“还有，不希望胡说八道。”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他几乎直截了当地责备起来，而不是缄默不语，这说明他原谅了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于是萨盖塔克和马舒克都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知道，这件微不足道的错事很快会被忘记的，但不会忘得十分彻底。将来一旦谈起干部情况，谈起提拔，谈起特别重要的任命，在提到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的名字时，格特马诺夫、马舒克、萨盖塔克都会点头的，点头是点头，但在审干人员一再查问时，会微微笑一笑，说：“也许，多少有点儿轻率。”并且用小指头尖儿表示这一点点儿。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关雅可夫的事不会都是德国人胡编乱造的。但正因为如此，决不能涉及这个话题。

萨盖塔克特别清楚这方面的情形。他在报社工作多年，先是掌管新闻报导科，随后掌管农业科，后来又干了两年某加盟共和国报纸的总编。他认为，他的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教育读者，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发布关于各种各样、常常带有偶然性的事件的乱七八糟的消息。如果总编萨盖塔克认为应当避开某一事件，认为不应当报道严重的歉收、思想不縀¯的作品、内容不健康的影片、牲畜瘟疫、地震、战列舰沉没，认为不应当看到一下子夺走成千上万人生命的海洋巨浪的力量，不应当看到煤矿的大火，那么，这些事件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觉得，这些事件就不应耗费读者、记者和作家的精力。有时他需要用特别的方式解释现实中这样或那样的事件，这种解释往往异常大胆、异常奇特，跟平常的观念大相径庭。他觉得，他这位总编的力量、经验、本事就在于他能够使读者接受必要的、可以达到教育目的的观点。

在大规模推行集体化时期，曾经出现极端的冒进现象。在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发表之前，萨盖塔克曾写文章说，在大规模开展集体化时期发生饥饿现象，是由于富农蓄意埋藏粮食，不吃粮食，因而浑身浮肿，整村整村的富农连同小孩、老头子、老奶奶蓄意死亡，是给国家抹黑。

并且接着刊登一批材料，报道集体农庄托儿所里的孩子天天喝鸡汤，吃甜饼和米粉肉饼。可是孩子们还是瘦了，浮肿了。

战争开始了，这是俄罗斯立国千余年来最残酷、最可怕的一次战争。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和头几个月里，在经受特别残酷考验的时期，战争毁灭性的火焰照亮了种种事件的真实、可悲的进程，战争决定着一切的命运，甚至党的命运。这一灾难性的时期过去了。于是剧作家考涅楚克立即就在自己的剧本《前线》中解释说，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愚蠢的将军们不能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最高统帅部是永远不会错的。

这天晚上，注定了不是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一个人经历不愉快的时刻。马舒克在翻看一本皮封面的大纪念册，在一页页硬纸上贴着不少照片。他忽然带着紧张的表情扬起眉毛，大家不由得探过身来看。这是格特马诺夫战前在自己的州委办公室里拍的照片，他坐在宽阔的办公桌边，穿着半军服式样的制服上衣，他的上方悬挂着斯大林肖像，肖像非常大，只有州委书记办公室里才能有这样大的领袖像。肖像上的斯大林的脸被红蓝铅笔涂得乱七八糟，下巴上添了深蓝色的小胡子，两个耳朵上还挂着淡蓝色的耳环。

“这孩子真胡闹！”格特马诺夫惊叫起来，像女人一样把两手一拍。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十分慌乱，环视着客人们，一再地说：

“要知道，你们要知道，昨天这孩子在临睡前还说：‘我爱斯大林伯伯，跟爱我爸爸一样。’”

“这是小孩子淘气。”萨盖塔克说。

“不，这不是淘气，这是故意捣蛋。”格特马诺夫叹口气说。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马舒克。他们两个人此刻都想起同一件事：他们的一位同乡的侄子，是个工学院的学生，在学校用汽枪射击斯大林肖像。

他们知道，那个愣头愣脑的学生是瞎胡闹，没有什么政治用心。那位同乡是农机站站长，是个好人，他请求格特马诺夫挽救他的侄子。格特马诺夫在开过州党委常委会议以后，跟马舒克谈起此事。马舒克说：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他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也许明天就有人上报到莫斯科，告到贝利亚同志那儿去，说马舒克纵容姑息枪击伟大领袖斯大林肖像的分子。今天我在这办公室里，明天我就成了集中营里的灰土。您愿意承担责任吗？也会有人说您：今天射击肖像，明年射击的就不是肖像了，可是为什么格特马诺夫要同情这个小伙子，他为什么赞成这样的行动呀？怎么样？您敢承担吗？”

过了一两个月，格特马诺夫问马舒克：

“那个射击肖像的学生怎么样啦？”

马舒克用平静的目光望着他，回答说：

“不值得问啦，原来是个坏蛋，富农的孽子，他在法庭上承认啦。”

于是现在格特马诺夫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马舒克，又说了一遍：

“不，这不是淘气。”

“算啦，”马舒克说，“这孩子才五岁，还是应该考虑年龄的。”

萨盖塔克说话的口气十分恳切，大家都感觉出他话里的热诚：

“说实在的，我没办法对孩子们讲原则性……应该是应该，可是于心不忍。我望着孩子们，就希望他们都好好儿的……”

大家都用赞同的目光看了看萨盖塔克。他是一个很不幸的父亲。他的大儿子维塔利在上九年级的时候，就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有一次因为在饭店里参加流氓活动被警察拘留，父亲只好打电话给内务部副人民委员，了结这件丑事。参加那次流氓活动的有将军和院士等名人的儿子，还有一位作家的女儿和农业部人民委员的女儿。战争时期，萨盖塔克的儿子想以志愿兵身份参军，于是父亲安排他进了两年制的炮兵学校。维塔利因为不守纪律被学校开除，并且有可能随着增补连队被送往前方。

现在维塔利在迫击炮学校学习已经有一个月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并且觉得有希望了，但他们总还是有些担心。

萨盖塔克的二儿子叫伊戈尔，两岁的时候害了小儿麻痹症，就变成了残疾人。一双又干又细的腿不能走路，只有靠拐杖活动。伊戈尔不能到学校去上学，老师们就到家里来教他，他学习很用心，很勤奋。

萨盖塔克夫妇为了伊戈尔的残疾，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托木斯克求遍了神经科名医。凡是国外有关的新药，萨盖塔克都通过商务代办或驻外使馆弄了来。他知道，他可能因为过分溺爱孩子受到责备。但他同时也知道，他的罪过并不是死罪。因为他看到一些州的领导干部都有很强的父子感情，也就认为新派人都是特别钟爱自己孩子的了。他知道，他为伊戈尔用飞机从敖德萨请来巫婆，通过快传邮路把远东一个老神汉的草药弄到基辅来，也都不算什么。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一些特殊人物，”萨盖塔克说，“我就不说斯大林同志了，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连他的亲密战友们也都是这样……他们在这个向题上也总是把党摆在父子感情之上。”

“是的，他们都明白：不是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格特马诺夫说，并且不指名地说了一位党中央书记严肃对待自己犯错误的儿子的事。谈话气氛忽然一变，大家亲切而随便地谈起儿女们。似乎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强弱，他们能不能幸福欢乐，都取决于儿女们的脸蛋儿红与不红，儿女们是否从学校里带回好分数，是否能顺利地升级。

加林娜谈起自己的女儿：

“斯维特兰娜在四岁以前身体很不好，老是肠炎，肠炎，折腾得很瘦弱。只有一种偏方能治：吃研碎的新鲜苹果。”

格特马诺夫说：

“今天她在去上学之前对我说：‘班上同学管我和卓娅叫将军女儿。’卓娅却不在乎，笑着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将军女儿是很大的光荣！我们班上的元帅女儿才真神气！’”

“你们瞧，”萨盖塔克快活地说，“他们还不满足呢。伊戈尔前几天对我说……第三书记，没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好神气的？”

米柯拉本来也可以谈谈自己的孩子的许多好笑和愉快的事，但是他知道，在萨盖塔克谈儿子的机灵和格特马诺夫谈女儿的机灵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谈自己孩子的机灵了。

马舒克若有所思地说：

“过去在农村里我们的爹跟孩子们是很随便的。”

“他们总归也是喜欢孩子的。”女主人的弟弟说。

“喜欢当然喜欢，不过也常常打孩子，我挨打挨得厉害，”格特马诺夫说，“我还记得一九一五年我去世的父亲出发去打仗时的情形。他很不简单，干到士官，得过两枚乔治勋章。妈妈为他收拾行装，把包脚布和绒衣装到背包里，又装上煮熟的鸡蛋、面包，我和妹妹躺在床上，看着父亲在黎明时候最后一次在饭桌边坐了一阵子。他给过道里的水缸里挑满了水，劈了不少木柴。妈妈后来常常提起这些事。”

他看了看手表，说：

“噢呀……”

“就是说，明天要走啦？”萨盖塔克说着，站起身来。

“七点钟的飞机。”

“从民航机场走吗？”马舒克问道。

格特马诺夫点了点头。

“这样好些，”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着，也站起身来，“要不然到军用机场有十五公里呢。”

“既然去当兵，这都算不了什么。”格特马诺夫说。

他们开始告别，又嚷嚷起来，笑起来，还互相拥抱了一阵子，等到客人们穿起大衣，戴上皮帽，来到走廊里，格特马诺夫说：

“当兵的人什么都能习惯，当兵的人可以用烟暖和身子，用锥子刮脸。可是跟孩子们分离，就是当兵的也不能习惯。”

从他的声音，从他脸上的表情，从要走的客人们望着他的那种神情可以看出来，这已经不是说笑话了。

二十二

夜里，格特马诺夫穿了军装，坐在写字台边写信。妻子穿着睡衣坐在他旁边，注视着他的手的移动。他把信折叠起来，说：

“这是给区卫生局长的，如果你需要专门治疗，需要出外就诊，可以找他。具体手续由弟弟给你办，局长只是开介绍信。”

“领取限额物品委托书你写了吗？”妻子问道。

“这用不着，”他说，“你可以打电话找州委办公室主任，最好找普济琴柯本人，他会给办的。”

他把写好的一叠信、委托书、便条检查了一遍，说：

“好，该写的好像都写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亲爱的，我真为你担心呀，”妻子说，“你这是去打仗。”

他站起来，随口说：

“你自己多保重，把孩子们照应好。白兰地放到提箱里了吗？”

她说：

“放进去啦，放进去啦。你可记得，两年前也像这样，你天不亮就给我写了不少委托信，然后飞到基斯洛沃斯克去了？”

“现在基斯洛沃斯克被德国人占了。”他说。

格特马诺夫在房里踱了一会儿，听了听，说：

“孩子们睡了吗？”

“当然，都睡了。”加林娜说。

他们朝孩子们的房间走去。奇怪的是，这两具又胖又重的身躯在幽暗中挪动起来一点声息也没有。沉睡的孩子们的头在雪白的枕头上显得格外黑。格特马诺夫细心地倾听孩子们的呼吸声。

他用手按住胸口，免得剧烈的心跳声惊醒孩子们。在这幽暗之中，他感到有一股强大而剧烈的感情，犹如利剑穿心，挂念孩子们的将来，按捺不住感伤、焦虑和怜惜。他非常想抱起儿子，抱起两个女儿，吻吻他们睡眼惺忪的脸蛋儿。他感到他的柔情是不能自制的，对儿女的怜爱是压抑不住的，这时候他心慌意乱，站在那里，尴尬，迷惘，浑身无力。

想到他即将担任的新职务，他并不害怕，也不担心。他常常改变工作，很容易找到正确的路线，正确路线也就是总路线。他知道，他在坦克军里也可以奉行这条路线。

可是，在这里，怎么能把钢铁的严厉、坚定，跟毫无规律可循的儿女情统一起来呢？

他回头看了看妻子。她站在那儿，像乡下人那样用手托着腮。她的脸在幽暗中好像瘦了，变年轻了。他们婚后第一次到海滨去，住在海边的“乌克兰疗养院”，那时候她就是这个样子。

小轿车喇叭在窗外轻轻地响了一声，这是州党委的汽车来了。格特马诺夫又转身朝着孩子们，摊开两条手臂，这一动作表示：虽然感情炽烈，但也无可奈何了。

在走廊里，他说过嘱告的话，吻别妻子之后，穿起短皮袄，戴好皮帽，站在那里，等着司机把皮箱拎出来。

“好啦。”他说着，忽然从头上摘下皮帽，走到妻子跟前，把她抱住。在这又一次、最后一次吻别中，就在外面潮湿的冷空气从半开的大门冲进来，同家里的热气混合的时候，就在毛烘烘的熟皮袄毛皮挨到香喷喷的绸睡衣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他们那似乎成为一体的生活忽然分开了。他们的心碎了。

二十三

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来到古比雪夫，住在一个德国老太婆家里。德国老太婆燕妮·亨利霍芙娜·亨利逊很久以前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做过保姆。

叶尼娅从斯大林格勒来到安静的小屋里，跟一个老太婆住在一起，觉得很稀奇；老太婆也一直流露着惊讶不解的表情，没想到一个扎两条小辫儿的小姑娘会变成一个成年的女子。

亨利逊老太婆住的是一间昏暗的小屋，这是过去一个大商人家里的女仆住的房间。现在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家人，每个房间都用屏风、布幔、毡毯、沙发靠背分成几个小小的房间，在里面睡觉、吃饭、会客，护士在里面为瘫痪的老头子打针。

一到傍晚时候，厨房里就嗡嗡地响起许多人的声音。

叶尼娅很喜欢这熏黑了屋顶的厨房，很喜欢煤油炉那黑红色的火焰。

一件件衣服晾在绳子上，身穿长衫、棉袄、制服的邻居们在绳子中间穿来穿去，菜刀、柴刀闪闪放光。妇女们弯身在木盆或脸盆里洗衣服，呼出一团团热气。巨大的炉灶从来没有生过火，瓷砖砌的炉壁又冷又白，就像在上个地质年代就熄灭了的火山那覆盖着积雪的山坡。

这座住宅里住着一位上了前线的格鲁吉亚工人的家小，住着一位妇科医生、一位保密工厂的工程师、一位担任配给商店出纳员的单身老妈妈，还有一位在前方牺牲的理发员的遗孀，还有邮政总局的警卫长，在最大的房间里，也就是过去的会客室里，住的是一家门诊所的主任。

这座住宅十分宽大，就像一座城市一样；这里面甚至有自己的疯子，是一个安安静静的疯老头，眼睛像一只小狗的那样温柔善良。

大家住得很拥挤，但是互不往来，而且不太和睦，有时吵几句，有时相安无事，有时互相隐瞒自己的家事，有时又很大方地用大嗓门儿把自家生活中所有的事说给邻居听。

叶尼娅想要描绘这所房子，不是景物，也不是其中一户户邻居，而是这些人在她心中挑起的情感。

这种情感是复杂的，极难表现，就连高明的艺术家也无能为力。人民和国家的强大军事威力，与这黑黑的厨房的穷困、卑琐、飞短流长混在一起；威力无比的钢铁武器，与厨房里的一只只小铁锅、一堆堆土豆皮混在一起，于是便产生了这种情感。

表现这种情感，常常弄得线条不成线条，轮廓不成轮廓，结果变成支离破碎的形象和光点的拼凑，从这种拼凑中看不出任何意义。

亨利逊老奶奶是一个腼腆、和蔼、热心的人。她穿着白领的黑长袍；虽然总是忍饥挨饿，但她的两颊总是红红的。

她在脑海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年级学生柳德米拉淘气的事情，记得小玛露霞说的一些可笑的话，还记得两岁的米佳常常戴着围兜跑到餐室里张着小手，喊：“吃唤（饭），吃唤（饭）！”

现在亨利逊老奶奶在一位牙科女医生家里做佣工，照料女医生有病的妈妈，不包住宿。女医生被市卫生局派到区里去了，要五六天才能回来，于是亨利逊晚上在她家里睡，好照应那个不久前中风之后行动不便的老妈妈。

亨利逊老奶奶完全没有财产观念。她常常对叶尼娅说对不起，请她允许自己打开通风小窗，好让她的三色老花猫进出活动。她的主要兴趣和操心事都和老猫有关系，就怕邻居欺负她的猫。

担任车间主任和工程师的邻居德拉金，常常带着不友好的嘲笑神气望着她那皱皱巴巴的脸，望着她像姑娘一样又细又直的身躯，望着她系在黑带子上的夹鼻眼镜。这个平民出身的人感到气愤的是，亨利逊老奶奶依然那样留恋过去，并且常常带着傻笑讲她在革命前怎样带着孩子们乘轿式马车在外面玩儿，怎样陪着太太上威尼斯，上巴黎，上维也纳去。她带大的许多“小家伙”成了邓尼金部下、弗兰格尔部下，都被红军打死了，但是老太婆念念不忘的只是当年小家伙们害猩红热、白喉、结肠炎的情形。

叶尼娅对德拉金说：

“比她更厚道、更老实的人我还没有遇到过呢。您要相信，在这座宅子里，没有比她心眼更好的人了。”

德拉金带着男子汉那种放肆的、毫无顾忌的神气直盯着叶尼娅的眼睛，回答说：

“唱赞美歌吧，燕子，唱吧。沙波什尼科娃同志，为了一块居住的地方，您就卖身投靠德国人啦。”

看样子，亨利逊老奶奶不喜欢健康的孩子。她照应过一个身体十分虚弱的孩子，是一位犹太裔厂长的孩子，她对叶尼娅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孩子，还保存着他的练习本、他画的画，每次说到这个安静的小男孩的死，她都要哭一场。

她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做保姆，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她还记得所有的小孩子的名字和外号，而且一听说玛露霞已经死了，就哭了起来；她一直在用歪歪扭扭的字体给远在喀山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写信，但是这封信怎么也写不完。

她对叶尼娅说，革命前她带的孩子，吃早饭常常是一碗很稠的肉汤和一片鹿肉。她常常拿自己的口粮喂猫，管猫叫“我的可爱的银宝贝”。老猫也非常依恋她，尽管是一个阴森而粗暴的畜生，可是一看到老奶奶，立刻就变得快活又温驯。

德拉金常常问她对希特勒是什么态度：

“怎么样，您大概很欢迎他吧？”

但是留了个心眼的老奶奶说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并且管希特勒叫吃人魔王。

她是一个很无用的人，不会洗衣服，不会煮饭，要是到商店里去买火柴，售货员必然会在匆忙中把她一个月的糖票或肉票从供应卡上剪去。

现在的孩子完全不像她称作“和平时期”的那时候她带过的孩子。一切都变了，就连玩儿也不一样了。“和平时期”的女孩子们玩的是抛圈儿游戏，用一根根系了带的漆棍儿抛掷橡皮扯铃，玩没什么弹性的彩色皮球，皮球装在白色网兜里。今天的女孩子们打排球，游泳，冬天穿着滑雪裤打冰球，又叫又嚷，吹着口哨。

现在的孩子比亨利逊老奶奶更懂得赡养费、流产，更知道用欺骗的方法得来供应卡，知道那些为别人的妻子从前方带回奶油和罐头的上尉和中校。

叶尼娅很喜欢这位德国老奶奶回忆她的童年时代，回忆她的父亲和哥哥米佳。老奶奶对米佳记得特别清楚，他害过百日咳和白喉，她照料过他。

有一天亨利逊老奶奶说：

“我还记得我一九一七年的最后一家东家。老爷是财政部次长，他在餐室里走来走去，说：‘全完啦，庄园烧掉啦，工厂停工，通货膨胀，金库被抢光。’他们家就像现在你们家一样，一家人都跑散了。老爷、太太、小姐上了瑞士，我带大的孩子去投科尔尼洛夫将军当了志愿军。太太哭着说：‘我们天天在告别，完啦。’”

叶尼娅凄然笑了笑，没有作声。

有一天傍晚，来了一名地段警察，交给亨利逊一张传票。这位德国老奶奶戴上绣了小白花的女帽，嘱托过叶尼娅代她喂猫，就上警察局去了，说是从警察局出来还要去照料牙科医生的妈妈，过一天才能回来。等到叶尼娅下班回来，看到屋子里空空荡荡的，邻居们告诉她，亨利逊老奶奶被警察局抓起来了。

叶尼娅去打听她的情况。警察局里的人告诉她，老奶奶将跟随运送德国人的军用列车上北方去。

过了一天，一名警察和房屋管理员来拿走了被査封的一只篓子，里面装满了破布、发黄的相片和发黄的信件。

叶尼娅找有关部门打听，怎样可以把毛围巾送给老奶奶。有一个人在小窗户里向叶尼娅问道：

“您是什么人，是德国人吗？”

“不是，我是俄罗斯人。”

“那您回家吧。不要乱问。”

“我问的是怎样送毛围巾。”

“您明白不明白？”那人在小窗户里用那样一种低声问道，叶尼娅一听那口气就怕了。

这一天晚上，她听到一些邻居在厨房里说话。他们说的是她。

有一个声音说：

“她的做法总归是不大漂亮。”

另一个声音说：

“可是依我看，她很聪明。先是一只脚插进来，然后向有关部门汇报老太婆的事，把老太婆扫地出门，现在她是房间的主人了。”

有一个男人声音说：

“算什么房间，一点点儿小屋。”

还有一个声音说：

“是呀，这种女人是不会吃亏的，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是不会不吃亏的。”

猫的命运是很凄惨的。它无精打采、死气沉沉地坐在厨房里，这时候一些人在争论，把它弄到哪里去。

“让这只德国猫见鬼去吧。”女人们说。

德拉金忽然声明，他要参与喂猫。但是猫离了亨利逊老奶奶之后，没有活多久。有一个女邻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用开水烫伤了它。猫不久就死了。

二十四

叶尼娅很喜欢她在古比雪夫的独身生活。

也许，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过。尽管生活艰苦，可是心里有种轻松自在。有很长时间，她没有报上户口，没领到供应卡，每天凭饭票在食堂吃一顿饭。从早晨她就想着什么时候到食堂里去领一碟子菜汤。

在这个时期她很少想到诺维科夫。她想克雷莫夫想得多些，几乎老是在想，但是这种想念的内部光强度不大。

想念诺维科夫的心情常常出现又消失，并不使她感到苦恼。

但是有一次在大街上，她老远看到一个穿军大衣的高个子军人，有一瞬间，她以为那是诺维科夫。她顿时激动得喘不上气来，两腿也软了，浑身出现了一种幸福的感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分钟，她明白自己看错了，马上也就忘记了自己的激动。

到夜里她忽然醒来，心想：“为什么他不写信呀？他知道我的地址嘛。”

她一个人生活，身旁既没有克雷莫夫，也没有诺维科夫，没有亲人。她觉得，这种自由的单独生活就是幸福。不过，这只是她觉得罢了。

这时候在古比雪夫有许多莫斯科的人民委员部、机关和莫斯科报社的编辑部。这是从莫斯科迁来的临时首都，有外交使团，有大剧院的芭蕾舞，有著名的作家，有莫斯科的报幕员，有外国记者。

这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拥挤在一个个狭小的房间里，有的住旅馆客房、有的住公共宿舍，各自干着原来的事情：各部门的负责人、各个局和各个总局的首长、人民委员，领导着属下人员，掌管着国民经济。特任大使和全权大使们乘坐豪华的汽车，拜会苏联对外政策的领导人。乌兰诺娃，列梅舍夫和米哈伊洛夫照常演出芭蕾舞和歌剧，令观众心醉入迷；美联社代表沙皮罗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苏联情报局局长洛佐夫斯基发难；作家们在为本国和外国的报纸与电台写文章；记者们在军医院里搜集材料，写战地通讯。

但是，莫斯科人的生活在这里变得完全不同了。大不列颠王国特任全权大使的夫人克里普斯太太，每天凭饭票在旅馆食堂里吃饭，没有吃完的面包和糖块用报纸包起来，带回自己的房间；世界各个报纸和通讯社的记者们常常上市场去，在伤兵们中间挤来挤去，买本地的土烟丝自己卷烟卷，津津有味地评论烟草的味道；倒换着两只脚，站在澡堂前排长队；以慷慨闻名的作家们，在讨论世界大事和文学问题的时候，喝着土制烧酒，拿定额的面包当下酒菜。

一个个大机关挤在古比雪夫的一层层狭小的楼上；苏联各大报的领导人在家用的桌子上接见来访者，下班后孩子们就在这桌子上做功课，妇女们就在上面做针线活儿。

庞大的国家机构过起流浪生活，就出现了有趣的事情。

叶尼娅因为报户口，遇到很多麻烦。她开始在设计院工作，院长里津中校是个高高的男子，说话声音低低的、轻轻的，从接收这个没办好户口手续的工作人员的第一天起，就因为怕负责任而发愁。里津叫她上公安局去，同时给她开发了录用证书。

公安局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收下叶尼娅的身份证和录用证书，叫她三天以后来听回话。

叶尼娅在约定的那一天来到昏喑的走廊里，坐在走廊里等候接待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特别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来公安局办理身份证和户口手续的人才会有。她走到小窗口跟前。一只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女人的手把身份证递给她，一个平静的声音说：

“不予办理。”

她站进长队，等待跟户籍股股长谈一谈。站队的人在小声说着话儿，打量着在走廊里走过的一个个抹了口红、穿着棉制服和皮靴的公安局的姑娘们。有一个身穿夹大衣、头戴军帽、军装领子从围巾里面露出来的人，踏着咯吱咯吱直响的皮靴，不慌不忙地走过去，用小小的钥匙开了门上的锁，不知是英国锁还是法国锁——这人便是户籍股长格里申。接待开始了。叶尼娅发现，轮到被接待的人并没有久等之后终于轮到的欣喜，而是一面朝门里走，一面四处打量着，就好像准备在最后一分钟跑掉似的。

叶尼娅在等候接待的时间里，听了不少报不上户口的事。有些女儿在母亲家里，瘫痪的姑娘在哥哥家里，都报不上户口。有的妇女来这里看护伤残军人，也没办到户口。

叶尼娅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他一声不响地向她指了指椅子，看了看她的材料，说：

“您这个不能办理。还有什么要说的？”

“格里申同志，”她一开口，声音就哆嗦起来，“您要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领不到供应卡呀。”

他用一眨不眨的眼睛看着她，他那张年轻的宽大的脸流露出一种若有所思的淡漠神情。

“格里申同志，”她说，她的声音又哆嗦起来，“您设身处地想想看，怎么能这样？古比雪夫就有一条以沙波什尼科夫命名的街。那是我的父亲。他是萨乌拉的革命运动发起人之一，可你们却不准他的女儿报户口。”

他用平静的眼睛望着她；他听着她说的话。

“需要有军调令，”他说，“没有军调令我不能办。”

“我就是在军事机关工作呀。”叶尼娅说。

“从您的证件看不出是在军事机关。”

“在军事机关就行吗？”

他不情愿地回答说：

“行。”

第二天早晨，叶尼娅来到办公室，对里津说，公安局不给办户口手续。他把手一摊，用低低的细嗓门儿说：

“哎呀，真胡闹，难道他们不懂，您一开始工作，就成了我们不能缺少的工作人员，您负责的是国防性质的工作？”

“就是啊，”叶尼娅说，“他说，需要有一张证明，证明咱们的机关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会。请您开一张证明，今天晚上我再带着证明上公安局去。”

过了一阵子，里津找到叶尼娅，用抱歉的口吻说：

“需要由公安机关发来查询公函。没有查询公函我无法开发这一类的证明。”

傍晚她又来到公安局，等着被接待。她一面痛恨自己那种讨好的微笑，一面请求格里申发函向里津查询。

“任何查询公函我都不会发。”格里申说。

里津听说格里申不肯发函，叹了一口气，沉思一会儿，说：

“就这样吧，您去要求他，哪怕打个电话向我查询也行。”

第二天傍晚叶尼娅要去见一位莫斯科来的文学家，他父亲的旧识里蒙诺夫。于是她一下班就赶到公安局去，向排队的人要求允许她进去见户籍股长，“只要一小会儿”，只提一个问题。人们耸耸肩膀，把脸转了过去，她懊恼地说：

“好吧，等就等吧，谁是最后一个？”

这一天，公安局留给叶尼娅的印象特别沉重。有一个两腿浮肿的女人在户籍股长的办公室里发起火来，高声喊：“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一个断胳膊的人在格里申的办公室里骂起娘来。接着有一个人也大吵起来，喊：“我就是不走！”不过他很快就走了。在吵闹的时候却听不到格里申的声音，他一直没有提高嗓门儿，就好像他不在，人们自己在吵，在自己吓唬自己。

她排队等了有一个半钟头。她又一面痛恨自己讨好的笑脸，痛恨自己忙不迭地说“谢谢！”（人家不过略略点头让坐），一面恳求格里申给她的领导打电话，并说，里津起初是犹豫的，说没有注明日期和盖有公章的函调，恐怕不能开具证明信，后来他好不容易同意了，他可以写证明信，但必须标明是“回答某月某日您的口头查询”。

叶尼娅把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放到格里申面前，她在纸条上用又大又清楚的字体写明电话号码、里津的名字和父称、军衔、职务，又用小字在括号里写明，午休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格里申对放在他面前的纸条连看也不看，就说：

“我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查询。”

“那为什么？”她问。

“不必要。”

“里津中校说，如果连口头查询也没有，他无权开发证明。”

“他既然无权，就不开好啦。”

“可是我怎么办呀？”

“我怎么知道？”

叶尼娅见他那样平心静气，真没了主意，假如他发脾气，说她无理纠缠，她倒是轻松些。可是他半侧着身子坐在那儿，连眼皮也不动一动，一点也不着急。

许多男子在跟她交谈的时候，都会发现她很美，她也总会感觉到这一点。但是格里申看着她的那种神情，就好像看着眼睛里流泪水的老奶奶或者残废人。她一进他的办公室，就不再是人，不再是年轻女子，只是一名求告者了。

她感到自己的弱小，感到他手握强大的权柄，茫然失措了。她在大街上走着，匆匆忙忙，因为已经比约定会见里蒙诺夫的时间晚了一个多钟头，不过，匆忙归匆忙，她已经不因为这次会见感到兴奋了。她似乎还闻到公安局走廊里的气味，似乎还看到一张张等候接待的人的脸，看到暗淡的灯光照耀着的斯大林肖像，还有旁边的格里申。格里申又镇静，又坦然，掌握着钢铁般的国家大权。

里蒙诺夫高高胖胖的，老大的头，秃顶周围有一圈像年轻人一样的鬈发，他高高兴兴地迎住她。

“我正怕您不来呢。”他说着，就帮叶尼娅脱大衣。他开始向她询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情况：“从大学时代起，我就认为您的妈妈是英勇刚强的俄罗斯妇女的典型。我在作品中经常写到她。不是写她个人，而是写她这样一种类型。”

他放低了声音，又回头朝门外看了看，问道：

“听到米佳的什么消息吗？”

然后他谈起绘画，两个人开始一起骂列宾。里蒙诺夫在电炉上煎起鸡蛋，并且说，他是国内做鸡蛋饼的能手，就连“民族饭店”的厨师都向他学习过呢。

“怎么样？”他一面请叶尼娅吃鸡蛋饼，一面很不放心地问道。又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就喜欢吃。”

公安局的所见所闻给她的压力多么大啊！她来到里蒙诺夫这温暖的、摆满了书籍杂志的房间里，不久又来了两个上了年纪的、通晓艺术又幽默风趣的人，可是她的一颗打着寒颤的心还一直感觉到格里申的存在。

但是自由而机智的谈话的力量也是强大的，于是叶尼娅一时间也就忘记了格里申，忘记了排队的人们一张张苦恼的脸。似乎除了谈鲁布廖夫，谈毕加索，谈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和布尔加科夫的戏剧，人生再没有什么事了。

她来到大街上，马上就忘记了方才高雅的谈话。

格里申，格里申……在这座宅子里，谁也没有同她谈过是否办好户口手续的事，谁也没有要她出示盖了印记的户口登记卡。但是她已经有好几次觉得居民小组长格拉菲拉在监视她。格拉菲拉是个机敏的高鼻子女人，总是亲亲热热的，说话总是用甜甜的、透着虚伪的语调。叶尼娅每次碰到格拉菲拉，看到她那又亲热又阴沉的黑眼睛，总是感到害怕。她似乎觉得，在她不在家的时候，格拉菲拉就用配好的钥匙打开她的房门，搜查她的证件，抄录她申报户口的申请书，看她的信件。

叶尼娅尽可能悄没声地推开大门，踮着脚在走廊里走，很怕碰见居民小组长。说不定居民小组长会对她说：

“您干吗破坏法纪，要我替您担责任？”

早晨，叶尼娅来到里津的办公室，对他说了说在户籍股又碰钉子的事。

“请您帮我买一张去喀山的船票吧，要不然，也许会因为破坏户籍制度送我去开采泥炭呢。”她没再要求他开什么证明，而且说话用的是嘲笑和恼怒的口气。

这个低声细语的高大的漂亮男子望着她，因为自己的胆小怕事感到羞惭。她经常感觉到他那恋恋不舍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他望着她的肩膀、大腿、脖子、后脑勺，而她的肩膀和后脑勺也感觉出这种火辣辣的爱恋的目光。但是，看样子，决定文件收发规则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

下午，里津来到叶尼娅面前，一声不响地把开好的证明信放在图纸上。叶尼娅也一声不响地看了看他，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我通过保密部门提了申请，”里津说，“本不抱什么希望，谁知领导一下子就批准了。”

同事们都向她祝贺，说：

“您的苦总算熬到头了。”

她来到公安局。排队等候的人都向她点头打招呼，有些人已经跟她熟识了，他们问她：

“怎么样？……”

有几个声音说：

“您进去吧，不用排队了……您这事一会儿就能办好，干吗还要等两个钟头？”

她觉得，那办公桌，那漆了仿木褐色粗花纹的保险柜也不再那样阴森、带着官气了。格里申看着叶尼娅那匆忙的手指头把所需要的证明信放到他面前，微微地、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好吧，您把身份证、证明信留下，三天后在接待时间在收发室等候结果。”他的声音还是和平常一样，但是叶尼娅觉得格里申那明亮的眼睛很亲切地笑了笑。

她一面往家走，一面想，原来格里申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也会做好事，也会笑。原来他不是毫无心肝的人。她原来把这位户籍股长想得那样不好，现在她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过了三天，一只涂了暗红色指甲油的女人的手从小窗口里把身份证连同整整齐齐夹在里面的证明信递给她。叶尼娅看了看清清楚楚写在上面的批示：“因此人与该住处无固定关系，不予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狗崽子！”叶尼娅大声叫起来。她再也忍不住，又大声叫道：“简直是捉弄人，存心折腾人，这家伙！”

她大声叫着，摇晃着不管用的证件，对着排队的人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她看到，他们都转过脸去，躲开她。一时间她心里泛起一股要拼命的情绪，绝望和发疯的情绪。一九三七年，在索科尔尼基的布特尔监狱里，许多妇女站在昏暗的监狱大厅里，排队等候探望失去通信自由的罪犯，那时候有些悲痛绝望得发了疯的妇女就是这样喊叫的。

站在走廊里的一名民警抓住叶尼娅的胳膊把她往门外推。

“放开我，别动我！”她抽出胳膊，把他推开。

“女公民，”他用嗄哑的声音说，“别叫啦，要不然会判十年徒刑！”

她觉得，民警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恻隐和怜悯的神情。

她快步朝大门口走去。大街上摩肩擦背地走着许多人，他们都办过了户口登记手续，都有定量供应卡……夜里她梦见大火，她朝一个趴在地上的伤员俯下身去，她想把他背起，并且知道这是克雷莫夫，虽然没看到他的脸。她醒来后，又惊愕，又沮丧。“他能快点儿来就好啦。”她一面穿衣服，一面想道。并且嘟哝说：“帮助我吧，帮助我吧。”她非常非常想看到的，不是夜里她要救护的克雷莫夫，而是诺维科夫，非常想看到他还是今年夏天她在斯大林格勒看到的那种样子。

像这样没有户口，没有供应卡，见了看院人、房管员、居民小组长总感到提心吊胆的日子，实在叫人受不了。叶尼娅总是趁大家都睡了才上厨房去，早晨去洗脸尽量赶在大家都醒来之前。每次邻居们跟她说话，她的声音变得温和得有些过分，极不自然，很像浸礼派修女的声音。

这天下午，叶尼娅写好了离职申请书。

她听说，在户籍股拒绝办理户口登记手续之后，来过一名民警，送来一张限三天内离开古比雪夫的批示。批示的正文中说：“破坏户籍制度者，理应……”叶尼娅不希望“理应”，要她离开古比雪夫，她就离开好啦。她一想到可以不再看到格里申，不再看到格拉菲拉和她那柔和得像烂橄榄一样的眼睛，不再苦恼，不再担惊害怕，心里马上就觉得轻松了。她不想违抗法律，她要服从法律。

等她写好了离职申请书，正要去交给里津的时候，有人叫她去接电话，是里蒙诺夫打来的。

他问她，明天晚上她是不是空闲，从塔什干来了一个人，说了一些那里的情形，挺有意思，还带来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问候。于是她又感受到另一种生活的气氛。

叶尼娅尽管不准备说，可还是对里蒙诺夫说了说有关户口的事。

他听她说，也不插话，后来他说：

“竟有这种事，真有意思：古比雪夫有爸爸的街道，可是不准女儿落户口，要把女儿撵出去。有趣。有趣。”

他略作思索，又说：

“这样吧，叶尼娅，您的离职申请书今天不要交，晚上我要参加州委书记召开的会议，我把您的事情说一说。”

叶尼娅道了谢，但是她以为里蒙诺夫把话筒一放，马上就会把她的事情忘了。不过她还是没有把离职申请书交给里津，只是问他，能不能通过军区司令部给她弄一张去喀山的船票。

“这倒好办，”里津说，并且把两手一摊，“就是公安机关难说话。有什么办法呢，古比雪夫实行一套特殊的制度。他们有专门指示。”

他问她：

“今天晚上您有时间吗？”

“没空，有事。”叶尼娅生气地说。

她一面往家里走，一面想，她很快就要看到妈妈、姐姐、姐夫、娜佳了，她在喀山一定会比在古比雪夫好些。她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伤心，为什么一进公安局就吓得发呆。不给办户口手续，就去它的吧……如果诺维科夫有信来，就请邻居们转往喀山去好啦。

早晨，她刚来上班，就叫她去接电话。有一个很有礼貌的声音请她上市公安局户籍股办理户口手续。

二十五

叶尼娅结识了住在这座宅子里的一位邻居——沙尔戈罗茨基。每次沙尔戈罗茨基突然转头的时候，似乎他那老大的、像雪花石膏一般的头就要从细细的脖子上掉下来，咚的一声落到地上。叶尼娅发现，老头子脸上那苍白的皮肤泛着柔和的蓝色光泽。叶尼娅很喜欢这种皮肤的蓝与眸子的蓝色冷光相搭配；老头子是高等贵族出身，她一想到恰好可以用表示高贵的蓝色来画老头子，就觉得十分好笑。

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沙尔戈罗茨基在战前的生活不如战争时期。现在他有一些活儿干了。苏联情报局约他写一些短文，写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苏沃洛夫、乌沙科夫，写俄罗斯军人的光辉传统，写十九世纪的诗人，如丘特切夫、巴拉丁斯基……

沙尔戈罗茨基告诉叶尼娅，从母系来说，他是罗曼诺夫王朝之前一支古老的公爵世家的后裔。他年轻时在省地方自治局任职，在地主子弟、乡村教师和年轻神甫们中间鼓吹彻底的伏尔泰主义和恰达耶夫思想。

他对叶尼娅说过他同省首席贵族的谈话。是四十四年以前的事了。

“您是俄罗斯一支古老世家的代表，可是居然向庄稼汉鼓吹，说人类起源于猴子。庄稼汉会问您：大公们是不是？皇太子是不是？皇后是不是？皇上本人是不是？……”

沙尔戈罗茨基继续进行思想宣传，结果他被流放塔什干。一年后他得到赦免，于是他出国到了瑞士。在瑞士他遇到很多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都知道这位古怪的公爵世家后裔。他参加辩论会、晚会，和一些人谈得很愉快，但是他不赞成任何人的主张。就在这时候，他和一个犹太大学生李别茨成了好朋友，李别茨是一个留着黑色胡须的崩得分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他回到俄国，住在他自己的庄园里，有时在《下诺夫哥罗德报》发表历史题材和文学题材的文章。

他不善经营家产，庄园由母亲管理。

沙尔戈罗茨基是唯一一个庄园未被农民触动的地主。贫农委员会甚至分给他一大车木柴和四十棵大白菜。他整日坐在家里唯一生了炉子、装了玻璃的房间里，读书，写诗。有一首诗他还念给叶尼娅听过。这首诗题为《俄罗斯》：

放眼四望，无虑无忧。

大平原，无边无沿。

老鸦悲怆地啼叫。

玩乐。大火。隐秘。

麻木不仁。

处处别具一格。

又惊人地雄伟。

他用心地念着一个一个的字，停顿、转折处都念得很清楚，长长的眉毛扬得高高的，然而他那宽大的额头并不因为扬起眉毛而显得小些。

一九二六年，沙尔戈罗茨基讲授起俄罗斯文学史。他抨击杰米扬·别德内，赞扬费特，参加当时非常风行的关于生活的真和美的辩论会。他声称自己反对任何国家形式，声称马克思主义是有局限性的学说，谈俄罗斯精神的可悲命运，直到又一次免费去了塔什干。他住在那里，一直不理解地理位置的转换在理论辩论中的作用。直到一九三三年底，他才得到允许迁到萨马拉他的姐姐那里去。他姐姐叶连娜·安德列耶芙娜是战前不久才死的。

沙尔戈罗茨基从来不请别人到自己屋里去。但是有一次叶尼娅到这位公爵后裔的住处看了看：书和旧报纸堆在角落里像山一样，一张张旧椅子摞在一起，几乎抵到天花板，镶了镀金框的画像摆在地板上。在蒙了红丝绒的沙发上放着一床皱皱巴巴、露出棉絮的棉被。

这是一个和善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没办法的人。通常大家都说这样的人有“孩子般的心灵、天使般的善良”。但是他可以默诵着他心爱的诗句，无动于衷地从伸手向他乞讨的饥饿的孩子或衣衫褴褛的老妪身边走过。

叶尼娅听沙尔戈罗茨基说话，常常想起自己的第一个丈夫，可是这位费特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一贯崇拜者与共产国际战士克雷莫夫太不相像了。

叶尼娅感到奇怪的是，克雷莫夫跟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子一样是俄罗斯人，但对俄罗斯美丽的风光，对俄罗斯民间故事和费特、丘特切夫的诗竟毫无兴趣。克雷莫夫从小就看重的俄罗斯生活中的一切，他认为在俄罗斯头等重要的一些人物，沙尔戈罗茨基却毫不感兴趣，有时甚至有些敌视。

对于沙尔戈罗茨基来说，费特是上帝，首先是俄罗斯的上帝。对于他来说，关于好汉菲尼斯特的故事和格林卡的组歌《彷徨》都是神奇的。而且，不管他多么赞赏但丁，他仍然认为但丁作品中没有俄罗斯音乐和诗歌那种神奇的魅力。

克雷莫夫却认为杜勃罗留波夫和拉萨尔，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恩格斯之间没什么区别。他认为，马克思高于一切俄罗斯天才人物，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毫无疑问胜过俄罗斯的音乐。也许只有涅克拉索夫是例外。他认为涅克拉索夫是全世界第一位诗人。有时叶尼娅觉得，沙尔戈罗茨基不仅可以帮助她认识克雷莫夫，而且可以帮助她看清她与诺维科夫将来的关系。

叶尼娅很喜欢跟沙尔戈罗茨基谈话。往往是从令人不安的战况谈起，然后沙尔戈罗茨基就议论起俄罗斯的命运。

“俄罗斯贵族，”他说，“是有罪于俄罗斯的，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芙娜。但他们也珍爱着俄罗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不应该得到丝毫宽恕。傻瓜，蠢货，饱食终日的饭桶，拉斯普京，米亚索耶多夫上校，椴树林荫道，逍遥自在的生活，没有烟囱的农舍，树皮鞋……一律完蛋。我姐姐有六个儿子死在加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我大哥又老又病，也在战斗中牺牲了，但是历史不给他们算上这些……应该算呀。”

叶尼娅常常听他评论文学，他的观点与现在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费特在普希金与丘特切夫之上。他对费特熟悉的程度，自然没有一个俄罗斯人能比得上，也许费特生前能记得的关于自己的事，还没有沙尔戈罗茨基知道的多。

他认为列夫·托尔斯泰太实际了，虽然承认他有诗意境界，却不看重他。他是看重屠格涅夫的，却认为屠格涅夫是一位不够深刻的天才作家。在俄罗斯小说家中，他最喜欢果戈理和列斯科夫。

他认为，摧残俄罗斯诗歌的祸首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对叶尼娅说，除了俄罗斯诗歌，他还爱三样东西：糖、太阳和睡觉。

他问道：

“我还没看到我的任何一首诗得到发表，难道我能死吗？”

有一天，叶尼娅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里蒙诺夫。他拄着疙疙瘩瘩的拐杖在街上走，敞着皮大衣，一条鲜艳的方格围巾从脖子上耷拉下来。这个头戴名贵的海狸皮帽的高大的人在古比雪夫的人群中显得非常奇怪。

里蒙诺夫陪叶尼娅走到门口。她请他进去喝杯茶。他凝神看了看她，说：

“好吧，谢谢，不管怎么说，为了户口的事，您应该请我喝两杯。”于是一面喘着粗气，一面上楼。

里蒙诺夫走进叶尼娅的小小的房间，说：

“唔，唔，这儿对于我这样胖大的身体来说，是很窄小的，不过，对于思想，也许是很宽敞的。”

他忽然用一种极不自然的语调和她谈起来，谈起自己的爱情理论和男女关系。

“维生素缺乏症，精神上的维生素缺乏症！”他喘着粗气说。“您要知道，这是一种很强的饥饿，就像非常需要盐的公牛、母牛和麋鹿那样。我自己身上没有的，我的家里人、我的妻子身上没有的，我就在我所爱的人身上找。妻子是维生素缺乏症的根源！于是男人就渴望在自己所爱的女人身上找到几年几十年在自己妻子身上找不到的东西。您明白吗？”

他抓住她的胳膊，抚摩起她的手掌，然后又抚摩她的肩膀，摸她的脖子、脑后。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用甜蜜的口吻问道。“非常简单嘛。精神上的维生素缺乏症！”

叶尼娅用冷笑和发窘的眼睛看着他那指甲修剪得光滑的白白的大手从她的肩膀溜到胸脯上，就说：

“看起来，维生素缺乏症不只是精神上的，也是肉体上的呢。”又用老师教训一年级小学生的口吻说：“别拉拉扯扯，真的，不准。”

他惊慌地看了看她，不过并不羞惭，倒是笑了起来。她也和他一起笑起来。

他们一面喝茶，一面谈艺术家萨里扬。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子来敲门了。

原来，里蒙诺夫早就从有些人的手稿和档案馆藏的信札中知道沙尔戈罗茨基的名字。沙尔戈罗茨基没读过里蒙诺夫的作品，但也知道他的名字。报纸列举专写历史军事题材的作家时，常常出现这个名字。

他们谈了起来，一感觉到有共同语言，便兴奋起来，高兴起来，在他们的谈话中不时出现一些名字，如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罗扎诺夫、吉皮乌斯、别雷、别尔嘉耶夫、乌斯特里亚洛夫、巴尔蒙特、米留可夫、叶夫列伊诺夫、列米佐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叶尼娅心想，这两个人好像把早已沉没的一个书籍、绘画、哲学体系和戏剧场景的世界从海底捞了出来。

里蒙诺夫忽然把她的这一想法说出口来：

“咱们好像把早已沉没的大西洲从海底捞出来啦。”

沙尔戈罗茨基伤感地点点头，说：

“是啊，是啊，不过您是俄罗斯的大西洲的考察者，我却是大西洲的居民，跟大西洲一起沉到了大洋底层。”

“这没什么，”里蒙诺夫说，“战争已经把一些人从大西洲捞到水面上来啦。”

“是啊，”沙尔戈罗茨基随口说，“结果共产国际的创造者再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只会重复说：俄罗斯土地是神圣的。”

他笑了笑。

“别着急，等战争胜利了，那时候国际主义者们就要说：‘我们的俄罗斯祖国是全世界的首领。’”

奇怪的是，叶尼娅感觉到，他们谈得这样热烈，这样没完没了，这样俏皮，不仅是因为高兴他们的相遇，不仅是因为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她明白，他们（一个已经完全老了，一个也早已上了年纪）一直都能感觉到她在听他们说话，他们都很喜欢她。这有多么奇怪呀。还有，奇怪的是，他们谈话她一点也不感兴趣，甚至觉得可笑，可同时又并非完全不感兴趣，而是有几分愉快。

叶尼娅望着他们，心想：“了解自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为过去的生活这样难过？为什么我这样怜悯克雷莫夫？为什么我一个劲儿地想着他？”

就像过去与克雷莫夫来往的那些共产国际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使她非常反感一样，现在沙尔戈罗茨基用嘲笑的口气说起国际主义者，她听着也很厌烦、很反感。就连里蒙诺夫的维生素缺乏论也不能帮她理清头绪。再说，这类事也跟理论无关。

她忽然觉得，她一直想着克雷莫夫，一直为他担心，仅仅是因为她在想念另一个人，但那个人她几乎完全没有想起来。

“难道我真的在爱他？”她惊讶地想。

二十六

夜里，伏尔加河上空的黑云散尽。被山谷里浓浓的夜色劈开的一座座山冈，在星空下缓缓荡漾着。

有时流星在天空划过，于是柳德米拉不出声地说：

“让托里亚活着吧。”

这是她唯一的祝愿。她对苍天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

当年她还在数学物理系上学的时候，就在天文研究所做过计算员。那时候她听说，流星在各个月份成群地迎着地球流动，有英仙流星群、猎户流星群，好像还有双子流星群、狮子流星群。她已经忘记，在十月、十二月跟地球相会的是哪些流星群了。但是让托里亚活着吧！

维克托责怪她，说她不爱帮助人，说她对他家的人不好。他认为，如果柳德米拉愿意的话，他母亲就会跟他们住在一起，不会留在乌克兰了。

当维克托的堂兄从集中营里放出来，即将被送往流放地的时候，柳德米拉不愿意让他留宿，怕房管所知道这事。她知道：母亲至今耿耿于怀，父亲病危时，柳德米拉正住在加斯普拉休假，等她度完假赶回莫斯科，已经是下葬后第二天了。

母亲有时和她谈起米佳，为他的事情担心害怕。

“他是一个老实孩子，一辈子都是这样。居然说他从事间谍活动，说他谋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简直是荒唐，胡说八道！什么人要这样造谣？是什么人要陷害忠实、正直的好人？”

有一天她对母亲说：

“你不能完全为他担保。没罪的人是不会抓起来的。”

现在她想起了当时母亲看她的那种目光。

有一次她对母亲说到米佳的妻子：

“我一辈子都讨厌她，说实在的，现在我还是非常讨厌她。”

现在她也想起了母亲的回答：

“可是你要知道，做妻子的因为不检举丈夫而被判十年徒刑，这说明了什么！”

随后她又回忆起，有一次她在街上捡到一条小狗，带回家中，可是维克托不愿意收养这条小狗，她便大声对他说：“你这人真冷酷！”

他这样回答她：

“唉，我的柳德米拉呀，我不希望你年轻漂亮，只希望你的善良心肠不只是对猫和狗。”

现在她坐在甲板上，第一次不袒护自己，不责怪别人，回想着一生中听到的一次次责难的话……有一次丈夫打电话时笑着对人说：

“自从我们家养了一只小猫，我能听到妻子亲热的声音了。”

有一次，妈妈对她说：

“柳德米拉，你怎么不肯可怜乞丐呢，你想想看：这是吃不饱的人向你吃饱的人乞讨呀……”

但是她并不吝啬。她是好客的，她做的一手好菜，在朋友们中间是出了名的。谁也看不见这天夜里她坐在甲板上哭。就算她心肠硬好了，她把所学的东西全忘了，她一点用处也没有，谁也不会喜欢她了。她已经发胖，头发也灰白，又有高血压，丈夫不爱她了，所以才觉得她冷酷无情。但是只要托里亚活着就行！她准备什么都承认，家里人认为她不对的地方，她都认错、改正，只要托里亚活着就行！

为什么她一直记着自己的第一个丈夫呢？他在哪儿？怎么能找到他呢？为什么她没有给他在罗斯托夫的姐姐写信？现在想写也不行了，那里有德国人。他姐姐如果知道托里亚的情况，会告诉他的。

轮机轰鸣，甲板颤动，水花拍溅，天空的星光全混合到一起，融汇到一起，于是柳德米拉睡着了。

黎明渐渐近了。夜雾在伏尔加河上飘荡，似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沉没在雾中。忽然跃出一轮红日，好像又迸发出希望。蓝天倒映在水中，阴郁的秋水呼吸起来，太阳也好像在浪花上雀跃。岸坡上夜里落了厚厚的一层白霜，红色的枫树在白霜里显得分外悦目。晨风吹来，雾气消散，世界变得像玻璃一般明净剔透。不论是明亮的朝阳还是蓝天碧水，都没有一丝暖意。

大地是辽阔的，大地上的森林看去也是无边无际的，其实既能看到森林的头，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无穷无尽的。

像大地一样辽阔、一样长久的，是痛苦。

她看到坐在一等舱里的人民委员会领导干部，穿着草绿色大衣，戴着灰色羊羔皮军帽。在二等舱里坐的是显要们的妻子和丈母娘，穿着打扮都与身份相称，似乎妻子们有妻子们的特别服饰，丈母娘和妈妈们也有自己的特别服饰。妻子们穿皮袄，戴白色长绒毛头巾；丈母娘和妈妈们穿蓝呢子皮袄，黑色羊羔皮翻领，咖啡色头巾。跟她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都流露着苦闷和不满的神情。从舱房窗户里可以看到这些乘客带了很多吃的东西。柳德米拉经验丰富的眼睛很容易看清装在各种容器里的东西。有蜂蜜，有炼过的油，装在一个个罐子坛子里，用火漆封了口的黑色大瓶里，顺着伏尔加河，朝下游而去。有些高等乘客在甲板上散步，从他们谈话的片断可以听出来，他们最关心的是从古比雪夫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柳德米拉觉得，那些高等女乘客看到坐在过道里的红军士兵和尉官们，表情都很冷漠，好像她们都没有儿子和兄弟在前方。

在播送苏联情报局的晨间新闻的时候，她们并不跟那些睡眼惺忪的战士和水手一起聚在喇叭下面听，而是走来走去干自己的事情。

柳德米拉从水手们那里打听到，这艘船是包给一些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的，他们要经过古比雪夫回莫斯科，军事机关命令这艘船在喀山停靠，上一部分军队和普通乘客。原定的合法乘客们大闹了一场，反对让军人上船，还打电话给国防委员会特派员。

这些开赴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竟然觉得自己挤了合法的乘客，脸上露出歉疚的神气，令人感到说不出的奇怪。

柳德米拉觉得，高等女乘客们那种心安理得的眼神特别使人难以忍受。老奶奶们把孙子唤到跟前，一面继续说话，一面很熟练地把糖果往孙子们嘴里塞。等到从船头的一个舱里走出一个穿黄鼬皮皮袄的小个子老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在甲板上玩儿，女乘客们都慌不及待地向她鞠躬、微笑，而在那些政治活动家们的脸上则出现了亲切和诚惶诚恐的表情。

如果现在广播电台宣布开辟了第二战场，列宁格勒包围圈已经突破，他们谁也不会动一下；但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莫斯科列车的国际车厢已经取消，一切战争大事就会被争购软卧票和硬卧票的劲头儿淹没。

真奇怪呀！柳德米拉也穿着灰羊羔皮袄，戴着长绒毛头巾，论服装也跟一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差不多。不久前她也曾争着购买卧铺车票；维克托到莫斯科出差，没买到软席票，她还生气呢。

她对一位炮兵中尉说，她的儿子也是炮兵中尉，受了重伤，现在躺在萨拉托夫军医院里。她跟一个有病的老奶奶谈到玛露霞和薇拉，谈到身在沦陷区的婆婆。她的痛苦，跟这甲板上的痛苦气氛，跟那种总是牵连着军医院、前线坟地与乡村农舍、无名空地上没有门牌的棚屋的痛苦，是一样的。她离家时没有带茶杯，没有带面包；似乎她一路上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

但是，从早晨起，她在船上就非常想喝水，她知道，她要受罪了。第二天，红军战士们和船上司炉商量好，在机器舱里煮了一锅麦粒儿汤，把柳德米拉叫去，给她盛了一饭盒汤。

柳德米拉坐在空箱子上，用别人的饭盒和调羹喝起热汤。

“这汤好极啦！”一名炊事兵对柳德米拉说。因为她没有作声，炊事兵又问她：“怎么，不好吗？不是浮着一层油吗？”

红军战士请她喝汤，又希望她夸汤好喝，她可以感受到战士的大方和朴实。

一名战士的自动步枪出了毛病，弹簧塞不进去，就连带红星勋章的准尉也没办法，她却帮着把弹簧塞了进去。

柳德米拉听了几名炮兵尉官的争论，她拿起铅笔，帮他们解了一道三角公式。

解出公式以后，一名原来喊她“女公民”的中尉忽然问起她的名字和父名。到夜里，柳德米拉依然在甲板上徘徊。

河上弥漫着冰一般的寒气，下游来的狂风从黑暗中冲来。头顶上星光闪烁；高悬在她的不幸的头上的、由火与冰构成的无情的天空，既不能给人安慰，又不能使人安宁。

二十七

轮船抵达战时临时首都之前，船长接到命令，要继续往前开，开往萨拉托夫，接运萨拉托夫军医院的伤员。

坐在一、二等舱里的乘客开始准备下船了。他们把提箱、公文包拿出来，放到甲板上。

开始看到工厂的轮廓，一座座铁皮顶的楼房、棚屋，似乎船尾的水声也变了，轮机声也变得更惶惶不安了。

然后，宽阔的萨马拉河开始慢慢出现。河水有灰色的、红色的、黑色的，有时像光闪闪的碎玻璃，有时裹在一股股工厂与火车头喷出的灰烟之中。

在古比雪夫下船的乘客站到了船舷边。

下船的人并不彼此道别，也不向留下的人点头致意。他们在路上没有交朋友。

一辆“齐斯-101”牌的小汽车等候着穿黄鼬皮皮袄的老奶奶和她的两个孙子。一个穿将军呢大衣的黄脸男子向老奶奶行了一个军礼，又跟两个孩子握了握手。

过了几分钟，带着孩子、提箱和公文包的乘客们消失了，就好像本来就没有他们似的。

轮船上只剩下许多军大衣和棉军装。

柳德米拉觉得，这些人都是由共同的命运、劳动和痛苦联结在一起的，现在她在这些人当中，呼吸起来就轻松些、痛快些了。

可是，她错了。

二十八

在萨拉托夫迎接柳德米拉的是粗暴和冷酷。

她一踏上码头，就和一个身穿军大衣的醉汉相撞，醉汉打了一个趔趄之后，一把把她推开，又骂了一句脏话。

柳德米拉顺着石子铺砌的很陡的岸坡往上爬，爬了一会儿，停了下来，喘着粗气，回头看了看。那轮船在下面，在一个个灰色的码头货栈中间显得很白。轮船好像知道她在向它告别，发出低低的、断续的汽笛声，好像在说：“你走吧，走吧！”于是她走了。

在上电车的时候，一些年轻女子一声不响地拼命推挤老年人和病弱的人。有一个头戴红军帽的盲人，看样子是从军医院出来不久的，还不会摸索着单独行动，两只脚急急慌慌地倒换着，拿小棍儿在面前直捣。他像个孩子一样急切地抓住一个不怎么年轻的妇女的衣袖。那妇女把胳膊一抽，朝旁边跨了一步，钉了铁掌的靴底在石子路面上叮当响了两声。他还要去抓她的袖子，并且连忙解释说：

“请帮我上车，我是刚从军医院出来的。”

那妇女骂了一声，把瞎了眼的伤兵一推，那伤兵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到马路上。

柳德米拉看了看那妇女的脸。

这种无人性的表情是从哪儿来的？来自什么？是来自她在童年经历过的一九二一年的饥荒？来自一九三〇年的大批大批的死亡？还是来自穷困艰难的生活？

那盲人愣了一会儿，然后一下子站起来，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

盲人拿棍子在空中敲打着，在这种乱摇乱打中，表达着他对冷酷的明眼人的世界的痛恨。人们推搡挨挤着往车上爬，他站在那里又哭又叫。柳德米拉怀着希望和挚爱，把他们联结为一个辛劳、贫穷、善良和痛苦的大家庭的这些人，就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坚决不做人道的事情。他们似乎商量好了要推翻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穿油污衣裳、在劳动中弄黑了手的人，心肠必定是善良的。

柳德米拉的心触到一种令人难受的、黑沉沉的东西，就好像来到俄罗斯那数千里的贫瘠土地上，感到寒冷与黑暗，这是置身现实生活的冻土带时的无可奈何。

柳德米拉问女售票员，应该在哪儿下车。女售票员冷冷地说：

“我已经说过了。你聋了吗？”

有些乘客站在电车通道上。问他们是不是要下车，他们也不回答，像石头一样，动也不动。

过去柳德米拉曾经上过萨拉托夫女子中学初级预备班。冬天的早晨，她坐在饭桌旁，悠荡着两条腿，喝着茶，她心爱的父亲给她往热烘烘的白面包上抹奶油，灯光映照在茶炊圆圆的肚子上。她不愿意离开父亲温暖的手，不愿丢下热烘烘的面包，不愿离开热气腾腾的茶炊。似乎那时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寒风，没有饥饿，没有自杀的人，医院里没有奄奄一息的孩子，只有温暖，温暖，温暖。

她的大姐索菲亚死于喉炎，就葬在这里的坟地。妈妈给大姐取名索菲亚，为的是纪念因为谋刺沙皇而被处死的女革命家索菲亚·里沃菲娜·佩罗夫斯卡娅。爷爷好像也葬在这里的坟地。

她来到一座三层的学校大楼跟前，这就是托里亚所在的军医院。

门口没有岗哨。她觉得这是好兆头。她感觉到医院里的空气，气味是那样浓重，就连冻得要死的人也不会喜欢这里的温暖，宁愿离开这里再上寒冷的地方去。她从厕所旁边走过，门口还挂着过去的牌子：“男生厕所”、“女生厕所”。她经过走廊，厨房里的气味朝她扑来。她又往前走，透过蒙了一层水汽的玻璃看到院子里堆着不少长方形的棺材。她又像在家里拿着未打开的信那时候一样，心想：“天啊，万一已经死了呢。”可是她放大了步子又朝前走去，走上灰灰的地毯，从一个个床头小柜和她所熟悉的天门冬和蓬莱蕉中间穿过，来到一个门口，门口挂着“四年级”的牌子，并排挂着手写的牌子：“病历室。”

柳德米拉抓住门把手。阳光穿过乌云，射在窗户上，四周一下子都亮了。过了几分钟，爱说话的管理员一面在被阳光照得亮闪闪的长匣子里翻着病历卡，一面对她说：

“噢，噢，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阿……哦……阿纳托里·维……噢……您很幸运，没有碰到我们的警卫长。不脱大衣，他要是看见了，够您受的……噢，噢……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就是，就是，就是他，中尉，不错。”

柳德米拉看着他的手从长长的胶合板匣子里抽出卡片，她似乎站到了上帝面前，等候上帝告诉她是死是活，可是她一时之间呆住了，弄不清她的儿子是死了还是活着。

二十九

柳德米拉来到萨拉托夫的时候，给托里亚做过上一次手术，即第三次手术之后，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做这次手术的是二级军医麦捷尔。手术又复杂，时间又长。托里亚有五个多钟头处在全身麻醉状态中，两次静脉注射安眠朋钠。军医院的军医和医科大学的临床医生中，都没有人在萨拉托夫做过类似的手术，只见过文字材料，美国一份军事医学杂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过类似手术的记载。

因为这项手术特别复杂，在做过例行的x光检查之后，麦捷尔医生曾经和托里亚进行过长时间的、坦率的交谈。他向托里亚解释了重伤之后在他机体内发生的病理变化的性质。同时医生也坦率地说了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危险。他说，会诊的医生的意见并不一致，老医师罗季奥诺夫就反对这次手术。托里亚向麦捷尔医生提了两三个问题，略作思索之后，就在x光室里表示同意做手术。为这次手术做准备，用了五天时间。

手术从上午十一点开始，到下午四点多钟才结束。在做手术的时候，军医院院长、军医季米特鲁克也在场。在场观察手术的医生们都认为，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麦捷尔医生在手术台边当机立断，正确地解决了事先未料到的以及文字记录中不曾提到的难题。

手术时病人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脉搏正常，没有减弱。下午两点钟左右，已经不年轻的、胖大的麦捷尔医生感觉体力不支，只好暂停几分钟。内科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戊酸薄荷脑脂，之后麦捷尔医生再也没休歇，一直把手术做完。可是，手术结束后不久，托里亚刚刚被送进隔离病房，麦捷尔医生就心绞痛发作，情况很严重。只有一再地注射樟脑剂，服用硝化甘油，到夜里才把心绞痛压下去。显然，心绞痛是神经紧张和健康欠佳的心脏超负荷工作引起的。

值班护士捷连季耶娃遵照指示观察托里亚中尉的病情。克列斯托娃医生走进病房，摸了摸尚处在昏迷状态的托里亚的脉搏。病人的情况很好，克列斯托娃对护士说：

“麦捷尔把沙波什尼科夫中尉救活了，可是麦捷尔自己差点儿送命。”

护士捷连季耶娃说：

“噢嘿，万一光是中尉托里亚活下来，那才够受呢！”

托里亚呼吸几乎没有声音。他的脸一动也不动，细细的手臂和脖子就像是小孩子的，苍白的皮肤上还保留着战地作业和草原行军中晒黑的痕迹，就像隐隐约约的影子。托里亚的状况介乎昏迷和睡梦之间：一方面是麻醉药的力量尚未完全消退，一方面是体力和精力受到巨大消耗。

托里亚迷迷糊糊地吐出一些不相关的词儿，有时也说出连贯的句子。捷连季耶娃觉得他好像很快地说了一句：

“你没看到我这个样子，太好了。”

说过这一句以后，他不作声了，两个嘴角耷拉下来，就好像他在昏迷中不出声地哭了。

晚上八点左右，他睁开眼睛，并且很清楚地说要喝水，护士一见这情形，非常高兴，非常惊讶。她告诉他，他现在不能喝水，又告诉他，手术十分成功，完全可以复原。她问他感觉如何，他回答说，背部和腰侧都不怎么疼痛。

她又试了试他的脉搏，往他的嘴上和额头上敷了湿毛巾。

这时候卫生员麦德维杰夫走进病房，说外科主任普拉托诺夫医生打电话找护士捷连季耶娃。捷连季耶娃来到值班室里，拿起话筒，向普拉托诺夫汇报说，病人已经醒了，就一个经过大手术的病人来说，情况完全正常。

护士捷连季耶娃要求派人接替她，她要上市军委会去，因为给她丈夫的领款证的地址写错了。普拉托诺夫答应让她去，但叫她继续观察一会儿，等会儿普拉托诺夫亲自来接替她。

护士捷连季耶娃回到病房。病人依然躺着未动，还是她离开时那个样子，但脸上的痛苦表情不那么强烈了：嘴角抬上去了，脸色平静，似乎在笑。看样子，一直很痛苦的表情使托里亚的脸显得苍老，现在这一副笑脸使护士捷连季耶娃感到吃惊：那瘦小的脸，那苍白而饱满、微微撅起的嘴唇，没有一丝皱纹的高高的额头，似乎不是属于一个成年人，甚至也不属于一个大孩子，而是属于一个小孩子的。她问他感觉如何，他没有回答，看样子，是睡着了。

捷连季耶娃又看了看他脸上的气色，有点儿不放心。她抓起他的手，没有摸到脉搏，手只是多少有一点儿热乎，这是勉强能感觉到的余热，就好比前一天生的炉子，早已熄灭，但到早晨还保留着一点儿微热。

尽管护士捷连季耶娃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可是她跪了下来，为了不惊动活着的人，轻轻地、像农村妇女那样哭号起来：“我们的亲人呀，最最心爱的人呀，你怎么就走了呀？”

三十

军医院里已经知道沙波什尼科夫中尉的母亲来了。接待死者母亲的是军医院政委、营级政委希曼斯基。他是一个漂亮男子，听口音可以知道他是波兰出生的。他皱着眉头等待柳德米拉到来，他以为她必然要流泪，也许还会昏过去。他用舌头舔着刚长出来的胡子，为死去的中尉、为死者的母亲难过，并且因此也生起中尉和他妈妈的气：如果每一个死去的尉官的妈妈都需要接待，神经怎么能受得了呀？

希曼斯基请柳德米拉坐下，在开始谈话之前，先递给她一杯水。于是她说：

“谢谢您，我不渴。”

她听他谈了手术前会诊的情形（这位政委认为没必要说有一人曾经反对做手术），谈了这次手术的困难，谈了这次手术进行得很好；又说，医生们认为，对于沙波什尼科夫中尉这样的重伤，应该做这种手术。他说，沙波什尼科夫死于心脏麻痹，经过三级军医鲍尔德廖夫病理解剖，得出结论：这次突然变化，医生是无法预测，也无法排除的。

接着政委又说到，军医院来的病人成百上千，可是很少有人像沙波什尼科夫中尉这样受到医护人员喜爱。他又自觉，又文雅，又有礼貌，总是不好意思提什么要求，怕麻烦医护人员。

希曼斯基说，一个做妈妈的，养育出这样一个忠诚无私地把生命献给祖国的儿子，应当感到自豪。

然后，希曼斯基问她，对医院领导有没有什么要求。

柳德米拉说，占用政委不少时间，请多原谅，接着她从小包里抽出一张纸，念起自己的要求。

她要求把儿子的埋葬地点告诉她。

政委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并在小本子上记下来。

她希望和麦捷尔医生谈一谈。

政委说，麦捷尔医生听说她来了，也很想和她见见面。

她要求见见护士捷连季耶娃。

政委点点头，又在小本子上记了一下。她要求把儿子的遗物给她，作为纪念。

政委又记了记。

然后她要求把她给儿子带来的礼物转送给别的伤员，接着就把两罐鲱鱼罐头和一包糖果放到桌子上。

她的眼睛和政委的眼睛相遇。政委的眼睛遇到她那蓝蓝的大眼睛的光芒，不由得眯缝起来。

希曼斯基请柳德米拉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到医院来，她所有的要求都不成问题。

政委看了看已经关上的门，看了看柳德米拉要求转送其他伤员的礼物，他摸了摸自己手上的脉搏，没有找到脉搏，就把手一挥，喝起水来，这水便是开始谈话前请柳德米拉喝的那一杯。

三十一

似乎柳德米拉没什么空闲时间。夜里她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在公园里的长椅子上坐了坐，到车站里面暖和了一阵子，就又迈着郑重其事的快步子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

她所要求的事，希曼斯基全给办了。

上午九点三十分，护士捷连季耶娃来见柳德米拉。

柳德米拉请她说说她所知道的有关托里亚的一切。

柳德米拉穿上罩衫，和捷连季耶娃一同登上二楼，从她儿子当时进手术室经过的走廊走过，在一个单间病房的门前站了一会儿，看了看这天上午空出来的病床。护士捷连季耶娃一直走在她旁边，用手帕揩着鼻子。柳德米拉又下到一楼，捷连季耶娃便和她分开了。不久，接待室里进来一个人，白头发，胖大的身子，黑黑的眼睛下面有两个黑黑的圈儿。麦捷尔医生浆过的白罩衫跟他那黑黑的脸和睁得老大的黑眼睛相比，显得很白很白。

麦捷尔对柳德米拉说了说，为什么罗季奥诺夫教授反对做这次手术。柳德米拉想问的事，他似乎全猜到了。他对她说了说手术前他和托里亚谈的话。他很理解柳德米拉的心情，一丝不苟、毫不隐瞒地讲了一遍手术过程。

然后他说，他对中尉托里亚有一种特殊感情，几乎是一种父爱。在这位医生低沉的声音中，有一种碎玻璃碴一样的声音又尖细又悲戚地响起来。她第一次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双很特别的手，似乎不是长在这个眼神悲戚的人的身上的。那手粗大而沉重，手指头黑黑的，粗实有力。

麦捷尔把一双手从桌上抽回去。他似乎在念她心中的想法，说：

“能做的事，我全做了；但结果是，我的手加快了他的死亡，而没有战胜死亡。”他又把一双手放到桌子上。

她明白，麦捷尔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他说的有关托里亚的每一句话，她都非常希望听，但每一句都让他痛苦又难受。可是，他这些话里还有一种很难受的沉重感。她觉得，麦捷尔医生希望和她见面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他自己。这使她心中对麦捷尔产生了不好的感觉。

在麦捷尔医生要走的时候，她说，她相信他为了挽救她的儿子，能做的事全做了。他沉重地喘了一口气。她感觉到，她的话使他轻松了。这样她又明白了，他因为感到自己有权从她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希望和她见面，于是和她见面了。

她带着责备的意味在心里想道：“难道还要从我这里得到安慰吗？”

麦捷尔走后，柳德米拉便朝戴皮帽的警卫长走去。他向她行了一个军礼，用嗄哑的声音报告说，政委指示用小汽车把她送到安葬的地方去，小汽车还要等十分钟才来，因为有人用车到票证发放处送文职人员名单去了。中尉托里亚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最好是从坟地回来后再带走。

柳德米拉提出所有的要求全做到了，而且一丝不苟，不打折扣，就像执行军令一样。不过，从政委、护士、警卫长对她的态度中可以感觉出来，这些人也想从她这里得到宽恕和安慰。

政委因为医院里常常死人，感到自己有责任。在柳德米拉来医院之前，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医院嘛，总是要死人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医疗服务工作的组织安排，并未引起上级领导的责难。经常使他受批评的是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很好地报导伤员的顽强精神。

部分伤员不相信战争能胜利，还有一部分政治落后的伤员，对集体农庄制度抱有敌对情绪，恶意攻击，他跟这些斗争不够坚决。在医院里还有一些伤员传播军事机密的事件。

军区卫生部政治处曾经把希曼斯基叫了去，告诉他，如果特别处再次汇报说医院思想混乱，就要把他调到前方去。

现在政委见到死去的中尉的妈妈，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昨天死了三名伤员，可是昨天他还洗了淋浴，让炊事员用炖好的酸白菜给他做了可口的下酒菜，喝了从市商业局弄来的一小桶啤酒。护士捷连季耶娃见到死去的中尉的妈妈也感到羞愧，因为她的丈夫是军事工程师，在集团军参谋部工作，没有上过前方，她的儿子比托里亚还大一岁，却在飞机工厂设计处工作。警卫长羞愧的是，他是一名基干军人，却在后方医院工作，他还把一匹上等的华达呢衣料和一双精制的毡靴寄回家，可是死去的中尉留给妈妈的只有棉军装。

经管死去伤员的殡葬事务的司务长，厚嘴唇，大耳朵，他在陪同柳德米拉前往坟地的时候，也感到羞愧。棺材都是用薄薄的废木板钉成的。死者只穿着内衣入殓。普通士兵的棺材排得十分拥挤，都成为合葬的坟墓。坟上的墓碑都是未刨光的木牌，文字写得歪歪扭扭，而且是用容易褪色的颜料写的。当然，师卫生营里的死者都是直接埋进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呢，木牌上的字是用变色铅笔写的，一下雨就冲掉。还有那些死在战斗中，死在森林里、沼地上、山沟里、旷野上的人，还常常得不到安葬呢，埋葬他们的往往是沙土、枯叶、风雪。

但是，当这位妇女跟他一起坐在汽车里，问他怎样安葬死者，问他是不是合葬，给死者穿什么服装，在坟地上是否致悼词的时候，他还是因为棺材木料太差而感到羞愧。

他感到不好意思，还因为他在出来之前曾跑到军需仓库一个朋友那里去，喝了一小罐加水的药用酒精，还就着大葱吃了一块面包。使他感到难为情的，是汽车里充满了他呼出来的酒气和大葱气味，可是，不论他多么难为情，不呼吸是不行的。

他愁眉苦脸地望着挂在司机前面的反光镜。在这四四方方的小镜子里映照出司机那一双带笑的、使司务长感到惭愧的眼睛。

“司务长，你喝醉啦！”司机那一双年轻而快活的眼睛不客气地说。

所有的人在牺牲了儿子的母亲面前都感到羞愧，而且，不论人类历史多么长久，想对她说明自己无愧，都是徒然的。

三十二

劳动营的士兵们正从卡车上往下卸棺材。他们不声不响，不慌不忙，可以看出他们干这种活儿已经熟练和习惯了。一个人站在车斗里，把棺材推到边沿上，另一个人用肩膀接住，往外一拖，又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用肩膀接住棺材的另一边。他们咯吱咯吱地踩着上了冻的土地，把棺材抬到宽大的合葬坟里，贴着坟坑的边放好，又回到卡车跟前。等到卸空了的卡车回城里去了，士兵们便在墓穴旁的棺材上坐下来，拿出一叠废纸和一丁点儿烟丝卷烟卷儿。

“今天好像空闲些。”一个士兵说着，用装配得很好的打火家什打起火来——细绳的火绒塞在铜弹壳里，火石嵌在里面。这个士兵把火绒摇了两下，就冒出烟来。

“司务长说，今天就一汽车，再没有了。”另一名士兵说着，喷了一大口烟，抽起烟卷儿。

“那咱们可以封坟啦。”

“过一会儿当然好些，他还要拿名单来，要检查。”另一名没抽烟的士兵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打了打灰，又轻轻吹了吹，便吃起来。

“你跟司务长说说，让他给咱们发铁钎。这地冻了好几尺厚，明天还要挖新坟，像这样的地用铁锹能挖得动吗？”

刚才在打火的那一名士兵，用手叭叭拍了两下，把木头烟嘴里的烟灰拍出来，又轻轻地拿烟嘴在棺材盖上敲了敲。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好像在听什么。什么声音也没有。

“听说，要给劳动营发干粮了，是真的吗？”吃面包的士兵说。他把嗓音放得很低，为的是不打搅棺材里的死者，知道他们对这些话不感兴趣。

另一个抽烟的士兵把烟灰从长长的芦苇烟嘴里吹出来，又对着亮光朝烟嘴里看了看，摇了摇头。

还是没有什么声音。

“今天天气不坏，就是有风。”

“听，汽车来了，这一下子咱们要干到中午了。”

“不对，这不是咱们的大汽车，是小汽车。”

从小汽车里走出他们熟悉的司务长，接着出来的是一位戴头巾的妇女。他们朝铁栏杆那边走去，在上个星期之前都是在那里埋死人，后来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就不在那里挖坟了。

“埋葬军人，没有一个人送葬，”一名士兵说，“在和平时期，你要知道，一口棺材，后面上百人捧着鲜花。”

“也有人哭这个人的。”一名士兵用厚厚的长圆形指甲很有礼貌地敲了敲棺材板，指甲因为干活儿磨得像海边石子一样光溜。“只不过那些眼泪咱们看不到……瞧，司务长一个人来了。”

他们又抽起烟来，这一次三个人都抽了。司务长走到他们跟前，和善地说：

“同志们，咱们都抽烟，谁又替咱们干活儿呢？”

他们一声不响吐出三个烟团儿，接着，刚才打火的那个士兵说：

“你也抽一口吧，听，咱们的卡车又来了。我从马达声能听出来。”

三十三

柳德米拉走到一个坟包前面，念了念写在胶合板上的儿子的姓名和军衔。她清楚地感觉到，在头巾下面的她的头发动了起来，不知是谁的冰冷的手指头在拨弄她的头发。

左边，右边，直到栏杆边，全是灰灰的坟包，没有青草，没有鲜花，只有插在坟土里的一根根木杆。木杆顶上钉着胶合板，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姓名。胶合板有许多，密密麻麻，全都是一个样子，很像田野里长得很茂盛的庄稼。

她现在终于找到了托里亚。有多少次，她拼命猜想，他在哪儿，在干什么，想什么，他是倚着战壕的土壁打瞌睡，还是在路上走，是不是一只手端着茶缸、另一只手拿着糖块喝茶，是不是冒着枪林弹雨在田野上奔跑……她很希望跟他在一起，他需要有妈妈——她可以给他斟茶，对他说：“再吃块面包吧。”她给他脱鞋，给他洗磨出泡的脚，给他脖子上围围巾……每次他走了，她都无法找到他。现在她终于找到了托里亚，可是他已经不需要她了。

稍远处可以看到革命前的一些坟墓，坟前还有大理石十字架。那些十字架就像是一群谁也不要、跟谁也没有关系的老头子——有些歪倒在一旁，有些软弱无力地靠在树上。

天空好像是真空的，好像有人把空气抽光了，头顶之上，空空荡荡，只有干燥的灰尘。可是无声无息然而马力强大的气泵还在抽天空的空气，不停地抽着，抽着。柳德米拉觉得不仅已经没有天空，而且没有信念，没有希望，在巨大的没有空气的天地间只剩下灰灰的冻土块垒成的一个小小的土丘。

一切活着的，母亲，娜佳，维克托的眼睛，战报，一切都不再存在了。

活着的，成了死的了。世界上只有托里亚活着。可是，周围多么静呀。他是不是知道她来了……

柳德米拉跪下来，为了不惊扰儿子，轻轻地把写着儿子姓名的胶合板扶正。她记得，过去她送他上学的时候，给他理衣领，他总要生气。

“瞧，我来了，你也许在想，怎么妈妈还不来……”

她说起话来，声音小小的，怕栏杆外面有人听见。

公路上奔驰着汽车，黑糊糊的、花岗岩般的卷地的风雪在旋转，茫茫一片，在柏油路面上又绕圈儿，又打旋儿……背着口袋的人、提着牛奶桶的女人都穿着军靴，橐橐地走着，身穿棉袄、头戴棉军帽的孩子们跑着去上学。

但是她觉得这到处在活动的世界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幻景。

多么静啊。

她和儿子在说话，回忆着他过去生活中的细节，于是这些仅仅存在于她的记忆中的往事充满了天地间，到处是孩子的声音、眼泪，翻看小人书的沙沙声，小调羹敲打白碟子边儿的响声，自己装配的收音机的咝咝声，滑雪板的哧哧声，别墅池塘里船桨的划水声、剥开糖果纸的沙沙声，闪来闪去的孩子的脸、肩膀、胸膛。

他的眼泪、苦恼，他的好的、不好的行为，都因为她的绝望而复活了，一切如在眼前，好像可以触摸到。

她不是回忆死去的儿子，而是为他的实际生活操起心来。

干吗要在这么弱的灯光下通宵看书呀。这么年轻就开始戴眼镜，以后怎么办啊……

瞧，他就穿着薄薄的布衬衣躺在这儿，光着脚，怎么不给他盖被子，这地冰凉冰凉的，到夜里还有老厚的霜呢。

柳德米拉鼻子里忽然涌出鲜血。头巾都湿透了，沉甸甸的。她头晕，眼睛发黑，有一会儿她觉得就要昏过去。她闭上眼睛。等她把眼睛睁开，在她的悲痛中复活的世界已经消失，只有被风卷起的灰色尘土在坟墓上面盘旋着；好像是一会儿这座坟，一会儿那座坟，冒起灰烟。

奔流在坚冰之上、把托里亚从黑渊中托出来的那股仙水流走了，消失了；在母亲的绝望中出现的那个世界，一时间冲破现实的桎梏、要取代现实的那个世界，又不见了。她的绝望好像变成了上帝，让儿子从坟墓里站起来，让空中布满新的星星。

在过去的这几分钟里，世界上只有托里亚活着，其余的一切都有赖于他。但是，母亲的强大力量不能长久地使大量的人群、大海、道路、土地和城市服从死去的托里亚。

她把头巾按到眼睛上，眼睛是干的，头巾却被血湿透了。她觉得她的脸上沾满黏糊糊的血。她弯着腰坐着，渐渐平静下来，不由得在思想上迈着小小的起步，开始承认托里亚不在人世。

医院里的人见她这样平静，听到她提的问题，都感到吃惊。他们不知道，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很清楚的事实，没有意识到托里亚已经不在人世。她对儿子的感情太强烈了，以至于既成事实的威力丝毫不能动摇这种感情，所以他还继续活着。

她已经失去理智，谁也没看出这一点。她终于找到了托里亚。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

她的心还要经历长时间的痛苦，直到几年、也许几十年之后，慢慢地、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堆起自己的坟包，在心里清醒地感觉到永远失去了儿子，才会在既成事实的威力面前屈服。

劳动营的士兵干完活儿，已经走了。太阳就要落山，坟地上的胶合板投出了长长的影子。只剩柳德米拉一个人。

她想，应该把托里亚的死讯通知亲属们，通知在集中营里的他的父亲。一定要通知父亲。要通知亲生父亲。托里亚在手术之前想些什么呢？他吃得怎样呢？还用调羹吃饭吗？他是不是有时也侧着睡呢？还是仰着睡？他喝水喜欢加柠檬和糖呀。现在他是怎样躺着的？头发理过没有？

大概由于心里的痛苦过于沉重，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黑沉了。

她突然想到，自己的痛苦永无尽期；将来维克托会死，她的女儿的后代们也会死。她会一直痛苦下去。

在悲痛过分沉重，内心支持不住的时候，现实与柳德米拉心中浮现的世界，界限再次消失了，她的爱打退了永恒。

她想，干吗要把托里亚的死讯通知他的生父，通知维克托和所有亲属？要知道，情况还完全不能肯定呀。最好是等一等，也许，还能好转呢。

她小声说：

“你也不必告诉任何人，情况还一点不清楚呢，还会好起来呢。”

柳德米拉拿大衣襟盖住托里亚的腿。她又从头上摘下头巾，盖住儿子的肩膀。

“上帝，可不能这样，怎么能不盖被子。哪怕把腿盖一盖也好。”

她想得出神了。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继续同儿子说话，责备他写信写得那样短。她渐渐清醒，给儿子拉了拉被风吹到一边去的头巾。

她跟儿子两个人在一起，谁也不打搅他们，多么好呀。谁也不喜欢他，都说他不漂亮：嘴唇又厚，又往上翻。都说他行动古怪，动不动就生气，发火。同样，谁也不喜欢她，家里人光看她的缺点……我的可怜的孩子，我的腼腆的、不漂亮的好儿子呀……只有他喜欢我，现在，在这黑夜里，在坟地上，只有他和她在一起，他再也不离开她，等她成了一个没人要的老婆子，他还会爱她……他是一个多么不圆滑的人啊。从来不要求什么，又羞怯，又可笑；一位女教师说，他在学校里成了取笑的对象；大家逗他，捉弄他，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托里亚呀，托里亚，可别丢下我一个人。

后来，天亮了。伏尔加彼岸的草原上升起冷冷的红光。汽车吼叫着从大路上驶过。

精神狂乱的状态过去了。她坐在儿子坟前。儿子的身体被黄土埋了。儿子没有了。她看到自己肮脏的手指，看到铺在地上的头巾，她的两腿麻木了，觉得她的脸也弄脏了。她的喉咙里发痒。

她对一切都冷漠了。如果有人告诉她，说战争结束了，说她的女儿死了，她会无动于衷。如果旁边有一杯热牛奶，有一块热面包，她连动都不会动，手也不会伸一下。她坐在地上，既不操心，又无思虑。一切都无所谓，什么都不需要。只有不肯休歇的痛苦紧压着她的心，冲打着她的两边鬓角。医院里的人、穿白衣的医生说起托里亚的事，她看到他们那张开又合上的嘴，却没有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地上有一封信，是从大衣口袋里掉出来的，是军医院给她的那一封，她也不想捡起来，抖一抖上面的灰土。她无意识地想起，托里亚两岁的时候，蹒跚地追赶在地上跳来跳去的蟋蟀，耐心地、毫不泄气地跟在蟋蟀后面走来走去；又想起她没有问护士，托里亚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在手术前的那个早晨是怎样躺着的，是侧着身，还是仰着。

她看到了晨光，她不可能看不到啊。

忽然她想起：托里亚满三岁了，那天晚上家里人吃着甜点心，托里亚还问：

“妈妈，为什么天黑了？今天是生日呀。”

她看到树枝，看到在阳光下闪亮的光滑的石头墓碑，看到写着儿子姓名的胶合板，字有大有小，稀密不匀。她没有想法，她没有心思了。她什么也没有了。

她站起身来，捡起那封信，用麻木的手抖了抖大衣上的小土块，又拍了拍，擦了皮鞋，拿起头巾，抖了老半天，一直抖到头巾又成了白的。她把头巾系在头上，用头巾边儿擦了擦眉毛上的灰土，擦去嘴上和下巴上的血。她朝坟地大门口走去，不回头，不慢也不快。

三十四

回到喀山以后，柳德米拉就渐渐消痩，越来越像她学生时代照的相片。她上供应商店买东西，烧饭，生炉子，擦地板，洗衣服。她觉得秋天的日子太长，怎么也没办法打发过去。

从萨拉托夫回来的那一天，她就向家里人说了这次外出的情形，说了她想过自己有一些对不起家里人的地方，说了她去军医院的情形，又把包着儿子被炮弹片炸碎的血衣的小包打了开来。在她说这些事的时候，弗拉基米罗芙娜在重重地喘气，娜佳在哭，维克托的手发抖，他都无力端起桌上的茶杯。这时来看她的玛利亚的脸也变得煞白煞白的，嘴巴半张着，眼睛里也出现了痛苦的神情。只有柳德米拉平静地说着，两只发亮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她一向是个十分喜欢争论的人，现在她跟谁也不争论了。以前如果有人说怎样可以到车站去，柳德米拉就会又生气又着急地抬起杠来，说根本不是走那几条街，也不是坐那几路电车。有一次维克托问她：

“柳德米拉，每天夜里你是在和谁说话？”

她说：

“我不知道，也许是做梦。”

他再也没有问她，但是他对岳母说，柳德米拉几乎每夜都要打开箱子，把被子铺在角落里一张沙发上，心事重重地在小声说话。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白天她跟我、跟娜佳、跟您在一起，似乎是在梦里；到夜里她说起话来就有了精神，就像战前一样，”他说，“我觉得她好像病了，渐渐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不知道，”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我们都在受苦。都一样，又各有不同。”

他们的谈话被敲门声打断。维克托站起身来。但柳德米拉在厨房里高声说：

“我去开。”

家里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却发现，柳德米拉从萨拉托夫回来以后，每天都有好几次去翻信箱，看有没有信来。

每当有人来敲门，她都要急急忙忙去开门。

现在，又听到她急匆匆的、几乎是在跑的脚步声，维克托和岳母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听到柳德米拉很生气的声音：

“没有，今天什么也没有，你们别总来，两天前我已经给你们半公斤面包了。”

三十五

维克托罗夫中尉被召到团部，去见歼击机飞行团预备队的指挥官，萨卡布卢卡少校。值日参谋维里卡诺夫告诉他，团长乘飞机到驻在卡里宁区的空军集团军司令部去了，傍晚才能回来。维克托罗夫问为什么叫他来，维里卡诺夫挤挤眼睛，说，可能跟在食堂里酗酒、打架有关。维克托罗夫朝防雨布加棉被做成的帷幔里面望了望，听到有打字机在响。办公室主任沃尔康斯基看到维克托罗夫，就猜到他要问什么，便说：

“没有，中尉同志，没有信。”

文职女打字员列诺奇卡回头看了看中尉，又瞟了瞟面前的小镜子，这是已经牺牲的飞行员杰米道夫从一架击落的德国飞机上缴获了送给她的。她扶了扶军便帽，推了推压在正在打的表单上的小尺子，继续打起字来。

这位长脸的中尉竟也向办公室主任问这个问题，惹起她同样的苦恼。

维克托罗夫在回机场的路上，拐弯朝树林边走去。这个团退出战斗休整以来，已经有一个月了，这期间主要是补充物资，接收新的飞行员。一个月之前，维克托罗夫觉得这人迹罕至的北方是奇特的。那苍莽的森林，陡峭山冈间弯曲的急流，枯枝败叶和菌类的气息，林海不绝于耳的飒飒声，日日夜夜使他心神不安。

在飞行的时候，他常常觉得地上的气味进入了机舱。这里的森林、湖泊散发着战前他在书上读到的古代罗斯生活的气息。在这儿，森林和湖泊之间有古老的驿道，过去曾用这些笔直的树干建造房屋、教堂，制作船桅。灰狼曾在这里出没。阿廖努什卡坐在河岸上哭泣（就是维克托罗夫现在去军人服务社食堂经过的河岸）。古老的生活已经沉寂，荡然无存了。他觉得，这逝去的古代是天真、单纯和年幼的，不仅是深闺的少女，就连白胡子的商人、助祭和长老们，都比这些精明世故的小伙子们，比萨卡布卢卡少校的空军集团军的飞行员们年轻一千岁；这些人是从高速汽车、自动炮、柴油机、电影和无线电的世界来到这森林里的。逝去的幼年时代的标志，就是奔流在花花绿绿的陡岸之间，在绿树与红蓝花团中的湍急而纤瘦的伏尔加河……

有许多尉官、军士和没有军衔的小伙子走在战争的道路上。他们抽定额配给的烟，用白调羹和铝盆子吃饭，在车厢里玩“捉傻瓜”，到城市里就吃冰棒，一面咳嗽，一面喝他们分到的一点酒。他们写信不能超过规定次数，他们对着战地电话喊叫，射击，有的开炮，有的放枪，有的驾驶t-34坦克，踩油门，呐喊……

土地在脚下咯吱咯吱直响，又有弹性，就像旧弹簧垫子——这是枯叶，上面的几层又轻又脆，尽管已枯死，但依然片片不同。下面则是多年前的枯叶，已经合成松软的褐色的一片——这是生命的灰烬，这生命曾经发出幼芽，在雷雨中飒飒作响，又闪着笑眼迎接雨后的阳光。几乎没有重量的腐烂树枝在脚下碎裂。静静的阳光射在林中土地上，被树叶划成斑斑点点。林中的空气浓稠，凝止不动；习惯了空中旋风的歼击机飞行员特别会感觉到这一点。晒热的潮湿树木散发着清新的木头气息。但是枯树朽枝的气味比活着的树木更强烈。在有枞树的地方，浓烈的松节油气味胜过一切味道。山杨甜得发腻，赤杨又苦又涩。森林过的是独立生活，跟其他世界不相干，维克托罗夫觉得自己好像进了一座房子，里面的一切和外面都不一样：气味不一样，射进来的光线不一样，声音在里面响起来也跟外面不一样。一个人在森林里，总觉得自己不大习惯，就像在生人面前。在底下透过高高的、厚厚的林中空气层朝上面张望，就像站在湖底；树叶飒飒响，那哧啦哧啦、往军便帽的帽徽上乱缠的蛛丝，就像挂在水面与湖底之间的水藻。似乎那些横冲直撞的大头苍蝇，无精打采的蚊子，像鸡一样在枝桠中间穿来穿去的松鸡，尽管长着翅膀，可是永远也飞不到森林上面去，就像鱼不会游到水面之上。喜鹊有时一下子飞到山杨树顶上，可是马上就又钻进枝丛里，就像鱼有时猛地一跃，白肚皮在阳光里闪一下，可是马上又钻进水里。在幽暗的林底，那挂满渐渐消散的蓝色、绿色露珠儿的青苔多么奇怪呀。

从静谧幽暗的林底，忽然来到明亮的林中空地，马上一切都不同了：暖烘烘的土地，晒热的刺柏的气息，流动的空气，耷拉着头的风铃草（那老大的风铃花像用紫金铸成的），还有长在黏黏的茎上的野石竹。心里顿时轻松起来；来到林中空地，就像不幸的生活中出现了幸福的一天。好像那些黄色的蝴蝶、蓝黑色的油亮的甲虫、在草丛里沙沙爬的蚂蚁，已经不是各顾自己，而是大家一起干着共同的活儿。缀满细小叶片的桦树枝轻拂着人脸。草蜢蹦来蹦去，把人当成树干，往人身上直撞，趴到人的腰带上，不慌不忙地蹲在上面，绿色的大腿鼓着劲儿，山羊脸上眼睛瞪得圆圆的。还有迟开的野莓花儿，晒热的纽扣和皮带扣环……大概，这林中空地上空从来不曾有“u-88”，不曾有“海因克尔”夜袭机飞过。

三十六

夜里他常常想起在斯大林格勒医院里过的那几个月。他不记得汗湿的衣裳、咸得使人恶心的水，不记得那使人受不了的恶浊气味。他觉得在军医院的那些日子是幸福的。现在，在这森林里，他听着树木的沙沙声，心想：“难道我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难道有过这样的事？她抱着他，抚摩他的头发，她哭着，他吻她那湿湿的、咸咸的眼睛。

有时维克托罗夫想，他可以驾着“雅克”上斯大林格勒去，不过几个小时，可以在梁赞加加油，然后上恩格斯城去，他有一个熟识的小伙子在那儿做值班主任。以后要枪毙就枪毙好啦。

他常常想起他在一本旧书上读到的一段故事：舍列梅捷夫元帅的儿子们把十六岁的妹妹嫁给多尔戈卢基公爵。姑娘在婚前好像只见过他一回。姑娘的哥哥们给妹妹送了大量的陪嫁，送的银子装满三间屋子。结婚后第二天，彼得二世被杀。多尔戈卢基公爵是他的亲信，也被抓起来押往北方，关在一座木塔里。有人告诉新娘，说她可以不受这一婚姻约束，因为她跟丈夫总共生活了两天。但是她不听劝说，跟丈夫前去，住到偏僻的林区一座木屋里。一连十年，每天她都要到多尔戈卢基所在的木塔跟前去。有一天早晨，她看到木塔的小窗户开着，门也没有上锁。年轻的公爵夫人朝街上跑去，见到每一个人，不论是庄稼汉，还是士兵，她都跪下来哀求，问她的丈夫在哪儿。有人告诉她，她的丈夫被押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了。她于是步行前往，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她听说多尔戈卢基被分尸了。她决定进修道院，便前往基辅洞窟修道院。在要成为修女的那一天，她在第聂伯河岸边走来走去很久。但她不是俗念未灭，而是在那之前要把指头上的结婚戒指取下来，她却舍不得……她在河岸上徘徊了好几个钟头，后来，等到太阳就要落山了，她才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扔到河里，便朝修道院大门口走去。

这位空军中尉，这位保育院出身的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机械车间钳工，老是想着多尔戈卢基公爵夫人的一生。他走在森林里，常常活灵活现地想象着：他已经死了，已被埋葬，那架被德国人击落的飞机，半截扎在土中，已经锈烂了，散架了，四周长满了青草，薇拉·沙波什尼科娃常常在这儿走来走去，有时停下来，走下岸坡，走到伏尔加河边，凝望河水……在两百年前，年轻的多尔戈卢基公爵夫人就曾在这里走过，有时走到林中空地，用手拨开缀满红色野果的树棵子，从野麻丛里穿过。他顿时觉得又难过，又痛苦，又失望，又甜蜜。

穿破军装的窄肩膀中尉在森林里走着。在难忘的时代里，有多少这样的人被遗忘了啊。

三十七

维克托罗夫还没有走到机场，就看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情况。许多加油车在夏天的田野上东奔西跑，机场维修营的机械师和发动机修理工围着停在掩护玻璃罩下的飞机忙活着。平时一声不响的电台发动机又清楚又起劲地嗒嗒响着。

“坏了。”维克托罗夫心里说着，加快了脚步。

马上就证实了他的猜测。腮上带着红色烫伤疤痕的上尉索洛马津一见到他就说：

“有命令，咱们要出发了。”

“上前方吗？”维克托罗夫问。

“不上前方，上哪儿去？”索洛马津说过这话，便朝村子走去。

看样子，他的情绪很坏，他和女房东的关系不同一般，现在大概是急急忙忙找她去了。

“索洛马津要分家啦：把房子给老娘们儿，老牛自己带着。”维克托罗夫旁边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是叶列玛中尉，从小路上走来，他常常跟维克托罗夫搭档飞行。

“叶列玛，调咱们上哪儿？”维克托罗夫问。

“可能是西北战线要反攻了。师长乘着‘艾尔-5’来了。我有一个驾驶‘道格拉斯’的朋友在空军军部里，可以问他。他什么都知道。”

“有什么好问的，不问也会知道。”

不仅团部的人和机场的飞行员们紧张起来，村子里也开始惶惶不安。团里最年轻的飞行员，黑眼睛、厚嘴唇的科罗尔少尉捧着浆洗熨好的衣服从街上走来，衣服上面还放着小甜饼和一包果干。

科罗尔的女房东是两个独身的老奶奶，常常给他做甜饼吃，大家都拿他开玩笑。每次他出来执行任务，两位老奶奶都要来机场，在半路上迎他。一个高高的，身子笔直，另一个是驼背，他走在她们中间，又生气，又难为情，像一个娇惯的孩子。飞行员们说，科罗尔跟一个惊叹号、一个问号走在一起。

飞行大队长万尼亚·马尔丁诺夫穿了军大衣从屋里走出来，一只手拎着提箱，另一只手拿着崭新的制帽，他怕弄皱了，没有放到提箱里。房东的红头发女儿没戴头巾，披着一头自己卷的卷发，在后面用那样的目光看着他，见到这种目光，再猜测她和他的关系，就是多余的了。

一个有点儿瘸腿的男孩子向维克托罗夫报告说，跟他住在一起的指导员戈卢普和中尉沃夫卡·斯科特诺伊已经带着东西走了。

维克托罗夫在几天以前才搬到这一家来。在这之前，他和戈卢普住在一个很坏的女人家里。那女人额头凸起，一双黄眼睛鼓鼓的。谁看到这双眼睛，都觉得不舒服。

为了不让他们住下去，她往屋子里放浓烟，有一天还偷偷地往他们的茶里撒灰。戈卢普劝维克托罗夫把这个女人的事写成报告递到团政委，但是维克托罗夫不愿写报告。

“让她害霍乱死掉。”戈卢普骂了一句，也就算了。

他们搬到另一家，觉得这一家简直是天堂。可是这天堂他们却不能久住了。

维克托罗夫很快也背着背包，拎着塞得满满的手提箱，从一座座足有二层楼高的灰色房屋前面走过。瘸腿的男孩子在旁边蹦跳着，拿维克托罗夫送给他的战利品手枪皮套朝母鸡瞄准，朝盘旋在森林上空的飞机瞄准。他从先前住的房子前面走过，透过模模糊糊的窗玻璃看到那个坏女人的一动不动的脸。每次她挑着两桶水从井上回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谁也不搭理她。她没有牛，也没有羊，屋顶下也没有燕子。戈卢普打听过她的情况，想弄清她的富农阶级根源，谁知她却出身贫苦家庭。妇女们说，她在丈夫死后好像是疯了。有一次在深秋天凉的时候，她跑到湖里，在水里呆了一昼夜。几个男子汉把她硬拖了上来。可是妇女们说，她在丈夫死之前甚至在出嫁之前，都不爱说话。

这会儿维克托罗夫走在这个林区村庄的街道上，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飞走，永远离开这儿了。这飒飒响的森林，村庄，麋鹿常常光临的菜园，还有这蕨草，金黄的松脂，杜鹃，他都看不到了。这些老头儿、小姑娘他也再见不到了。再也没有人给他讲当年怎样实行集体化的事，没有人给他讲狗熊抢夺妇女们的马林果篮子，还有小孩子用光脚板踩蛇头的故事了……再也见不到这个又奇特又平常的村庄，这村庄一切都跟森林有关，正如他出生和成长的工人村，一切都跟工厂有关。

然后飞机又要着陆，转眼间又要出现新的机场，出现农村或者工人村，出现另一些老年人、小姑娘，他们有他们的伤心事和开心事，有受伤而秃了鼻子的猫，又可以听到另外一些人叙述往事，叙述全面实行集体化的事，又会有另外一些好的或不好的房东。

美男子索洛马津到了新的环境里，又会在闲暇时间戴起漂亮的军帽，在大街上溜达，弹着吉他唱歌儿，叫姑娘们心醉。

团长萨卡布卢卡少校，一张古铜色的脸，白头顶刚刚剃过，胸前晃着五颗红旗勋章，倒换着两条弯弯的腿，向飞行员们宣读准备战斗的命令。他说，今晚在掩蔽所里过夜，出发次序在起飞前在机场上宣布。

然后他又说，指挥部命令不准离开机场的掩蔽所，违反军令，严惩不贷。

“不能在天上睡觉，所以要在起飞前好好睡一觉。”他解释说。

团政委别尔曼接着讲话。他很高傲，大家都不喜欢他，虽然对于飞行上的事他能说得头头是道。在处理飞行员穆欣那件事情之后，大家就特别讨厌他了。穆欣和漂亮的女电报员丽达沃伊诺娃谈恋爱。大家都很赞成他们这段恋情：一有空他们就相会，上河边散步，总是手挽着手走在一块儿。大家甚至都不取笑他们了，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常明朗。

忽然有一种说法传了开来，这一说法出自丽达之口，是她对一位女友说的，又由女友传遍了全团：在一次外出散步的时候，穆欣强奸了她，还曾经拿手枪威胁她。

别尔曼听到这桩事以后，暴跳如雷，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穆欣被法庭审问了十天，并且被判了死刑。

在执行枪决之前，空军集团军军委委员阿列克谢耶夫空军少将来到团里，开始调查穆欣的案情。丽达弄得将军非常难为情；她跪在他面前，恳求他相信，有关穆欣一案全是胡编乱造。

她对他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她和穆欣躺在林中空地上，接了一会儿吻，后来她睡着了，穆欣要跟她开开玩笑，悄悄把手枪伸到她的两个膝盖中间，朝土里开了一枪。她惊醒了，叫了起来，于是穆欣又跟她接起吻来。她把这事儿对女友说了，可是从女友嘴里往外一传，事情就十分可怕了。在这件事情中，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她跟穆欣的爱情是极其纯真的。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判决取消了，穆欣调到了另一个团里。

从那时起，大家就更不喜欢别尔曼了。

有一次索洛马津在食堂里说，俄罗斯人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有一个飞行员，好像是莫尔恰诺夫，说所有的民族中都会有坏人。

“就比如科罗尔，是犹太人，跟他搭档飞行就很好。在执行任务时知道有这样一个朋友在后面，心里就觉得踏实。”万尼亚·斯科特诺伊说。

“科罗尔算什么犹太人？”索洛马津说。“科罗尔是咱们的小伙子，我在飞行中对他比对自己都信得过。他在勒热夫把紧跟在我后面的一架德国飞机扫掉了。多亏波里亚·科罗尔，我有两次甩脱盯住我的该死的敌机。你知道，我打起仗来，也是不要命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维克托罗夫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很好，你就说，他不是犹太人。”

大家都笑起来。索洛马津说：

“好啦，穆欣被别尔曼安上枪毙罪名的时候，他才不觉得好笑呢。”

这时候科罗尔走进食堂，有一个飞行员很同情地问他说：

“我问你，波里亚，你是犹太人吗？”

科罗尔有点儿难为情，回答说：

“是的，是犹太人。”

“是真的吗？”

“完全是真的。”

“行过割礼吗？”

“滚你的蛋。”科罗尔回答说。大家又笑起来。

等飞行员们从机场回村子去，索洛马津和维克托罗夫走在一起。

“你要知道，”索洛马津说，“你不该说那话。我在肥皂厂工作的时候，找碴儿整人的人不少，一个个都是领导。我看够了那些家伙。”

“你啰唆什么，”维克托罗夫耸耸肩膀，“你以为我是他们那种人吗？”

别尔曼说，飞行员生活的新时期开始了，预备队的生活结束了。这些话不用他说大家也明白，但大家还是注意听着，听听他的话里有没有什么暗示，本团是不是还留在西北战线，是调到勒热夫一带，还是调到西线或南线？

别尔曼说：

“所以，战斗飞行员必须具备的第一点素质，是熟悉装备，熟悉得能够操纵自如；第二点，热爱自己的飞机，要像爱母亲、爱姐妹一样；第三，要勇敢，勇敢就是火热的心加冷静的头脑；第四，要有同志感情，这种感情是我们整个苏维埃生活培养出来的；第五，在战斗中要有献身精神！成功就在于编队飞行技能！要紧跟机长！一个好的飞行员，就是在地面上也要常常思考，分析、研究上一次战斗：‘嗯，这样会好些！嗯，不该那样！’”

飞行员们装做很感兴趣地看着政委，一面小声说着话儿。

“也许，是叫咱们护送运输机往列宁格勒送吃的东西？”索洛马津说。他有女朋友在列宁格勒。

“是不是去莫斯科方向？”莫尔恰诺夫说。他家里的人都在昆采沃。

“也许，要上斯大林格勒呢？”维克托罗夫说。

“算啦，不一定。”斯科特诺伊说。

他们团上哪儿，对他都无所谓，因为他家的人都在敌占区乌克兰。

“波里亚，你想上哪儿去？”索洛马津问道。“是不是上你们犹太人的首府别尔基切夫去？”

科罗尔那双黑黑的眼睛气得一下子完全黑沉下来，他很清楚地骂了一句娘。

“科罗尔少尉！”政委喝道。

“是，政委同志……”

“不要作声……”

其实科罗尔已经不作声了。

换做是萨卡布卢卡少校，他本来就是一个骂娘的行家，遇到飞行员当着领导的面骂娘，他不会管的。他每天早晨都对自己的通信员叫喊：“马秋金……你他妈的……”然后和和气气地说：“把手巾给我拿来。”

可是，团长知道政委那善于罗织罪名的作风，所以不敢马上把科罗尔放过。如果放过了，别尔曼会写报吿，说萨卡布卢卡在全体飞行员面前不维护政治领导人的威信。别尔曼已经向政治部写过报告，说萨卡布卢卡在预备队期间干私活儿，和团部里的人一起喝酒，和当地的女畜牧师叶尼娅·邦达列娃有不正当关系。

所以团长绕着弯子开始了。他很威严地嗄声喝道：

“科罗尔少尉，怎么站的？上前两步走！干吗那么吊儿郎当？”

接着他继续虚张声势。

“戈卢普指导员，您向政委汇报一下，为什么科罗尔破坏纪律。”

“少校同志，请允许我报告，他是和索洛马津争吵，至于为什么，我没听见。”

“索洛马津上尉！”

“有。少校同志。”

“您来汇报。不是向我！向政委汇报！”

“政委同志，让我汇报吗？”

“汇报吧。”别尔曼点了点头，对索洛马津连看也没看。他感觉出来，团长还是在坚持自己那一套。他知道，萨卡布卢卡不论在地上还是在空中，都特别狡猾。在空中，他能比谁都快地判断出敌人的目的和战术，以诡诈战胜敌人的诡诈。在地上，他懂得领导强中有弱，下属弱中有强。如有必要，他可以装装样子，装成一个憨大，听到蠢人说的很蠢的俏皮话也可以凑趣，可以哈哈大笑。他能把天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们掌握在手心里。

在担任预备队期间，萨卡布卢卡对农业，主要是对饲养家畜家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也搞起果品加工：用马林果制果子露酒，腌蘑菇，晒蘑菇。他做的饭菜出了名，有许多团长喜欢在空闲时间驾飞机上他这儿来，又吃又喝。但这位少校不认为这是白慷慨。

别尔曼知道这位少校还有一个特别难对付的特点，那就是：尽管他又精明，又谨慎，又狡猾，然而同时又几乎是个疯子，一旦硬干起来，连命都不顾。

“跟领导争论，简直就像……跟风作战。”他对别尔曼说。他会忽然不顾一切地干起有损切身利益的事，政委只有叹气。

有时两个人情绪都很好，他们就聊天，就你朝我、我朝你挤眼睛，互相拍肩膀或者拍肚子。

“嘿，我们的政委真是个精明汉子。”萨卡布卢卡说。

“嘿，我们的英雄少校真棒。”别尔曼说。

萨卡布卢卡不喜欢政委那种假殷勤，不喜欢他把每一句不小心的话都要写进报告的那股积极劲儿。他嘲笑别尔曼见了漂亮姑娘就眼馋，嘲笑他喜欢吃炖鸡而不喜欢喝酒。别尔曼对别人的生活条件漠不关心，却善于为自己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他就更加不满。他佩服别尔曼的聪明，佩服他为了事业敢于同领导冲突，佩服他的勇气——有时候似乎别尔曼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很轻易地丢掉性命。

这会儿，这两个人在准备率领空军集团军奔赴前线的时候，彼此侧眼看着，听着索洛马津上尉陈述：

“政委同志，我应该直说，科罗尔破坏纪律，这是我的过错。我嘲笑他，他忍着忍着，后来就忍不住了。”

“您对他说什么来着，您向政委说说。”萨卡布卢卡打断他的话。

“刚才同志们都在猜，咱们团上哪儿去，上哪条战线去，我就对科罗尔说：你想不想上你们的首府别尔基切夫去？”

飞行员们都看着别尔曼。

“我不懂，上什么首府？”

别尔曼说过这话，忽然明白了。

他有点儿难为情，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而团长特别吃惊的是，这事儿竟出在一个像剃刀刃一样锐利的人身上。可是，使人惊讶的事儿还有呢。

“这是怎么搞的？”别尔曼说。“科罗尔，大家都知道，索洛马津是新鲁扎区多罗霍沃村人。如果您对索洛马津说，他想上多罗霍沃村作战，他就该因为这样打您的嘴巴吗？这真是很奇怪的乡土道德标准，跟共青团员称号很不相称。”

他总是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大家都明白，索洛马津是想逗科罗尔生气，科罗尔果然生气了，可是别尔曼却满有把握地向飞行员们解释，是科罗尔没有摆脱民族主义偏见，他的行为是藐视各民族友谊，说科罗尔不应当忘记，法西斯正是利用民族主义偏见为所欲为。

别尔曼说的话本身是正确的。他这会儿用激动的语调说的思想，来自革命，来自民主。但这会儿别尔曼的着力点，不是他为了思想，而是让思想为他，为他今天颇有问题的用心服务。

“同志们，你们看，”政委说，“哪儿思想不正确，哪儿就没有纪律。今天科罗尔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现在政委把科罗尔的行动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萨卡布卢卡自然是不能干预的。萨卡布卢卡知道，任何一个战斗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敢干预政工机关的行动。

“同志们，就是这么回事儿。”别尔曼说。为了加重自己谈话的分量，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又说下去：“出现这种不成体统的事，责任在犯错误的本人，但我这个团政委也有责任，因为我没能帮助飞行员科罗尔清除思想上的落后的、丑恶的、民族主义的东西。问题比我一开始设想的要严重些，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处罚科罗尔的违纪行为。但是我要把教育科罗尔少尉的任务承担下来。”

大家动了动，坐舒服些，都觉得事情过去了。科罗尔看了看别尔曼，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异样的神情，别尔曼一看到这种神情，皱了皱眉头，抖了抖肩膀，并且转过脸去。晚上，索洛马津对维克托罗夫说：

“你瞧，廖尼亚，他们总是这样，一个个多么深奥呀。这事儿要是出在你或者万尼亚·斯科特诺伊身上，肯定被别尔曼送到惩戒分队去了。”

三十八

晚上，飞行员们在掩蔽所里都没有睡，躺在铺上抽烟，谈话。斯科特诺伊吃晚饭时喝了不少告别酒，这会儿不住地在哼歌儿：

飞机打着螺旋飞翔，

吼叫着飞向大地胸膛，

不要哭，好姑娘，不要悲伤，

从此永远、永远把我遗忘。

维里卡诺夫还是憋不住，说漏了嘴，于是大家都知道了，本团要转移到斯大林格勒附近。

一轮明月升到森林上空，树木中间出现了晃晃不定的光斑。离机场两公里的那个村子，好像是躲在灰堆里，黑糊糊的，一点声息也没有。坐在掩蔽所门口的一些飞行员观赏着这美妙的、布满地标的世界。维克托罗夫望着“雅克”机翼和机尾投出的淡淡的月光阴影，也跟着斯科特诺伊哼唱起来：

用手把骨架抬起，

从飞机底下掏出我们，

一架架飞机盘旋上升，

送我们最后一程。

躺在铺上的飞行员们在聊天。黑暗中看不清说话的人，但是听声音就知道是谁，所以不用呼唤名字，只凭着声音回答或提问。

“杰米多夫自己请求任务，他不飞就受不了。”

“你还记得吧，在勒热夫的时候，我们掩护轰炸机，八架飞机一齐朝他扑过去，他从容应战，坚持了十七分钟。”

“是呀，拿一架歼击机换一架‘容克’，是划算事儿。”

“他一面飞，一面唱。我每天都能记住他唱的一两支歌儿。他也唱过维尔津斯基的歌。”

“这个莫斯科人有两下子！”

“是啊，他在飞行中肯照顾别人。总是照顾落后的同志。”

“你还没有真正了解他呢。”

“我了解他。在飞行中最能看清同飞的搭档。他的一切都向我表露出来了。”

斯科特诺伊唱完一支歌，大家都静下来，等着他再唱另一支。可是他没有再唱。

斯科特诺伊说了一句流行于各个机场的谚语，说的是飞行员的生命短得好比小孩子的衣裳。

大家谈起德国人。

“认出德国佬也不难，一下子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一架厉害，哪一架顽强，哪一架想捉呆瓜，从后面咬尾巴，哪一架专找落在后面的。”

“总的说，他们配合不怎么紧密。”

“可不能这样说。”

“德国佬见到受伤的就拿牙紧紧咬住，见到厉害的就逃跑。”

“要是一架对一架，就算是双头的，我肯定能把它打掉！”

“你别见怪，要是依着我，因为你打掉一架‘容克’，才不会授给你什么勋章。”

“空中撞击——是俄罗斯人的天性。”

“我有什么好见怪的，你又不能把我的勋章取消。”

“是啊，关于撞击我早就有一种想法……我还可以拿螺旋桨来撞。”

“追赶中的撞击，才真够劲儿！把它赶着朝地上冲击，叫它撞个粉碎！”

“听说，团长要用‘道格拉斯’把母牛和母鸡都带上，是吗？”

“反正这些东西全都宰啦，用盐腌起来了。”

有一个人拉长声音用若有所思的语调说：

“现在我要是带着姑娘上豪华俱乐部去，还难为情呢。已经不习惯啦。”

“不过，索洛马津不会难为情。”

“你是不是羡慕呀，廖尼亚？”

“羡慕这种事，不是羡慕这个对象。”

“我明白。绝对相信。”

然后大家回忆起勒热夫的战斗，那是转为预备队之前的最后一次战斗。那一次七架歼击机跟敌人的一大群“容克”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相遇。大家似乎都是各说各的，但又像是都在说同一件事。

“起初有森林做背景，看不见它们；等它们飞高，马上就看见了。分三个高度飞行。我立刻认出是‘容克-87’：腿儿跷着，鼻子是黄的。于是我坐得舒服些：好，来吧！”

“我起初还以为那是高射炮炮弹爆炸呢。”

“阳光对这种事儿显然是有利的。我从阳光方向朝德国佬冲去。我是左侧僚机。一下子被甩开三十公尺。跟上去不难，飞机很听话。我朝一架‘容克’开了火，把它打得冒了烟，可是这时候有一架敌人的歼击机，长长的，像一条黄鼻子狗鱼，转弯来打我，可是晚了。我看到它朝我开火了，一道青青的印子。”

“我看见我射出的青印子一直抵到那架飞机黑色的机翼。”

“你好得意呀！”

“我小时候放风筝，我爸打我。我进工厂以后，工余时间常常跑七公里上航空俱乐部去，累得要命，可是一次表演都不放过。”

“喂，你听我说说。德国佬一下子把我打着了火：油箱、输油管都烧着了。里面着了起来。到处是浓烟！另外又打中了我的护罩，把眼镜打碎，护罩上的玻璃乱飞，流起了眼泪。你猜我怎样——我一下子钻到它底下，又一把把眼镜扯下来！索洛马津掩护了我。我着了火，可是不害怕，没工夫害怕！我仍旧坐着，身上没着火，靴子烧坏了，飞机烧坏了。”

“眼看着咱们要被打掉了。我又转了两个圈儿，有一架敌机要同我较量。我没理会，赶去打另外的敌机，解救被追击的同志。”

“嗬，当时我已经带了不少窟窿，被打得像一只老山鹑一样啦。”

“我朝那个德国佬冲了十二次，把他打得冒烟了！我看到他的头乱摇，可见已经不行啦！在二十五公尺的距离我开了炮，把他打了下去。”

“是的，总的应该说，德国佬不喜欢在同一水平线上作战，总是尽可能飞到垂直线上。”

“怎么能这样说？”

“怎么样？”

“这事儿谁不知道？就连农村姑娘都知道：德国佬这是躲避急转弯攻击。”

“唉，真该把勒热夫掩护好一点儿，那儿的人真好呀。”

后来安静下来，有一个人说：

“明天天一亮咱们就要走啦，只有杰米多夫一个人留在这儿啦。”

“好啦，同志们，不管怎样，我要上储蓄所去，要到村子里去一趟。”

“去告别吗？”

深夜，周围的河流、田野、森林，一切是那样宁静，那样美好，似乎世界上不可能有仇敌、叛卖、衰老，只有幸福的爱情。云彩涌向明月，明月在灰色云雾中飘动，青烟遮住大地。在这样的夜里，有多少人在掩蔽所里过夜。在森林边上，在木栅栏旁，闪动着一方方白色的头巾，不时响起清脆的笑声。树木在寂静中轻轻抖着，想必是在梦中受了惊吓。河水有时轻轻低语一会儿，接着又无声无息地流起来。

恋人们最痛苦的时刻来到了。这是离别的时刻，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有的今天在哭，明天就会被忘记；有的被死神永远分开；有的会得到命运的青睐，还会相见。

但是，早晨到了。发动机隆隆响起来，飞机扇起的平刮的风把惊慌的青草压倒在地上，成千上万的露珠儿在阳光下颤动……一架架战斗机飞向蓝天，把小炮和机枪带上天空，在天空盘旋，等待伙伴们编队飞行……

昨天夜里似乎还是无边无垠的林区，如今渐渐离开，在蓝天里渐渐沉没……

看得见一个个小盒子似的房屋、小方块似的菜园，房屋和菜园向后滑去，在机翼下渐渐消失……那青草萋萋的小路看不见了，杰米多夫的坟也看不见了……走吧！森林也哆嗦了几下，在机翼下滑走了。

“你好，薇拉！”维克托罗夫默念着。

三十九

早上五点钟，值日囚犯把一个个囚犯唤醒。外面夜色依然黑沉。棚屋里有通宵不熄的电灯照耀着。这样的灯在监狱、铁路枢纽站和城里医院的急诊室都有。

成千上万的人一面咳嗽、吐痰，一面穿棉裤，缠脚布，在腰侧、脊梁、脖子上搔痒。

睡在上铺的人穿好衣服下来，有时脚会碰到坐在下铺的人头上，下铺的人也不骂娘，而是一声不响地把头朝旁边一歪，用手把上面的脚推开。

夜里唤醒这么多人，裹脚布闪来闪去，人头、脊背不住地晃动，烟气腾腾，电灯光明晃晃的，这一切显得极不正常。几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在寒夜里静静地沉睡，可是劳改营里已经到处是人，到处在活动，到处是烟雾、灯光。

上半夜一直在下雪，雪堆把棚屋的门堵住，把通往矿井的大路埋住……

矿井的汽笛慢慢叫起来，也许，密林深处的狼也跟着那粗壮而凄厉的汽笛声嚎起来了。警犬在劳改营的田野上嘶哑地吠着，拖拉机隆隆响着清扫通往矿区大楼的道路，押队兵彼此呼唤着……

雪花飘到探照灯光中，晶亮晶亮的，显得十分柔和悦目。在广阔的劳改营田野上，在乱糟糟的狗吠声伴奏下，开始点名了。押队兵那伤了风的嗓门儿又嘶哑又激昂……巨大的人流朝矿井涌去，一片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和毡靴声。守望塔瞪着巨大的独眼，盯着周围的一切。

笛声依然呼啸着，有远的，也有近的，这是北方的混合乐队。这声音回荡在寒冷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土地上，在科米自治共和国上空，在马加尔，在苏维埃港，在科雷马边区的雪野上，在楚科奇冻土地带，在摩尔曼斯克北部和北哈萨克的劳改营里……

伴随着汽笛声，伴随着铁撬棍敲击铁轨的声音，人们前去采掘索里卡姆斯克的钾、里杰罗夫和巴尔喀什的铜、科雷马的镍和铅、库兹涅茨和萨哈林的煤炭，人们前去铺设穿过北冰洋岸永久冻土带的铁路、科雷马的无接缝线路，前去砍伐西伯利亚、北乌拉尔、摩尔曼斯克和阿尔罕格尔边区的森林。

在原始林区各处，边远建设劳改营大队新的一天，就在这风雪交加的夜晚时刻开始了。

四十

夜里，囚犯阿巴尔丘克觉得一阵烦恼。不是那种习惯了的、劳改营里常有的愁思绵绵的烦恼，而是火烧火燎的烦恼，就像疟疾发作那样，使人要叫起来，要从床铺上跳下来，用拳头打自己的两鬓，捶自己的脑壳儿。

早晨，囚犯们急急忙忙而又很不情愿地准备去上工的时候，在阿巴尔丘克的邻铺，煤气工长，原内战时期的旅长，长腿涅乌莫里莫夫问道：

“夜里你翻来翻去干吗？梦见老娘们儿啦？还嗷嗷地叫。”

“你就知道老娘们儿。”阿巴尔丘克回答说。

“我以为你在梦里哭呢。”另一个邻铺上的人说。他叫莫尼泽，有点儿傻头傻脑，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委员。“我本来想把你唤醒呢。”

阿巴尔丘克在营里的另一个好友、医士阿布拉姆·鲁宾什么也没有发现，在他们朝又冷又黑的门外走的时候，他说：

“你可知道，夜里我梦见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好像他来到我们红色教授学院，他很快活，精神抖擞，延琴曼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阿巴尔丘克来到工具库干活儿。他的助手巴尔哈多夫是为了抢劫杀死一家六口人的罪犯，现在正用做框子剩下来的雪松木片生炉子。阿巴尔丘克在整理木箱里的工具。他觉得，那些寒光闪闪的锋利的锉刀与旋刀，唤起了他在夜里产生的感觉。

这一天和以往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会计一大早就送来技术科批准的各边远劳改营分部的申请报告。应该把材料和工具拣出来，装进箱子，编制相应的清单。有些东西是不成套的，需要编制特别交接单。

巴尔哈多夫像往常一样，什么活儿也不干，没办法叫他干。他来到工具库里，只是解决吃的问题。今天一大早他就在锅子里煮土豆白菜汤。担任第一大队通信员的原哈尔科夫药学院拉丁语教授跑到巴尔哈多夫跟前，哆哆嗦嗦地伸出红红的手指头，往桌上撒了一把肮脏的小米。不知为什么事，他给巴尔哈多夫这样的报酬。

下午，阿巴尔丘克被叫到财务处，因为在统计表上有些数字不对头。财务处副处长训斥他，还说要报告上级。他听到这些吓唬，心里觉得憋得慌。助手不帮忙，他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事情，可是他又不敢告巴尔哈多夫的状。他很劳累，很怕丢掉管理仓库的活儿，又要到矿上去，或者去伐木。他已经白了头，没有多大力气了……大概他就是因为这样才烦恼——他的一生已经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层下。

等他从财务处回来，巴尔哈多夫在睡觉，头底下枕着毡靴，看样子，是其他犯人给他送来的；他的脑袋旁边放着已经空了的锅子，腮上粘着他捞来的小米。

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多夫有时把仓库里的工具弄出去，很可能，这毡靴就是仓库里的东西换来的。有一天，阿巴尔丘克发现少了三把锉刀，就说：

“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窃紧缺的钢材，怎么不知道羞耻……”

巴尔哈多夫回答说：

“你这狗虱子，闭嘴！要不然你等着瞧！”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唤醒他，就叮叮当当地整理锯条，又咳嗽，又把小锤掉在地上。巴尔哈多夫醒了，带着心安理得和不满意的神气注视着他。后来巴尔哈多夫低声说：

“昨天一列军车里下来的一个小伙子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地区的劳改营还不如呢。犯人都带着镣铐，半个脑袋剃得光光的。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缝在胸前，缝在膝盖上，背后还缝着犯人标记。”

“胡扯。”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多夫带着向往的神气说：

“应当把所有的政治坏分子弄到那儿去，首先应当把你这个家伙弄去，免得把我弄醒。”

“对不起，巴尔哈多夫先生，我打搅您了。”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多夫，但有时候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

在换班时间，满身黑炭粉的涅乌莫里莫夫来到仓库里。

“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道。“大家都参加了吗？”

“竞赛是展开啦。打仗需要煤炭嘛，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把标语贴到了文教处：突击劳动，支援祖国。”

阿巴尔丘克叹了一口气，说：

“你要知道，应该写一部描述劳改营里的烦恼的著作。有时烦恼使人感到沉重，有时烦恼来势凶猛，有时烦恼使人气闷，叫人喘不上气来。可是还有一种烦恼很特别，既不沉重，也不凶猛，也不使人气闷，而是撕心裂腑，就像深水怪物要把海洋搅翻。”

涅乌莫里莫夫苦笑了一下，不过他露出来的不是雪亮的白牙，他的牙齿已经坏了，和煤炭一样颜色了。

巴尔哈多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看了看，说：

“你老是这样悄没声地走路，冷不丁来到我跟前，我都哆嗦起来啦。”

巴尔哈多夫是个不爱笑的人，带着很操心的神气说：

“我要上粮食仓库去一下，你没意见吧？”

他走后，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夜里我想起前妻生的儿子。他大概已经上前方去了。”

他凑到涅乌莫里莫夫耳朵跟前，说：

“我希望我的儿子成为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我在想，我会见到他的，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爸爸的遭遇是很偶然的，算不了什么，党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是合乎时代最高要求的！”

“他姓你的姓吗？”

“不，”阿巴尔丘克回答说，“我原来认为，他可能会长成一个市侩。”

昨天傍晚和夜里，他想过柳德米拉，很希望见到她。他翻阅残破的莫斯科的报纸，说不定能看到“中尉托里亚·阿巴尔丘克”呢，那样他就会清楚，儿子想姓他的姓了。

他生平第一次希望有人怜惜他。他想象着，他怎样走到儿子跟前，激动得连气都喘不上来，拿手指着自己的喉咙，表示说不出话来。托里亚会把他抱住，他会把头放到儿子胸前，哭起来，毫不难为情，尽情地哭，哭。他们会站上很久，儿子比他高一个头……

儿子一直想着父亲。他找到父亲的同志们，向他们打听当年父亲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托里亚会说：“爸爸，爸爸，你的头发完全白啦，你的脖子多么细，皱纹好多啊……你一直斗争了这么多年，你进行的是伟大而孤单的斗争呀。”

在审讯的时候，给他吃了三天咸菜，却不给他水喝。还要打他。

他明白，主要的不是要他招供破坏行为和间谍行为，也不是要他诬陷别人。关键是要他怀疑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正确性。在审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落到了匪徒手里，只要能见到审讯科长，这些审讯他的匪徒就会被抓起来。

但是，过了一些时间，他看出来，问题不仅仅在于几个暴徒。

他了解了羁押犯人的军用列车和轮船统舱，各有各的规矩。他看到过，一些刑事犯不仅输掉别人的东西，而且输掉别人的性命。他见过下流无耻，见过卑鄙的出卖。他见过刑事犯的野蛮行为，那是疯狂的、血腥的、极其残酷的。他见过得势的正统派与不得势的正统派之间可怕的派系斗争。

他说：“抓人是不会冤枉的。”他认为，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包括他在内，是抓错了的，其余的都是罪有应得，是正义的利剑惩罚革命的敌人。

他见过阿谀奉承、背信弃义、唯唯诺诺、残酷无情……他把这些东西叫做资本主义遗毒，他认为这些东西只有那些遗老遗少、白军军官、富农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身上才有。

他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涅乌莫里莫夫就要离开仓库的时候，忽然说：

“哦，我忘啦，刚才有一个人问你来着。”

“哪儿来的人？”

“昨天军车上下来的。正在分配他们工作。有一个人问起你。我说：‘凑巧我知道，我跟他铺挨铺已经睡了有三年多。’他对我说了他的姓名，可是我一下子就忘啦。”

“他是什么样子？”阿巴尔丘克问。

“噢，模样儿够寒碜的，鬓角上还有一道伤疤。”

“啊哈！”阿巴尔丘克叫起来。“莫不是马加尔呀？”

“就是，就是。”

“这是我的老同志，我的老师，是他发展我入党的。他问什么来着？他说了一些什么？”

“问的是一般的话，问你判了几年。我说：报了五年，批下来是十年。现在咳嗽起来，有可能提前获释。”

阿巴尔丘克没有听涅乌莫里莫夫说话，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叫着老同志的名字：

“马加尔，马加尔……他有一段时期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真的，很特别。他对同志什么都舍得，冬天可以脱下自己的大衣，可以把最后一块面包送给同志。又聪明，又有学问。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出身，是刻赤渔民的儿子。”

他回头看了看，俯身对涅乌莫里莫夫说：

“你记得，咱们说过，劳改营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建立起组织，帮助党。阿布拉姆·鲁宾曾经问：‘让谁当书记呢？’现在有了，就是他。”

“可我还是推选你，”涅乌莫里莫夫说，“我不了解他。你要是想找他，刚才有十辆汽车装着人到各分部去了，大概他也去了。”

“没什么，能找到他的，啊，马加尔，马加尔。就是说，他问我了吗？”

涅乌莫里莫夫说：

“我差点儿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给我一张白纸。瞧我的记性真差。”

“要写信吗？”

“不是，要向谢苗·布琼尼写申请书，要求上前线去。”

“不会让你去的。”

“布琼尼还记得我呢。”

“不会让政治犯上军队里去。咱们的煤矿可以多出一些煤炭，战士们也会因此感谢咱们，也可以说尽到自己的力量啦。”

“我还是希望上军队里去。”

“这种事儿布琼尼也没办法。我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呢。”

“布琼尼也没办法？你真是开玩笑！还是你舍不得一张纸？我的限额用纸已经用完了，文教处又不给我。要不然我不会向你要。”

“好吧，我给你一张。”阿巴尔丘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