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得意，我觉得六儿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创造的这句箴言可以降服我们家任何一个老几，我的那些虾米皮炸酱面可真是没有白吃。
我把发呆卖傻的老七扔在园子里，自己晃晃悠悠转到西院厨房来。厨房里，大笼屉冒着热气，那里面传出了肉包子的香味。老王正在熬红小豆粥，豆还没烂，他正坐在小凳上剥核桃仁。我在核桃仁碗前蹲下来，老王把碗端开了。
我说，刚才老七打我了。
老王没言语，也没有表情。
我说，老七打了我一个嘴巴。
老王将一颗硕大而美丽的核桃仁丢进碗里。
我说，这事儿我跟老七没完。他说我给家里添乱……老王说，小格格您到前头玩儿去吧，您也甭给我这儿添乱了。
我说，老王你客气什么?咱俩谁跟谁呀!
老王说，不是客气，是怕太太们怪罪。不管怎么着，老王也是下人，是伺候人的人，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我说，老王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生分?咱们俩平时的关系可是不错!
老王一边把我往外推一边说，谁敢跟您不错呀!您是《捉放曹》里的曹操，我是里头的陈宫，我不跟着您跑啦，我改辙啦!
我傻乎乎地问，我是曹操，那谁是吕伯奢，我把谁杀啦?
老王说，你把你阿玛杀啦!
我说，我阿玛跟老三上琉璃厂看古玩去了，他活得好好儿的。
老王说，今儿晚上他就好好儿不成了，你等着吧，有场好闹呢!
我说老王是替古人操心，说完瞅个空当儿，抓了一把核桃仁，撒腿就跑。
老王追出厨房跳着脚地嚷嚷，我大半天的工夫，让你一把抓没了!
那天，我一个人在院里进进出出，却没一个人理我，使我感到自己不是只好鸟。后来实在没事干，我就跑到老姐夫的院里去陪老姐夫喝酒了。
晚上，并没有老王说的“好闹”，父亲从琉璃厂买回来一个会闹鬼的洋钟，一到点，两个小鬼轮番出来打鼓，挤眉弄眼的，还会扭屁股。父亲说这是从宫里流散出来的物件，因为钟背后有英吉利敬献孝和睿皇太后的字样，推算起来该是道光时候的东西。母亲似乎也很高兴，让那俩鬼打了一遍又一遍鼓，还说其中的一个长得像厨子老王。
我没心思看鬼打鼓，我为肚子里的三个包子两碗粥一盘白肉而折腾，愁眉苦脸地弯在炕桌边上，没完没了地哼哼。刘妈说，这孩子今儿是吃撑着了，让老王给她沏碗起子水喝吧。母亲说行，又说以后我吃饭不能跟着大人们在一起混，得给我单拨出来，否则没数，说我像这样的撑着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刘妈一边搅着起子水一边说，要光是包子和肉也用不着喝这个，要紧的是她肚子里还有半肚子酒呢，下午在五姑爷那儿喝了个肚儿圆，不是我进去看见，她还喝呢!母亲说，这个占泰，真是的，怎的给个小孩子灌酒?我得说说他了。母亲说着，捏住我的鼻子，刘妈将那碗起子水毫不含糊地全灌进了我的肚子里，她们俩配合得默契而熟练，已经成了一套完整程式，这说明她们对我进行这样的摧残绝不是一次了。灌进我肚里的“起子”，其实就是苏打，发面用的，她们让我肚子里的包子们像面一样地起泡发酵，这招儿真是绝得不能再绝了。
喝了那又苦又涩的起子水，我回去睡了。
五
我照旧跟着父亲去桥儿胡同，照旧吃那炸酱面，照旧吃那廉价的糖豆儿、大酸枣。不同的是，六儿不打袼褙了，他拿起了针线。这么一来，院里树底下再没了他的踪影，他老在东屋的案子前为一堆堆布而忙碌，当然，那些布较他打袼褙的布有了很大进步。谢娘跟他一块儿干，谢娘是他的师傅，也是他的帮手。
他还是不理我，脸上对我的厌恶依然如故。
我对他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印象。
我常想。要是别人大概会对父亲的援助感激涕零了，但六儿并不因这而增加对父亲的了解，清除他们之间固有的隔膜，这真是一个执拗的、奇怪的人。
这天。下着大雪，我和父亲又来到了桥儿胡同。
谢娘对我说六儿给我缝了一个好看的小布人儿，让我快过去看看。我说，那娃娃穿的什么衣裳呀?谢娘说穿的是水缎绿旗袍。我说如此甚好，我就喜欢水缎绿旗袍。谢娘说，那你还不去看，让六儿再给你做个粉红的短袄、琵琶襟儿的……没等谢娘说完，我已飞了出去。
六儿果然在他的房里，但没有缝小布人儿，他在缝一条裤子，又粗又短的土灰裤子。见我进来，他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看看。六儿说，我的屋不让你看。我说，你这儿又不是皇上的金銮殿，还不许人看了?六儿说，可我这儿也不是谁想进就进的大车店。我说我是来要我的小布人儿的，并没有想在他的屋里多待。六儿说没有小布人儿，让我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我说，你这儿就凉快，我就在你这儿歇着，你把那个穿水绿旗袍的小布人儿给我!六儿说他不知道什么水绿旗袍。我说，你妈说有。六儿说，我妈说有你找我妈去，别在我这儿搅和。我认为六儿是故意跟我找别扭，看来不发脾气是不行了，就在我四处踅摸可以踢砸的东西时，谢娘在北屋大声说，六儿，你给她缝一个!
六儿看了看我，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顺手摸起一块从裤子上铰下来的布头，哧哧哧就又剪又缝起来。缝着缝着，他又从线笸箩里找出两个小红扣钉上，终于，在他手里，那个灰不溜丢的东西有了形状，原来是只长尾巴的红眼耗子。我是属耗子的，六儿这不是骂我吗?我不干了。我说，小布人儿呢?绿旗袍呢?你弄了只耗子搪塞我算怎么档子事儿?
六儿说，给你只耗子就算不错了，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说我要穿水绿旗袍的小人儿。
六儿说，耗子就不穿旗袍，连裤子也不穿。
我说，六儿你就缺德吧，你的那两个犄角压根儿就长不出来，你甭做当龙的梦了，你成不了龙，你永远是一条泥鳅，臭水坑里的烂泥鳅!
六儿说他从来也没想过要当龙，他连长虫也不想当。
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根本就不是我阿玛的儿子!
六儿说，你以为我是你爸爸的儿子吗?我要是你爸爸的儿子那才怪了!末了又找补一句，给谁当儿子也不会给你们金家当儿子。我寒碜!
我揪了那耗子的尾巴到北屋告状去了。
北屋里，谢娘在哭，一抽一抽显得很伤心。我父亲揣着手，皱着眉，在屋里走来走去。看这情景，我明白自己再不宜浑闹，就乖乖地靠了炕沿站了。
外面，雪越下越大，又起了风，天气变得很冷，而屋里似乎比外面还冷。父亲只是低头叹息，谢娘只是低头垂泪，风雪交加中他们是死一样地沉寂。
末了，父亲说，她怎么能背着我这么干……谢娘说，太太来了也没说什么过头儿的话，就让我替四爷多想想。
父亲说，那个姓张的就那么可靠……谢娘说，是个实诚人儿，也喜欢六儿……父亲说，他一个凿磨的石匠有什么出息!
谢娘说，总算是个手艺人。
父亲低着头又在屋里转，一言不发。半天，谢娘说，六儿大了，他懂事了，那孩子心思重。
父亲说，这孩子可惜了……
那天我们没有在谢家吃饭，谢娘把我们送到门口，神色凄凉，那欲说还休的神情使我不敢抬头看她。父亲也不说话，只是吭吭地咳嗽。我听得出来，他不是真的咳，他是用咳来掩饰自己。车来了，谢娘冲着东屋喊六儿，说是四爹要走了。东屋的门关着，父亲站了一会儿，见那房门终没有动静，就转身上车了。谢娘还要过去叫，父亲说，算了吧。说完就靠着车座闭了眼睛，显得很疲倦，很乏。谢娘掀起车帘，将那个灰布耗子塞进来，嘱咐父亲要给我掖严实了，别让风吹着了。父亲闭着眼睛点了点头，我看见，清清的鼻涕从父亲的鼻子里流出来，父亲的嘴角在微徽地颤抖。我转脸再看谢娘，穿件单薄的小袄，一身的雪花，一脸的苍白，扶着车帮哆哆嗦嗦地站着，在呼呼的北风里几乎有些不稳。一件诀别的感觉在我心里腾起，我对这个南城的妇人突然产生了一种难舍的依恋。我知道，以后我再也不会到桥儿胡同来看谢娘了，那些温馨的炸酱面将远离我而去，那些五彩的袼褙将远离我而去，那可恶的六儿也将远离我而去。满天风雪，令人哽咽，我凄凄地叫了一声“娘!”自己也不知为何单单省了“谢”字。可惜，我那一声轻轻的呼唤刚一出口，就被狂风撕碎，除了父亲，大概谁也没听着。
谢娘慌忙将帘子掩了，我感觉到抱着我的父亲陡地一颤。
车走了。谢娘一直站在风雪里，默默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那天，六儿自始至终也没有露面。
父亲一动不动地缩在他的大衣里，他不动，我也不敢动，我怕惊扰了他，我明白，他现在的心情比我还难过。望着忧郁、清瘦的父亲，我感到他很可怜，很孤单，于是，我把他的一双手攥在我的小手里，将我的温暖传递给他。
车过了崇文门，父亲睁开眼睛对前面的车夫说，上前门。
我说，咱们不回家吗?
父亲说，先上前门。
父亲到了全聚德，跟掌柜的说让正月十三派个上好的厨子到我们家来做烤鸭，然后又到正明斋饽饽铺买了两斤奶酥点心，这才坐上车往家赶。
这两样东西都是我母亲爱吃的。
大雪扑面而来，世界一片迷茫，我真是看不懂我的父亲了。
六
日子一天又一天，平平常常地过去。
不能到桥儿胡同去，虽然给我添了一些寂寞，但并不影响我的快乐生活。至于六儿给我缝的那只红眼大耗子，早已被我丢得不知去向。有一天，我在厨房看见老王在用那只布耗子逗弄一只刚要来的小土猫，他在训练猫捉耗子的本领。小猫是送水的老孟给老王的，因为老王跟老孟说过，厨房的面口袋被耗子咬了窟窿，老孟是个记事的人，就给老王找了这么只猫。新来的小猫本来就认生，又被那只红眼耗子吓着了，一下钻进米面口袋的夹缝中，可怜巴巴地喵喵，不敢与耗子对阵。老王说，这倒怪了，猫怕耗子，还是只假耗子。我说，六儿太恶，缝的耗子也恶。老王说，那是因为你恶。我说，我怎会恶?我是一只还没长全毛的小耗子。老王说，你是一只耗子精。耗子精就耗子精，我认为对老王的话大可不必认真。他一个做饭的，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呢?
转过年冬天，又到了正月，又是一个大雪天。早晨，纷纷扬扬的雪花从高天之上飘洒而来，我在院子里伸着脑袋看天，冰凉的雪花落在我的脸上，转瞬又化为水。我突然诗兴大发，高声喊道：
燕山雪花大如席，
飞到金家大院里。
天白地白树也白，
晌午咱们吃烧鸡。
我把这首即兴创作的诗喊了一遍又一遍，图的是让父亲听见。我知道，父亲就在北屋里，正和母亲商量今天上吉祥大戏院听戏的事，听说吉祥下午有《望江亭》。《望江亭》是我爱看的戏，里边的小寡妇谭记儿很漂亮，一会儿换一套衣服，一会儿换一套衣服，让人眼花缭乱。如果父亲听了我的诗句，十分欣赏，一准儿会说，瞧，那诗作得多么好，带了那丫儿去吧。那样我不就捡了个便宜?
我的吟唱没有引出父亲倒招来了老七。老七说，你在这儿干吗呢?我说我在做诗，说着又把那诗吟了一遍。老七说，你得了吧，大下雪的，别在这儿散德行了，你这也叫诗吗?头一句照搬的是李白，三一句剽窃的张打油，就末了一句是你自己的，倒是很有真性情，终归也没离开吃。我就跟老七说了想看《望江亭》的打算。老七听了笑着说，你就是《望江亭》，还用得着再看《望江亭》吗?我问我怎的就是《望江亭》。老七说，您做的那首“咏雪”的诗，跟戏里那位纨祷子弟杨衙内做的“咏月”的诗如出自一个师傅般地相似，可见天下的蠢都是一样的。
我当然记得戏里那位衙内的诗：
月儿弯弯照楼台，
楼高小心摔下来。
今日遇见张二嫂，
给我送条大鱼来。
我说，你不觉得那位衙内的诗也很朴实易懂吗?他比你的那些“子曰”坦诚多了。我爱杨衙内，也爱他的诗。老七说，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我们正说着话，六儿脑袋上顶着一条麻袋跑进来了，见了我和老七，没说话，扑通跪下磕了四个头。我看见六儿的腰里系着白布，脚上穿着孝鞋，我知道，六儿是来报丧了。
老七问他是谁。
六儿说他是雀儿胡同张永厚的儿子。
老七问是谁殁了。
六儿说是他妈。
也就是说，谢娘死了!
我的身上一阵发冷，打了个激灵。
老七将六儿领进北屋，我的父亲和母亲还在谈论下午的戏。六儿按孝子的规矩给屋里的每一个人都磕了头。我特别拿眼睛扫了一下父亲，父亲无动于衷地坐着，表情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他甚至还有心思让刘妈往他的茶碗里续了一回水。
母亲说，谢娘是金家的熟人了，咱们得了人家不少济，就是眼下我穿的这件狐皮坎肩儿也是谢娘做的，咱们应该过去看一看才好。母亲问什么时候出殡，六儿说让人算过了，就是今天下午。母亲说，从来都是早晨出殡，哪儿有挪在下午的?
六儿不说话。
刘妈在一边小声说，太太忘了吗，谢娘是再嫁……我在旁边听得清楚，便明白了，原来寡妇再婚，婚后出殡，那时辰是要与众不同的。错过时间，为的是让她先一个死鬼男人在奈何桥上白等，不让他们在阴间团聚，因为后边还有个活的。
打发走了六儿，母亲说下午让刘妈到桥儿胡同去一趟。刘妈说不认识，母亲就让我跟刘妈一块儿去。我痛快地答应了，在去听戏还是去桥儿胡同这两件事上，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是想，应该去送一送谢娘，就冲她那温和的笑、那喷香的面，就冲她在风雪中为我们的站立……不能不送。
母亲派刘妈去也是派得很得体的，刘妈是下人，与谢娘的身份对等，我们既没抬了他们也尽了礼数。刘妈是母亲们的心腹，回来后肯定会将桥儿胡同那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母亲描述清楚，至于让我去，明是给刘妈带路。实则是代表着父亲，给父亲一个脸面，母亲的心计是很够用的。我想父亲心里一定很不好过，以他和谢娘的关系，他是应该到场的，如今却要陪母亲去看戏，那种伤情，让人觉得心碎。
出门的时候，我特意在廊下多站了一会儿，想的是父亲能出来对我有什么嘱咐和交代，但是父亲没有出来。
下午，雪停了，我和刘妈冒着严寒来到桥儿胡同。车一拐弯，远远就望见谢家门口挑了烧纸，那纸在风里呼扇呼扇地飞，好像被系住翅膀的鸟儿。
谢家院里搭了个小棚，三两个吹鼓手在灵前吹打，乐声单薄草率，断续的音响在这凄寒萧瑟的小院里颤抖着，连得人的心也发颤。一个腰系白带子的木讷男人把我们迎了，也说不出什么话，两片厚嘴唇翻过来调过去就是俩字，“来了”、“来了”。想必这就是六儿的继父，石匠张永厚了。刘妈问及谢娘后来的情况，张永厚说是昨儿擦黑儿咽的气，吃不下东西已经有一个月了，说着就把我们往灵前领。
我看到了那口沉闷的黑漆棺材，我知道那里面装着谢娘，装着可怕可悲的死!六儿跪在棺前，一脸的疲惫，认真地承担着孝子的角色，这个院里，真正穿孝的也就他一个人。一个女人，头上扎块白布条，见我们一走近，就开始了有泪没泪的号啕，不是哭，是在唱，拉着长声在唱，那词多含混不清。据说，这是谢娘的一个远房亲戚，丧事完后，谢娘遗下的衣物手使将归其所有，这是她耗在这里不肯离去的原因。几个穿着团花绿衫的杠夫，坐在棚的一角。喝茶聊天，他们在等待起灵出殡的时辰。
我来到棺前，看到了里面的谢娘。
已经不是给我做炸酱面的那个媳妇了，完全变作了一具骷髅、一副骨架，骨架裹着一身肥大厚重的装裹，别别扭扭地窝在狭窄的棺里。谢娘的嘴半张着，眼睛半闭着，像是在等待，像是要诉说。刘妈说，怎能让她张着嘴上路呢?得填上点儿什么才好。趁刘妈去准备填嘴物件的空隙，我扒着棺沿，轻轻地叫了一声“谢娘!”我想，我是替父亲来的，谢娘所等的就是我了，如果有灵，她是应该知道的。
棺里的谢娘没有反应，那嘴依旧是半张，那眼依旧是半闭。
我该怎样呢?我想了想，将兜里一块滑石掏出来，这块滑石是我在地上跳房子画线用的，已经磨得没了形状，最早它原本是父亲的一个扇坠，因其软而白，在土地上也能画出白道，故被我偷来充做粉笔用。现在，我把这个扇坠搁在谢娘僵硬冰凉的手心里，虽然我很害怕，腿也有些发软，但想到谢娘对我诸多的宠爱，想到那温热的炸酱面，想到这是替父亲给谢娘一个最终的安慰，便毫不犹豫地做了。
刘妈用纸包了一个茶叶包，塞进谢娘半张的嘴里。
谢娘的嘴，被刘妈的茶叶堵上了，她再也说不出话了。
杠夫们走过来，要将棺盖盖了。我听见六儿撕心裂肺地哭喊“妈!——”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我跟他一起大声喊着“谢娘!”也肆无忌惮地张着大嘴哭。刘妈将我拉开了，说是眼泪不能掉到死鬼身上，那样不好。刘妈小声地告诫我要“兜着点儿”，她说，这是谁跟谁呀，咱们意思到了就行了，不要失了身份。
我不管，我照哭我的。
六寸长的铁钉，砰砰地钉了进去，将棺盖与棺体连为一体。六儿在棺前不住地念叨：妈，您躲钉!妈，您躲钉啊!……那声音之凄、情意之切，感动得刘妈也落了泪。我知道，随着这砰砰的声响，谢娘从此便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我那块滑石也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杠夫们将棺上罩了一块红底蓝花的绣片，这使得棺木有了些富贵堂皇的气息，不再那样狰狞阴沉。几条大杠绳在杠夫们的手里，迅速而准确地交叉穿绕，将棺材牢牢捆定。杠头儿在灵前喊道：本家大爷，请盆儿啦——这时，跪在灵前的六儿将烧纸的瓦盆捧起，啪地朝地上砸去。随着瓦盆碎裂的脆响，吹鼓手们提足精神猛吹了起来，棺木也随之而起，六儿也跟着棺木的起动悲声大放。
灵前，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六儿，未免孤单软弱，他之所以叫做六儿，是父亲按金家子弟的排列顺序而定，暗中承袭着金家的名分，按说，此刻我应该跪在六儿的身后，承担另一个孝子的角色，而现在却只能在一边冷冷地看着，如一个毫无关系的旁观者。
棺木出了小院，向南而去，送殡的队伍除了那些杠夫以外，只有张家父子两人，六儿打着纸幡走在头里，他的继父石匠张永厚，抄着手低着头走在最后头。
乐人们夹着响器散了，回了各自的家。
远房亲戚说要赶紧收拾，不能耽搁，再不招呼我们。
我在路口极庄严肃穆地站着，目送着送殡队伍的远去，在雪后的清冷中，在阴霾的天空下，那团由杠夫衣衫组成的绿，显得夸张而不真实……我想，我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下来，回去一点儿不落地说给我的父亲。这是我能做到，也是应该做到的。
不知此时坐在吉祥大戏院看《望江亭》的父亲，是怎样一种情景……
七
“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这该是多么凄惨的感情缺憾，多么难与人言的酸楚。遗憾的是后来父亲从没向我问及过谢娘的事情，即便在父女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几次有意把话题往桥儿胡同引，也都被父亲巧妙地推了回来，看来，父亲不愿谈论这个内容了。所以，谢娘最后的情况，父亲始终是一无所知。
为此，我有些看不起父亲。
50年代中期，父亲去世了。
我到桥儿胡同找过六儿，小院依然，枣树依然，他那个当石匠的爹正在院里打磨，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北京怎会还有人使用这个东西。石匠已经记不得我了，我也不便跟他说父亲的事。打听六儿的情况，知道他在永定门的服装厂上班，改名叫张顺针。
我在服装厂的传达室里见到了这个叫做张顺针的人，彼时他已是带徒弟的师傅了。张师傅戴了一顶蓝帽子，表情严峻，进来也不坐，挓挲着手在屋当间站着。我说了父亲不在了的事，本来想在他跟前掉几滴眼泪，但看了他的模样，我的眼泪却怎么也掉不下来了。张师傅说，您跟我说这样的事儿有什么意思吗?这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停了一下说，当初您到我们家说令堂不在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意思呢?张师傅看了我一眼，从那厌恶的眼神里，我找到了当年六儿的影子。我说，当初我父亲是很爱您的，他对您的感情胜过了我所有的哥哥。张师傅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任凭着沉默延伸。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我只好起身告辞，没等我出门，他先拉开门走了。
我回来将六儿的态度悄悄说给老七。老七叹了口气说，怎的把仇竟结到了这份儿上?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更何况还有个父子有亲的情分在其中，既是这样，也只好随他去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送进来一包衣物，说是一姓张的人让带来的。金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长袍马褂的老式装裹，无疑这是送给去世的父亲的。我知道，这是六儿连夜为父亲赶制出来的。说是无情，真到绝处，却又难舍，这大概就是做人的两难之处了。金家没人追究这包衣服，大家谁都明白它来自何处。母亲坚决不让穿这套装裹，她说父亲是国家干部，不是封建社会的遗老，理应穿着干部服下葬，不能打扮得不成体统，让人笑话。
母亲的话有母亲的道理，在父亲的遗体告别式上，穿戴齐整的父亲，俨然是社会名流的“革命”打扮，一身中山装气派而庄重，那是父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一贯装束，是解放后父亲的形象。至于那个包袱，在父亲入殓之时被我悄悄地搁在了他的脚下。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细节除了我的母亲以外，在场的我的几个哥哥都看到了，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到底是金家的爷们儿。
与六儿相关的线索由于父亲的死而斩断，从今往后，再没有理由来往了。“文革”的时候，我们听说六儿当了造反派，是的，他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出身注定了他要走这一步。在我的兄长们因这场革命而七零八落时，六儿是在大红大紫着。我和老七最终成为了金家的最后留守，我们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时刻提防着红卫兵的冲击，而在我们心的深处，却还时时提防着六儿，提防着他“杀回马枪”，提防着他“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报复，如若那样，我们父亲的这最后一点儿隐私也将被剥个精光。给我们家看坟的老刘的儿子来造了反，厨子老王从山东赶到北京也造了我们的反，惟独六儿，最恨我们的六儿，却没有来。
后来，我从北京发配到了陕西，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随着兄弟姐妹们的相继离世，六儿在我心里的分量竟是越来越重，常常在工作繁忙之时，六儿的影子会从眼前一闪而过，有时在梦中，他也顶着一头繁重的角，喘息着向我投以一个无奈的苦笑，惊慌坐起，却是一个抓不着的梦。老七给我来信，谈及六儿，是满篇的自责与检讨，他说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惟亲爱之而已，他于兄弟而不顾，实在是有失兄长的责任，从心内不安。老七是个追求生命圆满的人。而现今世界，在大谈残缺美的同时，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生命的圆满?——包括六儿和我在内。
八
来北京出差，在电视台对某服装大师的专访节目中，我突然听到了张顺针的名字。原来这位大师在介绍自己的家学渊源，向大家讲述从他祖父谢子安起，到他的父亲张顺针，他们一直是中国有名的服装设计之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绝对有历史根源、家庭根源和社会根源以及本人的努力因素……我听了大师的表白，只感到不是说明，是在检查，这样的套路，每一个出身不好本人又有点问题的人，在“文革”时都是极为熟悉的，现在换种面目又出现了，变作了“经验”，只让人好笑。
依着电视的线索，我好不容易摸索着找到了张顺针的家，当然已不是昔日的桥儿胡同，而是一座方正的新建四合院。今天，在北京能买得起四合院的人家，家底儿当在千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贫困的谢娘后代，如今已是了不得的富户了。想起当年武老道“若生在贫贱之家，前程不可量”的断语，或许是有些意思。
朱门紧闭，我按了铃，有年轻人开门，穿的是保安的衣服，料是雇来的门房。我说来看望张老先生，看门的小伙子问我是谁，我说是张先生年轻时的朋友。那小伙儿很通融地让我进去了，他说老爷子一人在家快闷出病来了，巴不得有人来聊。
院里有猛犬在吠，小伙子拢住犬，告诉我说，老爷子在后院东屋。
来到后院东屋，推门而进，一股熟腾腾的糨子味儿扑面而来，靠窗的碎布堆里，糨子盆前低头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这就是六儿了。
见有人进来，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抬起头，用手托着花镜腿，费劲儿地看着我，眼睛有些混浊，看得出视力极差，那模样已找不出当年桥儿胡同六儿的一丝一毫。
我张了张嘴，那个“六儿”终没叫出来，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使性较真儿的混账小丫头，他也不是那个生冷硬倔的半大小子了，我们都变了，变了很多很多。该怎么称呼他，我一时有些发蒙，叫张先生，有些见外；叫六儿，有些不恭；叫六哥，有些唐突……后来，我决定什么也不叫。
我说，您不认识我了吗?
张顺针想了半天，摇了摇头，笑容仍堆在脸上，他是真想不起来了。
我说我是戏楼胡同金家的老小儿，以前常跟着父亲上桥儿胡同的丫丫。
听了我的话，对方的笑容僵在脸上。我估摸着，那熟悉的冷漠与厌恶立刻会现出，尽管来时我已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可心里仍旧有些发慌。但是，对方脸上的僵很快化解，涌出一团和气和喜悦，亲热地让我坐。
我将那些碎布扒开，挑了个地方坐了。
张顺针说，咱们可是有年头没见了，有三十年了吧?
我说，整整四十四年了。
张顺针说，一眨眼儿的事儿，就跟昨儿似的，您这模样变得太厉害，要是在街上遇着了，走对面也不敢认了。说着，顺手从他身边的大搪瓷缸子里给我倒出一碗浓酽的茶来。我喝了一口说，您这是高末儿。
张顺针说，能喝出高末儿的是喝茶的行家。现在高末儿也是越来越难买了，不是我跟“吴裕泰”的经理有交情，我哪儿喝得上高末儿?
我说，您还在打袼褙?
张顺针笑着说，您看看，这哪儿是袼褙?这是布贴画。这张是“踏雪寻梅”，这张是“子归啼夜”，那个是“山林古寺”，靠墙根儿摆的那一溜儿画儿，都是有名字的。
经张顺针一说，我才在那些袼褙里看出眉目来。原来张顺针的这些布贴画与众不同，都是将画面用布填满，用布的花纹、质地贴出图画的效果来，很有些印象派的味道在其中。他指着一幅有冰雪瀑布的画对我说，那张布画还参加过美术馆的展览，得过奖。
我说，老七舜铨也是搞画的，您什么时候跟他在一块儿交流交流。您老哥儿俩准能说到一块儿去。
张顺针说，你们家老七那是中国有名的大画家，人家那是艺术，我这是手艺。
我说，老七可是一直念叨着您呢，他想您。
张顺针说，谢谢他还惦记着我，其实我们连见也没见过。
我说，怎么没见过?见过的。
张顺针问在哪儿见过。
我说，那年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您上我们家来……天还下着雪……我本来想说出“报丧”二字，怕伤他自尊心，只说是下雪，让他自己去想。
张顺针还是想不起来。在他思考的时候，他的头就微微地颤动，我看到了他稀薄的头发下那两个明显而突起的包。那曾经是父亲寄予无限希望的两只角。
张顺针见我对着他的脑袋出神，索性将脑袋伸过来，让我看个仔细，他说，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让医院看过，骨质增生罢了，遗传，天生就是这样。
我说，我们家的老六就是这样，他还长了一身鳞。
张顺针说，长鳞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长鳞呢?
我觉得再没有什么遮掩迂回的必要了，几十年的情感经过长久理智的熏陶，像是地底潜流中滴滴渗出的精华，变得成熟而深刻。亲情是不死的，它不因时间的分离而中断，有了亲情，生命才显出了它的价值。我激动地叫了一声：六哥!——张顺针一愣，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别价，您可千万别这么叫，我姓张，跟金家没一点儿关系。
我说，您跟我死了的六哥是兄弟，您甭瞒着我了，我早知道。
张顺针说，您这是打哪儿说起呢?
我说，就从您脑袋上的包说起，您刚说了，这是遗传。
张顺针说，可有包的不一定就都是你们金家的人；反过来说，你们金家人人也不一定脑袋上都有包。
我说，您甭跟我绕了，我从感觉上早就知道您是谁了。
张顺针说，您的感觉就那么准吗?您就那么相信自个儿的感觉?
我说。当然。
张顺针笑了笑说，一听见您说“当然”，再看您这神情，我就想起您小时候的倔劲儿来了，好认死理儿，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爱犯浑。实话跟您说，您父亲是真喜欢我，就是为了我脑袋上的这俩包。可他心里清楚极了，我不是他儿子。
我的脑子突然变得一片空白，不会思索了。
阿玛，我的老阿玛，是您糊涂还是我糊涂啊!
张顺针说，您父亲老把我当成你们家的老六，把我当成他儿子，可从我们家来说，无论是我娘还是我，从来就没认过这个账。
我无言以对。
张顺针说，现在回过头再看，您父亲是个好人，难得的好人……我说，谢娘也是好人，像妈一样……张顺针半天没有说话，停了许久，他说，我娘那辈子……忒苦。
我和六儿就这么坐着，坐着，彼此再不说一句话。
我机械地喝了一口水，已经品不出茶的味道，我说我要告辞了。
张顺针让我再坐一坐，他大概是不愿意让我以这种心情离开。他问我什么时候回陕西，我说大概还得半个月，剧本还有许多地方要修改。张顺针问我是写电视的还是演电视的，我说是写电视的。他说还是演电视的好，将来我在电视里一露脸，他就可以对人说，这个角儿他认识，打小就认识，属耗子的，是个爱犯浑的主儿!他说，据他考证，耗子是可以穿旗袍的，迪斯尼的洋耗子可以穿礼服，中国的土耗子怎么就不能穿旗袍呢?
我说是的，耗子可以穿旗袍。
九
十天后，张顺针就让他的儿子给我送来了这件旗袍。
水绿的缎子旗袍。
作者“叶广芩”的其他小说
《状元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