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格格的担心不是配角成心晾她，是担心老七的琴出纰漏，大格格唱的是程派青衣，而老七对程派是极为的陌生，使得大格格常常有跟不上趟的感觉。眼看演出时日将近，大格格忧心忡忡，连饭也吃不下了，父亲到外面聘请名琴师，一时却又寻不到合适的。全家都很着急。

不想，这日宋太太领来个瘦弱青年，来者穿着破衣衫，夹着把旧胡琴，被胖太太推到众人跟前。宋太太说，这人姓董，叫董戈，是德国医院的杂役，专干些为病人跑腿送信、买东西的杂活，有时也为太平间的死鬼穿穿老衣，替丧家联系联系杠房什么的。大家不明白宋太太为什么要领这么一个人来，宋太太解释说，有一天家驷听见他在太平间拉胡琴，拉得有板有眼的很流畅，就想起大格格这边的事来了，让我把他带来，拉一拉让金家的爷们听听，成与不成先试试。大家听了，都觉得宋三公子办事太唐突，把个杂役弄来给大格格操琴这不是开玩笑嘛，再看这人这没伸展开的模样，穷门倒相的，料也不是什么高手。

那个叫董戈的青年站在众人当间，敛目低眉，任着人们的目光在身上审视扫荡，没有任何表情。老四说，亲家太太，您趸来这宝也会拉胡琴？宋太太说，我不是说过了嘛，让他试试。老五说，扮相不错，我上前门要饭，跟我搭伴倒挺合适。老三绕着来人转了一圈，吭了两声没说什么。老二问来人，您会定弦么？被叫董戈的人低声说会。老七说，拉一段让大伙听听。父亲也说，对，拉段听听。于是有人给董戈拿来了凳子，董戈调弦，屏气，拉了一段二黄回龙，也没见怎样的高明。老七说，你拉的是反二黄。董戈赶紧站起来回答说本来二黄该用正工，他用的是小工，因为调低，所以上下宽度大，有五度的跌宕。父亲说，听你拉的也罢了，还不如我们老七。董戈又低头不语。老七问董戈是跟谁学的，董戈说是跟父亲。老七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董戈说是乐亭说书的，父亲已死，眼下只有他和他母亲在北平。老五说，倒是个苦出身，还会拉胡琴，难为了你。父亲说，这你就不明白了，看来他的祖上才是真正的票友。大家问何以见得，父亲说，清入关以后，曾编制唱本，宣传满清制度多么优越，皇上多么清明，然后派滦州、乐亭一带的说书人学唱，学好后，经官场考试合格，发给薪水，派往各地演唱，出京时给龙票一张，所到各处由县中供给吃穿，这就是票友的来源。眼下两地的许多说书人，都是当年票友的后代，世代相传，很有些真人在其中。老五说，阿玛您别扯远了，依您说这个人算不算真人呢？父亲说，这个嘛……。宋太太说，要是不行咱们打发他回去就是了。父亲说，给点车钱，让人家走吧。姓董的听了如释重负般，给我父亲请了个安，就要告退，刚走到门口，只听大格格说，回来，我让你走了吗？大家都看大格格，大格格说：这个人，我留下了。

这个董戈就成了大格格的琴师，也说不上是师，就是为大格格操琴罢了。谁也不知大格格看上了他的哪一点，说留就给留下来了。大格格让他搬到金家来住，董戈说不行，说他每天得回去照看他的母亲，他要是不回家，他妈会担心。董戈住在城南，我们家在城东，董戈每天天不亮就得赶到我们家，为大格格吊嗓子，天黑才走，天天是两头不见太阳。为了他的母亲，他刮风下雨也往家赶，他的辛苦让金家的母亲们看了感动，说我们家七个儿子，抵不上人家一个孝顺，董家老太太不知烧了什么高香，得了这么个好儿子。

董戈早晨到金家来的时候往往大格格还没有起床，大格格有睡懒觉的毛病，要是这天没事，她能睡到中午去。但是自从留下了董戈，她就睡不成懒觉了，每每还在睡梦中就被丫头叫醒了，告之操琴的董先生来了。大格格说，来了就来了，让他等着去吧！翻过身来就接着睡了。董戈也不说什么，就在窗户外边死死地站着。大格格又睡了一觉，想起吊嗓子的事来，在被窝里懒懒地问，那个姓董的走了吗？丫头说还在院里傻站着呢。大格格一边嘟囔着这人死心眼儿一边慢腾腾地穿衣服。梳洗完了吃完早点就到了十一点，这才叫进琴师董戈。董戈已经在太阳地晒成了红虾米，进来的时候还不住地冒汗。大格格看了有些不落忍，对丫头说，给董先生倒碗凉茶来。董戈说，茶倒不必，大格格赶快抓紧时间练唱儿吧。大格格让董戈明天晚点来，别这么打更似的吵人。董戈说不行，要想人前拔份，就得背后受苦，这是他爹生前反复教导他的。大格格说，你的爹又不是我的爹，你不能把你爹的教导用在我的身上。再说了，我们又不是科班出来的，不是专门吃这碗饭的，我们能唱就已经很不错了，何必那么认真。董戈说科班也罢，玩票也罢，面对的观众可是一样的。大格格说，我的嗓子先天条件好，用不着天天吊。董戈说，嗓子必须天天吊，好嗓子是吊出来的，不是天生的，不常吊，唱腔里那些偷腔换气，抑扬顿挫，拖板抢板及脑额鼻咽颊膛等等的共鸣是运用不好的。这样一来，反倒把大格格弄得没话说了。自此，董戈每天四点准时来到大格格的房前，先是轻轻地咳嗽一声，告之他来了，就在外面等。久之，大格格的懒觉就睡不成了，外头一咳嗽她准醒，再也睡不着了，睡不着就得起来，起来除了吊嗓子没别的事干。后来，董戈不但将大格格拽起来吊嗓子，还要拉到东直门外的护城河去吊，说这样吊出来的嗓子带水音儿。

从我们家到东直门，这段不近的路程每天大格格都是和那个董戈一路小跑跑去的。董戈夹着琴在前头，大格格小步紧在后头，后边是丫环坐着洋车跟着。以往，我那个娇贵的大姐就是上两站地外的姥姥家，也要坐车的，现在她好像让这个姓董的给治住了。许多年以后，我的母亲说什么是缘分哪，董戈和大格格就是缘分，她就是听他的。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到最后人们也闹不明白，那个寒酸的穷小子到底有什么魅力使娇纵的大格格百依百顺地听他的，有人说是爱情，但大格格在临死前明确地否认了这一点，说她和董戈来往正大光明，没有丝毫的暧昧成分在其中；也有人说是活力，是另一种陌生的生活对于陈旧的吸引，而这种吸引是不可抗拒的。但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不吸引别人，偏偏吸引大格格呢？还是老七总结得好，老七说，什么也不为，就为了一个字：戏。

东直门外的护城河边，烟霞蒸蔚，旷寂无人，在这里，大格格彻底将嗓子放开了，从慢板《三娘教子》“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叹”开始起吊，循序渐进，一直吊到《女起解》那句高亢响亮的“苦哇———”。大格格与董戈，唱随切磋，日日如此，从不懈怠，成为护城河边的常客。

名媛义演，广和楼的戏码已经排出，大格格排在第三，前边两位分别是关静仪和秦蓝薇两位女士，唱的是《四郎探母》和《贵妃醉酒》。不知谁从哪儿打听到，这两位，一个是梅兰芳的高徒，一个跟着尚小云学过三年戏，论水平不亚于科班。本来程派唱腔在旦角行当中就极不易叫好，学唱难，会欣赏者不多，如今又排在第三，使得平时果敢自信的大格格这时也有些犹豫了。演戏最怕的就是怯场，为了这个，家里人轮流给大格格鼓劲，好像都不太奏效。宋三公子几次约大格格出去，逛北海，吃西餐，以减轻心理压力，大格格还是觉得信心不足，甚至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

这天练完唱，董戈对大格格说，您唱得很不错了，完全没必要犯怵，也别把那些角儿们看得太神圣了，从清末数，唱出名儿来的有几个是科班出身的，大部分还不都是半道出家的票友？拣有名的说吧，与程长庚齐名的张二奎，下海前是前清的官员，是工部水司的经丞；名老生张子久是张二奎的车夫；连编带演的卢胜奎，再早不过是个下人；灯笼程是北京廊房头条做牛角灯的；汪笑侬是拔贡知县；许荫裳是齐化门外粮店的伙计；张雨庭是眼镜铺的掌柜；冰王三是夏天卖冰的；刘鸿生是卖剪子的；麻穆子是卖私酒的；红极一时的名老旦龚云甫也是玉器行的工人出身。所以，您千万别迷信什么科班不科班的，与科班比，票友有票友的优势，特别是像您这样有学问、有文化的大家小姐，不一定就比那些角儿们差。当然，票友自不如科班徒弟学得扎实，但科班出来的不一定有艺术感觉，京戏其实是一门很高的艺术修养，它所要求的各方面知识不是一两日所能积累得起来的，即便是科班出身，艺术的感觉跟不上，说白了只是个表演的傀儡罢了。既然是艺术，就不是靠学力所能成功的，它靠的是六分修养，两分天才，两分勤奋。北京的富连成班，前后四五十年，培养出来的徒弟在千名以上，唱出名来的不也就有数的几位吗？这么一想，您还怵憷它什么呢？

不能说平日沉默寡言的杂役董戈的这番话说得没水平，就是在今天，细细品味他的话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在我们强大的文学队伍中，真正靠大学培养出来的作家占得比例毕竟不多，所谓的中文系是作家们再进修的场所，而绝不是作家的摇篮。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大概就和富连成培养不出真正的戏曲艺术家一样，这里面有个严酷的艺术规律在其中，这个道理出自几十年前一个医院杂役之口，则不能不让人吃惊了。这些话在当时对我大姐的触动想必也是很大的，能出此深切之语的,绝非一般人。大格格问过董戈有过怎样的经历，董戈低眉含颦，面色惨淡，似有难言的家世之悲。既然不便说，也不便再问，琴师董戈的身世对金家来说一直是个谜。

自此，大格格精神饱满，勤奋练习，面孔红润，神采焕发，从我们家跑到东直门，半道不歇，到地方停下脚步张嘴就唱，音域宽阔，底气十足，让人听来没有一点儿急促大喘气的感觉，这就是功夫了。我父亲说过，唱戏的必须有边舞边唱的功底，倘若你舞得很带劲，张嘴唱不出声或是哈哈地喘，那就倒观众的胃口了，闹不好就有被轰下台的危险。大格格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让人满意，这当是董戈的功劳。瓜尔佳母亲说得好好谢谢人家，不能让人家白白出力，让管事的给些赏钱。管事的说给过了，姓董的不要。瓜尔佳母亲说，这就怪了，他一个穷小子，难道就不见钱眼开么？让管事的去问，管事的回话说，董戈说了，他虽然在金家拉琴，但在医院的薪水照拿，宋院长还给加了薪，给了车马费，他拿了那边的，就不能再拿这边的了，两头拿很不合适。瓜尔佳母亲说，这孩子还挺仁义，别看是个下人，家教却不错，那边的老太太想必也是个通情达理的。

瓜尔佳母亲包了一大包穿不着的衣裳，让董戈带回去给他的母亲。第二天董戈特意到上房给瓜尔佳母亲请安，替他的母亲道谢。传他母亲的话说那些衣裳都是上好的衣裳，让大夫人这样破费实在是不安，董家小门小户，能进金家干差事已经是有脸面的事了，儿子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大夫人多多担待，待她身子好利落了，亲自到府上来请安。瓜尔佳母亲问董家老太太有什么病，董戈说：痨病。瓜尔佳母亲说，这可是个累不得的富贵病，营养一定要跟上去。瓜尔佳母亲让丫头把她的几听美国奶粉给董家老太太带去，董戈对此也没有过度推辞。事后大家都夸董戈是个孝子。瓜尔佳母亲也常拿董戈的例子来教育我的那些混账哥哥们。

五

演出这天，父亲调动了金家的全部实力，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啦啦队，除了领衔叫好儿的厨子老王以外，还以每人一块大洋的价儿雇了些戏混子，并明确告之，只许给《锁麟囊》叫好儿，其余剧目不许出声，当然也不许起哄。彼时，名媛唱戏,与角儿们不同，叫好儿的是五花八门，好似唱戏的不是正规军，叫好儿的自然也不必正经一样，故而，逢有这样的演出，一般都要在剧场四处贴上“禁止怪声叫好儿”的纸条。父亲为雇叫好儿的花了三百大洋，也就是说，在那天的剧场里，至少有三百个人是专为捧我大姐而来的，其中还不包括金宋两家的亲眷和署长调动来的大批警察。后台的一切由舅老爷照料，后台老板自然要打点到，给银元二十封，每封二十。上下场挑帘的也得送大洋，你总不能让角儿自己掀开门帘钻出来，再起范儿演唱吧，那样还不让下头乐死，所以挑帘的也很重要，也不敢怠慢，得给钱。除此以外，打鼓的、弹琴的、饮场的、看门的、跑堂的、扔手巾把的、管电的无不得一一送礼，落下一个，保不齐就得出点儿什么事。其实，在这众多的人里，舅老爷忘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操琴的董戈。在前台后台，在哗哗的大洋声中，董戈一直抱着琴默默地坐在后台不起眼的角落里，充任着可有可无又必不可少的角色。也不是舅老爷没想起他来，是舅老爷觉得这个医院的杂役绝没有撂挑子、使坏的勇气，懂得“社会主义”的舅老爷看人看得准极了。

鼓乐响起，头场关静仪女士的《四郎探母》唱得不错，到底是梅兰芳的弟子，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酷似她的老师，那段铁镜公主与杨四郎的对唱更是炉火纯青，两人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唱腔速度越来越快，情绪呼应越来越紧，盖口处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场内好声大起，就连父亲雇的那些“不许喊好儿”的人也情不自禁叫起好儿来了。可不么，好戏人人听着过瘾，甭管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

铁镜公主刚唱完，下边还有杨四郎的唱，就有人端着个小茶壶上台,给关女士饮场了。杨四郎很有激情地在唱，他的媳妇在旁边端着茶壶喝水，这从情节上说总有点儿荒诞，但那时就是这么个风气，有身份的角儿都要饮场，并不是为了渴，也不是为了润嗓子，就是为了一种派，惟此才算够份儿。不但喝水，有时还要擦脸，武生打着打着突然架住，有人送上手巾，抹一把，接着打。这大约是三四十年代北京演戏的风气，一些与剧情毫无关联的人可以在戏台上自由地走来走去，越是名角儿,，伺候饮场的越爱上去捣乱，以向众人炫耀他是谁谁的人。那个时代北京的观众对这些也是极宽容，极有耐心的，这就是看戏人的好脾气了。搁现在恐怕不行，现在甭说在台上换裤子，就是换布景也得把大幕拉上再说话。

听我母亲说，那位唱得很好的关女士，砸就砸在她的饮场上，她的老师是梅先生，梅先生演的是青衣，本人却是个男的，他在台上饮场，怎么对着小茶壶喝茶都是不为怪的。而关女士就不同了，关女士是女的，女的在台上当众嘴对嘴地嘬茶壶当下就是哄笑一片，怪声一片，有放浪子弟尖叫着大喊：小乖乖别撒嘴……。当下把关女士闹了个大红脸，连那个演杨四郎的也为此而笑场，唱不下去了。我也是从那儿才知道女孩子是不能对着嘴喝茶壶的，为什么,小的时候不明白，大了以后才知道。第二出是秦蓝薇女士的《贵妃醉酒》演得雍容华贵，行头好，扮相也好，举手投足都很到家，但也是要饮场，唱一句“这才是酒入愁肠人易醉”，喝一口水，唱一句“平白诓驾为何情”，又喝一口水，只让人感到这贵妃一会儿是酒，一会儿是水，怕要灌成大肚子蝈蝈了。所幸，这位女士没用小茶壶，用的是金边细瓷小碗，还没有引起下头哄场。但是，随着贵妃上台的还有一个小木桌，上面摆满了各样化妆品和一个很时髦的藤皮暖壶，贵妃喝一口壶里的水就要扑一次粉，抹一回口红，台上就老有两个穿大褂的人在一群花花绿绿的宫女中穿来绕去，将唐朝和民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后来，有眼尖的人看见，藤皮暖壶上竟然还写着“参汤”的字样，便知秦女士喝的不是茶而是参汤了。演戏如此摆谱显阔，当也该入梨园之最。不过作为女士的身份和贵妃的角色，或许尚不失之太远，倘若是要演《荒山泪》，演那位逃奔山野的贫妇，不知道是否也得喝人参汤？演得虽然好，终归是使人分神、别扭，以致气沮，弄不清是来看戏还是来淘神。

这时，董戈在后台找到已扮好戏的大格格，对大格格说，待会儿您上去了，千万别饮场。大格格说，后台邱老板把负责饮场的人都给我预备下了。董戈说，预备下了也别饮，您听我的没错。大格格说，万一我的嗓子要是干了，提不上去了呢？董戈说，绝没这事，您每天上东直门护城河也没饮场，不也唱得很滋润，唱得好不好，绝不在这会儿喝不喝这口水，全在平时的练习。大格格还有些犹豫，董戈说，您放心，万一有什么，我的琴给您兜着呢。大格格便对邱老板说她待会儿上去不饮场，让把那人撤了。邱老板伸着大拇哥说：金格格，您懂戏。

大格格演的是《锁麟囊》“春秋亭”避雨一折。当薛湘灵穿着大红嫁衣，坐着绣有双凤的红轿一出场，那红色的喜庆加之我大姐的美丽立即将台上台下的气氛烘托起来，人们的眼睛为之一亮，不待唱，便举座欢呼，得了一片迎帘好儿。厨子老王兴奋地说，咱们家的大格格没的比，就是没的比，瞧，用不着我领头，会听戏的都捧她。父亲的心却是一直提到嗓子眼儿，他一来担心操琴的，那个医院的杂役能不能把这出难度很大的戏一点儿不出差错地拉下来；二来担心大格格不要中途闹脾气，若那样，金家真是砸面子砸得狠了。

悠悠的胡琴声中，大格格缓缓地唱出了西皮二六：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

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鲛珠化泪抛。

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

……

歌一出喉，四座惊奇，互相打问，确认是金家大小姐，方有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父亲听了大格格的唱腔一时也蒙住了，一段时间的练习，大格格的嗓音、唱法竟然大变，变得宽阔婉转，深沉凝重，实实地托出了角色的富足、沉稳、多情、善良。大格格圆润的嗓音，那些裹腔包腔的巧妙运用，一丝不苟的做派，华美的扮相，无不令人感心动耳，加之那唱腔忽而如浮云柳絮，迂回飘荡，忽而如冲天白鹤，天高阔远；有时低如絮语，柔肠百转，近于无声，有时奔喉一放，一泻千里，石破天惊；真真地让下头的观众心旷神怡，如醉如痴，销魂夺魄了。董戈那琴也拉得飘洒纵逸，音清无浊，令人叫绝，有得心应手之妙。琴声拖、随、领、带，无不尽到极致，如子规啼夜，纡曲萦绕，如地崩山摧，激越奔放。琴与唱相糅，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如风雨相调，相依相携；如水乳交融，难离难分，感人至深，使人如入化境。父亲说，没想到董戈拉得这样地道，以前真小瞧了这小子。瓜尔佳母亲说，大格格唱得也出奇的好，像换了一个人儿。老七说，关键是两个人配合得默契，难怪我大姐不让我拉。厨子老王说，这水平，名角儿也比不过！宋家太太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东张西望，向周围关注，以让人们知道台上的美人是她未来的儿媳妇。至于那位警察，则只张着大嘴，目不转睛，死盯着台上，清音袅袅中，那魂魄整个地走了。

整折戏没有饮场的干扰，一气呵成，连贯完整，不拖泥带水，使人觉得干净利落，极富艺术感染力。演出完毕，掌声雷动，喝彩不绝，盛况空前。宋家公子送上一对大花篮，摆在台口，艳丽夺目，大格格谢场三次，观众仍不让下。有人说，金家小姐谦恭谨慎，敬重角色也敬重观众，不似有的人只知在台上撒娇摆阔，极尽显摆之能事，人家这才是大家风范，才是真正的有谱儿。大格格听了这话，心里不禁感激董戈，四下寻找董戈，却已不知所去。回家时，剧场外观众皆欲一睹大格格之颜色，人头攒动，骈肩重足，途塞不能举步，多亏有那些警察维持秩序，持枪荷弹，趟开一条人胡同，才使我的大姐得以进车。

当日宋家在万国饭店为大姐举行庆祝酒会，金家的人除了瓜尔佳母亲和有病的二娘张氏以外都去了。瓜尔佳母亲还是不能和那个暴发的警察家族一起在大庭广众当中平起平坐，她那傲慢独尊的禀性是轻易不会向任何人退缩的，特别是对宋宝印这样在官运上正走红的“无名鼠辈”。

酒会上，宋家太太在众人的夸赞中连干数杯，面色红润，说大格格为他们老宋家可是争了脸面，又说还要给大格格置两套上好行头，以备下回再演出。大格格让这位太太闹得坐亦不是，站亦不是，恨不得找个缝隙钻进去。席间不少人是为听戏而来，大家让大格格再唱一曲，拗不过众人情面，大格格只好强提精神，再润歌喉，待要开唱，才发现操琴的董戈并没有跟来。警察大怒，让两个手下去家里拽，父亲说算了，说来饭店开庆祝会本来就没叫人家，何苦又到人家家里去兴师问罪，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不对。警察说，他是个打杂的，他得随时伺候着，哪有跑不见影儿的道理，×他姐，明天就打折了他的腿！

听到警察这粗俗的叫骂，这不讲理的犯混，我的大姐脸色一时变得煞白，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当下就要走，被我母亲悄悄拉住，说怎么也得给我父亲和儒雅的宋公子一个面子，她这唱主角的走了，下边的戏让别人怎么唱呢。大格格想想，留下了，接下来是让老七操琴，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唱了一段《女起解》，就算应了差事。谁都听得出来，大格格的这段戏唱得真不怎么样，连那个不懂戏的警察也听出不是味儿来了，他用惊异的眼光看着大格格，大格格的脸越发变得难看。偏偏这时不谙世事的老七又多了一句嘴说，还是要董先生来拉才好，董先生熟悉我大姐的路数。警察对他的儿子大声说，明天把那个姓董的给我开了，他好大的架子，我让他的脑袋还在肩膀上长着就是很便宜他了！宋三公子诺诺，看了一眼大格格，没说什么。

那天晚上，大格格回来得很晚，回来后照直回到自己的房里就睡了。第二天，她母亲问她晚上干什么去了，她说去了南城。瓜尔佳母亲说，你是去了董戈那里。大格格说是。瓜尔佳母亲看着女儿，叹了口气，娘儿俩就愣愣地在屋里坐着。半天，大格格说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困难的人家儿，穷成那样，还能把心搁在琴上……。瓜尔佳母亲说，其实人活得都不容易，像咱们这样不愁吃不愁穿的人家儿，不多。大格格说，往后董先生再来咱们家，咱们得按钟点给钱，不能亏了人家。瓜尔佳母亲说，只怕他不要，以前也给过，他说不能拿双份。大格格说，他医院的差事让那个警察给蹬了，他现在是走投无路了。

六

后来，董戈就隔一天来我们家一回，大格格问他前一天去做什么了，他不说，很长时间以后大家才知道，他是到崇文门里的麻家杠房去给人做吹鼓手了，挣俩吃俩，挣仨吃仨，以维持娘儿俩的生计。吹鼓手的生涯是很凄惨、很低贱的，为世人所看不起，董戈隐瞒他的行径也情有可原。他到我们家来拉琴，从来都是穿长衫，从来都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将前一天的风尘扫荡得不见一丝痕迹，看得出那长衫都是前一天压平了的，想必是他母亲帮他做的。厨子老王爱听他的琴也爱听大格格的唱儿。拾掇完了饭就蹭到大格格院里来听戏。有一回他包了几个剩馒头，想让董戈拿回去给他们家老太太，又怕董戈面皮薄，寒碜了人家，在院里出出进进几趟，不知怎么办好。我母亲见了出主意让老王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塞给他就是了，老王照我母亲说的做了，董戈果然没再推辞。这往后，老王把爱戏的心都放在救济董戈上，在他的权限范围内，米面油盐什么都送，有时还故意把饭往多里做，肉包子一蒸蒸十笼，全家人吃两天也吃不完，明摆着是要送董戈的。对此，我父亲和母亲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知道，董先生是个孝子，对于孝子，怎么着都不过分。

董戈来了，几乎没有多余的话，也不提他和他母亲的事情，只是拉琴练唱，神情圣洁而专注。他把与大格格练唱看做是一种艺术享受，一种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一种心思独驰的追求。董戈的到来对大格格来说也不啻是一个节日，大格格只有在董戈到来之后才快活，才能找到自己，才觉得充实酣畅。看得出他们彼此深深地依恋着对方，这种依恋诚挚而痴迷，谁是琴，谁是董戈，哪个是戏，哪个是大格格，分不出来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现实，艺术的唯美性在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深刻共识与和谐，实在是一种诗化了的感受，这让每一个艺术家着迷的同时也蕴含着悲剧的到来。

大格格到东直门吊嗓，时间长了，那些在戏院里睹不上名媛风采的追星族们就早早地候在城门洞里，等我大姐一过来，哗啦一下就围过来，有让签名的，有点名听唱儿的，有专为看美人的，赶也赶不散。这时候，董戈就成了保镖，他拨拉开众人，领着大格格“杀”出重围。也或许大格格的名声太大了，没有多久,社会上就传出金家大格格和她的琴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来。

这些流言蜚语我们家当然是不知道的，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很当回事，大格格和董戈，相差毕竟太远，一个是大宅门的格格，一个是南城的吹鼓手，风马牛不相及。宋家太太来我们家问过董戈的事情，当她得知在医院丢了差事的董戈还继续在我们家做琴师时，对我们家的做法就有些很不以为然。她说，北平会拉胡琴的人有的是，不一定就是一个姓董的，外面已经很有些说法了。瓜尔佳母亲问有什么说法。宋太太支支吾吾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只让我们家把董戈辞了。瓜尔佳母亲说，怎好说辞就辞了，您不是也说让大格格还参加下次的义演么，没董戈，大格格怕是唱不了的。宋太太提出了不日将大格格娶过门的话，瓜尔佳母亲强调说大格格从小在金家娇纵惯了，过了门必须要另立门户，不能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处。不能说这个条件提得不苛刻，从瓜尔佳母亲来说，还是怵宋家人的脾气，既然咱们看上的是宋家的三公子，那就只和三公子过，跟那一帮流氓加混蛋们不搀和。

没想，宋太太却一口答应，说他们宋家是极开明的，人家国外儿子们结了婚从来都是分出去另过，没有和父母亲呆在一起的，她这个婆婆也尊重儿媳妇的意思，要出去单过就出去单过，小两口和和美美的自成一家也很好。

对方答应很痛快，并很快在阜成门顺城街买了一院房，修缮一新，让金家的人前去过目。瓜尔佳母亲再提不出什么，就通过舅老爷商定好日子，准备嫁女出门。

对这些，我的父亲从来都是不管不问的，我现在想，我的父亲除了他的事业和他的玩乐以外，对我们这个家其实并没有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应该说，他对于他的妻子，我们的几个母亲和他众多的孩子们没有起到一点丈夫和父亲的实际作用。对于金家，他不过是个点缀，一个辉煌的点缀，这大概也是八旗子弟的共同之处。倘若，父亲以他的聪明才智，以他的博学见识对大格格的婚姻稍有干预，命运的棋子也会有所改变，一切或许不会像实际的结局那样让人揪心。淡漠于事态的糊涂父亲，推波助澜的偏执舅老爷，刚愎自用的瓜尔佳母亲加上沉湎戏曲的懵懂大格格，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一起，向着未来迈步了。

娶亲时日定下来以后。大格格还在唱戏。我们家也还在歌舞升平。《状元媒》、《春秋配》、《贵妃醉酒》照旧在金家上演不衰。太阳照旧东升西落。日子没有任何改变。

这天是重阳。是董戈该来的日子。天刚亮大格格就起来了，推开房门，并未见琴师在庭院等候，便独自舞了一会儿剑，寻寻觅觅地来到前院。前头管事的和看门老张正在忙碌，在验看才送来的一套金丝楠木家具。老张见了大格格，赶紧请了个安，说是给格格道喜了。大格格问道什么喜，老张说，格格忘了么，下月的今天就是格格出阁的日子呀，是舅老爷和太太挑的好日子。管事的也说，这套家具是大格格的陪嫁之一，特意从南边办来的，下个月将跟大格格一起被抬到阜成门。大格格听了竟没什么表情，只是问董戈来了没有。老张说，他一大早就候着门，没见董先生进来。大格格说，这就怪了，都这时候了，怎么就不见来呢？管事的说，董先生保不齐是觉得大格格这几天忙，不便打扰，就不来了。大格格说，我忙什么，这套楠木家具与我有什么相干，前天董先生跟我说好了，今天要排《梅妃》那段二黄慢板……，说着大格格边舞边唱地在院里做起了即兴演出。老张小声对管事的说，您听见了没有，她说这套楠木家具和她有什么相干……，到现在了她还不知道她在哪儿呢！

董戈一天没有来，大格格一天失魂落魄。

又过了一天，董戈还是没有露面。大格格已经呆不住了，两顿饭没吃，一双眼有点发直。瓜尔佳母亲心疼女儿，让老五到南城跑一趟，说无论如何也要讨个实信儿回来。瓜尔佳母亲安慰大格格说，准是董家老太太有了什么闪失，那老太太岁数大了，又是个病秧子，董戈是孝子，他哪儿能离得开……。等几天，事过去了，他董戈还得来不是。大格格听不进她母亲的劝慰，一味地催老五快去，说戏搁了几天，已经生得很了。

老五走了以后，大格格一直在她母亲的房里等，瓜尔佳母亲让她吃也不吃，让喝也不喝，在屋里一刻不停地走来走去，外头稍一响动，就以为是老五陪着董戈来了，赶紧出去迎。瓜尔佳母亲说，孩子，你这样怎么行，你得记住，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你和董戈这个架子早晚得拆，你不可能跟他这么厮混着在一块儿唱戏，你得过日子……那天老五在外头疯玩了半夜才回来，大格格就在她母亲的房里一直等到半夜。

迷迷瞪瞪的老五被瓜尔佳母亲叫到房里的时候，已经忘了让他出门的初衷，他问他母亲，半夜三更为什么叫他来，瓜尔佳母亲一听这话，伸手就抽了老五一个耳光说，就为这个叫你来。大格格顾不得许多，急切地问，你没上董家去？老五这才想起早晨那档子事来，捂着脸说，去了，董家没人。大格格说怎么叫没人。老五说，没人就是没人，还怎么叫没人。瓜尔佳母亲问，门锁着？老五说门开着。瓜尔佳母亲问，董家老太太呢？老五说，没见着。瓜尔佳母亲说，搬了？屋里还有没有手使的家具？老五说好像都在。瓜尔佳母亲问，你没问问街坊？老五说周围没街坊。这下瓜尔佳母亲没话了。老五问还有什么事。瓜尔佳母亲看了一眼失望的大格格，对老五说，这大半天你上哪儿了，不忙着回来报信儿，害得你姐姐在家里着急。老五说他上安定门茶馆听大鼓去了。瓜尔佳母亲说，你又是去找那个唱“王二姐思夫”的赵粉蝶，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让你远离那个妖精，你就是不听。老五说，我就爱听那妖精唱，她一唱，我浑身舒坦。瓜尔佳母亲气得蹬了老五一脚，老五借机滚出去了。瓜尔佳母亲回头再看大格格，大格格的神情整个着了魔怔了一般。瓜尔佳母亲不安地说，孩子……，咱们明天让老七去找，老七比这个畜牲靠得住。

那天半夜，大格格突然使劲敲老五的门，把老五硬从睡梦中拽起来。大格格站在院中，冻得有些哆嗦，她问老五到董家看没看到琴。老五问什么琴。大格格说是胡琴，就是董戈老不离身的那把胡琴。老五想了半天，也不敢肯定胡琴是在还是不在，他说他的心思在找人上，没在找琴上。大格格说，要是琴在人不在，就是董家出事了，要是人琴都不在，就是走了……。老五坦诚地说他真没留神琴的事，过几天不妨再去看看，说不定董戈就回来了呢。大格格自言自语地说，回什么呀，已经没了好几天了……后来，老七舜铨陪着大格格去过一趟南城，代董家而居的是一户卖炒肝的小买卖人家。大格格进院的时候那家的一家老小正围着一个绿瓦盆翻肠子，粘兮兮一盆腥汤，臭烘烘一地脏水，让人捂鼻。对于原来的住户，翻肠子的人家是一问三不知，并说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这房子空空如也，别说家具，连耗子也没有一只。大格格又问有没有琴，那家人说，耗子都没有，怎会有那东西，我们来的时候，这屋里连炕席都给揭了。这一切让大格格想不通，她不相信把戏看得比命还重的董戈会扔下心爱的玩艺儿而一走了之；她也不相信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就能这么莫名其妙地分道扬镳了。大格格颓然地坐在那肮脏的台阶上迈不开步了，风扬起地上的灰尘，向她扑打过去，将她那张失望的脸埋藏在昏荡沉暗之中。一只老鸹落在院里枯叶落尽的枣树上，枣树枝颤了两下，终于托住了那份沉重，沉重的树枝衬着背后初冬阴惨惨的灰云，那里是一片虚空……。老七从台阶上拽起大格格的时候，只感到她浑身发僵,轻飘飘的身体好像只剩下了一个躯壳。

董家母子就这么消失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再没有出现过，也没有过他们的一点儿消息。事后有人分析，说这一切当跟警察有关，那个警察完全不用自己出面，他只要借日本人的手，想让谁消失谁就可以消失，一切都会不留任何痕迹……。但谁也没有凭据，不能妄说。

大格格恍恍惚惚地嫁到宋家去了，那天临上轿，还在问董先生来没来。

七

婚后的大格格每天早晚照旧到护城河去吊嗓练唱，这已成习惯，所不同的是将东直门的护城河换作了阜成门的护城河。她对董戈仍抱有希望，她对戏也抱有希望。之所以能日日坚持，是坚信有一天董先生来了，她能以最佳状态迎接那至真至妙的胡琴，以精熟完美的唱腔面对她的琴师。诚然，现今的大格格没有琴师护驾也没有那些驱之不散的追星族，红粉凋零，青衣憔悴，一切都变得很是惨淡凄凉。但大格格感受不到那凄凉，她心灵的情调永远为她的戏曲，为那激扬的胡琴所感动着，鲜活而充沛。这是她人生的根，是她幸福的核心。那时候的阜成门外，还没有立交桥，没有这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想象不出来，一个温婉持重的少妇，面对一条凝滞的城河，一片迷蒙的烟树，背靠厚重沧桑的城墙，悠悠唱起“明日里洛川前将君来等，莫迟疑休爽约谨记在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宋三公子在与大格格结婚以前与医院的德国护士有染，女护士回国，三公子原以为娶了大家闺秀以后可以填充空隙，孰料，大宅门的格格竟是这般风景，感情平平淡淡，生活虚无缥缈，说得好听是超脱，说得不好听是神经。这也怪不得公子抱琵琶另有别弹，三公子很快联络上昔日旧好，毫不留恋地丢下了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大格格，丢下了国内的一摊，独自一人上德意志去了。

没有多久，日本投降，日伪警察总署头目宋宝印自然在劫难逃，作为铁杆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被视为逆产被官方没收。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阜成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她自己，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时，瓜尔佳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都遭到大格格拒绝。她说顺城街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息身养性之所，说娘家离城河毕竟太远，她已经跑不动了，还是顺城街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馨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打晃，也不知道像谁。宁馨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老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擀了毡一般，乱糟糟长得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捆一个结，将窟窿揪住；裤子裆极大，裤脚毛着边，仔细一看，是用宋三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子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罢了。宁馨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又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馨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搁前几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大家问宁馨，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馨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馨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天冷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叫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得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

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她是活在了戏里。

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的悲哀，她在房门外的腊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阜成门，看到树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有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格格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她将来没有她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采萍》里边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老四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着人夹到城墙根儿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哇，埋宁馨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母亲问唱了什么，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失子惊疯》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她整个人都有点儿不搭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了他早夭的外甥和神情迷糊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拨过些钱去。

对此，大格格也没说什么感激的话。

娘家的周济毕竟有顾不到的时候，那个刘妈是二娘自己从安徽带来的，她只对二娘忠心，对别人却不肯下工夫，加之大格格脾气古怪，往往相处不好。刘妈今天去，明天不去，说是伺候大格格，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金家。大格格从来不为生活上的事情向家里张嘴，不是她不肯张嘴，是她就想不起张嘴。多么清苦的日子对她来说好像都不苦，她就这么餐风饮露般地活着，这使人觉得，嗜好一种事物，一旦寝馈到了一往情深不能自拔的痴迷当中，那么这个人多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那一年，我三岁，阜成门那边有人带过话来说大格格已经落了炕，怕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母亲就抱着我去了，同去的还有老七。本来应该叫上大格格一母同胞的姊妹，但检点所存，竟找不出一人：老大为“党国的事业”呕心沥血，奔窜西南，不知所终；老五在北平后门桥一头栽倒，直奔了黄泉之路；三格格应该是最亲的妹妹，却也因共产党罪名在德胜门外惨遭活埋。瓜尔佳母亲所出的四个儿女一个一个都匆匆地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走出了他们的生命，思之让人惨然。

对于和这位大姐的短暂相见，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那是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是金家女孩的打头，我是金家女孩的末尾，头与尾的相接在阜成门顺城街破旧的西屋里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大格格或许对此感到欣慰、兴奋，在那间阴惨暗淡的小屋里，她挣扎着伸出骨瘦嶙峋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说，这个妹妹长得像我……，将来可以唱青衣……，找个好琴师……。

我自然是以哭来抗拒的，母亲嫌我碍事，将我提出，撂在院中的树下，自己又进屋去了。我后来想，那一定就是埋葬过宁馨的那棵梅树了，也就是说，我与我那位外甥曾经在同一棵树下呆过，这怕就是我们惟一的缘分了。

母亲、老七和大格格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三岁的不完整的记忆里，在那棵散着清香的梅树下，我好像听过轻轻的,断断续续的吟唱。但那吟唱绝对被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的哭嚎所压倒，也就是我那倾其全力的哭，成为了金家大格格上路之时最完美的挽歌。我敢说，在金家，我的任何一位手足辞世，都再没有接受过我的那种感心动肺、惊天动地的哭了。

曲终人散，事过境迁，十几年后，有一天我和老七在母亲的房里喝茶，由外头盛行的样板戏说到了过去的老戏。我问老七，大格格在我号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什么。老七想了想说是，是唱了，但已经听不清楚。我问是不是《锁麟囊》，老七点头又摇头。母亲说，弥留之际，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魂魄早已走了，还说什么唱不唱的话。老七说，怕是在董戈走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我说，大格格魂魄一直在，临死还在，嵌在戏里……。

八

1998年夏天，中国京剧院来西安演出，其中有《锁麟囊》剧目，主演是程派青年演员张火丁。当演员在台上唱出后半部的大段唱词时，我仿佛突然感觉到了什么，我也料定，我的大姐在临终时所唱应该正是这一段：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味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可怜我平地里遭此贫困,我的儿啊——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馨。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台上演员且歌且舞，那已不是什么张火丁，分明是我的大姐。是的，我的大姐应该如此清丽，如此辉煌！再看操琴的琴师，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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