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彼得·沃森著，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霍尔多布勒和威尔逊所著《蚂蚁》，获1990年美国普利策奖。
参见《人类的由来》，达尔文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参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施蒂纳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见《凤凰周刊》2006年第8期。
参见thestruggleforexistenceinhumansociety（《人类社会中的生存竞争》），赫胥黎，1888年版。
《乡下人的悲歌》，j.d.万斯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参见《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陶希圣等著，载1935年1月《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
参见themythoffreedom（《自由的神话》），赫拉利，载2018年9月14日《卫报》。
见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2017年1月16日《99%民众的经济》报告。
比如股市众多小散户以辛苦积累的薪资剩余入市，其资本从最初形态看，显然是一种劳动的沉淀和凝固；至于在动态过程中，后来是否演变为剥削性的资本，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引自《经济导刊》2016年第6期张云东文。
theriseofthecreativeclass，另译名《创意阶层的崛起》，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比如他认为欧洲现代史中更有决定性作用的，是超越阶级的新教/天主教差异。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很多教科书描述文学史时，更愿意用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一类美学印象，或革命、进步、落后一类政治用语。
当地人常把男人喊成“妹子”，来历与理由不明。
当时地方政府均称革命委员会，下设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等部门。
公社茶场有制茶车间，用柴油机发电，因此能季节性的顺带提供照明。
丙崽后来成为笔者小说《爸爸爸》（1985年）中的人物原型。
指知青梁预立，后为笔者之妻。
当时图书馆关闭，知青读的书多靠私下里互通有无，其中不少流散自图书馆、书店。
1972年后，全国因政治运动而沉寂多年的文艺创作逐渐恢复，得到官方的支持和倡导。
农村劳动只记工分，年底才决算分配，包括扣除粮款。一般来说，这种常常只在两位数内的“年薪”，也要分多次才能兑现。
智利1970年当选的社会主义左翼总统，后来在军事政变中殉职。
在这个知青、工人、教师的读书朋友圈里，有人建议组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团体。鉴于当时政治气氛，这种事不会写入日记。
阿尔巴尼亚一电影里游击队员见面时的口令，被一些中国青少年模仿。
一篇有关前面5月17日讨论的后续文稿，后佚失。
1972年后有些杂志陆续出版或复刊，其中上海的《译文》专介绍国外的思潮和文学。
指民间开始出现继续坚持或开始质疑“文革”的不同思潮。
全称是“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属于人民的敌人。
当时地方各级革委会由军队代表、地方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组建，其中军方全面参与地方工作，是主导性力量。
对这一类方言词的兴趣，后来成为笔者小说《马桥词典》（1995年）的缘起。
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1966年“文革”的扫荡对象。
几十年后，笔者发现这个李玉求已任村党支部书记。
1966年前，汨罗尚未建县，只是湘阴县的一部分。
指一些只经过简短培训的乡村医生，仍是农民身份。
同某些前红卫兵一样，笔者当时仍相信“文革”是改造社会的良药，只是需要更彻底、不变形的革命而已。对这一盲从的动摇、疑惑及自我否定，直到1975年后才逐渐完成。参见笔者长篇随笔《革命后记》（2013年，《钟山》杂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笔者最早发表的《红炉上山》等，确为一些不入流的应景跟潮之作。
此人后来成为笔者小说《西望茅草地》（1980年）中的人物原型。
该知青后来成为了移民香港的地产商。
出于失望，笔者当时既怀疑造反派，也对农民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心态。
城市里监管相对严一些，因此当时某些拿到不到生产许可证和质检证的民间小企业，更愿意以暧昧的“社队企业”为名，转移到偏僻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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