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人文领域，经济学看上去已最像“科学”，至少最接近“科学”。这一学科在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等方面都努力向理科看齐，且走得最远，表现最为突出，动不动就有统计、民调、量化、实验的硬数据支撑，各种数学建模相当酷炫，不懂高等数学的人根本没法在圈子里混，一般文科生也读不懂他们的文献。但可惜的是，对2008年始于美国华尔街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地震，这个学科一直麻木不仁，发出预警的吹哨人极为罕见。差一点就囊括了本世纪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大神们，尽管团购批发一般摘金累累，各有骄人建树，从总体上看，却也从未拿出有效对策，来标本兼治产业空心化、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等危急趋势。两位诺奖得主受聘到华尔街操盘，甚至在汇市、股市里炒得自己大栽跟头sup/sup。
相比面目老派一些的哲学、史学、人类学……这个已用数学武装到牙齿的学科，是不是更像一门低能学科？
政治学也越来越像理科了，一直摆出高冷姿态，客观、严谨、中立、拒绝感情和价值观，但从业者们消耗了天文数字般的学术经费后，在2016年几乎异口同声断言：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他们后来眼睁睁看到事情偏偏就那样，看到2021年初“勤王大军”暴力冲击国会，其憋足了劲的精英反应，也只是发表一份两千多位学者联名的公开信，声称他们“只求理解政治而不参与政治”，呼吁捍卫民主和赶走时任总统，然后了事——是的，了事。如此不痛不痒的半纸鸡汤文，到底“理解”了什么？理解来理解去的结果，不过是一枚油腻和万能的“民主”标签？他们就不能比街头小贩或乞丐说出更多一点智慧？
心理学也好不到哪里去，已越来越依靠药片、仪器、实验室、数据库、模糊数学，其理论前沿已推进到神经元、基因、人机系统、大脑图谱的纵深。与此同时，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严重抑郁症数目一路狂增，将在十至十五年内成为第二大致亡疾病（2019年）；当法国国家卫生院的德斯穆格（micheldesmurget）报告，以十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人类的平均智商竟第一次出现隔代下滑（2020年）；心理的“学”在哪里？能否告诉我们对策和出路何在？随着心理学的产业化，那日益火爆的心理诊疗有偿业务，到底是证明这一学科的成功还是失败？
社会人文“科学”的很多现状就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哪一国的现状，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点不同的面临同样的窘境，面临同样的精英危机。
也许，衮衮诸公的研究并非一无是处。蚊子也是肉，钢镚也是钱，众多局部的发现和创见，积累于人类文明的长河，均可望助益新文明的成长。只是从总体上说，从实效上看，这些学科的“科学化”，即向理科的靠拢和模仿，离预期目标还十分遥远，至少尚未出现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里划时代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并未在人类重大的困难和挑战面前，有效履行科学家“整理事实、找出规律、并做出结论”（达尔文语）的职责。
他们是在哪里偏离、远离甚至背离了“科学”？
或者，我们是否一开始就误解了“科学”本身？
一个科学的低谷期
science（科学），中国俗称“赛先生”，在严格意义下限指16世纪以来的近代自然科学，即“牛顿时代带着唯理论浪潮、也带着经验论浪潮呈现在我们面前”（赖欣巴哈语）sup/sup的一系列认识成果。在这里，如赖欣巴哈指出：一是唯理论，一是经验论，两大浪潮的汇合，即数理工具和实验工具的并举，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兼备，才构成了“科学”的成熟形态和清晰边界。
爱因斯坦有类似看法。1953年，他给一位叫斯威策（j.e.switzer）的人写信，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项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其一是“源于古希腊欧氏几何学的形式逻辑体系”；其二是“文艺复兴以来依靠系统的实验以发现因果关系的可能。”他说“人类居然做出了如此发现，（这）才是令人惊奇的。”sup/sup
在这个意义上，如不少前人所指出，科学是近代以来的特定产物，并不等同于“知识”（否则传统艺人、哲人的所有知识都可算作“科学”，中医理论更是如此）；也不等同于“正确”（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后人看来都不算“正确”；热力学、活力学等在将来肯定也这样）。科学只意味着一种并非万能、不会完结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及生产过程。不过，这已够激动人心的了。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这种科学，即数理与经验（演绎与归纳）的双引擎发力，缘聚则生，修成正果，贡献了一轮空前的全球性知识爆炸，带来了生产方式与生活形态的翻天覆地——特别是物质层面的巨变，把人类送入现代文明。以致当今太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把“科学”等同于“知识”，再等同于“正确”，一个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无限越位，无限升格，视之为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器。
这不是不可理解。
——即便这已类似神学家的态度，即很多科学家强烈反对过的态度：以为上（ke）帝（xue）可搞定一切的妄自尊大。
文科一窝蜂向理科看齐，觉得自己不懂“数理”的纷纷内疚，怎么也得“实验”起来的万般焦灼，如此“科学化”潮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也许没什么不好。文理之间的互鉴纯属正常。事实上，这也有望克服不少文科著作中常见的空疏、虚玄、零散、模糊、偏好、独断、大而不当，还有过于依赖比喻的抖机灵或耍滑头——出于职业习惯，科学家最反对这样做。
不过，真正懂一点科学，真正学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并且在运用中增强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长，克服而不是包装文科自身的所短，并不那么容易。比如，不太好的消息是，文科生所热烈追求的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在20世纪却不幸陷入停滞。有心人已发现：1970年，第一架波音747飞机从纽约飞往伦敦用了八小时，而五十年后，类似飞行的时间未见任何缩短。1969年的载人航天器着陆月球，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足迹未能延展得更远，太空探测器也无质的更新，如火箭仍依赖化石燃料。1927年的列克星敦号航母，最高航速已达33节，而七十多年后投入现役的核动力戴高乐号，舰重减轻，航速却只有27节。上世纪的60年代，很多人认为有生之年可实现星际旅行，但眼下连他们的孙辈，也只能用游戏机去火星。上世纪50年代，教授告诉学生们，五十年内人类将实现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人造太阳、海底城市、汽车飞天也不是梦想，但眼下学生的学生告诉学生，再等五十年吧，也许，可能，大概，是外星人远程锁控了我们的大脑（网友语）……
爽约不胜枚举，也令人困惑。回望1915年（广义相对论提出）、1927年（量子力学形成）、1928年（《基因论》发表），现代科学最重要的几大基石，竟在短短的近二十年间相约而至，高峰迭起，砍瓜切菜一般——那是多么辉煌的狂飚时代呵，后来的人类怎么啦？学制越来越长，经费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论文越来越厚，但悠悠百年过去，科学界仍活在前辈巨人的阴影之下，即便在一些枝枝叶叶的项目那里，很多人也不过是为赛道上毫米级的胜出而毕生呕心沥血。
1900年4月27日，一位物理学泰斗在英国皇家研究所的报告会上，对欧洲科学家们宣布，物理学已走到尽头，人们只能远望“天边令人不安的两朵小小乌云”——这还是指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指二者所构成的分裂僵局。2011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在《大停滞》一书中断言，人们已经摘完了科学“所有低垂的果实”。2013年，《自然》发表一篇更悲观的文章：《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灭绝》。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christophersearch）认为：“理论粒子物理绝对是一门死学科。”“几十年来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新发展。”其证据之一是：“现在的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同我读研究生时用的完全一样……如果某个领域取得了根本性突破，难道你不认为教科书会过时，必须被全新的取代吗？”sup/sup
好容易，一线机会终于出现。2011年，欧洲“超光速中微子”实验团队（奥普拉）大喜，宣布他们已两次捕捉到这种粒子，打破了爱因斯坦关于光速是极限速度的论断。全球科学界为之一震：显然，这对科学的颠覆将超乎想象，几乎意味着因果律的轰然坍塌，时光机、时间隧道等触手可及。但接下来，各路科学家汇集于白雪皑皑的意大利格兰萨索山，十多万人通过视频日夜观看实验现场，最终只等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乌龙：法国籍和瑞士籍的两位团队领导引咎辞职，因为“超光速”并未实现，团队此前的两次假成功，不过是掉链子——“gps接收器与电脑之间的光缆松动了”。以致一位意大利同行自嘲：这就对了，我们不可能打破自然界的一条基本法则：在意大利，没有任何事情是准时的。sup/sup
研究生们的教材看来还是无法更新。
这是新科学临盆前一时的屏息宁静？还是科学在微观和宏观两大铁板之间已脱困无望？没有人知道。当然，基础科学的大体封盘，并不妨碍近几十年来应用科学、应用技术的长足发展，甚至日新月异，遍地开花。人们毕竟迎来了抗生素、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核动力、太空望远镜、人工智能……这一切在媒体上眼花缭乱热浪滚滚，正在全面定义新的业态与生活——不过，称之为“科学革命”让人犹豫，换上“技术革命”“技术繁荣”之类用词显然更合适。不是吗？技术受惠于科学——特别是其基础与核心的原理，总是比后者慢一拍，不过是科学的传导、应用、衍生、物态化以及潜能释放，是科学这棵大树上晚来的开花结果。
人们享受果实时，希望确保果树根系的强旺活力，确保下一轮种苗的萌发，大概不会是一份多余的关切。
理性工具大不如前
人的知识从哪里来？
一个中国人可能这样回答：实事求是，因实求名，格物致知，知行结合，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套实践大法，接近西方的“经验论”，在古希腊主流学界那里却基本上行不通。
相反，古希腊学者虽不排斥实践，但不觉得实践是多大的事——也许那些宗教精英、贵族精英们成天翻着羊皮书，对出门干活流汗一类本就不大擅长。在他们眼里，“真理”（true）高于“真实”（fact），是世界固有的内在性逻辑，是以数学为范本的抽象体系。人类不是靠观察、而是靠洞见才能一步步进入那个普遍、绝对、神圣的公理化秘境——为此，你哪怕成天闭门造车，也没什么关系。
有一个根号2的故事。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伟大的几何学家，最先证明了直角三角形中，“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叫“毕达戈拉斯定理”，又称“勾股定理”或“百牛定理”——因为他的团队曾宰杀一百头牛，欢庆这一伟大定理的诞生。不料，他的学生西伯索斯却发现一个疑点：如果一个正方形边长为1，那么根据该定理，其对角线的长只能是根号2；然而这既不是整数，也不是整数的比，在无理数概念尚未产生的当年，完全是一个怪物。毕达戈拉斯对此也百思不解，守着一条真真切切的线，面对一个逻辑漏洞，惊骇不已痛不欲生。为防止整个公理体系的崩溃，他恼羞成怒，下达封口令，严惩学派“叛逆”，不惜派一群打手出海追击，把那个仓惶出逃的家伙五花大绑，丢入大海喂鱼。这就是说，解决不了问题，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若事实抵触公理，那就把事实干掉！
事实算什么呢？事实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在他们看来，观察和经验一再欺骗我们。想想看，水中折棍、海市蜃楼等，都是这样差点骗过人们眼睛的事实幻影。那么根号2肯定也是！
毕达戈拉斯学派就是带着这一股唯理论的狠劲，一种痴迷和一根筋，不管不顾，长驱直入，倒是在演绎法上别有所长——这是事情的另一面。从“万物皆数”（毕达哥拉斯语），到“数学是一切知识中的最高形式”（柏拉图语），到“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就的”（伽利略语），到“一切科学均可最终转化为数学”（莱布尼兹语），到“数学是科学的皇后”（高斯语）……欧洲的数学狂们层出不穷，创造了埃及、印度、中国等古文明中都不曾有过的一种知识理想和知识类型。习风所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穷究五花八门的本质属性：人有人性，猫有猫性，树有树性，火有火性，三角有三角性，连普遍与具体本身也各有其“性”，自然与理念本身也各有其“性”。这些“性”，或者说这些“是”（being），在中国人读来很陌生，特别扭，太烧脑，简直没法准确汉译。sup/sup其实，作者不过是想编绘出一册数学式的公理大全，把满天下的抽象本质一网打尽，让它们从不甚完美的“事实”表象中显现出来。
不得不承认，这种准神学家式的执抝，使一种强大的数理工具源远流长。当东方的实践家们有了算术，有了算术就大体够用，能应付春种秋收、治国安民一类俗务，欧洲的唯理派却收获了数学——包括欧氏几何、无理数、对数法、虚数、微积分等，为“科学”勃兴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旦与发端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潮两相汇合，互为依托，便如虎添翼，牛顿时代的喷薄而出就只是迟早问题。人们或是靠实验采集知识，然后用数理加以组织；或是靠数理推测知识，然后用实验加以印证，似乎怎么走都顺，哪一条腿迈在前面都行。以至从某一个节点孤立地看，有时知识还可以跳过实践，在学者密室里以先知预言的方式“先验”地发生——上帝就是这样干的吧？海王星的故事就是这样：先是有人推算出它的空间位置，当天文学家后来架起望远镜，对准夜空中的那个位置时，果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白点，与预估点位竟相差无几。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故事也是这样：门捷列夫依据原子质量大小，对元素予以排列和推导，发现了一些先有数据、而无实证的空白格子，而这些当时尚未发现的元素（镓、钪、锗等），事后果然被发现，由实践家们一一捉拿归案。
正因此，爱因斯坦在晚年《自述》一书中谈及真理的标准，除了“外部的证实”，即经验派所拥戴的实践检验，还加上另一条：“内在的完备”，包括逻辑的简洁和美（比如他爱不释手的e=mc²）——这其实是延续唯理派一脉遗风，深切怀念演绎法永远要求的严密与纯净。
“上帝不会掷骰子。”他的另一句名言，显示出他对因果律笃信不疑，相信世界就是笛卡尔心目中那种精密运行的钟表。
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唯理派在牛顿时代的好运气，并未延续太久。一旦遭遇现代科学的冲击，一旦触及更深广的未知领域，“钟表”之喻渐渐不合时宜。
不妨耐心回顾一下。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一种普遍、绝对、神圣的世界因果秩序，首先在康德等人那里撞上辩证法，陷入正题、反题、合题的迷阵，形式逻辑让位于辩证逻辑，“自相矛盾”从此有了合法性。接着，它在贝叶斯等人那里撞上概率论，必然逻辑让位于或然逻辑，等号几乎都成了略等号，“差不多”和“大概是”从此有了正当权。再后来，它在哥德尔等人那里撞上“不完全性定律”，发现公理的一致性与完全性不可兼得，数学的自洽和相应证明不可兼得，看似完美的逻辑体系原来一直处于带病的状态，不能不让人惊醒和沮丧。与此同时，它被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分裂炸了个半晕，发现在高斯、黎曼等人那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真理和彼真理居然互不通约，统一逻辑变体为多重逻辑。它还在普朗克、海森堡、玻尔、薛定谔等人那里，被量子力学拖入一片泥沼，发现在亚原子层面的微观世界，与常规世界不同，几乎一切都“测不准”。a也是b，有也是无，到底是什么，其随机结论只是取决于人们采用何种观察方法和观察工具，因此因果认知的客观性被釜底抽薪。
连因果律的坚信者爱因斯坦——如果不是在实证层面，至少在假说层面，也对自己伏下了潜在威胁。所谓因果，只能是前因后果吧，只有在时间轴上才有意义吧。然而，恰恰是根据他的相对论，时空不可分割，均在运动中变化。运动的尺在相对变短；运动的钟在相对变慢，达到光速时则时间消失。这就相当于说，一切因果链在那时都会溃散，在超过光速时则会倒置。一个乡下老汉可能因此万分惊骇：照这样说，人岂不会先死而后得病？孙子还会出生在儿子以前？
显然，要安抚老汉，确信这种惊骇大可不必，只能靠一条：宣布时光机之类是无聊的科幻，宣布爱因斯坦就是物理学的终点，关于光速是极限速度的判断永不可动摇。所有后来者都得趁早死心，不要像“奥普拉”团队那样，再去打光速的主意。
人们都会同意这一点？
很多人也无法证伪这一点。一切还是疑雾重重，构成了眼下知识生产的重大困难。换句话说，作为科学远航的双引擎之一，唯理论看上去已透支和冷却，数理工具的有限边界日显，对实验工具引领和支撑的作用远不如昨，即便——如前所述——数理革命的余热还热在应用技术的另一头，包括成为某些文科研究领域的新时尚，包括“数字经济”启爆革新大潮，“大数据”“云计算”风起云涌，算法工程师和独角兽企业拿走了业界最丰厚的年薪或利润。
实践也多方面变味
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发展，看来主要依重经验路线和经验方法。可望成为科学最新主角的生物学据说就是这样。黑洞、暗物质、希格斯粒子等前沿研究，也多是依据海量的观察和实验，靠的是科学家们务实苦干、摩顶放踵、大海捞针、集沙成塔——发现海王星的那种先知式奇迹，已十分少见。
这其实很对中国知识传统的胃口。中国古人讲究急用先学，仅靠区区算术就鼓捣出了“四大发明”，还鼓捣出算术因素更弱更少的中医成果。中国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尚少，但世界上最多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最多的技术专利申报、最多的科技论文发表、最高增速的新技术产业规模……都汹涌而来蔚为大观。中国人重应用、重实据的务实风格，在一些人看来，不过是儒家传统中“实用理性”（李泽厚语）或“实用主义”（安乐哲语）的一脉相承。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知识风气远欧陆，而近英美。英国人培根就狂赞过“三（四）大发明”；同是英国人的李约瑟认为中国知识水平远超西方直至13世纪。孔夫子则最像美国实用主义的理论旗手“杜威先生”（蔡元培语）。当唯理派走下神坛，英美经验派更愿意强调，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其实源于古埃及修水利、建金字塔的工地，同样是干出来的学问，其人间烟火气不应被掩盖。中国人对这样的说法最可能鼓掌。
这没什么不好。实践确实是真理之母，哪怕在爱因斯坦的那里，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二标准之一，响当当的。只是作为科学远航中的另一台引擎，进入现代以来，实践也面临新的故障。
至少可注意下面三点：
1.实践盲区
这么说吧，前人的观察和实验都较为简易，便于操作，花费不大，也比较个人化。阿基米德靠一盆洗澡水，就可以发现浮力原理。牛顿靠一个枝头掉下的苹果，就可以构想重力学说。伽桑地在一条航行的船上，从桅顶落下一块石头，就能检验地心说的真伪……那时的科学家都像草根“民科”，多是单枪独马，小打小闹就做出大学问，在知识的荒原上到处开疆拓土。
相比之下，随着日常环境和常规层面的科学发现接近饱和，特别是在物理学领域，易啃的骨头已啃完，科研就不再以米为单位、以克为单位、以秒为单位，而是一头指向亚原子层面的微观，另一头指向深空星际的宏观。这时候，观察和实验的成本急剧升高，“民科”风格就行不通了，绝大多数聪明的人和机构被排拒在机会之外。大型球面射电“天眼”，只有一两个国家可做。一台高能粒子对撞机，动不动就数百亿甚至千亿的投入，连美国、日本都供不起，谁还能玩？故杨振宁建议中国根本不要去搞。在高预算、高设备、高薪酬、高技术产业、高质量教育等配套条件缺位时，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创新也无从谈起，几乎“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很多国家的理科大学近乎奢侈品，既缺财务保障，又缺就业空间，于是重文轻理，甚至弃文从戎，实属学子们的无奈之选，诺贝尔奖这事不必想得太早。
进入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若无公权力的大手笔合理调控，很多实践总是缺乏后援。投资商以赢利为目的，只会青睐那些周期短、见效快、有购买力的应用科学和应用技术，宁可对奇巧淫技砸下重金，也不会对荒漠化、农田土质修复、非洲地方病等投入情怀；宁可“山寨”“接汤”“做下游”，到处捡一些边边角角的业务，也不会对基础科学长期的冷板凳和可能的投资黑洞，多看上一眼。“军工联合体”通常成为拼抢战略红利的优先投入部门。依据同样的利益逻辑，早在1976年，美国的一半医疗支出都用于照顾病人生命的最后60天，加上另一大块用于性无能和脱发谢顶，相关研发显然不是为大面积穷国和穷人所准备的sup/sup，也不会顾及商业意义太小的数千种罕见病（且不包括误诊、无名的类似病患）。全世界用于宠物、化妆品、奢侈品的研发投入，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牙缝里省下一点点，培训四十多个极贫国家的脱贫技能也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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