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亨利装作生病，连饭都拒绝吃。但他知道，他也只能骗这么久——如果他骗到了她的话。也许他并没有骗到，母亲只是足够好心，所以忍了他装出来的那些症状。还有他用来解释拜查斯所赐的——青紫的眼睛和擦伤的面颊——的借口。他告诉她，那些伤是因为他在拥挤的街道上“撞到”了人。他没有再详细讲。只有当母亲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帮凶时，他的诡计才能得逞，他可不想赶走自己的好运。

所以，在周四的时候，亨利做了他整周来都害怕去做的事情：他开始准备回学校去，回到沃克太太的六年级课堂上，独自一人。

早餐桌上，母亲没有问他是不是感觉好点了。她知道。父亲喝着一碗粥，看着报纸，为日本在巴丹半岛、缅甸和所罗门群岛的一系列胜利而烦躁不安。

亨利盯着他，但一言未发。即便允许他和父亲说广东话，他也不会说一个字。因为惠子一家被带走，他要怪他。他要怪他什么也没做。但最后，他不知道自己要怪他什么。不关心？既然别人也都漠不关心，那么，他怎么能责怪自己的父亲？

父亲一定是感到了他的目光。他放下报纸，看着亨利，亨利还是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

“我有东西给你。”父亲把手伸进衬衣口袋里，拿出一个胸章。这个胸章上写的是“我是美国人”，红白蓝三色的粗体字。他把它递给亨利，可亨利瞪着他，没有伸手去接。父亲平静地把新的胸章放在桌子上。

“你爸爸希望你戴上它。日本人从西雅图疏散走了，所以你最好还是戴上它。”母亲说着，盛了一碗稠稠的、滚烫的、冒着热气的白粥，放在亨利面前。

又是那个词：疏散。即便是母亲用广东话说出来的，这个词仍然毫无意义。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疏散？惠子，从他的生活中被带走了。

亨利把那枚胸章抓进拳头里，匆匆拿起书包，冲出了门。他面前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粥一口未动。他连“再见”都没有说。

在去学校的路上，上中国人学校的那些孩子们路过的时候，都没有嘲笑他。他脸上的表情一定带着警示。也许，他们也因为几个街区外日本城的那些空无一人的、用木板封起来的建筑而吓得沉默了。

离家几个街区后，亨利找到最近的一个垃圾桶，把他的新胸章扔到了满溢出来的垃圾堆上——那里有不能回收用作支援战事的碎瓶子，还有四十八小时前因为疏散事件而欢呼雀跃的人群所举的手写标语。

那天在学校，沃克太太没来，所以他们有了一位代课老师，迪肯斯先生。新老师布置当天的作业时，其他的孩子似乎都在忙于猜测他们可以逃脱掉多少，只有亨利独自一人坐在教室后面。他感到他可以就此消失了，也许他已经消失了。没人理会他，没人和他说话，他对此深表感激。

可是，饭堂里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比蒂太太对于惠子的离开好像真的很恼火。亨利并不能肯定比蒂太太的失望到底是因为什么——是认为惠子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还是仅仅因为她不得不在厨房扫除上付出更多的精力。她一边从厨房端出午餐的最后一锅肉菜——被她称作“卡次莱次鸡肉”——一边轻声咒骂着。亨利不太明白那菜名是什么意思，听上去像是日本菜。不过，是美国化了的日本菜。裹了面粉炸成的鸡扒，带着棕色的肉汁。午餐看上去真的不错。闻起来也很不错。“让他们尝尝，看他们会怎么说。”这是她拿着烟晃出门去之前，满腹怨气地说出的唯一一句话。

不知亨利的那些学校同学是否知道午餐的主菜是日本菜，反正他们当中并没有人注意到，也没有人介意。但这个反讽像一把锤子般敲醒了亨利。他微笑起来。他意识到，比蒂太太并不只是他所见到的那样。

然而，其他的孩子，他们并没有什么惊喜可以给亨利。

“看，他们漏了一个!”亨利给一群四年级的孩子盛菜时，他们嘲笑他道，“谁去叫当兵的来，有人跑出来了!”

亨利没戴他的胸章。既没有戴旧的那个，也没有戴新的那个。两个都没有什么用。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日子？他想。谢尔登说过，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那我还需要忍受多少这样的日子？

仿佛一名祷告者得到的是一个残忍、复仇心重的上帝的回应，查斯出现了。他把托盘滑到亨利面前：“他们把你的女朋友带走了，亨利？也许现在你要学会不要友好……友善……不要跟敌人混在一起。肮脏的、背后放冷箭的小日本——她可能在我们的食物里下毒了。”

亨利舀起满满一大勺鸡肉和肉汁，弯起胳膊，盯着查斯那凸起的、猿猴般的额头。就在这时，他感到粗粗的、腊肠般的手指握住他的胳膊，把他朝后拽去。他抬头一看，比蒂太太正站在他后面。她从他手中拿过大勺，盯住查斯。“一边去，今天的饭不够了。”她说。

“你什么意思？还有这么多……”

“今天厨房不对你开放。给我走开!”

亨利抬起头，他所看到的只能形容为比蒂太太的“战争脸”。表情严厉，就像你在新闻纪录片所看到的正在接受训练的士兵，以屠戮为业的他们脸上才有这种冷酷无情的神态。

查斯看上去就像是一条犯了错被抓现行的小狗——灰溜溜地拿起空托盘走开，还故意把一个小孩挤到一边。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小子。”亨利回去给队伍里最后几个孩子盛午餐时，比蒂太太说。那些孩子似乎很高兴看到学校恶霸被挫了威风。“你想在星期六挣点钱吗？”这个臃肿的厨娘问道。

“谁？我吗？”亨利问。

“没错，你。你星期六还有别的活儿要干吗？”

亨利摇摇头表示没有，他有点迷惑，又有点怕这个坦克般的、刚刚在查斯的粗棉裤上蹬了一脚的女人。

“我被叫去帮忙建一个餐厅——当军队的民间承包商——我可以带一个肯干活而且知道怎么做事的人帮我。”她看着亨利，他似乎还不能确信自己听到的是什么，“有困难吗？”

“没有。”他说。他确实没有。她做饭，亨利做准备工作并分发食物、打扫卫生。这份工作很辛苦，但他已经习惯了。虽然她让他这么辛苦地在学校饭堂里工作，但她从没对他说过一句刻薄话。当然，她也从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话。

“那就好。星期六早上九点，我们在这儿见。不要迟到。我会付给你每小时十美分。”

有钱挣当然好，亨利想，他的脑子里还晕乎乎地想着查斯灰溜溜夹着尾巴离开的样子。“我们去哪儿工作？”

“和谐营——在塔科马附近的皮阿拉普露天集市。我觉得你应该听说过这个地方。”她盯着亨利，和往日一样面无表情。

亨利精确地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那天他回家后已经在地图上找到了它。我会准时到的，星期六上午，九点整。就算错过全世界，我也不会错过这个点——亨利本来想这么说，但最终他只说了声“谢谢”。

不知比蒂太太是否了解这对于亨利来说意味着什么，反正她没有表现出来。“他们在那儿……”她抓起一本书和火柴，带着她的午餐走出了门，“干完了这里的活儿叫我。”

星期六到来的时候，亨利树立了一个目标，一个任务：他要找到惠子。然后呢，谁知道该怎么办？他会想出办法的。

亨利并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比蒂太太的意图，但他也绝不敢开口询问。她是一个如大山般令人生畏的女人，而且少言寡语。不过，他还是十分感激她。他告诉自己的父母，她付钱给他，请他星期六到厨房帮忙。他所说的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也并不是谎话。他将在南边四十里外的和谐营厨房给她帮忙。

比蒂太太开着一辆红色的普利茅斯敞篷小货车过来的时候，亨利正坐在厨房门外的长凳上。看上去这辆古旧的车刚刚洗过，但因为街上是湿的，所以它巨大的白壁轮胎上溅满了泥点。

比蒂太太把一个烟头扔进最近的水坑里，看着它发出咝咝的响声。“上车。”她噼噼啪啪地摇上窗户，整辆货车都随着她粗壮多肉的胳膊而咯吱作响。

你也早上好，亨利一边绕过货车的头部一边想，心里盼着她的意思是让他坐到副驾驶座上，而不是坐到后车斗里。他朝货车车斗里偷偷瞟了一眼，只看到一块油布遮盖着一些盒子形状的东西，用一条粗绳子捆在一起。亨利迅速地跳到了车位上。亨利的父母虽然总算攒够了买一辆车的钱，但他们终究没有买车。现在汽油正实行配给制，买车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亨利父亲的观点。于是，他们还是乘坐交通马车，或是公共汽车。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会搭金婶婶的车，不过如果是去参加谁家的家庭活动，比如婚礼、葬礼或是黄金生日，或是某个老亲戚的纪念日，那通常都是搭金婶婶的车去了。坐在车里总让人感觉时髦和兴奋，无论车将驶向何方，或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都会让他心跳加速，像今天一样。或者，是因为将见到惠子的念头让他变得如此激动？

“路上的时间我不付费给你。”

亨利没搞明白这是个问句还是陈述句。“好的。”他说。只要能去我就很高兴了。事实上，我愿意义务劳动。

“军队的人不付给我差旅费，只是每次都给我加满油。”

亨利点着头，好像完全理解。亨利感觉，比蒂是受雇于那个食堂，好像还是兼职。

“你是军人吗？”亨利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