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表面上很好地处理了此次分手（这是她第一次被人抛弃），但短短几个月后，她的抑郁症又犯了，她不得不停止工作一段时间，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但效果不大。她吃的各种药抑制了她的性欲，尽管她试图跟别人上床，其中也包括我，但结果总不令人满意。我俩见面的时间很短，总的来说，结果很糟。克拉拉又对我说起了那些不让她安静的老鼠。她一紧张，就总是去卫生间，我俩上床的第一夜，她去了十次卫生间。她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事实上，有一次，她说她灵魂里有三个克拉拉：一个小女孩、一个被家庭奴役的老太婆和一个年轻女人的克拉拉，她想彻底离开那座城市，想画画，想摄影，想旅游，想活下去。我和她重逢的头几天，很担心她轻生，有时甚至都不敢出门买东西，害怕回来时她已经死掉了。但是，过了几天，我的担忧烟消云散了，我意识到（也许是便于说服我自己）克拉拉不会自杀，不会跳楼，什么也不会干。

不久后我就走了，但这一回我决心每隔一段时间给她打一次电话，决心与她的一位朋友保持联系，这人可以随时通知我发生了什么事（哪怕只是偶尔的消息）。我也因此知道了一些也许不知道更好的事情，知道了一些对我平静生活毫无益处的意外事件，知道了一些自私的人永远应该小心回避的故事。克拉拉又重新开始工作了（她吃的新药对情绪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但不久之后，她被派到南方另外一个城市的分支机构去了，尽管不是太远，这可能是她请长假的后果。她搬了家，开始去健身房（三十四岁的她已远不如十七岁我认识她时美貌），还认识了新朋友。她就是这样认识了帕科的，也是离婚的人。

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起初，帕科会对每个愿意听的人说起克拉拉拍的照片、画的画。克拉拉以为帕科是个聪明的、有品位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科对克拉拉的艺术追求失去了兴趣，他想要个孩子。那时，克拉拉已经三十五岁了，对要孩子的想法毫无热情，但最后还是让步了，他们有了孩子。据克拉拉说，这个孩子满足了她全部的愿望，这是她的原话。据她的朋友们说，她的情况更糟了，无论这话指的是什么。

有一次，我不得不在克拉拉住的城市过夜，原因与这个故事无关。我从旅馆打电话给她，问她住在哪里，跟她约定次日见面。我本来更愿意当天夜里就去见她，但自从我俩上次见面后，克拉拉就把我视作某种敌人，也许她有她的道理。所以我并没有坚持当天见面。

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胖了，虽然化了妆，但看起来还是很憔悴，与其说是因为岁月，倒不如说是因为受挫，这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直都不觉得克拉拉有什么热切渴望。既然没有任何渴望，又怎么会有受挫的感觉呢？她的笑容也变了，从前笑得热情，有点傻气，总之是一种省城少女的微笑，但如今是一种刻薄伤人的笑，很容易让人看出笑容背后的怨恨、愤怒、嫉妒。我和她像两个傻瓜一样亲亲面颊，然后落座，一时间不知说什么才好。是我打破了沉默。我问了些有关她儿子的事。她说他在幼儿园里，然后问起了我的孩子。他很好，我说。我俩意识到，如果不做点什么，那肯定会变成一次令人难以忍受的会面。克拉拉问：我看起来怎么样？那话听起来好像是要我给她一记耳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跟从前一样。我记得我俩喝了咖啡，后来沿着一条直通火车站的大街散步，路两旁种满了梧桐。我乘坐的火车就要开了，我俩在火车站入口告别，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

没错，在她去世前，我俩一直保持电话联系。每隔三四个月，我给她打一次电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学会在我们的交谈中绝不触及个人或隐私的事情（有点像在酒吧跟陌生人只谈足球的样子），所以我俩就说说家庭，像立体派诗歌般抽象的家庭，谈谈她儿子的学校，她的工作，她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时间一长，她已经了解了每个同事的生活、每个主管的麻烦事，这些秘密给了她非常多的，也许是过于多的快乐。有一回，我试着套出关于她丈夫的事来，但刚一触及这个问题，克拉拉就沉默了。有一次，我说：你应该过得更好些。克拉拉回答说：这很奇怪。我问：奇怪什么？克拉拉说：奇怪你会说出这话来，恰恰是你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试图赶快改变话题，说投进去的硬币要用光了（我一直没有自己的电话，也不打算有，我一直是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我急急忙忙说了再见，就把电话给挂了。我意识到，我已经不能再跟克拉拉吵架了，不能再听她翻出那些没完没了的辩解理由。

前不久，一天夜里，她告诉我她得了癌症。那语气像往常一样冰冷，跟多年前告诉我她参加选美比赛的语气一样，跟一个差劲的叙事者怀着厌恶情绪讲自己的生活的语气一样，感叹句总用错地方，总略过该深入、该切中要害的地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时我问她，有没有去看过医生，仿佛是她自己（或者是在帕科的帮助下）诊断出了癌症。她说：当然去过。我听见电话那一头传来类似青蛙的叫声。她哈哈大笑。我俩简单谈谈各自的孩子，然后，可能是因为感到孤独无聊吧，她要我讲讲我的生活。我信口编造了些脑子里冒出来的事，答应下周再给她打电话。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好。噩梦连着噩梦，突然就醒了，喊了一声，确信克拉拉骗了我，她没患癌症，她有事，这是毫无疑问的，过去二十年间，她总出事，都是鸡毛蒜皮的破事，充满屎和嬉笑的事，但她并没有患癌症。清晨五点，我起床去海滨林荫道散步，风吹着我的背，这有些奇怪，因为风通常都是从海上吹来，很少从城里吹向大海。我一口气走到电话亭，它在海滨林荫道上最大酒吧之一的露台旁。此时露台上空无一人，椅子用锁链捆绑在桌子上。但是，不远处，靠近海边的地方，有个流浪汉睡在长椅上，他立起膝盖，时不时抖动一下，好像在做噩梦。

我拨通了电话本上唯一一个归属地是克拉拉的城市却并非打给克拉拉的号码。过了好一会儿，一个女人接起电话。我说了我是谁，但忽然间我说不下去了。我以为对方会挂掉电话，但听到一声打火机的声响，接着是吸烟的声音。那女人问：你还在吗？我说：在。她说：你要找克拉拉？我说：是。她说：她是不是跟你说她得了癌症？我说：是。那女人说：是真的。

忽然间，从我认识克拉拉以来的往事一下子涌上了心头，我曾经历的每件事，多数与克拉拉无关，都浮现在脑海里。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女人还说了些什么，她距离我几千英里之遥。我记得，我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就像鲁文·达里奥诗中所写的那样，接着在口袋里找香烟，听到了对方的只言片语：医生、几次手术、乳房切除术、争论、不同的看法、多次商议。它们为我展示出一个我永远无法了解、抚摸和帮助的克拉拉。一个永远拯救不了我的克拉拉。

我挂电话时，那个流浪汉就站在我身边，距离我一米远。我没听见他的脚步声。他身材高大，穿着对这个季节来说太厚的衣服。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像是近视眼，或者担心我做出意外之举。那个时候，我太难过了，甚至忘记了害怕，尽管后来，我走在城中曲折的归途上才意识到，看见那个流浪汉的瞬间我忘了克拉拉，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那之后我们通话更频繁了。有几周，我一天打给她两次，都是简短、愚蠢的对话，我唯一想知道的事却说不出口，所以就随便闲聊，想起什么就说什么，还有很多我希望逗她发笑的废话。有一次我变得怀旧起来，努力回忆过去的时光，但克拉拉却立即披上她那冷漠的铠甲，我很快明白了她的意思，放弃回忆。随着她的手术日期临近，我更频繁地打电话给她。有一次，我跟她儿子通了话，还有一次跟帕科通了话。两人还好，听上去很好，至少不像我那么紧张。也可能是我弄错了。实际上，肯定是错了。一天下午，克拉拉说：大家都为我操心。我想，她说的是她丈夫和她儿子，但实际上，“大家”包括更多的人，比我能想到的还多，是“所有的人”。克拉拉应该住院的前一天，我打电话给她。是帕科接的。克拉拉不在家。两天前，就没人知道她的消息了。根据帕科的口气判断，我感觉他怀疑克拉拉在我这里。我坦率地告诉他：克拉拉不在我这里。但是，当天夜里我衷心希望克拉拉能出现在我家里。我点着灯等她，最后在沙发上睡着了，梦见一个美丽至极的女子，但不是克拉拉，是个高个子的女人，消瘦，小乳房，长腿，深褐色眼睛，肯定不是克拉拉，这个女人的出现替代了克拉拉，把克拉拉简化成一个可怜的、迷失的、浑身颤抖着的四十岁女人。

她没来我家。

第二天，我再次给帕科打了电话。两天后，我又打了。依然没有克拉拉的音信。第三次打过去的时候，帕科说起了他儿子埋怨克拉拉的这种行为。他说：我每天晚上都想，她到底在什么地方？根据他的口气和措辞，我知道他需要我的，或其他任何人的友谊。可是我没条件给他提供这种安慰。

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东北侧。

鲁文·达里奥（rubendario，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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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