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微笑了：“是吗？不记得了！”
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由生疏变得亲密了，感情能够交流了。我见他每说两三句话就要喝一口水润润嗓子，我就常常站起来给他倒水。他就把他所了解的关于希伯的事讲给我听。
我们谈着话，忽然，我听见楼上隔壁一间房里有人厉声大叫，声音很高，腔调很怪，声音里充满了痛苦，是呻吟，也是一种灾难的发泄。起初，我使自己镇静下来，好像听而不闻。但过了一会儿，又继续听到第二次、第三次，我就奇怪了，这是谁？为什么这样怪腔怪调地大叫？……
黎玉同志似乎知道我的想法了，停止了叙述，对我解释：“这是我的那个儿子！‘文革’中给吓疯了！”他说得平静，可是我好像能感到他话中的悲愤。
我能说什么好呢？我当时在北京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见到韦君宜同志的儿子杨嘟嘟（他爸爸杨述同志曾任朱德同志秘书），好好的一个男孩子，也是“文革”中给吓傻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太深重了！
那天，谈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我见他身体不好，糖尿病使他讲话困难，就决定告辞。他提供的材料和线索不少，我决定去采访他所提供的一些同志，如萧华（当时任兰州军区政委）、林月琴（罗荣桓的夫人）、康矛召（当时在欧洲做外交官）等，并且约定以后再来看望他。
第二次见到黎玉，我的采访收获不小，但却也带来了惆怅。见到他苍老有病、儿子发疯、住所破旧的境况，我不禁想：他的“解放”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第二年（1978年）夏天，我又到了北京，仍是忙于为收集希伯的资料奔波。7月25日，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又到火车站附近的老万居胡同15号看望黎玉。这是我第三次见到黎老了！这次我是特地去看望他的。
住处依然如故，只是上回来正是严冬，现在却是盛夏。小院里多了些绿色，冬天的气氛在自然环境中消失了。我步入那间熟悉的客厅，见布置也无变化。只不过多了一台电视机，放在一张矮几上，罩着布罩。
黎玉来了。他大约午睡刚醒，脸上还有睡容，见到我，高兴地说：“啊，你来了！”
我站起来向他问好，又同他一起坐下。他依然是倒水喝，但也给我倒了一杯。接着，就告诉我：“这些年，我先是靠边，后来给我戴上‘叛徒’的帽子。‘十一大’后，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党实事求是接受了我的申诉，我‘解放’两个月了。”
听说他已“解放”，我很高兴。我说：“早该‘解放’了！”
但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他那发疯的儿子又在隔壁那间房里吼叫了！我沉默地听着，他也沉默地听着。后来，我送他一本写沂蒙山区土改题材的电影剧本《平鹰坟》。这剧本是临沂地区几位同志集体创作，由我主要执笔写成的。此时已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在全国上映过了。
他出乎我意料地说：“这件事（指平鹰坟这件事）发生在沂蒙山区十字路（现莒南县）大店镇，我知道。你们这电影我也看过了，很好。”
可能是这剧本的题材引起了他的回忆，他忽然长叹一声，说：“过去我在山东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啊！不过，有些事我可以承担错误，却并不符合事实。”说着，他变了话题，详细问起临沂和沂蒙山区的近况来了，又问起临沂地委书记和专员的名字，带着浓重的感情，像听故乡音讯似的饶有兴趣，说：“这些同志都不认识了！”又说，“山东原来一起的同志提到省一级的不多，地一级的恐怕还有。”更说，“离开山东许多年了，还常常想那里。抱犊崮我还有印象。”
我说：“您以后可以回去看看，大家会欢迎您的。”我告诉了他我在沂蒙山区深入生活时常会触景生情想起他的心态。
他没有答话，只是一口一口喝水。
后来，我们谈了很久，谈山东，谈沂蒙，谈希伯，他希望我早点把书写出来。直到后来，有客来了，我就向他告辞，他还亲自送到门口，亲热有力地握手。
以后，听说他重返工作岗位了，是农机部顾问、党组成员。并听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很重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敢于主持正义，也爱惜干部和人才。接着，我看报时，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的名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欣慰。
起先，是由于忙；到1983年，我又由山东调到四川工作，一直没有再见到黎玉同志。后来，我读到过黎玉同志写的革命回忆录，一共两篇：一篇是回忆少奇同志的，题为《胜利的转折，历史的功绩》，是他与陈沂、高克亭同志合写的；一篇是回忆罗荣桓同志的，题为《和罗荣桓同志在一起》。听说，有人请他多写些回忆录，尤其希望他写关于自己在山东的经历的回忆录，但他不肯答应。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当时他还背着沉重的错案包袱（1986年3月党中央给他彻底平反），他怎么能写？我也觉得十分可惜，因为他是那样一位优秀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他所经历的革命历程和知道的经验教训如果写出来将是多么珍贵！
我们党的历史上，蒙冤的革命者，革命的蒙冤者太多了！革命可真不是“请客吃饭”！它是需要英雄人物才能戴上这个桂冠的！历尽艰难，承受委屈，对党始终热爱，对革命事业仍全力以赴，自始至终，心无旁骛的人，该可算是英雄了！有个哲人说过：“每个英雄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曲折。”我历来并不心服这句话，但从黎老和不少英雄人物的身上，却又仿佛看到了这句话的验证。我要衷心向那些历尽坎坷对党忠贞不贰的老同志学习！但我也愿革命的征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少一些人为的坎坷、多一些关切的同志爱！
我愿意用这样的心意来悼念黎老——……一位始终坚持革命信念而不懈怠的老共产党员！
（本文刊于1990年《人物》）
纪康同志20世纪60年代曾任中联部负责人，“文革”前病逝。
李家齐同志“文革”前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文革”后任上海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已离休。
吴从云同志“文革”前任上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文革”初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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