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道老师提倡新闻系同学能在茶馆里写作，而且不管环境如何嘈杂，应当写得快、写得好。茶馆里人多喧闹，本非写作之地。但望道老师说：做新闻记者，将来也许不可能有很安静的地方供你写作。你必定要有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中写作的习惯。那时，很多同学都按照他的倡导做了。我也不例外。望道老师还在新闻系开设修辞学课程，课本就是他那本名作《修辞学发凡》。我刚到夏坝时，觉得“夏坝”这个名称很美。新闻系的老同学就告诉我：“夏坝本名‘下坝’，是陈望道老师改名为‘夏坝’的。”从修辞观点来看，一字之改，化腐朽为神奇，可见望道老师的功力。他在讲修辞学课时，有的话，我还记得大意。他说：不要以为修辞有神秘性，以为语言的妙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这其实是不对的。修辞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没有什么神秘……他又说：有人以为修辞是打扮文字、雕琢词句、矫揉造作那一套，这也错了！修辞是根据一定的内容，恰当地运用语言条件，顺理成章来做，使思想感情和客观情境的表现和反映能很恰当，而不是单纯来讲究形式美。……但他说的“不是单纯来讲究形式美”，并非机械的，也注意到了形式问题。他讲课时，谈到字形和字义的美时，举例说过：“花”这个字是美的，“柳”这个字也是美的。但“花柳”二字放在一起，就糟了！……当时，我们听着课都笑了。几十年来，我从事文字工作，除了在治学严谨、工作踏实上觉得应当学习望道老师外，修辞方面，也受到他的陶冶。我能从事文学创作，讲究文字之美，讲究写作速度与词能达意，同望道老师的教诲也是分不开的。
在我入学阶段，正是大批青年学生倾向进步的高潮期。当时复旦校园内，进步壁报办得风生水起，如《夏坝风》《文学窗》《政治家》《复旦新闻》等都很吸引人，1944年冬天，又有铅印的四开小报《中国学生导报》出版。我见望道老师有时走过贴满壁报的长廊，默默地也在看壁报；我又见望道老师同一些进步的同学关系都比较亲密融洽。我第一次见到《中国学生导报》，就是在“新闻馆”里从高班级的同学手中拿到阅读的。当时环境复杂，斗争激烈。望道老师为人似乎谨慎。但我觉得新闻系那根脉搏的跳动，可以使人察觉到望道老师对进步学生运动，有一种不露声色或明白的支持。
四、文章要写得有意义
1945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墓前》，拟投稿。这故事是从同学中听来的：一个下江来的流亡学生，爱上了一个四川绅粮家的女儿，两人都是复旦同学。但女同学的父亲和后母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后来索性将女儿囚禁在家中不准她上学了。那男同学常在女同学家屋外徘徊，想见一面而不可能。女同学终于病倒了，病重时提出要求，希望死后能葬在夏坝复旦校园后的一座小山上。她病故了，家里按她的遗愿为她立了碑建了坟。可是，有一天夜里，原来的墓碑被砸断了，竖了一块新碑，上面有一首悼念的小诗，署名是那位男同学。接着，男同学失踪了，是到一个遥远的他“久已向往的地方”去了。这向往的地方当然我暗指的是延安。
这传说在复旦同学中流传颇广。那后山上的有诗碑的坟墓我也去看过。我把这个短篇小说送给望道老师看，他看完把稿子还我时，只说了一句话：“要写得有意义些。”
我那时年轻不懂事，也不知天高地厚，竟感到有些不受用了。我认为我写《墓前》是寓含反封建的意义在内的，我将爱情写得缠绵悱恻，谁看了都会一洒同情之泪，怎么能说没意义呢？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这篇小说只是重复了“五四”以后早被许多人写烂了、写够了的主题，毫无新意；而且，我把笔墨过多地放在爱情的渲染上，而且归结为失恋之后才去延安，也是一种失败。实际上这个题材可发掘出的意义是存在的，只是我没有去发掘出来而已。就这样一句批评式的意见“要写得有意义些”，体现了望道老师和我之间水平的高低差距。他这么一句话就够我用一辈子的！
直到1948年，我毕业留校给望道老师做助教时，才又把另一个短篇送给他看。这个短篇当时发表在上海《万象》杂志上，题目为《缙云坝上的鬼屋》，也是根据北碚夏坝复旦同学间的传说加工写成的。我们学校附近有幢洋房临江矗立，传说是个凶宅，闹鬼。屋主原是川军的一个师长。我赋予这题材一个反迷信的主题，但望道老师看了后，摇着头又是只说了一句话：“不要猎奇！”
这贬得很厉害。他那么忙，我把这种短篇小说请他看他肯看已经很不容易，在我是缺乏自知之明，在他是实事求是。但他的真实评语当时却使我不大愉快。事后，我冷静下来想想，才体悟到他确实是位严师，对我的指点是深刻的，他何必要为了使我高兴就廉价地给点鼓励呢？他对我的指点是深刻、真诚的！他是向学生指出一条创作的正道。
几十年来，望道老师送我的这两句警句：“要写得有意义些！”“不要猎奇！”常常铿锵有声地呼响在我的耳边，使我警惕，使我自勉。我把它们永远铭记在心头。
五、做望道夫子的助教
1948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望道老师要我留校做他的助教。同望道老师谈话的机会比以前多了，谈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只可惜我的日记和信件、照片等早就在“文革”中损失，除了印象深刻的一些话外，多数都已记不真切了。
我同望道老师谈过鲁迅，望道老师告诉我说，鲁迅先生1928年曾在复旦大学作过演讲。那时，上海大学停办，望道老师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当时教育界的黑暗势力很猖狂，仇视白话文，鲁迅的演讲是指责当时黑暗势力的。题目已不记得，也许并没有题目。讲到得意处，鲁迅就仰天大笑，听讲者也都跟着笑。
望道老师说：鲁迅先生的功劳并不局限于文艺方面，当然文艺方面功劳成绩最大。所以纪念鲁迅，不应该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或范围，在一切文化教育方面都留有鲁迅先生的功绩。望道老师还特别提到他办的实践大众语的《太白》半月刊，就是得到鲁迅支持才创刊的。
1948年我问起过望道老师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事。他说：我1919年5月从日本回国，随即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语文。当时，学生施存统（即施复亮）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旧道德，遭到反动势力攻击，牵涉到我，酿成有名的浙江一师风潮。我离职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当时手头有一本日文的《共产党宣言》，是现在这个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即戴季陶）供给我的。我译成中文后，出版了，有不少地方翻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还随军散发过。现在我手边反倒一本也没有了。
《修辞学发凡》一书，是望道老师在30年代初写就的，这本书为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望道老师对这本书的宠爱体现在不断修订上。他总希望每再版一次就能有新的修改和补充。他平时很注意收集例证，有点空闲的时候，总喜欢思索一些与这本书有关的问题。我做新闻系助教的一年中，望道老师从来没有找我替他或他的家人做任何一点私事，但他让我帮他收集修辞学上的例证。在我的感觉上，望道老师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项贡献。他想把这本书精益求精地改得更好，这是一种对读者极负责任的态度。他写这本书和改这本书都出以公心。
望道老师在那个阶段，话不多，比较稳健，但他的立场是坚定的，爱憎是分明的，对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是全心支持不遗余力的。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1949年上海面临解放，解放军在4月20日晚已飞渡长江天堑，占领荻港，国民党长江防线被拦腰斩断。这时，望道老师已经“失踪”一些日子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他，他秘密躲藏在虹口区一个友人家中。可能是4月22日或23日，我与新闻系另一同学一同去看望望道老师。望道老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急忙告诉我们说，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共电台广播，播的是以毛泽东、朱德署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他连说：“快了！快了！”欢乐之情溢于言表。
可能是出于对修辞的关心，他一连说了两遍：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用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词句。他说：“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这四个词不是乱用的，用在一起，真是一字千钧！”说着，他开心地笑了。我们告辞时，望道老师一再叮嘱，不要把地址和他的行踪告诉别人，也不要再去看望他。
后来我再见到他时，上海已经解放了。上海总工会成立筹委会，我忙于到上海总工会工作，复旦新闻系助教的任期虽然未满，也不得不离开。望道老师对我完全支持。只是从这以后，我也就失去了在望道老师身边的机会。1953年，我调北京工作，与他见面机会更少。只有他到北京开人代会时，我才有机会去看看他。“十年内乱”后，“四人帮”被粉碎不过一年他就去世了。
光阴荏苒，望道老师逝世瞬忽已许多年。到现在才来写悼念他的文章未免过晚。他用“洪溥大弟”称呼写给我的信件和与我合影的一张照片也早在“文革”中失去。他留给我的只剩下一些难忘的记忆了。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我怕会变得模糊，现在赶快记下这位文化名人的点点滴滴，恐怕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本文刊于1989年第2期《人物》）
戴季陶：又名传贤，1928年至1948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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