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我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对日俘和日侨进行了一次难忘的采访。
当时，在上海的日俘都收容在江湾，日侨被集中起来收容在虹口，都由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管理。我在江湾“京沪区徒手官兵管理处”递了名片。这是一幢脏兮兮的灰色三层楼建筑物，据说原来做过日本的兵营。门口有第三方面军的荷枪戴钢盔的士兵站岗警戒。里边一些显得陈旧的房屋用铁丝网拦着，有些场地连铁丝网也未拦。
几棵大杨树上的鸣蝉，在烈日下单调地鼓噪“知了——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也叫得人心烦。这里不叫“俘虏”而叫“徒手官兵”，是一种创造，目的大约是怕刺激日本官兵。老百姓早有议论，弄不清为什么对来中国杀人放火的鬼子兵这么好！
那天上午我去访问时，由管理处长王光汉出来接见。那是位少将，架子挺大，让我整整等了一个小时才露面。他矮矮胖胖的个儿，说话好龇牙，河南口音，性格倒直率。听他介绍：“有二十七万多日本徒手官兵归我们管。现在集中在江湾、南通、苏州、南京等地的营地里，全都缴了械，正陆续遣送回国。”
我问：“在江湾的这些日本官兵表现如何？”
王光汉龇着牙说：“日本军人养成了不可一世以征服者自居的性格。他们很多人认为投降是天皇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本土遭到更严重破坏，以备将来重显国威。”
我问：“还有些什么思想状况呢？”
王光汉坐在那儿，拿起桌上的一沓报纸当扇子扇着风说：“当然害怕中国人民报复。他们大多有罪恶，现在说话变得低声下气、点头鞠躬。但有的日本人在遣返船离岸时竟高喊：‘我们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那意思是有朝一日仍要回来报仇的！”我不由得心里一惊，天正热，心里更火辣辣了。我问：“要多少时间遣送完？”
回答出乎意料：“七年的事我们打算十个月干完。现在送走的已经很多了！”
“送走多少人了？”我问。
“无可奉告！”王光汉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他正在擦汗。
我又问：“听说有的战俘还有留声机，晚上还可以跳舞？”
“有过！人道主义嘛！”
“听说大量留用了日本战犯，也征用了日本战俘，是否确有此事？”
“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王光汉弹着眼珠，似乎触到了什么隐私。
“日本宪兵有多少人，目前怎么样了？”我问。因为日本宪兵逮捕杀害中国人极多。
“上海区就有一千多人吧。都是解除武装了，有的已经遣返！”
“日本宪兵个个手上都沾满鲜血，竟连罪大恶极的也不惩办？”我问。
“这不属我回答的范围！我还有事，就谈到这里吧！”王光汉说着，站起身来，甩下当扇子用的那沓报纸。
我说：“我能否采访一下战俘，参观一下？”
王光汉摇头：“以前可以，现在为防止引起日本徒手官兵的思想波动，给工作带来麻烦，我们谢绝参观采访。等我们下次举办招待会时再请你来吧。”
我说：“是否同意我简短地采访一下？我想弄清楚些问题。比如‘八一三’之前，从上海到南京去，铁路沿线每个站的墙上都有日本的‘仁丹’广告，有大有小。当时并不太介意，只以为是日本倾销商品。等到抗战爆发，才知道这是日寇为侵略战争而预先布置下的指路牌，日军只要看到这广告，就知道这个地方的规模大小，甚至地形、河流、山川在上边也有暗示。现在，这些广告大部分早已铲除，但还有剩余的可以见到。不知这事得到过印证没有？”
王光汉马而虎之地说：“这事自然有。鬼子打中国之前，早就做到心中有数，对中国的地貌地象等等，了解得比我们的五万分之一地图还清楚得多。但我们现在主要是平平安安地把日本徒手官兵遣返，别的事顾不得太多了。”他拭着汗把军帽朝额上一推，说，“我忙，话也说得不少，对不起，你请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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