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那里，我当时懂得马的寿命约三十岁左右。要想取胜，买马票靠的是运气。有次他叹气说：“呣嗒啦，呣嗒啦！我嗨穷命啦！”但尽管这么说，他关心赛马的事一直未停。只是有一次对我说：“爱赛马是我的缺点！很不好的！你不要学我。”有一次也说过：“做发财梦的人是发不了财的，想发财还是要靠努力奋斗！”当时他的样子很严肃。至今，我仍记得他那高颧骨的脸上那种认真坚决的神态。
他有时将诗写在口袋里的一个本子上。他讲课辅导我时，是预先在一个练习本上花时间做好笔记的。教国文时，课文之外他常给我添加些诗词。他买过狼毫笔和墨及砚台送我，还买来本子经常要我临临碑帖写写大小楷。他讲课条理清楚，数学使我易懂，讲国文时很认真。一次讲课时，给我讲“串”这个字。他说出一大堆话来，我一下子就记深刻了，至今不忘。他说：串，物相连贯也，连串而成的物件叫“串”。如一串珍珠，一串铜钱。串也可以做到访的解释，比如北方人将上门到别人家访问叫作“串门”；“串通”就是沟通；“反串”，那就是用在演戏时男的扮女的，女的扮男的，或老生反串小生……这种说法，当时我觉得有趣，也就记住了。
黄魂老师是个爱国青年，关心抗日的战局。看着报纸上一些败退的战讯，常会叹气。同父亲有时谈起抗日，他总是慷慨激昂，大骂“日本仔”和“东洋鬼佬”！他有很好的嗓音。有一次，父亲外出不在，他唱一支抗日歌曲给我听：“拿起你的枪，快快儿奔前方；和这恶虎狼，拼命地战一场；我们受亏已不少，今天和他算总账。”声音高亢，感情充沛。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父亲回来了！他也不唱了，但父亲听见了他的歌声，父亲说：“唱呀唱呀！你唱得很好！对洪溥，我不但要你教他功课，也希望你教他爱国。”
黄魂老师对父亲是很敬重的，对我说过：“你有一个好爸爸！你要努力！”
有一天，他对我突然说：“我也许会改变一下生活！到抗日前线去！”
但他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多问。
他给我做家庭老师大约有好几个月，突然，有一天，他彬彬有礼地对父亲说：“很对不起，因为我有事不能再做家教了。”父亲问他什么事，什么原因，他也不讲。父亲问他是不是经济上的问题，他说不是。接着，他就真的不来了。隔了些天，介绍他来的那位穿西装的黄先生来看过父亲。父亲问起我的黄魂老师。
黄先生说：“也弄不太清。他说是要去打游击。家乡惠阳那边现在有了游击队。他大约是要去参加，人就离开香港了。”
父亲和我唏嘘了一番，我简直有点伤感。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黄魂老师，也不曾听到过他的信息。
但，在香港相处过几个月的黄魂老师在我的记忆中始终存在，没有也不曾消失。回忆香港那段生活时固然会想起他；有时，在心情起伏时也突然会在脑际出现他那高颧骨的面容和捧读那本厚厚的名人录的模样。不知他是否真去打游击抗日了？他会阵亡牺牲了吗？谁知道呢？只是师恩难忘，想起他时，一种感激之情总会油然荡漾在我胸间……
难忘当年香港仔送别
夏天的香港，太阳有时很凶，但由于有海风，房里总有电风扇，并不使人感到闷热难耐。只是父亲的心情是不好的。他的心总同抗战关联着，战局不好，他总关心。他又是个爱工作的人，想做的事在香港没法做，当然苦闷。继母汪淑晴来信，仍总是要父亲带我回上海租界上住，居然有一天来信要父亲去香港著名的黄大仙祠去烧香求签，说听说那里算命看相很准，建议父亲去拜一次黄大仙对于回不回上海做个决定。父亲看了信摇摇头把信递给我看，说：“可笑！”他是不相信烧香求签和看相算命的，当然不会照办。
大约是6月里，由于日寇沿陇海铁路进攻，又要从平汉路进攻武汉，形势不好。有一天，报上突然刊登了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花园口决堤淹没了大片城市与土地的消息。事后得知，下令决堤造成重大祸害的。据悉当时淹死九十万人，有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父亲看后，非常感慨。就在这天后，杨老伯来看望过父亲，两人谈起花园口决堤，都估计损失惨重，也都怀疑堤是故意炸开口子的。这天，杨老伯带来了叶楚伧给父亲的一封来信。
叶楚伧与杨天骥是同乡。过去在南京时，我们住过高楼门100号的一幢红砖洋房。边上的邻居就有外交部次长徐谟、画家徐悲鸿、南京市党部负责人彭尔康，还有这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的叶楚伧。这时，他仍在武汉，已是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官很大，权也很大。叶楚伧戴眼镜，仪表挺好，说话文雅，当时颇得蒋介石信任。他前清时做过“七品小京官”，后来参加过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杨天骥转来的信是由于父亲曾给叶楚伧写了一封信，大约谈了自己的情况及表示对抗战的信心，想了解一些时局。叶的信怎么回复的我已弄不清，只记得信中谈到要坚决保卫武汉，但各机构全部拟迁至重庆。当天，父亲同杨老伯谈了很长的时间，觉得老蒋坚持抗战的决心是下定了。中国地方大，回旋的余地大，政府将来到四川去是对的，战事会长期坚持下去的。当时报纸上有幅漫画：一个面目凶恶的日本军人手拿军刀，但两足陷在很大的泥潭中。中国虽然沦陷了很多地方，如今日寇快打到武汉了，但日本的两足确实像陷在泥潭中难以拔出了。杨老伯不仅帮叶楚伧转信给父亲，也帮于右任转过信给父亲。于右任当时在国民党内部职位很高，而父亲有时亲切地叫他“老于”或“胡子”。父亲辞职拟仍做律师并办大学后，他曾建议父亲在上海重新恢复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公学。有次，他给杨天骥转给父亲的信又提到这件事。杨老伯也认为于右任的建议很好。因为中国公学名声大而且名声好，比创办新的大学来得好。但抗战在坚持下去，父亲在香港要实现他的愿望，完全没有可能。父亲甚至想过：是否在香港设法做律师？但这想法他很快就自己否定了。他不可能在英国人的殖民地上做律师！语言、法律等对他都是生疏的，最主要的是他熟识的人事关系都不在香港，没有人脉，他动弹不得。开律师事务所需要的从房子到助手等，他都无法张罗。为这，当然看得出他的烦恼与苦闷。
李尚铭打电话给他，说老朋友们，包括刘侯武、谢无量、杨天骥等都仍常去他山光道住所叙聚，久不见父亲和我了，欢迎仍去玩耍。但父亲答应了，却没再去。天气热后，有一天，李尚铭正式发了帖子，说是请好友们欢聚，由香港到澳门去玩两天回来。但他们去是想去玩赌场的。父亲就推托不去了。他对我说：“赌博是一件非常坏的事，不少意志不坚定的人因为沉迷赌博，闯了大祸，毁了前途。一心想赢钱，结果却倾家荡产……”他自己是不赌的。所以，当李尚铭等坐船从香港去澳门游玩时，父亲谢绝未去，我也并不遗憾。
其实，在香港也是有赌场的，只是没有澳门的赌场大和出名而已。而且，香港有些高级的酒店、旅馆、餐馆里都总是摆着一个或几个“吃角子老虎”在边上，顾客只要有硬币就可以用来玩耍。我在“六国饭店”住时，到它楼下餐厅里玩过一次，纯粹是好奇，父亲也是同意的，说：“可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赌博的滋味，但这仅仅是让你懂得一点赌的滋味。不是教你赌或是鼓励你赌！”我在“六国饭店”赌了一次，在“陆羽茶室”也赌了一次。那种“吃角子老虎”像只方箱子似的竖在那里，可以看得到里边并不是空的，而是有不少钱币在里面。有个塞钱币的线形口子，你可以把硬币塞进去，然后用手使劲将一个扳手一拉，有时毫无反应，那你投的钱币就吃进去不吐了！有时你的手将扳子一拉，突然哗啦啦许多硬币都吐在下面了。这吐出来的一大堆钱币就属于你了！赌钱这种赢法，一个可能换成多个，当然会鼓励人的赢钱欲望。我尝试了两次，一次输，一次赢。由于输的一次只是一个硬币，赢的一次却拿到三四元的硬币，自然算是赌赢的人。但父亲说：“好了！以后别再玩了！俗话说，久赌必输！天上不可能掉下肉包子给人吃的！”我是很欢喜父亲对我的这种教育方法的！
仍常常有朋友来看父亲。
那位聂海帆先生也常来。有天，他请父亲和我去吃晚饭，说是该吃吃葡萄牙菜里的葡国鸡。他陪我们坐“的士”到了皇后大道中，下车转进德己立街，路上上下下，有点曲折，最后到了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餐馆。门面不大，高处挂着彩旗，店招是彩色的，上面写着大字“葡国鸡”，画着一只大公鸡，还有葡萄牙文。这当然是一种西餐，汤、冷盘都没什么特别，小面包、黄油、果酱也没什么特别。精彩的就是一钵蒸得滚热的“葡国鸡”。那是将鸡腿切碎用大量香料和佐料外加许多奶酪蒸熟的一种特色乡土菜，确实味道很好。
我闷声吃鸡，但听到父亲同聂海帆谈话。谈的是在上海租界上办大学的事。聂海帆反对用“中国公学”做大学的名字，理由是不要惹麻烦。因为“中国公学”这个名字容易引人注意。他这里说的引人注意的“人”，显然指的是“敌人”。他说：“学校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三吴大学’！不引人注意！”他又说，“您做董事长，我任校长！依您的声望地位，在上海租界上是吃得开的！你是前辈，法界名人，工部局、法院、律师界、警察局都有您以前的学生和熟识的关系。校址已经不成问题，这事现在只等您点头了！”
父亲沉吟着，当时并没有点头，好像也没有再说什么。那晚吃完“葡国鸡”后，聂海帆送我们回家，临走时，他好像对父亲说：“请您再好好考虑一下……”
聂海帆走后，我问父亲：“为什么叫三吴大学？”
父亲说：“我也问过他，他说，苏州、常州、湖州自古以来，叫作‘三吴’。在上海办个大学，吸引苏州、常州、湖州这一带的学生用这个名字合适。我却觉得没什么好！”
从此以后，日子过得好像极快。父亲仍是与友人——熟的和新认识的不断来往。聂海帆则坐船去上海了，好像他的意见和父亲的取得了一致，他去开拓办“三吴大学”的局面去了！
后来，隔了两年，在上海，那时“三吴大学”已经办成开学，父亲是董事长，聂海帆是校长。有一天，有两个敌伪杀手带了礼品装作给聂海帆送礼，到了“三吴大学”的办公室见到聂海帆后立刻开枪，聂海帆顿时倒在血泊中牺牲了。刺客是日寇和汪伪的极司斐尔路76号派来的。接着，父亲就收到了恐吓信又遭到了绑架。那个阶段，我才从父亲处知道“三吴”并不是苏州、常州、湖州的古称。“三吴”是吴玠、吴昜和吴樾。吴玠是南宋屡破金兵的名将，吴昜是南明起兵抗清的将领，吴樾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反清烈士。显然，父亲后来同意用“三吴大学”这个校名也是有道理的。
父亲决定要去“孤岛”上海了！他是一个爱国者，去上海当然不是为了苟安于乱世。临行，有一伙友人为他在香港仔摆宴吃海鲜送行。那对我是至今难忘的一个晚上。
去香港仔，路较远，当时那是一个泊着许多渔船，可以看到好多船桅和大海的渔港，比较荒凉，但碧海靓丽。来吃海鲜的人并不太多。我们赴宴在一只固定于海边的大舫船上。它用红红绿绿的油漆刚打扮一新。舫船停泊的岸上，许多玻璃器皿和木质盆具内都养着各色生猛的海鲜。翠海如镜，远处的沙滩上，有槟榔树、绿色的尤加利树。在舫上摆筵席，使我想起战前随父亲在南京秦淮河和到苏州去太湖吃“船菜”的旧事。那晚，吃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主要不外是海鲜，但桌上花雕酒的香味至今想起似还存在。朋友们多数都较年轻，敬父亲酒，父亲仍未喝酒，但说了激动的话，大意似是我不去重庆而去“孤岛”会有危险，但我无所畏惧……有人提议：起立唱一个歌为父亲送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声慷慨激昂，使人热血沸腾，那时候是几乎人人都会唱这支歌的。我夹在中间唱歌，不知为什么却流泪了。父亲那晚，为什么那么激动地说那样的话，我当时似乎不懂，只是，他回“孤岛”后，的确遭遇危险，并终于因抗日死在敌人手里！于是，那晚的往事，他那晚魁伟地坐在那里讲话的情景，至今与香港仔的靓丽海景从未湮没在我记忆的深井中！
父亲去沪是为了应邀用他的声望及社会关系在租界上秘密办“三吴大学”，掩护进行抗日活动。那时，从香港到上海只有坐海船来往。最奢华最大的是英国的皇后号邮船，都是数万吨级以上，如“亚洲皇后号”“日本皇后号”等，其次是美国的总统号邮轮，如“柯立芝总统号”等。一般两天两夜至三天可以抵达。再次是荷兰的邮船如“芝沙连加号”等，约一万几千吨至两万吨。最小的是英商太古、怡和公司的海轮，几千吨不足万吨，要航行四五天以上，颠簸得厉害，条件较差，只是比较便宜而已。
父亲同我买了英国的“亚洲皇后号”大邮船的二等船票。这是一艘航行全球的巨型豪华的四万五千吨级的客轮，奶油白色，巨大得像幢巨型建筑物，头等舱在最上层，二等舱在甲板上端，下面是三等舱，已在甲板下方了。舱底则是四等舱。上了船，四通八达，左转右弯，使人迷路。二等舱的客房很豪华，彩色地毯，丝光窗帘，两张铺着洁白单被的钢丝床，另附全套设备的浴室、盥洗室，还有沙发、长桌、壁橱。我还是第一次坐这种豪华巨大海轮，房里许多环球旅游彩色风景画吸引了我。船要夜晚八点钟才起锚放行。我走到前甲板附近的舷梯边上站着，只见船上大菜间和二等舱的旅客们都倚着船栏在向下张望。码头上拥挤着许许多多送客的人群，也有许多码头工人在搬运大包、扛着大箱或行李在来往装卸。
船下海面上有一幕奇怪的景象，一个广东人在我身旁叫一个穿红衣黑裙的少女：“快来睇水鬼！”
原来邮船旁的海面上有三条小舢板，还有两条大木盆船。每条舢板或木盆船上都只有两个人：一个划桨，一个光着身体只穿一条三角裤的就是被叫作“水鬼”的人了。海风已凉，“水鬼”都颤抖着伛偻着身子蹲在船头仰面向上朝着邮船上的乘客做乞讨的手势呼号。谁将亮晶晶的毫角扔下海去，“水鬼”就扑通跃身下海，在海水中将钱币捞上来，举手向船上的乘客亮出钱币致谢。
天色正由光亮转向昏暗，“水鬼”在海水里的动作透明透亮，看得清清楚楚，但看的人多，扔钱的人少。一个吸雪茄的华侨模样的人将一小把银毫币一起扔下去，一下子五个“水鬼”一齐投入水中，抢捞得真是紧张。逗得一些观众笑着议论：扔钱的人少，丢下去的钱币恐怕还不够几个人在海边排档摊子上吃一顿咖喱饭或鱼生粥。我心里产生怜悯，我特别怜悯一个白发老婆婆划着木盆船上的一个幼小的“水鬼”，我掏出手帕，将袋里用剩的一些银角加上分币包好瞄准了那一老一小的盆船扔去，可是偏偏手巾包被风吹晃到离他们有四五米远的海水处，反倒被一个强壮的在舢板上蹲着的“水鬼”一个猛子蹿到海里，水中捞月似的捞走了。我心里很失望，没人知道我的心意。可惜我身边没有毫角了……
就是在这种心情下，船开动了！
船进入大海之中，夜晚四面漆黑，大海看不到边，海真大呀，黑水洋似的真吓人，一望无际，浪花激溅，跳跃喧哗。
我带着不好的心情离开甲板回到舱房。
不堪回首的尾声
1938年秋天回上海后，我们住在租界后母汪淑晴家。地址是汉口路（即三马路）同安里21号。后母的父亲已去世，遗嘱女儿和两个儿子同等待遇也分遗产的三分之一。汪淑晴在家是得宠的。父亲又是有声望地位的人，因此他们家将三层楼洋房的二楼让出给父亲和后母及我居住。款待得较好。我插班进了上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每天在汉口路口子上的慕尔堂教堂里上中学。这时聂海帆做校长的“三吴大学”已经开学，招生等事情多已办妥。父亲是董事长，在上海聘了一批董事，开过会，详情我不了解，但父亲极少到学校去，聂海帆在我记忆中由于忙及怕引起注意等原因，也特意不到同安里父亲住处来。这时，父亲来往的仅有较好的朋友。如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刑庭庭长郁华常到同安里看望父亲并长谈。郁老伯也是日本留学生，在早稻田大学上过学。他比爸爸的年岁大，但父亲说他为人耿直，所以“得罪人多一直做不了大官”。他爱国，同父亲一样反对亲日派。1938年年底，汪精卫突然逃到安南（即今之越南）河内，公开叛国，郁老伯为这特地又到同安里看望父亲并愤慨地同父亲一起痛骂汪精卫。但汪精卫大约半年后就投敌到了上海，1939年年底，郁老伯就在他住所门口遭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凶手开枪杀害。而也就在这件事后不久，聂海帆也在“三吴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遭敌伪的刺客杀害。聂海帆遭暗杀后，父亲就受到监视并收到恐吓信两次要他到极司斐尔路76号去谈话，接着，就在住处遭到绑架被囚禁在敌伪魔窟里。后来哥哥宏济和我也被作为人质同父亲一起软禁在76号里。
1940年农历初一，在我的堂兄洪治与外界地下工作者葛覃和吴开先部下的安排下，父亲与哥哥及我拂晓时逃出了76号，在静安寺坐上预先停在那里的汽车，再转到新关码头一家亲戚处换衣服化装，坐小火轮到浦东蓝烟囱码头，登上荷兰邮船“芝沙连加号”驶往香港。父亲决定带我们兄弟到香港后就去大后方重庆。邮船在出吴淞口时，日本宪兵上来对乘客进行搜查。为了安全，父亲和我们坐的四等舱，日本宪兵搜查后，船出了吴淞口，父亲一人补票到三等舱去（因只有一张三等舱票）。谁知第二天清晨，父亲就失踪了！他床上有一张潦草的纸条，说是他跳海了！他是自杀还是被杀？没有确切答案。因为日本和汉奸广播新闻时说父亲“破坏和运”，“已被逮捕”。
在“芝沙连加号”船上，我突然看到了吴经熊老伯，他是宁波人，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博士。战前在南京时，父亲同他有交往，我到他家去过。我哭着叫了一声：“吴老伯！”他问清情况后，马上将我和哥哥带到二等舱他和夫人的房里，说：“在我这里安全些！”他又说，“到香港后，我带你们去见杜月笙！”
“芝沙连加号”抵港后，有汽车接吴经熊，他和夫人带我和哥哥上了车直驶高罗士打行。这时杜月笙仍住九龙，但每天到香港高罗士打行八楼办公。这一层楼成了他专门的办公场所。
父亲同杜月笙有过交往我是知道的，但他从来没有带我去过杜月笙住所。我只知道杜月笙是上海滩上的“大亨”。这次吴老伯带我们去见杜月笙我却有些意外：想不到一到高罗士打行杜月笙办公的那宽敞的八层楼时，我立刻看见了杨老伯。杨天骥模样未变，仍穿的是咖啡色长袍，手里夹着雪茄。见到我，他马上说：“啊呀！洪溥……”我哭了起来。吴经熊就把父亲的事说给他听。他很同情地点头用手挽着我安慰我，说：“见见杜老伯吧，这事他会管的！你们的安全最重要。”
这时，我看到广阔的大厅堂中间，有好几只大沙发呈重叠的品字形。中间的那只沙发上坐着一个高个儿瘦削的男人，穿的灰长袍，剃的平顶头。白天，灯都开着，整个大厅里，有好几处都各有一些人坐着在谈话，在商量事情。我已经猜到中间的那只沙发上坐的就是杜月笙！他两只耳朵有点招风，眼光有点锐利，脸色有点苍白，正在听边上两个人同他说话。
吴经熊和杨天骥把我和哥哥带过去。吴经熊同站起身迎接他的杜月笙握了手又拱拱手，坐下来简单说了些情况。杨天骥攥着我的手说：“这是洪溥，前年他跟父亲在香港时我们常见面的。”杜月笙点头，客气地叫我们坐。吴经熊急着要走，说：“把他们带到你这里我就放心了！我太太还在下面车子里！那我就走了！一切拜托！”他和杜月笙拱手作揖，杜月笙也起身拱手作揖。杨天骥就带着我和哥哥都在杜月笙面前的沙发上坐下来。
当时我看样子，觉得杨天骥很像杜月笙的秘书，但后来明白了：杜月笙很尊重文人雅士，与这些人交往也请这些人出谋划策或给他做些文字上的事。杜月笙自从在上海发迹后，听父亲说过：他从青帮头子进入政界，学会了玩政治，他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学得温文尔雅，话不多，总很和气的样子。他同一些文人雅士或官场人物交往，暗中总在学习这些人的言谈举止。杨天骥这时的确常在他身边盘桓，但是他的顾问。杜月笙的秘书名叫胡叙五，光头、戴眼镜，中等个儿，说上海话，勤勤恳恳做事，认真负责。直到上海解放后，后来，杜月笙到了香港不回上海，胡叙五才离开杜月笙最后回了上海。
我和哥哥坐在沙发上，杨天骥又说：“杜先生（他是这样叫他的），高宗武、陶希圣的事刚过去，又来了王开疆先生的事。不过高、陶本来是汪一伙的，王开疆是坚贞不屈主张抗日的！这件事要通知新闻界！洪溥他们兄弟俩的安全也要注意安排！”
杜月笙点头，说：“对！马上通知新闻界，安全的事也让他们安排！”接着，又问了我和哥哥的名字怎么写。问完，说，“你们两兄弟准备怎么办？”
哥哥说：“我们都要到重庆去！”我也说：“对！我们去重庆！”
但，杜月笙摇头说：“宏济可以去重庆！洪溥你太小，还是以后再去。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人都先回一趟上海，看望安慰一下母亲！然后，宏济去重庆，洪溥就在母亲身边等以后再去！好不好？”
他说得十分在理，又想得这么周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被他的话感动了。
杜月笙又说：“令尊同我也是老熟人老朋友了！他爱国！我们都知道！东洋人和汪精卫他们干起坏事来说不清的！现在，先给你们找地方住下。我会叫人注意你们的安全的。我也会给你们订船票回上海去的。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令尊这件事对敌人的打击是很大的！我能为你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他说这些话后，有个中年人拿了一只托盘上边放着药和水来给他服药。只见杜月笙拿起托盘中的一支玻璃管，里边是白色的药粉，端起开水杯，将白药粉倒进嘴里，玻璃管敲得牙齿“橐橐”响，然后喝了几口水将药吃了下去。事后我听杨老伯说：杜月笙上一年十一月坐飞机去重庆时遇到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追赶，险些儿出事，但高空空气稀薄，他得了气喘病，身体不好……
总之，这次见到杜月笙，他给我的印象如上。又有客人来找他了。杨天骥带我们离开杜月笙，他很讲义气似的对我们说：“你们以后有事可以找我！”杨天骥安排人用车把我们兄弟送去旅馆住。后来，听说杜月笙在香港确是做上海和江南方面的情报工作，他还有个“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次日，中央社、《大公报》等记者均来采访发了消息、照片及评论，重庆《新华日报》也发了消息。
这是我第二次到香港，是在父亲因为抗日在船上突然失踪后，与哥哥宏济同到的香港。香港离我上次离开仅仅一年零几个月，表面上没什么变化。但父亲谜一样的去世，使我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处境大不相同。杜月笙安排我们住在德辅道附近的一家“海陆空”旅馆，虽不豪华，也算洁净舒适，但周围环境比较热闹嘈杂。确实有人安排了我们的生活。本来，“芝沙连加号”上有父亲和我们的箱子衣物，荷兰轮船公司在父亲出事后，不肯将箱子等物品发还我们。这时，全部由杜月笙的人给我们领取送来了，也有人叮嘱我们外出要小心等。但我们当时不太了解特工工作的险恶，并不警惕，幸亏也未出事。我们经常就去街边的排档摊吃点炼乳、面包或者云吞、牛丸等当饭。父亲不在了，在香港就感到有一种漂泊、穷困的心态，逗留的日子不长，对世态人情却懂了许多，对人生况味也知道不少。
在香港，我总是会想起与父亲第一次同在香港时的那些事，在杜月笙处同杨老伯分别时，他告诉我：“蔡元培先生身体很不好。”又问我，“你还记得我陪你父亲带你去看蔡先生的事吗？”接着，个把月后我就在报上见到了蔡先生在香港病故的消息。记得后来读高中时，我曾找了他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阅读，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并对北京大学有了憧憬，只是以后考大学时，选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未圆北大之梦。
这第二次到香港，巧的是见到了许地山先生。我那时熟悉他写的那篇短小而朴素无华的佳作《落花生》，也知道他的笔名就叫“落花生”。并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那时，在香港皇后道上的“宁波同乡会”楼上，正举办着一个有关支援抗战的摄影展览。我们有个本家哥哥名叫王琪的在那里帮助工作。我和哥哥去找他时，看到一个相貌堂堂，黑发、八字胡下留一绺黑须、戴黑边眼镜的人，穿灰长袍，由人陪同在看展览，边看边同人谈话。他被几个人簇拥着，给我一种典雅温文、学者气质的印象。王琪说：“这就是许地山，‘落花生’。”许地山那时是香港大学主任教授，碰巧见他一面，也是一种缘分。他在我见到他的第二年就因心脏病突发在香港逝世，葬在薄扶林道的中华基督教坟场，好像还不满五十岁。
哥哥和我从香港回上海后，他取道浙江去了大后方重庆。我1942年也绕道经苏、皖、豫、陕入川，历经种种艰险去到大后方。
光阴流转，父亲当年在香港的那些朋友早已失散，我再见到过的只有杨老伯。他后来很快离开杜月笙到了重庆。可能由于对当时大后方的种种不满，他宣布脱离政界。抗战胜利后，他思想倾向进步，营小屋在上海及苏州颐养天年。他有亲戚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上海去苏州专程看望过他一次。他生活简朴，居处小而雅洁，身体瘦弱，人已更老，使我有沧桑之感。我带了水果、点心之类表示敬意，他握住我的手就像第二次我到香港在杜月笙高罗士打行办公处他攥住我手一样。谈起当年香港往事，他莞尔笑笑摇头，未曾明说什么。他不信佛，但桌上有尊佛像，似早已看破红尘。我后来调往北京。他1958年安然病逝于苏州。我以未能去见最后一面为歉。但他脱离政治对人生的那种超脱，使我想起就会感到一种禅意。
关于父亲，当时《大公报》有评论曰：“他摆脱敌伪囚禁，冒险逃出魔窟，用行动表示抗日决心拆穿了敌伪想盗用他名义装饰门面的可能手段。当时，汪精卫正在筹建伪政府要演出还都南京的丑剧。王开疆先生以他壮烈的死，给日寇和汉奸们一个巨大的打击。”
失去父亲后，想起父亲，我就会想起香港；想起香港，我又总会想起父亲。1999年春，我已是白发苍苍七十五岁，率大陆作家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到台湾访问并参加两岸文化交流。来回都路经香港，但行色匆匆，不能多停留。这是我第三次到香港。这时的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快要两年。它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我在香港会展中心金紫荆广场前飘扬着国旗和区旗及金色大紫荆花雕塑旁摄影留念。忆及往事，面目似有点熟悉而又非常陌生的香港，使我百感交集，香港较当年更繁华了，香港变大了！香港的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地矗立着。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再加上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使整个城市呈现出千姿百态、生生不息的时代动感。人和车，那么多；购物的商场，那么多；餐厅酒店和大宾馆又那么多……中环一带，成了“香港的曼哈顿”，气派最大，它既是港府和立法机关的所在地，又是商业金融中心。湾仔和铜锣湾成了“全天候”的商业繁华区……连过去那么熟悉的维多利亚湾我都似乎生疏了！湾水也不像当年那么翡翠似的蓝净了！我们从漂亮的新国际机场出来，是坐汽车经过海底隧道到香港的，并不需要坐海轮过渡了！往事并不消失，想起当年少年时在香港的种种，想起随父亲见过的那些人和事，我说不清自己胸中翻动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感情。忽然想到韩愈的一首感怀诗：“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不禁有怆然涕下之感。
我后来在由台湾回来途经香港时，傍晚时分挤时间独自雇了一辆“的士”直奔香港仔，目的是寻找当年那次难忘的送别宴时的回忆。但到了那里，一切均已陌生，找不到旧时痕迹，水天茫茫，留下的只是我心中在作祟的伤心感觉。那夜的绍兴酒香，那夜的歌声激昂，那夜父亲的慷慨讲话和表情以及他伟岸的身影……都跟着光阴远远流逝了！
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杀手呀！
它会使一个时代消失，使一个地方巨变，使人的记忆随着人的老化和死亡变为乌有。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心用文字把我对香港的回忆记录下来！哪怕是支离破碎的也好……
（本文于2007年春至2008年秋在香港《海岸线》杂志上连载，后又连载于2012年《山花》杂志第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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