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一种“反对某事物”的态度似乎是后于这一事物本身的，因为反对就意味着对这件事物的反动，所以它必须以这一事物的预先存在为前提。但是，“反对”（anti）所代表的改革与创新很快就会蜕变为一种空泛的否定态度，唯一还保留肯定意义的就是“古董”（antique）。如果把否定的态度转换成肯定的语言，我们就会看到，当某人宣称自己“反对彼得”的时候，他无非是在宣布自己支持一个并不存在彼得的世界而已，然而，这正是彼得尚未出生之前的世界的状态。这个宣称反对彼得的人，并没有把自己置于彼得之后，反倒使自己先于他而存在；他把整部影片回放到过去的场景，最后彼得必然会再度出现。发生在这些简单的反对者身上的事情就如同一则关于孔夫子（confucius）的传说，孔夫子自然要比他的父亲出生得晚，可是他出生的时候已经八十岁了，而他的父亲才三十岁！任何反对的口号不过是一个简单、空洞的“不”罢了。

要是只消说一个“不”，我们就可以把过去一笔勾销，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了。然而，过去在本质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哪怕你暂时躲过了它，它也必然会再度出现。因此，彻底摆脱过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它的存在，而不是躲避它；你必须认真地对待过去，重视过去，才能超越过去。总而言之，你必须带着一种对历史环境的强烈意识，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度”。

传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与权利。如果这种理由和权利得不到承认，它就会要求归还这种理由和权利。自由主义也有自己的理由和权利，而且必须承认它的理由和权利是persaeculasaeculorum［永远都存在的］。当然，自由主义并不是整个理由和权利，自由主义那些不合理的成分必须摒弃。欧洲需要保留其基本的自由主义，这是超越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

我这里谈到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时，采取的是间接迂回的方式，才仅仅涉及它们错置时代感的方面。在我看来，它们的这一特征与今天那些不可一世的胜利者们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今天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正是大众，只有他们所构想的那些洋溢着原始风格的方案，才会取得显著的胜利。但是，除此之外，我目前并不打算讨论这两个运动的本质，同样，我也不奢望解决革命与进化之间的永恒难题。这篇文章充其量敢于肯定革命或进化是历史的，而非错置时代感的。

我在这些篇章中所探讨的主题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因为它超越了政治及其争论，视野更为宽广。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是大众，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任何时期都是表面的，它丝毫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同一种类型人：反叛的普通大众。

除非把欧洲的命运托付给真正的“现代人”，否则欧洲绝无希望可言：只有他们才能感受到历史跳动的脉搏，才能认识到当前“时代的高度”，才能抵制古老的、原始的态度。我们需要全部的历史，但不是退回到过去，而是要看一看我们能否挣脱它的束缚，走向未来。

注释

布莱西格（kurtbreysig，1866—1940），德国历史哲学家。

举世闻名的柏林墙之间的隔离地带就一度出现过原始生态景观，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吧。

这里所列举的都是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勒达（leda），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之妻，与化为天鹅的宙斯生下海伦和波吕丢刻斯；帕西芬（pasiphae），克里特王弥诺斯之妻，与海神波塞冬送来的一头白色公牛生下半人半牛的怪物弥诺陶斯；安提俄珀（antiope），底比斯公主，与化为羊人的宙斯生下安菲翁和仄特斯。

“革命像萨图恩（罗马神话中的农神）一样，正在把自己的儿子一个一个吞食掉！”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维尼奥在一次演讲中的名言；文中的革命演化机制亦可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代表。

参见奥尔特加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的说法：“一些人不愿满足现状，他们要改变事物的规律，逆传统的习惯势力而行，我们称他们为英雄，他们为掌握自己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就是英雄主义。”

奥尔特加这里显然是弄错了，中国古籍中只有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年龄上相差50岁的传说。

这里我们可以瞥见一种区分，即一个既定阶段的科学状态与其文化状态之间的区分，我们不久就要涉及这个问题。

一代大约可以持续三十年，但它的活动又可分为两个阶段，表现为两种形式：大约在它的前十五年中，新一代的人宣扬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偏好和品味，这些东西最后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支配着它后面的十五年；但是，在它卵翼之下的另一代人又已经开始形成新的思想观念、偏好和品味，并开始传播。如果占统治地位的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偏好和品味是激进主义的、革命的，那么新的一代人往往是反激进主义的、反革命的，也就是说，在精神实质上是复辟的。当然，不应该把复辟简单地理解为“回到过去的道路上”，没有一种复辟可以真正回到过去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