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些按其本质来说需要资质限制的活动：高度多样化的秩序在其活动与功能上是极为特殊的，没有非凡的天赋是实现不了的，比如说某些艺术和审美的活动、政府的功能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判断，等等。以前，这些特殊的活动掌握在具备了相应资格的少数人手里，或者至少掌握在那些声称自己拥有此类资格的人手里。大众并不打算干预这些人：他们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如果想这样干，首先就必须获得某些特殊的技能，就必须脱离大众；他们很清楚自己在一个有序的、动态的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各安其位。

现在，如若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所揭示的现象上来，就会很明显地看到大众在态度上开始发生转变的征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公众”（the“public”），也就是大众，已经决定登上社会生活的前台，攫取地位，使用设备，享受迄今为止只为少数人所保留的乐趣。这些位置显然从未为大多数人而设计，因为它们数量有限，而大众的人口又在持续不断地增长。所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个以再清晰不过的方式所展示的崭新现象：大众，不断聚集的大众，正在日益取代少数精英。

今天有更多的人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享受生活，对于这一点，我相信没有谁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现在不但产生了这样的欲望，而且也具备了满足这些欲望的种种手段。然而，这一事实之下潜藏着灾难，那就是大众决心僭取那些只适合于少数精英的活动，它不仅仅限于（也不可能仅仅限于）享乐方面，相反，僭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特征。因此（预测一下我们以后将会看到什么）在我看来，最近发生的政治变革全然意味着大众对政治生活的支配。传统的民主政治由于自由主义和对法律的习惯性遵从这两味药剂的作用而得到缓解，由于这些原则的存在，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严格的纪律范围之内。少数人能够在自由主义原则与法治的庇护之下行动自如，民主与法律——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的含义是一致的。然而，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超级民主”（hyperdemocracy）的胜利，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有人认为大众已经开始厌倦政治，并且已经将政治运作拱手让给了专业人士，这样来解释当前的新形势无疑是一个错误，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

那种情况在过去确实发生过，那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民主。那时候，大众还把如下一点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即尽管少数精英自有其弱点和缺陷，但毕竟这些精英比起他们自己来，对政治问题要有更多的了解。而如今，大众相信它有权利强制推行自己坐在咖啡馆里炮制出来的那些奇思怪想，并赋予其法律的力量。我怀疑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期的大众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更加直接地统治，这就是我把它称之为超级民主的原因。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尤其是在知识领域中。或许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今天的作家在他提笔着手处理一个他素有研究的主题时，首先得考虑的就是那些对这一问题一无所知的普通读者；并且他总得想到这样一个读者，其读书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从他这里学到点什么，而是要对作者的思想是否与自己大脑中已经存在的陈词滥调相一致做出判断。如果构成大众的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资质的话，那么这纯粹属于个人的错误，而非社会学通则的颠覆（asociologicalsubversion）。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正如有人所说的，在美国“卓尔不群是不得体的事情”，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所有人都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当然，“所有人”并不是指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所有人”通常是指大众和那些特立独行的少数人的复杂组合，然而，现在，“所有人”就仅仅是指大众。这就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让人望而生畏的现实，其野蛮特征一览无余。

注释

80年代英译本在编者注中指出，虽然奥尔特加在原文中用的是“欧洲”一词，但很显然他实际上考虑的是整个“西方”，所以在大多数地方都改译为“西方”；中译本从原文。

“mass（masses）”，亦可翻译为“群众”（如蔡英文的中译本），但考虑到“群众”一词在汉语中的含义已经高度政治化，与作者的原意不相吻合，所以我们一般将“mass（masses）”译为“大众”，“mass-man”则译为“大众人”，个别地方根据行文需要也译作“群众”。此外，原文多将“mass”作为单数使用，我们为了照顾汉语习惯，有时也当复数使用。

猫头鹰是智慧女神密涅瓦（雅典娜）的象征。

非国教徒（nonconformists），又译“不服从国教派”，泛指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不信奉圣公会（英国国教）的基督教派；在苏格兰则是指除长老会之外的一切教派。

马拉美（stéphanemall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大乘佛教（themahayana），佛教的主要流派之一，教导人们要关心社会，普度众生；小乘佛教（thehinayana），佛教中较为保守的一个小宗派，认为通过自律斋戒就可达到涅槃。

正如80年代英译本的编者在尾注中指出的，奥尔特加对精英/大众的划分同尼采对主人/奴隶的划分一样，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公众”与“大众”的区分不妨参见加拿大著名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的说法：“印刷技术产生公众，而电子技术则产生大众”［《媒体即讯息》（themediumisthemessage），1967年］。

奥尔特加在《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中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做过这样的论述：“自由主义和民主纯属偶然而成了两种状态，开始时两者毫不相干，但是就当下的趋势而言，结果却在含义上成了彼此敌对的状态。民主和自由主义乃是对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的两种回答。民主所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来行使公共权力？’它所给出的回答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属于全体公民’。但是，这个问题并未论及何者应为公共权力的范围。它所关注的只是决定这种权力属于谁的问题。民主所主张的乃是一种全民统治；亦即是说，我们乃是一切社会行动的最高主权者。从另一个角度说，自由主义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论是谁行使这种公共权力，这种权力的限度应当为何？’它所给出的回答是——‘不论这种公共权力是由独裁者行使，还是由人民行使，这种权力都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个人拥有着高于并超越于国家干预的权利’”。（转引自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第352—353页，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

凡原文中以斜体字形式印刷的部分，译文中一律以加粗字体出现；不过，两个英译本的斜体部分并不完全一致，译文以30年代英译本为准，个别地方略做了调整。

80年代英译本的编者在尾注中提到，法国存在主义先驱加布里埃尔·马赛尔（gabrielmarcel，1889—1973）认为，奥尔特加的这一句话是“对我们当前这个世界所患病症做出的最睿智的诊断之一”［《大众社会中的人》（managainstmasssociety），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