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

三搬家

唉，要是就待在办公室那该有多好。可是现在，为了回家，还得排长队等着上车。而有轨电车里，封闭的空气凝固了，没有时间流动更新，就像木薯粉熬出来的一碗浓汤，稠稠的，任由人们吸进呼出：真恶心。莱蒙德·维约斯从97路电车下来时心中一阵轻松，他在车站停住脚步，两只手拍了拍口袋，脸上一副被人抢了的神情。坐这一趟电车使他突然多了一笔花销。他心中暗想，难道又该修正一下预算了，怎么回事呢，刚才兜里还有一张一百比索，现在就只剩下两张十比索了。天已经黑下来了，六月里天黑得早。他想到书房里的沙发，玛利亚会送上热气腾腾的咖啡，还有用原驼肚子上的皮子做成的软软的拖鞋。再就是十点钟bbc的广播。

办公室使他精疲力竭，不堪重负，他被禁锢在那里，只要下班时间一到，他就会变成一只豪猪，冲开一切妨碍他下班的东西。什么国营铁路，什么会计室……七点钟，所有这些义务全都结束了，不早也不晚。八点一刻，他的悠闲时光正式开始，这时他会按响门铃，听见大门里面传来熟悉的闷闷的脚步声，紧接着会是问候，一两句问话，然后就是沙发。在会计室干活，五年过去了，那时他还年轻；十年过去了，他也还不算老；到九月份，九月二十二号上午十一点，就满十五年了。他有一张不错的履历表，有过四次职务晋升——这时，就像要把他的思路显现出来似的，他正沿着公寓的楼梯步步高升。他没什么可抱怨的。在图库曼买彩票他中过五千比索的奖，在萨尔西普艾德斯有自己的一小块地，他是《家庭》杂志的订户，和孩子们相处得很好，并不十分怀念成家以前的时光。他家里有妈妈，有奶奶，还有妹妹。沙发，咖啡，bbc。这就不少了，还有多少人连这个都……他已经上到了二楼，在楼梯的平台那里，佩拉埃斯的太太和他打了声招呼——如果她还是佩拉埃斯的太太的话，因为她时不时就把家变成了妓院，这已经成了整个街区的丑闻。他感觉这位太太好像稍微变得年轻了一点，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宇宙，”莱蒙德·维约斯想，“多愚蠢呀！”这都是那些喜欢玄学的人胡诌出来的蠢话。（他是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的。）没有一个叫作宇宙的东西，只有亿万个宇宙，一个套着另一个，每一个宇宙里都有另一个宇宙，而在这另一个里，又有五个、十个，或者十四个不重样的宇宙。他就喜欢这样同心圆似的一环套一环的思维方法，也喜欢把各种概念按照一定的关联排列成行，至于这些关联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并不重要。他可以从咖啡豆开始想起，想到装咖啡豆的是咖啡壶，又想到咖啡壶在厨房里，厨房在房子里，房子又是属于某个街区的……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向着它的两个方向展开联想：就说一粒咖啡豆吧，它里面就会混杂着上千个宇宙；而人类的宇宙则会是天知道多少个宇宙当中的一个。他想起来好像在哪里读到过，我们的宇宙也许只不过是另一个宇宙中某个小男孩在花园里玩耍时，从鞋底上脱落下来的一小块东西，自然，那花园里的朵朵鲜花就是我们天上的星星了。那花园属于某个国家，那国家属于某个宇宙，而那个宇宙又只不过是郊区某座房子的阁楼上一只被老鼠夹子逮住的老鼠的一小块牙齿。这郊区又是属于……它可以是某个东西上的一小块，可以是任何一个东西上的一小块，它的大小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可怜巴巴的幻觉。

那沙发呢。

没等他按门铃，玛利亚就为他打开了房门。她把白净的脸颊伸了过来，她脸颊上有时会显出两道浅浅的青筋，活像水瓶座符号上那两道弯弯的线条。莱蒙德亲了亲她，发现她的脸颊不像以往那样柔软光洁，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亲的似乎是另一张脸。他对人的脸颊并无太多了解，只是从电影里来判断而已，有时他还会在电影院里睡着了，就像有一回吃了太多的鹅肝酱那样。玛利亚带着小心翼翼的惶恐神情看着他。

“你比平时回来得晚了些，现在八点二十都过了。”

“都怪有轨电车。我觉得它在十一街那里停了好长时间。”

“哦。奶奶刚才有点儿担心。”

“哦。”

他听见门在身后关上了，于是把雨伞和帽子都挂在了走廊的挂钩上，走进了餐厅，妈妈和奶奶刚把饭菜端上桌来。他没有对妈妈说什么（她那条裙子明显已经太旧了，只是他以前没留心，他以前没怎么注意过这条裙子），走到她身边，吻了她一下。这种舒适的感觉甜蜜蜜的，正是人们希望和期待的那种感觉呀。妈妈的脸颊有点粗糙（这个很自然，因为妈妈经常给脸上脱毛），有点桃子的味道，还有扑克牌和粉红色发带的香气。只是这条裙子……可这时奶奶快活地竖起一根手指，把他叫到自己跟前，他用双手扶住奶奶瘦弱的肩膀（这肩膀太瘦太弱了，恐怕对他双手轻轻的抚摸已经毫无反应了吧），吻了吻她灰扑扑的额头，那额头上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皮包着毫无反应的骨头。

“你为我担心了？我只晚回来了五分钟。”

“没有，我刚才是在想，会不会是中巴车耽搁了。”

莱蒙德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把双肘支在桌上。他没想起来像往常一样去洗洗手；奇怪的是玛利亚也没有提醒他，她可是对预防疾病自有一套坚定想法的，而且最能想象有轨电车的扶手上会有多少污染。他又想起刚才奶奶把有轨电车和中巴车弄混了，他从来不坐中巴车，他们大家应该都知道。除非是她听成了中巴车，而其实大家说的是97路有轨电车。

画还是同一张画，无非是那盏吊灯的光线在玻璃上反射出了怪异的光芒，这天晚上，那嘴唇变了模样，变厚了，而且颜色发青。从沙发这边看奥拉西奥叔叔的画像看得很清楚，莱蒙德不记得看见过画上的叔叔长着这样一副嘴唇，而且一只手还耷拉着，像一条打开的手绢。这幅画像上，奥拉西奥叔叔的两只手其实是插在口袋里的，只是因为书房里的吊灯怪异的反光才造出了苍白的手和发青的嘴唇。而且，这幅画像里的人，神情更像是一个女人，不像是奥拉西奥叔叔。

现在是bbc的“瞭望哨”广播时间。耳朵里听着节目中的评论，玛利亚又从沙发背后递过来热气腾腾的咖啡，再也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莱蒙德心怀感激地接过咖啡，两只脚在暖暖和和的拖鞋里晃动着，浑身上下都感到惬意放松，可是也许比起平日里的晚上，比起平日里晚上在家里待着的时光，还差上那么一丁点儿。厨房那边有人唱起了妈妈擦拭餐具时总唱的那首歌。就是那首歌，《淘气的玫瑰》，也有那么几回唱的是《小路》，唱的方法也和妈妈一样，只是声音沙哑一点，低沉一点，没准是下午站在阳台上眺望广场时受了点儿风寒。

“去告诉妈妈，让她吃点儿阿司匹林，把喉咙裹暖和点儿。”

“可她什么毛病都没有呀。”玛利亚坐在低低的扶手椅上看报纸，嘟囔了一句，“卢卡斯舅舅今天下午来过，看见她好得不能再好了。”

他把咖啡杯放在小碟里，慢悠悠地看了妹妹一眼。她这是在开玩笑吧，他们的妈妈是有几个兄弟，可是都已经过世了。她拿报纸挡着还在装相，那就最好先顺着她说，还要比她说得更活灵活现一些。

“可惜卢卡斯舅舅不是医生。要不然他的意见就更有价值了。”

“他不是医生，但他什么都懂。”玛利亚的声音听上去很认真，一双手轻轻晃着报纸，从莱蒙德这里看过去，这双手好像比玛利亚的手要大出好多。

“我怎么觉得她嗓子有点儿哑。奶奶呢，还没睡觉吗？”

“嗨，你知道的，她睡得晚。她还有一大堆毛线活儿要织呢。”

她还是在开玩笑，莱蒙德明白，这会儿去破坏她高涨的兴致有点儿不太厚道。就像他们小时候玩假扮大人的游戏那样，他们假装成了家，有了孩子，还有好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们整天互相问这问那的，打听着对方的家庭和配偶，还打听小劳尔和玛卢查身体怎么样了……直到有一天他们俩吵嘴了，这才重新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好奇怪呀，甚至可以说令人心里有点伤感，玛利亚竟重新玩起了那一套老把戏，就好像老祖母真的会织什么毛线活似的。这会儿她正朝大门口张望着，好像在等什么东西。这女孩有点怪，她突然梳了梳拢在一起的头发，让头发透了透气。这时门铃响了起来，在这个家里，门铃从来不会在这个钟点响。

“会是哪个冒失鬼呢？”莱蒙德低声说。

玛利亚早已站起身来，走到了门边，这才回过头来看了看他。

“老天爷啊，你真怪！当然是看大门的那个女人呀。”

这事儿并不那么理所当然，因为看大门的女人从来没在这个钟点来过。玛利亚接过几封信和邮箱的钥匙，面无表情地关上大门，凑到灯前，把信一封一封地看了一遍，手差点儿就挨到莱蒙德头上。

“全是写给妈妈的信。”她说这话时有点沮丧，“贝贝还是没给我写信……那就让他等着我给他写信吧。哼，让他慢慢等吧。”

妈妈在连衣裙的下半截围了条围裙，她一边解围裙一边走进了书房。她的两只手在热水里泡得通红，一脸满足而疲惫的微笑。她接过那一沓信件，把它们塞进一个大大的衣兜，那衣兜口上镶了一道漂漂亮亮的粉红色波浪花边，可莱蒙德总觉得衣兜口有那么个玩意儿不伦不类的，倒像是把衣领错镶到了衣兜上。那么她的衣裳领子是什么样呢？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光秃秃的，只是把布折了一道，还皱皱巴巴的。莱蒙德正在暗想玛利亚说的那个贝贝是何许人也，还想妈妈对裙子什么的一定懂得不少，因此妈妈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便朝她微微一笑。

“你累了吗？”

“累倒不累，和平常一样。今天晚上的新闻没什么意思。”

“那咱们听会儿音乐吧。”

“好吧。”

他调了调收音机，等了一会儿，选了个台，又换了个台。妈妈去哪儿了？玛利亚又跑哪儿去了？只有奶奶慢慢走过来，她不是早就该上床睡觉了吗？里奥斯大夫这样嘱咐过她的。她在扶手椅前弯下腰，仔细地看着他。

“你上班的时间太长了，孩子。从你脸上就能看得出来。”

“奶奶，我一直就是这样上班的。”

“对呀，可你上班的时间还是太长了。这是放的什么音乐呀？”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纽约那边的台吧，爵士乐。要不然我把它关了，你觉得呢？”

“别，我挺喜欢的；这个乐队不错。”

真是习惯成自然呀，莱蒙德心想，就连老一辈的人也是如此。一天之前，也是在这个钟点，他们还觉得这东西令人作呕，说这是给狗听的音乐，是来自地狱的惩罚，可这会儿就已经接受它了。他实在佩服奶奶的身体还是那么强健，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倒她，让她早点上床睡觉；今天晚上她如此任性，说明她身体健康，脑筋清楚。奶奶弯下腰来，从挂在椅子上的一个包里取出一件黑毛线活和几根毛衣针，又用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光深沉地凝望着这些东西。莱蒙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话可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他觉察不到家里有些习惯正在变化；他在办公室里一坐就是那么长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埋头于那些会计事务间……他觉得和家里人很疏远，他想，她们多少个星期就是这样过来的，他就像个机器人一样，晚上回到家里，换上拖鞋，听一会儿bbc，然后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与此同时，妈妈在不断地修剪自己的裙子，玛利亚在和贝贝交往，奶奶在学织毛衣。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自己和家人这么疏远，和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像，想来自己不算是个好儿子、好哥哥吧。人生在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国营铁路办公室，那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情。总而言之，如果这个家里有了些什么变化，他没有理由出面去说三道四；他也不可能让家里的大事小情都顺着自己的意愿。此外，这些变化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小事情。吊灯上的光线有了点儿改变，让奥拉西奥叔叔变了模样；妹妹有了个男朋友；看大门的女人自作主张改变了下午送信的习惯；妈妈缝了个怪怪的衣兜；奶奶精神头更足了，肩膀也不像从前那样瘦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都是些小事情，这种事每个家庭里都会不断发生的。

“卢西娅！”卧室那边传来了妈妈的喊声（她嗓子的确是哑了）。

“来了，妈妈。”玛利亚答应的时候没感到一丝意外。

终于他什么都不愿再想，所有人都睡了，他也该去睡觉了。他喜欢卧室里的灯光，对他那双被一行行数目字伤得不轻的眼睛来说，这灯光朦朦胧胧的，十分柔和。他不经意地一番机械动作之后，睡衣仿佛是自己套在了他的身上；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关了灯。

他本不想再见到她们几位。所以，之前她们来到沙发前对他说晚安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接受了她们三次亲吻，听见了三声晚安，然后是三个人走向卧室的脚步声。那时他关上收音机，打算思考点儿什么；可现在他躺在床上，又什么都不想思考了。就在刚才和现在之间，他隐隐约约地明白了，自己其实什么也没弄懂。他真正弄懂的只是一些再愚蠢不过的思想，比方说：“正因为所有的部门都是一样的，我可能被……”连想都没来得及想完。还有这个，算是不太愚蠢的吧：“我是不是正在开始……”然后，仿佛是给他这种日常的习惯思维方式做一个小结：“也许明天会……”所以他上床躺了下来，好像只要一进入梦乡，这些他十分不情愿的乱七八糟的念头就都会戛然而止。天一亮，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只要天一亮。

莱蒙德也许是睡着了，可是他根本区别不了哪些是半睡半醒时的念头、哪些是他做的梦。也许他睡到半夜不知什么时候又会爬起来（可这些都是他很久很久以后，在国家邮政电讯总局的办公室里，从一本厚厚的书里笨手笨脚地抄录什么东西的时候才想起来的），在家里转来转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转，只知道他非这样做不可，要不然就得忍受失眠之苦。他先来到书房，打开电灯，他要看一看墙壁尽头挂着的奥拉西奥叔叔的画像。她们已经把这幅画像弄得面目全非，现在那儿挂着的是一幅女人的像，手垂在身边，嘴唇细嫩，还因为画家一时心血来潮被画得发紫发青。他想起来了，玛利亚不太喜欢奥拉西奥叔叔的这幅画像，有一次还说过要把它摘下来。可他并不认识画上这个表情僵硬、面相不善的女人。这女人不是他们家的人。

从奶奶的卧室那边传来一阵沉重的鼾声。天知道莱蒙德是不是真的走到了那里，进了房间，在书房昏暗的灯光下察看那张面孔。那张脸靠在枕头上，活像是印在一枚长毛绒制成的钱币上的一幅侧面像。两条粗粗长长的黑色发辫搭在枕头上。在暗处，只有把腰弯得很低，莱蒙德才能认出这侧面像是奶奶。可是这漆黑的大辫子，健壮的双肩，还有那强有力的鼾声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他多半从那里回到了餐厅，也可能停住脚步去听了听玛利亚和妈妈的呼吸声，她们俩睡在同一间卧房里。他没有进去。不能再进别的卧室了。他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插上插销——这插销太久没用过，已经锈了——仰面朝天倒在床上，关了灯。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家里转了这么一大圈；有时候人会梦见自己在家里走来走去，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床上辗转反侧而已：突然在梦魇中抽泣，一遍遍呼唤什么人的名字，看见他们的面孔，估量他们身材的高矮；还有那个不知道写信的贝贝。

天亮了，门把手在响。莱蒙德坐起身来，这才想起自己把插销插上了。这事儿做得有点儿蠢，玛利亚准会拿这事儿没完没了地开玩笑的。好在睡衣就在身上穿着，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跑过去把房门打开。卢西娅朝他莞尔一笑，端着早餐盘进到房里，在床边坐了下来。她好像对他把房门插上这件事并不感到奇怪，而他对她的见怪不怪也并不感到吃惊。

“我以为你已经起来了。你睡过头了，肯定要迟到的。”

“现在离十二点还……”

“可是你十点就要上班的呀……”卢西娅说话时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惊讶。她是个金发女孩，个子高高的，就像所有的金发女孩一样，她那身棕色的皮肤和她的发色无比地协调。她把牛奶咖啡搅拌均匀，盖上糖罐，走了出去。莱蒙德看见她穿了条白裙子，上衣被年轻的乳房撑得鼓鼓的，因为是早晨，她的头发随便挽了个发髻。他插上房门这件事儿做得对不对呢？他一时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件事，可他又一想也许这事儿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时卢西娅又出现了，这回是给他送来一封信，她带着一丝友善的微笑在门口把信递给他，然后走了。信是寄给一个叫豪尔赫·罗梅洛的先生的，还有街道和门牌号。除了收信人的名字，别的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名字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因为卢西娅把信递给他的时候还带着笑容。这件事儿不会像看上去那么荒唐，只是把莱蒙德·维约斯这个名字写成了豪尔赫·罗梅洛；信里面装的是一张舞会的请柬，还有来自c.d.的最诚挚的问候。

此刻的他只觉得肩膀上、舌根、后脑勺到处都沉甸甸的；鞋带好像永远也系不完，打领带也成了一件漫长的毫无意义的差事。

“豪尔赫，你要迟到了！”

是妈妈在叫他，她的嗓子真的哑掉了。你要迟到了，豪尔赫。不管怎样，离十二点还……该走了，该回到真实生活中去了，回到会计室，还有昨天没做完的财务报告。喝点咖啡，抽上一支烟，做财务报告，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宇宙。是该走了，问候什么的就省了吧。不用问候了，走吧。

他悄悄来到书房门口，从右边的门走了进去，就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从顶头的走廊进去过一样。可这都没什么要紧的，现在对他来说，从哪个门进去都一样，无所谓，画像中的那个女人似乎在暗中窥视着他，他已然不以为意，连看都不再看一眼了。离大门口还有两米远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他有点不知所措，路易莎从厨房里飞奔而至，手里还拿着把鸡毛掸子，她把他一把推开，满脸都是开心的笑容。

“豪尔赫，别挡路，你这个家伙！”

他让到了一旁，大门打开了。看见玛利亚穿着出门的衣裳仔细打量着他，他心里一点也没觉得奇怪。路易莎拉住玛利亚的手，让她进来。

“你总算见到这个家里的男人了！正好他今天晚了一些……这是我哥哥豪尔赫，这位是我的法语老师玛利亚·维约斯小姐，你知道的……”

她向他伸出手来，脸上是一副问候别人时该有的机械表情。莱蒙德迟疑了片刻，想看看会发生点什么事，可他妹妹的手还伸在那里，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也伸出了右手，做这个动作倒没有他想象得那样困难。他忽然觉得这样也挺好，要是喊出声来，说她就是玛利亚而且……那就太愚蠢了。他只是想，他本来有可能把这句话说出口的。他也只是这么一想，并不感到后悔。没什么可后悔的，这只不过是一个人无数念头中的一闪念罢了。甚至可以说，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过这样的一闪念呢。相反，他现在心里倒觉得，能被介绍给玛利亚·维约斯小姐是件挺惬意、挺愉快的事情。要是你不认识某人，被人介绍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一九四五年

四遥远的镜子

我像一个微笑的人，在转过身去时突然

注意到他在镜子里的模样。

——t.s.艾略特

但每一次，到最后都是我把他们说服了。他们都是些好心人，想把我从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拉出去，想带我去看看电影，喝喝咖啡，再陪我去市中心的广场上没完没了地兜圈子。可是我一次又一次拒绝，要么微微一笑说声“不了”，要么就一声不吭，使他们的邀请全都落了空。四年来，就在这里，在齐威尔科伊这个城市的市中心，我悄无声息，离群索居，过着自己的日子。因此，我同城的居民会怀着善良的愿望听说六月十五日发生的那件事，从中看到的只会是某个偏执狂的神经症第一次发作，我这种齐威尔科伊成分甚少的生活方式自然会让他们这样揣摩。也许他们的揣摩也自有道理，而我只是要将这事原原本本地讲出来。这是我只能从外部理解的事情，要把它们最终还原到过去，并使它们从此定型，不再改变，这也算是一种办法吧。而且，否认它们曾经发生过是很愚蠢的，说不定它们还能引出一段很好听的故事呢。

按我自己的理解，我在齐威尔科伊过的是一种研究和学习的生活（而当地人过的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上午我在师范学校讲课，课会上到中午，有时也会上到稍晚一些时候；我总是沿着同一条路线回到堂娜米凯拉的出租屋，和几位银行职员一起吃午餐，然后立即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在那里，整个下午，两扇高高的窗户上都有灿烂的阳光。我备课备到三点半，那以后的时间便完全属于我自己了。换句话说，我可以按自己的爱好去学习。我打开马丁·路德的圣经，两个小时里，我一点一点啃着德语，当我能顺顺当当地读完一个章节，而不用去参考我那本奇普里亚诺·德瓦莱拉的译本时，就会欣喜若狂。我也会突然放下手头的工作（有时我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智中会突然冒出一些新的兴趣点，就毫不迟疑地做出反应），烧上一壶开水，一面听着世界广播电台的某个下午播报，一面小心翼翼地往那只陪伴了我多年的瓷罐里倒上些马黛茶。用我在师范学校里的学生们的话来讲，所有这一切，都叫作“休闲”；不待马黛茶的滋味品完，我就会兴致勃勃地投入到新的阅读中去。阅读的内容随时代而变化，一九三九年我读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一九四〇年读的是英美小说，艾吕雅和圣琼·佩斯的诗集，一九四一年读刘易斯·卡罗尔（一直读到精疲力竭）和卡夫卡，还读了法同写的几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一九四二年读了伯里的希腊史、托马斯·德·昆西全集、厚厚的一本写桑德罗·波提切利的传记，外加十二部弗朗西斯·卡尔科的小说，读最后这些小说，仅仅是出于提高我的法语俚语水平这样一个崇高目的；末了，今年，我同时开展几本书的研读，一本是路易斯·昂特迈耶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现代诗歌集，另一本是约翰·艾丁顿·西蒙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还有——也算是心血来潮吧——有关古罗马帝王的全套书籍，从古代的部落英雄一直读到阿米亚诺·马塞利诺那本书的最后一章。为了完成这个宏伟计划，承蒙学校图书管理员的慷慨准许，我把这些人的作品都搬了回来：塔西陀、苏埃托尼奥、帝王史的诸多作者，当然还有马塞利诺。当我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详尽地了解了直到普罗博为止的所有帝王们的生活；我房间的墙上就贴着一张大大的卡片纸，上面逐个记录着那些罗马人的名字和每个人的在位时间。我这样做倒不是为了加强记忆，更多的是为了寻开心。我早已十分愉快地察觉，每次堂娜米凯拉的女儿们到我的房间里来打扫卫生的时候，这张卡片纸总会赢得她们惊讶敬佩的目光。

“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了给我身处的周围环境增光添彩，我还会加上有限的几种元素：许多首诗歌（几乎全都是我写的，天哪！），第五期的《图片报》，几个夜间娱乐节目，比如bbc和旧金山的kgei的节目，一瓶mountaincream牌威士忌，一块硬纸板，那是我用铅笔刀玩飞镖的地方，当然有时也举行有奖飞镖比赛，只是我从来没赢过；还有高更、梵高和乔托的画作的复制品，这些画作都和前面列举过的那些东西一样，没有经过认真挑选。我去看的有限几场电影，也都是因为当地的电影院阴差阳错搞来一部雷内·克莱尔、华特·迪士尼或者马塞尔·卡内的片子。没有人到我这儿来作客，只有一位老师不时来走动走动，而且每一次都被我的粗鲁吓得不轻；再就是一些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发现我还算是一个挺和气的辅导老师，可能也算一个可以发展但被无限期推后的朋友吧。

我十分清楚，我所叙述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倒像篇日记，是未来的传记作家打进《法兰西科学院周刊》的体面做法。可它也许又是必要的，为的是能让某个可能看到这些文字的读者像我一样，为六月十五日那天降临在我身上的事情感到不安。有一种疾病叫作幽闭恐惧症，我自认为对它有免疫力，而不是相反。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能把我正在阅读的内容融会贯通，也没能弄懂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哥尼流为什么会去呼唤使徒彼得。我进展得很艰难，时时要战胜自己内心的空虚，战胜那种把书一合跑到大街上去、跑到这个房间以外去的疯狂愿望。我在这场灵魂与灵魂之间的苦战里奋力挣扎，最终放弃了路德的书。要想看懂这些简直不可能，可它同时又是那么简单：“我不推辞而来……”，第十章，第二十九节。终于，一个比我更强大的力量把帽子塞在了我的手中，好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房间，走了出去，在阳光灿烂的街道上迈开步伐。

对于像我这样讲求秩序和效率的人的精神来说，漫无目的地行走是最不愉快的几件事之一。不过，阳光像温柔的手指一样抚摸着我的后脑勺，风中有鸟儿在鸣唱，空气宜人，不时还有漂亮女孩对我微笑，她们大概是看见我在四点钟刺眼的阳光下不断眨眼睛感到奇怪吧。我走过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人行道和一座座房屋让我想起许多往事。我的心恢复了宁静，可这种宁静并没能让我产生再回到我的房间里去的愿望，我离那间房子已经有好几条街远了。我的身体又体验到了那种美妙的感受——那是多少回我在夏天的海滩上体验到的感受呀——想融化在阳光里，投身于蓝天中，让自己的躯体消失，只留下一点能力，去感受温暖、天空和舒适。闲适的夏日终于过去了，它持续了多长时间哪！然而，秋日里的这个午后，它是一种安慰，甚至近乎一种承诺；我感到浑身轻快，因为我终于走了出来，放纵一下自己，让魔鬼把自己从那些神圣的文字中解脱出来。

走到卡洛斯·佩耶格里尼大街和里瓦达维亚大街的街角，就是省银行大楼那个地方，一切都改变了。有谁玩过图帕克——阿玛鲁吗？它是一种灵与肉的游戏，让你感到自己既想去做一件事，又想去做另一件完全相反的事，让你在想往右走的同时又想往左。就这样，在银行的那个路口，我一面欣然准备走向秀丽宽阔的齐威尔科伊广场，同时却又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从哥尼流和使徒彼得那里获得的力量，引领着我头也不回地沿着里瓦达维亚大街走下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离广场越来越远。我不得不一直沿着这条太阳照不到的阴暗街道走下去，把树木呀、广场上那些舒适可人的长条椅呀，全都抛在了身后。有那么一阵，我也曾抗拒过，但那股力量粉碎了我的一切反抗；我觉得自己耸了耸肩，那是我经常被女友们合情合理地责备的动作，然后就听之任之了，这时我又一次感到了下午时分那暖洋洋的空气，远远地看见了午后的人行道街沿，看着它怎样一点一点被染成了淡淡的紫色……

“天啊，这不是堂娜艾米莉亚的家吗。进去问候问候她如何？”堂娜艾米莉亚是我在齐威尔科伊为数不多的女性友人之一。她在师范学校教外语，正到了母性压倒一切转瞬即逝的激情的年龄，也许是因为我这个人生性和气吧，她很爱我。有那么一两回，她曾经指给我看说那就是她家，并邀请我去喝茶，只是我当时没去。可今天下午……当我再这么一想的时候，我的手指头已经按在了门铃上，能听见从后院传来的清脆响亮的铃声。我站在门廊下开始想，该对堂娜艾米莉亚说些什么，来解释自己这次不同寻常的造访呢。就对她说是有一股图帕克——阿玛鲁的力量……这太荒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会有点儿布尔乔亚：就说我从这里路过，突然想到，等等等等。我就这样一面琢磨一面继续等候，但是没有人过来开门。

我又按响了门铃，这一回应该到处都能听得见，就连街对面人行道上也该听见了。于是，等了一会儿，我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我径自沿着门廊走了进去，走进起居室，就好像是走进自己的家一样。

就好像是……

可这就是我的家呀。我凭直觉感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几乎没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只是头皮稍微有点发紧。这起居室的家具和堂娜米凯拉家一模一样；左手边那扇门，毫无疑问通向客厅，那边不就是我的房门吗，就是通向我的房间的门。

我站在房门前，心中尚有一点清醒的意识，随时准备拔脚逃走；就在这时，我听见房间里有人咳嗽。

和按门铃时一模一样，我的手又一次先于我的意识而动，径直按下那熟悉的门把手，推开门走进了客厅。可这里并不是什么客厅，而是我的书房，不折不扣地就是我的书房。为了让这场景更加完满一些，书房里的书桌前，甚至有一个我，就坐在阅读架那里读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我，身上穿着一件蓝色条纹的旧睡袍，脚上套着双保暖拖鞋，那是今年秋天妈妈送给我的礼物。

我勉强来得及想出一个解释。尽管它的文学色彩太浓，而且有点自我保护的意思，我还是会在这里向读者坦诚相告。“上帝啊，这不是莫泊桑笔下的那个奥尔拉吗。现在我们俩得好好谈谈了。”这样一想，我身上主动积极的立场消失了。我成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的一件东西，成了一个聚精会神的旁观者，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幕日常生活场景，害怕得已经不知道害怕。

我看见自己在查一本福尔词典，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庄严诵读《圣经》的章节，声音就像是从唱片里传来的，有点变音。哥尼流用德语高声呼唤着使徒彼得，而彼得见到食物的异象之后，一面宣讲着主的话语，一面来到了他的贵客家中。当我走出家门，也就是堂娜米凯拉的家门时，这一切本来就没有结束，而现在又天衣无缝地接上了。突然，我又看见自己扔下了书本，打开收音机。我走到自己身旁，把壶放在火上烧水，当收音机里播放一首印加歌曲时，我还兴致盎然地随着歌声吹起了口哨，惟妙惟肖地模仿那种北方人的腔调。我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对我的存在毫不介意，连看都没看过我一眼，谢天谢地这不是奥尔拉。我全神贯注于甜甜的马黛茶和音乐组成的仪式之中，最多也就像一个人从镜子面前走过时那样，对自己的影子毫不在意地瞟上一眼。我听到解放者的轰炸机群是怎样把潘泰莱里亚岛夷为平地，乔治国王又是如何去了非洲，在那里士兵们看见他的时候齐声高唱《他是个快乐的好小伙》，还听见佩德罗·巴勃罗·拉米雷斯将军决不允许用生活必需品进行投机买卖。这时天色已晚，我打开灯，把一只转椅拖到桌旁，找出西蒙兹的那本《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卷，专心阅读起来，时而露出微笑，或者记点笔记，时而情绪激烈地发表几句异议，时而又带着毫不掩饰的喜悦赞同作者的观点。突然——因为到了这个钟点我通常会觉得膀胱发胀——我把书往桌上一放，穿过我的身旁，走出了房间。戏正演到一半，演员却跑掉了，看戏的人心生恼怒，也跑掉了，不过他是像疯子一样跑到了大街上。他一下子从这场令人难以忍受的荒唐闹剧中清醒了过来。

终于——用这个词的心情只有我自己能体会到——我回到了家中。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我走过去告诉我和善的女房东说，今天晚上我就不吃她做好的烤肉条和新鲜莴苣了。堂娜米凯拉仔细端详了我半天，然后说我看上去脸色很不好。

“街上冷极了。”我随口应付了一句，“我想马上上床睡觉。明天见。”

穿过院子的时候，进来了一个女孩，抱怨说外面又热又闷。我低下头，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切都和平日里一样。我看见我那本圣经还翻开在下午我离开时的那一页，旁边放着铅笔和那本福尔词典。词典旁是一卷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诗集，我那时正想慢慢地弄懂这些诗的意思。和平日里一样，气氛温暖而舒适，一切都按照我的任性和习惯摆放着。

我来不及细想，找出几粒镇静药，喝了口水，又调制出一杯冲剂。已经十点钟了，我还睡意全无，肯定是睡不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只得与黑暗和寂静为伴。我记得自己就这样在书桌前坐了好几个小时，自己也很吃惊怎么就用铅笔刀（就是玩飞镖比赛的那把小刀）在木头桌面上刻下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其实这什么也不想才是一种最可怕的思维方式。我就这样看着自己把木头一点一点刻下来，笨手笨脚地刻出了一个g和一个m。然后天就亮了，给我提了个醒：九点钟我还有课要上。我和衣倒在床上，呼呼大睡，醒来时发觉，原来在这样臭气熏天、厕所一样的地方，也还是有无尽的美景的。

我怎么会给孩子们讲起荷兰地理课，还讲起戴克里先时代那种四帝共治制度？这堂课对我是个永久的谜，恐怕对孩子们也是如此。下午，我做了任何人处在我的情况下都会做的一件事：到堂娜艾米莉亚家去，刻不容缓。

我把手指按在门铃上的时候才察觉到，我现在的行动和一天以前有天壤之别。我现在异常冷静，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成竹在胸。如果说所谓的谜就这么简单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去揭开谜底。我会对这个朋友说些什么呢？这次调查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询问，堂娜艾米莉亚和齐威尔科伊城里所有人都认为真实可靠的事情，其实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畴。我从家里出来时并没有细想自己该采取些什么措施。我只记得往兜里塞了把勃朗宁手枪，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带上它，反正会有用的。

在她的起居室里，堂娜艾米莉亚朝我和蔼地微微一笑。请进，太荣幸了。而我总是有点不知所措。能在家里见到我她太高兴了，别客气，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听见这话我不寒而栗）；对不起我没来得及换衣服，太早了，而且……我几乎没听见她在说些什么。我穿过门廊，走到起居室，握住她的手，便急忙向左边看去，想看见那扇门。我真的看见了一扇门，但不是我房间那样的门，而是一扇更宽、更厚实的门，玻璃和里面的门板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帘子，上面布满流苏花边。

“那儿是客厅。”堂娜艾米莉亚说，我审视的目光和我的沉默让她略微有点惊讶，“您要是愿意，我们进去吧。”

我喃喃地说了几句客气话：您先生怎么样，跟您住在一起的几个小孙子又怎么样……可是堂娜艾米莉亚已经打开了那扇门，在我之前进了客厅。我想：“她马上就会看见我待在那里，然后就会发出一声尖叫。”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也跟着走进了客厅。

这是一间有钱人家的漂亮客厅，贴着樱桃色的菱形图案墙纸，隐约摆着些亚热带水果，靠墙放着一张摄政风格的小桌，上面是家人的肖像，还有一尊伏尔泰的半身像，稍远一点有一张大大的写字台，桌腿都是用车床旋出来的，漂亮极了。

“我有时候在这里工作。”堂娜艾米莉亚说着，一面请我坐下，“可这地方有点儿冷，又太吵，所以我总是在我大女儿的卧室里改作业、备课，那儿也亮堂些。我的几个小孙子爱到这里来玩……您可不知道要防着他们把东西打碎有多难！”

我觉得身上生出一种幸福的感觉，沿着鞋子和小腿升腾，顺着神经和血管美妙地涌上心肺之间。我一定是松了口气，还夸了几句家具陈设什么的，因为堂娜艾米莉亚对我讲起了每幅陈年肖像的前因后果，一一列举了家里的大小神灵。我沉浸在一切终于水落石出的幸福之中，我明白了，先前那些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是错觉产生的奇思怪想。我该把威士忌和溴化物镇静剂都戒掉一段时间，试一试休息疗法，摆脱那些荒唐的噩梦。因为在这间客厅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想起自己的房间和我这个人；因为这一幕就好像是从那么多的糊涂事里彻底解脱；因为……

“因为昨天，”堂娜艾米莉亚说，“我一整天都在乡下，照料农庄里的小兔子。佛兰德斯的兔子，您知道……”

昨天。堂娜艾米莉亚一直在乡下，照料她那些小兔子。就在离解脱一步之遥的时候，我感到有一只冰冷冰冷的手慢慢揪住我的后脖子，将我向后拉去，向另一边拉去。而就在这时，堂娜艾米莉亚打住了话头，轻轻发出一声恼怒的惊叫。她痛苦地望着那张漂亮的写字台。

“这帮孩子！”她叹息道，握起了双手，“我早就知道他们迟早会把这张写字台毁了的！”

我朝写字台俯下身去。在它的一边，几乎靠着边缘的地方，有人用一件锋利的东西刻了几个字母玩。字母乱七八糟地连在一起，但可以认出来有一个g，还有一个m。刻这些字母的显然不是什么能工巧匠，而是某个人闲得没事干，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顺手拿起旁边的一只铅笔刀，干下了这事儿。

一九四三年

原文为英语。

原文为英语。

原文为德语。

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奥尔拉》中，主人公感到存在于他周围的一个看不见的生物。

原文为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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