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约翰·b.艾略特）

这是两个男子最近写的信：一位是智利人，名叫海梅·马丁内斯；一位是英国人，名叫约翰·达德菲尔特。

二人是同学，相识于圣地亚哥一所学校的少儿班，后来一直同班到中学毕业。但他们始终没成为朋友。只能如此，因为二人兴趣和个性从一开始就泾渭分明。但智利人海梅经常给那个英国人约翰带三明治，因为约翰住校，如同所有的住宿生一样，他也经常挨饿。这就是二人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的原因。在一次校内举办的拳击赛上，约翰和海梅身不由己地相遇了。平时，海梅的拳头缺乏自信，但同学们的助威声在刹那间点燃了他的激情，他把对手打得鼻子出血了。但比赛最终的胜者是英国人。这并不奇怪，人人都知道约翰天生就是个体育健将，而海梅特别喜欢聊天和读书。后来，智利人继续给英国人带三明治。

高三毕业考试，二人都马马虎虎通过了，大伙办了一桌毕业晚餐。席间，频频举杯，觥筹交错，热情洋溢；在老交情的基础上，新发现的男子气概的烈焰锻造出新的忠诚。约翰很快要离开智利了。他父亲是一家大公司在几个国家的代表，每隔几年就变更住址，因为受公司的派遣，要四处活动，居无定所就很自然了。全家遵照最高指示前往南非的开普敦。饭后，二人往事回忆完了，又唱了歌，互相留下了住址，承诺通信。

果然如此，十年来，书信往来偶尔为之。有一段时间，约翰住在父母身边，在开普敦。可他天生好动。他穿越南非大草原和原始森林，顺访罗得西亚，独自一人去寻找财富，最后定居在肯尼亚，还结了婚，买了土地，余生在那里度过，附近是密林里传出的兽吼鸟鸣。他守护着那几英亩玉米地，欣赏着自己的子女如何跟树木和当地土著一起长高，分享像他一样的理念和偏见。

而智利人海梅则留在自己的祖国没动。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自己逐渐远离了所有中学时的朋友，可并没有交上新友，落得孤身一人了。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倒一直在与约翰通信，虽然每封信之间拉得很长。

海梅学的是法律，作为智利律师，他过得四平八稳，生活有种种保险系数。他一当上律师就与众不同。他总是身穿黑色西装；他的双手极富表现力，符合他的社会地位，总是修剪得干净整齐。那位肯尼亚种植园主问候的信一年一次，有时两次，漂洋过海，里面有中学时代幽默的回忆，有二人多年来生活变化的消息，有关于圣地亚哥市在读书之后发生的变化。别的就没什么了。干吗还问别的什么呢？分手多年、相隔万里，怎么好开口问秘密呢？再说从前也没有过亲密关系啊。

下面是肯尼亚种植园主约翰写给智利律师海梅的最后一封信，这时距离中学共同学习的时间已有十年左右。

亲爱的海梅·马丁内斯：

这是对你几个月前来信的回复，利用我小病卧床数日得到的休息时间。此前没给你写信，因为你知道一个肯尼亚种植园主的活计可不好干，不像智利律师来钱容易。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我想正因为这事我才想起来给你写信。那天下午，我和我老婆出门去看动物。到了养猪场，我俩看见一头白毛猪，它好像在看晚霞，神情极为悲伤，这是其他猪所没有的事。我老婆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她说：“约翰，你瞧，那头猪好像来了灵感。”你想想吧：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还记得那头“灵感猪”吗？估计你忘了。就是咱们有一学期来了一位剑桥大学的老师，就是那位金发胖子，想起来了没有？他给咱们朗诵什么颂歌，赞美智利的晚霞。在他来到的第二天，我们住校生弄湿了他床上的被子，声称这是一种传统的欢迎仪式。他看出来我们在扯谎，可他为了博得我们好感，没有告发我们。他在咱们学校待的时间很短。这位可怜的老师感到惆怅，想念祖国，最后只好回英国去了。那时候他大约二十五岁，比咱们现在小得多。

我不理解他怎么会想念英国。当然了，我离开英国时太小，全家在去智利之前，在牙买加逗留了几年，所以我无法判断。但是，后来我退伍的时候（因作战时腿部受伤，每过几个月就疼痛一番，至今如此），出于好奇而不是兴趣，我想去英国走走。我发现英国的一切都脏、乱、拥挤而又破旧不堪，气候让人难以忍受。我患上了幽闭恐惧症，便急急忙忙返回了肯尼亚。奇怪的是，我父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见到了“灵感猪”。我父亲几年前从公司里退休了，他在金斯敦（牙买加首都）、瓦尔帕莱索（智利港口）和开普敦（南非港口）做过公司代表。他在这里的地位非常优越。人人都尊敬这两位老人，他们有绝佳的社交圈子，还有一幢面向大海的住宅，地点在开普敦的高级住宅区。可父母不愿意颐养天年，退休后非要在约克郡的一个小镇上买个农舍，因为他们是在那里出生、相识和结婚的。如今，他俩幸福地住在那里，好像从来没离开过。我熟悉那个小镇，因为亲戚们听说我退伍后，曾邀请我回老家度假。真想不到小镇是那么难看！村里人都很穷，我的亲戚们也不例外。我没法跟这些又土气又俗气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没法住在那个肮脏破旧的小镇上，那里有座矿山，周围全是发臭的工厂。我就不明白了：这对老人怎么会生活得愉快呢？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自己有病，可昨天夜里我反复地在想：我到了像父亲那样退休的年龄会不会知道自己该向哪里去呢？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年龄很小，所以现在觉得对欧洲没有感情。金斯敦不在这个考虑范围内，我只记得有个黑妈妈照看我，其余的一切都模糊了。如果我住在智利，也会不知该如何是好，肯定会觉得不合适，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各奔东西了。另外，我老婆是肯尼亚人，想想遥远的美洲都会让她害怕。或许南非的开普敦是个解决的办法：在海边买房，加入俱乐部交几个朋友，那里的威士忌也不贵。

总之，今年我刚三十岁，还没到认真考虑这事的时候。我认为不管怎样，假如到了那种情况下，我会结束自己的生活，就在这里，在种植园里，在这套我亲手盖起来的房子里，如今我对房子做了重大修补。看看这房子让人多么高兴！我老婆管花园和菜园。不过，我得跟你说实话：果子结得不多（果树新栽不久），因为我两个孩子——帕特和约翰——像本地人那样爬到树上吃青果子。瞧瞧他俩会消化不良的！

好啦，我写得太长了，可又没说什么。如果你想起什么时候来这里徒步旅游（我又说了过去的老笑话），这里就是你的家。请给我写信！我今年一定要有你的消息，还有智利的情况。

约翰·达德菲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