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为了练练笔，立意写几篇往事回忆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题目是：《母亲》。在同样的题目下，我已经先后写过两首较长的诗，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但我还是想再写下一点什么。回顾幼年的生活，母亲当然是常萦绕在我心间的一个人。母亲去世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中，我的生活充满了变幻和波折，我也常在不同的情景中想起她。——好多年了，我不大写什么，近几年来甚至完全抛开了笔，因而受到了亲近的人的不满和指责。这一次想写几篇往事的回忆，是对于关心我的人的一种回报，而在我自己，这也是艰难地再探步的尝试。那么，让我把首篇奉献给母亲吧。

在题名《母亲》的第二首诗的开头，我说过：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

坐在阴暗的小窗前的

中国的可怜的母亲们

是没有名字的。

……

我的确不知道母亲的名字。我问过我的长辈们，他们也都不知道。父亲是应该知道的，如果母亲真的有名字的话。但我没有好问他。在过去的苦难的中国，在重重压迫下的广大的劳动妇女们，名字对她们也是奢侈品。她们还未成年时，大都叫什么妹、什么娃，或大丫头、二丫头之类，这不过是为了呼唤。当她们嫁出去以后，就变成了“孩子他娘”，在某种比较正规的情况下，就是××氏。如果她们有一个名字，也很难用上，等于没有。我的母亲，是这样广大的妇女中的一个。

我也不清楚母亲在来我们家之前的生活。只听说她是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大概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由“媒妁之言”嫁到我们家里，那时还不到二十岁。

我的祖父原也是乡下的贫农，因为天灾人祸，实在生活不下去，逃荒到汉口来，做过苦力，当过菜贩，摆过烟摊，后来家境稍好一些了，开了一家小小的百货店，也不算是怎么宽裕。所以三个儿子中，只有我父亲(他是长子)得到了在正规学校里读书的机会。由于他勤奋用功，在祖母的支持下，一直读到了大学。另外两个儿子就只不过在私塾混了几年。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是大学生。那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像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父亲是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的，对于这种包办的婚姻，当然不会满意，母亲受到了冷淡、鄙夷，她当然也不会感到幸福。但她默默地承担起她的命运。后来，大约当我四岁的时候，父亲遗弃了我的母亲，离家出走了。这对于母亲是致命的一击。她也还是只能默默地承担起她的命运。她还年轻，不到二十五岁，带着流血的心，低着头站在阴暗的漫漫的岁月面前……

父亲另外成了家，也住在汉口。母亲带着我跟随祖父祖母生活，一直到死，母亲再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我的庶母有时倒来看看祖父祖母。母亲对她是亲切的。庶母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孩，她后来有了一个职业，就将女孩送过来由母亲抚育。母亲接受了，而且对女孩异常慈爱，如同自己的孩子。我的三婶(她和母亲感情最好)感到很不平，我好几次听到她埋怨母亲说：“你这是为什么呵，还为她带小孩？！你怕她还不享福！”母亲总是即刻打断她的话：“莫这样说……”接着就凄凉地笑笑。

由于父亲的出走，祖父祖母对母亲有一种歉疚的心情，对待她比对待另外两个婶娘要照顾些。家里的别的人，对母亲也是尊重的。母亲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她是极好强的，一言一行都非常注意。除了和两个婶娘外，在人前很少说话。在我的记忆中，她几乎很少走出大门，我不记得她进过戏院和电影院。她和两个婶娘轮流做饭，洗衣，或是低着头静静地坐在窗前做针线。窗外是大街，喧腾着市声。在这个繁嚣的大城市中，她的天地只是污黑的厨房和破旧的小楼。她唯一的消遣就是一字一字地低声地念着质地恶劣的石印的《珍珠塔》一类的弹词书。——母亲没有上过学，不知道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依靠自学，能够认识一点字。那些古老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显然深深地感动了她，有时候，我听到她低低地哼唱了起来，声调是那样地悲凉。

当我七、八岁时，已经略略地知事，三婶娘和别的人，又不时在我面前责难我父亲，这使我同情母亲，而对父亲有着反感。有时在三婶或别的人半开玩笑的鼓动下，我就说出一些对父亲不敬的话，如果母亲听到了，她总是用眼神或一个手势阻止我，事后就背着人责备我：“这些话是你能说的？！你……”她的声音梗塞了。

当我不用心做功课时，母亲常常说到父亲过去是怎样勤奋地读书，深夜还坐在灯前。有一次，我匆匆地跑进房里，母亲正坐在打开的箱前收拾着衣物。她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当她发觉我跑近时，急忙地将照片塞进了箱底，但我已看到了那照片是父亲的。——那么，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中间，或者，正由于是在那样的处境中间，母亲对父亲也还是有着感情，有着怀念……

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年龄比她大不了两三岁。她的婚姻也是不幸的，她的丈夫是农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吧，不劳动，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而且常常虐待她。

我的姨母往往穷困得无法开锅。她有时就投奔到我家来，小住几天。母亲和她见面，两人都异常欢喜和亲热。姨妈、母亲和我都挤睡在一张大床上。一个深夜，我醒来，听到她们在各自诉说着自己的遭遇。这一对不幸的姐妹都在呜咽着，而又相互安慰。

我紧闭着眼，不敢动弹，唯恐她们知道我是醒着。我已不记得她们说了一些什么，但我将永远不能忘记她们的谈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所留下的对于人世的凄凉而沉重的感觉。姨妈常常拉着我的手，轻言细语地叮咛：“冠，你要好好读书呵。你妈就只有指望你，你要替你妈争一口气呵。冠，你将来做了大事，我做姨妈的也光彩呵……”

我总是默默地点着头，而且暗地立誓要在将来做“大事”，为母亲，也为姨妈。姨妈终于要回乡下去了，两姐妹都恋恋不舍，母亲从箱底掏出一个小纸包，我知道那是母亲积存下来的几块银元，她塞到姨妈手里。姨妈很不安地推辞着说：“你也难。”

母亲说：“我有吃有穿，你比我要难得多……”于是她俩都低声地哭了起来，我站在一旁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像那些在悲惨的命运前感到痛苦、绝望的妇女一样，母亲是信佛的，从宗教里面去寻找对自己不幸的解释，而且寻求慰藉和渺茫的希望。母亲在阴历的初一、十五和春节期间，都吃斋。对于穷苦的人们，只要做得到，她从不吝啬一点帮助。她这样做，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修来生”。这里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正因为自己的不幸，因而同情别人的不幸。

我当然是母亲唯一的安慰和希望。我四岁时，一个春天的黄昏，跑着穿越马路，被一辆急驶来的汽车撞倒，卷入了车下。坐在路旁乘凉的人很多，掀起了一阵惊呼声。母亲正在厨房里，一听到这消息就昏倒了。那次我侥幸只受了一点外伤。但母亲从那以后就容易心悸、惊惶，精神上的创伤久久不能平复。当我在病中，特别容易感受到母亲对我的温暖的爱抚。但平时，母亲对我的爱往往是无言的，有时甚至是以严厉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少年时是贪玩、顽皮的，有时母亲忍不住责打我。但往往流泪的不是倔强的我，而是母亲自己。母亲常常含泪说：“娘是苦命人，只指望你成人争一口气，而你……。”母亲的眼泪比她的责打更能触动我的心，我仍倔强地沉默着，但对母亲的怜爱，对自己过失的自责，由于伤了母亲的心而引起的愧疚，这种种感情从我的心中升腾起来，我真想扑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但也许我在幼小时就“不堪改造”吧，我的种种过失总还是一犯再犯。母亲还常以“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一类的故事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类的古训教育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我在一家报社的儿童副刊上登了两篇稿件，得到了一个烧有我的名字的小茶壶做为奖品；读初中时，我被学校选派参加全市讲演比赛，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支带有黑色剑鞘的七星剑。那个小茶壶被祖父常常捧在手中，而那支七星剑则由母亲悬挂在床头。当我将那两件奖品拿回家时，母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地看着，而她眼中有着泪光闪耀。可以想象，在母亲喜悦的泪光中，是浮现着我的灿烂的前程，是梦想着有一天我真能成为“人上人”，同时也为她带来一个幸福的暮年。

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是深爱着母亲，朦胧地意识到母亲的不幸和屈辱，这使我在有人谈到母亲时特别敏感、易怒。有一次，当我十一岁时，为什么事和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少年争闹了起来。他鄙夷地说：“你爸爸不要你妈妈啵！”我奋力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就拚命地和他扭打起来，闻声而来的大人们费了好大的劲将我们拉开了。我带着流血的嘴唇和被扯破的上衣回到家去。这场生死的决斗就发生在我家后门口不远，母亲立即知道了。我一拉开门，她正在门边守候着。她的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我也咬着嘴唇沉默着。母亲俯下身来查看我的伤口，通过她扶着我的肩的手，我感到她全身都在战栗……

我进入初中以后，使母亲失望的不仅是我依然还是那样贪玩，大部分时间都奔跑在小足球场上，而且，渐渐地又有一种新的阴影蒙上她的心头：那正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夕，由于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的影响，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接着又卷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学校当局向家长发出了警告。我的一些狂放的言论也使大人们惊骇。母亲为我很担心，她好多次劝说我，要我少和“坏人”来往，要我专心读书，都被我极不耐烦地用几句简短的话顶回去了；真是，怎么能跟你说得清楚呢，最好别管这些事。危险么？危险就是考验，爱国无罪！母亲往往只是深深叹一口气。有两次她似乎要发火了，但终于克制着自己：儿子已经是一个中学生，是不能随便责骂的。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我的三个友人被捕了。那年暑假开始时，我接到了学校“默退”的通知单。我气愤，而又不安：怎么向家里，特别是向母亲交代呢？我知道，这会很伤她的心。通知单在我手中压了三、四天，母亲从我的神态中感觉到出了什么事，几次询问我。实在拖不下去了，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将通知单拿给母亲看，准备接受责备，或者，更糟的是，母亲会大哭一场。但意外地，母亲反复地看了通知单后，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那下学期怎么办呢？”她甚至连望都没有望我一眼。而且，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她对我比平时更亲切，在生活上对我照顾得更细心。但我发觉，她是突然憔悴了，话更少了，而且常常在做活当中停歇下来，失神地想着什么。

那年秋季，我被祖父强迫送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的中学去继续念书。离开武汉，离开我的友人们，离开家，离开母亲，这使我很难过。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了，古老的中国显得年轻了起来。我所在的那个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那种闲逸和沉寂，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震荡着雄壮的歌声，小街上常常走过举着救亡团体旗帜的队伍……。我被弥漫在全国的那种巨大的热情所感染，所鼓舞，所振奋，卷入到了那浪潮中，兴奋地忙碌着。这虽是我初次离家，但很少有时间想到母亲。只是当我偶而回到武汉，因为可以很快就见到母亲而引起的喜悦总还是充满了我的心胸，快近家时，就不自觉地半跑起来。

战火逐渐地逼近了武汉，父亲一家已经迁到四川的一个小县里。为了让我能够继续求学，祖父决定让我到四川去找父亲。一九三八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后，只身登上了西上的轮船。送我上船的是祖父。母亲一连几天忙着为我收拾行装，缝补衣服，反反复复地叮咛，要我好好听父亲的话，不要惹父亲生气，要我用功读书，也要我好好注意身体，千万不要和“坏人”来往……。她的神情显得凄伤、黯然，但没有眼泪。她为我将行李提下楼，和家人们一齐送我到门口，看我坐上人力车。

我走了好远后，回头看到她还站在门边。我的心情沉重、纷乱，但没有想到，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武汉沦陷的前夕，祖父祖母和母亲、叔婶们逃难到广西的一个小县里。我则去重庆念书。祖父每个月总要托人写一封信来，有时寄我一双布鞋或是一件毛线衣，我知道那是母亲亲手做的，一股暖流漫过我的心。有时还寄我一点钱，我知道逃难在异地，祖父维持一家的生活已经很艰难，我感到了那少数一点钱的重量。在每封信中，祖父总会谈到母亲的情况，说她很好，要我不要挂念。每次家信的到来，总是使我喜悦而又有点哀伤。但我很少及时复信，有时甚至两三个月不给家里一点消息。我正是在青春的激情中，我有许多友人；我有虽然穷困但是欢乐的生活；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写诗、演戏、开会、办墙报……。我往往决定当晚要为家里写一封信，却又因为一点什么事情耽误了。

但我还是有时怀念母亲。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我住在重庆近郊的乡间，在一个落着细雨的夜里，我写了一首题名《母亲》的诗，后来发表在和几个友人合编的诗刊《诗垦地》的第一辑上。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首诗稿了，但还大致记得那后面的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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