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三宝垄之花》遭到彻底否定。

我认为，那时内务省的检查官们一个个全是神经不健全的人。他们都是迫害妄想狂，都有虐待狂、受虐狂和色情狂的性格特征。

他们把外国影片里的接吻镜头全部剪掉，凡是女人光着脚或露膝的画面，也一律剪掉。

他们把剧本中“工厂的大门敞开胸怀，等待着前来义务劳动的学生们”等词句，都说成是淫秽，别的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检查官检查我写的一个电影剧本时说的话。

我始终不懂这句话有什么淫秽之处。可能读这个剧本的人也没懂吧。当然，对于精神不正常的检查官来说，这词句自然是淫秽的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从“门”这个字形象地联想到“阴门”！色情狂对什么都会产生卑劣感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淫秽的。用淫秽的眼光看待一切，一切自然就是淫秽的了。

对这些人，只能说他们是天才的色情狂。

尽管如此，这种名为检查官的杜宾犬（影片《六犬大盗》中出场的德国狗），的确被时代的权力饲养得很好。

再没有比被特殊时代的权力饲养得十分驯服的小官微吏更可憎的了，纳粹就是如此。希特勒当然是个疯子，但是细想一想就能明白，从希姆莱或艾希曼直到他们的基层组织，可以说天才疯子辈出。集中营里从头目到看守，无一不是难以想象的衣冠禽兽。

战争期间内务省的检查官也是一例。他们这些人才恰恰是该被关进监狱的。

我现在是极力控制对这些家伙的憎恨，告诫自己不要行文激烈，但是想起他们的所作所为，就难以控制，恨得我浑身发颤。

我对他们的憎恨竟是如此之深。

战争末期，我和朋友们立下共同誓约，如果真的到了一亿人“玉碎”的局面，我们就到内务省门前集合，把他们杀光之后再去死。

关于检查官的事就到此打住吧。我现在有些兴奋过度，这对身体不妙。

后来拍了脑血管x光图我才明白，我的脑大动脉是弯的。据说，正常人全是直的。这种异常现象是先天的，医生诊断为“真性癫痫症”。难怪儿童时代我常常闹痉挛。还有，山本先生也常说我有虚脱症，但是我不知道在工作中有时会出现短时间的茫然自失的情况。脑最需要氧，一旦供氧不足就会出危险。我这异常弯曲的脑大动脉疲劳过度或者过分激动时，血液循环一间断，就会出现癫痫症状。

总之，我在检查官那里倒了大霉。因为我反抗过他们，所以他们更恨我。

虽然被他们枪毙了两个剧本，但是我还要写下一个，这就是《敌中横断三百里》。

这是根据山中峰太郎的冒险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描写的是日俄战争时建川侦察队的故事。

日俄战争时的建川少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升为中将，当了驻苏大使。对于把侦察队的事迹搬上银幕的事，他特别感兴趣。因此我想，内务省的检查官大概不会对此说三道四了吧。

其次，那时的哈尔滨附近还住着很多白俄人，其中有很多哥萨克人，还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们的军服和军旗，这对于拍摄影片是个有利条件。

有了这两个极好的条件，我向公司提出，要拍摄《敌中横断三百里》。

当时东宝公司制片部长森田信义是最高决策人。他看了我的剧本，“哦”了一声说：“有趣……不过……”

总而言之，他说这个剧本很有趣，无论如何也应该把它拍成电影。但是，我是新手，把它交给我拍未免分量太重，云云。

这话一点也没错，我写的这个剧本虽然没有战争场面，但描写的却是大会战之前处于对峙状态的日俄两军。

结果，这部《敌中横断三百里》就呜呼哀哉了。

若干年之后，森田先生想起此事还后悔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他说：“如果让黑泽拍了它……虽然我感到遗憾，但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战争时期，电影界本来就是无风三尺浪，苦难重重，当然没有余力让我这样一个新手干那样的大事。

拍片计划一落空，经山本先生和森田先生帮忙，在月刊《电影评论》上发表了这个剧本。尽管这样，我的心情仍然相当沮丧。

那时，有一天我在《日本电影》这个刊物的广告上看到了植草圭之助的名字。这本杂志上登载了他写的剧本《母亲的地图》。

我从银座大街的书店里买了这本杂志，刚出书店大门，不期然地碰见了植草。这时我看到，他上衣的口袋里装着刊登我那剧本的《电影评论》。

这简直巧得令人不可思议。我和植草从黑田小学时代培养起来的友谊，从这天起又开始延续。

在银座大街见面的这一天，我们俩干了什么，谈了什么，已经忘了。后来，植草进了东宝的剧本部，不久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