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三月的一个星期六，和风轻拂、白云飘荡，艾弗·贝里先生从布鲁克林的一家花店里买了一大束上好的黄水仙，捧着这束花先是乘地铁，然后步行，来到皇后区一片巨大的墓园，自从去年秋天他妻子埋葬在这里之后他还一直都没来过。今天他重返此地却并非因为念起了旧情，因为他跟贝里太太结婚已有二十七年之久，两个女儿也都已成年而且终身有靠，他这位太太可说是性情复杂多变，而绝大部分都让人难以忍受：他实在是无意重续这么一段令人烦恼的旧情，哪怕仅限于精神层面。不；可是严寒的冬季刚刚过去，他感到一种需要，想活动一下筋骨，透透气，在预告春天即将到来的美好天气中舒心提气地溜达溜达；当然还有额外的好处，能够告诉他两个女儿他特意来给她们妈妈上坟也是件好事，尤其是借此可以稍微抚慰一下大女儿的情绪，她似乎对贝里先生竟然这么轻松自在就接受了鳏夫的生活颇有点怨愤。

这个墓园却算不得恬静优美的所在；事实上是个相当可怕的地方：灰蒙蒙的石头拥挤在数英亩青草稀疏、无所荫蔽的高地上。曼哈顿的地平线倒是可以一览无遗，为这里提供了一种舞台道具般的美——高楼大厦的轮廓耸立在这片坟地之上，就像是陡峭的墓石在纪念这些油尽灯枯、已然安眠于此的曾经的市民：这种反差极大的并置不禁使贝里先生微微一笑，实际上已经轻轻笑出了声，身为税务会计的他对于无论多么残忍的反讽都是能甘之如饴的——不过老天在上，其中深藏的意味也不免让他觉得心寒，他在墓园坚硬的鹅卵石小径上的轻快步伐也不禁丧了气。他越走越慢，直到停下了脚步，想道：“我原该带莫蒂去动物园的。”莫蒂是他外孙，只有三岁。可要是半途而废的话未免太不像话，报复心太重：而且干吗要浪费这束花呢？节俭和德行的双重激励使他重新迈动了双腿；当他终于弯下腰，把那束黄水仙往一个石瓮里一插的时候已经是气喘吁吁，石瓮底下是块粗糙的灰色墓石，用哥特体刻着：

萨拉·贝里

1901—1959

艾弗忠诚的妻子

艾维和丽贝卡慈爱的母亲

主啊，知道这个女人的一张利嘴终于闭上了，真是何等的快慰。可这念头虽然让人心安，而且进一步得到他那个又新又安静的单身汉公寓的支持，却并未能重新点燃那突然间熄灭的与天地同寿、活得兴头十足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今天一早还曾在他心中勃勃跳动过的。他出发时原本期待着能享受到新鲜空气，远足以及春天即将再度降临的芬芳气息的好处。现在他倒是但愿出门时脖子上能围条围巾了；那明媚的阳光不过是种假象，并不真正带来温暖，而风呢，他也觉得似乎已经刮得相当凶猛了。他一边稍稍修饰整理了一下那束黄水仙，一边懊恼没法给它们浇点水以延缓凋谢的时间；放开那束花儿之后，他就打算转身离开了。

一个女人站在路当间儿。除了他以外，墓园里虽只有寥寥无几的凭吊者，先前他却并没注意到她，也没听到她走过来。她并没有侧步闪开。她瞥了一眼那束黄水仙；钢丝边眼镜后头的那双眼睛很快就转回到贝里先生身上。

“嗯。是亲戚？”

“我妻子，”他道，又叹了口气，仿佛这叹惋的声音是义不容辞的。

她也叹了口气；一种隐含着喜悦的奇怪叹息。“呀，很抱歉。”

贝里先生的脸拉长了。“嗯。”

“真可惜。”

“是啊。”

“希望不是什么拖得很久的病症。不太痛苦。”

“不——不痛苦，”他道，把身体的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在睡梦中去的。”感觉到对方犹不满足的沉默，他又加了句，“是心脏病。”

“呀。我父亲就是害这个病去的。就最近的事儿。这倒使咱们有了点儿共同点。有了点儿，”她道，语调异常地哀伤，“有了点儿可以谈谈的话题。”

“——能明白你的切身感受。”

“至少他们都没怎么遭罪。这也是个安慰。”

贝里先生的耐心已经所剩无几了。直到现在为止他的目光一直礼貌地保持低垂，在最先打量了她一眼之后，一直只看着那女人的鞋，那是双坚固耐用，所谓明智实惠的鞋，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和护士们常穿的。“巨大的安慰，”他一边说，同时完成了三项任务：抬起眼睛，脱帽致意，跨前一步。

那女人却仍旧坚守阵地；简直仿佛是受雇前来阻止他的。“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我那块旧表，”她一面说，一面忸怩地轻敲了下腕上戴的那块娇小的手表，“还是我高中毕业得到的礼物呢。所以现在走不准了。我是说，它是很旧啦。不过样子还不错。”

贝里先生只得解开轻便大衣的扣子，伸手摸索深埋在背心口袋里的金表。与此同时也细细端详那位女士，把她的面相五官一一看了个分明。她小时候一定是白肤金发的，从整个的皮色上就看得出来：她有斯堪的纳维亚人那种光洁明亮的肤色，胖嘟嘟的脸颊就像健康的农民那样红彤彤的，还有一双蓝汪汪的和善眼睛——如此诚实无欺，虽然有细细的眼镜钢边罩着，仍旧颇有魅力；可是土黄色毡帽底下露出来的头发却烫得很不高明，说不出什么颜色地拳曲着。她比贝里先生略高一点，加上鞋跟的高度她有五英尺八，体重也可能比他重；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想象她会很高兴踩到磅秤上去的。她的一双手一看就是惯于操劳的，指甲不但啃得高低不平，还涂了层珍珠色指甲油，闪着怪异的光泽。她穿了件普通的棕色大衣，挎了个朴素的黑色手袋。细细打量又把各个部分重新组合起来以后，他发现她总体来说是个非常体面的人，他喜欢她的相貌；指甲油涂得固然是不敢恭维，他仍旧觉得她是个你可以信赖的人。就像他信赖埃丝特·杰克逊——他的秘书杰克逊小姐一样。的确，她让他想起了杰克逊小姐；这种比较是有失公允的——对于杰克逊小姐而言，因为她拥有，用他曾在一次口角中对贝里太太宣称的话说：“智识以及其他方面的优雅”。不过，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女人浑身上下都似乎洋溢着善意，这正是他赏识他的秘书杰克逊小姐，埃丝特（他近来总是心不在焉地这样称呼她）的地方。而且，他猜想她们俩年纪也该相仿：就要年届四十了。

“中午。正好十二点。”

“都这时候了！哎呀，你肯定饿死啦，”她道，打开她的手袋，朝里面瞧了瞧，就仿佛那是个野餐篮子，塞满了足以摆一桌北欧冷餐会的美味。她掏出一把花生来。“自从爸爸——自从我不用给任何人烧饭了以后，我差不多就靠吃点花生过活。我必须得说，我确实也是这么说的，我真想念我的烹饪手艺；爸爸一直都说我的手艺比他去过的任何一家馆子都强。可是只为了你自己烧饭实在是毫无乐趣，哪怕你能把馅饼的酥皮做得跟树叶一样细巧。来吧，吃点吧。都是新烤的。”

贝里先生接受了；他对花生一向都有孩子气的热爱，当他坐在他妻子的坟头上吃起来以后，巴不得他这位朋友多带些来呢。他招了招手，示意她挨着他坐下；意外地看出他这个邀请似乎让她有点局促不安；红润的两颊又突然平添了一抹飞红，仿佛他在邀请她把贝里太太的棺材架用作合欢床一般。

“你坐是没关系的。至亲嘛。可是我。她会喜欢一个陌生人坐在她的——安息之处吗？”

“请吧。做个客人嘛。萨拉不会介意的，”他跟她说，暗自庆幸死人是听不见的，因为他既觉得后怕又觉得开心，想到萨拉这个惯会撒泼打滚、一心想找寻口红印儿和金发丝儿的泼妇，如果看到他竟然跟一个并非全无姿色的女人一起坐在她的坟头上剥花生，她会说出什么话来。

然后，当她在坟墓边沿正襟危坐之后，他才注意到她的腿。她的左腿；直挺挺地戳出来，就像是想把过路人绊倒在地的恶作剧。发觉他的注意之后，她微微一笑，把那条腿抬起来又放下。“一次事故。你知道。我小时候。在科尼岛上乘过山车时摔了下来。是真的。当时还上了报呢。谁都搞不懂我怎么还能活下来。唯一的麻烦就是膝盖不能打弯了。除此之外倒是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不能跳舞了。您很喜欢跳舞吗？”

贝里先生摇了摇头；他嘴巴里塞满了花生。

“那么咱们又有另一个共同点了。跳舞。我原本可能会喜欢的。可我不喜欢。不过我喜欢音乐。”

贝里先生点头表示同意。

“还有花儿，”她补充道，摸了摸那束黄水仙；然后她的手指继续摸下去，像是在读布莱叶盲文一样，拂过刻着他名字的大理石。“艾弗，”她道，把他的名字念错了。“艾弗·贝里。我叫玛丽·奥米恩。不过我倒希望自己是意大利人。我姐姐就是；噢，她嫁了个意大利人。哎哟，他可真是有意思极啦；生性快活，开朗友善，就跟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他说我做的意大利面是最好吃的。尤其是加海鲜酱料的那一种。你真该尝尝看。”

贝里先生吃完了花生，掸掉衣襟上的花生壳。“你已经有了个主顾啦。不过他并不是意大利人。贝里听起来像是，但我是犹太人。”

她眉头一皱，倒不是表示不满，而是仿佛他莫名其妙地让她气馁了。

“我们家是从俄罗斯来的；我生在那儿。”

这句话非但重新引发了她的热情，而且比先前更起劲了。“我才不管报纸上都在说些什么呢。我确信俄国人跟别的任何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人嘛。你看过电视上放的大剧院的芭蕾吧？这难道不让身为俄国人的你感到自豪吗？”

他心想：她是一番好意；就没有做声。

“红菜汤——热的或是冷的——加上酸奶油。呣，明白了，”她道，又掏出一捧花生来，“你是饿啦。可怜的家伙。”她叹了口气。“你不定多怀念你太太做的饭菜呢。”

真给她说着了，的确如此；闲谈勾起了他的食欲，也引动了他的思念。萨拉烧得一手好菜：花样百出，开饭准时，而且色香味俱全。他不禁想起那些肉桂飘香的节日大餐。肉汁和红酒，浆硬的桌布，“上好”银器的那些午后；饱餐之后还可以打个盹儿。而且，就连把洗净的盘子擦干的活儿，萨拉都从来不让他干（他能听到她在厨房里心平气和地哼着曲子忙活），她从没抱怨过家务活太重；而且她有办法把抚养两个女儿的重任完成得思虑周到、样样顺心、知疼着热；贝里先生对这一双千金的成长做出的贡献不过是做个见证、表示赞赏即可；如果说这一双千金为他增光不少的话（艾维住在布朗克斯威尔，嫁了个牙医；她妹妹则是芬尼甘、洛布和克拉科沃律师行低级合伙人克拉科沃的太太），他该感谢的就是萨拉；两个女儿就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杰作。萨拉有很多值得念叨的地方，他很高兴发现自己这么想，很高兴发现自己记得的不是她一唠叨起来就没完没了让他活受罪，数落他的坏习惯，指责他打牌、追女人的罪行，而是那些更加温雅的表现：萨拉喜滋滋地炫耀自己做的帽子，萨拉在积雪的窗台上撒下面包屑喂冬天的鸽子：这些美好的情景如同潮水，将那些不太愉快的垃圾回忆冲向了大海。他感到，骤然间不无愉悦地感到有些哀伤，为他之前没有早一点感到难受而难受；不过，他虽说突然间真心念起了萨拉的好，他却没法假装为他们的共同生活已经完结而遗憾，因为总体而言，眼下的安排还是要好得多。不过他仍旧后悔不该买黄水仙，应该给她带朵兰花来，就是女儿的男友送的那种漂亮的兰花，她总是抢救下来存放到冰箱里直到枯萎才扔掉。

“——是不是？”他听到，一时间搞不清楚是谁在说话，直到把眼睛眨了眨，才认出是玛丽·奥米恩，她一直在说话可他却充耳不闻：她的声音腼腆而又温婉，块头这么大的体形发出来的声音竟然这么细小和年轻，实在有些奇怪。

“我说她们肯定很漂亮，是不是？”

“哦，”贝里先生安全地不置可否。

“为人要谦虚。不过我敢肯定她们很漂亮。要是她们长得像父亲的话；哈哈，别当真，我开玩笑呢。不过说正经的，孩子们简直要了我的命。我情愿拿任何一个孩子去换随便哪个成年人。我姐姐有五个，四男一女。道特，就是我姐姐，她总是要我帮她看孩子，因为我有时间，不必每时每刻都照顾爸爸啦。她跟弗兰克，就是我姐夫，我提到的那个意大利人，他们说，玛丽啊，谁都不及你那么会对付孩子。而且还对付得高高兴兴的。这事说起来也容易；没有比热可可和枕头大战更容易让孩子犯困的了。艾维，”她道，大声读着墓碑上那阴郁的铭文。“艾维和丽贝卡。多甜蜜的名字。我深信你一定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两个没了娘的小姑娘——”

“不，不，”贝里先生道，终于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了。“艾维自己都做母亲了。贝吉也有孕在身了。”

她脸上的表情先是懊丧，马上又转为难以置信。“已经做外公了？你？”

贝里先生有几点自负：比如，他认为自己的头脑比别人都要清楚；还有，他相信自己就像个活的罗盘，从来不会迷路；他的消化能力，还有能倒着看书也是另外两个可以自大的项目。可他照镜子的时候却极少能够做到自我欣赏；他也并非不喜欢自己的相貌；他实在是貌不惊人，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几十年前他就已经开始脱发；现如今他的脑袋几乎是童山濯濯了。他的鼻子还算有个性，可是他的下巴，虽说已经堆叠为两重，却乏善可陈。他的肩膀挺宽；可他其余的部分同样也不窄。他当然很整洁：皮鞋锃亮，衣服常洗，一天刮两次脸，还在青黪黪的两颊上扑了爽身粉；可这些措施非但不能掩饰，反而凸显了他那中产阶级、中年男人的平庸无奇。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拒绝玛丽·奥米恩的奉承；毕竟，受之有愧的恭维往往才最无往而不利。

“见鬼，我都五十一啦，”他道，少说了四岁。“不过我自己倒是不觉得。”他也确实不觉得；也许是因为风已经停歇，太阳的暖意也变得更加切实了。不管原因何在，他的期望又再度点燃，他又自觉与天地同寿，踌躇满志起来。

“五十一。不算什么。还是壮年呢。只要注意保养就行。你这样岁数的男人需要人照顾。护理。”

在墓地里你肯定不至于碰上一心想找个丈夫的女人吧？这个疑问不禁掠过他的脑际，不过在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她那张亲切而又单纯的脸、审视了一下她的目光中是否有鬼之后，也就半途作罢了。虽说放下心来，他觉得还是提醒一下她他们所处的环境为好。“令尊。他”——贝里先生挺不自在做了个手势——“在附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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