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第一部分
1955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六，浓雾弥漫在阴冷潮湿的西柏林，美国作品《波吉与贝丝》的剧组以及与该剧组有关的其他人员共计九十四人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到剧团的排练大厅集结，参加一个“信息通报会”。本次通报会由小沃尔特·n·沃姆斯利和罗伊·l·劳瑞牵头举办，二人分别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参赞和第二秘书。沃姆斯利和劳瑞先生此番特地从莫斯科赶来，他们将提出一些建议，回答剧组成员可能关心的一切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们即将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的演出有关。
本次俄国之行是美国戏剧团体对此类演出进行的首次尝试，这次演出将作为《波吉与贝丝》为期四年全球巡演的高潮。此番演出得以成行，需归功于苏联方面与格什温歌剧团监制罗伯特·布林和布莱文斯·戴维斯之间长达数月的冗长谈判（谈判的某些细节至今不为人知）；此事剧团监制方面是以“人人歌剧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操作的。
尽管俄国人还没有给他们发放真正的签证，但这个阵容庞大的演出团体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内动身。这个演出团体由五十八名演员、七名后台工作人员、两名指挥、随行人员的妻子与办公室职员、六名孩子和他们的老师、三名记者、两条狗，还有一名心理咨询师组成。他们打算乘坐火车，从东德取道华沙和莫斯科抵达列宁格勒，行程大约一千一百英里，显然，这需要花上三天三夜的时间。
在我去往这次外交信息通报会的途中，我与艾拉·格什温太太还有一个叫做杰瑞·劳斯的人一起坐的计程车。杰瑞·劳斯身材有型，肌肉发达，曾经是名拳击手，现在则是一名歌手。不用说，艾拉·格什温太太是剧团词作者的妻子，她丈夫还是曲作者的兄弟，同时也是《波吉与贝丝》的合著者。在过去的四年中，艾拉·格什温太太定期会让她的丈夫留在比弗利山庄的家中，而自己则陪同剧团参加全球巡回演出：“艾拉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他甚至连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都不乐意。可我是个吉卜赛人，亲爱的。我喜欢车。”她的朋友们都称她为李，李诺的简称，她是个身材娇小的女人，热衷于钻石，并且在早餐和正餐的时候也会戴上它们，有好几颗呢。她的头发带着金黄色的条纹，脸长得像心形。她言谈中那些思绪紊乱的只言片语用并不私密的悄悄话和一种小女孩儿般的声音传递出来，与含情脉脉的话语黏合在了一起。
“噢，亲爱的，”她说，当时我们在绵绵细雨中穿过黑暗的选帝侯大街，“你听说过圣诞树吗？那些俄国人要送给我们圣诞树。就在列宁格勒。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好了。因为他们不相信圣诞。他们不相信——是吧，亲爱的？不管怎样，他们的圣诞节来得要晚许多。因为他们的纪年方式不同。亲爱的，你觉得这是不是真的？”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否相信圣诞节？”杰瑞·劳斯说。
“才不是呢，亲爱的，”格什温太太不耐烦地说。“我说的是电话听筒，还有那些照片。”
一连几天，关于在俄国的个人隐私这一问题，剧团内部一直猜测不断。这源于一个流言，说信件必须经过审查，他们那儿的酒店房间都会被监听，四面墙壁上都装有隐匿的摄像头。
认真思考了一会儿后，劳斯说，“我相信。”
“噢，亲爱的，你不信！”艾拉·格什温太太反驳道。“这不可能！那样的话我们该在哪儿聊天呢？除非我们就只站在浴室里，一直冲着水。至于那些摄像头嘛——”
“我也相信，”劳斯说。
格什温太太陷入了一阵沉思，直到我们抵达排练厅所在的那条街。然后，她满怀渴望地说道，“我还是觉得圣诞树那件事儿挺不错的。”
我们迟到了五分钟，所以在折叠椅中找座位时遇到了些麻烦。这些椅子在一个镜面排练厅的一端。听众数量众多，大厅内温度颇高；虽说如此，但是到场的许多人似乎早就感受到了来自大草原的寒风，一身的行头——围巾，羊毛外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这些都是他们特地为这趟俄国之旅采购的。在购买装备这件事情上蔓延着一种攀比的思想，这样一来，好些人看上去都是爱斯基摩人的打扮。
罗伯特·布林宣布开会。他除了是《波吉与贝丝》的合作监制外，同时还兼任导演。在他介绍完来自莫斯科大使馆的代表沃姆斯利和劳瑞先生之后，沃姆斯利便开始了讲话。二人在正对着我们的那张桌子后面就座。沃姆斯利先生是一个长得很敦实的中年人，留着门肯式的发型，一副不动声色、慢条斯理的样子。他说这次计划中的演出是“罕见的良机”，并预祝剧团演出取得“巨大成功”，他也确信在铁幕之下的演出一定会取得成功。
“在苏联，没有什么不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你们的演出成功也是计划之中的，因此我觉得现在就祝贺你们应当是毫无问题的。”
劳瑞先生似乎是觉察到了同事用假定语气说出的贺词里面带着点瑕疵——他年纪轻轻，外表严肃，长得颇像中小学校长——于是插了一句，说沃姆斯利先生的话千真万确，同样不假的是，“俄国对于你们的到来真心实意地感到兴奋。他们知道格什温的音乐。事实上，我的一位俄国熟人告诉我说他有天晚上参加一个聚会，聚会上他的三个朋友从头到尾唱着‘贝丝，如今我已拥有你’。”
剧组人员微笑着表示感谢，沃姆斯利先生接着往下说。“的确，有些俄国人还是挺不错的。非常不错。但是他们的政府很糟糕，”他说这话的时候恨不得把每个字都说得字正腔圆。“你们时刻要记住，他们的政府体制跟我们本国的那套是水火不容的。这个体制下的规章制度和条条框框是你们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无疑在我的经历当中——那是段漫长的经历——我从未碰到过那样的制度。”
剧组成员之一的约翰·麦卡利举手提问。麦卡利在剧中饰演一个代表王室的坏蛋，他本人长得就身高体壮，有些令人生畏，仿佛就是为这个角色量身定做的。他想知道，“假如这些人当中有人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做客呢？你懂我的意思吧，在我们去的大多数地方，人们都会这样做的。那么，我们要是去的话行不行呢？”
两个外交家相视一笑。“你可以想象，”沃姆斯利先生说，“我们在大使馆中从未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除了官方的邀请之外，我们从未应邀到任何地方去过。我不敢说不会有人邀请你。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一定要尽全力把握好这次机遇。按照我的理解。”他接着说，“主办方安排了数量众多的娱乐项目。每分钟都有。多得让你够呛。”
听到这个安排，有些年轻人咂着嘴，有一个人则抱怨道，“我滴酒不沾。所以要是他们都给我敬酒，就是我们之前听说过的那种敬法，我怎么样才能过关而又不丢面子呢？”
沃姆斯利先生耸了耸肩。“如果你不想喝，也不是非喝不可。”
“没错，伙计，”一个朋友给这个忧心忡忡的人支招，“你不想喝，没人说非喝不可。要是你不想喝，尽管递给我好了。”
这时问题接二连三地来了。譬如那些父母就在担心他们的孩子。那儿有消毒过的牛奶吗？有。而劳瑞先生觉得，还是带一点“小明星奶”的好，他就是用的这个喂养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水，能喝吗？绝对安全。沃姆斯利先生经常从水龙头里直饮。我们怎么称呼苏联公民？“这个嘛，”沃姆斯利先生说，“我不会管他们叫同志。叫先生或者太太就行了。”那购物情况如何，东西卖得贵吗？“贵得离谱，”但这完全不是问题，因为没有太多东西好买。那儿有多冷呢？哦，偶尔会降到零下三十二度。要是那样的话，酒店房间里面暖和吗？是的，没错，事实上，热得有点过头了。
回答完这些基本问题后，从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这里有好多的神秘传闻，说有人会一直跟踪我们。”
“跟踪你们？”沃姆斯利先生微微一笑。“也许吧。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要是他们指派某个人跟着你，那是为了保护你。要知道，你一定会面对非同寻常的关注，你走到哪里，人群就会跟到哪里。这和在柏林街头走路可不一样。这么来看的话，没错，你可能是会被人跟着。”
“话说回来，”劳瑞先生说，“文化部万分期盼你们到他们那儿去，你很有可能会受到热忱的接待，不会有孤零零的外国游客通常会碰到的那种烦心琐事。”
先前从后面传来的那个声音还没消停，并且还带着些许失望的口吻，“我们听说他们会跟踪我们，而且还会拆我们的信件。”
“啊，”沃姆斯利先生说，“那是另外一码事了。他们理所当然会这么做的。我永远是预先假定我的信已经被他们给拆封了。”
他的听众在座位上面面相觑，眼神中交换着一种“我早告诉过你”的信息。罗伯特·布林的秘书南希·莱恩站了起来。莱恩小姐（拉德克利夫学院，52届）在这个剧团已经有三个月了，因其对戏剧的兴趣而从事了这份工作。她是纽约人，金发碧眼，身材高挑，事实上差不多快六英尺高了，和她妈妈看上去相当地像；她的妈妈，威廉·莱茵兰德·斯图尔特太太可是个照片经常上报、家喻户晓的美人。莱恩小姐想提个建议，“沃姆斯利先生，要是我们的信件真的要接受审查的话，那是不是用明信片通信会好一些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需要打开信封后再去读信的话，那这样做岂不是更节省寄信的时间？”
沃姆斯利先生看起来没怎么觉得莱恩小姐的建议作为一种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的手段有多大的价值。与此同时，格什温太太一直在催促着杰瑞·劳斯赶紧问话。“赶紧啊，亲爱的。快问问他电话听筒的问题。”
劳斯的问题引起了这个外交家的注意。“我们当中许多人，”他说，“我们一直都在担心房间里有没有可能装有窃听电话。”
沃姆斯利先生点了点头。“不止是有可能装了的问题。我再说一遍，这种事你们应当早有预料。当然，没人真正知道有或没有。”
一阵无声的停顿，此时，格什温太太摘下她的钻石胸针，似乎是要等杰瑞·劳斯提出隐匿摄像头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提出来，就被麦卡利抢了先。
麦卡利身体前倾，耸了耸那副宽厚的肩膀。他说他认为这些无关紧要、细枝末节的问题差不多可以适可而止了，现在应当转入正题，好好讨论一下“大问题了。这个大问题就是，他们要是问我们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该说些什么呢？我说的是黑人问题”。
麦卡利低沉的嗓音让这个问题像一片海浪席卷了整个排练厅，一下子把全体听众的关注点都给完全聚集了起来。沃姆斯利先生犹豫不决，似乎不知道是该从上面穿过去，还是从下面游过去；对于这些个问题，他似乎还没准备好怎么去迎头面对。
“你不必非得回答政治问题，正如他们也不会回答你向他们提出的那种问题。”沃姆斯利先生清了清嗓子，又补充道，“那里可是一片危险区域，如履薄冰啊。”
听众席上的窃窃私语暗示着他们觉得这个外交家在回答中提出的建议不够充分。劳瑞在沃姆斯利的耳旁低语，麦卡利则问着他的妻子，她是个忧郁的女人，坐在他旁边，腿上坐的是他们三岁的女儿。随后麦卡利说，“可是他们一定会问我们有关黑人的问题。他们一贯如此。去年我们在南斯拉夫的时候，在我们的整个逗留期间——”
“是的，我明白，”沃姆斯利不由分说。“这就是整件事情所牵扯到的。这就是重点所在，对吧？”
沃姆斯利的言论——或者也许是他表达这番言论的方式——似乎惹恼了好些人，把他们推到他的对立面上；而杰瑞·劳斯，这个剧团里能够平息怒火的传奇人物，一下子站了起来，身体因为紧张而显得过度僵硬。“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难不成要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还是说我们去遮遮掩掩，含糊其辞？”
沃姆斯利眨了眨眼。他取下一副角质架眼镜，然后用一块手帕去擦拭镜片。“实话实说又怎么啦，”他说道。“先生，恕我直言，那帮俄国人对于黑人问题的了解根本不比你少。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事情究竟是怎样的，除了那些声明、宣传——一切能够被他们利用的东西。我觉得你应当牢牢记住，你接受的任何一次采访都会被美国的媒体抓个正着，然后在你家乡的报纸上再给你登出来。”
有个女的，她也是第一个发言的女人，从前排的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们都知道本国的歧视问题，”她的声音里带着些许的腼腆，每个人都是怀着敬意在听她说。“但是在过去的八年里，黑人问题还是取得了不少进展的。我们已经一路走过，这分明就是事实嘛。我们可以骄傲地介绍我们的科学家、艺术家。如果我们［在俄国］这么做的话，或许会产生许多正面效果呢。”
其他人同意她的看法，并且以相似的方式当众发言。维勒姆·范·鲁恩是一个已故历史学家的儿子，他会讲俄语，也是为“人人歌剧团”做宣传工作的一分子，他宣称自己“非常非常高兴看到这个问题得到了如此深入的探讨。有一天，我让几名剧组成员接受美国驻德电台的磁带录音采访，然后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种族问题，我知道我们得非常非常谨慎，因为离东德太近，而且有可能我们会被监控——”
“那是当然，”沃姆斯利轻声地打断。“我想你也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时候正受着监控呢。”
显然范·鲁恩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他人也没有，因为大家都一脸错愕地四处张望，想要找出让沃姆斯利口出此言的那个人。但是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至少没能找到某个神秘的陌生人。而范·鲁恩并没有把他要讲的话讲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直至消失，正如这会议本身行将在闲聊中结束一样。当剧团以掌声向这两位外交家致谢时，他们的脸都红了。
“谢谢大家，”沃姆斯利说。“跟大家交流很愉快。劳瑞先生和我不是经常接触这种化妆油彩的气息。”
罗伯特·布林导演随后召集剧组成员开始排练，但是在开始之前，关于这次“信息通报会”还有很多困惑的讨论与意见的交流。杰瑞·劳斯总结为一句话，“毫无信息可言。”格什温太太则正好相反，她似乎认为这次通报会透露了太多信息。“我震惊了，亲爱的。想想像这样生活的样子！永远都在假定，却从不知情。说真的，亲爱的，我们打算在哪儿聊天？”
楼下，华纳·沃森先生给我安排了回酒店的车，他是布林先生的监制助理。他把我介绍给了与我坐同一辆车的法比安·舒帕博士。舒帕博士是德国心理分析研究所的一名美国学者。别人告诉我说他这次应邀参加俄国巡演，是来消除剧团成员可能经受的任何“压力”的。到了最后一刻，令舒帕博士格外失望的是，他竟无法成行，因为管理层觉得心理咨询师或许并不真的必要；但是事实上，心理分析师和心理从业人员在苏联不受欢迎，或许这才是这件事的主要原因吧。但是眼下，在计程车里，他建议华纳·沃森要“放松”。
沃森点了支烟，点烟的那只手明显在发抖，他说，“放松了，就不会有这样的作品能够在俄国巡演了。”
沃森年届不惑。他的板寸头有些斑白，棕色的眼睛里带着胆怯与逆来顺受。他的那张脸，还有他的行为举止都显露出一种迷离的温和，一种超越他年龄的疲倦。他一度当过演员，自1952年“人人歌剧团”创办以来，一直供职在此。他的工作职责，用他的话来说，主要就是“搞定东西”。在柏林过去的两周时间里，他几乎是住在苏联大使馆里的，试图搞定几样东西。尽管他十分努力，但还是有许多事情没有了结。其中之一就是剧团的护照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护照还是被俄国方面把持在手里以待备签。此外，沃森在剧组前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一事上遇到了麻烦。制片组要求四节卧铺车厢。俄国人的答复非常直截了当，他们只能提供三节二等“软卧”（这是俄语对卧铺的表达法）车厢。这些，连同一节装行李的车厢，以及一节装舞台布景的车厢，都隶属于“蓝色特快”列车，这趟车按时刻表定时往返于东柏林与莫斯科之间。令沃森为难的是，他没法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软卧”车厢的布局图，因此也就不能用图示标出卧铺分配方案了。因此他在预想，火车上面可能会上演一出巫婆之夜的闹剧：“人多铺少。”无论是在列宁格勒还是在莫斯科，剧组会下榻在什么酒店，还有那些酒店的详细信息，他也同样无从知晓。“对于任何事情，他们是绝对不会对你和盘托出的。不会立马就告诉你。如果他们告诉了你甲事情，那他们也许会告诉你乙事情，但在这两件事之间，将会是漫长的等待。”
不过显然，俄国人并未亲身实践他们要求别人具备的那种耐性。几个小时以前，一条电报已经从莫斯科发到了这里，这正是沃森列举的几条让他的手发抖的原因之一。b管弦乐谱今夜须送达柏林大使馆否则推迟列宁格勒首演开销削减。/b几个星期以来，苏联方面一直要求拿到管弦乐谱，因为他们希望本国的音乐家在剧团到来之前能够提前排练。布林担心他唯一的一份管弦乐谱会在交接过程中弄丢，拒绝照此执行。但是这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和那最后几个凝重的字眼似乎让他改变了主意，眼下沃森正在赶往苏联大使馆递交乐谱的途中。
“别担心，”沃森擦去上嘴唇上方的几滴汗珠后说道。“我不担心。我们会把这件事搞定的。”
“放松些，”舒帕博士说。
我回到了入住的凯宾斯基酒店，剧团许多成员都在此下榻，我顺路去了趟布林夫妇的套间，去拜访他的妻子维尔瓦。她之前搭乘了一趟飞往布鲁塞尔的通宵航班，此时刚赶回来。她去布鲁塞尔是为了看病。阑尾炎的阵痛已经困扰了她好一阵子了，就在前一天，在她飞往布鲁塞尔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可能会经历一场刻不容缓的手术，那样的话她就不得不取消这次俄国之行了。去年的十月，她在莫斯科度过了十天的时间，和文化部商谈这次演出的安排事宜，正是这次“妙不可言的”经历让她急着回来。
“没事的，医生说了我可以去。直到我前两天以为我去不成了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想去，”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这微笑与其说是一种表情，倒不如说更像是她热切、急于取悦的个性。布林夫人脸上有酒窝，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她的头发是枫叶一样的颜色，朝头顶后部的方向梳着，用一根大发簪定型，那发簪简直可以当武器来使了。此时，她穿着一件紫色羊毛外衣，她的衣橱里全是这种颜色的衣服：“罗伯特简直就是痴迷于紫色。”她和布林在明尼苏达大学相遇，二人当时都是戏剧系的本科生。他们结婚已经十八年了。尽管布林夫人有过专业演出的经历——她曾饰演莎翁笔下的朱丽叶——但她真正倾心的，用她一位同伴的话来说，是“罗伯特和罗伯特的事业”。如果她能够找到足够大的纸，她会把整个世界都包起来送给他的。
表面上看，布林太太似乎是不会缺纸用的，因为她住的地方信件、剪报和文件堆积如山。负责“人人歌剧团”的国际函电就是她的主要任务之一；除此以外，她还力求让整个歌剧团“保持愉悦的状态”。为完成刚才说到的第二项主要任务，她此番从布鲁塞尔带回了一袋玩具，这样在列宁格勒过圣诞节的时候，就可以分给剧组的小朋友们了。“要是我可以让罗伯特放下它们，让我有时间把它们重新打包就好了，”她指着浴室说道。浴室里一整支机械舰队漂浮在装满水的浴缸里。“罗伯特爱极了玩具。确实如此，”她叹了口气，“一想到要把所有这些玩具都装进箱子里，我就觉得害怕。”其中几件摆放在卧室和起居室（同时也是办公室）里的东西显然不好打包，尤其是一个巨大的跷跷板形状的玩具，叫做“休闲板”。“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也带到俄国呢。去所有其他地方的时候我都带上了它。它帮了我天大的忙呢。”
布林太太问我是不是盼望着登上蓝色特快，听到我有这个愿望，她高兴得甚至有些夸张。“噢，就是给我们一座金山，罗伯特和我也绝不愿错过这趟列车的！剧组的每个成员都是那么可爱。我知道这趟旅行的开心事会说也说不完的。但是，”她声音里突然有一丝伤感，听起来不那么真切，“罗伯特和我已经决定坐飞机去了。当然，我们会在这里的车站送别你们的——到时你们到了列宁格勒，我们会去火车站台的。至少我希望我们可以去。我只是不敢相信这件事。可它真的要实现了。”她停顿了一会儿；在那一瞬间，蹙额破坏了纯洁的热情。“有朝一日，我会告诉你这背后的真实故事。那些不想让这件事实现的人！噢，我们受到了这样的打击。”她拍了拍胸脯。“真正意义上肉体的打击。而且这种打击还会持续。一直要到最后一刻，”说着，她瞟了一眼桌上的一捆电报。
布林夫妇的烦心事，其中有些已经是尽人皆知了。譬如说，围绕这次前往苏联的冒险之旅，不论是通过小道消息还是公众宣传，人们似乎都普遍认为是俄国人出于自愿以及日内瓦精神的感召主动邀请了《波吉与贝丝》来他们的国家巡演。而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人人歌剧团”这次是不请自来。布林一直把这次俄国之旅视作他旗下歌剧团“友好”之行的一个合理拓展，他坐下来给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元帅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为，《波吉与贝丝》很乐意踏上此次行程，如果苏联愿意接纳他们的话。这个申请一定令布尔加宁大为欢喜，因为他将这封信转寄到了文化部，那里是在尼古莱·米哈伊洛夫领导下的政府垄断机构，其总部设在莫斯科，控制着苏联国内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戏剧、音乐、电影、出版、绘画，这些活动中没有哪项不是在这个专门的、通常情况下并不宽松的文化部监督之下。因此，这件善举在布尔加宁的暗示下，由文化部与“人人歌剧团”开始磋商，然而这件事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决定的。不可能像，比如说，上次法国喜剧团那件事那么随便——那家剧团一年前来过莫斯科——或者说像英国作品《哈姆雷特》一样，该作品曾于1955年秋在莫斯科首映。那两家剧团都获得了饮誉全国的成功。但是无论从那些来访的艺术家们还是从其东道主的角度来看，他们涉及到的风险都仅仅是美学层面的。莫里哀和莎士比亚没有任何涉足现代政治宣传的企图。
《波吉与贝丝》就不能这么说了。对于这部作品，铁幕的两边——美国和苏联——都有许多要担心的事情，因为格什温歌剧团一旦被放到那个辩证的显微镜之下，就会显形为一个充满细菌的试管，而且是苏联当局最为敏感的那种细菌。这部剧充斥着过分的色情，在这个有着严格法令的国家，这个你在大庭广众下接吻都有可能被逮捕的国家，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严肃理由。这部剧还对上帝充满敬畏；它反复强调要信仰那个在星空之上而非星空之下的世界，在歌唱与对白中，展现源自宗教信仰的慰藉（“人民的鸦片”）。而且，它以一种不加批判的方式讨论迷信话题，譬如“秃鹰之歌”。好像对它的诅咒还不够似的，它还大肆歌颂人们若是一无所有，就能获得快乐，这种思想在苏联的确是不受欢迎。
文化部当然考虑到了所有这些糟粕因素，然后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认定，尽管这毫无疑问是粒苦药，但至少它还是裹着糖衣的。毕竟，尽管《波吉与贝丝》的重点落在普通民众的趣味上，但是剧中刻画的美国黑人是一个备受剥削的种族，他们任凭美国南北白人的使唤，备受贫困所迫，隔离在鲶鱼街的贫民窟里，如果是文化部指派他们自己的某个作家来写剧本的话，这些都是再好不过的素材了。于是，1955年的仲夏，文化部通知“人人歌剧团”，他们已经准备铺好红地毯，静候他们的到来。
在确定抵达俄国会受到欢迎之后，布林要面对的是如何去那里的问题，还有必需的资金，预计需要15000美元。报纸上头几则关于俄方“邀请”《波吉与贝丝》赴俄演出的声明或多或少地透露出美国国务院不仅是在精神层面支持这次“盛况空前的演出”（布林偶尔也会用上这个说法），而且还会提供财务方面的大力支持。布林相信这一点，而且他的理由很充分。在过去的几年里，国务院因其在道义上和金钱上资助《波吉与贝丝》而获得了众口一词的好评，另外一些媒体，譬如说《纽约时报》，还屡次将其称为国务院派驻海外的“最佳使者”。但是在几度奔赴华盛顿一番请求之后，布林很快就发现，他再也无法指望这帮波托马可河的朋友们提供资助了。显然，他们觉得这次演出过于地缺乏先例，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换句话说，一个子儿的赞助也没有。
在纽约，戏剧圈中有一种说法：国务院撤销了资助，其原因是他们担心这部歌剧太容易受到苏联宣传机器的利用了。支持歌剧团的人则认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在他们看来，这部歌剧所包含的那种社会批判层面的东西在美国的剧院可以任意上演，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抵消了利用这些内容进行有效宣传的可能性。再者说，在俄国，黑人剧组一出场，他们饱满的形象、他们那显然不受压迫的快言快语、他们那受过教育，甚至可以说是练达老成的风格仪态（“哎呀，”布林夫人说，“我们剧组里有些人能讲三四种语言。而且讲得棒极了”）会给俄国人民留下对美国黑人的崭新印象，不同于作家哈里特·毕彻·斯托刻画的那种刻板形象，那样的人物刻画使得哈里特依然是苏联的畅销书作家之一。
戏剧界的报纸《综艺》报道了一则传闻，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态度转变给出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解释。据他们称，“国际交流项目”——美国国家戏剧研究院（国戏院）的一个分支机构——对于戏剧事务的意见在华盛顿分量很重，该机构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这次国务院已经在《波吉与贝丝》上投入了大笔资金，他们应当将手中的资金分散用于更多的文化交流项目。
说归说，国戏院和国务院还是希望“人人歌剧团”能够交好运。他们也并非和剧团断绝了亲子关系，只是剥夺了它的继承权。但是那些表达良好祝愿的人几乎没往布林的银行账户上注入多少资金，正当他寻思着通过个人捐助来募集所需资金的可能性时，事情有了出人意料的进展。俄国人站了出来，主动提出由他们来付账。哪怕是最差劲的语言学家也能够解读这一举动所透露的信息，这可以说是蓄意让美国国务院难堪，支持布林进行此次冒险的美国同党们恰恰因为这点对此表示欢迎。他们觉得这会让美国政府感到羞耻，这样美国政府就不会那么吝啬了。他们错了。
后来，随着日子的迫近，布林得作出选择：是放弃自己的原定计划，还是接受苏联的资金援助。1955年12月3日，双方在莫斯科草拟了一项合同，签订双方为苏联文化部（以下简称为“文化部”）与“人人歌剧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剧团”）。这项合同密密麻麻共有三页半，而且包括一些稀奇古怪的条款——文化部同意给剧组提供一名俄籍成员，也就是，“一只家养的母山羊”。但是这件事的代价是在第五条中展开的。在这则长长的条款中混乱的语言难以厘清，它写的是剧团在苏联逗留期间，将收到每周16000美元的报酬，这远低于依照惯例支付的酬劳，尤其是酬金有一半准备“用纽约的一张美元银行支票来支付，剩下的部分按官方汇率以卢布现金形式支付”。（众所周知，官方汇率随意性很大，通常情况下是四卢布兑换一美元。对于公平的汇率应当是多少众说纷纭，但是在莫斯科黑市，十卢布兑一美元都有可能，而如果有人愿意冒险一试，将外汇偷带到国外的话，他可以在瑞士拿到一美元兑换十五卢布，这风险就是被扣押在西伯利亚。）除了这些货币方面的条约，第五条还作出承诺，文化部将提供给剧团：“头等酒店的免费食宿，或在旅途中提供就寝铺位以及在餐车提供用餐。此外，文化部支付剧团所有成员一切旅途费用，负责布景道具运输、进驻和穿越苏联，以及跨越苏联边界返回欧洲，双方就此表示理解并达成协议。”
总共算下来，俄国人要投入大约150000美元。这不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慈善事业。事实上，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商业行为。如果每一场演出门票均能售罄，当然这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文化部将会获得两倍于投资的回报，也就是说，票房总收入大约能达到300000美元。然而，基于文化部与公司签署的这项合同，按照收入与运营成本比法则计算，“人人歌剧团”每周将损失4000美元。估计布林早已想出了一个补救上述损失的方案。“但是不要问我方案是什么，亲爱的，”格什温夫人说。“这是个天大的秘密。”
正当布林夫人还停留在“肉体上的打击”这个话题的时候，她的丈夫从排练室回来了，外交信息通报会结束以后，他就一直在那里组织剧组排练。她问他想不想喝点什么。他说他很想。拜托来一份纯浓白兰地。
布林的年龄在四十五岁上下，中等个子，身材很匀称，你可以从他的衣服合身程度上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钟情于艾森豪威尔外套，还有那些剪裁紧密、瘦身修腿的长裤，我们称之为前线裤。他身着定制的衬衫，倾向于黑色与紫色的搭配。他有一头稀疏的金发，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外出，基本没有不戴黑色贝雷帽的时候。他的脸苍白而瘦削，凭借脸上的表情——一脸严肃或是面露微笑——他的脸能够显露出两种完全相反的个性。严肃的时候，他的脸能够持续几个小时表现出一种陷入沉思的淡定，仿佛是在摄影师面前摆出造型，并被告知不要调动任何一块肌肉。不可避免的是，你一定会想到布林和他妻子一样，都演过莎剧——他扮演的是哈姆雷特的角色，他出演的这个版本在战后不久便在欧洲巡演，甚至登上过埃尔西诺当地的舞台。但是当布林松弛下来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东西成功地勾起他兴趣的时候，他仿佛是彻头彻尾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格外活跃，带着孩子气，咧着嘴笑，幽默得很，没有了先前那种看起来拒人千里之外的自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羞涩、脆弱、容易上当的表情。布林表现出的双重性格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人人歌剧团”的成员会同时抱怨两件事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和布林的关系是怎样的，”然后马上又会说，“谁都可以利用他。他真的是太好了。”
布林猛地喝了一口白兰地，然后喊我到他的浴室，他是想展示一下其中某只玩具船是如何行驶的。这是一只铁皮独木舟，舟上有个上了发条的印第安人在划桨。“这难道不神奇吗？”他问道，那个印第安人正划着船在浴缸内来来回回地穿梭。“你之前见过类似的东西吗？”他的声音是演员经过训练的那种，“定在”一个很深的音域内，使得声音有一种自然的华丽，他说话的时候，剪过指甲的双手随着语言的内容挥动，并非是一种亢奋的拉丁式风格，而是一种主持仪式的方式，优雅而舒缓。的确，布林最初的梦想正是进入教会。在他的兴趣转向舞台剧之前，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训练成为一名牧师。
我问他排练的进展如何。“嗯，演出阵容很强大，”他说。“但是他们有点被宠着了，太过于想当然。谢幕时的掌声啊，如潮的好评啊。我一直跟他们讲我希望他们要明白，去俄国不是一次约会那么简单。我们得发挥出迄今为止最好的水平。”
如果布林想要最后那个心愿实现的话，那么，在某些观察员看来，他将面临非常艰巨的工作。1952年，那时的布林和他的合作监制布莱文斯·戴维斯复兴了格什温的这部歌剧，该剧最初由行会剧院上演时（1935）票房惨淡，而且遭受了一定程度的负面评论。1952年的版本由威廉·沃菲尔德饰演波吉，莱昂蒂妮·普莱斯饰演贝丝，卡布·卡洛韦扮演斯波廷·赖夫。从那以后，这些主演全都被替换了，甚至是替换他们的人也被替换了，而接替他们的艺术家并不总是具备同样水平的艺术素养。任何一部长期上演的作品要保持一种表演的高水准都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巡演。通宵达旦地跳舞造成的紧张情绪，梦游一般不停地更换房间和餐馆，笼罩剧组的紧张气氛，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对于一直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他们来说，就造成了演出所暴露出的疲惫状态。霍斯特·库格勒是柏林剧院的一名评论家，他在三年前评论《波吉与贝丝》时（那个时候该剧作为柏林音乐节的一个环节，正在德国上演），对于这部剧非常着迷，甚至去看了五遍，如今当他再次欣赏到这部歌剧时，他感到演出“仍旧充满了激情与魅力，尽管制作水平已经大不如前”。过去的一周，布林组织排练的次数已经达到了演员协会所规定的上限；但是对于这场演出能否达到最佳状态，对于列宁格勒的首演能否被认可，布林并未感到不安。这部剧将会是一枚“重磅炸弹”！到时俄国人会“叹为观止”！还有一件预料之中、无可争议的事情：“他们此前一定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演出！”
布林的白兰地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他的妻子在隔壁房间喊他，“你最好做好准备，罗伯特。他们六点钟就会来，我已经预订好了一个私人餐室。”
“大使馆来了四个俄国人，”布林带我到了门口，解释道。“他们要过来用餐。你知道，要对他们友好。友好为重。”
我回到了凯宾斯基的房间，发现床上放着一个用平装牛皮纸包装的大包裹，上面写有我的名字、酒店的名字以及我的房间号，但却看不出来寄件人是谁。包裹里面有六本厚厚的反共宣传册，还有一张手写的卡片，没有签名，上面写的是，亲爱的先生——你能得救。得救，也许是从随附的这些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命运中得救吧，这些故事大部分都号称是真人真事，大都讲的是出于自愿或强迫而被拦在铁幕之后的德国人，这些人从此音信全无。这些故事非常引人入胜，只有真人真事才能有如此的吸引力，要不是因为电话铃响，我应该会一口气把它们读完的。
电话是布林的秘书南希·莱恩打来的。“听着，”她说，“你和我睡一块儿如何？我是说，在火车上。只有这么办，因为四人一节车厢，所以恐怕我们只能按照俄国人的做法来办了。他们经常把男孩儿和女孩儿安排在一块。”反正，我在协助分配铺位，那些感情好的，有摩擦的，那些想睡在一起的，还有那些铁定不想睡在一起的，好吧，说真的，够吓人的。所以如果你我二人与那对情侣共一节车厢，事情就会变得简单许多。
那对所谓的“情侣”是厄尔·布鲁斯·杰克逊——饰演斯波廷·赖夫的三个演员其中之一，还有海伦·西格彭——饰演塞丽娜的女高音。杰克逊和西格彭小姐好几个月前就订婚了。按照“人人歌剧团”发布的消息，二人计划在莫斯科完婚。
我告诉莱恩小姐，这安排听上去挺好的。“好极了，”她说。“嗯，到时火车上见。如果我们的签证能够办妥的话……”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护照和签证的办理仍然处于停摆状态。不管怎样，那天下午三点左右，三辆专车已经开始在柏林市内穿梭，将“人人歌剧团”的成员从他们下榻的各个酒店和膳宿公寓接上车，送往东柏林的火车站；在那里，苏联列车蓝色特快号计划于四点或者是六点或者是半夜出发，似乎没人知道准确安排。
一小群人聚集在凯宾斯基酒店的大厅里等候专车。用华纳·沃森的话说，这些人是“我们尊贵的客人”。这些贵客和《波吉与贝丝》剧组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是应管理层之邀与剧团共赴俄国。这些人包括：纽约金融家赫尔曼·赛多利斯，他同时也是布林的密友；报纸专栏作家莱昂纳德·莱昂斯，“人人歌剧团”在递交给苏联的官方档案中将他描述为“剧团的史学家”，只字不提他准备把他的历史著作寄给《纽约邮报》；还有一位新闻工作者——艾拉·沃尔弗特，他曾获过普利策奖，他的妻子海伦随行。沃尔弗特先生是《读者文摘》编委会的成员，而布林夫妇一直有大量剪报的习惯，他们希望他能够就本次俄国之行写一篇文章发表。沃尔弗特太太也是一个作家和诗人。“现代诗人，”她强调。
莱昂斯先生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焦急地等着专车的到来。“我很兴奋。睡不着觉。就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艾贝·伯罗斯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住在一栋楼里。他说你知道莫斯科有多冷吗？他在收音机里听说冷到零下四十度。那是前天的时候。你带上长袖内衣了吗？”他往上提了提裤腿，露出一截红色的羊绒。莱昂斯一头短发，中等身材，对于寒冷的天气严阵以待，戴着一顶皮帽子，套着大衣，戴着手套，穿着鞋子，全是衬毛皮的，看上去很雍容华贵，他这身臃肿的行头活像是到商店行窃的扒手。“我的妻子西尔维娅给我买了三件。都是从萨克斯买的。穿着不让人觉着痒。”
那个金融家赫尔曼·赛多利斯则身着一件风格保守的外套和一身西服，俨然一副准备前往华尔街的派头，没错，他没穿长袖内衣。“我没时间买任何东西，除了地图。你有没有去买张俄国地图？好吧，这是件最烦心的事情。要找到一处卖俄国地图的地方，我非得把纽约翻个底朝天不可。在火车上备一幅有好处，可以知道我们身处何处。”
莱昂斯表示赞同。“不过嘛，”他压低了嗓门，那双警觉的黑色眼睛往两旁扫视，说道，“最好别让他们看到，他们可能不喜欢地图这个东西。”
“嗯，”赛多利斯说，他似乎没怎么跟上莱昂斯的思绪。“没错，嗯，我会记住你的建议的。”赛多利斯头发灰白，他的身高、他的体重、他绅士般的保守性格能够激发你对这样一位金融家的信任。
“有个朋友给我寄了封信，”莱昂斯继续说道。“杜鲁门总统。他在信中说，我在俄国应当小心为妙，因为他再也无权保释我了。俄国！真是个日界线啊！”话音未落，他迅速环顾四周，似乎是要捕捉一些线索，看看旁人是否对他的激动情绪有所共鸣。
沃尔弗特太太说，“我饿了。”
她的丈夫拍了拍她的肩。沃尔弗特夫妇膝下的子女均已成年，二人有些方面很像，比如都长着粉色的面颊和银白的头发，都有着一种结婚多年的安定与平静。“没关系，海伦，”他趁着吐烟的间隙说道。“我们一上火车，马上就去餐车。”
“那还用说吗，”莱昂斯说。“鱼子酱加伏特加。”
南希·莱恩急速跑步穿过大厅，一头金发十分飘逸，外套左右摇摆。“别挡住我！有急事！”当然，她还是被挡住了；然后，她对大家说：“现在他们才跟我们说！我们还有十分钟就要出发了！他们说火车上也没有餐车。而且一直都不会有，直到我们抵达俄国边界。三十个小时啊！”她的语气就像是她很喜欢发布坏消息似的。
“我饿了，”沃尔弗特太太唉声叹气地说。
莱恩小姐急急忙忙地向前跑着。“我们正在尽力而为。”她这话的意思是，“人人歌剧团”的管理层正四下搜刮柏林的各种熟食。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专车到达的时候，一阵大雨像水被筛子过滤一样噼噼啪啪地落在大街上，车上载着满满一车乘客，有的开着玩笑，有的大声喊叫，车轮隆隆驶过西柏林，直奔勃兰登堡门而去，共产主义世界就从这里开始。
在车上，我坐在一对夫妇的后面，一个是年轻漂亮的剧组成员，另一个是瘦弱的年轻人，应该是一名西德记者。他们在柏林的爵士酒窖里邂逅，想必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坠入的爱河。不管怎样，他正送她出发，沉浸在喃喃细语、泪眼朦胧与淡淡笑声之中。随着我们离勃兰登堡门越来越近，他也必须得下车了，对此他表示抗议。“我要是进入东德的领地，那是很危险的。”这句话事后看来的确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几周以后，同样是这个年轻人出现在了俄国，哈哈大笑，招摇过市，究竟他是怎么去的，他没有给出太具说服力的解释，不过这个年轻人和以前一样，仍旧自称是西德人，是新闻记者，正谈着恋爱。
在经过勃兰登堡门之后，我们坐了四十分钟的车，穿过被轰炸得满目疮痍的东柏林某地。另外两辆载着剧团其他人员的包车在我们之前到达了车站。我们在站台与其他人会合，蓝色特快就停靠在那里。格什温太太也在那里，监督工人将她的行李装车。她穿着一件海狸皮外套，手上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件水貂皮大衣。“哦，这件水貂皮大衣是准备在俄国穿的，亲爱的。亲爱的，”她说，“他们为什么管这辆车叫蓝色特快呢？可它根本就不是蓝色的啊？”
列车是绿色的，一节节深绿色的车厢连在一起，挂在内燃机车头后面，看上去很气派。每节车厢的侧面都印有黄色的cccp字样，这些文字的下面用不同的语言写着这趟列车行驶的目的地：柏林—华沙—莫斯科。在场的那些苏联列车员，戴着波斯羔羊皮帽，穿着公主方形的喇叭状大衣，举止优雅地驻守在每节车厢的入口处。穿着更为朴素的卧铺车乘务员就站在他们旁边。列车员和乘务员都在抽烟，香烟装在长长的鞋面式烟嘴里。他们注视着周围的混乱场面，只见剧团的成员亢奋得乱作一团，这时他们努力地保持一种铁石般的漠然，尽管那些走过来的美国人盯着他们看，露出一副似乎很惊讶的样子，而且还有些不高兴，他们发现俄国人居然也长着两只眼睛，而且居然也长在正确的部位。
一个剧组人员朝其中一个列车员走了过来。“跟我说说吧，小子，”他指着车厢侧面的那行字说，“cccp是个什么意思？”
那个俄国人用他的烟嘴指着这个人，皱了皱眉头，说道，“你是德国人吗？”
那个演员笑了起来。“我要扮演一个看上去很滑稽的德国人，看来我真能演好。”
第二个俄国人——那个车厢乘务员——开了腔。“你不是德国人吗？”
“天啊，”那个演员说，“让我们结束这种折磨吧。”他朝月台那边扫了一眼，把罗宾·乔基姆召唤了过来，乔基姆是一个来自纽约的年轻人，会讲俄语，“人人歌剧团”聘请他随行担任翻译工作。
乔基姆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对话，这两个俄国人都乐了；可他们的愉悦很快就被惊诧所取代，因为他跟他们解释了那些准备上车的乘客并非德国人，而是“美国人”，准备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表演歌剧。
“你们说这怪不怪？”乔基姆转过头来对一群听他们讲话的人说，其中也包括莱昂纳德·莱昂斯。“没人告诉过他们我们要坐火车的事儿。他们从未听说过《波吉与贝丝》。”
莱昂斯是那群美国人当中第一个从这个惊人的消息中平复过来的，他迅速地拿出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好吧，他们有何想法？反应如何？”
“噢，”乔基姆说，“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们大喜过望，都有点儿神经错乱了。”
没错，俄国人的确是在点头，在大笑。那个列车员在乘务员的后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大喝了一声，发出指示。
“他说的是什么？”莱昂斯问道，手里的笔随时准备做记录。
乔基姆说，“他跟他说往茶壶里加点茶叶。”
火车站时钟显示的时间是六点过五分。列车的鸣笛声、关车门的哐当声响成一片，似乎已经有了出发的迹象。在列车的过道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军乐，整个剧团的所有人员已经全部上了车，他们把头伸到车窗外，向那些无精打采的负责搬运行李的德国人挥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受到了“资本主义的羞辱”，此前有人曾告诫我们，人民民主共和国就是如此看待这件事的。突然，每扇车窗后都发出了欢呼声。这是献给布林夫妇、罗伯特和维尔瓦的，他们正沿着站台飞奔，后面跟着满满一车的食品供给，整箱的啤酒和葡萄酒、法兰克福熏肠、面包卷、甜点、什锦冷切、苹果和橙子。广播里传来的军号齐鸣，渐渐达到高潮，这时只剩下了搬运箱子上车的时间，而布林夫妇呢，带着慈父慈母般的微笑，纵情地望着列车，目睹他们“史无前例的事业”从这里徐徐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我被安排在2号车厢的6号隔间。这里看上去比普通的卧铺间要大一些，也很漂亮，尽管这儿的高音广播喇叭不能完全关掉，蓝色的天花板上还有一只蓝色的灯泡永远不会熄灭。车厢的内壁也是蓝色的，车窗的外框同样用的是蓝色长绒棉窗帘，与座椅上装饰面料的颜色很相配。座位中间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一盏灯，罩着玫红色的丝质灯罩。
莱恩小姐向同住6号隔间的厄尔·布鲁斯·杰克逊与他的未婚妻海伦·西格彭介绍我的情况，之前两人从未与我谋面。
杰克逊是个瘦高个子，精力充沛，眼睛倾斜，面色阴郁。他下颌留着山羊胡子，手上的戒指熠熠生辉，有钻石的、蓝宝石的，还有红宝石的。我们握了握手。“和平，兄弟，和平。这是关键词，”他说，然后继续剥他的橘子，橘子皮落到了地上。
“不对，厄尔，”莱恩小姐说，“关键词可不是这个。应该是，保持整洁。快把橘子皮扔到烟灰缸里去吧，”说着，她看了看车窗外，东德最后的孤寂灯光正渐渐远去，“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没错，厄尔。我们的家，”西格彭小姐说。
“和平，兄弟，和平。这才是关键。回纽约告诉那些孩子们，”杰克逊说着，嘴里吐出一些橘子核。
莱恩开始分发布林夫妇在最后时刻提供的餐点。西格彭小姐叹了一口气，谢绝了一瓶啤酒和一块意大利腊肠三明治。“我不知道该吃什么。我完全没有胃口。自打我遇见厄尔，我就一直在减肥，减了有五十六磅的体重。五汤匙的鱼子酱加起来可就是一百卡路里啊。”
“拜托，这不是鱼子酱，”莱恩小姐说，嘴里塞满了意大利腊肠三明治。
“我是在为将来考虑，”西格彭小姐闷闷不乐地说。她打了个呵欠。“我要换上晨衣了，有人反对吗？我们不妨都自在点儿。”
四年前，在加盟《波吉与贝丝》以前，西格彭小姐是一名音乐会艺术家，身形娇小丰腴，浓妆艳抹。她穿的是最高的高跟鞋，戴的是最高的帽子，身上喷满了卓越香水（“全球最昂贵的香水”）。
“你好啊，我的美人儿，”对于未婚妻自在放松的举动，杰克逊大加赞赏。“和平才是关键词。嘿嘿哈嚯！”
西格彭小姐并未理睬这番溢美之词。“厄尔，”她说，“是圣保罗吧，亲爱的？”
“是什么？”
“我们订婚的地方啊。”
“对啊。巴西圣保罗。”
西格彭小姐看上去轻松了许多。“我就是这么跟莱昂斯先生说的，他想知道这事儿。他就是那个给报社写文章的伙计。你见过他吗？”
“见过啊，”杰克逊说。“我还和这只老猫碰过爪呢。”
“莫非你也听说过？”西格彭小姐望着我说。“关于我俩在莫斯科结婚的事儿。那是厄尔的主意。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已经订婚了。我减了五十六磅的体重，可直到厄尔想出这个在莫斯科结婚的点子前，我都还不知道我俩已经订婚了。”
“一定会是条爆炸性新闻，”杰克逊说着用那只珠光宝气的手打了一个响指，但是他的声音还是有些严肃与缓慢，俨然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第一对在莫斯科结婚的美国黑人。这可是报纸头版新闻，是电视的头条新闻。”他转过头来对西格彭小姐说。“我可不希望你告诉那只老猫莱昂斯任何相关的情况。在我们百分百确定爱情共振完美无缺前，什么也不能说。像这样的大事，你得找到合适的振频。”
西格彭小姐说，“你该去看看厄尔的结婚礼服。他在慕尼黑找人定做的。”
“不可思议啊，伙计，不可思议啊，”杰克逊说。“棕色的燕尾加上香槟色缎面翻领。鞋子当然是很合脚的，上身是崭新的大衣，上面有——叫做什么来着——波斯羊绒领。不过伙计，这些现在统统看不到，要等到大喜的那天才行。”
我问他大喜那天是什么时候，杰克逊坦言，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这些事情全都是布林先生在一手操办，他在和俄国人交涉，这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件大事儿。”
“这还用说，”莱恩小姐说着，把橘子核一颗颗从地上捡起来。“让俄国出现在地图上。”
西格彭小姐穿着她的晨衣伸了伸腰，准备研读一首乐谱；不过这看起来有点困难，因为她无法集中注意力。“让我心烦的是，这事儿不合法。在我们那儿，好几个州都认为在俄国结婚这事儿不合法。”
“哪些州不合法？”杰克逊说，似乎是要帮她把这个无趣的话题给延伸下去。
西格彭小姐思索片刻。“好几个州呢，”她最后说。
“在华盛顿特区就是合法的，”他告诉她。“那是你的家乡。如果在你的家乡都已经认定是合法的，那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厄尔，”西格彭小姐不耐烦地说，“你怎么不去找你的那些个朋友玩玩栋格游戏？”
栋格游戏在剧团里面有些人喜欢玩，这是一种五张牌的拉米纸牌游戏。杰克逊时常抱怨，他根本凑不起来一局牌。“我们没地方玩这个游戏。所有的黑桃［赌博的人］都跟一堆方片［不赌博的人］混住在一起。”
我们隔间的门开了，达吉·詹姆斯从旁边经过，用他那伦敦口音通知大家，“有人要喝酒吗，我们在我们那块弄了个酒吧。马提尼……曼哈顿……苏格兰威士忌……”詹姆斯是个年轻的英国人，一头金发，在剧组里负责道具工作。
“那个达吉！”西格彭小姐说。“他可真是走运！他给我们派发酒水，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你知道他碰上什么事儿吗？就在我们上车之前，来了一条电报。他的婶婶去世了。留给他90000英镑的遗产。”
杰克逊吹了一声口哨。“那折算成现金有多少钱？”
“大约270000美元，”西格彭小姐说。然后，他的未婚夫起身要离开隔间，“你去哪儿啊，厄尔？”
“我想搞清楚达吉玩不玩栋格游戏。”
这时，特沃普跑到我们这儿来了，那是一只全白的拳师狗，欢快地一路小跑到了我们的隔间，它马上就证明自己并非不速之客。玛丽莲·帕特南是剧团服装部的主管，是一名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女子。帕特南小姐一边走过来，一边喊着，“特沃普！特沃普！哦，原来你在这儿啊，你个小狗崽子。她是小狗崽子吧？”
“没错，”莱恩小姐说，手撑着地，膝盖跪在地毯上，垫着皱巴巴的报纸。“我们得住在这儿啊，拜托。”
“俄国人不介意，”帕特南小姐辩白道，她一把抱起她的小狗，亲吻它的前额。“特沃普一直就是这么淘气，在走道里跑来跑去——是不是啊，小天使？俄国人只会一笑了之。他们明白她只是个小宝贝。”她转身要走，差点儿撞到了门口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一直站在那儿哭。“怎么啦，疯丫头，”她对那女孩说，“亲爱的，出什么事儿啦——你生病了吗？”
那个女孩摇了摇头。她的下颌抽搐，大大的眼睛闪烁着刚流出来的晶莹泪珠。
“疯丫头，亲爱的，别往心里去，”西格彭小姐说。“坐下来把。说说到底是怎么啦。”
那个小女孩坐了下来。她的名字叫多洛雷斯·斯旺；但和剧组里许多人一样，别人还给她取了个昵称，一个描述性的外号——“疯丫头”。她是合唱团的一个歌手，红红的头发像是卷毛小狗。她苍白的金色圆脸和她的眼睛一样圆，她具备做年轻女演员那种天真无瑕的特质。她哽咽着，抽泣着，“我的两件大衣都不见了，全都不见了。我的那件毛皮大衣，还有那件蓝色大衣，我把它们忘在车站了，也没给它们买过保险什么的。”
西格彭小姐咯咯地笑了起来。“也只有你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疯丫头。”
“可这怨不着我呀，”斯旺小姐说。“我当时吓坏了，你也知道，我那时落在后面，错过了大巴。糟糕透顶啊，我当时到处跑，一心想找个计程车带我去车站。因为没人愿意去东柏林。好吧，最后这个人说了句英语，他很同情我，说他愿意载我去。唉，真是糟透了。因为一路上警察总把我们拦下来问话，要看我们的证件，还有，哦——我当时以为我一定会被落在那里的，那个漆黑一团的地方，有警察，有共产主义分子，还有形形色色的人。那时我都已经确信再也见不着大家了。”
经历这番磨难之后，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让她哭得更厉害了。莱恩小姐给她倒了一杯白兰地，西格彭小姐也握住她的手说，“没事儿了，亲爱的。”
“可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我到达车站后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大家都没走。大家都没丢下我一个人，所以我当时想和每个人都拥抱一下。于是我就把大衣放下来，先是和达吉拥抱，之后我就忘了拿大衣了，刚刚才想起来。”
“你这么想想吧，疯丫头，”西格彭小姐像是在找一句安慰的话语，“别忘了，你是去俄国的人里面唯一一个没穿大衣的。”
“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出一项比这更特别的声明，”莱恩小姐说。“不仅是特别，而且是犯傻。我说，瞧瞧我们——没有护照就急匆匆地直奔俄国。没有护照，没有签证，什么都没有。”
半小时过后，莱恩小姐先前提出的那个声明不再那么真实了，因为当列车停靠在象征德国和波兰交界处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时，一队官方代表上了我们的火车，直奔主题地把剧团长期没有办下来的护照突然倒在华纳·沃森的面前。
“我弄不明白，”沃森先生说，沿着车厢过道一路把护照分发给各自的主人。“就是在今天早上，俄国大使馆还跟我说，这些护照都送到莫斯科去了，可现在它们却出现在波兰边界。”
莱恩小姐很快就在众多护照中找到了她的，却发现那些本该由俄国签证办理处盖章的几页仍旧是一片空白。“不会吧，华纳。这些地方什么都没有啊。”
“他们发放了一份集体签证。他们已经这么做了，或者打算这么做，不要问我细节，”沃森说道，他的声音有些底气不足，这引起了一片哗然。他皮肤没有血色，由于疲劳造成的眼睛下面紫色的淤血十分明显，像是画上去的一样。
“可是，华纳……”
沃森举着一只手，意思是就此打住。“我也不是万能的，”他说。“我得睡觉了。我要去睡觉了，一直睡到我们抵达列宁格勒。”
“好吧，真可惜，”莱恩小姐说这话的时候，沃森正准备离开这里，“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不能在护照上留签章了。我喜欢留作纪念。”
按照既定日程，列车会在边界停留四十分钟。我决定下车四处看看。在车厢的最后面，我发现出口处的门是开着的，从小铁台阶一直延伸到铁路。往前更远的地方，我可以看见火车站的灯光，还有一只红色灯笼在雾色中左右摇摆。而我站的地方很黑，只看得见火车车窗投射出的黄色方格。我沿着铁轨往前走，喜欢这种寒冷带来的清新感觉，脑子里在琢磨究竟是身处德国还是波兰。突然，我看见有几个人影冲我跑了过来，当这一排人影迫近时，我才发现是三个士兵，面色苍白，身上的大衣没过了脚踝，很是难看，肩上挎着带刺刀的步枪。他们一声不吭地凝视着我。这时他们当中有个人指了指那辆列车，冲我嘟哝了一声，示意要我回到车上。我们四个人就这样一起走啊走啊，我用英语说我很抱歉，我没有意识到乘客是不允许下车的。他们并没有回答，只是又一声嘟哝，催促我继续往前走。我登上列车台阶，冲他们招手。而他们并没有理睬我的意思。
“亲爱的，你真不该出去啊，”格什温太太说，我回来的时候经过她的隔间。“嗯，你不该下车，下面不安全啊。”格什温太太是拥有单独隔间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莱昂纳德·莱昂斯，他之所以取得独居的特权，是因为之前他以要离开这趟列车为威胁，让先前和他住一块儿的赫尔曼·赛多利斯和华纳·沃森搬走了。这倒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他说，“因为我得工作嘛，我一天必须得写出一千个单词；旁边坐太多人的话，我根本就写不出来。”因此赛多利斯和华纳不得不搬去和艾拉·沃尔弗特夫妇住在一起。至于格什温太太呢，她能分配到单间是因为按照管理层的意思，“她理应住单间。因为她是格什温家的人啊。”）格什温太太换上了宽松裤和毛衣，并没有取下手上的钻戒；她用丝带扎起了头发，穿上了绒毛拖鞋。“外面一定冷得快结冰了，我都看见地上的积雪了，你最好喝点热茶，嗯，不错嘛，”说着，她抿了一小口高脚杯里的茶，茶水颜色很深，跟红茶差不多，那高脚杯放在一个银器皿里，那器皿的手柄也是银的。“那个可爱的小个子正在往茶壶里沏茶呢。”
我前去找寻那个沏茶的人，他是第二节车厢的乘务员；可当我在过道的尽头找到他时，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不光是在沏着手中那壶热茶。那只拳师狗——特沃普——正在他的两腿之间汪汪叫唤，还狠狠咬住他的裤腿。而且，他正在接受高强度的采访，莱昂斯在问他问题，罗宾·乔基姆当翻译。这个俄国人身材矮小，形容枯槁，脸上刻着哈巴狗一样深深的皱纹，这使他看上去给人一种与他实际年龄不符的营养不良的感觉。他的嘴里镶着钢制假牙，眼袋耷拉下来，似乎已经困得不能再困。除了将茶分好，还有驱赶特沃普之外，他还要面对莱昂斯连珠炮式的提问，而他回答起来就像是一个无精打采的主妇在和审查员交谈。他说他是斯摩棱斯克人，他说他的脚很疼，背很疼，过度的工作令他头也很疼，他说他一个月只挣两百卢布（折合五十美元，但实际购买力要比这个数目小得多），他觉得自己挣得太少了。他说，的确，他十分渴望得到小费。
莱昂斯突然停下了手中的笔记说，“我不知道上头是否允许他们这样抱怨。听他说话的方式，我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的不满情绪。”
这个乘务员给我端上一杯茶，同时从他那皱巴巴的烟盒里拿出一根烟递给我，那是他自己的烟。这烟三分之二都是过滤嘴，而只有三分之一的烟草，充其量能猛吸个七八口的样子，不过我倒是享用不了那么多，因为正当我回到我所在的那个隔间时，列车猛然向前颠簸了一下，茶水给晃翻了，烟头也飞了出去。
玛丽莲·帕特南把头伸向过道。“我的个天哪，”她望着那一片狼藉说，“是特沃普干的吗？”
6号隔间，夜间的卧铺已经整理齐备了，实际上这些是为全程准备的，因为之后便不会再整理了。干净的粗亚麻布，一只嘎吱嘎吱响的枕头散发着干草的气息，还有一床薄薄的毛毯。莱恩小姐和西格彭小姐已经躺在床上看书了，她们早已把广播的音量调到了最低，然后把窗户打开了一个手指宽的缝隙。
西格彭小姐打了个呵欠，然后问我，“你看到厄尔了吗，亲爱的？”
我告诉她我看到过。“他正在教达吉玩栋格纸牌。”
“哦，”西格彭小姐带着倦意笑了笑，“这就是说厄尔不到天亮是不会回来的了。”
我脱了鞋，躺在我自己的那张卧铺上面，忽然想起来要把衣服给脱了。在我的正上方，可以听到睡在上铺的莱恩小姐口中念念有词，似乎是在朗读什么。后来弄清楚了，原来她是在学习俄语，用的是一本旧的英俄词汇书，这书是此前美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出版发行的，当时的考虑是，便于美军与俄国人可能会有的联络。
“南希，”西格彭小姐说，语气就像个孩子赖着大人讲睡前故事似的，“南希，给我们讲两句俄语听听吧。”
“我学会的唯一一个表达是awr-ga-nih-yaraneen……”莱恩小姐结结巴巴地说。她深吸了一口气“……v-pa-lavih-yee。哇！我只希望学会字母表。好让我读懂街头的路牌标识就成。”
“可你说得挺好的呀，南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这句话意思是，‘我的私处受伤了。’”
“是吗，南希，”西格彭小姐一头雾水地说道，“你到底是为什么刻意要记住这种话啊？”
“快睡吧，”莱恩小姐说道，她关掉了读书用的灯。
西格彭小姐又打了个呵欠。她把被子一直拽到下巴那里。“我是准备睡了。”
不一会儿，我躺在那里，就感到了寂静穿越了整列火车，正如蓝色灯泡冰冷的色调渗透到了每一节车厢。冰霜在车窗的四角蔓延，像是在背面织网。音量调小了的广播里俄罗斯三角琴乐队正在演奏振颤的音乐；和着三角琴声的是某人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奏出的手风琴声，就像一种奇异而孤寂的对位协奏。
“你听，”西格彭小姐轻声地说，她也觉察到了手风琴的声音。“那是朱尼尔，”她说道。她说的那个朱尼尔是朱尼尔·米格奈特，剧组成员之一，只有十几岁。“你知不知道这个孩子很孤独？他来自巴拿马。此前从未见过雪。”
“睡吧，”莱恩小姐说。车窗边呼啸的北风似乎应和着她的要求。列车尖叫着穿过隧道。于我而言，当我和衣入睡以后，感觉仿佛整晚都身处隧道之中。
我被冻醒了。雪花从打开的车窗缝隙中飘了进来。我的卧铺下面已经有了积雪，足够捏成雪球了。我起身去关车窗，庆幸自己是穿着衣服睡觉。冰雪模糊了车窗，我擦出一块清晰的区域，朝车窗外望去。天际有日出的迹象，然而依旧是一片黑暗，晨曦的色彩留下的痕迹如同金鱼在墨水中游动。我们正处在城郊。废弃的水泥地两旁是一些农舍，在路灯的灯光下看起来像是住宅区。列车隆隆驶过一座横跨街道的铁路桥；桥的下面是一辆老态龙钟的有轨电车，里面满是上班的人，电车歪歪斜斜地拐过一个弯，像一个快要散架的长雪橇。过了一会儿，我们到了站，我方才意识到这里一定是华沙了。在一个满是积雪的昏暗站台，人们成群结队地簇拥在一起，不停地跺着脚，拍着耳朵。我注意到我们的乘务员——那个泡茶的家伙——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当中。他的手冲着列车比划，嘴里还说着些什么令他们捧腹的话，口中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弥漫。笑声还在延续，人群当中，有几个人朝列车的方向径直走去，我又回到了床上，因为显然他们想透过车窗往里看。他们的脸接二连三地往玻璃上贴，全都挤得变了形。这时我听到了一声短促的尖叫声。这声音来自于离我们较远的一节车厢，听上去像是多洛雷斯·斯旺。要是她醒来之后看到这番景象，看到某张结了霜的面孔，这尖叫声倒是情有可原。尽管这声音还未惊扰到我那些同伴们，但我还在等待着车厢内响起一阵喧闹，然而沉寂依旧，只是特沃普开始用一个固定的节奏汪汪地叫唤，那声音将我再度送入了梦乡。
十点钟的时候，我睁开眼睛，发现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世界，河流与原野全都结了冰。四下里，一排排的杉树阻隔了这茫茫一片的雪白，像是白纸上打印出来的一行行铅字。乌鸦在天空中飞行，如同是在冰块一样坚硬而晶莹的空中溜冰。
“天啊，”厄尔·布鲁斯·杰克逊看着车窗外说，他刚刚醒来，还睡眼惺忪地挠着痒。“我告诉你啊，他们这儿不种橘子。”
位于2号车厢的洗漱间没有供热装置，十分阴冷。洗脸池已经生锈了，照例装着两个水龙头，一冷一热。糟糕的是，两个水龙头滴出来的全是冰水。第一天早上，洗漱间门口就排起了长龙，男人们一手握着牙刷，一手拿着刮胡刀。乘务员正给沏茶的小火加燃料，忙得不可开交，达吉·詹姆斯想要把他喊过来，将他沏茶的热水匀一些过来，可以“让我们这帮人好好刮刮胡子”。大伙儿都觉得这点子不错，只有那个俄国人不这么想。因为翻译把这个要求说给他听以后，他看着茶壶，仿佛那咕噜咕噜冒着气泡的水里是熔化了的钻石。于是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走到每个人面前，用指尖刮着他们的脸，仔细检查他们的胡茬是不是又短又硬。这一温情举动令人难以忘怀。“伙计，”达吉·詹姆斯说，“他可真是体贴入微啊。”
但是这个乘务员摇摇头，结束了这次检查。绝对不行，不，他不肯把热水贡献出来。因为像那些绅士们的胡茬长得还不足以让他作出这样的牺牲，况且，出门在外，“现实”一点的人都没指望去刮什么胡子。“我的水是泡茶用的，”他说。“热茶香甜又醒脑呦。”
我带着一块沾满雾气的镜子去了洗漱间，准备刷牙的时候用，随后，我又加了肥皂，弄出一些剃须膏来。黏糊糊的，却也能凑合着用。
后来，我把自己收拾干净了，便开始到处转悠。住在1号隔间的莱昂纳德·莱昂斯正和厄尔·布鲁斯·杰克逊进行专业的会谈。显然杰克逊已经克服了对莱昂斯的“爱情共振”可能“不完美”的恐慌，因为他正在跟莱昂斯描述接下来在俄国举办的婚礼情况。
“好极了。确实是好极了，厄尔，”莱昂斯一边说，一边潦草地做着记录。“棕色燕尾。香槟色缎面翻领。那——谁当伴郎呢？”
杰克逊告诉他，自己已经邀请了华纳·沃森担此重任。莱昂斯虽说认可了这一决定，不过似乎有些勉强。“听着，”他拍着杰克逊的膝盖说，“你有没有想过请某个有分量一些的人物？”
“你的意思是，比如像你这样的？”
“比如赫鲁晓夫，”莱昂斯说。“比如布尔加宁。”
杰克逊双眉紧锁，似乎是弄不清莱昂斯这番建议究竟是说真的还是一句戏言而已。“可我已经跟华纳说了。不过也许，在这种情况下……”
“没错，”莱昂斯说，“华纳会表示理解的。”
杰克逊还有最后一丝疑虑。“你觉得布林先生可以安排，帮我请到其中某个巨头吗？”
“他会尝试的，”莱昂斯说。“仅仅是尝试——你等着瞧——就可以让你有机会登上头版呢。”
“那敢情好，”杰克逊说道，带着一种完美的崇敬之情深深凝望着莱昂斯。“太绝了，老兄。我看就这么定了。”
···
沿着过道再往前走，我顺路拜访了沃尔弗特夫妇，他们与赫尔曼·赛多利斯以及华纳·沃森同处一个隔间，那两人是被莱昂斯撵走的，而沃森被夺去的还不仅仅是他的隔间。不过沃森还在睡觉，对于杰克逊有可能不让他当伴郎这件事儿全然不知。赛多利斯和艾拉·沃尔弗特正坐在一块儿，两人的大腿上摊着一张大地图，沃尔弗特太太身上裹着件毛皮大衣，弓身趴在一本手稿前。我问她是不是有写日志的习惯。
“有啊。只不过写的是诗罢了。我从去年的一月开始就一直在写。我先前还在想兴许能够在火车上写完呢。但是我现在感觉真的是……”她神情沮丧地说。“我昨晚一宿没合眼。手冻得厉害。脑子里一直在想事情。我都不知道人在哪里。”
赛多利斯的手对着那张地图指指点点。“我来告诉你我们在哪儿。我们已经过了利迪泽。我们还要在波兰行进大约五个小时的样子，之后才会到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
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是俄国的第一站。到时会有大量的交接工作。列车的车轮会更换，以适应俄国的宽轨距；餐车也会加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来自文化部的代表会接见剧团，也会陪同大家前往列宁格勒。
“你知道吧，这让我联想起，”艾拉·沃尔弗特拿着一根笛子指着那片贫瘠的土地说，“美国的某处。西部。”
赛多利斯点了点头。“冬季的怀俄明。”
我又回到了过道，碰见了莱恩小姐，她还穿着睡衣，那是一件红色的天鹅绒男士睡袍。她一只脚在蹦，因为另一只脚接触到了特沃普干过坏事儿后留下的罪证。
我向她问好，“早上好啊。”
她回答道，“别和我说话，”然后朝洗漱间径直蹦了过去。
接下来，我又去了3号车厢，家庭团体还有孩子们及其父母就住在这节车厢。这是刚刚放学；换句话说，孩子们刚刚完成了上午的功课，因而正在尽情嬉闹。纸飞机在空中滑翔。孩子们用手指在沾满雾气的玻璃窗上正画着漫画。那个俄国乘务员看上去比他2号车厢里的同事还要沮丧和疲惫，此刻他正忙不迭地保护着苏联的财产，因而没有注意到他的茶壶有什么异样。两个小男孩已经把它拿去烤热狗去了。其中一个叫做戴维·贝的让我也尝一口。“味道不错，对吧？”我告诉他，确实不错。嗯，他说，要是我特别喜欢吃，我可以把剩下的全吃了；他已经吃了十五块了。
“你看见狼群没有？”他问我。
另一个年长一点的孩子——盖尔·巴恩斯——告诉他，“别胡说了，戴维。它们不是狼群，只是普通的狗罢了。”
“它们就是狼，”戴维说，他长着一只又短又翘的鼻子，一双斜眼睛看着挺凶。“大家都看到了，就在窗外。它们看上去像狗。就是那种警犬，只是体型小一些罢了。它们正干着坏事儿，在雪地里相互追逐。好像闹得挺欢的。我可以打一只的。狼——嗷嗷嗷嗷嗷。”他大喊一声，并且拿着一支西部牛仔的手枪抵住我的肚子。
盖尔说她希望我能够理解。“戴维只是个孩子。”盖尔的父亲埃尔文·巴恩斯是饰演波吉的演员之一，她自己只有十一岁，却是剧团的六个孩子里面最年长的一个，这些孩子在剧中都是扮演一些小角色。因为她最年长，她培养了一种在这群孩子中做大姐姐的责任感，对待他们也是采取一种成熟而友善的方式，一种严厉中带着礼貌的方式，这足以成为任何女家庭教师的楷模。“不好意思，”她说着，顺着过道看了一眼，那边有好几个由她照看的孩子设法把车窗打开了，北冰洋的阵阵寒风正灌进车厢。“我恐怕得让他们住手。”
然而还没等她关上窗子，盖尔自己一下子就又回归了孩子的本性。“哎，看啊，”她大叫一声，从她正准备关上的那个车窗探出头去。“看啊，孩子们……有人！”
有两个小孩沿着一块狭长的带状池塘在溜冰，池塘位于一片白雪皑皑的森林旁边。他们竭尽全力滑快一些，想赶上我们的列车，随着列车把他们甩在了后边，他们伸出双臂，似乎是要赶上列车上传来的高声问候，还有盖尔和她朋友们的飞吻。
这个时候，那个俄国乘务员发现了从他的茶壶里面冒出了滚滚浓烟。他一把将烧焦了的热狗从火里抢了出来，扔在地上。然后，一边吮吸着被灼伤的手指，一边骂骂咧咧，骂的什么，从他的声调便可判断，使用的词汇也可想而知，他跑上去把孩子们从车窗前赶开，一把关上了窗子。
“哎呀，别生气啦，”戴维对他说。“我们只是玩得很开心而已啦。”
奶酪和水果午餐的残留物散落在6号车厢的桌面（还有地毯上）。午后两三点的阳光在莱恩小姐手中把玩的基安蒂红葡萄酒杯里熠熠生辉。“我特别喜欢喝酒，”她热切地说。“我十二岁那年就开始喝了，而且还喝得挺多。我没有变成酒鬼已经是个奇迹了。”她抿了一口酒，又叹了一口气，其间那种知足的感觉大致反映了此刻的心情。西格彭小姐和她的未婚夫两人共饮一杯基安蒂红葡萄酒，他们正依偎在自己座位的一角，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这种令人昏昏欲睡、催人入梦的咒语被一阵敲门声所打破，有人说了句，“我们到了。俄国。”
“拜托，借过，”莱恩小姐说。“把窗帘拉起来。”
我们正在向边境线靠近，首先映入眼帘的景象证明了这一点：光秃秃的木制警戒塔，与美国南部关押犯人的农场不无相似。警戒塔分布距离相隔很开，沿着这块荒芜的土地延伸，像是巨型电线杆。其间离我最近的一个，我可以看见里面一个人正在透过望远镜观测行进中的列车。我们的列车在绕弯处减了速，缓缓停了下来。我们到了一个换轨的地方，四周被迷宫似的铁轨和停靠的货车厢所包围。这里便是苏联的边界线了，离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尚有四十分钟的车程。
铁路沿线，一群群裹着头巾的妇女正挥舞着铁锹铲雪，头巾就像是羊毛质地的面纱；她们只有在用那未戴手套、冻得通红的手来擤鼻涕时才会停下活计。如果个别人瞟了一眼蓝色特快，还会遭遇几个游荡的民兵严厉的目光，而这些民兵自己却把双手塞在大衣口袋里。
“这难道不叫羞耻么，”西格彭小姐说。“女士全在那儿辛勤劳作，男的却在一旁优哉游哉，真不害臊！”
“这儿就是这样，亲爱的，”杰克逊说道，他朝着手上的一枚戒指哈了口气，然后在衣襟上擦了一下。“男人过的都是斯波廷的日子。”
“我倒要瞧瞧有没有人也那样对我，”西格彭小姐带着一种警告的语气回答道。
“不过我得说，”莱恩小姐说，“这些男人棒极了。”她的注意力放在火车外两个军官的身上，他们在车窗外踱来踱去，高大健壮又沉默寡言的那种类型，嘴唇很薄，面庞刚毅，历经风霜。其中一个抬头望去，目光正好对上了莱恩小姐那双碧蓝的眼眸和那头金色的长发，脚步较之同伴慢了下来。莱恩小姐呜咽着说，“噢，不会这么可怕吧！”
“可怕什么啊，亲爱的？”西格彭小姐问道。
“如果我爱上了一个俄国人，”莱恩小姐说。“那会不会是条彻头彻尾的不归路？实际上，我母亲担心我会这样。她说要是我跟任何一个俄国人谈恋爱，我就用不着回家了。但是，”她又接着说，她的目光再一次转向那个军官，“如果他们都像这个样子……”
有件事来得十分突然，还没等到莱恩小姐的仰慕者向她暗送秋波，他就加入到了一小队俄国军队的行列，在月台追捕罗宾·乔基姆。乔基姆这个摄影师真是太过积极了，本来他下车就已经违反了规定，现在又尝试着拍照，更是错上加错。眼下他正在铁轨间以之字形迂回穿梭，勉强躲过了一名女工向他挥过去的愤怒的铁锹，也侥幸逃过了一名卫兵的擒拿。
“我倒希望他们抓住这个家伙，”莱恩小姐冷冰冰地说。“抓住他，还有他那该死的照相机。我就知道他会给我们惹麻烦的。”
而乔基姆确实是个足智多谋的年轻人。他从追捕他的那帮人身边擦肩而过，纵身跃上火车，挤进一节车厢，把他的大衣、照相机和帽子都藏到了座位下面，而为了进一步伪装自己，他还偷偷摘下了那副角质架眼镜。几秒钟过后，等到那群愤怒的苏联人冲上列车时，他镇定自若地佯装自己是剧团的翻译，帮他们追捕那个肇事者，顺着每节车厢挨个搜查。华纳·沃森从睡梦中惊醒，面对这番情形，他是最笑不起来的一个。他发话说要好好训斥一番乔基姆。“这个嘛，”他说，“可真不是开始文化交流的方式。”
这个小插曲使得火车晚点了四十五分钟，还导致了其他一些不良的后果，其中之一便是连累了特沃普，因为那些俄国人在搜寻的过程中，对于2号车厢因为养狗造成的某些状况大为震惊。特沃普的主人——玛丽莲·帕特南事后说，“我跟他们直话直说。我说，既然不让我们下车，你们说还能怎么着？这下他们闭嘴了。”
我们在落日的余晖中抵达了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政治英雄们的雕像外面刷着一层劣质的银色，颇像那些在伍尔沃斯兜售的人像纪念品，在通往车站的最后一英里沿途向我们挥手致意。车站位于一块高地上，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昏暗、忧郁，主导这幅画面的是远处的一座一座东正教堂，尽管暮色渐浓，但那洋葱式的屋顶和马赛克的塔楼仍旧投射着它们的东方色彩。
剧团里有小道消息说应该会允许我们在此下车，也许在换轨和加餐车的时候，还会允许我们游览一下这座城市。莱昂纳德·莱昂斯是最期盼能够如此的人。“光坐在火车上，我根本完成不了一天写一千个单词的任务。我需要出去活动活动。”莱昂斯甚至还跟剧组商量他想怎么个活动法。他希望他们能够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闲逛的时候唱黑人灵歌。“这是个很好的故事，而且很能展现演技。我奇怪布林怎么就没想到。”列车停下来的时候，车门大开，但是在莫斯科文化部五名代表上车之后，立刻又关上了。
在这些外交特使当中有一位中年妇女，稀疏的头发像洗碗水一样的颜色，除了她的眼睛之外，整个脸长得很慈祥。而那双眼睛是暗灰色的，还带着乳白色的斑点，有着一种上了防腐药似的釉色，和她表情中呈现的欢快并不协调。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布料大衣，还有一件褪了色的黑色外套，外套的胸部向下凹陷，那是象牙玫瑰太重给压塌的。在介绍她自己和同事的时候，她一口气念出所有人的名字，这样一来，听上去像是一首节奏欢快的歌。“你们将与萨沙梅娜莎迪奥姆肯克林斯基埃沃斯伊万诺夫斯基尼古莱萨夫琴科普利希茨基亚格鲁琴科里基索曼连科……幸会。”
很快，美国人就把这些名字分类简化，这些姓名的主人也就成为了他们所熟悉的莉迪亚小姐、亨利、萨沙和伊格尔；后面这几位来自文化部的年轻人和中年的莉迪亚小姐一样，是被指派给剧团当翻译的。但是五人组的第五位成员：尼古莱·萨夫琴科，你就不能管他叫尼克。萨夫琴科是文化部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负责这次《波吉与贝丝》的巡演工作。
他的下颌稍稍短了一截，眼睛略微有些凸出，有发福的趋势，尽管如此，他看起来形象依然很伟岸——超过六英尺的身高，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样子，握起手来像是碾碎坚果的粉碎机一样有力。站在他旁边的两位年轻的助手看起来就像是体弱多病的孩童，尽管这俩人——萨沙和伊格尔——也都是身材魁梧的大男孩，肩膀十分宽厚，和他们身上的皮领大衣并不协调；而亨利则长着蜘蛛一样的细长腿，大耳朵冻得通红，红到发紫，他用性格上的活跃来弥补身材方面的缺陷。
莉迪亚小姐和那些年轻人对这个场面的反应很窘迫，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他们第一次与西方人碰面；他们在使用英语时的犹豫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他们此前在莫斯科外国语学院枯燥地学习这门语言，但却从未有机会在真正的外国人面前练习过；他们瞪着那些美国人，仿佛把他们当做是象棋迷局中的一兵一卒，这同样情有可原。但是萨夫琴科同样给人留下了局促不安的印象，仿佛他宁肯在卢比扬卡走一遭，也不愿意面对现在的苦差事。这同样情有可原；不过你一想战争期间的那两年，他一直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里做参赞，这就有些奇怪了。即便如此，他见到这些美国人的样子就像是见了外星人一样，一时间竟令他张口结舌，于是他装作不说英语的样子，用生硬的俄语致了一个简短的欢迎辞，然后让莉迪亚小姐来翻译。“我们希望诸位都能旅途愉快。你们在冬天见到我们，可真不是时候。冬天并非一年中的好时节。但是我们有个说法，现在来总比不来好。你们的到来对于推进和平之旅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听到炮声，缪斯便会沉默；如果炮声沉默，就能听到缪斯的声音。”
这个缪斯与大炮的比喻事后证明是萨夫琴科的最爱，在接下来的所有演讲中都是他的主打句，但此刻这句话瞬间便在听众当中引起了轰动（“美妙的语言。”“萨夫琴科先生，真是了不起。”“老兄，这话说得真酷。”），而萨夫琴科的不安被成功的开场白所缓和，也逐渐放松了下来，他觉得没有理由把剧团人员关在火车里了。为什么不走上站台，看看变轨呢？
外面，莱昂斯游说小组人员张罗一场演出。可是这零下十度的低温让人全然没有奏乐的心情。而且，大多数此前对于允许他们逃离蓝色特快表示感谢的人在经历了短得不能再短的透气之后，彼此推搡着要赶紧回去。留在外面的伙计们则望着那些精力旺盛的男男女女在暮色中劳作，他们将车厢分离，用千斤顶顶到了一人高。原先的车轮火星四溅地从火车下面滚了出来，而新的宽轨距车轮则从相反的方向安装到位。艾拉·沃尔弗特将这次操作评价为“十分高效”；赫尔曼·赛多利斯则认为“令人印象深刻”；但莱恩小姐却觉得真是“无聊透顶”，并且说，如果我愿意跟她到车站，她就给我买一瓶伏特加。
没人拦住我们。我们顺着铁轨的方向走了一百码，沿着一条土路前行，路的两旁都是仓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看上去像是停车场与集市的结合体，四周是灯火通明的售货亭，如同蛋糕上燃烧的蜡烛。可我们发现每个售货亭卖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这着实令人不解：红星三文鱼，红星沙丁鱼，克里姆林香水，克里姆林糖果，瓶身上、盒子上，满是灰尘，还有腌制番茄，大块生咸猪肉，上面还带着毛，夹在大片的面包之间，那面包色泽污秽；还有奇异的烈性酒，十字架圣糕（没有十字架），你甚至会觉得这蛋糕是今年七月烤出来的。而尽管这些售货亭看上去都是生意兴隆，销路最好的商品他们却全都不卖。那东西在一个私人小贩的手中，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手里拿着一盘苹果。那些苹果缩水成皱巴巴的样子，仿佛就是他自己的缩影，但是排队等候的顾客在看到最后一个苹果也卖完之后，一副失落的神情。在这块地方的最远端，车站的主入口处有几级台阶，那个中国人把先前装苹果的盘子装了起来，朝那边的台阶溜达过去，跟一个朋友坐在一块儿。他那个朋友是个乞丐，身上裹着一件旧军大衣，还拄着一副拐杖，像受伤的小鸟的翅膀。在路过的每三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会扔给他一枚硬币。这个中国人也给了他一些东西。一个苹果。他给那个乞丐和他自己各留了一个。这两个老友在刺骨的寒风中，啃着苹果，相互倚靠取暖。
列车汽笛持续地哀鸣，仿佛这悲怆的声音将那些吃苹果的人、那些售货亭，还有那些脸上裹着毛皮衣物、像蝙蝠般穿行的路人化作青烟一般孤寂的意象。“我还从来没想过家。此生从未想过。”莱恩小姐告诉我。“可有的时候会，好吧，有的时候，”她说着，登上台阶，把火车站的门推开，“你真的会感到离家如此遥远。”
由于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是俄国最具战略意义的铁路中心之一，所以这儿的车站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车站之一。我们想找个地方买点喝的，我们在华丽的走廊和一些候车室里沿途找寻，那个主候车室装有橡木长凳，许多旅客都坐在上面，很少有人带旅行箱。他们的腿上坐着小孩和纸包裹。石头地面被黑色的泥浆浸湿，变得很滑，难于行走，空气中蔓延的气味极度饱和，闻起来与其说是一种气味，倒不如说是一种压力。去威尼斯的游客经常对于那座城市的迷人气息品头论足。而俄国的公共场所——终点站或是百货商店，餐馆或是剧院——都有一种你能瞬间辨识的气味。而莱恩小姐刚一闻到这气味便说，“天啊，我可一刻也受不了这气味。旧袜子和数不清的呵欠。”
为了找到酒吧，我们随机地推开店门。莱恩小姐跑进其中一间，又出来了。那是一间男洗手间。随后，她指着两个喝得不省人事的家伙，他们从一个小红门背后探出身子的时候，她肯定地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了。”小红门通向一家特别的餐馆。这间餐馆有一个体操馆那么大，看起来像是某个具有维多利亚审美品味的装修委员会为举办校园舞会设计的。豪华的深红色布料沿着墙面悬挂。其他年代的烛台发出炽热的光，照在沾着罗宋汤污渍的桌布和皱缩的橡皮植物上面。餐馆的主人看上去与这种富丽堂皇十分相称。他少说也有八十岁，一副白胡子族长模样，目露凶光，朝我们瞥过来，透过一片香烟的迷雾，似乎是要质疑我们凭什么出现在这里。
莱恩小姐笑眯眯地对他说，“劳驾上一瓶伏特加。”那个老人并没有听懂她的话，反倒是带着更强烈的敌意瞪着她。她尝试着用不同的发音，“沃特加……法特加……乌特加，”甚至还用手势做出干杯的架势。“这个可怜虫真是聋了，”她说，然后大吼一声，“伏特加，拜托。”
尽管那个老人脸上依旧是一副云里雾里的表情，但他还是招呼我们往前走，然后按照俄国的习俗让陌生人坐在一块儿，让我们和两个人坐在一张桌上。他俩都在喝啤酒，那个老人指着啤酒，似乎是在问我们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莱恩小姐妥协地点了点头。
和我们坐在一块儿的两个人迥然不同。一个是肌肉发达的男孩儿，光头，穿着一件褪色的制服，喝得酩酊大醉，这种情况跟酒馆里多得惊人的顾客没什么区别，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男的，许多人要么是亢奋异常，要么是喝得钻桌子，喃喃自语，不省人事。另一个人很神秘。从外表上看，他简直就像是赫尔曼·赛多利斯在华尔街上的商业伙伴，那种在人们的想象中应该在奢华餐厅里用餐的人，而不是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抿着啤酒。他的西装是熨过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衣服并不是他自己做的。衬衫的金色袖链扣露了出来，而他也是这个屋子里唯一一个打领带的。
过了一会儿，那个当兵的光头对莱恩小姐说话了。“恐怕我讲不了俄语，”她对他说道。“我们是美国人，美国人。”她的这番声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醒酒的作用。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渐渐变得有些专注。他转过头去，对着那个穿着正装的男子长篇大论了一番，在讲述的末尾，那个人回答他的是一些字句分明、冷冰冰的话。随后二人之间又是一番唇枪舌剑，而那个当兵的拿着啤酒，大步走到另一张桌子跟前坐了下来，怒目而视。“看来，”莱恩小姐也用怒视回敬了他后说道，“并非所有的男士都那么迷人，的确没错。”然而，她觉得明显为我们辩护的那个人，那个穿着正经的男的：“非常迷人。跟奥托·克鲁格一个类型。有意思，我一般都喜欢成熟一点的男士。别盯着看了。他会发现我们在说他的。听着，”她的注意力转向那人的衬衫，那人的袖链扣，那人干净的指甲，然后问道，“你觉得他会不会是一个俄国的百万富翁？”
啤酒送到了。一夸脱的酒瓶和两个玻璃杯。餐馆老板往我的杯子里倒了一英寸高的啤酒，然后充满期待地等待着。莱恩小姐先于我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希望你能先品尝一下，像品红酒一样。”我端起酒杯，心想是不是喝啤酒前先要尝一口在苏联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或者这是某种仪式吧，一些对于沙皇时代礼仪的混乱记忆，这个老人特地将它从沉睡中唤醒以打动我们。我抿了一口，点了点头，那个老人得意地将我们的酒杯斟满，酒里并未泛起泡沫。但是莱恩小姐突然说道，“别碰。糟透了！”我告诉她说我觉得也不至于那么糟。“我是说，我们的处境糟透了，”她说，“我想说的是，天啊，我们付不了钱。我把这事儿完全忘了。我们身上可没有带卢布呀。”
“拜托，算我请你们的可以吗？”这请求是用标准的英语口音提出的，轻言细语。方才说话的那个穿着得体的男子尽管脸很长，但他的眼睛却有着北欧人那种有神的蓝色，蹙眉中带着一种慷慨，充分考虑到了我们的窘境。“我可不是什么俄国的百万富翁。不过他们确实是存在的——我认识好几个呢——就让我荣幸地为你们付酒钱吧。不用了，拜托，没有什么理由去道歉，”他回应着莱恩小姐吞吞吐吐的话语，然后微笑起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高兴事儿啊。真是件稀罕事儿。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角落，能够跟几个美国人萍水相逢，的确是件稀罕事儿。你们是共产党吗？”
在帮他打消了这个想法以后，莱恩小姐告诉他我们的来意及原因。“你们先去列宁格勒，真是挺幸运的。那可是一个迷人的城市，”他说，“非常安静，非常具有欧洲的特质，那是我唯一想在俄国居住的地方，不过嘛，我现在不住那里……没错，我喜欢列宁格勒，那儿一点也不像莫斯科。我是在去华沙的途中，不过在莫斯科待了两个星期。那感觉，就像是在别的地方待了两个月。”他告诉我们他是挪威人，做木材生意的，由于生意上的需要，他自1931年以来，每年当中有好几个星期都要来苏联一趟，当然二战期间不算。“我的俄语说得还不错，在我朋友当中，我并不介意成为俄语方面的权威。但说句实话，我不敢说我现在对它的了解就一定胜过我在1931年的那个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我去你们的国家——我去过，哦，我想想，大概有六次吧——似乎美国人是唯一让我想起俄国人的，这令我很是震惊。我这么说你们不反对吧？美国人总是很大方。激情四射。而在这些自吹自擂的掩盖之下，却是这样一个希望能够得到关爱的心愿，他们想要得到宠爱，就像小狗和小孩儿一样，想要听到别人说，他们跟其他人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优秀。好吧，欧洲人倒是有意赞同，可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依然觉得低人一等，远在天涯海角。孤零零的。就像俄国人一样。一点不假。”
莱恩小姐想知道他刚才与那个已经离开酒桌的士兵之间的对话大意。“哦，都是些胡说八道罢了，”他说。“酒后的一种虚张声势。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他以为你们侮辱了他。我告诉他，他没教养。记住这个词：没教养。你们会发现这句话特别管用，因为当这些家伙粗鲁无礼而你又不得不反唇相讥的时候，你骂他们杂种，或者狗娘养的，统统都不奏效，倒不如告诉他，他没教养，这会正中他的要害。”
莱恩小姐担心时间不早了，变得有些焦虑。我们跟那位先生握手，感谢他请我们喝啤酒。“您真是有涵养，”她说。“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您比奥托·克鲁格更有魅力。”
“我一定会把这话告诉我太太的，”他笑着说。“再见了。祝你们好运。”
···
离开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已经一个小时了，到餐车就餐的铃声响过了第一声。这是剧团成员一直盼望着的一件事情，胃口一下子就吊起来了，既是因为真的饿了，又是因为大家坚信我们的苏联东道主一定会把剧团的第一顿俄国大餐办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盛宴”；或者，用剧组另一个成员的快言快语来讲，是“让我们吃爆肚子”。
西格彭小姐的愿望最朴素。“五汤匙的鱼子酱，外加一片干面包，这加起来可就是一百三十卡路里了。”格什温夫人则是最不担心卡路里的人。“不要以为我不会去吃那豚鼠，亲爱的，这在比弗利山可要花上三十五美元才能买一磅啊。”莱昂纳德·莱昂斯梦寐以求的食物是罗宋汤和酸奶油。厄尔·布鲁斯·杰克逊打算用伏特加把自己“灌晕”，再用烤羊肉串“毁灭”自己。玛丽莲·帕特南则希望大家能够稍稍留上一点美食给特沃普。
头一批用餐的五十名成员走进餐车，在铺着亚麻布的餐桌前就座，每桌四人，在过道的两侧一字排开。餐桌上摆放有洁白的陶器，还有磨旧了的银质餐具。而这餐车看上去就跟这银质餐具一样老旧，菜肴的气味像是半个世纪前的，悬浮在空气中仿佛看得见的蒸汽。萨夫琴科没有在场，但是莉迪亚小姐和文化部的三个年轻人在不同的桌上做东招待。那几个年轻人不停地四下张望，似乎是从各自所处的流放与不幸的小岛上默默地向彼此召唤。
莉迪亚小姐与莱昂斯、莱恩小姐和我坐在一桌。据她自述，她的生活平淡无奇，就是翻译翻译文章，宅在莫斯科的一间屋子里；你可以感觉得到，对于这个中年妇女来说，这段让她满面红光的特别经历不是她跟外国人交谈，而是她坐在列车餐车里。这些银质餐具、干净的桌布，以及一小篮带着褶子的苹果（就跟那个中国人卖的那些差不多）不知怎的让她忙不迭地摆弄起她的象牙玫瑰来，还整理了几缕乱发，“啊，我们开始吃吧！”她说着，眼睛望着四个敦实的女招待，她们正沿着过道蹒跚而行，手上端着盘子，上面盛有第一道主菜。
有些人原以为盘子里会是冰冻鱼子酱和瓶装的冷冻伏特加，结果有些令人失望，因为他们看到放在他们面前的是酸奶外加几瓶山莓汽水。坐在我后面的西格彭小姐是唯一一个对此表达喜爱之情的人：“我都准备去亲上一口了！跟牛排相比，蛋白质更多了，卡路里却只有一半。”但是沿着过道，格什温夫人告诫帕特南小姐，不要去吃这个，以免搅了她的胃口。“别，亲爱的，我确信，豚鼠一会儿就会上的。”可下一道菜，是硬邦邦的面条横在那里，像是一根根圆木在湿漉漉的肉汤中下沉。接下来上的正餐是裹了面包屑的小牛排，煮土豆，还有在碟子上嘎嘣作响的豌豆，像是子弹射击的声音；这些东西要想下咽，还需要再上一些山莓汽水。帕特南小姐对格什温太太说，“我担心的不是我的肚子饿与不饿，我担心的是特沃普的肚子，”而格什温太太则看着她的小牛排说，“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把豚鼠留作最后甜点呢？比如说，和薄饼一块儿上？”
莉迪亚小姐的腮帮撑得鼓鼓的，双目圆睁，下颌一上一下，像是活塞做功，一滴汗珠顺着她的脖子流了下来。“吃啊，吃啊，”她不停催促，“味道不错，可不是吗？”莱恩小姐告诉她，味道是还不错，随后莉迪亚小姐用四分之一片黑面包将碟子擦干净，带着一种强烈的赞同感点了点头：“你在莫斯科可吃不到比这更好的东西了。”
在正餐和餐后甜点之间的空隙，莉迪亚小姐开始吃那一篮子的苹果；随着苹果核越堆越高，她时不时停下来回答一些问题。莱昂斯迫切想知道剧团人员会在列宁格勒的哪家酒店下榻。得知莱昂斯居然不知此事，莉迪亚小姐大为震惊。“在阿斯托里亚啊。我们的房间都已经订了好几个星期了，”说完，她接着讲述阿斯托里亚的情况，它“古朴而典雅”。“好吧，”莱昂斯先生说道，“那列宁格勒的夜生活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活动？”莉迪亚小姐先回答说，她的英语或许还不足以表达其本来的意思，然后接着又说，以她这个莫斯科人的视角来看，谈论列宁格勒就如同一个纽约人谈论费城；这个城市很“老式”，很“守旧”，它“和莫斯科不一样”。在听过这一番讲述后，莱昂斯先生沮丧地说，“听上去对我来说就是个只待两天的小镇。”莱恩小姐想着问问莉迪亚小姐最后一次去列宁格勒是什么时候。莉迪亚小姐眨了眨眼。“最后一次？没有最后一次。因为我从来就没去过那儿。去那儿看看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
眼下，她自己倒是有个问题要问。“我想请您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保罗·罗伯逊不在随行演员名单之列呢？他是有色人种，对吧？”
“是的，”莱恩小姐回答道；和他一样的，她补充道，还有一千六百万的美国人呢。莉迪亚小姐当然不会认为《波吉与贝丝》剧组可以把他们都录用吧？
莉迪亚小姐靠在座椅上，露出一副狡黠的“别把我当傻子”的表情。“是因为你的原因，”她对着莱恩微笑着说，“你不让他办护照。”
餐后甜点到了。上的是香草冰激凌，味道相当不错。在我身后的西格彭小姐对她的未婚夫说道，“厄尔，亲爱的，我不想碰这个。或许牛奶都没做过巴氏消毒呢。”沿着过道，格什温太太注视着帕特南小姐，“按我说的理论，他们把豚鼠肉都送到加利福尼亚了。在比弗利山，这个可得三十五美元一磅呢。”
接下来上的是咖啡，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争吵。杰克逊和他的几个朋友已经占住了一张桌子，玩起了栋格游戏。文化部的两个最魁梧的年轻人——萨沙和伊格尔——双双走到这群打牌的人跟前，努力用一种坚决的口吻告知他们，“赌博”在苏联是非法的。“我说老兄，”其中的一个打牌的人说道，“这儿没人赌博。我们总得干点什么。要是我们不能友好地玩上一局的话，那我们可就要吹胡子瞪眼了。”“这不合法。不行。”萨沙坚持道。那群人扔下了手中的纸牌，而杰克逊一边把牌塞进箱子，一边说道，“老古董。死猫待的地方。完全不许娱乐，回去告诉纽约的那些小子们。”
“他们不高兴啊。我们也很遗憾。”莉迪亚小姐说。“可我们一定不能忘了我们的餐厅工作人员。”她的手指短而粗，优雅地指着那些女招待，她们视线模糊，僵硬的面庞闪烁着晶莹的汗珠，正沿着过道蹒跚而行，还得拿稳手上一百磅重的脏盘子。“你知道，要是她们见到有人践踏法律，会不太好的。”她又拾起最后的几个苹果，塞进一个布手提袋里。“现在，”她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就可以美梦一场了。我们解开烦恼的袖口。”
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早晨，蓝色特快距离列宁格勒还有二十四小时的行程，又是一天一夜，不过随着列车逐渐深入俄国内陆，日与夜的区别看上去真的是不甚明显了；太阳不过是个在十点钟时隐隐浮现，又在三点回到坟墓的灰色幽灵，在区分日夜方面它的帮助真的很有限。日光很昏暗，日照时间也很短，这也愈加显现出冬季最无法征服的严酷：白桦林的树枝被重重的积雪压断；一间由圆木搭建的小屋，放眼望去，不见人烟，屋顶上结成的冰柱如同象牙一般坚硬。这里曾是村庄里的公墓所在地，冷冰冰的木质十字架被大风吹得弯折，几乎被埋进了大雪里。但是随处可见一些干草堆，伫立在荒凉的田野里，似乎是一种证明，证明即便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在遥远的春天，也会绿草重生。
车厢内，乘客们情感的钟摆在那个涅槃的时刻停在了离别的重压与到达的紧张之间。没有时间的限制，不知身处何方，就一直这么下去，也许是到永远，对此你已坦然接受。终于，即便是华纳·沃森也放松了下来。“好吧，”他用近乎没有发抖的手点了一支烟，说道，“我终于把紧张给搞定了。”特沃普在过道打着盹，粉红色的肚子朝上，爪子四下张开。这个时候的6号隔间，卧铺上被子没有叠，地上是橘子皮，还有打翻的扑面粉，烟头漂浮在冷冰冰的茶水里，一片狼藉。杰克逊在练习洗牌，而他的未婚妻正在涂着指甲，还有莱恩小姐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学习俄语，从那本军事题材的旧课本里又学了几个新表达法。“sloo-shaeess-yaee-leeyaboo-doostreel-yaht！不服从命令的话，我就开枪了！”莱昂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承受来自日常工作的压力。“像我这样的收入水平可不是看风景看来的，”他说着，又敲下了一则最新专栏的标题：“演出专列奔赴列宁格勒。”
傍晚七点，其他人已经开始了第三轮的酸奶加山莓汽水，而我却还待在隔间里，吃着好时公司生产的巧克力棒。我在想，我和特沃普还可以独享这节车厢呢，不过后来我发现文化部的一个翻译亨利从我门口经过，而后回来的时候又打这里经过，每次他都会往我们的隔间里瞟上一眼，带着一丝好奇。亨利的个子像个小孩，耳朵硕大。看上去他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但是出于谨慎和羞怯，并未启齿。终于，在另一番侦察过后，他终于进了我们的隔间，精心设计了一种打着官腔的问话方式。
“把你的护照给我看看，”他说道，带着一种脸皮很薄的人固有的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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