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本人于1913年夏天乘坐“玛格丽特”号纵帆船出海了，那艘船是他从一家丹麦航运公司借来的。他一路搜寻，从法罗群岛到亚速尔群岛，然后向西去往纽芬兰群岛，接着往南去往加勒比群岛。

加倍的努力有了结果。很快约翰内斯·施密特发现，他越往西，鳗鱼幼鱼的数量就越多，体形也越小。他钓起了一条条只有3.3厘米长的幼鱼，这是一个新纪录，地点大概是在大西洋中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西非之间。他继续往西，最终发现了一个不到1.8厘米长的样本。

施密特将所有这些小小的脆弱的欧洲鳗鱼的幼鱼收集起来——有的是他自己远航捕获的，有的是他的助手们捕获的——放在显微镜下研究，对它们进行测量并记录：身长、数量、捕获时所在的海域深度、日期、经度和纬度。他缓慢而坚定地汇集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库，以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缓慢速度向着谜底前进。比如他发现，这些小小的柳叶鳗穿越大西洋的活动，似乎与强大的海流有关。此外——几乎出于偶然——他还发现了另一件事情。

之前人们就知道，那些在美洲大陆顺着河流而上的鳗鱼，与欧洲鳗鱼属于不同的种。这两种鳗鱼看起来大体相同，同样会经历蜕变，但它们仍然是鳗鲡属家族的两个不同的种。它们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鳗鱼要比美洲鳗鱼（ianguillarostrata/i）多出一节椎骨。

约翰内斯·施密特的任务当然是寻找欧洲鳗鱼的出生地，但他发现他在大西洋上越往西行进，就有越来越多被钓上来的幼鱼是美洲鳗鱼。这引起了一些麻烦。除了测量这些幼鱼的身长并估算其数量以外，现在他还不得不确定它们的种类。在大海上，在摇晃的船上，他不得不把每一条透明的小柳叶鳗放到显微镜下，试着去数它们背部的肌肉纤维，其数量所对应的是成年鳗鱼脊柱上的椎骨数量。用这样的方式，他可以确定这条幼鱼属于哪个种类，并构建出一个图表，展示这两种鳗鱼在什么地方最为常见。他的发现是，在大西洋西部，两种鳗鱼完全是混杂在一起的。欧洲鳗鱼和美洲鳗鱼的幼鱼在一起游来游去，在海流中显得那么无力。它们在同一张网中被捕获。这很可能意味着，欧洲鳗鱼和美洲鳗鱼不仅外观很像，还是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繁殖的。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这意味着假如施密特找到了欧洲鳗鱼的出生地，他也就自动找到了美洲鳗鱼的出生地，那么就剩下一个谜了：它们是如何区分彼此的？这些漂过大西洋的轻盈透明的柳叶鳗是如何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施密特认为，事情显然是这样的：这两种鳗鱼幼鱼都被北大西洋暖流挟带着，但在旅途中的某个地方分道扬镳，美洲鳗鱼突然向西游去，变成了玻璃鳗，游进美洲的河流；而欧洲鳗鱼则继续往东游。约翰内斯·施密特写道：“西大西洋中这些数量巨大的幼鱼，是怎样区分彼此的，以至于那些属于欧洲鳗鱼的个体最后来到了欧洲，而那些属于美洲鳗鱼的个体来到了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沿岸？”

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不同的幼鱼，无论用肉眼来看多么相似，它们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经被编入了不同的程序，有了不同的目标。美洲鳗鱼长得更快一些，所以它们跟其欧洲表亲不一样，在经过美洲海岸时，就有力气离开强大的海流，而不是继续被带往欧洲。1岁以后，美洲鳗鱼的幼鱼就经历了第一次蜕变，变成了玻璃鳗；而欧洲鳗鱼的幼鱼将继续随海流行进长达两年的时间，直到3岁后才变成玻璃鳗。

正是这一点让鳗鱼变得独一无二，约翰内斯·施密特写道。它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其蜕变，不在于成年的银鳗会游进海里穿越整个大洋去繁殖后代。“让我们的鳗鱼有别于所有其他鱼类乃至所有其他动物的，是它们早在幼年阶段所做的如此浩荡的旅行。”

1914年春天，目标对约翰内斯·施密特来说终于触手可及了。鳗鱼的出生地越来越近了，所有的观测都指向一个方向，现在需要的，只是继续远航。自然科学的态度——以实验为依据的系统性观测，在经历了10年的寻找（有时候是令人绝望的寻找）之后，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了。真相很快就会在显微镜下展现。1914年5月，他发现了两条只有0.84厘米长的鳗鱼幼鱼。

就在这时，世俗的事务插了进来。先是“玛格丽特”号纵帆船在加勒比海的圣托马斯岛海岸搁浅后沉没。收集起来的鳗鱼幼鱼获得解救，但是，施密特写道：“我们到了这里，到了圣托马斯岛，没有了船，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货轮上继续推进工作。”

接着，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突然间，大西洋不仅是鳗鱼进行繁殖的神秘地点，也成了一个战争地区。潜水艇监控着大海，将目标瞄准了所有航行的物体。参与施密特研究的货轮中有好几艘都沉没了。在大洋上四处航行寻找小小的透明的柳叶鳗，不再只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想法，还是有生命危险的事情。

在漫长的5年时间里，约翰内斯·施密特不得不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等待世界大国间无谓的争斗结束，然后他才可以重新开始自己重要得多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处理此前收集起来的信息，给样本拍照、编目，绘制图表。他心里急不可耐，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只待战争一结束”就可以开始。

1920年，随着欧洲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废墟，约翰内斯·施密特重新出海了。在被迫中断的这段时间里，他做好了准备，此时他的装备比之前好得多。他通过哥本哈根的东亚公司得到了“达纳”号四桅纵帆船，给它配备了所有必要的科学装备。而最重要的是，他现在知道该去哪里搜寻。

在1920年和1921年，“达纳”号在大西洋西部捕获了6000多条欧洲鳗鱼的幼鱼，施密特能够对这些极小的样本所处的位置进行系统的描述。“这些样本非常小，”约翰内斯·施密特写道，“小到我们对繁殖地不存在任何怀疑。”

寻找某样事物起源的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起源。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对约翰内斯·施密特来说也是这样吗？7岁以后，对于自己的父亲到底是谁，他只有日益模糊的记忆。孩提时代他钓过鳗鱼吗？他的手里握过鳗鱼，试着凝视过它的眼睛吗？1901年，在他第一次出海的几年前，他的舅舅约翰·凯尔达尔，那个时常扮演“代理父亲”角色的人，溺水身亡。1906年，当他仍在沿着欧洲海岸四处航行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这位往西进入开放海域、去往未知之地的约翰内斯·施密特，成了一个所有起源根脉都被切断的年轻人。

然而，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他的生平，或者说在他被保留下来的生平中，能解释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研究鳗鱼起源的资料很少。他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他被描述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人：他观察、记录，并试着去理解；只是他似乎极少去回答“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他对世界以及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都有一种客观的态度。在书信和报告中，他用词简练正规。在照片上，他看起来温暖友善，通常都穿着三件套西服，打着领结。据说他喜爱动物，尤其喜欢狗。然而，驱使他行动的动力却是一个深藏的秘密。他来自一个生活很有保障的中产阶级家庭，从早年开始就在科学界如鱼得水。跟英厄堡结婚后，他也成为哥本哈根上层资产阶级的一员。他本可以选择一种更简单舒适的生活。按照我们通常用来衡量成功人生的因素——财富、幸福、地位——来看，显然出海让他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尽管如此，对于在浩瀚的大西洋上漂荡近20年以寻找那透明的小柳叶鳗这件事，他似乎从来没有质疑过它的意义。

简言之，约翰内斯·施密特被鳗鱼问题迷住了，被欧洲鳗鱼在哪里繁殖、如何出生、如何死亡这个大谜团迷住了。“在我看来，”他写道，“鳗鱼的生命历程，以其独特性，是动物界任何其他物种都无法超越的。”

也许有那样一类人：当他们决定要寻找某件勾起他们好奇心的事情的答案时，会不断前进，永不放弃，直至最终找到。无论这会花费多长时间，无论他们有多么孤单，无论这一路上会有多么绝望。就好像是伊阿宋乘坐着“阿耳戈”号去寻觅金羊毛。

抑或是鳗鱼问题激发了探究者身上的另一种毅力？我本人对鳗鱼了解得越多，对历史上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了解得越多，就越倾向于相信这一点。首先我愿意相信，人们被神秘的事物吸引是因为其中包含我们熟悉的东西。尽管鳗鱼的起源及其漫长的迁徙之旅非常奇特，但我们也可能产生共鸣，甚至觉得似曾相识：为了寻找家园，在海洋上进行漫长的漂流，回程时还更加漫长艰辛——为了找到自己的家，我们愿意做的一切。

马尾藻海是世界的尽头，但也是万物的起点。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就连我和爸爸曾经在8月的夜晚从小溪中钓起来的淡黄色鳗鱼，也全是柳叶鳗；它们从一个遥远得超乎我想象的童话般的陌生世界出发，漂流了六七千公里来到我们面前。当我手握着它们、试图凝视它们的眼睛的时候，我接近的是一个超越了已知世界边界的东西。我们就这样遭遇了鳗鱼问题。鳗鱼的神秘性变成了所有人心底疑问的回响：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对约翰内斯·施密特来说，是否也是这样？

也许吧，不过这一切对他来说也可能完全无足轻重。他只是接受了一项任务，决定要完成它。他有自己明确的问题——鳗鱼是在哪里出生的；他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可以说，他的方式自能推动他迈向目标。他捕捞透明的小柳叶鳗，每次捕到一个样本后，目标就变成了捕到一条更小的鳗鱼。他面前的目标每一次变化1毫米，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鳗鱼，当他穿越大西洋的时候，它们就一直在他脚下，一如既往。那些小小的柳叶鳗随着海流朝着一个方向移动，而那些肥硕的成年银鳗则固执地沿着反方向朝马尾藻海游去。它们年复一年地离去或者回家，继续着它们神秘的迁徙。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人类的好奇心，都不会影响到它们。如同远在约翰内斯·施密特出海之前，远在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看见鳗鱼并试图了解它们之前，远在最早的人类踏上地球之前，它们就已经在那里了。鳗鱼才不在乎什么鳗鱼问题，它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个？对它们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在约翰内斯·施密特1923年发表于《伦敦皇家学院哲学学报》的一份详尽的报告中，他介绍了这项持续了将近20年的工作。在一份地图上，他画出了自己比较确信是鳗鱼进行繁殖和产卵的区域。这个椭圆形的区域跟我们所称的马尾藻海的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秋天的几个月里，”作为某种总结，他这样写道，“银鳗离开湖泊和河流，游向大海。离开淡水之后，鳗鱼们基本上也离开了我们能观测的范围。在人类无法企及的地方，来自我们这块大陆最遥远角落的大量鳗鱼，如同它们无数祖辈所做的那样，选择朝西南方向穿过大洋。我们无法说出这趟旅程要持续多久，但我们知道它们寻找的目的地在哪里：西大西洋中的一个特殊区域，位于加勒比海的东北边和北边。这里有鳗鱼的繁殖地。”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知道——至少可以基本确认——鳗鱼是在哪里进行繁殖的。这方面的所有知识都有赖于约翰内斯·施密特的工作。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偏偏是在那里？这场漫长而绝望的旅行以及所有那些艰辛和蜕变的意义是什么？鳗鱼在马尾藻海里发现了什么？

约翰内斯·施密特也许已经做了回答，他认为这不重要。存在是最重要的。世界是一个荒谬的地方，充满了矛盾和存在的困惑。但只有拥有目标的人才可能找到意义。我们必须想象，鳗鱼是幸运的。

就好比约翰内斯·施密特。1930年他被伦敦皇家学会授予声望很高的达尔文奖章。至此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的故事结束了。3年后，他死于流感。

意为“西桥街”，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著名街道。

意为“东桥街”。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