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梅住院时，儿子没人照顾，我被特许可以住在家里。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晚上我先给他做饭，然后陪他做功课、入睡，十点后我开始自己的学习，第二天清晨六点，我送他上班车，之后去大队报到开始一天的训练。

如果不离开北京，虽然辛苦，我还能坚持。但是去外地训练就无计可施了。逢到这种情况，玉梅就说：“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办法就是上午去医院输液，然后举着吊瓶坐车回航天城，这样治疗和照顾家“两不误”……

这一年多，我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但训练始终没落下。上级对我的状态也很担心，家里的具体情况在那儿摆着，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更好的成绩和更出色的表现，证明自己信心和决心都没有丝毫动摇，以更稳定的状态让他们放心。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没有缺过一次训练，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完全封闭，与家人隔离，数十天难见一面，尽管担心家人，我还是一门心思投入到训练中，迎来了首飞航天员的选拔。航医所的领导对我关怀和帮助很多，妻子住院、治疗的许多事情都是他们安排，让我全身心投入训练。

2003年是世界航天界的多事之秋。

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发生爆炸解体，7名航天员遇难；5月4日，俄罗斯“联盟tma-1”飞船返回时落点偏离400多公里，险些酿成恶果；8月22日，巴西的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爆炸，星箭无存，21人丧生……

对于航天所包含的风险，我们在成为航天员时早已熟知，其实不单在执行任务时有危险，平时训练也有。在很多训练科目进行时，救护车、医生都必须到位，做低压舱训练时，医学专家都在现场，出了问题赶快把我们送到医院高压舱，两者有通道直接相连。

尽管风险随时都有，我们却能够从容地面对。

很多危急情况，我们叙述的时候外人听起来轻描淡写的，很多人会问我怎么可以把那些惊险说得这么轻松呢？这来自我们的飞行经历，也来自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和理解。

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零风险”是不存在的，尤其做大事更需要冒险精神。从当飞行员的第一天起，我就了解飞行是与危险相伴的，成为航天员之后更是如此。

2002年10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同意在2003年实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从最初的恐惧，到对风险的认识，开始习惯风险，这不是一个适应和麻木的过程，而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操作更加细致认真，提高控制能力、降低风险的过程。

我们不忧，不是我们不珍惜生命，我们不惧，也不是无视风险，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与技术充满自信，而敢于奉献、对信念和理想的坚持，也让我们勇敢面对一切艰险。

载人飞行前的这些世界航天事故，又考验了我们承受和认识风险的能力。说实话，在最初听到“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事件时，我并没感到震惊，因为这是航天事业本身的一部分。它只是再次让我们明白，危险时时存在，你不能有哪怕一点疏忽，所有的操作训练应当更为细致。

航医所为此召开的座谈会，则变成了全体航天员的请战会。我记得景海鹏说：“我想用一如既往来表达我对航天员职业的态度，决不会因为出现了风险就犹豫。”

我表态说：“我们身为军人，本身就准备奉献和牺牲。存在风险是载人航天的正常现象，这不会动摇我……”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换个角度看，在巨大的风险后面，是对理想的巨大渴望——代表亿万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掠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与个人牺牲。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荣誉至高无上，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我们这些军人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我们“无忧无惧”的心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