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季，金塔娜结婚给他带来的欢乐和起搏器明显的疗效让他振奋起来，他的心情似乎好转了。到秋天，他又是意兴阑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要不要在11月去巴黎而争吵。我不想去。我说我们的事情多得做不过来，又没什么钱。他说他有一种预感，如果他11月不去巴黎，那么他今生就再也不会去巴黎了。我觉得他是在要挟我。那你去安排吧，我说，去就去。他离开了桌子。我们冷战了两天。

结果，我们在11月去了巴黎。

我跟你说过我活不了两天啦，加文说。

几个星期前，在第68号街和派克大道交界处的外事关系委员会，我见到对面有人在看《国际先驱导报》。我的回忆又滑进了错误的轨道：我不再想着第68号街和派克大道交界处的外事关系委员会，而是想起了2003年11月，我和约翰面对面地坐在巴黎布里斯托酒店的餐厅吃早饭。我们各自看着《国际先驱导报》，报纸是酒店派送的，还订着一张显示当天天气状况的卡片。11月我们在巴黎的那些早晨，每张卡片上都有一把雨伞的图案。我们在雨中漫步卢森堡公园。我们走进圣叙尔皮斯教堂避雨。里面正在举行弥撒。约翰领取了圣餐。我们在若内拉赫公园被雨淋得着凉了。在飞回纽约的班机上，约翰的围巾和针织衫都散发出一股湿羊毛的味道。起飞时，他紧紧抓住我的手，直到飞机开始平飞。

他总是这样。

他怎么再也不抓住我的手了呢？

我在某份杂志看到一个微软的广告，其图案是一张巴黎里拉大门地铁站站台的照片。

昨天，从一件尚未穿过的外套口袋中，我找到一张11月去巴黎旅行时的地铁票。"只有圣公会教徒才会"领取"圣餐。"我们离开圣叙尔皮斯教堂时他最后一次更正我。四十年来，他一直在更正我这一点。圣公会教堂"领取"，天主教教徒"接受"。他每次都解释说，这是一种不同的态度。

去世七年的他们已不在了，

那么他们如今哪里去了呢？

最后一次电击除颤手术是在2003年4月。这一次进行了两次电击。我记得有个医生解释为什么手术需要进行麻醉。"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从手术台上跳起来。"他说。2003年12月30日，医院的急救人员在客厅地板上使用除颤仪时，出现了一声突然的跳动。它是一次心跳吗？或者只是电流而已？

他去世当晚，或者前一个晚上，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坐出租车回家。在车中，他说了几件事，第一次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心情很压抑，一种每个作家在生活中总会碰到的压抑。

他说，他做过的一切事情全都毫无价值。

我依然试图将它当作胡话。

这也许不正常，我心里想，但我们刚刚离开金塔娜，我们的处境也不正常。

他说那本小说毫无价值。

这也许不正常，我心里想，但一个父亲眼见自己的孩子饱受折磨却爱莫能助，这种处境也不正常。

他说他刚登在《纽约书评》杂志上的文章，一篇评论加芬·兰巴特撰写的纳塔丽·伍德传记的文章，也毫无价值。

这也许不正常，可是过去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在纽约干什么。"我干吗要浪费时间去写一篇关于纳塔丽·伍德的文章呢。"他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带着疑问的口气。

"你当时说到夏威夷是对的。"他当时说。

也许他指的是前一两天我说等金塔娜好转之后（这是我们对"如果她能活下去"的委婉说法），我们可以去凯露亚海滩租一座房子，在那边她的身体会康复过来。也许他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我打算在檀香山买房子的想法是对的。在那个时候，我情愿认为他说的是前者，但他用了"当时"这个词，指的显然是后者。这些话，是他在一辆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开向我们的公寓的出租车上说的。至于说这些话的时间，要么是在他去世前的三个小时，要么是在他去世前的二十七个小时，我试图弄清楚，却已经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