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凯特。

我信上帝。

"我爱你，再多爱一天也不够，"三个月后，穿着黑色长裙的金塔娜站在圣约翰大教堂中说，"就跟你以前常常对我说的一样。"

1964年1月30日是星期四，那天下午，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本尼托郡的圣胡安巴蒂斯塔天主教堂成婚。约翰穿着一套海军蓝的赤普西装。我穿着一条白色的丝绸短裙。裙子是约翰·肯尼迪遇刺那天我在旧金山的兰肖霍夫服装店买的。达拉斯中午十二点半时，加利福尼亚还是早晨。当时母亲和我离开兰肖霍夫，想去吃午饭，碰到一个萨克拉门托来的人，这才知道总统已经遇刺。因为那天下午在圣胡安巴蒂斯塔出席婚礼的只有三四十人，按照我的意思，典礼上不要有入口，不要"游行"，只要站在那儿，完成仪式就是了。"有请两位新人。"我记得客串司仪的尼克说。尼克知道我的打算，可是弹奏手风琴那人并不知道。于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挽着父亲的手臂，沿着通道一路走过去，黑色的眼镜后面泪水涟涟。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开车到位于卵石滩的婚房。那儿可以吃的东西很少，只有香槟，一个朝向太平洋的阳台，非常简单。我们在蒙迪西托的圣伊西德罗度假村的一座平房过了几夜，算是蜜月；然后呆腻了，就飞到比弗利山酒店。

金塔娜大喜那天，我曾想起了这次婚礼。

她的婚礼也很简单。她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戴着一条面纱，蹬着一双昂贵的鞋子，而头发则编成一条粗辫子挂在身后，就像她童年时那样。

我们坐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唱诗班位子上。她父亲陪着她走向圣坛。圣坛上有她的朋友苏珊，她自三岁以来在加州最好的朋友。圣坛上有她在纽约最好的朋友。圣坛上有她的表妹汉娜。婚礼上有她的表妹凯莉，她从加利福尼亚来，念了婚礼致词的一部分。婚礼上有杰里的继女的孩子，他们念了致词的另一部分。婚礼上有几个最小的儿童，几个头戴花环、双足赤裸的女孩。婚礼上有豆瓣菜三明治、香槟、柠檬汁，有和蛋糕一起上的果味雪糕，有和果味蛋糕相称的桃红色餐巾纸，草坪上还有孔雀。她踢飞那双昂贵的鞋子，掀开面纱。"那真是太完美了，你们说呢？"那天晚上，她打电话来的时候问。她父亲和我都表示同意。她和杰里飞往圣巴斯。约翰和我则飞往檀香山。

那是2003年7月26日。

她住进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之前4个月又29天。

她父亲去世之前5个月又4天。

他去世之后的头一两个星期夜里，每当我觉得累了，觉得需要保护自己，我就会留下亲朋好友在那套公寓的客厅、餐厅和厨房聊天；而我则沿着走廊走进卧室，把门关上。我会避免看到走廊墙壁上挂着的、会让我回忆起我们刚结婚那些年的东西。实际上我不用看，而且不看也避不开它们：它们已经在我心里。墙上有一张我们在《毒海鸳鸯》的展位上拍摄的照片。《毒海鸳鸯》是我们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我们和它一起去参加戛纳电影节。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当时我们乘坐的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专机的头等舱，而我光着双脚就登上了飞机，当时是1971年。墙上有一张约翰、我和金塔娜于1970年在中央公园的贝塞斯达喷泉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约翰和四岁的金塔娜吃着冰淇淋。那年秋天，我们一直在纽约为奥托·普雷明格的一部电影工作。"她在那个没有头发的普雷明格先生的办公室。"当时有个儿科医生问金塔娜她的妈妈哪里去了，她这么回答。墙上还有一张约翰、我和金塔娜的照片，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马里布的房子的阳台拍的。《人物》杂志曾经刊登了那张照片。看到它我就想起来了，那天金塔娜第一次画眼线，照片是在她画眼线的间歇拍的。墙上还有一张巴里·法瑞尔给他妻子玛西娅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玛西娅坐在马里布那座房子中的一张藤椅上，怀里抱着他们的女儿琼·狄迪恩·法瑞尔，后者当时还是个婴儿。

巴里·法瑞尔已经去世了。

墙上还有一张凯瑟琳·罗斯的照片。那是我们在马里布时康拉德·霍尔给她拍的。当时她将一个塔希提贝壳扔到邻居的游泳池里，跟金塔娜说如果能把它捞起来，那么贝壳就归她。金塔娜就这样学会了游泳。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是一段凯瑟琳和康拉德夫妇、阿珍和布里安·摩尔夫妇、约翰和我交换植物、狗、关怀、建议以及每周在他们家或者我们家聚餐好几次的岁月。

我记得我们全都会做法式蛋奶酥。康拉德在帕皮提的姐姐教会凯瑟琳如何毫不费劲地制作蛋奶酥，凯瑟琳又教给我和阿珍。那种制作方法比通行的简略一些。凯瑟琳还从塔希提给我们带来了香草豆荚，用酒椰叶扎成大大的好几捆。

有一阵我们还用这种香草来做焦糖蛋奶糊，但没有人喜欢把白糖弄成焦糖。

我们曾说起要租下李·格兰特在祖玛海湾上的房子，开一家叫做"李·格兰特之家"的餐厅。凯瑟琳、阿珍和我可以轮流当厨师，约翰、布里安和康拉德则可以轮流当服务生。后来凯瑟琳和康拉德分道扬镳，布里安的小说已告完成，我和约翰则到檀香山重新编写一份电影剧本，这个马里布生存计划便告搁浅。我们在檀香山完成了很多工作。纽约没人能够清楚地算出两地的时差，所以没人打电话来，我们可以整天工作。20世纪70年代时，有一次我想在檀香山买房子，带着约翰看了很多处房产，但在他看来，真的定居檀香山比住在卡哈拉酒店还没劲。

康拉德·霍尔已经去世了。

布里安·摩尔已经去世了。

多年以前，我们曾在好莱坞的富兰克林大道租下一座大房子。它有很多个卧室，有个采光良好的门廊，有几棵牛油果树，还有一个老旧的泥地网球场，月租是450美元。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那天，厄尔·麦克格雷斯在这座房子写了一首诗：

这是约翰·格里高利·邓恩的故事

他和他的妻子狄迪恩女士

明媒正娶地组成一家子

富兰克林大道是他们的住址

住一起的，还有他们美丽的女儿金塔娜

她也被人叫做狄迪恩·狄

狄迪恩·邓恩

狄迪恩·邓

金塔娜或者狄迪恩·狄

他们是美丽的邓恩、邓恩、邓恩一家

（他们是三口之家）

以一种古人称为最好的方式

生活在富兰克林大道

刚丧失某位亲友的人会有一种表情，但或许只有曾经在他们自己脸上见过那种表情的人才能看得出。我已经在我脸上见到它，如今别人若有这种表情，我也能看出来。那是一种极度脆弱、毫无防备、毫无遮拦的表情。那是一种瞳孔被放大的人从眼科门诊室走进灿烂的阳光之后会有的表情，或者是一种戴着眼镜的人突然被迫摘除眼镜之后会有的表情。这些失去亲友的人看上去毫无防备，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隐形的。我就有一阵子觉得自己是隐形的，形如鬼魅。我似乎已经穿越了传说中那些将阴间和阳世隔开的河流，进入了一个只有也是新近丧亲的人才能看见我的地方。人们曾幻想有这么一些叫"冥河"或者"忘川"的河流，曾幻想有一个披着斗篷、撑着船竿的渡夫。我第一次领悟到这种幻想的力量。我第一次领悟到印度寡妇殉夫的意义。若非由于悲哀，那些寡妇决不会自行跳上烈火熊熊的小舟。把她们送往地狱的，并非她们的家属，并非她们所在的村落，也并非社会风俗，而是悲哀。而那火舌跳动的小舟，正好象征着她们身后要去的地方。约翰去世那晚，还有三十一天就是我们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如今你可以确信，《露丝·埃尔默》最后那两句"备极哀怨的名言"对我来说毫无作用。

我想要不止一个晚上的回忆和叹息。

我想要尖叫。

我想要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