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神父。”我靠近屏风，小声地说，“神父，我会偷东西。”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道：“你都偷些什么？”

“神父，我偷钱。我母亲在洗澡的时候，我从她钱包里偷钱。”

“你这样偷有多久了？”

我没有回答。

“嗯？”他说，“一周？一年？两年？”

我选择了中间数：“一年。”

“一年，”他重复道，“这是不对的。你不能再这么做了。你想金盆洗手吗？”

“是的，神父。”

“认真一点。”

“我是认真的，神父。”

“好的。很好。你还有别的要忏悔的吗？”

“我会在背后中伤别人。”

“在背后中伤别人？”

“朋友不在我旁边时，我会说他们的坏话。”

“那也是不对的。”他说。

“的确不对，神父。”

“那当然是不对的。如果你总这样做，肯定会被朋友抛弃的。听我一句劝，如果失去朋友，生活将失去意义。”

“好的，神父。”

“你真的打算改过自新吗？”

“是的，神父。”

“很好。请说到做到，我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还有别的要忏悔的吗？”

“我有很糟糕的想法，神父。”

“好的。这样吧，”他说，“不如我们下次再聊？你今天忏悔得够多了。”

牧师为我补赎，并宽恕了我。我离开忏悔室，听到他把自己那扇门打开又关上。詹姆斯修女又朝我走来，陪我一起等着牧师。他重重地喘着气，用一只手扶着柱子才站稳了。他把另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很好，”他说，“的确很好。”他捏了一下我的肩膀：“这是个好男孩，詹姆斯修女。”

她微笑着：“我知道他是个好男孩。神父。我知道。”

后来，罗伊送给我一把口径为0.22英寸的温彻斯特步枪，就是用这把枪我学会了射击。这款泵动式步枪十分轻巧，平衡性极佳，核桃木弹匣油黑发亮。罗伊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带着这把枪了，它现在看上去还跟新的似的。甚至比新买的还要好。经过长时间地使用后，这把枪的按压效果如丝般顺滑，如此优质的木料现在也几乎绝迹了。

这份礼物并非从天而降。罗伊是个小气鬼，也不善解人意，但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决心得到那支步枪。要想独立自主，要想真正融入西部，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比如捕猎、骑马看管牧群、当兵、执法——首先得有武器。我需要那支步枪，不仅仅因为喜欢那支枪本身，还因为它让我变得完整了。

母亲说我不能接受这份礼物，绝对不行。罗伊把步枪拿了回去，但向我保证他会说服她的。他无法想象有人竟会拒绝他送的东西，他认为这是在故意和他作对，是虚伪的表现。平日里他总是寡言少语，但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开始不依不饶地抱怨起来了。他会跟着母亲穿梭于各个房间，不停地发着牢骚，音调刚好能让她神经紧张，最终竟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只要他能停止抱怨，她什么都愿意做。

几天后，母亲就让步了。她让我保证，除非有她和罗伊在，否则我不能私自拿取或触碰这把枪，只有这样，我才能拥有这支步枪。好的，我说。当然了，合情合理。但即便如此，她还是不满意。她显然不乐意让我持有步枪。罗伊说，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有好几支步枪了，但母亲还是不放心。她信不过我。罗伊说现在是时候来考验我了。

接下来的一周左右，我都恪守诺言。但现在天气变暖了，罗伊常常出门。到后来，放学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公寓里，百无聊赖，我便决定把步枪拿出来擦一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只是擦一擦，不干别的。只是将这把枪拆开、上油，用亚麻籽油擦拭枪匣，给八角形的枪管抛抛光，再将其置于光下以确认枪膛是否完美无瑕，这样就足够了。但我还是没忍住。擦完步枪，我又开始举着它在公寓里迈起正步，在镜子前摆出英勇的姿势。罗伊还留着一件旧军装，有时候我会穿上这件衣服，再搭配些狩猎装备——皮毛军帽、迷彩大衣和几乎齐膝高的靴子——看上去就和士兵一样。

穿上迷彩服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狙击手，很快我也开始表现得像个狙击手。我在前窗旁的沙发上造了个秘密窝点。拉上窗帘，公寓就变暗了，我守在自己的据点。我用枪管把窗帘拨开，视线紧紧跟着路上的行人或车辆。一开始，我模仿射击的声音——锵！锵！然后我开始扳上扳机，准备射击。

罗伊把弹药都藏在橱柜内的一个金属盒里。我对公寓中所有物品的藏匿点都了如指掌，这个也不例外。盒子里有大口径子弹，也有放在底部的0.22英寸的小子弹，就像夜晚时分男人随意丢在抽屉里的几美分硬币。我拿了一些，藏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有了这些子弹，我就可以装填步枪了。我扳上扳机，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手指轻轻地搭在扳机上，瞄准任何走过的人……当他们经过窗下时，我有时都不得不咬紧嘴唇，忍住不笑，令我欣喜若狂的是这些人的生死都掌握在我手中，但他们却荒谬而无知地以为自己很安全。

但渐渐地，这种无知不再令我发笑，反而激怒了我。这是一股奇怪的戾气。多年后，我与战友又感受到了这股戾气，当时我们正使唤着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而他们竟敢顶嘴。只有获得认可、让人害怕，才能感受到强权所带来的快感。无权者的无畏精神，能让当权者气得发狂。

一天下午，我扣动了扳机。我必须射击。我在街上找来找去。街道空荡荡的，只有两只松鼠在电话线上你追我赶。我紧紧盯着其中一只。等它一停下，我就开枪了。那只松鼠直直地掉到了马路上。我缩到窗帘后边，注意外面的动静，我觉得肯定有人听到枪声或者看到松鼠掉下来了。但在我听来惊天动地的声音，对邻居来说，可能不过是关上橱柜时发出的砰的一声。过了一会儿，我偷偷往街上瞥了一眼。松鼠一动不动，看上去像某人遗落的围巾。

等到母亲下班回家，我跟她说，街上有一只死松鼠。她和我一样，都很喜欢动物。她取下装面包的袋子，和我一起走到街上，看着那只松鼠。“可怜的小东西。”她说。她把手套上袋子，然后拿起松鼠，再将袋子朝外翻，把松鼠裹住。我们把它埋在公寓后面，用冰棒棍搭了个十字架，我全程号啕大哭。

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又开始放声哭泣。最后我起床跪倒在地，学着人家做祷告。然后模仿别人得到上帝的安慰和启示。我不再哭了。我对自己微笑，心里勉勉强强涌起一股暖流。然后我爬回床上，满脸幸福地望着天花板，慢慢就睡着了。

接下来的几天，每当我知道回家后只有自己一人时，我就会避免回去独自待在公寓。我又开始在城市里闲逛，或者和我的摩门教朋友们混在一起。其中有个男孩在开学第一天就引人注目，当老师念到“布恩”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大声喊道：“嘿！——与丹尼尔·布恩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很快就念到他自己的名字了，原来他叫克洛科特。顿时引发哄堂大笑，这令他很困惑。他没有生气，只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父亲幽默风趣，挺喜欢小孩的，过去常常带我们一群人去游泳，还带我们去听摩门大教堂合唱团的青年音乐会。克洛科特先生后来成了犹他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正是他批准通过了加里·吉尔摩的死刑请求。

虽然我刻意不待在公寓，但我觉得自己迟早会把步枪再拿出来。我想象中的自己总是全副武装的。因为我不了解自己，所以总是沉迷于各种自我想象，无论这些形象有多怪诞，都会让我欲罢不能。我现在才看清这一点。但现在的我无法给当时的自己提供任何帮助，不管是在这件事上，还是在后来发生的其他事情上。当时的自己是触不可及的。

有天下午，我陪一位朋友走回他家。他进门后，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就站起来开始往家走，脚步飞快。公寓里没人。我把步枪拿出来擦了擦，又把它放回去。吃了个三明治，然后再次拿出步枪。我没有往里面装子弹，但我关掉了灯，拉下窗帘，又回到了沙发上的据点。

接下来几天，我都在外面晃荡。然后又回到公寓里。我瞄准路过的人，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又开始挑逗自己，没给步枪装子弹，但却扳上了扳机，慢慢耗尽自己的耐心，就像等待一颗松动的牙齿自然脱落。我眼看着一辆车开远，又看到另一辆车从山脚下拐出来。我瞄准这辆车，把步枪放低。我不记得自己以前是否见过这类特殊的汽车，但根据车型和颜色来看——车很大，是素净的蓝色——这里面坐着的应该是政府工作人员或者修女。你可以通过车窗上映出的头饰和开车的方式来做出判断，修女通常会开得很慢，紧张兮兮的。满载修女的车会散发出一种紧张的气息，隔着很远就能感觉到。

汽车慢慢爬上了山坡。靠近我们这幢公寓时，车移动得越来越慢，最后停住了。副驾驶侧的车门打开了，走出来的竟是詹姆斯修女。我把头缩了回来。等我再次向外看时，发现汽车还在那儿，詹姆斯修女却不见了。我知道公寓的门是锁着的——我把步枪拿出来的时候，总会把门锁上——但我还是走到门边，再次确认了一下。我听到她走上台阶的声音。她在吹口哨。她在门外停下，敲了敲门。听上去像在发出命令似的。她一边等着，一边继续吹着口哨。她又敲了敲门。

我待在原地，一动不动，不敢出声，手里握着步枪，害怕詹姆斯修女会以某种方式通过这扇门，把我抓个现形。她会怎么想呢？她会怎么看待步枪、皮帽、制服和这个暗乎乎的房间呢？她会怎么看我呢？我担心她会对我不满，但我更担心的是，她可能根本没法理解这一切，甚至可能把这当成笑话来看。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如此靠近这样强健的一个形象，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贫乏，意识到服装和道具的荒唐可笑。我不想让她进门。但与此同时，我又希望她能进门，真是矛盾。

片刻之后，一个信封从门下滑了进来，接着我听见詹姆斯修女从台阶上走了下去。我走到窗前，看着她弯下腰坐进汽车，一只手提起长袍，另一只手扶着座椅。她拾掇好、坐稳，再关上门，汽车缓缓地驶上了山坡。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

这封信是给沃尔夫太太（我母亲）的。我把信封撕开，看便条上写了什么。原来詹姆斯修女要我母亲给她打电话。我在水槽里把信封和便条烧掉了，又把灰烬冲进了下水道。

罗伊正在餐桌上绑制飞蝇饵。我一边喝百事可乐，一边看着他。他弯腰凑近，专心致志地念叨着什么。他未加思索便问道：“你想要有个小弟弟吗？”

“小弟弟？”

他点了点头：“我和你母亲一直在考虑组建一个家庭。”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主意，说真的，听到这话我都僵住了。

他抬起头，不再看着老虎钳。“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早就像一家人了。”他说。

我说：“我想是的。”

“我们过得很开心。”他再次低头望着老虎钳，“很开心。我们正在考虑，”他说，“这房子里再添个小家伙多好呀。你可以教他学东西，可以教他射击。”

我点点头。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他说，“不过，我还没想好给他取什么名字。你觉得叫比尔怎么样？”

我说：“我喜欢这个名字。”

“比尔，”罗伊说道，“比尔。比尔。”他又不说话了，盯着台钳上的飞蝇，双手放在桌子上。我喝完百事可乐，就走出了厨房。

翌日，我和母亲一起吃早餐时，罗伊把渔具和露营装备搬到了吉普上。当我准备去上学时，他正在车后捆着什么东西。我朝他大喊：“祝你好运！”他向我挥了挥手，没想到这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等我放学回到家，发现手提箱摊开放在床上，母亲正在叠衣服，并把它们塞进箱子。另外两个手提箱已经装满了。她在自哼自唱。她脸色泛红，动作轻快而笃定，全身上下散发出欢乐的气息。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又要出远门了，我甚至都不需要通过手提箱来判断。

她问我怎么没去射箭，丝毫没有起疑心。

“老师取消课程了。”我告诉她。

“太好了，”她说，“我本来还打算去找你的。你去看看房间里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我们要去别的地方？”

“是的。”她抻了抻一条裙子，“我们当然要去别的地方了。”

“要去哪里？”

她笑了笑：“我不知道。有什么建议吗？”

“凤凰城。”我立即说道。

她没有问为什么。她把裙子放入挂衣袋里，然后说：“真是太巧了，我也想着去凤凰城。我还拿了份凤凰城的报纸，那里有很多工作机会。西雅图也是。你觉得去西雅图怎么样？”

我坐在床上，仿佛感受到了坐飞机的眩晕感。我双腿发颤，感觉自己咧嘴笑了起来，一切都在加速。我问道：“那罗伊怎么办？”

她继续整理行李。“什么叫‘他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也要一起走吗？”

“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告诉他的，他不会一起去的。”她说希望我可以接受这一现实。

我没回答。我怕说了不该说的话，万一他们又和好了，她会耿耿于怀。其实我很高兴能再次上路，也很高兴我们俩又相依为命了。

“我知道你们俩很亲密。”她说。

“没那么亲密。”

她说现在没有时间跟我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等以后有空再说。她努力装得一本正经，但其实都快笑出来了，我也跟她一样。

“最好检查下你的房间。”母亲又对我说。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马上，越快越好。”

母亲打包好行李，我也喝完了一碗汤。她提着手提箱走进前厅，到拐角处去叫出租车。这时候我记起来步枪还没拿。我跑到橱柜那边，看到了罗伊的东西，他的靴子、夹克和弹药盒都还在那边。我拿着步枪走回客厅，等母亲回来。

“不准带走这个。”她看到步枪，冲我说道。

“这是我的枪。”我说。

“别闹，”她对我说，“我受够这些东西了，我讨厌它们。给我放回去。”

“这是我的枪，”我重复道，“是他给我的。”

“不行，我讨厌枪支。”

“妈妈，这是我的枪。”

她望向窗外：“不行，装不下了。”

她犯了个错误。既然她将问题具体化了，就再也无法拿原则来反驳我。“看，”我说，“装得下的。瞧，我可以把枪拆开。”她还没来得及阻止，我就拧开了固定螺栓，把步枪拆成两半。我把一个手提箱拖回到客厅，拉开拉链，将两半儿步枪塞在衣服中间。“看到了吧？”我说，“完全装得下。”

她叉着手，闭口不言，看着我完成整套流程。她再次望向窗户。“那就带着吧，”她说，“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

外面在下雨，我们叫的出租车停住了。司机鸣着喇叭，母亲便从台阶上把其中一个手提箱抛了下去。司机看见了她，就出来帮忙，这个大块头穿着花哨的西部衬衫，身上都被雨淋湿了。我们在车上等着，他则回去把另外两件行李也拿过来。母亲开玩笑说他全身都湿透了，他也开她的玩笑，总望着后视镜，好像担心母亲突然消失似的。我们靠近灰狗站台时，他不再嬉皮笑脸了，而是低沉而急促地问了她一连串问题。我下车时，他把门给关上了，只留他们俩在车里。透过窗上的雨帘，我看到他在不停地说话，而母亲则微笑着摇摇头。然后他们俩都下了车，他从后备厢里取出我们的行李。“你打定主意了，是吗？”他对她说。她点点头。她要付钱给他，他却说不要这个钱了，对他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但她又把钱塞给他，他就拿走了。

他开车离开后，母亲突然大笑起来。“偏偏整这么一出。”她说。我们把行李拖到大厅，母亲兀自笑着，她让我在长椅上坐会儿，由她去窗口购票。车站里只有我们和一户印第安家庭。他们所有人，就连那些小孩，都直视前方，一言不发。几分钟后，母亲买好票回来了。去凤凰城的巴士已经开走了，而下一班车要到那天深夜才发出，不过我们还算幸运——几小时后有一辆前往波特兰的巴士，到了波特兰，再转去西雅图就很容易了。我装得若无其事，但母亲看出我很失望，就用一把零钱“收买”了我。我玩了一会儿弹球机，又为旅途备了些糖果，包括奶味糖豆、糖宝和爱达荷土豆片。不过，等到傍晚我们登上巴士的时候，大部分奶制品都已经进了我的肚子。别的乘客困惑而关切地望着我们。我们犹豫了一下，思考着要不要下车。但母亲拉起我的手，沿着过道走向座位，朝那些看着我们的人点点头，友善地微笑着。

北美洲的大陆分水岭（continentaldivide）是一系列将水系流域大致分隔成太平洋出海与大西洋／北冰洋出海的山脊。北起阿拉斯加的威尔士王子角，往南经过育空地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以及墨西哥，且实际上一直延伸到南美洲与安第斯山脉相连。

跳希米舞（shimmy）时，身体尽量保持不动，但快速抖动肩膀或臀部。此处的跳希米舞用来表达机动车不正常地振动。

大章克申（grandjunction）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

莫卡辛鞋，是一种由鹿皮或其他软皮制成的鞋，前半部分通常有刺绣或其他装饰物，穿起来柔软而灵便。它是美洲原住民的一种传统鞋，后来移民到这里的欧洲人也开始穿着莫卡辛鞋。

萨拉索塔（sarasota）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县，位于佛罗里达半岛西岸，临墨西哥湾。

比弗利山庄（beverlyhills）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西边，被视作财富、名利的代表和象征。

大崩盘（thecrash）通常指1929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盘事件，影响到众多投资者。

玫瑰花车游行（thetournamentofroses）是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于每年1月1日举行的大型新年庆祝游行，起源于1890年。每年来自全美乃至世界各地用玫瑰花与各种花朵装饰的大型花车、乐队及游行队伍，吸引了许多观众。

杰基·库根（jakiecoogan），好莱坞演员，无声影片时代的杰出童星，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

哈罗德·劳埃德（haroldlloyd）和玛莉安·戴维斯（mariondavies）均为好莱坞影星。

盖革计数器（geigercounter）是一种专门探测电离辐射（α粒子、β粒子、γ射线和x射线）强度的记数仪器。

摩押（moab）位于美国犹他州格兰德县，距离盐湖城东南374千米。

萨拉森人（saracen）是中世纪时对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丹尼尔·布恩（danielboone，1734—1820），肯塔基州著名的拓荒先驱。

大卫·克洛科特（davidcrockett，1786—1836），美国开发西部时代的传奇人物，曾当选代表田纳西州西部的众议员，因参与得克萨斯独立运动而战死。

摩门大教堂合唱团（tabernaclechoir）创立于1847年，在博览会、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著名音乐厅等多处演出，被称为“美国合唱团”。

加里·吉尔摩（garygilmore）是犹他州一名罪行累累的杀人犯，他拒绝终身囚禁，公开要求执行枪决，是美国恢复死刑后处死的第一人。这桩发生在1977年的案子引起了广泛关注，作家诺曼·梅勒据此创作了小说《刽子手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