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塔格·布里来看望父亲。总共有三个人向我们讲述威利的故事，第三个便是塔格。
塔格·布里。他看上去就像是从英吉利海峡游泳过来的，被海水冲刷得一尘不染，他的面孔是那么干净清爽，这真是很难得，毕竟他曾经在战壕里待过好几年。我总觉得战壕里的泥污一定不是轻易能洗掉的。他坐在我父亲身旁，以威利的朋友和同一个排战友的身份，讲述自己对威利的回忆。我心里暗想，他算是个干净漂亮的男孩。他对我父亲说，威利死后，他继续留在部队里，一连几个月和南爱尔兰骑兵队驻守在科隆负责交通勤务，因为他自己原先所在的团在战争中被摧毁了。他说，他一直渴望能到都柏林和威利的家人说说话，因为他感觉威利会很乐意他这么做。听他如此一说，我才真正认识到威利在军队里很受人敬重，我想，大家一定都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他。对于面前这个小伙子，我们只知道他的家乡在科克，和我们谈过话就直接回家去，只知道他曾经是威利世界的一部分，那个陌生、黑暗、令人恐惧的世界，但也是个萌生友情的世界。我不知道这为什么特别让我为之心动，在我脑子里上上下下地翻腾。
在塔格·布里说话的时候，父亲静静地坐着，只是偶尔点点头，有时候也摇摇头。至此，我断定那是在1919年的某个时候，当时父亲就要退休回到维克罗去了。都柏林到处都在发生新的谋杀事件，几十名爱尔兰皇家警队的成员丢了性命，有的遭到伏击，有的被杀死在酒馆里，有的死在自己的床上。父亲正当六十五岁，他所熟知的整个世界开始燃烧，熊熊烈焰，滚滚黑烟，交织成一片火海。
“威利是这样一个人，”塔格·布里说，“你不仅仅可以依靠他，而且你心里明白，他在时时刻刻替你留意着危险，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所以我总是在想，这种美德大概跟他的家庭有关，是他的家里人培养了他的思想品质。我想对你们说的是，自从我们把他埋葬那天起，我就一直想对你们说这些话，可怜的老兄，我们把他的来复枪插在他的坟墓上，上面顶着他的头盔，当时有我和中士，还有威利最好的朋友乔·基尔蒂——他后来也死了。自打那天起，我就待在圣考特村附近，在那些地方，战争差不多已经结束，该死的混蛋德国佬已经被赶走了，请原谅我说话粗鲁，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就是……”说到这儿，塔格深吸了口气，不知何故，他的目光投向空荡荡的地板，扫过地板中央那块小小的土耳其地毯，然后落到我身上，他微微一笑，我敢对上帝起誓，我在他的笑容里读出了某种属于未来的东西，就像是一篇宣言。“我想说的是，他爱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听他说起过安妮和莫德，听他说起过您，还有坐在那边的小莉莉，邓恩小姐，他总对我们说你有多么好，长得多么漂亮，说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心想，有朝一日，我最好能来一趟，只为了告诉你们这些话。”
“我们非常感激，”父亲终于开口说道，他浑厚的声音从暗沉沉的胸腔里传出来，充满了整个房间，“非常感谢。你在回家的路上还停下来看我们，真是个好心人，你家里的人一定正盼着见你呢，你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他们该有多么庆幸啊。你在战争中活了下来。”
塔格·布里站起身来，觉得自己该走了，他此行的目的也已经达到。
“没有一个人能像威利那样，”他说，“这是真的。”
“嗳，莉莉，”父亲也站起身，拉住塔格的手握了握，“你把这个小伙子送到门口。塔格，你穿过镇子到火车站去的路上，得留神四周。现在是非常时期，有些人不喜欢看见你的军装。我们这里最近刚刚举行了一次大游行，你知道，是庆祝胜利的游行，成千上万的人走到街上纪念战争胜利，感谢你们这些小伙子，但是现在也有另外一些人偷偷地混在人群里，他们不喜欢看到卡其布军装。真的是不喜欢。”
“好的，先生，我一定会注意安全。谢谢您，先生。”
我走在他身边穿过鹅卵石铺成的广场，突然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因为自己穿着一件夏天的旧连衣裙，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我希望自己出门前带上一件开襟羊毛衫就好了，因为现在是秋天，有一丝寒意，黑沉沉的灰云像一个巨大的盖子罩在城市上空。像塔格这样的小伙子，十八岁就参了军，大概跟威利一样，很快就满二十二岁了，我猜想，除了那种在战火摧毁的城镇里给士兵提供性服务的野女人以外，他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和女性接触过。这并不是说在蒙哥马利和马尔伯勒大街上没有成群结队的妓女，由于驻扎了军营，就是在都柏林城区里也不乏这类女人。不过，我感觉他不知道怎么和我这样的普通女孩聊天，一路上他几乎没对我说几句话。当我们来到通往女爵士街的出口，从卫兵身边经过的时候，那几个爱开玩笑的小伙子硬要逗引我们说几句俏皮话，否则就不让我过去，这时候，塔格让我吃了一惊。他在古老的花岗岩大门的背风处停下脚步，仿佛和我相识了一辈子，说话的语调是那么平静、温和。
“威利经常提起你，”他说，“他非常替你担心。几年前，你们这儿发生了暴动，他更是担心得要命。我经常看见他坐在战壕里，像开水里的龙虾一样，烦躁不安，无缘无故地发火，看样子苦恼极了。所以我特别来看看你，对你说一句：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的。请允许我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现在我见到了你，我知道他所说的关于你的一切都是真的，能见到你我简直太高兴了，真的是这样。”
他伸出手要和我握一下。我一时惊呆了。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事实上，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当作成年女子而不是小姑娘来看待。我觉得，当时的自己仍旧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不过，我感到有一股热流涌遍了全身，我猜想自己的脸颊和脖颈一定像盛开的玫瑰那样炽烈、红艳，我都能感觉得到。
“要是我给你写信，你会给我回信吗？很抱歉，我说话这么唐突。可是，我住在科克城，当然，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回到德国。接下来我不知道自己会干什么。我不愿意告诉长官，我的老父亲加入了爱尔兰志愿军，他根本不希望我待在军队里，所以，我不知道等我脱下这身军装还能不能回到科克。我也许会来都柏林，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什么工作。我听说随便什么地方都很难找到工作。”
我只是点了点头，因为他让我太吃惊了。
“你同意给我写信？”
我拼命想挤出一句话，快说话呀，莉莉，快说话呀，莉莉，说呀。
“是的。”我终于说出了口，这对我来说真是个了不起的胜利，值得来一次大游行，我心想。
他朝卫兵敬了个礼，顺着小路走上女爵士街，然后就一路而去。他在街角转身向后张望，看见我原地不动，双脚在单薄的裙子下面瑟瑟发抖，脸上不由得露出惊讶的神色，他朝我挥了一下手，然后又挥了一下。我的手也举了起来，轻轻一挥。那几个士兵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一个劲儿地笑啊笑。
我深深地陷入对塔格·布里的回忆中，这时候，我听见一辆汽车开到门前，我感觉那发动机的声响很熟悉。沃洛翰夫人还是来了。她像往常一样自己走进了大门，为什么不能呢，这座房子其实是属于她的，自打我退休以后，她就让我住在里面。她并没有义务为我做任何事情。房子是那种非常舒适的别墅，她本来可以租给来避暑的人，租金相当可观。但她并没有这么做。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被安置在这里，我猜想，她的慷慨大方可能会随时间被消磨掉吧。可事情并非如此。
“嘿，嘿，你这儿收拾得真叫一个干净整齐。”她说着走进了厨房。她用一块布兜着一包湿淋淋的东西，一路走到水槽边上，我想那就是她说要带给我的草莓。她身穿白色裤子和浅蓝色衬衫，跟浆洗过的枕头一样洁净。她有六十岁了，按理说，她这辈子经历的所有苦难早就把她压垮了，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学会了从痛苦中挣脱出来。一路上荆棘丛生，她都左躲右闪地绕开了。也许她是最近才战胜了自己的悲哀。在我照料她的那段日子，有几个年头她一直沉浸在哀伤里，习惯性地沉默不语，很少外出与人交往。她丈夫死后，一开头那种深切的丧夫之痛慢慢减缓之后，新的生活让她重新变了个人。她做起事儿来干净利索，说话也是，就像有人把一篮子要说的话一股脑儿放在清水里漂洗、搓揉、上浆。年轻时代的风趣和机敏又回到了她身上。她喜欢开玩笑，尤其是在别人可能说了些真心实意的客套话之后，比方说现在——比尔的葬礼刚过去没几天。不过，我还是更愿意听她那些打趣的话。对现在的我来说，任何安慰都毫无意义，所以我更喜欢她的伶牙俐齿，何况我从小到大跟姐姐安妮斗嘴，练就了唇枪舌剑。
“我看我必须要带你去收拾收拾头发，”她说，“下星期你跟我一起进城，让杰拉德帮你做个发型。咱们的好朋友杰拉德，”她模仿着外国腔说，“他的真名我听说是查克，不过这没什么要紧。”
“你觉得，会有人在意一个八十九岁的老太婆把头发弄成什么样儿吗？”我问。
“这才是头等大事儿。等我到了八十九岁，我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来个造型。我要漂亮得让人无法形容。让他们目瞪口呆去吧。”
我们俩哈哈大笑。
喝过一杯茶，我随她走到外面的前廊。
“这儿一切都好吗？”她问。我生怕她终于要把话题扯到葬礼上，心猛地一沉。我知道这是她最关切的事情，她只字不提让我心里很感激。她自己经历过那么多次痛苦的煎熬，平日里说话总是小心得不能再小心。我猜想自己的脸一定稍稍有点儿往下耷拉。
“站在这儿，我总会想起可怜的诺兰先生。”她说，“我觉得那个该死的排水沟好像有点儿歪。肯定是去年冬天下雪造成的。”
“我看是比以前歪了点儿。”我应了一句，心里非常感激她岔开了话题，虽然她提到诺兰先生让我有些不安。当然，我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我猜沃洛翰夫人也没去，她一向不喜欢葬礼，不过她对诺兰先生很有好感。
“要说排水沟，我一窍不通，可我觉得这个排水沟方向不对。夏天雨水会流到客厅里去。”
她很有把握地下了结论，便钻进汽车开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直愣愣地看着那条惹人心烦的排水沟。夏天的雨水。也许真会流进屋子。可我觉得自己应该活不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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