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达雅带回来她首次当选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得意洋洋地拿给我看。对她来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观察她，看到一个新人正在不断成长，我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被一个大工厂，一个工人集体接受，并在那儿变得完全成熟。目前，我们住在这里，她只能沿着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前进。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总想拉达雅的后腿，想让她回到那个狭窄孤独的小圈子里去，仍然去过那种忙于个人琐事的庸俗生活。我曾经竭力说服她的母亲，告诉她，她生活中的黑暗不应成为女儿前进道路上的阴影，但是徒劳无益。我觉得，达雅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女儿走向新的生活道路上的障碍，同她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握你的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这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建造在从悬崖上开辟出来的一块平场上。周围绿树环抱，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通往山下。房间的窗户敞开着，阵阵微风，吹来了山下硫磺矿泉的气息。保尔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明天有新同志来，那时他又有伴了。窗外传来了脚步声，有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人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深厚的男低音呢？他竭力思索着，忽然想起那在记忆中藏得很深但并没有忘记的名字：“列杰涅夫，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肯定是他，决不会是别人。”保尔确信不会弄错，就喊了他一声。不一会儿，列杰涅夫已经坐在他的身边，高兴地握着他的手了。

“呵，你还活着？有什么让我高兴的事说给我听听？呵，你怎么，当真成了重病号了吗？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医生早就预言我该退休了，但我好像故意同他们为难似的，还在坚持工作。”说着，列杰涅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保尔在他的笑声里察觉出隐含的同情和忧虑。

他们兴奋地谈了两个小时。列杰涅夫讲了许多莫斯科的新闻。保尔从他那儿第一次了解到党内一些重要的决议：农业的集体化、农村的改造等等。他如饥似渴地听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家乡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忙着呢，哪知道这么糟糕。不过，没关系，我原先的情况比你还糟，已经完全卧床不起了。可现在，你看，精神抖擞。现在，你要知道，决不能无精打采地过日子。这样不成！我有时有过不该有的念头：是不是应当休息休息，喘口气啦！毕竟已经上了年纪，再一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时，有时真感到吃力。可是，每次考虑到这个问题，甚至已经着手要卸掉部分担子，但结果都是一样：你想卸些担子，办移交就得花很长时间，晚上在十二点之前都别想回家。机器转得越快，它的轮子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前进的速度与日俱增，结果我们这些老头儿也只好像青年人一样生活了。”

列杰涅夫用手摸了摸他那高大的额头，用慈父般的口吻亲切地说：

“好了，现在说说你的情况吧！”

列杰涅夫仔细听着保尔叙述他自己的生活，保尔觉察到列杰涅夫看着他的目光很有生气，含有赞许的神情。

在浓密的树阴下，在凉台的一角，聚集着几个疗养员。赫里桑夫·切尔诺科佐夫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紧皱着浓眉，在读《真理报》。他穿了件黑色的竖领衬衫，戴了顶老式的便帽，瘦削的脸庞，晒得黑黑的，胡子很久没刮了，一双蓝眼睛深深凹陷进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个地道的矿工。十二年前，他被调到边区担任领导工作，放下了铁镐，可是他的样子就好像才从矿井里出来一样。他不改矿工本色，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以及使用的语汇里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区党委委员和政府委员。他腿上生了坏疽，这种痛苦的疾病不断消耗着他的体力。切尔诺科佐夫痛恨这条病腿，就因为这条腿，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差不多半年了。

坐在切尔诺科佐夫对面，抽着烟卷，若有所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列娃。日吉列娃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人们都叫她“金工姑娘舒罗奇卡”。几乎还是个孩子，她就已经尝过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了。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在埋头读德文杂志，间或扶正鼻梁上那副好大的玳瑁眼镜，他头部的侧影很美，有点像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人像。当你看到这年方三十的大力士抬起他那不听使唤的右腿时竟那么费劲，真会觉得难以置信。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位编辑、作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他熟悉欧洲，通晓几门外语。他的知识很丰富，就是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敬重。

“这就是你同房间的那个同志吗？”日吉列娃朝坐在轮椅里的保尔那边点点头，轻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丢下报纸，脸色豁然开朗。

“是的，他就是保尔·柯察金。舒拉，应当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是病魔在跟他捣蛋，要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放在困难的岗位上是很能发挥作用的。他是最早一批加入共青团的。总之，要是我们帮他一把，我已决定这样做了，那他还能再工作的。”

潘科夫仔细听着他们的讲话。

“他生的是什么病？”舒拉·日吉列娃又轻声地问。

“是一九二○年内战时期留下的病根。他的脊椎骨有毛病。我跟这儿的医生谈过，你知道，他们担心，这种暗伤有可能使他完全瘫痪。真够呛！”

“我马上把他推到这儿来。”舒拉说。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就连保尔也没想到，日吉列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后来，在他病情非常严重的那几年里，他们都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依然照旧。达雅做工，保尔读书。他还没来得及着手做小组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悄悄向他袭来：他的双腿全瘫痪了。现在他能使唤的只有右手。他作了长时间的努力，仍然徒劳无益。他终于明白：他再也不能走动了。他咬紧嘴唇，直到咬出血来。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内心的绝望和由于无法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可是保尔却怀有歉意地微笑着对她说：

“达尤莎，我们俩只好离婚了。咱们并没有约定，遇到这种倒霉的情况还得在一起过下去。好姑娘，我今天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她不让他再说下去。她一时无法控制自己，不禁失声痛哭。她哽噎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抱在怀里。

阿尔青得知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立刻扔下一切，到保尔这里来了。于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生活，老太太和达雅相处得很融洽。

保尔继续学习。

一个阴冷潮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着她第一次获得胜利的好消息回到家里——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此，保尔在家里很少见到她。她常常从当洗碗女工的工作地——疗养院的厨房直接去妇女部，去苏维埃，直到深夜才能回来，虽然十分疲劳，但却接受了许多新鲜事物。接受她作为候补党员的日子已经临近，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个日子的到来。但是，这时新的不幸又从天而降：保尔的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右眼发炎，疼得火烧火燎，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仿佛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现在，一个无法逾越，从而特别可怕的障碍已经悄悄地横在道上，使他无法前进。保尔的母亲和达雅感到无限悲痛，他却极其冷静，暗自下了决心：

“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确实不可能再向前进，要是失明把我过去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部勾消，毁灭了重新归队的希望，那就应该结束生命。”

保尔写信给他的朋友们。他们都回信鼓励他要坚强，要继续同疾病作斗争。

就在他十分痛苦的日子里，一天，达雅无比兴奋而激动地告诉他：

“保夫鲁沙，我是个候补党员了。”

保尔听她讲述支部如何讨论吸收她这个新同志入党，不由回想起自己刚刚入党时的种种情形。他使劲握着她的手说：

“好啊，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我和你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

第二天，他写了封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有便来一趟。晚上，一辆溅满了泥浆的汽车停在门口。沃尔默，一个上了年纪的拉脱维亚人，长着满脸的大胡子，握着保尔的手说：

“怎么样，过得好吗？你的表现怎么这样不像话？起来吧，我们马上就派你下地干活去。”他说着就笑起来了。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待了两个钟点，把晚上还要开会的事儿都忘了。他一面听着保尔激动的讲述，一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他说：

“你别再谈领导学习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睛的病情弄弄清楚。也许，还有希望。你是不是去一趟莫斯科，怎么样？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说：

“沃尔默同志，我需要的是人，活生生的人！我孤单单一个人无法活下去。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和大家在一起。你派些年轻人来吧，就是那些还不成熟的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老想搞得‘左’一点，想组织共产主义公社，嫌集体农庄不够味。要知道，这些共青团员，如果不照管好，往往就会冒进。我从前也是这样的，我了解这一点。”

沃尔默站住了。

“你从哪儿知道这些情况的？这消息今天才由区里传来嘛。”

保尔笑了笑说：

“也许，你还记得我的妻子吧？昨天刚刚入党。是她说的。”

“啊，柯察金娜，那个洗碗女工吗？这么说，她是你的妻子？哈哈，我以前可不知道！”沃尔默稍稍考虑了一下，用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有了，我们可以派个人给你，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他是最合适的人了。你们两人连性格都很相近，就有点像两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喜欢用这些字眼和这些譬喻。而且列夫还可以给你装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经常在他那儿戴上耳机一直听到夜里两点钟。连我妻子都疑神疑鬼了，说：‘老鬼，你每天夜里究竟上哪儿去闲逛了？’”

保尔笑着问他：

“这个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沃尔默走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下来，说：

“别尔谢涅夫是我们这儿的公证人。但是，他当公证人，就像我当芭蕾舞演员一样，不在行。不久前，他是个担任要职的大干部。他一九一二年就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期入党。内战时期在集团军军部，负责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的工作；在高加索消灭过‘白’虱子。他还到过察里津，到过南方战线。在远东掌管共和国最高军事法庭。他吃尽千辛万苦。后来患了肺结核，病倒了。他是从远东到这儿来的。在高加索，他担任过省法院院长和边区法院的副院长。最后，两个肺损坏得很厉害，有了生命危险，才把他送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的来历。公证人的职务很清闲，因此他还活着。我们今天悄悄塞给他一个支部，让他负责，明天又让他参加区委会，接着又叫他领导一个政治学校，还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不论成立什么解决棘手难题的委员会，都必定有他参加。此外，他还是个爱打猎的人，一个热心的无线电迷。别看他只有一叶肺，但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个病号。他的精力非常充沛。我相信，他要是死，大约也会死在从区委赶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了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呢？他在你们这儿，比从前做得还要多。”

沃尔默眯起了眼睛，瞟了保尔一眼，说：

“要是我们让你领导一个小组或者还派你干一点别的工作，列夫也会说：‘你们为什么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可是对自己，他却说：‘在热火朝天的工作中活一年，胜过在病床上苟且偷安地混五年。’看来，珍惜人只有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才能做到呢。”

“他说得对。我也赞成好好活一年，不去混五年。不过，我们有时会任意挥霍精力，这是错误的。我现在才明白，与其说这是英勇，还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没有权利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要是我不那么热心效法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也许我还能再支持几年。一句话，左派幼稚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危险。”

“他现在只是说说而已，要是明天能够起床行走，早就把什么都忘了。”沃尔默心中这样想，但他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列夫到保尔这里来了。他们谈到半夜才分手。列夫在离开他的新朋友时，觉得他所遇到的仿佛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次日上午，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设了天线。列夫一面在房间里安装收音机，一面讲述他生活中最有趣的一些事情。保尔看不见他，但根据达雅的描述，他知道列夫长着淡黄色头发，浅色的眼睛，身材匀称，动作敏捷，就跟保尔在他们刚见面那最初几分钟里想象的完全一样。

黄昏时分，房间里三只电子管亮了。列夫郑重其事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太空中传来一片嘈杂声。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的响声像小鸟在啁啾，从某个地方，好像就在近海，又传来轮船上火花式无线电发射机的声音。然后，可变电感器线圈从杂乱的噪音中突然收到了一个平静而自信的声音：

“注意，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可以收到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播音。疾病久已把保尔同生活隔绝，但现在生活突然从听筒的膜片中冲了进来，让保尔摸到了它那强劲有力的脉搏。疲劳的别尔谢涅夫看到保尔的眼睛里显出喜悦的神情，微微地笑了。

家里的人都已睡熟了。达雅在梦中轻轻地呓语着。她很晚才回到家，又累又冷。保尔很少见到她，她越是沉浸在工作中，晚上空闲的时间就越少。保尔不禁想起别尔谢涅夫说的话：

“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是个党内同志，他们互相就难得见面。这有两个好处：既不会互相厌烦，又没时间吵架。”

他能表示反对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以前，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对他有更多的照顾，更多的温存。但是，那时她仅仅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现在她则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明白，随着达雅的成长，她相伴他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保尔接受了辅导一个小组的任务。

每到晚上，屋子里又热闹起来。跟青年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是使保尔振作起来的力量源泉。

其余的时间他都用来听收音机。母亲喂他吃饭，要费好大劲才能把他的耳机摘下。

无线电把双目失明夺走的东西又送还给他——他又可以学习了。于是，这种能排除万难的强烈的愿望使他忘记了持续的高烧，浑身剧烈的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炎肿，也忘记了生活对他的残酷无情。

当他从无线电里听到，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这一代共青团员之后，新的青年一代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建立了新的功勋，他感到无比幸福。

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了狼群般残暴的大风雪，那乌拉尔地区可怕的严寒。狂风怒吼，但在这风雪弥漫的黑夜，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极其明亮的弧光灯下，在巨大厂房的屋顶上安放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世界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第一代的共青团员冒着风雪铺设的用以运输木柴的铁路同它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了。国家壮大了，人民也成长了。

在第聂伯河上，洪水冲垮了钢闸，汹涌澎湃，淹没了机器，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与这场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仍然是共青团员。他们废寝忘食，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战，终于战胜了洪水，把它赶回了闸口。在这场大规模的斗争中新一代的共青团员站在最前列。在那些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中，保尔高兴地听到了一个他十分亲切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