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旋风般地传遍整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人们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慢慢驶进月台，从车上跳下来两个穿着军大衣、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系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老上校和警备队队长。这下子，城里的人都相信了：数千人沿着白雪覆盖的街道拥上了广场。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些新鲜的字眼：自由、平等、博爱。

热热闹闹的，充满激情与欢乐的日子已经过去，城里恢复了平静，唯有在由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占据的市参议会大楼上空飘扬的红旗表明着所发生的变化，其余一切照旧。

严冬将尽，一支近卫军骑兵团在城里驻扎下来。每天早晨，他们都派骑兵小分队到车站上去抓从西南战线跑出来的逃兵。

这些骑兵生活富足，个个身体健壮，红光满面；军官多半是伯爵或公爵，他们的肩章是金色的，马裤的镶边是银色的，一切都和沙皇时代一样，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

一九一七年快要过去了，在保尔、克里姆卡和谢廖扎·布鲁兹扎克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当老板的还是那班家伙。直到阴雨绵绵的十一月才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车站上来了一批又一批人，大多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当当的、有力的称号是怎么来的，谁也不知道。

骑兵团要想抓住前线的逃兵并不容易。车站玻璃被武器击碎的情况越来越多，从前线溜回来的人成群结队，遇到阻挡，他们便以刺刀相拼。到了十二月初，已是整车整车的士兵拥过来了。

骑兵团封锁了车站，准备截住列车，但遭到机枪的猛烈射击。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的人们从车厢里拥了出来。

穿着灰色大衣的军人把骑兵团赶进市内，然后又回到车站。于是，一列又一列火车呼啸而去。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扎·布鲁兹扎克家里玩了一会纸牌便走了出来，又拐进柯察金家的小院，往草地上一躺。他们都感到无聊：平时常玩的那些把戏都已腻了。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更有意思地消磨这天的时光。这时，背后传来了马蹄声，一个人骑着马疾驰而来。骏马一跃便跨过了公路与院子低矮栅栏之间的壕沟。骑马人对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里姆卡挥了挥马鞭，说：

“喂，我的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里姆卡跳起身来，向栅栏跑去。骑马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的军帽和一身保护色制服上面都蒙着厚厚的尘土，在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支纳卡式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式手榴弹。

“孩子们，拿点水来喝喝！”骑马人请求道。在保尔进屋取水时，他问注视着他的谢廖扎：“小伙子，告诉我，现在城里是什么人掌权？”

谢廖扎急忙讲起城里的情况：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人管事了，自卫队在掌权，夜里，老百姓轮流值班守城。那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呶，知道事儿越多，老得越快。”骑马人笑着答道。

保尔从屋里走了出来，两手捧着一杯水。

骑马人贪婪地一饮而尽，把茶杯还给保尔，扯扯缰绳，立即策马向林间空地奔去。

“他是什么人？”保尔困惑不解地问克里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里姆卡耸耸肩膀。

“一定又要换政府了，所以列辛斯基一家昨天都跑了。既然有钱人往外溜，那就说明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扎确定无疑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理由十分充分，因此保尔和克里姆卡立即同意了他的猜测。

三个伙伴未及仔细谈论这件事情，公路上又传来马蹄声。他们一起拔腿向栅栏跑去。

远处，林务官的房子隐约可见。正是从森林里，从这所房子的后面出现了人群和马车，而在公路附近则有十五个骑兵，手上都横端着步枪。走在前面的两人，一个已是中年，穿着保护色弗伦奇式军上衣，腰间扎着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与他并肩而行的就是孩子们刚刚见到的骑士。中年人的军上衣上别着红色的花结。

“我说对了吧？”谢廖扎用胳膊碰碰保尔。“瞧，红花结，游击队。肯定是游击队，我敢发誓……”他兴奋地大叫一声，小鸟般越过栅栏，来到街上。

保尔和克里姆卡紧随其后。他们三人一起站在公路边上，看着骑马过来的队伍。

骑士们已经来到跟前。刚才见过的那个人对他们点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问：

“这幢房子是谁家的？”

保尔努力跟上骑士，边走边说：

“这儿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看来，他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中年人脸上露出笑容。

保尔手指红花结答道：

“这是什么？一看就明白了……”

居民们拥上街头，好奇地注视着这支开进城里的队伍。三个好友也站在路边，目送着风尘仆仆，神色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中唯一的一门大炮在石子路上咕辘咕辘地开过去了，装着冲锋枪的几辆马车也已驶走。这时，小伙子们跟在了游击队队伍的后面，直到队伍在市中心停下，解散到各个住户家里以后，他们才各自回家。

红军司令部就设在列辛斯基家中。当天晚上，在大客厅里的四脚雕花餐桌旁围坐着四人：指挥部的三个成员和已经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的指挥官布尔加科夫同志。

布尔加科夫把省地图摊在桌上，用指甲在地图上画着路线，对坐在对面的一个高颧骨、长有一口结实牙齿的指挥员说：

“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应当在这儿打上一仗，可我主张明天早晨撤走。夜里撤走固然更好，但是大家都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之前赶到卡扎京。用我们目前的兵力去拼，这是不明智的……一门大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可德国人是一股铁的洪流。我们要和其他后撤的红军会合起来才能作战。同志们，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除了德国人，路上还有各种反革命匪徒。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开拔，开拔之前炸毁车站后面的小桥。德国人要把小桥修复起来，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这样，他们沿着铁路线的推进就会得到遏止。同志们，你们的看法呢？让我们做出决定。”他对坐在桌旁的指挥员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侧边的斯特鲁日科夫咬了咬嘴唇，看看地图，又看看布尔加科夫，终于艰难地把憋在喉咙口的话挤了出来：

“我……我支……支持布尔加科夫。”

穿着工装上衣，最年轻的指挥员也表示同意：

“布尔加科夫说得对。”

只有叶尔马琴科，就是白天保尔和他的朋友见过的那个人，否定地摇摇头：

“那我们干吗要组织队伍？难道是为了不开一枪就从德国人面前撤走？依我看，我们应当在这儿和他们干上一仗，真讨厌再这样溜之大吉了……如果我能作主，我一定要在这儿打一仗。”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布尔加科夫以不以为然的目光看了看他：

“叶尔马琴科，打仗要有战果，明明知道是去送死，还要让人们去做无谓的牺牲，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干。这种做法也很可笑。敌人有整整一个师的兵力，还有重炮和装甲车跟着我们……叶尔马琴科同志，不能耍孩子脾气……”接着，他转向另外两人，做了结论：“就这样决定了——明天早晨撤走。”

布尔加科夫继续主持会议：“下一个问题是联络。既然我们是最后一批撤退，敌后的组织工作就落在我们肩上。这里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城里有两个车站，我们要安排可靠的同志在车站工作。现在我们就决定一下，把谁留下来，大家提名吧。”

“我想，应当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里。”叶尔马琴科走近桌旁说，“第一，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又是电工，可以在车站里找到工作；没有人知道他是我们队伍里的人，因为他要夜里才能赶到。他是个有头脑的小伙子，能够胜任这里的工作。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叶尔马琴科。你们不反对吧？”他问其他两人。“不反对。好，就这么定了。我们给朱赫来留下一些钱，还有委任书。”

“同志们，现在谈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接着说，“这是关于处理城里存放的武器的问题。这里有整整一个仓库的步枪，一共两万支，还是沙皇时期打仗留下来的。这些枪支堆放在一个农民家的板棚里，被人遗忘了。这件事是板棚的主人向我报告的，他想把这批枪支弄走……把这批枪支留给德国人，那当然是万万不可的……我的想法是把它们烧毁，而且现在就动手，赶在早晨出发前全部办妥。不过，烧起来也有危险，板棚在城郊，周围都是穷人的房屋，恐怕要殃及他们。”

身体壮实，胡子拉碴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动身子，说：

“干……干吗……烧掉？我……我想把……把武器分……分给居民。”

布尔加科夫立刻转过身来，对他说：

“你说要分掉？”

“对，好主意！”叶尔马琴科兴奋地喊道。“分给工人和其他居民，谁想要就给谁，至少在他们忍无可忍时可以对德国佬骚扰骚扰。明摆着的事情，德国人来了，日子会很难过的。到了走投无路时，人们就会拿起武器。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对，分掉。要是能运一部分枪支到农村去就更棒了，农民会藏得更加隐蔽。一旦德国佬敲诈勒索，嗨，这些枪支就派上大用处了！”

布尔加科夫笑了：

“不过德国佬会命令把枪支上缴，大家还会交出去的。”

叶尔马琴科反驳道：

“不会所有的人都交出去的。有的人交，有的人就不交。”

布尔加科夫以探询的目光将大家扫视一遍。

“把枪分掉，把枪分掉。”年轻的工人也支持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

“好，那就把枪支分发出去。”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他说着，从桌旁站了起来。“现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早晨之前，我们还可以休息一下。等朱赫来到了，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和他谈谈。叶尔马琴科，你去查查岗吧！”

其他人走了以后，布尔加科夫走进与客厅相邻的原房主的卧室，他把大衣铺在床垫上，躺了下来。

早晨，保尔从配电站下班回家，他在这儿做司炉助手已经有一年了。

城里洋溢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活跃气氛，保尔立刻就感觉到了：沿路他碰见越来越多扛着一支、两支甚至三支步枪的居民。保尔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向家里奔去。在列辛斯基庄园旁边他看见昨天遇见的那些人正在上马，准备外出。

保尔跑进屋里，匆忙洗了把脸，听母亲说阿尔青还没回来，就又冲了出来，向住在本城另一头的谢廖扎·布鲁兹扎克家奔去。

谢廖扎的父亲是个副司机，他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和一份小小的家当。谢廖扎也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白白胖胖的妇女，不满地看看保尔：

“鬼知道他在哪儿！天刚亮就出去了，中了邪似的，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他肯定就在那儿。真该收拾收拾你们这班拖着鼻涕的勇士，实在太胡闹了，真没办法，才比那瓦罐高上两寸，也要去领枪。你告诉他这个小无赖，哪怕他只带一粒子弹回家，我也要把他的脑袋拧下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里拖，你还得为他担惊受怕。你干什么，也想到那儿去？”

保尔已经不再听谢廖扎母亲的唠叨，早就窜到街上去了。

在路上，保尔又看见一个人，两肩各扛一支步枪。他急忙走上前去：

“大叔，告诉我，你从哪儿搞到的？”

“是在维尔霍维那大街那儿发的。”

保尔拼命向维尔霍维那大街跑去。跑过两条街，他撞上一个男孩拖着重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

“你在哪儿拿到的枪？”

“在学校对面，游击队发的，不过已经没有了，全拿光了。发了整整一夜，现在只剩一堆空箱子。我这是第二支了。”他洋洋得意地说。

这个消息让保尔十分沮丧。

“哎呀，真倒霉！应当不回家，直接去那儿就好了！”他绝望了。“我怎么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突然，保尔心生一计，他猛然转过身来，三窜两跳就追上了刚刚走过去的男孩，使劲夺下他手中的枪，并用不容反驳的口吻说道：

“你已经有了一支，够了。这一支给我。”

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激怒了男孩，他向保尔扑了过去。但保尔后退一步，举起刺刀，吼道：

“走开！否则刺刀就要见你的血！”

男孩气得哭了起来，他虽然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只得骂骂咧咧地转身跑了。保尔心满意足，拔腿奔回家去；他跳过栅栏，跑进小板棚，把得来的枪支放在屋顶下的梁架上，然后开心地吹着口哨，进了屋门。

舍佩托夫卡城的中心地段是市区，四郊是一片农舍，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里，夏日的夜晚十分迷人。

在这夏日迷人的、幽静的夜晚，青年人都走出家门，姑娘们，小伙子们，在自家台阶旁，在花园、庭院里，甚至就在大街上，坐在建筑用的圆木堆上，他们三五成群，对对双双，到处荡漾着歌声和笑声。

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星星犹如萤火虫一般，在天空深处时隐时闪，而人声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喜欢拉他的手风琴。他会深情地把音色悦耳动听的维也纳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手指轻轻触动琴键，由上而下迅速地拨出一串连续的滑音，低音键一声和鸣，手风琴便奏出了豪放、嘹亮的乐曲……

手风琴张张合合，不停地扭动。听着这委婉、悠扬的乐曲，怎么能不想跳舞呢？你的双脚会不由自主地活动起来。手风琴起劲地演奏着——生活在世界上多么美好！

今天晚上特别欢快，一群活泼爱笑的年轻人聚集在离保尔家不远的圆木堆上，笑得最响的是保尔的邻居加林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和男孩子一起唱歌跳舞，她的嗓音低沉、圆润。

保尔有点怕她，因为她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她和保尔并排坐在圆木上，紧紧搂着保尔，哈哈笑个不停：

“咳，你呀，豪放的手风琴手！可惜还是个没有长大的毛头小伙子，要不就可以做我称心如意的男人了。我就喜欢拉手风琴的，他们让我的心都陶醉了。”

保尔满面羞红，幸好是晚上，别人看不见。他挪动一下身子，想离加林娜远些，但加林娜紧紧搂着他不放。

“你想往哪儿躲啊，亲爱的？真是个小女婿呢。”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的肩上感觉到她那富有弹性的胸部，这使他局促不安，心旌摇曳。周围的笑声打破了街道上惯有的寂静。

保尔用一只手抵住加林娜的肩头，说：

“你妨碍我拉琴了，离远一点。”

又是一阵哄笑，有人挑逗，有人取笑。

玛鲁霞过来解围了：

“保尔，拉一首忧郁的曲子吧，要能打动人心的。”

手风琴的风箱悠悠展开，保尔的手指轻轻弹动。这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家乡民歌。加林娜带头唱了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随声附和：

远离家乡的纤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