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被责骂；

当我们用盲杖不停敲打地面，

聒噪的声音让别人躲避不及；

当我们打开收音机，

无论怎样调低电台的声音，

在别人的耳朵里，

总是嫌大。

但是，我心中，

还有一线希望。

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拿着打工赚来的收入，

给父母买一件新衣，

添一双新袜。

我也希望，

有一天，

膝下也有儿女，

在耳边，

和我说说悄悄话。

夜深人静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想家，

挂掉父母的电话，

我能想象，

他们两鬓的白发，

还有心中割舍不断的牵挂。

我会努力，

让父母不因我是盲人而终生活在阴霾之下，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

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疼痛在各位医师和护士的护理下一点点缓解，头上的水肿消退，但是伤口的痛开始立体清晰起来。由于根本无法入睡，我不得不吃一些止痛药才能睡得安稳。

右手伤势相对较轻，已经拆除了石膏，露出了可怕的伤痕，红红的，缝合线像一条蜈蚣一般趴在那里，四十多针，足足有十几厘米长。左臂依然没有知觉，我开始感到有些焦虑和担心，我不敢想象假如我真的失去了左手，我的生活会是怎样——还有好多患者在等着我做手术，我是否还能继续此生热爱的医疗事业？甚至连上个卫生间、洗个脸可能都会变得很费劲——这该是怎样的体验，难道下半生我真的要过半残疾的生活吗？

人总是这样，在身体好的时候，我们会完全忽略这些肢体和器官的存在；当它出问题了，才一下子意识到身体的重要。左臂像被冻在一块寒冰里，伴随着千万根针扎似的疼痛。我让护士帮我找一点暖宝宝贴在上面，心想这样也许会好受一点。但是因为左臂毫无知觉，护士怕我烫伤，只得贴一会儿便取下来，过一会儿再贴上去，如此反复。同样，疼痛让躺着的我也百般难受，辗转反侧。好在医院帮我安排了一位和善的护工大哥，他不断地配合着我折腾。他安慰我：“你这不算啥。”他看护过的好多患者都没挺过去，撒手走了。大哥人实在，这话让当时的我又生出了力量。

我开始回忆曾经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包括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余华先生的《活着》等，那些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以及坚韧不屈的性格，一幕一幕地在我脑中滑过。与之相比，我此刻躺在宽敞先进的病房里，有这么好的医护同人的照护，我的境地和他们比起来总还是好上太多。

我又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些病人，好多都是无数次从鬼门关里爬出来的，他们的模样此刻再次闪现在我眼前，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与不屈。从医生到病人的角色转换，让我一下子有了别样的感受。我曾经那么无知、轻易地鼓励他们面对病痛，而现在我才知道，这份鼓励背后需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考验。想到此，我心中不免多了一份力量和从容，那时我便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算我的左臂从此无法动弹，至少我还活着，还可以做其他有意义的事。

《牛棚杂忆》里季羡林先生说，既然决定活下去了，那就要迎接更激烈更残酷的战斗，这个准备我是有的。

派出所的警察大哥们找到我，我才恍然想起这件事的缘由，之前在鬼门关前挣扎完全无暇顾及于此。当他们告诉我行凶人的姓名时，我真的完全愣住了，这种吃惊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后很久。

我实在找不出他伤害我的理由——他是我三个月前接诊的一个病人，生下来双眼高度近视，一年前右眼视网膜脱离，之前在别的医生那里做过三次手术，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找到我时他的眼球已经是萎缩状态，视网膜全部脱离并且僵硬。我反复告知他，最好的医治结果也只能是保住眼球，保留一点视力，但他不想放弃，坚持想试试。

后续大家在一些访谈中也了解到，那时我腰伤复发，疼痛难忍，但还是坚持把他的手术成功完成。我自认为我的治疗过程完全没有问题，我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个成功案例的病患最终差点要了我的命。我问杨硕大夫，他也难以理解。他说这个人之前就来医院投诉过，坚持认为医院的治疗水平有问题，实则他这样的情况，相信90％的医院都会放弃的，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力量保住了他的部分视力。

我在病床上久久难以平静，辗转反侧，我认真回忆和他短暂接触中的每一秒：他身材健硕，面目阴郁，话不多，在与我的沟通中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的情绪，治疗过程中也很配合。从他的形象穿着来看，生活并不宽裕，手上有着终年劳作留下的粗糙痕迹，应该是务农或者体力工作者。手术后我还特意为他尽量节省医治费用。他的左眼并没有太大问题，可以自己伏案写字，并不太影响正常生活。那到底是为什么，他对我有如此大的仇恨，非要置我于死地？

我的心开始狂跳，从医这么多年，我从未对任何病人轻视怠慢，所以我从来不惧怕任何投诉。医院的同事们都知道，我从不接受协商调解，并不是我固执高傲，而是我自认为，我已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坚信这是我最好的方案，如果因为投诉而委曲求全，那将是对我从医品格的侮辱。然而，在我不了解的患者心里，他们又是如何想的呢？那一刻，我感到毛骨悚然。

妻子和其他来看望我的同事都劝我，别想那么多，但是我最近几天命悬一线、遭受痛苦折磨的经历，以及我坚持这么多年从医的初衷，让我不能不想那么多。在我心中，我一直认为医生和患者本身并不是对立的，相反，是共同面对病痛的战友。我们彼此协作，共同战胜这个敌人，为什么会自相残杀？我低头又看见身上清晰的伤疤，真实可见，而且警察大哥也确认是他所为。澎湃起伏的心绪让疼痛加剧，头上像戴了一个金箍，此刻正受着紧箍咒的考验。我痛得身体都有些痉挛，不得不停止思考，服一些止痛药才能睡去。

后来有媒体朋友问我，当时恨不恨他，我的回答是，我可以理解，但不能原谅。在病痛的疯狂折磨下，我无法做太多思考，但我为身在医疗行业的同行们不平。

在icu住了十天，我转到了普通病房，此刻疫情全面蔓延开来，这个年过得可谓终生难忘。我在病房与病痛生死较量，而我的医护同人们一个个英勇奔赴前线，每每妻子帮我拿来手机，看着新闻里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都让我热血沸腾。也许只有干这行的，才能真正明白其间的辛苦与风险。新冠的传染性较我之前参与抗疫的非典可怕得多，稍有一丝不慎就会被传染。听到某某医护工作者在救治过程中牺牲，我心里的痛难以言表。看到抗疫图片中一个个医护人员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累瘫在地上沉睡，依然拼着最后一丝力气站好自己的岗位，我也感同身受。我想如果我没有出事，也许也正同他们一起奋战在前线，这大概是我们从医者心底的一种使命感，是医生的一种本能。

直到转到普通病房，我才见到父母，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们这段时间的心情，后来我才知道父母看到昏迷时的我哭到差点晕倒。但此刻他们见了我，没有流露出一点绝望痛苦的神情，我爸只是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的一个故事。我爸童年时期生活非常艰辛，祖父撒手而去，留下他们孤儿寡母三个讨生活。他一个人上山砍柴，因为一次失误，镰刀在小腿上划下了一道十几厘米长、三厘米深的大口子，他硬是拿衣服捆住大腿根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回到家。讲完，他便没有再说什么。父亲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他能和我讲这些，我完全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

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整个北京进入高度戒严状态，多数人都同我一样只能守在一个方寸大的房间里等待。相比之前的疼痛，转到普通病房后的体验可谓从地狱回到了人间。

我的起居饮食也慢慢恢复正常，可以下地简单地移动，右手的伤疤愈合得很好，头上刮掉的头发也长出了一厘米左右，左手的冰冻感也缓解了不少，只是仍然没有太强烈的知觉。这些我也逐渐习惯，我开始能自己用右手翻阅一下手机，看到好多好多的信息。我一一查阅，全是关心鼓励我的话，奈何我无法一一回复，只能发个简单的感谢表情。此时我微博的评论区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留言转发最高峰，我非常惊讶，不太敢相信真的会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心里忐忑又受宠若惊。一些媒体朋友私信我，或者找到我身边的相关人员，表示想对我进行采访。思虑良久，最终决定还是以视频的形式向大家通报一下我的现状，更多的是借此表达一下感谢。

在我心中，我一直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因为这次事件引发了一些关注，用不了几天，热点一过，我还是我。只不过事实远比我想象的夸张，因为我，医患关系的问题再次被推上舆论高峰，大家在为医生同人们叫屈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我深深的同情。那几天，我每每拿起手机，都会看到数以万计的有关我的话题和评论。大家关切的内容非常多，不仅对我，还有对从医工作人员这个群体，对医疗行业，对法律行规，对信仰……

成名，在我的字典里从未有过。刚学医的时候，我曾想过，如若有一天我做的科研项目取得成功，我的名字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医学杂志里，那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

而今，好像是一瞬间，我从茫茫人海中被一双手拎了出来，被大家认识，被那么多人关心，还有这么多媒体主动联系我、采访我，让我站在镜头前。

我有些恍惚，同时一种莫名的压力随之而来。

在此之前，我一直有一条清晰的人生之路——我要在行医坐诊的同时，致力于科研，沿着医学界前辈的路踏实地走下去。然而，突如其来的灾祸像一阵飓风将我腾空卷起，让我重新审视那个埋头行进中的自己。

留言中，有太多让我眼眶发热的话语，很多都是来自我的患者。于我，他们真是太过不幸的人，可能太多拥有正常视力的人无法想象当一个人眼睛出了问题，甚至失去了光明的状态。世界在他们眼前是模糊的、黑暗的，他们连最基本的穿衣吃饭都会比我们困难得多。光明，于他们而言，值得用全部去交换。

一位患者的母亲托人过来，说她愿意把自己的手捐给我；天赐的爸爸，听到消息哭得不能自已，全家人为我录了一个很长的安慰视频；信奉基督教的患者，不断为我的康复而祷告；信仰佛教的患者，送来了鲜花；还有患者给我留下大段大段的信息，心疼我、鼓励我，字字真心，句句动人。每每看到这些，我的眼眶都会湿润，回顾整个受伤的过程，我好像都没有流过眼泪，然而此刻，实在难抑。

我时常问自己，何德何能拥有这么多人的爱，而这些爱不掺杂名利、目的，是最真切的爱护。他们是不幸的，上天在他们的眼前蒙上了一层黑纱，但他们的内心却通透明亮。

慢慢地，我开始不再纠结这个人为什么要杀我，我为什么要遭此厄运。砍伤我的人，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我选择客观面对；碰伤我的石头，我没有必要对它拳打脚踢，而是要搬开它，继续前行。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用其一生证明绝处再生的意义：人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在外界事物与你的反应之间，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

我想如今我有此遭遇，也许就是生死边界的一次考验——把这件事当作我的一段独特经历，让我从医生变成患者，真正体会一下在死亡边缘的感受，对患者的心态更加理解，对医患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对从医的使命更加坚定。

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上天为我关上了一扇门，必定会为我开一扇窗。

我并不希望我受伤这件事被太多人关注，在我的眼里，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生死边缘挣扎，相比起来，我和他们并无二致。这件事真正的意义在于，我能为这些关注我的眼睛呈现什么样的价值。

我决心以我的经历作为教训，为我的从医同人们呼吁一下安全的从业环境，这次伤痛宛如噩梦，我完全不想回顾，只希望到我这里为止，永不再现。我知道改善医患关系关联太多层面，但如果因此能在医院门口装上一道安检之门，也算对我受此一劫的莫大告慰。

《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一书是我近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我想赶快完成，把这本书交给人民卫生出版社来进行后续工作。因为当时颅内有水肿，还有出血，我担心伤后存有后遗症，不想半途而废。

再者是持续推进公益计划。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技术与手段相对有限，世界上终归还是会有很多失明的人，如果我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或许能帮助他们改变人生，让盲人享有该有的权利，能独立并快乐地生存于这世间，也是我受伤后拥有这点影响力的意义所在。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的心态一下子舒展多了，护士都说我开始笑了，还时不时和来看望我的人打趣开玩笑。心态的轻松让病痛开始有些畏缩，我能明显感觉到身体恢复的力量：最让我难受的头痛在慢慢消退，只是不时又跑回来折磨我一会儿又逃掉；左手没有那么冰冷麻木了，慢慢地好像有了知觉复苏的意思。

因疫情的影响，我的病房非常安静，除了妻子安顿好孩子后来照看我，以及偶尔来探望我的领导和同事，我大多数时间都是独处，没有工作，没有接不完的电话，没有七七八八的琐事，只有我自己和自己思考、对话。这是我有生之年都没有过的一段修心时光，我回忆起很多人、很多事，我越发感受到生命的伟大和人性的多样化。对于那天的事，我也不再回避，可以客观地回忆，身边的人也逐渐从不同角度向我诉说了当天的经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问杨硕大夫，你看到歹徒对我乱砍，手无寸铁就冲上去，你不怕吗？他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本能。我又问，假如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还会上吗？他说得斩钉截铁：“会！”他看不了这种打杀的行为，也听不得绝望痛苦的惨叫。我用恢复较好的右手紧紧抓住他的手，我们相视无言。

过了很久，我又见到当天为我挡刀的患者家属田女士以及舍身将我抢救到诊室的护士陈伟微，她们的第一反应是先安慰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当时的行为是多么勇敢与伟大。陈伟微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细微的伟大，她把她领到的六千块见义勇为奖金悉数捐给了盲童，这就是平凡人，我们都如此相同。

正是因为身边的这些人的影响和触动，我决定接受媒体采访，希望能尽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不管是对医护安全的呼吁，还是对盲童的救扶，或者是从这件事上给大家一些正面的思想引导，都可算作一个平凡人的善举。

在接受几家媒体采访的同时，我看到北京市首次立法保障医院安全。在我刚刚发出呼吁的当天下午，就得到三位民主党派人士向政协上交提案的消息，并且在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正式出台《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北京所有医院都将建立安检制度。突然间，我身上多了一层更深层次的使命感。

既然世界可以无纪律、无原则地用榴梿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它做成比萨了。平凡的我也想通过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影响力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性的善良，让更多的病患得到救治，让更多对生活迷茫和抑郁的人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让更多从医的或者打算从医的年轻人坚定自己的梦想。

于是，我决定写下这本书，我不想记录我平凡生活的点滴，而是更多地展现我从医二十年来，从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患者和朋友身上以及书本里吸收到的能量，关于善恶，关于生死，关于医患，关于人性，关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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