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好像很迷恋这种事——把东西捡起来。我都不能借她的衣服，除非我之后把它们挂起来或是放到洗衣机里。她说：‘地板又不是衣柜。’”

我顺着楼梯走进主卧。床没有动过，羽绒被一丝褶皱都没有。梳妆台上摆放着各式瓶子。毛巾叠得整整齐齐，依次放在毛巾架上。

我打开那个巨大的步入式衣橱，走进去。我能闻到克里斯蒂娜·惠勒的味道。我摸着她的长裙、短裙和衬衫。我把手伸进她上衣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出租车票、一个干洗标签、一枚一英镑硬币，还有一盒饭后薄荷糖。有些衣服她已经多年未穿。陪她一路跋山涉水的衣服。这是一个曾经富有、突然间钱不够花的女人。

一条晚礼服从衣撑上滑下，落到了我的脚边。我把衣服捡起来，感受着织物在我指间滑动。还有满满几个鞋架的鞋子，至少有几十双，整齐地摆成几排。

达茜坐在床上。“我妈喜欢鞋子。她说那是她唯一的奢侈。”

我记得克里斯蒂娜在桥上穿着的那双大红色的周仰杰皮鞋。宴会鞋。下层鞋架的一端有一双鞋子拿走后留下的空当。

“你妈习惯裸睡吗？”

“不。”

“她曾经裸身在家里徘徊吗？”

“没有。”

“她脱衣服之前会拉上窗帘吗？”

“我没太注意过。”

我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外面是一块地，上面有菜园，还有一个温室，温室门口种着一棵榆树。蜘蛛网像细纱布一样交错着缠在树枝上。人们能轻而易举地观察房子里的情况而不被发现。

“如果有人来到门口，她会打开门，还是插上防盗链？”

“我不知道。”

我的思绪不停地回到电话旁边的衣服上。克里斯蒂娜赤身裸体，却并未尝试拉上窗帘。她没有把衣服叠好或是放到椅子上。无绳电话掉到了地上。

达茜说她妈妈没有男友或情人，她可能说错了，但床上也没有睡过的痕迹。没有避孕套，没有纸巾，并且没有闯入者的痕迹。看上去没有东西被弄乱或是丢失。没有翻找或是挣扎的迹象。房间里干净、整洁。这不是一个放弃了希望或是不想活下去的人的房间。

“前门是锁着的吗？”

“我不记得了。”达茜说。

“这很重要。回家的时候，你把钥匙插进锁孔。你当时用了两把钥匙吗？”

“没有。应该没有。”

“你妈有雨衣吗？”

“是的。”

“什么样的雨衣？”

“就是一件便宜的塑料雨衣。”

“什么颜色？”

“黄色。”

“雨衣现在在哪儿？”

她带着我走进门厅——衣架上空无一物。周五那天在下雨。大雨倾盆。她选择穿雨衣，而不是带伞。

埃玛正坐在厨房桌子边，拿着彩色铅笔向一张纸发起进攻。我从她身边经过，走到客厅里，努力描绘周五当天的情形。那是平凡的一天，一个女人正在做家务，洗杯子，擦拭洗碗池，然后电话响了。她接了电话。

她脱下衣服，而且没有拉窗帘。她全身赤裸，只穿了一件塑料雨衣出门。她没有锁门。她走得很匆忙，手提包还放在门厅里的桌子上。

厚厚的玻璃咖啡桌面由两只陶瓷大象支撑着，象牙向上扬起，顶部被磨平。我在桌子边蹲下来，低下头，顺着光滑的玻璃表面观察，注意到上面有彩笔或是口红的小碎屑。她就是在这儿往肚子上写了“荡妇”两个字的。

桌面上还有东西，一些不透明的圆点和用口红画的短线。那些圆点是泪痕。她当时在哭。那些线可能是圆形字母的边缘，只不过写到了纸外面。克里斯蒂娜用口红写了什么东西。不可能是电话号码，她本可以用笔。更可能是一条信息或一个符号。

四十八小时前，我亲眼看着这个女人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自杀无疑，但从心理层面上看，这说不通。她的所有举动都暗示着这是有意为之，但并非自愿。

克里斯蒂娜·惠勒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明白。她说得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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