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弄错了。今天我去领新一期的报纸（报纸还是很薄，内容也主要关注西德激进左翼组织的行动）时，维维安还是跟平常一样，态度冷漠而充满蔑视。没有看到安娜和蒂娜的踪影。维维安一反常态地说请我喝杯酒，一杯威士忌，这一次我决定接受。我们进行了奇怪的交谈。

我：那么，你在剑桥念的是哪个学院？

维维安：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怎么了？

我：我在牛津。耶稣学院。

维维安：瞧瞧我们俩，蒙斯图尔特，祖国的花朵呀。你念的是英文吧，一定是的。

我：实际上，是历史。

维维安：你对德国目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我：我认为他们完全疯了。都是幻觉。暴力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维维安：错。况且，这也不是暴力。这是反暴力。区别大着呢。

我：你说是就是吧。

维维安：你进过监狱吗，蒙斯图尔特？

我：进过。

维维安：我也进过。我在剑桥警察局的牢房里被关了三十六个小时。对你来说，那应该算是暴力吧。我是在进行合法的抗议，反对希腊的法西斯将军们，国家却剥夺了我的自由。

我：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瑞士与世隔绝的监狱里被关了两年。当时我是在为我的祖国而战。

维维安：两年？天哪……

这让他闭了一会儿嘴。他把我们的酒杯倒满。

维维安：你喜欢旅行吗？

我：我不介意小小旅行一下。

维维安：嗯，那你想去国外小小旅行一下吗？

在给我讲述大概的行程安排时，维维安非常谨慎。所有的开销都将由spk承担，我要做的就是乘轮渡从哈维奇去荷兰角，再去汉堡附近一个名叫瓦尔德巴赫的镇子。在那儿，我要住进一家名为加斯陶斯—凯塞林的小酒店，有人会来跟我接头，并给我新的指示。每天晚上六点钟，我都要给纳皮尔街打电话，汇报情况，但我只能跟维维安本人说话。我们的暗号是“摩加迪沙”。如果跟我说话的人没有重复“摩加迪沙”这个暗号，那我就什么也不能说。只有你和我知道这个暗号，维维安说，只有这样我们的交谈才是安全的。

“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我说，“为什么？”

“念起来很好听啊。”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加入了‘摩加迪沙行动’？”

“要是这么想能让你开心，蒙斯图尔特，那你的确是加入了。”

我们坐着，又喝了更多酒。我问维维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别问我，这样我就不会对你撒谎了，蒙斯图尔特，他说。酒瓶眼看就要见底，我们都有点生气了。你相信什么，约翰？我问他。我相信以各种形式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说。你这是在逃避，这个回答太笼统了，我说，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接着，我跟他说了福斯蒂诺·安吉尔·帕雷迪斯的故事——他是我的朋友，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三七年死于巴塞罗那——还有那一年我们俩在阿拉贡前线逐步建立起的信条。我特地隐去所有人的名字和具体的日期，我想让他掂量掂量这段经历隐含的意义，以及其中真实的人生。我们那两种恨和三种爱的信条：恨不公、恨特权，爱生活、爱人类、爱美好。维维安悲伤地看着我，把最后的威士忌倒给自己，说：“你还真是个顽固不化的笨老头，是不是？”

10月6日，星期四

今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邮箱里被塞进两个信封。第一个里面有一百英镑现金，一张从滑铁卢去瓦尔德巴赫的火车票，还有加斯陶斯—凯塞林酒店从周六开始的客房预订确认函。另一个信封里有两千美元，都是五十元面额的，并附了张纸条，说我在瓦尔德巴赫的接头人会告诉我应该把这笔钱给谁。我将在星期六早上出发——看来“摩加迪沙行动”已经启动。我发现自己既紧张又兴奋，甚至带着学生般的期待，这样的心情有点奇怪，尤其是在我这个年纪。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艾比学院，准备去参加夜间演习。

“摩加迪沙行动”备忘录

瓦尔德巴赫是个小镇，横跨一条水流缓慢、曲折蜿蜒的小河两岸（我忘了这条河的名字）。小镇的南边，有个损毁大半的城堡，城堡周围簇拥着一些斜顶木屋。河北岸是新镇（大部分是战后建的，主要是一所规模很大的教师培训学院的功能性建筑）。加斯陶斯—凯塞林酒店就坐落在这里。我的房间在酒店后面，能看到停车场和电影院。我是星期六晚上十二点之后到的，到了就直接上床了。

星期天，我去城堡探险，在城堡脚下的小广场吃了午餐。晚上，我在加斯陶斯酒店的餐厅吃饭，然后在住客休息厅看书（约翰·奥哈拉的自传——这是位被严重低估的作家）。星期一，我重复了以上程序，只是晚上没有看书，而是去电影院看了场配音配得很差的电影，《秃鹰七十二小时》——要是我能看懂电影到底在演什么，那它应该是挺好看的。

我牢记着六点给纳皮尔街打电话的事（昨天晚上没人接电话）。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摩加迪沙。”

“喂？”

“摩加迪沙。”

另一个人拿起了听筒。“是你吗，洛根？”是安娜。“是我。我能跟约翰说话吗？”

“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好得很。”

维维安来接了电话。

“摩加迪沙。”

“嗨，蒙斯图尔特。一切都还好吗？”我挂了电话，两分钟后又打了过去。

“你他妈在玩什么呢，蒙斯图尔特？”

“摩加迪沙。”

“好吧，摩加迪沙，摩加迪沙，摩加迪沙。”

“如果你不遵守，那搞个安全流程还有什么意义。”

“安娜就站在我旁边呢。我总不能到处嚷嚷‘摩加迪沙’吧。”“那我们要换个暗号吗？”

“不，不，不。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有看到接头人。”

“那就奇怪了。好吧，你继续待在那儿。”

星期二，我步履艰难地跨过通往城堡的桥梁，但我受不了再进去一次了，我带着自己的书在咖啡馆安顿下来，点了啤酒和三明治。天气寒凉，我坐在店里——里面基本空荡荡的。

两个女孩走进来，坐下。我感觉到她们都盯着我，窃窃私语地讨论着什么。两个人的头发都染得很难看——一个染成金色，一个染成胡萝卜似的红色。最后，我终于朝她们望去，笑了笑——这似乎让她们下定主意，坐到我这一桌来。

“你他妈的在搞什么？”金发女子严厉地悄声对我说。

“我们他妈的在火车站坐了两天。”胡萝卜头说。

我解释，我接到的指令并没有说要在火车站跟谁碰头。我道了歉，并提议请她们喝酒，就算是讲和。她们喝了两瓶啤酒。她们的英语都说得很好，不停地抽烟。

“我叫蒙斯图尔特。”我说。

“你怎么这么老？”金头发说，“他们在英格兰找不到年轻人吗？”

“不，不，”胡萝卜头说，“这招儿很聪明。太他妈聪明了，你仔细想想。像他这种穿着套装和大衣的老头，没人会怀疑什么的。”

“是呀……”金头发说，“我，呃，叫英格褒。”

“我叫波吉特——不，是叫佩特拉。”红头发诚实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她们俩都忍着没笑。

“我相信你们俩有要给我的指令吧。”我说。

“没有，”佩特拉说，“我想，是你有东西要给我们吧。”

“我得先打个电话。”

我走到电话亭，不知为何，给纳皮尔街打了个对方付费的电话。

“你愿意接听洛根·蒙斯图尔特先生打来的由您付费的电话吗？”

“当然不愿意。”蒂娜·布朗维尔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跟佩特拉和英格褒说，她们只能那天晚上迟点再跟我碰头了，等我六点钟给伦敦打完电话再说。我们约定在车站对面的咖啡酒吧见面。

我在约定时间给维维安打电话。

“摩加迪沙。”

“别他妈废话了，蒙斯图尔特，这又不是童子军。”

“这是你的主意呀。”

“好吧，好吧。发生了什么事？”

“她们跟我联系了，但她们没有指令。”

“去他妈的！”维维安破口大骂了好一会儿，“他人呢？能让他来接电话吗？”

“谁？”

“接头人啊。”

“实际上，是两个女孩子。我稍后会跟她们碰面。”

他说他会打几个电话，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闲逛到车站，发现佩特拉和英格褒坐在灯火通明的咖啡馆窗边。我们点了烤鸡和薯条，喝了啤酒。两个女孩都抽烟。我从佩特拉的肤色推测，她原本应该是金发，后来才染成红色。她有双蓝眼睛，总是面带愠色，噘着嘴巴，脸上有很多小痣。英格褒原本应该是黑头发，后来用双氧水将头发漂成金色——她嘴唇很薄，棕色的眼睛总是滴溜溜转着，下巴上有道竖缝。

我们边吃边聊，就像在大学食堂里碰面的交换生。她们对spk和约翰·维维安都很好奇。我只能含糊其词地回答她们。

“你认识伊恩吗？”佩特拉问。

“认识，不熟。”

“可怜的伊恩。”英格褒说。

“为什么是‘可怜的伊恩’？”

“那帮猪猡朝他开了枪。他们杀了他，开枪把他打死了。”

“我们说的肯定不是同一个伊恩。”我说。

佩特拉看着我：“你有枪吗？”

“当然没有。”

她打开她的手袋，给我看里面的东西，像一把自动手枪。

“我也有一支，”英格褒说，“还有，这是给你的指示。”是苏黎世一家酒店的地址：境域酒店。又要回瑞士了。

出于坦诚，我把这些都记下来，也是为了表明我目前的处境。佩特拉给我看了枪，英格褒又坦白说她也有一支后，我立刻对这两个邋遢又神经过敏的女孩产生了热切的性欲。事态发展的转折没有引起我的警惕，反而让我很想邀请她们跟我一起回加斯陶斯—凯塞林酒店，跟她们都发生性关系。这是不是自封的“城市游击队员”的花哨魅力里危险的一面？不知为何，那种“游戏”总能掩盖残忍的现实？我意识到，“摩加迪沙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比我预计的要邪恶得多，可我就是没办法认真对待它，我不相信这两个效率低下、爱斗嘴、头发还染得很难看的姑娘会造成任何威胁。她们激起我的兴趣、好奇和性冲动。可我也得承认，短暂的反思后，我开始惊讶于自己的愚蠢和天真。我以为我这样神神秘秘在德国到处旅行，是在干什么？组织什么全欧学生的示威吗？为左翼慈善组织运送资金吗？约翰·维维安那种坏男孩的偏执和愤世嫉俗似乎不过是一种态度、一种伪装、一种显得“很酷”的方式——所有这些的目的，也许正是为了把安娜和蒂娜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吸引到他纳皮尔街的巢穴中。在火车站这家灯火通明的咖啡馆里，我突然看清这种极端主义冷酷而残忍的后果——无论左翼或右翼，他们似乎都以自己喧扰、爱惹事又杂乱无章的方式，最终被卷入一定程度的暴力对抗和个人伤害。这个世界的约翰·维维安们，用激进主义把自己逼进政治的角落——唯一的出路只有枪或炸弹。

我付了账单，起身准备离开。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说。

“哎呀，别，”佩特拉微笑着说，“我们还要跟你一起去苏黎世呢，蒙斯图尔特。”

跟约翰·维维安的对话。

“她们什么？”

“要跟我一起走。”

“他妈的，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们都有枪。我不想干了，维维安。”“她们才没有枪——她们是吓你的。”

“这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吧？”

“你就是个在欧洲度假的七十五岁老头。”

“七十一。”

“什么？”

“七十一岁老头。”

沉默。接着：“那就跟她们一起去苏黎世吧，等你到那儿接上了头——”

“跟谁接头？带谁接头？”

“会有人找你的。暗号是‘摩加迪沙’。干好你自己的事，甩掉那两个女孩。别担心什么枪不枪的。这事不危险。”

“我快没钱了。这两个女孩说她们也破产了。”

“我给你往苏黎世的美国运通再汇一百。刷你的信用卡嘛。”

“我没有信用卡。”

“那就省着点花。”

佩特拉、英格褒和我坐火车进行了一趟非常难受的旅行——整夜都在火车上，三等座，吸烟车厢——我们从汉堡坐到斯图加特，换乘后继续朝苏黎世进发。在此期间，我只不受干扰地睡了大概两个钟头，吸进了大约两百支香烟的烟雾。在海关和入境检查处，我坚持我们分开接受检查——我暗暗自豪地发现，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在海军情报处接受的训练。我们找到美国运通的办事处，拿到一百美元，我把它换成面额小得可笑的瑞士法郎。接着，我们入住境域酒店——一家使用过度的现代化酒店，不记名。我们的房间里有张双人床和一把展开的金属躺椅，上面铺着橡胶床垫：是给我睡的。酒店服务员没有对我们的住宿安排发表任何评论：显然，境域酒店的原则要求他们保持沉默。女孩们立刻就睡着了，她们蜷缩在羽绒被下，只脱掉了鞋子和外套——如同逃亡中的犯人，我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不知为何，我所有的性幻想都消失了。此时，我只感觉自己像个被人利用的叔叔，带着两个愤愤不满的极端主义侄女。

六点，我给约翰·维维安打电话。

“我还需要钱。”

“我昨天才给你汇了一百，天哪。”

“这里是瑞士，而且我们有三个人。”

“好吧，我再给你汇点。玩得开心点，兄弟。”“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你可记住了。”

“记住了，当然。”

“顺便说一句，我辞职了。”

“从哪儿辞职？”

“从社会病患集团辞职。从‘工作圈—直接行动部’和‘工作圈—通讯部’辞职。从纳皮尔街辞职。等我一回去就结束了。大功告成了。玩儿完了。”

“你太夸张了，蒙斯图尔特。等你回来了我们再谈。小心点。”

那天晚上，我拉着两个女孩起床，在某处广场上找到一家比萨店。两个女孩看起来都阴郁又紧张，一言不发地吃着比萨。吃完后，她们问能不能拿点钱买“大麻”——她们说想要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我说不行，于是她们又回到郁郁寡欢的沉默状态。我们四处闲逛，组成了奇怪又尴尬的三人组，我们看着商店的橱窗，最后，英格褒看到小巷里有个酒吧，她提议我们去喝一杯。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便冒险进去了。服务员拿来鸡尾酒酒单，价格贵得惊人，我们选了稍微便宜一丁点儿的啤酒。两个女孩买了香烟，给我一支。我拒绝了。

佩特拉：你不抽烟吗，蒙斯图尔特？

我：不抽。我以前抽，现在不抽了——太贵了。

英格褒：他妈的——你总得给生活找点乐子吧，蒙斯图尔特。

我：我同意。我喜欢乐子。我现在就在享受乐子。

两个女孩用德语说起话来。

我：你们说了什么？

佩特拉：英格褒说也许我们应该朝你开枪，拿走你的钱。

英格褒：哈哈哈。别担心，蒙斯图尔特，我们喜欢你。

我们一回到酒店，两个女孩马上变得扭捏得烦人，坚持要我在走廊等她们做好睡觉准备了再进去。她们准备好以后，才叫我进去。

我在卫生间换上睡衣，一出去，便引来她们尖细的笑声。我感觉自己现在像个牧师，正管理着一群女童子军。“快他妈闭嘴。”我朝她们龇牙低吼，在吱嘎作响的折叠床上放松下来。我想睡觉，可她俩不停地聊天抽烟，完全无视我的抱怨和咒骂。

第二天（十月十三日，星期四），我很早醒来，腰酸背痛的。两个女孩还在沉睡，佩特拉轻轻打着呼噜，英格褒把羽绒被掀到一旁，露出小小的胸脯。我穿好衣服，到楼下餐厅吃早饭，我喝了咖啡，吃了煮鸡蛋、火腿和奶酪。和我一起吃饭的还有三个啰唆的中国商人，他们说话的声音特别大。我用火腿和腌黄瓜多卷了几个面包卷，用纸巾裹着，塞进口袋：给女孩们的早餐，或是给自己的午餐。

我从美国运通又取了一百美元（我觉得我在以惊人的速度抽光spk的资金），接着便去散步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是隐约感觉好像有很多教堂的钟响了起来——声音沉闷又单调，让人越来越烦躁，让我想起牛津。过了大概十分钟，我意识到我被人跟踪了——是个穿皮外套和牛仔裤的年轻男子。他有闪亮的长头发和墨西哥式的八字胡。我转过街角，站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等着他。

“嗨，摩加迪沙。”他说。

“摩加迪沙。我叫蒙斯图尔特。”

“我叫尤尔根。跟你一起的那些女孩子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她们非要一起来。我还以为是计划的一部分呢。”

“见鬼。”尤尔根用德语又骂了几句，“你带着钱吗？”

“没在身上。”

“带到那边的那家咖啡馆去。一个钟头后。”

我步履沉重地回到酒店，看到两个女孩坐在住客休息室外阳光灿烂的玻璃门廊下，看着杂志，不用说，还是抽着烟。

“我们今天要干吗，蒙斯图尔特？”佩特拉问。

“今天自由活动，”我说，“自己找乐子。”

“在苏黎世？”英格褒冷笑着说，“真是谢谢你了，蒙斯图尔特。”

“要专心享乐。不记得了吗？”

在房间，我收拾好自己的包，没有坐电梯，而是走下了楼梯，其实也没有必要如此小心——两个女孩已经消失了。我付清账单，去约定的咖啡馆和尤尔根见面。他比我迟来十分钟，手里拿着一个小提箱。

“这是给你的。”他边说边把箱子交给我。箱子很重。我把装着美元的信封交给他。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不过他坚持要把钱数一遍，数得很费力。数完满意了，他把信封塞进口袋，握了握我的手。

“告诉约翰，我们准备好了，”他说，“祝你好运。”

我坐电车去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格勒诺布尔的火车票。我计划从那里再往北去巴黎，经由加莱，横跨海峡回到英格兰。约翰·维维安坚决要求我回程时走不同的入境港。

那天晚上在格勒诺布尔，我坐在车站附近一家旅店的酒吧里，看晚间新闻。一架德国汉莎航空的飞机在帕尔马机场被劫机了。劫机者——四个阿拉伯人，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他们要求释放被关押在西德监狱里的所有政治犯。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我的两个女孩——佩特拉和英格褒——可能在做什么。我感觉，和她们不告而别有点背叛的意思，可我也只是在遵守约翰·维维安的指示。不管怎样，我是有正当理由的，她们太变化无常、太无法预料了——说不定她们还会坚持要跟我一起回伦敦呢。想想吧：和佩特拉、英格褒在特彭泰大道一起生活……

尤尔根给我的手提箱不仅很重，而且牢牢锁着。

第二天早上，借助一把小螺丝刀和一截弯铁丝，我撬开尤尔根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二手衣服以及四十支我看着像是硝铵炸药的东西。每一支上面都写着：格美尔·阿斯蒂格炸药。岩石炸药，法国炸药公司。库尼格工厂。我合上箱子，思考该怎么办。我身上还有大概相当于七十英镑的法国法郎，如果我继续省吃俭用，这笔钱足以让我坚持数日并回到家中。我显然住不起酒店了：我要是买个帐篷和睡袋，也许可以去睡露营地？突然，我想起我现在是在哪儿——是在法国啊。我在这个国家有房产啊。我拿起电话，给诺埃尔·兰格在伦敦的办公室打了过去。

星期五晚上。我来到图卢兹，住进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旅馆。星期六早上。我坐上去维拉弗朗西的公共汽车。我买的报纸上全是关于汉莎航空劫机事件的报道。那架飞机现在在迪拜，劫机者的要求更具体了：释放十一名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的成员、两名被关押在土耳其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为机上人质支付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的赎金。

我又坐了一趟公共汽车，从维拉弗朗西沿洛特河谷去皮莱韦克，我在那儿找到公证处的波勒先生，他有西普里安在圣萨比纳的房子的钥匙。波勒先生态度和蔼，头发花白，剃着硬邦邦的平头，他主动提出开车送我去往南四十多公里的圣萨比纳。我们沿着小路，穿过树林茂密、起伏不平的乡野，天上巨大的云团被强劲的大风吹着，向东迅速移动，时不时遮住日头。

那幢房子，我的房子，叫作“五棵柏树庄园”，自得知西普里安将它遗赠给我之后，我便把它放到市场上去卖。我很快发现为什么没人愿意买了。庄园里有五棵柏树，树龄和房龄同样古老，是在庄园修建时栽下的。我猜，应该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种下的。它们都长成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发育成熟，差不多有十二米高，颇具战略性地分布在房子和石头谷仓的周围，谷仓是房子唯一的附属建筑，年代要更加久远。整个庄园处于半荒废状态，铺天盖地生长的常青藤和爬山虎多少遮掩了它难看的十九世纪乡村建筑风格。房子周围是个小花园，花园里有许多长成了的落叶树——栗树、橡树、悬铃树——它们的枝干伸过锈迹斑斑的古老大门，那门现在开着，卡死了，只有一根红白相间的塑料链条在名义上阻挡着外来的入侵者。

波勒先生打开前门，带我走进去，他递给我很大一串贴着标签的钥匙，在我象征性接手这一财产时，他嘀咕着说“祝贺”。脚下古老的陶瓦地砖咔嗒作响，我打量着一楼的大房间，房间里有两把真皮扶手椅，挂着被蛀虫咬坏的窗帘，壁炉外封着木板。我松开紧握的手，将装有炸药的手提箱放下，听波勒先生解释说这里既没有水也没有电，他可以给我推荐皮莱韦克一家极好的酒店。不，不，我说，我打定了主意，要在回到英格兰之前在这里住一晚。“那就随您方便了，蒙斯图尔特先生。”我喜欢我的名字在法语里的发音。波勒先生把我送到圣萨比纳，离庄园仅有一千米的地方，我在那儿找到一家小超市，买了面包、一罐油酥点心、红酒（螺旋瓶盖的）、一瓶水和一些蜡烛。在暮色渐浓的黄昏，我慢慢走回自己的新家。

在烛光中，我吃了面包和油酥点心，喝完那瓶红酒。我将两把真皮扶手椅推到一起，盖着外套躺在上面，看着烛火发出的光芒照在天花板上，听着周围绝对的静寂。可当我吹熄蜡烛后，那静寂不再是绝对的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开始听到老鼠和昆虫窸窸窣窣的活动声，还有当气温降低时老房子都会发出的奇怪的挪动声和吱呀声。我觉得非常安心。

*

我在“五棵柏树庄园”又待了两天两夜，到处闲逛，熟悉这房子和它周边的环境。这幢大宅远远算不上漂亮，它有三层楼，外面刷着粗灰泥，一楼有个不成比例的铁艺观赏阳台。毫无疑问，是西普里安某个功成名就的亲戚为了让邻居们艳羡而建造的。大自然通过疯狂生长的爬山虎和常青藤让它的轮廓变得柔和——楼上很多挂着百叶窗的窗户都已被完全遮住了。一楼需要合理的修缮——但它最需要的还是彻底的清扫——你爬得越高，就越能看到潮湿和霉菌对它造成的破坏。房顶显然漏水严重，一扇窗户的百叶窗没了，多年来，破碎的窗玻璃一直都漏进风雨日光来。由于周围的参天大树，房间的光线很暗，无法分辨房子周围草坪和牧场的界线在哪儿。牧场之外三面高耸着橡树林，房子后面不远的地方，是那座古老的石头谷仓，谷仓与给帮工住的有两个房间的茅草小屋相连。

我找到谷仓的钥匙，进去转了转，在锈迹斑斑的古老农具中找到几把摇摇晃晃的铲子和锄头。我拿了把铲子，在谷仓后面茂密的小果园里挖了个洞，把那箱炸药埋了进去。我没有在地面上做标记。埋完，我便走去圣萨比纳，买了更多的食物和必需品。

圣萨比纳有条主街和一个小广场，广场周围有教堂（重建的，修得很差）、邮局、市政厅和小超市。广场旁边的小路上，有几家酒吧、药房、两家肉铺和两家面包店。医疗中心里有医生问诊室和牙医诊所；还有个报刊亭和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同时兼作殡仪馆。实际上，一座三百人的小镇可能需要的一切，这里基本都有。圣萨比纳的居民们能喂饱自己，办好自己的事，生病时有人照料，去世时有人料理。迈因街八号的主广场上全是未经修剪的悬铃树，悬铃树投下浓密的树荫，地上的落叶有脚踝那么深，我在落叶中朝小超市走去。我给买的东西付钱时，收银台的女人用法语说：“你是‘五棵柏树庄园’的主人吗？”我承认我是，我们握了握手。“我姓蒙斯图尔特，”我用法语说，“是个作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上最后那句话，不过我想，要是在这里人言传得够快，那我正好可以借此树立名声。

星期二早上，我用搪瓷罐装满依云矿泉水，刮了胡子，然后锁上房门，走到圣萨比纳去坐前往彭内的公共汽车。在彭内，我又坐当地巴士去了阿让。在阿让，我坐上去巴黎的特快列车。到了巴黎后，我继续前往加莱。在加莱的一处报刊亭，当我看到每份报纸的头版头条都用大大的字体写着同一个词“摩加迪沙！”时，我的心脏就跟他们说的那样，差点停止跳动。我买了几份报纸，看了起来。我慢慢开始理解自己被卷入什么事情了。

十月十三日在帕尔马被劫持的汉莎航空波音737飞机从迪拜飞到亚丁。在亚丁，机长被劫机者头目开枪打死（他们怀疑他秘密向政府传递信息）。副机长将飞机从亚丁开到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那里应该是劫机者一直以来策划的最终目的地。他们提出交付赎金的新的截止日期。在最后一刻，控制塔发出信息，说十一名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的成员已被释放，正坐在开往摩加迪沙的飞机上。星期二凌晨，一架德国空军运输机在摩加迪沙机场降落，机上并没有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成员，只有一支德国第九反恐大队的突击分遣队以及两名来自英国特种空勤团的队员。他们扔出闪光手榴弹，对汉莎航空的飞机发起突袭，在接下来迅疾突然的交火中，三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一名受伤。乘客全被解救，毫发无伤。

在德国斯坦海姆，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成员被囚禁的监狱里，人质得到解救的消息迅速传开。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和简—卡尔·拉斯普朝自己的脑袋开枪自尽（用的是被偷偷带进牢房的枪）；古德伦·恩斯林则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一样，上吊自缢。

他们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劫机失败的可能性，三名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的原始成员告诫他们的支持者，如果行动真的失败，那他们很可能被杀。他们想把自杀弄得像是谋杀，以此作为报复法西斯国家的最后一举。当他们死亡的消息传开后，罗马、雅典、海牙和巴黎都发生了暴乱。第二天，施莱耶博士的尸体在米卢兹一辆绿色奥迪车里被人发现。摩加迪沙人质得到解救的消息一在电台里播出，就有人往他头上开了一枪。

那么，约翰·维维安和纳皮尔街的那帮人，和摩加迪沙有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派我横跨欧洲运送那四十支炸药？我凭直觉认为，他们应该是应对劫机失败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我怀疑他们计划好对英国境内特定的德国目标发起攻击——例如大使馆、奔驰车经销店，说不定还有一两所歌德学院什么的——以表现他们的团结和愤怒。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能制作出炸弹（我怀疑，这是伊恩·哈利迪的工作），并且安娜、蒂娜和约翰·维维安在安置炸弹的过程中没有先把自己炸飞。我朝多佛的方向横渡海峡时，庆幸自己把那些炸药棒埋在了我在法国的果园里。它们可能就在那儿悄悄分解，不会造成任何破坏。

我不担心与维维安的对质。我就说尤尔根卖给了我一箱旧报纸。等到我起了疑心，把锁撬开，看到里面的东西时，他早已消失。除了回家，我还能怎么办呢？我还准备继续装得更天真一点：箱子里应该是什么啊，约翰？毒品吗？我甚至好奇他会怎么回答。结果，这样的情景永远不会发生了：在多佛，我刚从轮渡下来，就被政保处的两名警察逮捕，他们把我带去泰特美术馆旁边的皇家陆军医院，一位名叫迪金的粗鲁又好斗的年轻探员对我进行了两个钟头审问。

我告诉迪金，我为什么会加入spk以及我为他们做过什么。我说我刚从欧洲度了一个短假回来，我是去看我在那里的一处房产的。你在旅途中见过什么人？迪金问。一个人旅行，肯定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呀，我说。我特地提到，我在大战期间曾是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的中校以及海军情报处的成员，我要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相信我。等到他跟几个下属核实后——下属们都说我所言不虚——他的态度有了急剧变化。他说，他们根据“来自海外”的情报，对纳皮尔街发动了突然搜查。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我的名字。安娜·萝斯和蒂娜·布朗维尔已被逮捕。伊恩·哈利迪现在在阿姆斯特丹。约翰·维维安不知所踪。当晚十一点，我被释放了。这里离特彭泰大道走路就十分钟，很方便。在阴冷的夜色中，我溜达着走回家。显然，我在社会病患集团的日子结束了，我的送报生涯也结束了：又要开始吃狗食的生活了。

备忘录补记

回来后大约两周，我见到了约翰·维维安。当时我在康沃利斯，喝着大杯啤酒加雪利甜酒。突然，他进来了，悄悄朝我走来。他把头发剪短并染成了灰色。他穿着运动夹克和衬衫，还系着领带。

“约翰，”我说，“哎呀，你这样很时髦。”

“我转到地下了，”他说，“至少我正尝试转到地下。你在德国是可以转到地下的，一点也不麻烦，但在这个该死的国家你就试试看吧。”

“反正你这个伪装挺好的。”

“谢谢。你拿到手提箱了吗？”

“我把它扔在法国了。”

他咬紧牙关。“也行吧。听我说，给你的钱有剩下吗？”

“我把钱全给尤尔根了。”

“尤尔根？”

“就是苏黎世的那个人啊。我本来要告诉你的。他把手提箱给我之后消失了，我起了疑心。我撬开锁——箱子里全是旧报纸。”

约翰·维维安的脸似乎在抽搐。“狗娘养的！”他说，说了好几遍。他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按着自己的太阳穴。

“箱子里应该是什么，约翰？”

“不重要了。现在不重要了。你能不能借我十镑？我没钱了。”

“再没钱也不如我没钱。我只有一镑七十五便士，得撑到星期五。我也很穷啊，约翰。比你更穷。”

他看着我。“你算什么祖国的花朵，嗯？还牛津耶稣学院。”

“你不也是剑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

我们只得笑起来。我给了他一英镑，他没再回头看一眼便走了。

注释：

海峡群岛（channelislands），英吉利海峡中的群岛，英国的属地。——译注

托拜厄斯·斯摩莱特（tobiassmollett，1721—1771），苏格兰讽刺小说家。——译注

叫汤米。

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去世于1974年，享年87岁。

《马丁·瞿述伟》（martinchuzzlewit），查尔斯·狄更斯的一部小说。——译注

僧伽罗（sinhalese），南亚斯里兰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属于欧罗巴—尼格罗混合人种。——译注

玛丽·赛勒斯特号（maryceleste），1872年的大西洋上，一艘加拿大船发现的一艘正全速朝直布罗陀海峡航行的船。但在船上没有发现任何人，这艘船通常被认为是鬼船的原型。——译注

1970年在德国创立的一个病患集体组织，创立者为沃夫冈·休伯医生，他认为病人的精神紊乱是由资本主义体系引起的，且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社会得到治愈。——译注

居伊·德波（guydebord，1931—1994），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字母主义国际成员、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电影导演。——译注

拉乌尔·瓦纳格姆（raoulvaneigem，1934—），比利时作家，代表作品为《日常生活的革命》，是情境主义国际的主要理论人物。——译注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ulrikemeinhof，1934—1976），西德极左派好战分子，和巴德尔创立了德国恐怖组织“赤色军团”，1972年因数起谋杀罪名被捕，1976年自尽身亡。——译注

1968年5月在法国巴黎发生的大规模学潮，后来引发了全国性的罢课罢工事件。

这只可能是赤色军团针对联邦检察官西格弗里德·布巴克（siegfriedbuback）的机关枪袭击。除了布巴克之外，还有另外两人也丧生了。

4月28日，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组织的创始成员——古德伦·恩斯林（gudrunensslin）和简—卡尔·拉斯普（jan-carlraspe）在斯坦海姆的特别法庭被宣判有罪。两个人都被判处长期监禁。

菲尔比（philby）是克格勃的间谍，也是20世纪60、70年代激进左翼组织的偶像人物；他是终极内鬼——也是终极背叛者。

汉斯·马丁·施莱耶（hanns-martinschleyer），西德产业联盟的主席，被赤色军团绑架了。

由罗伯特·雷德福（robertredford）和菲·唐娜薇（fayedunaway）主演。导演西德尼·波拉克（sydneypollack）。

佩特拉说的可能是英国人伊恩·迈克里德（iainmaleod），1972年西德警方对他位于斯图加特的公寓发动突袭，他在突袭中中枪身亡。据说他是赤色军团的成员，但这一点从未得到过证实。

“佩特拉”——汉娜·霍普特贝克（hannahauptbeck）。1978年在汉堡被西德警方逮捕。因抢劫银行及密谋安置炸药罪被判处7年监禁。“英格褒”——芮内特·穆勒·格拉斯（renatemüller-gras）。1978年与警方在斯图加特发生枪战后不知所踪。有人说她转入了地下活动。也有人说她已经死了。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于1976年自尽。

6周后，约翰·维维安因对斯旺西附近朗奇菲拉赫的邮政分局发动袭击而被捕，此次袭击中途失败。作为退役军人的邮政局长认出了维维安用来指着自己的枪是假的，并朝他脸上挥拳，打断了他的鼻梁。维维安以抢劫未遂被判处7年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