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丘又来到堂吉诃德家，接着原来的话题讲下去，说：

“刚才参孙先生问我，那毛驴是谁偷的，在什么时候，怎样被偷的。对这个问题我作这样的答复。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逃避神圣友爱团的追捕，躲进黑山的那天夜里。白天我们遭到那批苦役犯的石击，后来，又遇到了那具送去塞哥维亚殡葬的尸体。当天夜里我主人和我来到深山老林。由于白天打了几架，我俩都已精疲力竭，我主人倚着他那根长矛，我就在驴背上，像睡在垫了四条羽绒被褥上一般舒舒服服地进入梦乡。我睡得特别死。这时，不知是谁，拿了四根木桩，在四边撑住了我的驮鞍，让我仍然骑在上面，他却偷偷将毛驴从我身子下面牵走，我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发觉。”

“这么干并不难，而且也不是新招。萨克利潘特在围攻阿尔布拉卡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那个名叫布鲁纳洛的有名盗马贼就用这个办法从他的两腿中间盗走了那匹马sup/sup。”

“后来天亮了，”桑丘继续说，“我翻了个身，那四根木桩就倒了，我重重地摔在地上。我一看驴子不见了，眼泪就哗哗地淌下了，我大哭了一场。写我们传记的那个作者如果没有将这场痛哭写进去，就漏掉了一件有趣的事。后来过了不知几天，我跟着米科米科娜公主在一路上走的时候，又见到了我那头驴子。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骑毛驴的人一身吉卜赛人打扮，他就是希内斯·德·帕萨蒙德，也就是被我主人和我释放的那个江洋大盗。”

“错误不在这儿，”参孙说，“毛病出在驴子还没有物归原主，作者却说桑丘骑着他原来的那头驴子。”

“这个问题我可回答不了，”桑丘说，“这不是作者的错，就是印书的人疏忽了。”

“情况准是这样，”参孙说，“那么，那一百埃斯库多上哪儿去了呢？都花掉了吗？”

桑丘回答说：

“我都花在我自己、老婆和几个孩子的身上了。正由于这样，我老婆才安安稳稳让我跟主人堂吉诃德老爷东奔西走，到处乱跑呀。要是离家这么长时间，空着两手回来，还赔上自家的这头毛驴，那可不得了啦。如果还有什么事情要问我，我就在这儿恭候，就是国王本人在场，我也照样回答。其实这笔钱我带回家没有，花了没有，谁也管不着。如果我东奔西走时挨的棍子拿钱来赔偿，就算打一棍给四个马拉维迪，即使再给一百枚埃斯库多金币，也不够赔一半的钱。各人伸出手来，摸摸自己的胸口吧，不要将白的说成黑的，将黑的说成白的。每个人的行为就像上帝创造的那样，有的人甚至还要坏许多倍呢。”

“我一定得设法告诉那位作者，”卡拉斯科说，“这部传记下次再版时，一定得添上刚才桑丘说的这一段话，准能将这部书拔高一大截呢。”

“学士先生，这部传记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吗？”堂吉诃德问道。

“总还有吧，”学士回答说，“不过，像刚才说的那些大毛病已经没有了。”

“作者是不是答应再出第二部呢？”堂吉诃德问。

“答应了，”参孙说，“可是他又说，第二部的手稿没有找到，不知在谁那儿，能不能找到也是个问题。另外，也有人说，小说的续集从来没有写得好的；还有人说，堂吉诃德的故事都写得差不多了。因此，这书的第二部能不能出得来，还没有把握。当然，也有些生来性格活泼、喜欢逗乐的人说：‘再出点堂吉诃德的书吧，只要写堂吉诃德打仗，桑丘·潘沙说话的书，不管怎么写，我们都爱读。’”

“那作者打算怎么办呢？”

“他眼下正在翻箱倒柜找第二部手稿，”参孙说，“一找到他就准备立即付印。他眼下只着眼于出版后获得的好处，不太计较人们对这本书的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