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晚上不愿意回去的话，不要有罪恶感，以为自己是坏人，我已经克服了这一点。晚上不睡觉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以前说晚上不睡觉的人都是坏坯子。有一天，三毛去跟人家谈事情，谈到晚上三点半回来，在红艳百货公司圆环那里正好塞车，晚上三点半的台北塞车！我就奇怪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平时这么晚，我不睡，在家里看书。我回去第二天，跟爸爸说：“爸，好奇怪哦，这个台北真是城开不夜，晚上三点半还在那里塞车。”爸爸说：“那是因为那些台北十万个不睡觉的人跳完了舞出来。”

各位，我不跳，吵死了里面，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们到外面去看，我想带一个拍立得的照相机去做生意。那些人跳出来的时候是兴高采烈、依依不舍的，我就说：“先生、小姐，要不要我给你们拍一张照，三百块一张。”他们当时一定没有带照相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都去啊！于是，他就说，你不是这里的小贩，对不对。我说：“先生我给你拍，我还可以陪照，山地姑娘陪照，要不要给你照一张？”这样就卖他三百块，我当场抽出来给他。他们会买，因为那些都是有钱人。有钱人是哪一种人呢？就是青年人。所谓青年人为什么会有钱呢？因为他爸爸是有钱的人。（听众笑）他爸爸是不会买的，因为他爸爸努力工作，你们要知道。我们讲的是东区，我当然还可以讲西门町，时间不够，我们等一下还要开始旅行。

刚才讲的是一些台北市的事情，好，在台北市你玩了一整天，该回家去了。回家的路上塞车，塞车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红男绿女走过，你看到台北现在已经没有时装可言了。你看到有些人穿长裙子，有些人穿短裙子，有些人迷你，有些人短裤，有些人大胖的老爷裤，有些人窄窄的包紧的裤子，你说：“天哪，这是什么世界！”这就是台北，它反映了我们这一个时代。现在我们离开了这个深爱的、热烈爱着的台北。对它又爱又恨，对不对？这个地方有它的魅力，为什么我说“讨厌死了，我要走”？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以后，不回到屏东你那个长满槟榔的故乡去？你为什么还赖在这里做一个杂志社的编辑？问你为什么，你说：“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在这里文化的冲击比较够。”（听众笑）对了，真的！

好，刚才没有什么文化的冲击。我们现在把各种交通工具，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的第三眼准备好，开始讲故事了。

鹿谷乡有一个地方叫做凤凰谷，凤凰谷知名的是鸟园。事实上，最不好玩的地方就是鸟园。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只要出名都不好玩，你要去的是没有名字的地方，它能够让你感动。在鹿谷乡有一个地方，我不把它的名字讲出来，这个名字讲出来，大家都去，就变成清泉一样了，我就不去了。这是我的一个秘密盒子。

在鹿谷的一个晚上，上上礼拜，十一月十二日。鹿谷是海拔八百多公尺的茶园。我在鹿谷的一个小小的镇上，那个镇的街呢，小到跟这个讲台差不多宽，但是有一些老房子已经翻建了，变成二层楼的水泥房子，而水泥房子大概也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条小小的鹿谷的老街。

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喝了半瓶茅台酒，我可以喝一瓶，跟自己说：“我要去买老花布。”各位跟我合作，你老祖母的那种棉被布什么的都不要丢掉，寄到《皇冠》杂志社给我，破的、烂的没有关系，我自己清理。我在收集老花布，因为我怕台湾民俗慢慢地没有了，我怕台湾越来越洋派起来，我们的花纹不见了，所以我收老花布。我想这是一个好地方，要收花布。

于是，晚上九点半的时候，我喝了酒，并没有醉，我好好地走进去，走到街道上，看到有一个棉被店。在几公尺之外我看那个棉被店，我的第三只眼感觉到鹿谷的雾在我脚下开始来了——鹿谷是冻顶茶的地方，它一定有雾的，不会让你失望，如果你待上两天。雾从我的脚上来好像放干冰一样，我们都市人用这种比方。

那个棉被店并没有橱窗。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也许你们已经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一个木头的大床，摆在棉被店的正中间，在那上面弹棉花。那家店非常的寥落，整个的店面是打开的，暗色的板子摆在上面，点着一个几乎小到五支光的电灯。因为乡下人比较省电，乡下人不是没有钱，只是有这种节俭的习惯。

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梳着一个粑粑头，头发已经不太多了，稀稀疏疏的白发用一个发网罩住。她蹲在那一个大的弹棉被的床上，在用手缝一床粉红色的棉被。那个洋红，充满着一种中国人的喜气洋洋，而那个棉被，缝得胖胖的。这个老太太跟她周遭的一些旧的日历呀，锅啦，一个旧缝衣机啦，一个儿子的毕业照啦等等东西，都是灰暗的，只有这一床棉被在那五支光的灯光之下照着，有一种喜气。而这个喜气代表着一种青春，由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很细心用手把它收尾。

我就进去说：“欧巴桑，你有没有老花布？”伊讲：“那布有啦。”我讲：“你有么有三十年前的布啦？”伊讲：“那布哪有，现在是好的。”伊拿给我看，小猫小狗那种snoopy的。我说：“这个我不要啦，我要你的布啦。”伊就讲：“没布啦。”我站在那里看，那是一个店堂，店堂后面有一个窗，窗子突然伸出来一个老先生的头，伊讲：“你要古早的布，你现在去大陆，你去大陆找，现在是可以去，你有知影吗？”（听众笑）我怎么会不知道可以去。伊就这样跟我讲，讲了以后我就不好意思……我就讲：“真多谢。”自己饮酒嘛，喝得那样，自己也不好意思，全身都是酒味。

我就出来，站在那个走廊下，看到他的邻居家家户户都熄灯了，大概他们睡得早。因为我去看他们烘茶，所以我知道第二天早上要采茶，阳光不能晒到茶叶，他们都早睡了。看到他的邻居有神明灯，在一个不透明的毛玻璃里面，红光像宝石一样透出来。我站在冷冷的街道上，安静的一条小街，看到他们的脚踏车、摩托车、汽车、红的灯，看到这家人还在工作。

这时候，听到那个老先生弯着腰出来，那个老太太从棉花床上下去，她告诉我说那个棉被是十斤的。这个时候呢，那个老先生下来了。为什么？他的店还是用门板上上去的，他开始来上门板了。我就站在廊下，安静地听，伊就跟伊的太太来讲：“好，来困。”（听众笑）我就哭了，我不是当场哭的。“好，来困。”于是，这个老先生开始上门板。那个太太就讲：“来困，来困。”她棉被也缝好了，两个人开始上门板的时候，就听到三毛轻轻的脚步声，不敢惊动整个小镇里头的人，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回台大茶园的招待所里面去的时候，眼泪没有流下来，湿湿的眼睛，告诉自己说：啊！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天长地久，这是世界上住在天堂里头的人。他们每天的对话就是“好，来睡觉”，根本没有人生的抱怨，七十岁——我不知道他几岁了——他做一点小小的营业。到了晚上，他对这个人生根本已经不要讲话了，“好，来睡”。这是一个最自然的人生，最感人的人生，第三只眼看出来了。

再说花莲，也是我爱的一个地方。有一天，跑到花莲去演讲，结果给了我很高的演讲费，我一高兴就去住中信饭店，而且住了五天不肯走，结果赔了七千多块钱回来。（听众笑）三毛这个人不会做生意哦！我从来没有住过中信饭店，我要去住。于是，租了一部汽车，我这个人喜欢跑，就跑到太鲁阁去了，我要到太鲁阁下面的河床去拣石头。于是，我就穿着短裤，停了车，跑下去。

那不是一个假日，是星期二了。我演讲是礼拜六，讲完了我去。跑下去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巨大的石头上坐着两个年轻人，穿着短裤，没有穿上衣，在晒太阳。那是六月，理所当然在河边我们不穿上衣，这没有什么不礼貌，对不对？我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在那边，我就不去打扰他们，往下游一点走，水差不多到这个地方。我在那里捡石头，捡石头，捡石头。

忽然，这两个年轻人——我没有看到，我背着他们，我没有用眼睛，我用我的第三只眼——开始在那里对着太鲁阁的山谷叫：“哎——哎——哎喔——哎喔——”我想这是两个城里人，对不对？你马上知道这两个一定是城里人。乡下人每天对着山谷，他怎么会去叫呢？城里人，而且是台北人。你在台北街上敢不敢叫？他们在叫，我没有看他们，我说：“嗯，都市人，甚至于不是花莲的。”花莲的都市人不敢叫，因为他们封闭，是台北人。

他们叫，叫完了，我拣完石头又走上岸。他们很有礼貌，一看到我朝他们走过去，马上穿起衣服来了，两个男生穿起那个打褶的老爷裤。我一看，了然了。他们说：“是三毛吗？”我说：“对呀！”他们说：“你一个人在河里干吗？”我说：“捡石头。”于是，就聊起来了。他说：“刚才因为看到你下来，我们很不好意思，想穿衣服。后来想我们只来花莲一天，我们要叫叫。”我说：“台北来的。”他说：“对呀！”他就说：“我是……”我说：“发型，发型美容师，整形、发型美容师。”我先讲。他说：“三百六十行，太可怕了，你在河里面泡，你怎么认识？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知道你是发型人。”他说：“对，我在太平洋崇光后面开一家，叫做经纬度。”那人叫阿青，阿青给我吓死了。阿青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有一种职业的敏感，因为我写作我看人多了。”

各位说：“三毛，你现在来看看我是做什么的？”那我看不出来。因为做发型的那种男生，他们穿得最时髦，各位有没有发觉？头发做得半庞克，穿那种打褶的白裤子。那种职业的人必须要那种装扮，才能够做好头发。就是说，自己要先把自己装潢起来，我们女人才放心把我们的头发交给他做，对不对？所以那个职业很显眼，现在头发做得最好的都是一些男孩子，在台北。这是第三眼看到的。

他们还在叫“噢——”，后来我走到远远的地方去，已经在一块大石头那儿转弯的时候，这两个男孩子开始唱起来了：“喔——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时候，我又哭了。我想：这么年轻的孩子——他告诉我，他大概二十二三岁——你要他唱什么歌，当然要他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所以，他就跟自己鼓励地唱：“喔——我的未来不是梦——”如果那个时候唱什么“一年多少天”“一张破碎的脸”，不对喽！或者“为什么流浪”，不对喽！“喔——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个捡石头的女人的眼泪“砰”一滴就掉在河里头。你怎么那么爱哭啊！这么爱哭你还画眼线，不如去文眼线算了，对不对？我有这个毛病。

第三只眼弄得我的心常常不是悲伤，而是对人类对男女老幼的一种感动。我常常去通化街，因为离我家近。我去买袜子，有一种棉纱袜——今天没穿——哎哟，好好哦！一百块钱四双还是六双，还有十块钱一双的袜子。我一听那个老板的口音，是个四川人。我说：“老板，”——这个袜子是棉的，完全棉的东西，非常好哦，各种颜色的粗犷的袜子——“这个袜子多少钱？”他说一百块钱三双还是五双我忘记了，“你要不要，这个料子很好的，这里还有。”讲四川话，我是个四川孩子啊。我说：“老板你四川人啊？”他说：“对呀！”我说：“你会讲国语吗？”他说：“不要讲国语，大家都听得懂我讲什么，你没听懂我讲什么吗？”他说：“你怎么会讲啊？你台湾长的你还会讲。”这是一个恭维，我台湾长的，那是后来的。我很高兴。于是，我就开始买袜子，就开始认这个乡亲了。

我说：“你哪里人？”他说：“你哪里人？”我说：“四川重庆啊。”“你重庆什么地方？”“我黄国啊。你什么地方？”“我成都呀，成都管辖的下面一个小县。”好，这下两个人聊起来了。聊起来，我发觉他很寂寞。他卖袜子，人家都问老板多少钱，然后挑挑拣拣还个价就走了。他刚刚回过大陆，所以有满腔的话想要跟我们讲，而这下碰到一个老乡。其实我是浙江人，当然我也是台湾人。后来，他满腔的话要跟我讲，我就跟他讲了。于是，这个老先生就把他从台湾怎么准备回大陆的心情一路地讲，讲了十八天哪，他口里面的十八天，讲到了他的故乡。

用你第三只眼去听他讲话。他说：“我后来坐车坐车，坐到不能再坐的时候，要走路啦，走路是没办法的，我就去打听公共汽车，说下午三点钟有一班。当时是早上八点，我没有地方去，就站在那个公共汽车站牌的旁边，在那里等，忽然县政府的人看我这个装潢不同，（听众笑）就跑来认我说，‘那里来了一个台湾人’。”“看我的装潢不同”，你看一个卖袜子的小市民——我没有侮辱他的意思——你看他的用词“装潢不同”，他不说“装扮”，他说“装潢”，我也听得懂啊！跟我讲讲，最后他说得很辛酸，他还要讲哪。我就说：“好了好了，够了啦！讲了十八天，路上走了十八天，那你在家里待了几天？”他说：“两天。”（听众笑）

他又要开始讲回程的时候，我就说：“老板，谢谢你！下次再来听你的回程，再见再见！我走了。”啊，你这第三只眼哦，阅读你的大地，大地的子民，苍天的孩子。他在摆一个地摊，旁边没有一棵树，可是他也是一种大自然的产物。真的！他很喜欢讲话，你们到通化街这样进去，右边第一家那个卖袜子的，反正你看到讲四川话的那个人就是他。（听众笑）他很喜欢跟你讲回乡的故事，怎么坐软铺，怎么坐硬铺，怎么转车，怎么去，后来回去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认识了，我是从哪里来的。哎呀！那些小孩子真是“笑问客从何处来”呀！

这是一个故事，刚才是讲到别的地方去，我还是要盯住台北讲。各位厌不厌我这样讲话？不会厌哦。糟糕了，国父纪念馆要关灯了，我们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关了也好，外面还有太阳。（听众笑）

好，有一个管理员，大厦的管理员，我爸爸那边的。我认识他是因为他来骂我，他脾气坏得不得了。我把我的汽车停到车库里面去，预备把车门锁上，那个时候自动门是要按一按，车库的门才下来的。我还没来得及去按，他刚刚来做我们的管理员，就拿一个棍子下来要抓贼了，看到我就骂：“我说，你关门哪！你为什么不关门哪？你关门哪！嘿！我在上面的录像机里面看你没有关。”我说：“要关了，刚刚才在锁车门嘛，现在要关了。”“你关成这个样子！”把我大骂一顿上去，我一直跟他说对不起。我不生气的，我这个人。后来，我就想：这个人好烈的性情哦！这个人这么烈的脾气像张飞李逵一样，必然有个好心肠。（听众笑）

这个老傅在夏天管我们这个大楼管得很起劲，公事公办，私事私办。私事——“你吃过饭没有？哎，好吧，我给你买个什么吧。”他要买东西给我吃的。但是，如果我做错一件，不是做错，就是晚一点回来要走一个他不许我走的门，“站好，你到哪里去？给我站好，别动。”我非常喜欢他公私分明。

老傅有一个金戒指——三毛去年终于买了一个金戒指，三毛买的金戒指是男式的，上面写个中国字“福”，五千多块，是过年给我自己的压岁钱、礼物。我一年要存一点金子，我是中国女人，我喜欢金子。（听众笑）我走到大厦门口说：“傅先生，”我不叫他老傅。“傅先生，你看我的金戒指。”他说：“我也有一个。”小小的，也是一个“福”，比我的小。我就说：“那换一下好了，我这个大的给你，你给我小的好了，我跟你换好了。”他不要，他有一个金戒指。

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俺要回山东老乡去了。”我要回山东老家去了。我说：“家里不是没有人了吗？”他说：“是没有人了。我太太死了，我当然要回去了。”我就说：“你回去的时候要告诉我。”因为我有预备一点东西给他带去。就这样他回去了，我没看到他。结果御驾不归，说是要去山东十一天，搞了一个多月没回来，结果他的位子都给人家代掉了，我们说糟了糟了。

大概过了四十几天，晚上我们家的对讲机“哇——哇——”地叫，“我是老傅，我老傅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三毛我回来了，我要上来给你看照片哪！”我说：“哦，好好好！来来来！”结果他坐电梯上来，我人冲下去了。我穿个鞋冲下去，就错过了，我再冲上去。他坐在我们的家里，我爸爸妈妈赶快给他倒茶。“哦，回来了，老傅好！”“哦，来看照片噢。”

好，我看到了一张照片，他拼命给我看紫禁城，“这是紫禁城……”我说：“我不要看紫禁城，你给我看你的故乡。”“啊，故乡没什么好看的，破破烂烂的。”“你给我看你的故乡，老傅，你给我看你的故乡，我不要看紫禁城，我知道啦！我知道这是九龙壁啦，我知道这是什么排云殿，我通通都会背了。”

好，我看到一张照片，老傅经过十几天的颠沛流离回到了他的故乡，四十年没有回去的故乡，有一个他离家的时候才十三岁的妹妹，跟三毛差不多的年纪吧，五十几岁，已经是一个老婆婆了，在他们那边，乡下人，种田的。那个妹妹穿着一个蓝布褂子，蓝布有补丁，深蓝色的蓝布褂子，夹衣而不是棉衣，下面一条黑色的裤子；老傅穿着一件翻皮的黑的皮夹克，那种西装衬衫，打着一条土土的领带，（听众笑）下面穿一条蓝色的笔挺的西装裤。

这张照片是老傅回到他离开四十年的老家，踏进去那一步看到他出生的那个老房子的时候，人家在房子这里给他拍的。老傅这样一步踏进去，他的妹妹因为是一个乡下女子，在他下车的时候，不能拥抱她的哥哥，就跟在后面。跟到他要进屋的时候，这个妹妹四十年的一种想念哪，让她冲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妹妹那个蓝布袖子的手抱住老傅，她比他低，她在哭，老傅的手扶住他的妹妹。妹妹在哭，她梳一个粑粑头。老傅的脸望着，“这就是我离别四十年的家呀！”指着一个茅草屋说。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不知道是悲还是喜，表情很复杂。那张照片我看了，我说：“老傅，我要这张照片。”他说：“我给你紫禁城的。”我说：“我不要，我要这张。”

下一张更好，上了炕——山东人——两只脚盘起来。哇，这个老傅，他没有脱鞋子就坐在上面，“哗哗”地给他打了一搪瓷脸盆的洗脸水，在他盘腿的膝盖上，铺了一条洗得很旧变成咖啡色的干净的毛巾，他的手上有一条全新的土土的花花的毛巾，他正从洗脸水里面把那条毛巾拿出来，洗去他四十年的风尘。我又哭了。

不要忘记老傅的戒指，老傅没有什么钱，可是老傅手上有一个戒指。再一张照片是人家偷拍的，老傅把他妹妹的手拉过来——在洗脸毛巾举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手上有戒指，下一张照片那个戒指已经套到妹妹的手上去了。我又哭了。这个阅读大地呀感人，感人倒不是因为看到万里长城。

他后来跟我说，这次回去，流不尽的眼泪，家乡什么都跟从前不一样了，就那棵大槐树还在。于是，我又看到一张照片，呆呆的老傅，茫然若失的、恍恍惚惚的，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他在老槐树下面的大树桩上坐着，没有人陪他，旁边有两只鸡，一道阳光从老槐树这边过来。这是他的故乡啊！老傅跟他的老槐树啊！他就说：“什么都不认得了，只有这棵树。”也是个细心的人哪，拍了那张槐树照片。我说：“老傅，这个我要！你有没有底片？”

四张照片寄给了一个人像大师。我说：“你不要管光影了，你看这些张照片。”他昨天打电话跟我说：“三毛，不得了！谁看了谁不哭啊！谁看了谁都哭。”这个时候还要讲光影吗？照相里面的内容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你再讲这个光不对，这个影不对，那你根本不是一个摄影的人。

有一天，在师大被演说协会抓去演讲，不是抓去的，是叫去请去的。演讲回来的时候，他们送我上计程车——阅读大地，还是这个大地。上计程车时候，有很多读者和我招手，我自己是一个很有——不是礼貌，这是我的心——我一上车看见一个小女孩子在跟我招手，我马上把车窗的玻璃摇下来，就跟他们招手。这个计程车司机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他就说：“小姐，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个公共汽车站牌的一排人都在跟你招手。”我说：“不是不是，是因为刚才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聚会，所以他们认识我。”他说：“你们聚什么会？”我说：“聚一个讲话的会，我们在那里讲话。”

后来说到这个讲话，他忽然不知道怎么搞的转入了一个佛学的话题，我们是在讲待人接物啊。他就说：“待人接物好是你的本分，你不应该有成就感。”我说：“我没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他就在那里开始训我，“待人接物好是你的本分”。

于是，他就开始讲了一些佛学的道理给我听，讲得很好。我就说：“先生，刚才应该你去讲的，不是我讲的。”这时，他忽然说：“你知道吗？我有今天的境界，真是感谢我的太太！”这时候，他声音有点哑了，“我的太太现在在台大医院急诊室，一个礼拜要洗三次肾，我拼命地开车，拼命地开车，我要规规矩矩地赚钱，我拼命地开车，我有三个孩子，老大小学五年级。我拼命地开车，一天开十几小时，再赶去看我的太太。我真感谢我的太太！如果不是我的太太，我今天做人不会到这个样子。我感谢她，因为我的境界已经很高了。我现在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天天看《金刚经》。我觉得我们家里的遭遇不是一个悲剧。佛说人要病是败空亡必然的现象。我的太太生病使我能够尽力去赚钱对待她，我这样对待她，也是我对她的一种回报，我感谢她给我这种苦难。而我现在要拼命地开车，拼命地开车，拼命地开车，我要开十几小时的车，我要去看我的太太，一个礼拜洗三次肾，可是小姐，我已经解脱了。”

那时候，这个小姐皮包里有一个信封，不知道多少钱，那个小姐想：看看计程车的表九十块，他没有跟我要钱嘛，对不对？小姐说：“先生，我下车的时候你不要打开，里面有一个信封是你的计程车钱。你就开走，不是我掉的，我会放在你前面的位置。”于是，那位小姐下车的时候，就把那个信封给它丢着，就开始跑。这个人就抓起信封来打开一看，就开始追。

于是，在空军医院外面的mtv里面——那个地方有人认识我，是我的朋友啦——三毛拼命地跑，后面有一辆计程车停在路中间，司机下来拼命地追。朋友以为那个司机要打我，就出来救我。我说：“他不是打我，他不是打我，我们两个是另外一种很长的故事。你们没有了解，你们走开。”后两个人就拉扯拉扯。最后，他说了，他说：“小姐——要是有一天、有一天，要是有一天，我、我、我、我、我、我需要一个棺材，不能好好地薄葬她的时候，我来找你。”我说：“你拿我的地址，你如果忘记的话，我住在这个的十四楼。我希望永远都不会有这一天，但是如果有这一天，我们不能避免的时候，你要来找我哦！你不要忘记，你要来找我哦！”

那天回去，跟我的家人讲了这个故事，说一个人因为太太病成这个样子他的人生解脱了，跟我一样，他感谢他的太太。

再来，开到滨海公路去，难得恰好碰到一场葬礼。大概是一百四十岁才去的啦。哇！这个葬礼弄得好像一个舞会，哎哟，我好喜欢看哦！各位说，看到了你得呸呸呸。不是啦！中国人真是了不起！中国人九十岁以后要做大红。我祖父死的时候，我妈妈她们第二天通通穿大红旗袍，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如果是高寿过去的话，我们要穿大红，那是恭喜你脱离苦海啦！我们大家来庆祝吧！”

那位老先生，哇！风风光光的，有花圈，还有罐头。各位呀，那个罐头是今年最流行的紫色跟橘红色配成的，扎成像金字塔一样的。那些人都不哭，上千人的大葬礼哦！不哭，都在街上走，有五个到十五个的乐队吹吹打打，吹得欢乐。吹得不是唢呐，是西洋音乐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一车脱衣舞。有一个小姐在唱卡拉ok，哦，我真是一个土包子！卡拉ok你们一定看过对不对？那个小姐不是跳脱衣舞啦，她穿了很少的衣服，穿的丝袜这样露出来，在葬礼的车队里面。哎哟，这个中国人的境界，不能讲。（听众笑）

莫扎特弄不过他，我跟你讲，你不能说他低呀！你怎么能说他低呢？把这个放到死亡里面去。如果是一个国家元首的葬礼，大家当然沉默、肃静、严肃。但是，如果是一个地方上的首长，不是他家里叫的脱衣舞，是那个开戏院的老板要送他一台脱衣舞去送葬，一定是这种情形。那个脱衣舞小姐打扮得妖妖媚媚的，“呜——”车子就开了。

哎呀！我在那个地方看了三小时，看那个孝子，传统和现代的一种结合，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各位知道三毛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离开了这块土地二十年，我眼里所看到的文化，我对于这块地方的一种价值的判断比大家客观，不会这么主观地去看它。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看那场葬礼看得我腿都酸了，我看了三个小时才回来。

好，有一天，我带了我家的小孩到市立美术馆去开开眼界。你说你们这些人要去市立美术馆？她说，我知道要去培养文化。我说，文化不在市立美术馆里面。（听众笑）大家都说我们现在比较有文化了，我们有市立美术馆，是一环，但也不是。结果两个小孩子去市立美术馆，你知道她们看什么东西？她们看花盆，（听众笑）跟那个凌晨（台湾的作家）的小孩一样在那里看花盆，一个一个花盆。她们根本不看画。

好啊！小孩子要看什么就给她去看，看花盆，这是台湾的一景。看花盆的时候，这个做姑姑的就去看小孩子，远远地看，小孩子很有意思，她看花盆一只一只地看哦，台北市立美术馆这边的花盆。好，那些看画的人就看姑姑，（听众笑）看画的人就说：“三毛——三毛——”就看姑姑。看画的人看了姑姑呢，小孩子看完花盆，就去看那些看姑姑的人，（听众笑）然后就出去吃麦当劳了。

麦当劳有个叫做milkshake的，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小孩子自己会点的。点完，她就在那里有板有眼地、规规矩矩地吃。八岁，我小弟的女儿，吃得非常有教养，自己拿餐巾纸擦擦。我说：“小明，你今天表现很好。”她说：“不是的，小姑。我发觉，今天我到街上来所有人都看我哎！”（听众笑）“刚才我在这里吃麦当劳，对面几个阿姨一直看我，一直看我。我也不知道今天我是怎么样。”我说：“因为你今天很漂亮哦，你实在是太漂亮了。”

马上回去了，她就去跟她的妈妈说：“妈妈，今天我到街上去的时候，无论我走到哪里，人家都看我耶。小姑说因为我很漂亮。”我弟弟就“咯咯咯”在那笑，说：“哎，要不要告诉她？”我就说狐假虎威，我们说的这个成语她听不懂啦。我说怎么可以告诉她呢？这是一个小孩子童年的快乐，对不对？这是一个童年的快乐，就是人看人，人看人，人看人，一群群地看。

今天我这里还有深夜的小食摊，八德路的。八德路有一个水果摊，庞大，他说一个月赚十八万到二十八万，问我一个月赚多少，我说这个月五百块。因为我没有写，我是说稿费，我还有演讲费。

我陪一个美国人在八德路走。忽然，那个美国人说：“你看她，你看她，你看她。”那个水果摊在路边，很大的，老板娘在接电话。我说：“哎，老板娘你这个水果摊怎么会有一个电话？你水果摊应该没有地址，对不对？你是八德路几段几号？你没有地址。”她有个电话，她接得很从容，那个电话就在水果摊上。晚上收摊子，如果她那个摊子不在的话，还从那个地方接出一个电话。我说：“老板娘，你这个电话来得很奇怪哎！你真是神通广大，你没有店面，你有一个电话，这真是台北市一景哎！”她说：“不是，我妈妈跟电信局的人有交情，给我接了一个电话过来。”我们现在不讲守法不守法，外国人看到说这是一景，我没有注意到，那个人注意到。

阅读大地，终其一生！你家的一条巷子有春夏秋冬，月亮阴晴圆缺，你都看不完你的巷子。今天你家门口停的是黄汽车，明天停的是蓝汽车。今天下雨的时候你家里有一块煤，明天天晴的时候它没有了。终其一生，你家的一条巷子你看不完，一个台北市你当然也看不完，整个台湾你怎么看得完？但我们还不满意，说我要出国去走一走，是不是？

（本文根据1988年12月3日三毛配合新闻局中文书展所做的演讲整理而成，因录音的关系，《阅读大地》这一个讲题仅整理了有关台湾省内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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