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别人一堆堆高低不一的演讲稿，但就是没有关于格里尔的或者他本人的。他是后来才增补的演讲人。
我说：“我猜明天报纸上会有他的演讲稿。”
她说：“未必。”
的确如此，我在一家达拉斯的报纸上看到了格里尔，但是没有找到他的演讲稿。记者们既忙碌又顺从，知道什么该忽略掉。
第二天，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来到了大会现场。报纸上充斥着半是钦羡、半是恶毒的报道，说他在七十一岁的高龄收入丰厚，甚至超过了他那十万美元的总统退休金。但是福特先生已经失去了右翼的欢心，（根据另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也是ncpac（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选择在那一天举办得克萨斯募捐宴会，作为他们的“全美支持里根英雄会”项目的一项活动的原因。宴会的门票一千美元一张（媒体人士如果获准参加，则是免费的），将在纳尔逊·邦克·亨特的t环大牧场举行，那里距离达拉斯二十九英里。
邦克·亨特，一个人怎么可能抗拒这个名字？这是一个试图垄断白银市场的人；一个携天文数字的财富进入黄豆和赛马领域的人；一个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十亿石油资产、并将其增值为二十亿的人；一个如同其兄弟和姐姐，财富多到难以想象的人。
我和一个来自新泽西的年轻作家安德鲁成了朋友。安德鲁是开着一辆用六百五十美元买的旧车来达拉斯的；坐在这部没有空调的车里，我们向西驶出达拉斯，在温度高达一百多华氏度的高速公路上，以六到三十英里的时速冲进炽热的阳光之中。一路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去往达拉斯郊外乡下的车。其实那里算不上乡下。达拉斯－沃思堡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机场之一；一架接一架飞机拖着黑烟，仿佛排成两队，有规律地从炎热的赭色天空下降到我们的视野中，飞机上的灯光突然就开始闪烁起来。高速公路上的通勤车流发出嘶嘶的响声，四周的天空也在轰鸣。
安德鲁曾带着北方人的兴奋说，亨特的大牧场有自己的高速出口。那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你只是左转下高速而已，有一个交通警察在对面的车道阻拦车流。草地青翠，在炎热中让人讶异；围栏被漆成了白色。第一批助工就在里面（还有最外围的安保人员）：身着黑裤子和白衬衫的年轻男子，有些还戴着黑色或白色的棒球帽。
远处有一座白色的大帐篷。我们的车驶向那里。按照一定间距排开的低矮树木让这里显得更像是个果园，而不是景观公园。我们把车停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走下车来。这次宴会安排了专门的“代客泊车”服务——一千美元一张门票，当然要有这样的服务。身着黑裤子和白衬衫的年轻男子负责把车开到远处的停车场去，然后再跑着回来——跑着回来，就好像这也是礼节的一部分似的。
安保人员对我们进行了安全检查。我们把媒体通行卡挂在脖子上；年轻的ncpac干事（他们自己的主办方铭牌固定在衬衫口袋上，是用一种粘贴纸做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这场宴会——该如何描述它呢？一个骑在白马上的牛仔在笑，但又不是朝任何一个人笑，他不停地转动着一个小套索，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一个女牛仔跨骑在另一匹马上。在“西部”打扮的酒吧里，女孩和枪手在宾客间穿梭。人们骑在驯化的长角公牛身上拍照。从一个开放的帐篷里传出音乐和歌声，是西部乡村音乐。有一些排档提供得克萨斯和墨西哥风味的食品。在开阔的地方，有人在烤牛排，油滴落进放在青草地上的一个长长的黑盘里。有些人坐在一辆驿站马车里，驾着车绕着小圈；那不是真正的驿站马车，也不是古董，是重造的。在另外一处，有一辆篷车，没有套马，停在那里，显然是一辆真的古董车。有三四个印第安人身穿满是羽毛的传统服装，站在宾客中间，等着有人给他们拍照。
我们是在得克萨斯，这里的高温和景观曾让第一批定居者惊叹不已。一辆驿站马车的平均时速是多少？六英里还是八英里？铁路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当时火车时速能否达到十五英里？但是这场西部风格的宴会并不是对往昔的庆祝，它更像是一场“演出”；按照ncpac四处散发的宣传册上的说法，其实这就是一场演出，一场由一位专家和一家极其成功的公司（另一本非常全面的宣传册专门介绍了这家公司）共同导演的演出。影院和电视已经将往昔吞噬，这次宴会也许是为那些——像喜欢西部片一样——喜欢这样一个说法的人举办的：作为爱国者，他们喜欢西部片。而这种电影式的翻版西部正在被拍摄下来，准备在某个地方的电视上播放：演出嵌套着演出。一座装有电视摄像机的红色吊车不时在我们头上伸展上升，背后是壮丽的落日景象。天空中有几架轻型飞机：有人说也许是来赴宴的客人，正在降落。
另一边，在远离红色吊车、电视摄像机、宴会和白色帐篷的地方，坐落着牧场的大房子。这所房子位于一块略微隆起的土地上，四周树木环绕，看起来平淡无奇。纳尔逊·邦克·亨特和他的妻子正在从这座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房子里走出来，电视节目组和一些旁观者走在他们前面，他们也许不只是宾客，也许是政治盟友，也许是被纳入私密社交圈的人。节目组——摄像师、音效师和记者倒退着走路，和螃蟹一样——让行进的队伍保持队形和庄重感。出席宴会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形时，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气，就像是见到了圣人或皇室成员。而他的家庭、财富和冒险经历的确让纳尔逊·邦克·亨特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谁能和他相提并论。而他就在这里，在他自己的牧场上，为了一个他认为美好而虔敬的事业，担当着半个东道主的角色。
很难听清楚他在对电视记者说什么。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似乎在斟酌用词；只有两三次我听到了“保守”这个词。他似乎在对保守主义事业的发展表示满意。
那天在《达拉斯新闻晨报》的“自画像”调查表上，他把“贪吃”列为自己最大的恶习（他显然爱吃冰激凌）；但是与伦敦报纸上刊登的、他在“白银案”时期的照片相比，现在的他瘦了很多。他说自己最喜欢蓝色；此刻他的确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领带是皮革的，并不比鞋带厚，但是在最上面的纽扣处，领带没有打结，而是支起了一枚银质硬币，也许他这是在以开玩笑的方式影射“白银案”。他说话时半带笑意。他妻子站在他身旁，显得非常矮小，一直在笑，似乎对这样的场合感到非常满意——无论是宴会、宾客还是事业都令她满意。她别着一枚马蹄形钻石胸针——就这一点奢华的痕迹，几乎像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和她丈夫的银质硬币相映衬）；这枚胸针和她的笑容一道，就像是送给我们这些宾客的礼物。
然后他们又和他们的媒体队伍一道向前走，经过了身披亮丽羽毛的俄克拉荷马印第安战士（bluehail酋长和他的部属），经过了复制的驿站马车和驯化的长角公牛：邦克·亨特夫妇在行进的过程中显得非常和善与热心公益，他们代表的是金钱、好运、石油、土地、工作、回报、上帝以及老派的做事方式，体现了一种把复杂的美国品德变得非常简单的能力——现场的烧烤和宴会的用意正是要颂扬和保卫这样的品德。
有人召集大家去晚宴现场。是敲钟还是抽响鞭，我不记得了：召集的方式是西部式的，不寻常的方式，是这场昂贵活动的民俗演出的组成部分。巨大的帐篷里坐了近两千人，里面安装了空调（五百吨的空调设备是由休斯敦移动空调公司专门运来的，这是一家为炼油厂提供制冷设备的公司），真是不可思议。出席晚宴的约一千七百名宾客受到了娴熟的款待（晚宴是由达拉斯的美食家多萝西·贝里设计的）。
祝福仪式由杰里·福尔韦尔主持。他是原教旨主义浸礼会传道者，右翼的宗教明星，第二天还将在大会引介里根夫人之后主持祝福仪式。那天傍晚早些时候，福尔韦尔跨骑在那头得克萨斯长角公牛身上，供周围的人拍照。此刻，他站在帐篷里的讲台上，灯光照射着他，一台台电视摄像机在运转；他走进宴会的美国精神之中，又让他自己的宗教精神笼罩住了整个现场。他径直向神吁请：“这个傍晚奉献给您。”得克萨斯人的叫喊声在“阿门”之后响起。这些叫喊声并不是要亵渎神圣。这些人有着真正的谦卑之心（是有所成就者的大谦卑，而非失败者那种没有价值的谦卑），让自己站在神那一边，抨击一切不虔诚之人事，一切对这样的场合构成威胁之人事。
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有人伸手帮助邦克·亨特登上讲台，他随后宣布，宴会吸引到了一千六百五十位付费宾客，而不是他和ncpac一开始所期望的四百多。扣除成本费用，帐篷里的宾客在这个傍晚为ncpac的“全美支持里根英雄会”捐助了一百多万美元。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坐在我们媒体这一桌的一位中年摄影师变得异常兴奋。没有朋友或同事与他随行，他需要找人说话。他在暗黑色的桌子对面说：“我拍了一张杰里·福尔韦尔骑在长角公牛身上的照片。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拍到这样的照片。我还拍了一张邦克的照片。邦克走在路上，看到草地上有一个叉子。他弯下腰来。他弯下腰来，拾起叉子，放进口袋里，然后说：‘这就是省钱之道。’”
伟大的一笔，这个故事已经变成了传奇。
正是在这样一种成功和集体自得的氛围中，现场放映了ncpac的电影《罗纳德·里根的美国》。我们这些坐在媒体桌的人是反着看的。银幕就放在我们面前，把我们和那些百万富翁分隔开来。
电影一开头有约翰·韦恩的几个镜头。影片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物，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人物，而不只是一位现代演员。影片要告诉观众，所有像韦恩这样积极向上、努力工作、为这片土地奉献生命的人，都是英雄。其中潜藏的意思是，在里根先生身上，韦恩精神复活了。在里根先生从政早期，他的演员生涯也许是一件令他尴尬的事情，但现在却成了他的优势。美国精神已经成了保守主义者的理想；而最急于表现这一精神，最理想化、也最多愁善感的（右翼的任何理想都很需要这种多愁善感），是漫画书（《美国的社会公正》），是低级别影院里放映的电影。
如此惊人的财富和权力，如此惊人的科学和组织，被如此铺张地用在得克萨斯宴会的一夜演出上。在开车回达拉斯的路上，路旁的景象看起来如此闪亮。但是成就越大，允诺越多，想到这一切都有可能烟消云散，就更加令人痛苦。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对危机的预感——保守主义者的多愁善感的另一面——埃德·詹金斯第二天上午在谢尔顿－达拉斯酒店的ncpac会议室发表了他的演讲。
安德鲁和我是一起去的。我们和埃德·詹金斯聊了起来，时间尚早，而他又是那里唯一一位成年人。他非常热情、开放而且迫切希望能帮助他人。他离开堆满文献的柜台，和我们一起围坐在一张圆桌边上。在我不安地提出要求之后，他甚至关掉了《罗纳德·里根的美国》的声音——前台附近似乎一直在播放这部电影，也许是为了吸引路过的人进来。
埃德·詹金斯，三十二岁，在保守主义联盟全职工作，这个联盟是ncpac内部的组织之一。ncpac的主席也是保守主义联盟的全国总裁。保守主义联盟（call）有一个叫“全美生存联合会”（ncas）的项目，正在运作“人权与国家生存计划”（hrnsp）。埃德·詹金斯谈话的焦点是hrnsp；还有准备好的宣传资料袋，让我们对这个计划有了“基本的了解”：“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向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府提供技术、信贷、金钱和安全保证，以避免他们侵犯人权及犯下其他针对神和人类的罪行。”
谈及call，埃德·詹金斯这样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共产主义，并把它赶回去。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不应该存在。我们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像我们一样自由。”他们尤其对美国把高科技出口到俄罗斯感到担心。
然而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更为简单，甚至只关注国内事务。“call是七年前成立的，以前叫‘保守主义者反自由立法联盟’，去年改了名称。其宗旨是与肆意的自由化立法进行斗争。”埃德·詹金斯这句话主要针对的是busing问题。“美国人民不想要busing。”busing让许多家庭过得很糟糕；埃德·詹金斯有一个妹妹尽管搬到了离她丈夫工作的镇子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仍然在被busing折磨。
“这个国家有一群人在逃避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发起了这个运动。我当时知道我会去私立学校上学，我还记得我父母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他们是在努力逃离一种东西。”
我认为安德鲁不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当埃德·詹金斯说起busing问题——与hrnsp以及俄罗斯人的话题相去如此之远，但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到埃德·詹金斯的政治道路的逻辑，对他这样一位不愿擂响种族之鼓、甚至不愿承认种族冲动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在埃德·詹金斯说话的过程中，我看到安德鲁尽管有着作家的冷静、甚至还有学院背景，却表露出同情的神色，并且在做出回应。安德鲁来自新泽西，完全理解埃德·詹金斯所谈论的问题。
埃德·詹金斯继续说道，正是因为busing问题，人们才开始把他们的小孩送到教会学校去上学。也正是因为busing问题，宗教原教旨主义才变得可敬起来。
于是，十六年后，这里的情势出人意料地证实了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冰上的灵魂》中写下的话：“在民权运动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广泛的全民共识……新右翼狂热追求的，就是要侵蚀并破坏这一共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让这种共识得以诞生的那些问题和情境已经不存在了。”
埃德·詹金斯说：“应该说，此前，原教旨主义者对政治并无兴趣。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是，在这个国家他们并非一种重要的力量。但你也一定得明白，新右翼运动不只是一种原教旨主义运动。它属于所有人。但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新右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但我非常尊重他们。
“我自己属于新教圣公会。这是美国的主流教会之一，但我后来离开了，原因是我在那里听不到宗教的声音。我听到的是我们的牧师在怒斥我们的政府、社会的不公，还有越南战争。他会告诉我们，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士兵正在杀戮妇女儿童。当时我有三个姻亲兄弟在越南，有两个再也没有回来。
“这里的变化非常富有戏剧性，非常微妙。我认为美国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信奉的自由主义为今天的右翼创造了权力基础。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脱离了教会，因为我的牧师认定宗教必须成为社会运动。那些主流教会，比如新教圣公会，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原教旨主义教会牵涉进某种政治事务，那他们就是一群疯子。而如果是主流教会在——用我们的钱——把牧师派到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镇、去卷入暴力事件，那就是出于社会公义，而非出于政治动机。”
安德鲁和我没有做任何提示，埃德·詹金斯开始说起他的家族史。这是他坦率性格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在回应我们对他的兴趣。
“我父亲非常保守。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城长大，家里非常贫穷，祖辈来自爱尔兰或威尔士。我母亲家有一些德国和荷兰血统。我父亲或许是最典型的美国人。他靠勤工俭学读完高中和大学，经常同时做三份工作。他之所以去读新闻专业，是因为上不起医学院。但他后来又回去就读，终于成了一位医生。那是在他二十七岁到二十九岁期间。起初他一无所有。他在五十七岁时因为过度劳累去世，但他完成了两件他立志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成为医生，而是要尽力成为最好的医生；另外一件事情是确保不让他的孩子再重复他的遭遇。他会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母亲也在场，说起他在发育时一周也许只能吃一次肉——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因为家里太穷，我父亲——我不想说营养不良——得不到足够的维生素和食物，也因此一生都非常瘦弱矮小。”
埃德·詹金斯并不瘦弱，但他多少遗传了他父亲的小个子。
安德鲁有部分俄国血统，他问：“你的祖父呢？”
“只要能找到活做，他就在工厂做工。我祖父是美国第一支橄榄球队的球员。他去世的时候非常穷。那些最早加入球队的人赚不到钱——那时的一场冠军争夺赛，赢球的球队每个球员只能分到五美元。”
从某一角度来看，这是在一片富饶的土地上发生的关于贫困的故事；在许多国家这也许会激起人们心中的愤怒。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个关于奋斗向上的故事：祖父是工人，父亲是医生。这也是埃德·詹金斯的看法。“美国人一出生就开始获得这样一种观念：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只要他们拥有愿望和意志，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这就是美国的美好之处。我还记得邻居家的小孩因为各种事情惹上麻烦，被家长打屁股。在我们家里无论是谁，最糟的事情就是不尽全力，不管是割草还是学习。”
安德鲁说：“你会因为这个被打屁股？”
“是的。”
我问他：“你父亲是哪一年去世的？”
“一九六七年，就在我快满十六周岁的时候。我父亲反对政府的做法。他觉得我们的政府正在创造一个福利国家，在他看来，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除此以外，他觉得我们的政府在向共产主义者让步。他相信共产主义者想要统治全世界。在去参加大会之前，他一直是一个戈德华特共和党人。他把我也带去了，那一年我十二岁。”
所以埃德·詹金斯不仅从小就接触到了正式的政治活动，在他的家庭取得成功之际，他还接触到了危机和动荡的概念（新的恐怖取代旧的恐怖），以及刚刚把握一个世界、旋即又被夺走的概念。
“我感到政府正在摧毁美国的机体，摧毁让美国得以伟大的一切。”
但那个美好时代、那个安全时期是什么时候？
“人们有时问我，谁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总统。有人说是肯尼迪。我不这么看。尽管我的看法可能会让我显得狭隘，但我还是要说，是泰迪·罗斯福。他是一位战士，一个顽固的人。他几乎可以说是美国的销售员。美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证明这一点。他的一些品质也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所推崇的品质——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倾尽全力。关于泰迪，你可以这样说：当他承担起一项任务时，他总是带着热情、带着对生活的爱去完成它。他热爱生活。他热爱美国。”
埃德·詹金斯原本打算为保守主义联盟工作了一年，结果一待就是四年。这在经济上是一种牺牲，但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必须这么做。“就像我父亲担心他的孩子们一样，我也担心我的孩子们。”
安德鲁被埃德·詹金斯打动了，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感动。“右翼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讲述贫穷和奋斗的故事。”
安德鲁是对的。“早年的贫穷”是那天傍晚的两场大会的演讲主题。参议员多梅尼西讲述的是他贫困的父亲在新墨西哥开杂货店的故事。浸礼会牧师希尔先生是一个黑人，他讲述的是自己一九四七年睡在达拉斯的一个猪圈里的往事。新闻网络没有播出关于猪圈的演讲，让一些人难过不已。这样的演讲能在政治上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组织者在大会期间向与会者分发了多份刊物，《总统圣经记分牌》是其中之一。据说（有多个来源相互印证）其目的是披露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堕胎、同性恋、女权、恋童癖、色情作品、核裁军和校园祈祷等问题。正如这些问题全都被视为“圣经”问题一样，它们似乎都成了“对与错”这个大问题的不同方面，需要的只是一种特定的信仰。
里根先生在《记分牌》里得分不太坏。在他当上总统之前，有一次一位记者问他：“州长，你生活里的榜样是谁？”里根先生说：“哦，这太容易回答了。那个来自……”看了《罗纳德·里根的美国》里约翰·韦恩的那些镜头，还有对里根先生演员生涯的着重刻画，你也许以为里根先生会说：“那个来自拉勒米的人。”但他说的却是：“那个来自加利利的人。”说来也怪，在大会这一周的时间里，这两个人似乎并无二致。弥漫整个大会的怀旧情绪——旧美国、旧信仰、西部（或西部片）、老电影和老明星——让两种信念走到了一起，而且几乎没有渎神的意味。里根先生把他的三种角色：演员、政治家、老派基督徒，融汇在一起，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他是人们诸多需求的答案；在复杂多变的右翼，有许多人在他身上实现了自己的想象。他是一位演员：演员可以沉默寡言，但仍然寓意良多。
周三，在希尔先生（以盛气凌人的、浸礼会的风格）做完关于猪圈的演讲之后，会议中心放映了一部关于里根夫人的影片。片中的她在为一块纪念她父亲的牌匾揭幕；她父亲是外科医生；她似乎在啜泣。里面还提到了她的演艺生涯。弗兰克·西纳特拉唱了一首关于南希的歌。里根先生动情地说：“我不知道没有她我会怎样。”最后他们走下斜坡，走进了一片树林。
灯光亮了，掌声响了起来。我们惊讶地发现，放映这部影片并不意味着里根夫人就不出场了。影片放映过程中，里根夫人被接到了会场，此刻她正站在讲台上，身着白衣。更令人惊讶的是，后面的大屏幕上播放的不是里根夫人的大幅照片，而是里根先生在特拉梅尔·克罗的阿纳托尔酒店房间里的实时场景。里根夫人朝着大屏幕挥手。有一两秒钟，里根先生似乎有点困惑，但随后也挥手回应。这是天伦之乐的伟大时刻。这就够了，这就是代表们所需要的。现在里根先生只需要出场就可以了，那将是我们在最后一天的节目。
在他的演讲中，和政治有关的部分他只是在重复其他人说过的话。最后富有诗意的部分，也就是关于“希望的春日”那一部分，与其说是演讲、是诗与语言的事情，不如说是一部简短纪录片的梗概，描绘的是一个多种族的、地貌多变的美国。于是，在这场盛会达到高潮之际，和那么多场演讲一样，其核心空空如也。总而言之，那种关于宗教和美国精神的怀旧情绪似乎只是暴露了一种智识的空缺，而大会所用的那种计算机语言只是揭示了这些政治人物想象力的贫乏。“似乎”——尽管大会安排了祷告和祝福仪式（最后的祝福仪式将由克里斯韦尔博士主持）——“似乎灵感已经枯竭，似乎不会再有巨大的希望、宗教、喜悦的歌曲、智慧以及比喻。”
这些话是爱默生说的，说的是英格兰。《英国人的性格》发表于一八五六年，是爱默生对自己在一八三三和一八四七年两次英国之行的记述。他感到当时的英国尽管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却已经在走向衰落，而英国的智识生活正在被关于权力、金钱和正当性的过度意识所窒息。“他们在低下的水平上运用每一种才能。”爱默生写道，“也许可以说，他们在一种次意识中生活和行动。”在达拉斯华丽的外表下我也感觉到了类似的东西。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权力”，而这种权力似乎太轻巧了：国家权力、个人权力和新右翼运动的权力。和爱默生在英格兰时一样，我走在达拉斯的会议大厅里，如同“走在大理石地板上，没有什么能在这里生长出来。”
（马维达译）
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三大城市。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本地和长途电话公司，创建于1877年。
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
为平衡黑白学童比例，用车接送外区儿童上学。
西奥多的昵称。
作者“奈保尔”的其他小说
《米格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