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代浦是整个使团的明星，这是公认的。在纳西拉巴德村，我们的第一站，穆库特先生的讲话极其简短，我的吉普拐错了弯，当我赶到会场时，他的发言已经结束了，他盘腿坐在临时搭起的讲坛上，闭着眼睛，祥和、安静、耐心地坐在乌代浦穿着小羊皮鞋的脚边，像一个安于自己无足轻重地位的人。乌代浦却没有忘记他。“人们问我，‘穆库特先生不是个盲人吗？’我说，‘他看不见外在的世界，内心却洞明烛照。当你走进神庙、清真寺或者教堂的时候，你会闭上眼睛祈祷。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的内心却没有失明。’”

穆库特先生坐在那里，岿然不动，就像在神庙中静心的人。但今天还有很多安排，突然——夏尔达先生没有发表讲话——集会结束了，静心和安详的状态一扫而空。乌代浦和穆库特先生敏捷地爬下讲坛，无比迅速地上了车，结果我很快又把他们跟丢了，直到三十英里之外的比瓦尔才赶上他们。

比瓦尔之后是荒漠，布希姆之后又是荒漠。没有水渠灌溉的绿洲，没有树木，也没有骑自行车的农民，只有岩石、时隐时现的仙人掌和空空如也的道路。有时会看到一只骆驼，有时会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穿着补过的皮凉鞋，背着自制的土枪：这里是盗匪出没的乡间。但在这片荒野中，经常会有一小群拉其普特人跑到公路上来，拦住使团，争睹他们从未见过的大公风采（乌代浦的一位大公上次到这里来是一九三八年）。乌代浦在劳斯莱斯里站了起来，人们击鼓欢呼，有时候居然会冒出喇叭的声音。

人们给他戴上花环，把沉香木灰涂在他的额头上，往他身上洒红色和紫色的水（他的深蓝色尼龙外套就是为这个准备的）。他们的仪式极其隆重，仿佛他是庙里的一尊神（他的墨镜恰好让他显得高深莫测）。他们用火围着他的脸划圈，火是熠熠闪光的樟脑灯，火焰在铜盘中燃烧。有一次，一个女人用手拿着东西喂他吃。乌代浦在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位大公，他还是hinduonkasuraj，印度太阳，这是古代拉其普特骑士的称号，已经与他们的宗教融为一体。在某一站，一个男人高喊：“你是我们的神！”乌代浦迅速而正确地回答：“神灵普照你和我。”

穆库特先生没有被遗忘。劳斯莱斯开动后，拉其普特人就转过身来围住灰色的大轿车。每到这种时候，夏尔达先生总是不耐烦地冲我招手，催我上路，所以我不知道沙漠里的人有没有因为他们对大公的忠诚而从穆库特先生口中收获些许的赞颂。

刚过中午，我们来到了城墙环绕的代奥格尔。主城门处一片混乱，拥挤的人群中，一匹披着白布的白马在等候乌代浦的到来。我们使团的播音员激动万分：“你们的大公来了。一千四百年来，你们心怀大公，而现在他来了，印度太阳。你们盼云彩、盼雨水一样地盼望着他，现在，你们的大公来了。”就像是电影里的壮观场面，城墙内的人早已倾城而出，裹着鲜艳头巾和纱丽的男男女女也早已急急忙忙地越过沙漠，来到卡尼·戴维神庙，卡尼·戴维是这座城镇的女神，乌代浦要在她的神庙里演讲。

我觉得，夏尔达先生跟他的两位政治宿敌在一起时有些失语。他低声对我说：“人民同盟，这些人全是人民同盟组织的。”

没多久，乌代浦开始向来自沙漠的听众讲话了——黄沙、城墙、关隘和雾霭笼罩的起伏山脉，映衬着听众鲜艳的头巾和微笑的脸庞。乌代浦谈论着甘地夫人如何威胁到民主和宪法，穆库特先生盘腿坐在有顶棚的讲坛上，两位保镖站在荆棘树的阴凉里，扫去劳斯莱斯上的尘土。

乌代浦已经脱掉了贝雷帽，换上了拉其普特头巾。一个人，众多的角色。但乌代浦是个很棒的演说家，因为他欣然接受了他的每一个角色——神，拉其普特人和民主人士——并让它们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不是神，我只是神的某种代表。我们都供奉湿婆，eklingnath。”他不是政客；他不想要任何人的选票。“我不是人民同盟的支持者，我支持自由。”拉其普特人鼓起掌来。“我们这里没有警察，我们不需要警察。我们不像英迪拉派国大党，我们之间有爱，因为我们是合一的。”听众因为他的政治妙语而大笑，为他阐述的拉其普特人的忠诚的基石而鼓掌。

接下来，我们把穆库特先生留给了选民，其余的人来到乌代浦属臣的宫殿吃午饭。这是一座光秃秃的破败宫殿，选举在这里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属臣和他的幼子穿着光彩闪耀的拉其普特朝服等在那里，布满尘土的院子里铺了一块红地毯，鼓乐奏响，面带微笑的门房接过了客人的佩剑，内室里，女人唱起了歌。一位目光炯炯有神的老家臣走上前来，背诵了一段讲述君王职责的古老诗文。然后，另外一些面带微笑的人也走了上来——每个人都面带微笑——行屈膝礼，献上象征性的贡金：有人给了一个卢比，也有人给了五个卢比。

“你瞧，”乌代浦用英语说，他的脸上仍然是红一块紫一块的，“我们是多么不受欢迎。”

报纸对甘地夫人的前景感到悲观，乌代浦的成功之旅让毕希西瓦先生这边的很多人灰心丧气。他们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魅力人物。甘地夫人麾下最能干的部长查万先生的来访是一次失败之旅；而甘地夫人本人不会到这里来。毕希西瓦先生这边的人能指望的只有拉贾斯坦的行政长官，他是毕希西瓦先生的政治后台，星期二要到阿杰梅尔来，但他几乎没有任何魅力可言。他是地方上无可置疑的党魁，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来演讲，而是解决一些党内纷争，它们已经威胁到了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

阿杰梅尔的国大党以派系斗争著称。一九五四年，当毕希西瓦先生的父亲活跃于政坛时，阿杰梅尔的行政班子几乎瘫痪了。关于当地的国大党，尼赫鲁写了一段长长的、不耐烦的“批示”：“……一直让我们头疼……当地政府不是有效的政府……我们的社区项目在阿杰梅尔实施得最糟。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一项工作也没有做成。”这就是阿杰梅尔的传统。而且随着执政日深，当地的党组织内部聚集了大批心怀不满的人，都想借这次大选用消极怠工来发泄不满。毕希西瓦先生希望超脱，想通过“建立”自己的队伍来跟各种旧有的纠葛脱钩，却让局面更糟了。一个满腹委屈的人对我说：“毕希西瓦先生的处境就像一个糊涂的男人，不再信任诚实妻子的忠诚，反而去相信放荡女人的赌咒发誓。”

现在我听说，甘地夫人之所以不来阿杰梅尔，是因为对毕希西瓦先生感到不满。她还记得国大党分裂时，他曾经怎样地犹豫不决，现在她想让他吃些苦头。那些还记得毕希西瓦先生父亲的人说，毕希西瓦先生根本无心参选，他是被妻子逼的。大家一致认为穆库特先生的助选人员更加无私，不轻易为物质利益所动，蓄意来搞破坏的人也比较少。这里流传着很多关于蓄意破坏的说法。一个在国大党内身居高位的人告诉我，毕希西瓦先生所有的助选人员，无偿工作和有偿工作的人都计算在内，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来搞破坏的。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听说了拉瓦特人的事情。拉瓦特最开始是兽皮匠中的一个种姓，后来他们进入了地位较高的行业：农业、军队和警察机构，他们的上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二十五年前，焦特布尔的大公颁布法令，承认他们属于拉其普特种姓。但在阿杰梅尔，拉瓦特仍然被视作很低的种姓，几乎等同于贱民。因此他们本来应该是英迪拉派国大党和毕希西瓦先生的坚决支持者。但当时发生了一场危机。几周前，纳西拉巴德的一个拉瓦特人的年轻妻子被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拉瓦特人诱拐了。整个族群遭到了双倍的羞辱：通奸的丑事（在印度，通奸者将受到监禁的重罚），再加上诱拐者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向警察求助，警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些拉瓦特人认为，毕希西瓦先生和支持他的基督徒默许了警察的不作为。有人在拉瓦特人的聚居区散发传单：

拉瓦特们，兄弟们！毕希西瓦·纳斯·巴瓦佳先生视我们妻女的荣誉为草芥。认清他！

拉瓦特人有五万张选票。吉申格尔、乌代浦、拉其普特、拉瓦特人和捣乱分子：那个星期一，毕希西瓦先生似乎已经身陷重围。这也是《印度时代》对阿杰梅尔局势的非常粗略的判断。一两天后，穆库特先生的一张“富有人情味”的大幅照片——一位双目失明的候选人——登上了新德里《印度斯坦时报》的头版。

拉瓦特人的事情是库戴尔先生告诉我的。库戴尔先生年届五十，是国大党人，他有一个小小的抱负：成为毕希西瓦先生的选举执行官。任命将于星期二行政长官来访时举行。然而当我星期一晚上见到库戴尔先生时，他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有些紧张，对我说：“我担心知识阶层正在被巧妙地从全印度的政治领域清除出去。”

库戴尔先生是一名律师。他住在八号公路旁一条污秽的巷子里，房子是拉贾斯坦风格，高大的三层楼，回廊围着中央庭院，庭院顶上装着铁栅栏，用来防范不速之客。我们沿着狭窄封闭的水泥楼梯，经过他的律师事务所和仆人的房间，来到了平坦的屋顶和他的起居室，起居室的色调是粉色和红色。包布椅子沿着三面墙排开，房间里面有一个玻璃橱，里面放着贝壳做的装饰品、塑料做的印度神像和其他小摆设。房间里那么多椅子显得像个等候室，但库戴尔先生确实有那么多客人。他跟选民保持着接触，为担任竞选执行官做好了准备。

拉瓦特人让他担心，但他不怎么担心乌代浦的巡游。“这种公共会面只是娱乐节目，只是凑热闹。无足轻重。”赢得选举靠的是选票，赢得选票靠的是做工作。“我说的‘工作’指的是直接接触选民。把他们从屋里领出来，送他们去投票间。我以一位热忱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告诉你，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最后两三天所做的工作。”这既是库戴尔先生做出的允诺，也是他发出的威胁。

他说：“我足不出户就可以影响到某些行政区的选举，这需要一周时间。但如果我出去巡游，两三天就足够了。”

我问他是如何做到的。

“我是群众领袖。”他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他是婆罗门，是城里人。他说，在想到为穷人服务之前，他在桥牌和象棋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他走了出去，“深入到社会最底层，走到贱民和舞蛇者中间”。很少有人这样做。在阿杰梅尔，大家都知道库戴尔先生在一些底层群体中很有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说库戴尔要参加战斗，就开始担心了。”

因此，在这最后的夜晚，库戴尔先生在预演着他的角色。他的态度有些孤注一掷：尽管他很愿意为毕希西瓦先生出力，但也完全可以袖手旁观，让毕希西瓦先生自作自受；如果行政长官和毕希西瓦先生想让他效力，如果他们还在乎舞蛇者的选票，明天就一定会来找他。库戴尔先生已经拿定主意，明天决不采取任何行动。明天是湿婆神节，他是湿婆的信徒。对他来说，那一天是神庙、祈祷和静心的日子。

一大早，毕希西瓦先生就赶到圆屋来找行政长官，他来得太早了。他看上去比我记忆中的他更加心烦意乱。他是跟一群乡下人一起来的，那些人都围着灰扑扑的腰布，罩着棕色背心，戴着甘地帽。他们在毕希西瓦先生慌张地带领下，像一群没头苍蝇，在宽敞的休息厅里忽而扑向前，忽而奔向后。当毕希西瓦先生站住不动时，他们就都往地毯上一坐，就像圆屋里的仆人以为四下无人时会做的那样。这些人在慌里慌张、七嘴八舌地把同一件事情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断定行政长官不在圆屋，可能去了别的地方。于是他们又一窝蜂地涌了出去。

但行政长官确实来了。他一定度过了相当繁重的一天，那天晚上七点半，他本来应该赶到市区，在柯萨纳吉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但他还待在圆屋里。不过一点也不要紧：湿婆神节、哈努曼庙每周的典礼、花展和吉安王的湖畔花园彩灯吸引了节日的人群；柯萨纳吉的会场只来了三四百人：政府官员、穆斯林和证明了他们的忠心的人。整整一个小时，音乐、歌曲和竞选歌差不多已经把我们的耳朵震聋了。听众越来越多。当行政长官终于带着他的全部党内要员来到会场时，我高兴地看到，库戴尔先生已经被请出隐修室，跟众人走在了一起。

行政长官跟人做了一整天的个性斗争之后，现在可以只谈原则了：赶走贫困。他只字未提拉其普特人和拉瓦特人，对穆库特先生没有丝毫贬抑之词，几乎没有提到毕希西瓦先生。毕希西瓦先生没有发言。他就像某些印度雕塑中的妻子形象，在主人脚边显得非常卑微，他安静而谦卑地坐在行政长官脚边，就像穆库特先生坐在乌代浦脚边那样。他身体向后，倚着自己的胳膊，挺起的大肚子显得优势在握；我觉得我从没见他这么放松过。

“他完全有理由放松下来。”第二天下午，当我跟库戴尔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开车去纳西拉巴德的时候，库戴尔先生对我说，“昨天上午九点半，他见过行政长官之后就到我家里来，向我屈服。他是带着妻子和妹妹一起来的，他妻子眼中含着泪水。我对他说：‘然而你，毕希西瓦先生，你必须明白，我一直都在帮你，这是因为我相信甘地夫人的纲领，而不是因为我对你有什么情谊。’”就这样，库戴尔先生间接地宣布了他的竞选执行官身份。他又加了一句：“冲锋的时刻到了。”

但我们先在新建的湿婆神庙前面停了下来。库戴尔先生是湿婆的信徒，对湿婆的恩泽感念不忘，他对着湿婆的象征林迦做了一番敬拜。林迦立在水泥莲花台的中央，莲花台的边缘雕刻着排列成锯齿形的花瓣。裹着塑像的黄布上面沾了一些甜甜的东西，一堆黑黢黢的苍蝇不知餍足、如醉如痴地趴在上面。

“到纳西拉巴德后，”我们再次上路时，库戴尔先生对我说，“我会把你分别介绍给穆库特先生和毕希西瓦先生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跟我都是最要好的朋友，都会请你喝茶。有时候，我参与竞选就像娱乐。”

“就像业余爱好。”坐在吉普后面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到了纳西拉巴德，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情况和库戴尔先生想象的一样糟。身材圆胖的杰恩先生是个小珠宝商（商号是“高级军用精品与金饰”），也是国大党阿杰梅尔乡村行政区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他让我们在门廊里倚着靠垫坐下，从陈列橱到门墙之间的这个温馨的小空间既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日榻，他给我们端上茶和cachoree，告诉我们这里的局面：毕希西瓦先生如果能在镇上得到百分之三十五的选票，在村子里得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就算他走运了。“他们忽视了资历深的工作人员。他们引入的新手在这里喝酒、住宾馆、辱骂对手，以为这样就能赢得选票。”

穆库特先生麾下的那位律师——他的办公室就在马路对面——给出了同样的数字。“噢，是的。”律师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事情正在向着有利于穆库特先生的方向发展，因为某个人在起作用，你可以说那个人就是我。再加上人民同盟和穆库特先生本人——他是一项重要的资产——还有竞争对手可怜的个性，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

我们离开纳西拉巴德，向沙漠驶去。

“泄气？”库戴尔先生说，“我是个永不言败的武士。”

吉普车上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库戴尔先生可以反败为胜。”

“我是群众领袖。”库戴尔先生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很少有人会去的村子。那里的贱民建了一座湿婆神庙来纪念我。我在那里工作时，他们是一群嗜酒如命的人。我让他们起誓戒酒。这件事很不容易，花了我几个月的时间。”

一片沙漠落日的景象：赭石色的天空映衬着楝树和澳大利亚山茱萸的黑色轮廓。接着，在一片隆起的高地上，出现了一个围墙围着的村庄，然后是一座高大的门洞，一条土路，一座神庙，一群人出现了，围着我们的吉普车欢呼雀跃：“indiragandhikijai!英迪拉·甘地万岁！”库戴尔先生说得没错，他在这里很有声望。人们把婴儿抱过来给他看，把以前认识的孩子叫过来；男孩子们念神庙大门上的铭文给他听，让他知道他们已经认识不少字了。库戴尔先生身材高大，秃顶，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他迈着笨拙的步伐走在贱民中间，眼睛在镜片后面快速地眨着。他是一个充满献身精神的人，不需要借助甘地的任何行头；当时的场面非常感人。

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行，来到了一个村庄，库戴尔先生说他想在这里做一些“暗中侦察工作”。我认出这里是撒拉达纳，我跟毕希西瓦先生来过，这里的人向他保证“全体一致”支持他。但库戴尔认为，他能不能获得百分之四十的选票都成问题。撒拉达纳是贾特人的村子；贾特人刚刚组建了一个政党，他们敌视甘地夫人；头天晚上，穆库特先生跟这个政党的一些领导人在撒拉达纳刚刚开过会。

“暗中侦察，暗中侦察。”我们的车一停下来，库戴尔先生就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去了茶棚，我们一声不响地坐在吉普车里。但我们的到来不可能完全保密，有人给我们端来了几杯茶。一个村民走过来，低声告诉我们，只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村民支持毕希西瓦先生。“他只是为了安慰我。”库戴尔先生用印地语说。但又有一个村民走过来，低声说毕希西瓦先生的得票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九十。从茶棚回来的工作人员带回来的数字是百分之八十。

就是说，种姓牌在撒拉达纳好像没有发挥作用。我开始思索，甘地夫人是不是已经让库戴尔先生的工作变得很轻省了？她是不是已经让这次中期选举远远超出了库戴尔先生所理解（并且乐在其中）的地方政治？在阿杰梅尔，这次选举是不是意味着：在有些地区是甘地夫人对人民同盟，在有些地区是甘地夫人对乌代浦，在其他所有地区则是甘地夫人对可怜的老穆库特先生？

接下来，一路都很平静，库戴尔先生一行没有引起轰动。但当我们回到阿杰梅尔时，我们发现有人在散发传单，说库戴尔先生在搞破坏。

库戴尔先生说过，星期五将是繁忙的一天。但等工作人员都到齐，等我们从集市上买好吃的，已经是十一点半了。我们来到第一个村子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坐在简陋的小政务厅里，身边围着几百万只狂躁的苍蝇。工作人员把饭放在报纸上，库戴尔先生和我把饭放在干燥的菩提叶上；当地的富农和拉票人员已经等了我们一上午，现在继续等着我们把饭吃完。他们一副认错的表情，库戴尔先生暗示说，他是来训斥他们的。我们吃过午饭后，库戴尔先生私下训斥了他们。

午饭很油腻，新修的饥荒之路——饥荒时期修建的公路网的一部分——非常平坦，库戴尔先生在车上睡着了。我们开过了一个村子。库戴尔先生醒过来后，对错过的那个村子感到抱歉，他说晚上会派一些工作人员乘巴士去一趟。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沙地上一条新挖的水渠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库戴尔先生决定把这个村子也交给他的夜班工作人员。

“好了，”我们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后，他说，“现在你看到的是纳西拉巴德行政区。你已经听到了两边对局势的估计。所以公布结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选举结果完全是这次……”他挥手指着公路和无垠的沙漠，“这次行动的成果，这次冲锋的成果。”

我们来到下一个村庄，这里更像一座小镇。一个低种姓人正在举行婚礼，仪仗队行进在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上，铜管乐队的制服破得触目惊心。我们坐在一个布料商的店铺里喝小豆蔻茶，库戴尔先生跟村子里的穆斯林首领谈了一会儿。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库戴尔先生说；傍晚，每个人都会知道库戴尔出来帮助英迪拉和毕希西瓦先生竞选了。“他们知道，选举之后，他们还得有求于我。”这话让他自己不安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帮过这些人，我为他们免费处理过案子。”

到下一个村庄时，我们没下车。人们看到我们来了，只有一个人向我们走过来，他是一个采石场场主，穿着夹克和套头衫。他用英语对库戴尔先生说：“人们需要指引。”

“他不支持我们。”库戴尔先生后来说，“他雇了很多劳工，他会让我们损失百分之三十的选票。但我不会在离选举只剩三天的时候跟人争执。”

阿杰梅尔的公共集会都要在星期六下午五点之前结束。但游说和私下举行的集会还可以继续进行。我从穆库特先生的儿子（也是他的竞选执行官）那里听说，穆库特先生和毕希西瓦先生当天晚上要在比瓦尔的扶轮社门前辩论。比瓦尔不像一个会有扶轮社的地方，但它不仅有扶轮社，还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而且我现在才知道，印度一位非常有名的占星家梅塔教授也在比瓦尔。梅塔教授是商业占星家，擅长预测市场波动。他的电报挂号是mehta。

这些都是梅塔教授的儿子告诉我的，就在那天下午，我们在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总部等候穆库特先生那会儿。梅塔教授的儿子是个律师，今年三十岁。梅塔教授只是商业占星家，所以对阿杰梅尔的选举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年轻的梅塔先生对穆库特先生的胜利充满信心，竞选总部显然也很欢迎他。“他父亲是个占星家。”穆库特先生的儿子向我介绍他的时候这样说。因此我觉得，穆库特先生在星相上应该没有什么失败的征兆。当穆库特先生穿着洁白的一尘不染的腰布和古尔达、套着黑色的羊毛马甲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他就像是一个带着神圣荣光的人。他为每一个靠近他的人赋予了温和的气质，也让人对他充满了敬畏。

开车去比瓦尔要花很长时间。我们傍晚赶到那里时，发现没有一个人知道扶轮社有什么辩论。有人说，毕希西瓦先生怯场了，但我们总归是被戏弄了，只好在当地宾馆的前厅坐下，喝起了咖啡。我打听起了梅塔教授。年轻的宾馆主人说，教授不仅是他的导师，还是他的朋友。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后告诉我们，教授吃过晚饭就过来。

“我从一开始就相信占星术。”穆库特先生说，“我每年过生日时都会请占星家给我看看当年的运势。今年一月三十日，我的生命进入了第六十九个年头，我当时请人为我看了星相。”

他不肯说星图向他允诺了什么。我问他，梅塔教授是不是他的星相师，他咧开长长的弯曲的嘴唇，给了我一个微笑，没有作答。

他进入了思索状态。“选举会经历三个阶段。先是竞争的兴奋；然后是紧张的对峙；最后是做出反应，无论结果如何。”

“你准备迎接什么样的结果？”

他睁开失明的眼睛。“任何结果。”

但接下来，他变得有些烦躁，他想走了，人们领着他出去上了车。

梅塔教授是一个六十岁的矮胖老头，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身穿长裤和衬衫。他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气质，像一位见多识广、工作过度的医生。他不怎么爱说话。当他明白我想了解的事情之后，飞快地在一张大开纸上写下：英迪拉夫人会在自己的选区以五万多票的差额获胜，但她不会在中央赢得绝对多数……

我感觉，在经历了竞选总部的忙碌和乘车的兴奋之后，在比瓦尔宾馆那个闷热的小房间里，当穆库特先生因为那个遭到戏弄的夜晚而脸色阴沉时，他这边人的心境发生了变化。

星期天早上，穆库特先生的一些支持者有了失败的预感。他们把我当成是中立的见证者，过来告诉我，毕希西瓦先生的人正在市区的两个行政区里派发烈性酒；他们还说，明天街上将会流传以穆库特先生的名义发表的小传单，声明自己退出竞选，并且一直都支持甘地夫人。

失败的预感。上午，败绩昭然。在通往纳西拉巴德的路上，沿途的每个投票间外面都有一个装饰得漂漂亮亮的英迪拉派国大党的帐篷，年轻人拿着选民花名册坐在那里，等着接待选民。十点半，早已是烈日当头，穆库特先生这边的帐篷才刚刚搭起，而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帐篷，有的甚至连桌子都没有。穆库特先生的儿子一脸败象，说是对方在捣鬼。在一个投票间外面，穆库特先生的两个工作人员孤零零地站着，离人群远远的，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耸了耸肩说：“贱民区。”

在纳西拉巴德，一个年轻人快要哭了。从他记事起，国大党就一直统治着拉贾斯坦，国大党腐败腐朽，眼看就要寿终正寝了，甘地夫人却挽救了它。“你们赢了，你们赢了。”他对库戴尔先生说。库戴尔先生对这位年轻人的痛苦感到同情，眼睛飞快地眨着。

国大党没有寿终正寝。它的组织毫发无损，构成了甘地夫人和毕希西瓦先生的后盾。国大党没有真的分裂，只是出现了一些背叛，背叛的强烈程度足以引发阵阵欢呼，引来群众的围观（披着选区里五十万选民的外衣），引起库戴尔先生说的tamashas——热闹。在阿杰梅尔，穆库特先生代表的反对派国大党（也叫组织派国大党）只是一个幻影。

但穆库特先生还有人民同盟的支持。人民同盟在阿杰梅尔市区的势力很强大，让人喜出望外的是，民意测验的结果通常显示人民同盟的支持率很高：在城市高达百分之七十，在乡村也能达到百分之五十。根据乐观的民意测验，人民同盟在城市占有明显优势，穆库特先生也许仍然有望一搏。然而在市区，越是在人民同盟的地盘，穆库特先生的颓势就越明显。在纳雅集市——小商贩聚居的地方，人民同盟的堡垒——下午一点钟的统计结果是得票率低于百分之四十；穆库特先生的选举帐篷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桌子带来的正式感，只有一条长凳，小孩子在帐篷里跑来跑去，整个帐篷像是已经没人照管。

人民同盟的选民都在弃权，这是穆库特先生始料未及的。人民同盟跟其他党派结盟，支持宿敌穆库特先生，缓和了原来的印度“种族－共同体”立场——这些行为让它丧失了右翼的纯洁性。在支持者看来，人民同盟已经不再是一场征战的首领，它已经变成了“搞政治”、耍手腕的政党，跟其他政党没有什么区别。下午晚些时候，到处都流传着穆库特先生败局已定的消息，一些原本打算弃权的人民同盟的人现在也准备出去投票了，投票反对穆库特先生。

四点半，离投票站关闭还差半个小时，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总部里有三个人：一个枯瘦干瘪的老秘书坐在桌子旁边，守着已经清净下来的电话机；一个戴着黑色帽子、围着腰布的瘦削会计垂着双腿，坐在一把直背椅上；还有一个男孩。有人拿着一张账单走进来，戴黑帽的会计没有变换坐姿，拿过账单想了一下，把它穿在了一根钉子上。我朝钉子伸出手，想拿过来看一下。会计一言不发，迅速地把钉子划过我面前，递给了那个男孩，男孩把它放在落满了纸屑的地板角落。

在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总部，在那栋别墅的开放式水泥回廊下面，毕希西瓦先生坐在藤椅里，身边围着工作人员。他处在笑得合不拢嘴的异常兴奋状态，正在电话里大呼小叫。他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穿着长裤、衬衫和套头衫，毕希西瓦先生则穿着他的政客制服：家纺的腰布和古尔达。这套白色的盛装代表着甘地的美德，此时也代表着它的政治回报——身为国会议员可以享受的一切：新德里的公寓，两部免费电话，召开议会期间每天五十一卢比的津贴，全印度的免费头等列车座位（而且享有优先订座权），还有每个月五百卢比的工资。

过了一会儿，我才看到毕希西瓦夫人也在场，她安静而羞赧地站在回廊里，就像站在舞台上。她拖曳着墨绿色的纱丽，在这么多男人面前，她低着头，谦恭地把头遮起，就像一位忧伤的古典人物——饱受践踏的印度女性的象征。

十天后，等边远地区的选民也投完票，计票开始了。天气已经变了，暑气已经来临。第二天就是春天节，八号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手推车上堆着一卷一卷的绿粉和红粉，那是为节日的欢乐准备的。计票在税务局院子里的凉棚下面进行，毕希西瓦先生和穆库特先生都不在场。“最高指挥官不必亲临前线。”一个计票员说。

穆库特先生正在自己的公寓里度过他政治生涯中最漫长的一天。他的得票情况将比我们之前料想得还糟。在阿杰梅尔市区——票数是按照行政区分别统计的——他只得到了一万九千张选票，而毕希西瓦先生得到了四万三千张。

我对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说：“这么说，梅塔教授给了你们错误的提示？”

“他没有给我们错误的提示，他推算错了。”

毕希西瓦先生在他的竞选总部。他现在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胜利，很平静，但有些疲惫。整个选举让他很紧张，他不能像库戴尔先生那样愉快地享受选举中“娱乐”的一面。他经历过眼看着关键人物要倒戈的痛苦时刻；拉瓦特人的事情也一度让他心惊胆战，他对那份诋毁他名誉的传单仍然耿耿于怀。“我要起诉，要让他们赔礼道歉什么的，我可以要求一二十万卢比的赔偿。”

但他最大的痛苦来自穆库特先生，他在穆库特先生的阴影下生活了那么久。我问他是否觉得他们会从此决裂？“我不知道。我昨天去看他了，他不跟我说话。”毕希西瓦先生非常急于让人知道，他虽然年轻，但他对人民也有付出，也做出了牺牲。他没有像穆库特先生那样坐过牢，但他因为社会工作太忙，直到三十二岁才结婚。“我从一开始就对服务公众感兴趣。在政府学院，我是童子军团长。不知道为什么，穷苦阶层总是很吸引我。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就在全身心地为农民工作。”

他把这些说得像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照着叔叔的模子塑造自己；他也是半个甘地主义者加半个政客，他也认为自己有权染指政治权力，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宗教上的美德。但毕希西瓦先生本来完全有可能倒向另一边：反对甘地夫人。“这是考验我的时刻，”说起国大党的分裂时，他说，“要在原则和人格之间做出选择。”最后，他设法将两者结合了起来：甘地主义的原则和甘地夫人的人格。

整个下午，他的领先优势在不断地扩大，票数最后高达六万六千张。穆库特先生在巅峰时期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多数。种姓因素在任何选区都没产生影响，吉申格尔事件没有产生影响，拉瓦特人的诱拐事件也没有任何影响。只有乌代浦的巡游起到了一些效果。在那个偏远的行政区，他就是神，他让毕希西瓦先生在那里只领先了三千多票。各地选民出于他们共同的困境和需要，都把选票投给了甘地夫人和赶走贫困。

大约三点半，毕希西瓦先生和妻子一起来到税务局。他们都穿着家纺的衣服，他一身白色，她一身蓝色。他无力地微笑着，而她面带羞涩，仪态优雅。当他们向凉棚中央走来时，我们这些坐在行政区长桌子旁边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有人跑来献上了一个金银锡箔做的花环，这是给库戴尔先生的：获胜方的选举执行官。献给毕希西瓦先生的是第二个花环，用万寿菊和白色的金银花做的。

税务局的院子外面，人越聚越多。快要公布结果的时候，毕希西瓦先生和妻子沿着来时的路往外走，那些还没来得及向他们致意的计票员纷纷站起来，双手合十，表达了他们的问候和敬意。等候在外面的铜管乐队奏响了《布基上校进行曲》；一群白色的母牛和牛犊在四处游荡；一些人挤在一辆吉普车里，向人群挥洒彩色的粉末：春天节提前一天到来了。《拉贾斯坦祖国报》的单张“号外”正在四处分发：

毕希西瓦先生以绝对多数获胜

侄子击败了叔叔

我觉得我应该去看看穆库特先生。

“我跟你一起去。”库戴尔先生说。当我们坐在车里时，他说：“我必须跟你一起去。多可怜，二十年了，这个人掌控着整个行政区的命运，现在却输给了自己的侄子，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侄子。”

在顶楼的公寓里，前厅拉着窗帘。窗帘扯得平平的，没有一丝褶痕。穆库特先生盘腿坐在他的窄榻上，一动也不动，闭着眼睛，头扭向一边。他穿着洁白的棉布衣服，在这一刻，白色让人觉得非常触目，就像是死亡和哀痛的颜色。水磨石地板上铺着一块席子，有六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其中有那个戴黑色帽子的会计。库戴尔先生没有说话，走过去跟其他人一起坐在地板上。

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走出来，为我搬了把椅子。他俯身对父亲说：“父亲。”然后说了库戴尔先生和我的名字。起先，穆库特先生没有动。接着，他突然把头转过来，面朝着房间，神情非常痛苦，摊开一只手，用手背使劲敲打着床榻。

没有人说话。

穆库特先生的儿子把茶端了出来。他把窗帘拉开了一点，缝隙中透出装着铁丝网的窗户、照在阳台白墙上的阳光和褐色的山丘。他把一件褐色的背心披在父亲的肩上，白色触目的效果缓和了一些。

“他们都在为英迪拉拉票，”穆库特先生说，“而不是那位候选人，竞选画面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他还没有接受自己的失败，还在诉诸人格政治的规则。我问，他和毕希西瓦先生会不会重新做朋友。他说：“我不知道。他昨天来过了，但一句话也没说。”他打开收音机，德里的六点钟英语新闻正在播报甘地夫人在全国排山倒海的胜利，播报各地老国大党人的失败，他们都和穆库特先生一样，错估了形势。

“道德已经荡然无存，”穆库特先生说，“欧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已经污染了我们的政治，我们就要没落了。”

库戴尔先生站起身来。

“身为竞选执行官，我必须在游行中露面。”我们出来后，库戴尔先生说，“否则，我的缺席会被人误解。”

我们在集市上赶上了游行的队伍。有人坐在卡车的车斗里，往大家身上扔彩色的小粉球。“等我七分钟，”库戴尔说着，消失在了人群中。当他心满意足地回来时，他的衣服、头发和脸上都沾着红色。红色，春天、凯旋和牺牲的颜色。

一九七一年

（翟鹏霄译）

英迪拉·甘地（indiragandhi，1917－1984），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的女儿。担任过两届印度总理，被后人称作“印度铁娘子”。

莫卧儿帝国实行的军事采邑性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封人终身享有征收封地田赋的权利。

湿婆的一种变身。

印度的胡里节，又称色彩节。人们用缤纷的颜色喜迎春天，送别冬天。

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政治，认为凡有助于政治统治就都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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