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怎样才能变得强大:
1.避免苛捐杂税;
2.鼓励平民和“自由仆役”(即:武装扈从);
3.允许异族入籍归化,以斯巴达为戒,学习罗马人的做法;
4.让外国人去从事室内技艺;
5.全民崇尚武功;
6.严密注视可以兴兵的正当理由;
7.掌握制海权;
8.奖励战士。
四、通过战争国君显得更加伟大,国家可以更加富强。
无论从前面摘引的语句,还是从这篇文章的提纲看,我们初步会有这么一种印象:培根的随笔不是文人的闲适小品和游戏笔墨,他是以政治家改造社会、富国利民为目的进行说教的,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讲求实用。而讲求实用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整个民族的特色。58篇随笔涉及国家、人生的各个方面。但每篇的核心都离不开人或国家的利害关系,也就是涉及什么有益,什么有害,人应当如何做,不应当如何做,如何处理一些具体实际的问题。如在《谈诤谏》一文中他竟然连接见来访者时桌子怎么摆都讲到了:“摆一张长桌和一张方桌,还是墙附近摆一些座位,似乎只是形式问题,其实是实质问题。因为摆一张长桌,几个坐在上手的人实际上就可以左右全局。然而如果采用其他形式,坐在下手的进谏者的诤谏就更有用处了。”
培根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写这些短小精悍的说教文章。他不追求抒情效果,不卖弄幽默风趣,不谈自己。所以读培根的随笔你听不到作者灵魂的絮语,也不像一位朋友在娓娓谈心,倒好像是在听一位高人赐教、一位法官判案。
培根的这种独特的文体得力于他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的深刻性、条理化,得益于他从事法律工作文字的准确性,而且还受到拉丁文的影响。培根的许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以拉丁化的句法写英文,精短隽永,组织严密。又知道什么时候应当用合适的比喻把思想表现得格外鲜明,有时还给他的思想披上一层想象的光彩与魅力。难怪大诗人雪莱在他的著名论文《诗辩》中说:“培根勋爵是一位诗人。他的语言有一种甜美而庄严的节奏。这满足我们的感官,正如他的哲理中近乎超人的智慧满足我们的智力那样;他的文章的调子,波澜壮阔,冲击你心灵的局限,带着你的心一起倾泻,涌向它永远与之共鸣的宇宙万象。”正因为如此,一本由58篇短文组成的《随笔集》让培根在世界文学史上奠定了伟大散文家的地位。
然而,培根在哲学上的贡献更加伟大,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在这一方面雄心勃勃,计划写一部名为《伟大的复兴》的巨著。全书计划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人类一切知识的分类总结,1605年出版的《学术的进展》是第一部分的概论。《学术的进展》批判了贬损知识的蒙昧主义,并从宗教的信仰、国家的文治武功、社会的发展、个人的道德品行等各个方面论证了知识的巨大作用和价值。为培根后来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打下了基础。
1620年出版的培根的《新工具论》是未完成的《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新工具论》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而发的。所谓“新工具”,就是使用理性和实验,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旧逻辑,因为对于科学的发现来说,旧逻辑无所作为,它使来自粗浅的概念的错误确定下来,变得根深蒂固,而无助于追求真理。因此培根认为为了发现真理,人必须做两件事情。其一就是排除一切偏见或假象。培根把这些假象分为四类:一、“部落假象”,即各个种族通行的思想方法造成的偏见;二、“洞穴假象”,即个人的癖好和偏见;三、“市场假象”,语言错误所造成的;四、“剧场假象”,也就是人们不可靠的传统。其二就是摒除这些假象以后,我们必须审查自然,必须通过无效的实验收集事实,把它们整理得井然有序,再找出它们存在的规律。
1626年出版的《新大西岛》类似于一本科幻小说,描写的是海外的一个理想国。这部未完成的作品跟托马斯·莫尔著名的《乌托邦》类似,但二者仍有重要区别:乌托邦的居民之所以快乐,全是因为他们能运用理智;新大西岛的居民之所以快乐,却是因为他们能做研究与实验。后者的中心是一个名叫“所罗门宫”的研究院,他们每年派遣许多船只到世界各地,收取关于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报告。培根的新大西岛比莫尔的乌托邦更合乎实际,但也只是培根的梦想。
培根的著作远远不止这几种,但由于本书未收,这里不再一一介绍。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培根是这样评价的:“他拥有高度的阅历,‘丰富的想象,有力的机智,透彻的智慧,他把这种智慧用在一切对象中最有趣的那个对象,即通常所谓的人世上。在我们看来,这是培根的特色。他对人的研究要比对物的研究多得多;他研究哲学家的错误要比研究哲学的错误多得多。事实上,他并不喜爱抽象的推理,’抽象推理这种属于哲学思考的东西,我们在他那里很少见到。‘他的著作虽然充满着最美妙、最聪明的言论,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话常常被人拿来当做格言。”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哲人的话完全适用于公元十六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可以说是个有言无德的人。他在文章中宣扬节俭,但他的生活却极为阔绰。他当大法官时,光伦敦私宅里的仆人就数以百计,而且个个自以为是,连培根的母亲也对此口出怨言。他主张廉洁,但结果自己受贿丢官,弄得身败名裂。他的治国处世的观点,大有中国法家的气息,注重“法”“术”“势”,提倡利己主义。这也许是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人的共同思想观点吧。
培根的《随笔》副标题为《道德与国事谏议》,它们都是一些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教。国事变化日新月异,不仅对于我们,就是对于现在的英国人,培根400年前针对当时宗教信仰、国计民生的献策已失去了时效。我们不妨把它们看做大英帝国开始崛起时的思想背景的一部分,从中汲取合理的成分。相比之下,道德却稳定得多。古今中外,不管什么宗教,何种信仰,对杀人放火、贪赃枉法甚至铺张奢靡从来没有正面宣扬,尽管任何社会这些现象都或多或少存在。虽然有人戏言“诚实是愚蠢的代名词”,但从来没有什么党纪国法号召人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同志、对亲友阳奉阴违。所以培根关于修身齐家的议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培根身为贵族重臣,他似乎心目中没有平民百姓。因此,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培根规划的那种楼堂园林无异于空中楼阁,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谈学养》,好像也是在向他那种阶层的人说话,如:“有些书可以请人代读,再看看人家做的摘要。”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看这里的哪些文章该“浅尝辄止”,哪些该“囫囵吞下”,哪些该“咀嚼消化”。“请人代读”不是普通读者办得到的。好在这些文章都不长,思想敏锐、见解独到的青年读者无疑该知道如何对待,才能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此外,培根的有些观念不尽正确,甚至是错误的,如《谈无神论》中的一些观点。还有一些说法,因为在当时缺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正确认识,也存在谬误。尚望读者去认真辨别。
蒲隆
2012年岁末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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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引自贺麟、王太庆的译文。译者注说,单引号中的话出自《评论季刊》第16卷。1817年4月号。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