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纳正在为回家的旅程养精蓄锐。他的打算是能走多远走多远，剩下的路就交给上帝。那天早晨，还有前一天早晨，他都由着女儿帮他穿衣服，以便积攒更多力气。此刻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蓝色衬衣的纽扣一直扣到领口，外套搭在椅背上，帽子戴在头上——等着她离开。她不走，他就没办法逃离。窗外是一堵砖墙，下面是条小巷，充盈着纽约的空气，适合野猫和垃圾的空气。几片雪花飘过窗前，太薄，太散，而他已老眼昏花。
女儿在厨房洗盘子。她干什么事都慢吞吞的，还自言自语。他刚来时，还回答她的话，但她并不想让他回答。她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好像在说虽然他是个老傻瓜，也该明白女人自言自语时，是不需要他回答的。她用一种声音自问，用另一种声音作答。昨天是她帮他穿的衣服，他省下力气写了张便条，别在了兜里。“若此人已死，将尸体运送给佐治亚州科林斯城的科尔枚·帕拉姆，货到付款。”在这行字下面，他又写道：“科尔枚将变卖我的资产，以支付我的运送费及丧葬费。剩下的钱归你。你真诚的坦纳。又：别搬家。不要听信别人的话搬去北方。这里不怎么样。”写这张便条花了他将近半小时的时间；字迹七扭八歪，不过耐心些，还是看得懂的。他用一只手压住握笔的手，才能控制自己的手写字。等他写好便条，她已经买完食品杂物，回到公寓了。
今天他准备好了。他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挪到门口，下楼。下了楼梯，他就可以离开这个街区。一俟离开街区，他就叫辆出租车去货运场。会有流浪汉帮他上货运车厢。上了货运车厢，他就可以躺下休息了。晚上，火车会驶向南方。第二天，或第三天早晨，不论死活，他就到家了。不论死活。重要的是到那里；死活无关紧要。
他要是明事理，来这儿的第二天就该走；要是再明些事理，根本就不该来。他是在两天前才绝望了，他听到了女儿和女婿吃过早饭告别时的交谈。当时他们站在前门，他要外出三天，她送他出门。他是长途搬家货车的司机。她肯定是把他的皮制便帽递给了他。“你该买顶帽子，”她说，“真正的帽子。”
“然后就天天戴着帽子坐着，”女婿说，“就像坐在那儿的那位似的。没错！他每天就是戴着帽子坐着。成天坐着，戴着那顶该死的黑帽子。在屋里！”
“你连帽子都没有呢，”她说，“就那么一顶护耳便帽。有身份的人戴的是礼帽。没身份的才戴你那种皮便帽。”
“有身份的人！”他喊道，“有身份的人！太伤人了！真是太伤人了！”女婿那张愚蠢的脸上满是横肉，正好配他的北方口音。
“我爸是来这里暂住，”他女儿说，“他不会住很久的。在他那个年代，他可是有身份的人。他这辈子只为自己工作，还有人为他干活——其他人。”
“是吗？为他干活的都是些黑鬼，”女婿说，“不过如此。我也雇过一两个黑鬼。”
“你雇的不过是北方黑鬼，”她突然压低了声音，坦纳得往前探着身子才听得见，“要想使唤真正的黑鬼得有脑子。你得知道怎么对付他们。”
“好吧，我没脑子。”女婿说。
坦纳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对女儿的亲热感，这很少见。她说的一些话偶尔会让你觉得她还存着那么点理智以备不时之需。
“你有脑子，”她说，“就是不常用。”
“他看到楼里有个黑鬼，就中风了，”女婿说，“她跟我说……”
“闭嘴，别那么大声，”她说，“那不是他中风的原因。”
沉默。“你打算把他埋在哪儿？”女婿问，换了个话题。
“埋谁？”
“里面那位。”
“就埋在纽约，”她说，“你以为我会把他埋哪儿？我们有片墓地。没人陪我，我可不会再去南方。”
“好。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他说。
她回到屋里时，坦纳双手紧握椅子扶手，眼睛死盯着她，仿佛一双愤怒的尸体的眼睛。“你答应过把我埋在那边，”他说，“你的保证不算数。你的保证不算数。你的保证不算数。”他的声音干干的，几乎听不清。他开始发抖，他的手，他的头，他的脚。“把我埋在这儿，让我在地狱里被火烧！”他大喊着跌靠在椅背上。
女儿打了个激灵。“你还没死哪！”她长长地吐了口气，“你还有很多时间操心那件事。”她转身捡起散落在地板上的报纸，灰白的头发垂到双肩，一张圆脸现出憔悴之色。“我为你尽心尽力，”她咕哝道，“你却这样表现。”她把报纸夹在腋下说道：“别跟我说什么地狱。我不信。那都是些浸礼会教派食古不化的胡言乱语。”接着她便去了厨房。
他的双唇仍然紧闭，上排假牙夹在舌头和上颚之间。可眼泪还是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偷偷用肩膀擦去颊边的泪水。
厨房里响起她的声音。“跟养了个孩子似的那么麻烦。是他想到这儿来，现在来了，他又不喜欢。”
他没想来这里。
“他假装不想来，但我看得出来。我说你要是不想来，我不会强迫你。如果你不想活得像个体面人，我也没办法。”
“至于我，”她的高嗓门儿说，“等我死了，我可不会挑剔。就近把我埋了就行。离开这世界时，我会为还留在这世上的人考虑。不会只想着我自己。”
“当然不会，”另一个声音说，“你从来不会那么自私。你是那种顾全他人的人。”
“是呀，我尽量，”她说，“我尽量。”
他把头靠在椅背上待了会儿，帽子一歪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养了三个儿子还有她。三个儿子都不在了，两个死在了战争中，一个去见了魔鬼，现在除了她，没人觉得有责任照顾他。她结婚了，没孩子，像个有身份的夫人似的生活在纽约。她回到南方，看到他过的那种日子，就盘算着带他一起去北方。那天，她把头伸进棚屋门，面无表情地盯了一会儿，突然大叫一声，向后一跳。
“地上是什么？”
“科尔枚。”他说。
在坦纳的床头，那老黑人正蜷缩在一张草垫上睡觉，臭烘烘的皮包骨，勉强有个人形。科尔枚年轻时，看起来就像头熊；现在他老了，像只猴子。坦纳却正相反；年轻时像只猴子，老了倒像只熊。
女儿退回到棚屋的门廊。两个藤椅座面斜靠在外墙上，但她不想坐。她与房子拉开了大约十英尺的距离，似乎必须得隔开那么远才闻不到臭味。这时她方才开始讲话。
“你没有自尊，我有，我也知道我的职责，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即便你没教，我母亲也是这样教我的。她家世平平，却也不会和黑鬼住在一起。”
老黑人这时起身溜到了门外，一个弓着腰的黑影，恰巧被坦纳看到。
她令他蒙受折辱。为了让他俩都能听到，他喊道：“你觉得是谁做饭？你觉得是谁为我劈柴，为我倒便盆？他获假释后就来我这儿了。那个一无是处的骗子在我手下三十年了。他不是个坏黑鬼。”
她没被打动。“到底是谁的棚子？”她问道，“你的还是他的？”
“他和我一起建的，”他说，“你回北边去，我不会跟你走的，不论是给我几百万，还是几袋盐都不会跟你走。”
“看起来倒像是你和他一起建的。那么是建在谁的土地上？”
“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什么人。”他模棱两可地说。那时他已知道这片地要卖了，但他以为地太差，不会有人买。当天下午，他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还好发现得及时，他还能跟她一道回去。若晚一天发现，他可能还在那儿，蹲在医生的土地上。
那天下午，他看到那个鼠海豚似的棕色人影大步走过田地，马上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不需要别人告诉他。那黑鬼走过田地的模样，就好像除了一小片贫瘠的坑洼豆子地，他坐拥整个世界。他把杂草打到一边，鼓着粗脖子，金表和金表链稳坐在肚腩宝座上。福理医生。他只有部分黑人血统，还有印第安和白人血统。
黑鬼们什么事都找他——他是药剂师、殡葬人、法律总顾问、房产经纪人，有时他为他们除掉邪恶之眼，有时将邪恶之眼加在他们身上。看着他走近，他对自己说，准备被洗劫吧，虽说他是个黑鬼。准备好吧，你拿什么来抵抗他，除了爹妈给的这张皮，你什么都没有了，这张皮对你也没什么用，跟蛇蜕下的皮没啥两样。跟政府对抗，你赢不了。
当时他坐在门廊上的一把直背椅上，靠着棚屋外墙。医生走近，在空地边缘突然停下脚步，好像才看到他，尽管他穿过田地时显然已瞧见他了。他冲医生点点头说：“晚上好，福理。”
“我来这儿看看我的产业，”医生说，“晚上好。”他说话快，调门儿高。
也就刚刚成了你的产业，他心说。“我看到你来了。”他说。
“我最近才买下这片地。”说着医生没瞧他第二眼，就绕到棚屋一侧去了。他很快回来，站到了他面前，然后大着胆子朝棚屋门口走去，探头看了看。科尔枚那时也在里面，在睡觉。他看了一会儿，头转向一边说：“我认识那个黑鬼。”他说：“科尔枚·帕拉姆——你觉得喝了你们酿的那种劣质酒，他要睡多久，酒劲儿才过？”
坦纳攥住椅子座面上的凸起，攥得紧紧的。“这棚子不是你的财产。只是在你的地上，是我的错。”他说。
医生把雪茄从嘴里拿下来，“不是我的错。”他微笑着说。
而他只是坐在那儿，望着前方。
“犯这样的错误可没好处。”医生说。
“我就没见过有好处的事。”他咕哝道。
“任何事都有好处，”黑人说，“只要你知道如何搞到好处。”他微笑着，上下打量这个违法住在他的土地上的人。之后他转身绕到棚子的另一侧。寂静。他在找酒坊。
那时就该杀了他。棚子里有枪，杀死他很容易，可他打小就没有勇气使用这等暴力，他怕下地狱。他从未杀过人，他总是靠才智和运气与人打交道。大家都知道他对付黑鬼有一套。这需要艺术。秘诀就是让他看到他的脑子敌不过你的；然后他就会跳到你的背上，认为他这辈子都交了好运。科尔枚已在他的背上待了三十年。
坦纳第一次见到科尔枚时，雇了六个黑鬼在松树林里的锯木厂干活，那片松林距离最偏的地方还有着十五英里。那帮人是他雇过的最糟糕的，那是一帮周一不来干活的人。他们感觉到了空气中的某种变化。他们以为又一位林肯当选了总统，即将废除工作。他是凭借一把极锋利的折刀来管束他们的。那时他的肾出了些问题，手总是抖，他靠削木头来掩盖这个毫无意义的动作。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他自己也不想看，也不想接受。折刀在他颤抖的手里不断地猛烈地移动，一个个粗糙的小雕像随处掉落——他不会再看那些雕像一眼，他也说不出那些雕像是什么。黑人们把雕像捡起来带回家；他们和最黑的非洲之间没隔着多少岁月。折刀在他手中寒光闪闪。不止一次，他会突然停下，不经意地对半躺着、扭过头去的黑人说：“黑鬼，现在这把刀是在我手里，如果你继续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它很快就会到你的肚子里去。”不等他把话说完，那黑人就会起身——很慢，但是在起身。
一个松松垮垮、身材是他两倍的大个儿黑人开始在锯木厂周边晃悠。他看着别人干活，不看时就睡觉，众目睽睽之下，像只大熊似的四仰八叉地躺着。“那是谁？”他问，“他要是想干活，就让他到这儿来。他要是不想干活，就让他走。这里不让闲人晃悠。”
没人知道他是谁。他们只知道他不想干活，其余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不知道为什么来，也许他是他们中谁的兄弟，也许跟他们都是亲戚。第一天他没管他；他们有六个人，而他只是个面黄肌瘦手发抖的白人。他想等麻烦来了再说，但不能一直等。第二天，那陌生人又来了。坦纳雇的那六位看他闲逛了小半日，也都不干活了，吃起东西来，距离正午还有整整三十分钟。他没有冒险命令他们起来干活，而是去找了麻烦的源头。
那陌生人正靠在空地边的一棵树上，半闭着眼睛，脸上的不屑几乎掩饰不住他的谨慎。那神情似在说，这个白人也不咋样嘛，为啥趾高气扬地走过来，他要干吗？
他本想说：“黑鬼，现在这把刀是在我手里，如果你不从我眼前消失……”但走近后，他改了主意。那黑人的眼睛小小的，布满血丝。坦纳觉得他身上什么地方可能藏着刀，随时会拿出来用。他自己的那把折刀，完全被手上某种僭越的智慧所掌控。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刻些什么。待他走近黑人时，他已在那张树皮上戳出来了两个五十美分大小的洞。
黑人的目光落在他的手上，便定在了那里。他的下巴松开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把刀无所顾忌地撕着树皮，仿佛看到什么隐秘的力量作用在木头上。
然后他自己也看了看，吃惊地看到了一副眼镜架的相连的两个圆圈。
他把眼镜架拿得离自己远些，通过那两个洞看到了一堆刨花，再过去看到树林，看到了他们养骡子的牲口栏的边缘。
“你的眼睛不好，是吧，小子？”他边说边用脚在地上蹭，寻找着铁丝。他捡起一小根捆干草用的铁丝；很快又找到一根，要短一些，也捡了起来。他把这两根铁丝和树皮连接在一起。知道要做什么，他就不着急了。做好眼镜后，他递给那黑人。“戴上，”他说，“我不愿见到别人看不清楚。”
有那么一刻，他觉得黑人可能会接过眼镜在手中捏碎，也可能抢过折刀捅向他。他在那浑浊的喝酒喝肿了的眼睛里明明白白地看到了那一刻，是要刀捅白人肚子的快感，还是要别的，他不清楚黑人在掂量什么。
黑人接过眼镜，小心翼翼地把眼镜腿固定在耳后，看向前方。他很夸张地看看这里，又看看那里，一脸严肃。之后他直视着坦纳，咧嘴一笑，也许是做了个鬼脸，坦纳看不出来是哪一种。刹那间，他觉得眼前正是他自己的照片底版，似乎滑稽与束缚是他们共同的命运。他还没看明白，那幻象就消失了。
“牧师，”他问，“你在这里晃悠什么？”他又捡起一块树皮，看都不看就削起来，“今天又不是礼拜日。”
“这里今天不是礼拜日？”黑人问。
“今天是礼拜五，”他说，“你们这些牧师就是这个样子——一个礼拜都醉醺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礼拜日。你戴着眼镜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个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
“做这个眼镜的男人。”
“白的还是黑的？”
“他是白的！”好像直到那时他的视力才好起来，看清了这一点。“是的，先生，他是白人！”他说。
“好吧，那你就得把他当白人来对待，”坦纳说，“你叫什么名字？”
“叫科尔枚。”黑人说。
自那时起，他就摆脱不掉科尔枚了。你把他当猴子，他就会跳到你的背上，在那儿待上一辈子，但你若是让他把你当猴子，你就只能杀死他，要么就消失。他可不想因为杀死一个黑鬼下地狱。他听到棚子后面，医生踢翻了一只桶。他稳坐在前廊等待。
过了一会儿，医生又出现了，在房子另一侧，拿着手杖打开一丛丛的石茅高粱草，给自己开路。他在院子中间停住脚步，差不多就是那天上午女儿给他下最后通牒的地方。
“你不属于这儿，”他开始了，“我可以起诉你。”
坦纳待在原地，一声不吭，视线越过田地。
“你的酒坊在哪儿？”医生问。
“这儿要是有酒坊，也不是我的。”说完他闭紧了双唇。
黑人轻轻笑了笑。“运气不太好，是吧？”他咕哝道，“你以前不是有河那边的一小块地嘛，后来给搞丢了？”
他继续看向前方的树林。
“你要是想替我经营酒坊，可以另说，”医生说，“要是不愿意，就收拾东西走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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