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丽娅·贝尔多摩?”卢辛达眯缝着眼睛,在脑海里搜索着这个人物。“说实话,我不记得了……啊,对了!罗莎丽娅,就是那个跟兰菲斯闹出纠纷的姑娘,对吧?这里一直没有见到她。大概送到国外去了。”

乌拉尼娅进入哈佛在协拿学院是当作大事来庆祝的。进入哈佛之前,她一直没有意识到哈佛在美国的声誉和人们在谈到那些曾经就读于这所大学或者现在在那里学习和教书的人时的恭敬态度。事情发生得很自然,如果她原本真有心去争取的话,结果反而不会那么容易。她在协拿快要毕业那一年,人才推荐部主任祝贺她学习成绩优良之后,问她对职业选择有什么打算。乌拉尼娅回答说:“我想当律师。”那位名叫多萝西·萨利松的女主任说:“这可是个赚大钱的职业。”可这是乌拉尼娅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职业,她本来还想接着说:医学、经济或者生物。乌拉尼娅,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未来,过去的生活让你瘫痪了,因此你不想今后的日子。萨利松帮助乌拉尼娅一一查看种种可能性,挑出了四所名牌大学:耶鲁大学、圣母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申请表填好之后过了一两天,萨利松主任把她叫去说:“为什么不把哈佛也选上呢,又不会损失什么?”乌拉尼娅还记得为了面试所作的旅行,还记得修女嬷嬷们为她预定好的夜间住宿的地方。她还记得各个大学——包括哈佛——的录取通知书纷纷寄来的时候,萨利松主任、嬷嬷们和同学们是多么高兴啊!大家为她举办了一个舞会,这一次她不得不跳舞了。

在阿德里安的四年,她得以体验到她以为永远也不会体验到的东西。因此,她对修女会的嬷嬷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但是,阿德里安在她的记忆中却是一个梦游般的不确定时期,唯一具体的东西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无限时光,她在那里拼命地看书,为了不想往事。

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是另外一回事。在那里,她重新开始生活,发现生活还是有意义的。读书不仅是一种治疗方法,而且是一种享受,是最令人激动的娱乐。上课,听讲座,出席报告会,她从中得到了多少享受啊!种种学习的可能性让她感到非常充实,除去法律专业课,她还旁听拉丁美洲史,进修加勒比史和多米尼加社会史课,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每月都觉得缺少几周的时间才能做完想要做的全部事情。

那是大量劳动的几年,不仅是脑力劳动。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在家信——她从来也不回信——里告诉她:由于家里每况愈下,不得不从每月寄给她的五百美元中减少两百。多亏她有读书贷款,学习才有了保障。为了对付俭朴的生活需要,课余时间她去超市当售货员,到波士顿一家馅饼店当跑堂月工,当药房的登门送货员,并做一份不太令人厌烦的工作:陪伴麦尔文·马可夫斯基,一位下肢瘫痪的波兰百万富翁。每天下午,从五点到八点,她在马萨诸塞大街一处石榴红色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宅院内,给老人高声朗读大量十九世纪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白鲸》《荒凉山庄》《巴马修道院》)。三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老人提出了结婚的建议。

“一个瘫痪病人要结婚?”卢辛达睁大了眼睛。

“而且七十岁了,”乌拉尼娅肯定地说,“他非常有钱。真的向我求婚了。为的是让我终生陪伴他,给他朗读小说,仅此而已。”

“真够蠢的,表姐!”卢辛达惊愕地叫道,“他死了,你就可以继承遗产啦。那你就是百万富婆了。”

“你说得有道理。那可是一笔圆满的交易。”

“可是你年轻,有理想,以为应该有了爱情再结婚。”她表妹帮助她理清思路。“好像年轻美貌和爱情都是永恒的东西。我也错过一次机会,那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医生。他为了追求我,一度要死要活的。可是他长得有点黑,据说他母亲是海地人。这不是偏见,但是,万一我儿子出现返祖现象,成了黑煤炭,那可怎么好呀?”

乌拉尼娅实在太喜欢读书了,非常高兴在哈佛学习,因此想从事教育工作,并因此打算攻读博士学位。可是她没有财力这样做。她父亲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连已经减少的每月汇款也中断了,因此她在读学位的同时需要尽早挣钱支付大学贷款和生活费用。哈佛法律系名扬四海,等到她递交求职申请表时,许多单位请她去面试。最后,她决定选择世界银行。离开哈佛让她感到难过,在坎布里奇的岁月里,她养成了“极坏的业余爱好”:阅读和收集关于特鲁希略时代的书籍。

在这个破败的客厅里,还有她的另外一张毕业照——那个阳光照在大学庭院的上午,老师和毕业生都穿着礼袍,披着斗篷,戴着博士帽,与卡布拉尔参议员卧室里那一张相同。父亲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当然,不是她寄的。啊,对了,是玛丽嬷嬷。乌拉尼娅把照片寄到了圣多明各教会学校。直到玛丽嬷嬷去世前,她始终和这位修女保持着通信联系。如果她不死,这个慈悲为怀的人会一直把乌拉尼娅的生活情况继续报告给卡布拉尔参议员。她回想起玛丽嬷嬷倚靠在教学楼顶层的栏杆上,面向东南眺望大海的模样。对于女学生来说,顶层是禁区,最高一层是修女们居住的地方。玛丽嬷嬷消瘦的身影在庭院的远处显得很小,背景处,两个德国神甫,即巴杜拉盖和布鲁杜斯围着网球场、排球场和游泳池跑来跑去。

天气炎热,乌拉尼娅在出汗。她从来没有感到过空气如此热气蒸腾。在纽约炎热的夏季里,那种火山爆发后似的炎热,被空调的冷气抵消了许多。而这里的炎热则不同,是她从童年就感受到的炎热。在纽约,她的耳朵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交响乐:汽车喇叭、人声、音乐、狗吠、急刹车……这些声响争先恐后地从窗户钻进来,迫使她和表妹不得不大大地提高了嗓门说话。

“有人暗杀了特鲁希略以后,乔尼·阿贝斯真的把我父亲抓了起来吗?”

“那会儿他没有告诉你吗?”表妹吃惊地问道。

“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密歇根。”乌拉尼娅回忆说。

卢辛达微微一笑表示道歉。

“当然把他抓了起来。那帮特鲁希略主义者,兰菲斯、拉德哈麦斯,一个个都发了疯。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抓人和杀人。不过,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我那时还是个小姑娘,政治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由于阿古斯丁舅舅早就远离了特鲁希略,他们就以为舅舅参加了暗杀计划。他们把舅舅关进了那座可怕的监狱,就是四十一号监狱,后来让巴拉格尔给捣毁了,如今盖起了一座教堂。我妈妈曾经去找过巴拉格尔,求他放了舅舅。他们查明舅舅并没有参与策划阴谋,关了他几天就释放了。后来,总统给了他一个可怜的职务,简直是开玩笑:第三区婚姻状况登记员。”

“我父亲跟你们讲了他在四十一号监狱里的遭遇吗?”

卢辛达吐出一个烟圈,刹那间,烟雾遮住了她的面孔。

“大概给我父母说过,没有给我和玛诺拉讲过,因为我俩太小。阿古斯丁舅舅很伤心,因为人家居然认为他背叛了特鲁希略。那几年我听到过他大声恳求苍天主持公道。”

“因为他是元首最忠实的奴仆,”乌拉尼娅嘲笑道,“他这个人为了特鲁希略简直可以干出魔鬼的勾当来,结果却被人怀疑是暗杀的同谋,真是太不公道了!对吗?”

表妹沉默了,圆脸上露出谴责的神情。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他会干出魔鬼的勾当来,”表妹吃惊地嘟囔说,“也许舅舅不该当特鲁希略分子。今天人人都说特鲁希略是个独裁者等等。你父亲是诚心诚意为他服务的。他虽然身兼好几个高级职务,可从来不滥用职权。难道他也捞过钱?晚年,他可是一贫如洗啊,要是没有你的接济,他就得进养老院了。”

卢辛达极力压制着心头的不快。最后她狠狠吸了一口烟,由于没有地方熄灭烟头——乱糟糟的客厅里没有烟灰缸,她把烟头扔到窗外荒凉的花园里去了。

“我很清楚我爸爸不是为了利益才为特鲁希略效力的,”乌拉尼娅无法避免不用这种讽刺的口吻,“这并不能减轻他的过错,恰恰相反,是要加重。”

表妹不解地望着她。

“他是出于钦佩特鲁希略、热爱特鲁希略才为他服务的,”乌拉尼娅解释道,“兰菲斯、阿贝斯·加西亚等人不信任他,他当然感到是一种伤害。特鲁希略不理睬他以后,他急得快要发疯了。”

“好啦,也许是他错了,”表妹重复道,同时用眼神要求她改变话题,“你至少得承认他为人还是正派的。他也不像很多人那样总是做顺民,不管换了什么政府,总能过舒服日子,尤其是巴拉格尔领导下的三届政府,他们仍然春风得意。”

“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为了争权夺利而给特鲁希略当差。”乌拉尼娅说道。她又一次看到卢辛达眼睛里流露出困惑和不快的神色。“可是因为特鲁希略不肯召见他,我看到他还哭哭啼啼的,自然还因为‘公众论坛’上发表了谩骂他的文章。”

这是个挥之不去的回忆,在阿德里安和坎布里奇时稍稍有些淡漠;在华盛顿世界银行工作的那几年里依然还陪伴着她;后来在曼哈顿律师事务所时也还不时跳进脑海——得不到任何人保护的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参议员绝望地在这个客厅里徘徊,不停地思考:那个“宪法专家兼酒鬼”、那个老奸巨猾的华金·巴拉格尔、那个威尔希里奥·阿尔瓦莱斯·比纳或者巴伊诺·比查德策划了什么阴谋,使得元首一夜之间就枪毙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个参议员和前部长又能有什么政治生命可言呢?因为大恩人既不肯给他回信也不让他参加国会的会议。难道在他身上也要重现安塞尔莫·巴乌利诺的故事?会不会哪天黎明时特工们把他弄走埋到泥浆里去?会不会在《国家报》和《加勒比日报》上写满关于他贪污盗窃、侵吞公款、杀人叛国的消息?

“对他来说,在元首面前失宠比杀了自己最亲爱的人还要糟糕。”

表妹听着这番话,感到越来越不舒服。

“乌拉尼娅,难道就因为这个你生那么大的气?”表妹终于开口道,“就为了政治?可是我记得非常清楚:你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啊!比如,那两个谁也不认识的女孩来这里半年以后,大家都说她俩是特工,谁也不谈别的话题了;可是你本来就很讨厌那些政治议论,总是让我们不要胡说八道。”

“我从来对政治都不感兴趣,”乌拉尼娅口气肯定地说,“你说得有道理。说那些三十年前的事情有什么用处!”

护士出现在楼梯上了。她一面下楼,一面用一块蓝布擦手。

“弄干净了,还擦了滑石粉,跟对待娃娃一样,”她说,“你们两位随时可以上楼去。我去给阿古斯丁先生准备午餐。夫人,您也在这里吃午饭吧?”

“不,谢谢,”乌拉尼娅说道,“我去旅馆。那里可以洗澡,换换衣裳。”

“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要来家里吃晚饭。妈妈会非常高兴。我还要通知玛诺拉。她肯定会快活得不得了。”卢辛达做了一个略带悲伤的表情。“表姐,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你还记得我家是多大、多漂亮吗?现在只剩下一半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不得不卖掉花园、车库和用人的房间。好啦,不说这些废话了。一看到你,童年的岁月又都回到记忆里来了。童年还是挺幸福的,对吗?那时脑袋里可没有想过一切都会变的,没有想到还会有艰难的时光。好,我走了,妈妈还没有午饭吃呢。一定来吃晚饭,好吗?你不会又消失了,再来一个三十五年不见面吧?你还记得家里的地点吧?圣地亚哥大街,距离这里有五个街区。”

“我记得很清楚。”乌拉尼娅起身拥抱表妹。“这片居民区没有任何变化。”

她陪同卢辛达走到街口,告别时再次拥抱和亲吻了表妹。当她望着身穿花衣裳的表妹沿着一条阳光直晒的大街渐渐远去、听着狗与鸡一唱一和的音乐时,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涌上了心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来圣多明各、来家里寻找什么?你去姑姑家里吃晚饭吗?可怜的阿德利娜姑姑大概跟爸爸一样也快要成活化石了。

她登上楼梯,脚步缓慢,故意推迟再见面的时间。看到父亲已经睡着了,她松了一口气。老人缩在躺椅里,紧皱着眉头,张着嘴巴;消瘦的胸膛一起一伏,很有节奏。“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她坐在床上,仔细观察着父亲。她在琢磨父亲,猜测着他有过的往事。特鲁希略一死,父亲也被关进了监狱。人家以为他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和他的哥哥莫代斯托,还有安东尼奥·英贝特等人一起策划了暗杀元首的阴谋呢。爸爸,让您吓了一大跳,多讨厌哪!她早就得知父亲多年前曾经被捕,她是在顺便阅览报纸时看到的,那篇文章说的是一九六一年的多米尼加事变。但是,她一直不了解细节。到她可以回忆起来的时间为止,在父亲那些信里(她一直不肯复信),卡布拉尔参议员从来没有提到过那段经历。“如果突然有人怀疑您打算暗杀特鲁希略,那肯定会让您比不知缘故就失宠还要难过。”乔尼·阿贝斯会不会亲自审问您?兰菲斯是不是也参加了?有没有贝奇多·莱昂·埃斯特威斯?是不是让您坐电椅了?父亲是不是以某种方式与暗杀元首的人保持联系?不错,他曾经做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企图恢复元首对他的宠信,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许多参与暗杀计划的人直到动手杀掉“公羊”之前几分钟还在元首面前拍马屁呢!极有可能的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作为莫代斯托的好朋友早就获悉了暗杀计划。据说,连巴拉格尔也都了解情况呢!既然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都了解情况,为什么父亲不可以知道呢?策划暗杀的人知道元首在几星期以前就下令罢免了卡布拉尔参议员的官职。如果有人认为父亲是支持暗杀的同盟者,那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父亲时不时地发出一丝轻微的鼾声。有苍蝇落到他脸上时,他摇摇头轰走它,可是没有醒来。您是怎么知道元首被害的?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她已经在阿德里安了。负责管理宿舍的嬷嬷走进乌拉尼娅和四个同学共用的房间,摊开手上的报纸给她看大标题:“特鲁希略被杀!”那时瞌睡困扰着她的全身,疲倦让她抓不住世界和她自己,她正处于梦游状态。嬷嬷说:“这份报纸借给你。”你那时是什么感觉?你会发誓说:没有任何感觉。那消息在她身上滑过,没有触及她的灵魂,同她身边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没有什么两样。很有可能你连那条消息都没看,仅仅扫了一眼标题而已。反之,她却记得事件发生几天或者几周后,玛丽嬷嬷在信中讲的细节:暗杀,特工冲进学校抓走了赖利主教,人们经历的混乱和动荡不安的局面。但是,甚至连玛丽嬷嬷那封信都没有能够把她从那种长期以来的极度冷漠中拉出来:不关心多米尼加的事情,不关心多米尼加人的命运。唯有哈佛那门加勒比地区史在又过了几年后才把她从冷漠中解救出来。

突然决定回国,回来看看父亲,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治愈了心灵的伤痛?没有。你重新见到了卢辛达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呀!她可是你亲密无间的表妹、同学、四处玩耍的伙伴,你本应该同情她那平庸的生活和改善生活的空想。可是你既不高兴,也不激动,更不难过。你感到厌倦,因为你讨厌那种多愁善感和自哀自怜的情绪。

“你是一块冰。你已经完全不像多米尼加人了。倒是我更像多米尼加人。”嘿,你看,突然想起史蒂夫·邓肯说的话来。邓肯是她在世界银行的同事。那是在一九八五年还是一九八六年?差不多就是那一年吧。那一夜是在中国台北度过的,两人在好莱坞式的宝塔大饭店里共进晚餐。他和她就下榻在那里。从窗户望出去,城市仿佛蒙上了一层萤火虫织成的纱巾。这已经是邓肯第几次求婚了,第三?第四?还是第十?乌拉尼娅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地说:“不!”于是,她吃惊地看到邓肯那张红润的脸色变得煞白。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总不会哭鼻子吧,史蒂夫。就因为爱我?还是威士忌比平时喝多了?”

史蒂夫没有笑。他目不转睛地看了她好久,没有回答问题,但是说出了那句话:“你是一块冰。你已经完全不像多米尼加人了。倒是我更像多米尼加人。”好呀,好呀,乌拉尼娅,这个红头发的男子汉爱上了你。他人品怎么样?棒极了!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对第三世界的兴趣包括发展问题、语言和女性。最后他跟一位巴基斯坦女子结了婚,她在世界银行的通讯部门任职。

乌拉尼娅,你是冰块吗?这仅仅对男人而言,并非对所有的人。对那些眼神、动作、表情、声音都预示着危险的男人,你可以猜出他们的大脑里或者本能中追求你、找个机会跟你上床睡觉的企图。对于这种人,是的,你要让他们感到冷若冰霜,如同狐狸吓走敌人那样要放射骚臭气味。这是一种你已经熟练掌握的技巧。你在你计划要做的一切领域里都有这种娴熟的功夫:学习、工作、独立生活。“一切方面,但是不包括幸福。”如果她把毅力和勤奋用到争取幸福上来,克服那不可战胜的障碍、那种因男人产生欲望而引起她恶心的感觉,她会不会幸福呢?有可能吧。你本来可以求助于心理医生,一个心理分析医生,找到一种治疗的方法。他们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也能解决讨厌男人的毛病。可是你却一直不想把病治好。恰恰相反,你不认为这是一种病态,而是性格问题,就像你聪明、喜欢孤独和狂热地把工作干得出色一样。

父亲这时已经睁开了眼睛,有些害怕地在望着女儿。

“我回想起了史蒂夫,一个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加拿大人,”她声音很低地说道,眼神在探究父亲的表情,“因为我不想跟他结婚,他说我是一块冰。这样的指责会让任何一个多米尼加女人生气的。我们多米尼加女人在爱情方面以热情和不可战胜而闻名遐迩。我的闻名恰恰相反:矫揉造作、麻木不仁、性冷淡。爸爸,您觉得如何?刚才为了不让卢辛达往坏处想,我不得不编造了一个情人的故事。”

她不说了,因为发现老人已经蜷缩在躺椅里,好像是吓坏了。他不再驱赶苍蝇了,它们放心大胆地在他脸上散步。

“爸爸,这个话题,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谈谈女人,谈谈性。我母亲去世后,您有过风流韵事吗?我从来没有发现您有过这种事情。看来您是不好色的。是不是心神都装满了权力就再也不需要性了?尽管我们有热情的土地,但就是产生了这样的现象。我们那位终身总统华金·巴拉格尔不就是一例吗?活了九十岁,还是孤身一人呢!他写过不少爱情诗,传说他有个私生女。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性一直就不感兴趣,权力给他的东西相当于别人在床上得到的一切。爸爸,您也是这样吗?或者您暗地里有风流韵事?特鲁希略请您去卡奥瓦之家纵欲狂欢过吗?那里发生过什么事?元首也像兰菲斯一样以耍弄朋友和部下来开心吗?是不是也强迫这些人刮去大腿上的汗毛,剃光头发,化妆成老人妖的样子?”

卡布拉尔参议员脸色苍白,这让乌拉尼娅想到:“他会昏迷过去的。”为了让老人安静下来,她离开了床边。她来到窗前,向外望去,感到阳光立刻照到了脑门上,面颊有热辣辣的感觉。她出汗了。你应该回旅馆去,灌满一澡盆泡沫香皂水,好好洗个热水澡。或者下楼去瓷砖游泳池玩水,然后上来品尝哈拉瓜大饭店餐厅做的地方风味牛排,那里还有菜豆炒饭和红烧猪肉。可是你没有兴趣。你更想去机场,登上第一班飞向纽约的飞机,恢复那繁忙的律师办公室的生活和位于七十三大街麦迪逊公寓的生活。

她又回到床边坐下。父亲闭上了眼睛。他睡着了,还是因为怕她而在装睡?你在让这位可怜的瘫痪老人度过不愉快的时光。这就是你长期以来想要干的事情?你要吓唬他,让他在几个小时里都处于恐惧之中?这样你就会感觉好些?疲倦占据了她整个身心,她合上了眼睛,快速站了起来。

她机械地向那个整整占据了一面墙壁的黑色大衣柜走去。那里面已经空了一半。铁丝衣钩上挂着一件灰色的衣裳,它像洋葱皮一样地泛着黄色;还有一些洗过但没有熨过的衬衫,其中有两件缺纽扣。难道这就是议长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大衣柜吗?他过去也是个穿着考究的人啊。他很注意维护自己扮演的角色形象,为了让元首高兴,他也很讲究穿戴。那些长礼服、燕尾服、英国呢料西装、细纱白衬衫都哪儿去了?大概被用人、护士和穷亲戚们偷走了。

疲倦比她保持清醒的毅力更强大。她终于躺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在进入梦乡之前,她还想到:这床有股老人的气味、老床单的气味、古老的好梦和坏梦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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