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开在一所带阳台的房子里，穿过颤巍巍的大门就可以看到书店位于房子尽头的一个角落里，用栏杆围着，里面空无一人。圣地亚哥九点前就到了，他浏览了一下门廊处的书架，翻阅了一会儿因年久而损伤了的书籍和掉了颜色的杂志。头戴软帽、两鬓灰白的老人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圣地亚哥回想：那就是亲爱的马迪亚斯老人。老人接着用眼角扫了他一眼，最后走上来：你找什么书？我找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啊，老人笑了：在那边。也有时是：“亨利·巴尔布斯先生住在这里吗？”或者是：“堂布鲁诺·保埃尔在吗？”有时则一定要这样敲门。你搞错了就要闹笑话，小萨。老人把圣地亚哥引到一间屋子里，一垛垛的报纸塞满了房间，屋顶上吊着一盏银色吊灯，黑色的墙角处也堆着书。老人指着一把摇椅请他坐下。老人带有轻微的西班牙口音，一双眼睛仿佛会说话，三角形的胡子全白了。有没有人跟踪你？要多加小心啊，一切全靠你们青年人了。
“他都七十岁了，可还是那么纯真，卡利托斯。”圣地亚哥说道，“他是我认识的唯一这么大岁数的人。”
老人亲热地向他挤挤眼睛就回到院子里去了。圣地亚哥好奇地翻阅起利马出版的杂志。他回想：都是些《花样》《世界》杂志。他把刊有马利亚特基或巴列霍的文章的杂志抽了出来。
“对，以前秘鲁人在报上阅读巴列霍和马利亚特基的文章，”卡利托斯说道，“而现在只能读我们写的文章了，小萨，这简直是倒退。”
几分钟后，圣地亚哥看见哈柯沃和阿伊达手拉手地进来了。这时，蠕虫、毒蛇和尖刀已经没有了，他只感觉有一根尖针在刺，但也很快就消失了。他看到他们倚在古旧的书架上低声私语；他看到哈柯沃那不修边幅但精神愉快的样子；他看到当马迪亚斯走近时他们的手松了开来；他也看到哈柯沃的笑容消失了，皱着眉头，神情专注，一副抽象的、严肃的样子出现了，几个月来他一直给人们这种脸色看。他穿着一套咖啡色的西服（现在他很少穿别的衣服），衬衣皱巴巴的，领带的结也是松垮垮的。圣地亚哥回想：华盛顿曾开玩笑地说，他是想装成无产阶级的样子；索洛萨诺笑着说，他一星期内很少刮胡子，皮鞋也不擦，阿伊达迟早要甩掉他。
“那天搞得很神秘。我们不再做游戏了，”圣地亚哥说道，“而是要开始真干了，卡利托斯。”
那么，是不是在圣马可三年级开始发现卡魏德之后、那天聚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你倒霉的呢，小萨？从阅读、讨论到在圣马可散布油印传单，从聋子老太婆的公寓、利马克河畔的小屋到马迪亚斯的书店，从危险的游戏到真正的危险，一切都是从那天开始的。两个小组很久没有合起来开会了，圣地亚哥只有在圣马可才能见到哈柯沃和阿伊达。也有别的小组在活动，可是每次问华盛顿，他总是守口如瓶，一笑了之：祸从口出嘛。一天早晨，他把三人叫住：在某地、某时集合，只有你们三人去，你们将认识一名卡魏德成员，你们可以向他提任何问题、任何疑问。圣地亚哥回想：我那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好。在庭院里，马迪亚斯不时地抬起头向他们微笑。他们正在庭院尽头的房间里吸烟，看杂志，不停地望向门廊和大街。
“让我们九点来，可现在都九点半了。”哈柯沃说道，“他也许不来了。”
“自从跟了哈柯沃，阿伊达的变化太大了。”圣地亚哥说道，“她总是开玩笑，看来很高兴。哈柯沃却严肃了起来，不梳头，不换衣。有人的时候，他从不对阿伊达微笑；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他几乎不理阿伊达。他是在为自己的幸福感到不好意思呢，卡利托斯。”
“做一名共产党员并不等于不再是秘鲁人了。”阿伊达笑了，“他肯定十点才能到，你们等着瞧吧。”
差一刻十点，门廊处出现了一张鸟儿似的面孔，走路似跳，面黄如纸，穿着晃晃荡荡的西装，系着大红领带。三人看到来人正在同马迪亚斯讲话，之后一面东张西望一面走近了他们。他走进房间，朝三人微微一笑：对不起，我来晚了。他的双手非常纤细：我乘的公共汽车出了毛病。他盯着三人看，看得三人不知所措。
“谢谢你们等我。”圣地亚哥回想：同他的双手和面孔一样，他的声音也是纤细的。“同志们，向你们致以卡魏德兄弟般的敬礼！”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同志这个称呼，卡利托斯，我小萨是个重感情的人，当时心直跳，你可以想象得出。”圣地亚哥说道，“我只知道他的化名：亚盖。以后也只是见到他几次。他原来是在卡魏德的工人部工作，我一直是在大学部。你瞧，他也是个单纯的人。”
圣地亚哥回想：那天早晨，我们都还不知道他在奥德里亚政变时是法律系的学生，在警察攻打圣马可时被捕，受尽了拷打，之后被流放到玻利维亚，在拉巴斯又坐了六个月的牢，后来才秘密返回秘鲁。当时我们只觉得他像只鸟儿。那天早晨，他一面用纤细的声音给三人简述党的历史，一面用那只纤细得像是患了痉挛症的黄手比画着，画着同样大小的圈子，还不停地用眼角瞥着庭院和大街。他说：我们的党是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基创建的。党一诞生就发展壮大起来，培养了自己的干部，争取了工人阶级。圣地亚哥回想：他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信赖的人，所以他并没有隐瞒共产党比起阿普拉一直是弱小的这一事实。但那个时期是党的黄金时代，当时出版了《阿矛塔》杂志和《劳动报》，组织了工会，还向土著村社派遣了大学生。但是1930年马利亚特基一逝世，党就落入了冒险家和机会主义分子手里。圣地亚哥回想：马迪亚斯老人死后，乔塔街上的房子就被拆毁了，建起了现在这座带有窗子的、难看的大楼。那些冒险家和机会主义分子把一条退缩不前、半途而废的路线强加给党，于是群众就受到了阿普拉的影响。小萨，亚盖同志现在情况如何？当时的冒险家中有像拉维内斯那样的人，这个人后来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帮助奥德里亚推翻了布斯塔曼特。圣地亚哥回想：亚盖会不会也叛变了？对困难重重的工作感到厌倦了？也许他已经娶妻生子，在某个部里工作了？当时的机会主义分子中有像特雷罗斯那样的人，他后来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年总在纪念奇迹上帝的迎神赛会上穿上紫色的长袍，拖着个十字架走在队伍中。圣地亚哥回想：亚盖如果没有坐牢，也许现在仍然在为党工作，用他那鸟儿般的声音给学生小组讲话。背叛和镇压几乎毁了我们的党。圣地亚哥回想：如果他仍在为党工作，会是亲苏的还是亲华的？是成了那些死于游击战的卡斯特罗派的一员，还是变成了托洛茨基分子？一九四五年，布斯塔曼特上台后，党恢复了合法地位，开始重建，开始在工人阶级中清除阿普拉改良主义的影响。圣地亚哥回想：亚盖会不会到莫斯科、北京或是哈瓦那去了呢？但是由于奥德里亚发动军事政变，我们党又遭到了破坏。圣地亚哥回想：亚盖会不会被指控为斯大林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或是冒险主义分子？于是整个中央委员会，几十个领导人、党员和同情者被捕入狱，被流放，有的惨遭杀害。圣地亚哥回想：亚盖还记得你吗，小萨？还记得那天早晨在马迪亚斯书店的事吗？还记得那天晚上在莫哥伊昂旅馆里发生的事吗？在那次动荡中幸存下来的支部费了好大力气才慢慢建立起卡魏德组织，印出了这些传单，并划分为工人部和大学部。这就是我要讲的，同志们。
“也就是说，卡魏德拥有的工人和学生人数极少。”阿伊达说道。
“我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往往是，一个同志被捕了，等于丧失了几个月的努力。”圣地亚哥回想：他用食指和拇指的指尖夹着香烟，连微笑也显得很拘束。“不过，尽管镇压得很凶，我们仍然在成长。”
“于是，你就被说服了，是吗，小萨？”卡利托斯说道。
“他说服了我，我相信了他的话。”圣地亚哥说道，“此外，看得出他是喜欢自己的工作的。”
“关于同其他非法组织共同行动的问题，党是什么立场？”哈柯沃说道，“比如阿普拉、托洛茨基派。”
“哈柯沃一点也不犹豫，很有信心。”圣地亚哥说道，“我当时很羡慕那些坚定信仰某一事物的人，卡利托斯。”
“我们是准备同阿普拉合作，共同反对独裁的，”亚盖说道，“然而阿普拉不愿意他们内部的右派指摘他们是极端分子，因而在所有问题上的表现都是反共的。托洛茨基派还不到十人，而且肯定是警察局的特务。”
“这是当时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安布罗修，”圣地亚哥说道，“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他干什么，你就顺着他。”
“阿普拉既然亲帝国主义，为什么还能够继续取得人民的支持？”阿伊达说道。
“这里有习惯势力在作怪，又有他们的蛊惑宣传在起作用，还由于阿普拉牺牲了一些烈士，”亚盖说道，“特别是由于秘鲁右派的愚蠢，这些右派们不明白阿普拉已经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同盟者了。他们仍然继续迫害阿普拉。这样，在人们面前就提高了阿普拉的威信。”
“这倒是真的，右派的愚蠢把阿普拉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党。”卡利托斯说道，“如果说左派仅能维持共济会的局面，这不能怪阿普拉，而是要怪左派中没有能人。”
“那是因为像你我这样的能人不愿去赴汤蹈火，”圣地亚哥说道，“我们沾沾自喜于批评那些愿意赴汤蹈火而又不是能人的人。你说对吗，卡利托斯？”
“我认为不对，因此我从来不谈政治。”卡利托斯说道，“你总像受虐狂患者似的强迫我谈政治，小萨。”
“现在轮到我来提问了，同志们。”亚盖仿佛不好意思似的微微一笑，“你们愿意参加卡魏德吗？当然，你们也可以作为同情者参加工作，不一定非要入党。”
“我现在就想入党。”阿伊达说道。
“不忙，你们可以考虑一段时间。”亚盖说道。
“早在学习小组的时候我们就充分考虑过了。”哈柯沃说道，“我也愿意入党。”
“我还是做个同情者吧。”圣地亚哥又感觉到了蠕虫、毒蛇和尖刀，“我还有疑问，我想在入党之前再多学习学习。”
“很好，同志，等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再入党吧。”亚盖说道，“作为同情者，照样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件事证明了我小萨并不那么单纯，安布罗修，”圣地亚哥说道，“也证明了哈柯沃和阿伊达比我单纯。”
圣地亚哥回想：小萨，如果那天你入了党，情况又将会如何呢？党会不会把你拖进去，把你牵连得很深？会不会把你的疑问一扫殆尽，使你在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名单纯的无名英雄？小萨，你也可能过一种动荡的生活，像哈柯沃和阿伊达后来那样，几次进出监狱，被某些卑鄙的企业雇用而又辞退。那时你就不是在《纪事报》上发表反狂犬症的文章了，而是很可能在那印刷得极差的《团结报》上（当《团结报》有资金且不受阻于警察局的情况下）写文章，赞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进步，赞扬鲁林镇规划者工会以其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取代亲工厂主的阿普拉提出的投降主义者候选人名单，从而取得胜利；也许会在那印刷得最糟的《红旗报》上写文章，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反对《团结报》中的叛徒；也许你会更勇敢些，加入某个起义小组，在游击战中梦想、行动、失败，最后像埃克托尔那样被捕入狱，或是像乔洛马丁内斯那样牺牲，在丛林中腐烂；也许你会在半秘密状态中出国，到莫斯科参加青年联欢节，到布达佩斯向记者大会致以兄弟般的敬礼，或是到哈瓦那、北京接受军事训练。不过，会不会也有可能你毕业了，当了律师，结了婚，成为工会的一名法律顾问或议员呢？是更加倒霉地维持原样还是更加幸福呢？圣地亚哥回想：唉，小萨呀！
“你不是由于害怕教条，而是由于一种无政府主义娇少爷的本能而不肯听命于他人。”卡利托斯说道，“也是由于你在内心深处害怕同那些吃好、穿好、散发香气的人们决裂。”
“可我确实讨厌过这种人，而且现在仍然讨厌。”圣地亚哥说道，“这是我唯一确信的一点，卡利托斯。”
“那么就是由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明明知道鸡蛋里没有骨头却偏偏要挑骨头。”卡利托斯说道，“你本来应该从事文学，而不是从事政治，小萨。”
“我懂，如果大家都去当聪明人，什么都怀疑，那么秘鲁就会永远倒霉下去。”圣地亚哥说道，“我也懂得秘鲁非常需要教条主义者，卡利托斯。”
“不管是聪明人还是教条主义者，都会使秘鲁倒霉下去。”卡利托斯说道，“我们这个国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跟我们一样，小萨。”
“我们？我们难道是资本家吗？”圣地亚哥说道。
“我们是写无聊文章的。”卡利托斯说道，“我们都将和贝塞利达一样口吐白沫劳累而死。干杯，小萨。”
“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盼望加入共产党，机会来了，我却退缩了。”圣地亚哥说道，“我永远也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卡利托斯。”
“大夫，大夫，我肚子里有个东西，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不知是什么。”卡利托斯说道，“那是一个发了疯的屁。太太，您那可爱的小脸蛋像个屁股，可怜的屁不知从哪儿出来。小萨，使你这辈子倒霉的正是一个发了疯的屁。”
亚盖向三人问道：你们愿意宣誓献身给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吗？阿伊达和哈柯沃：是的，我宣誓。圣地亚哥在观望。接着大家都为自己取了化名。
“你不要自卑，”亚盖对圣地亚哥说道，“在大学部里，同情者和党员是一样的。”
亚盖向三人伸出手去：再见，同志们，十分钟后你们再出去。那天早晨，天气阴沉，空气潮湿。三人离开了马迪亚斯书店，走进哥尔梅纳路上的布兰萨咖啡馆，各要了一杯牛奶咖啡。
“我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吗？”阿伊达说道，“你为什么不入党？你还有什么顾虑？”
“我跟你讲过了，”圣地亚哥说道，“我对有些事情还不太信服，我想……”
“你大概还不相信上帝是不存在的吧！”阿伊达笑了。
“谁也没有权利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哈柯沃说道，“让他再考虑一段时间吧。”
“我不是提出异议，但是我要对你说，”阿伊达笑着说，“你肯定不会入党。等你在圣马可毕了业，你就会忘掉革命，就会成为国际石油公司的律师、国立俱乐部的成员。”
“你聊以自慰的是，阿伊达的话并没有实现。”卡利托斯说道，“小萨，你既不是律师也不是国立俱乐部的成员，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你跟我一样，只不过是一堆可怜的粪便。”
“后来那个哈柯沃和阿伊达怎么样了？”安布罗修说道。
“二人结婚了，我想也有孩子了。我好几年没见到他们了，卡利托斯。”圣地亚哥说道，“在报上，我忘了是看到哈柯沃被捕还是被放出来的消息，才知道他还活着。”
“你还在嫉妒哈柯沃，”卡利托斯说道，“我要禁止你再谈这件事，总谈这件事对你比喝酒对我还伤身体。这简直成了你的怪癖，小萨，什么哈柯沃呀，什么阿伊达呀。”
“今天早晨《新闻报》上的消息太可怕了。”索伊拉太太说道，“这种暴行根本就不应该登出来。”
圣地亚哥回想：我还在为阿伊达的事嫉妒哈柯沃吗？不，已经不嫉妒了。那么对他的所作所为呢，小萨？他回想：我必须去看看他，跟他谈谈，了解了解这种充满牺牲的生活对他是好还是坏。我要了解了解他是否感到于心有愧。
“一看到犯罪的消息你就唠唠叨叨的，而你一看报又专门看这种消息。”蒂蒂说道，“你太滑稽了，妈妈。”
圣地亚哥回想：我起码不会感到孤独，我周围还有人，还有人在陪伴我，支持我。我还感到在学习小组，在支部，在大学部讨论问题时感到的那种热烈而又纠缠不清的气氛。
“又有小孩被怪物拐走鸡奸了？”堂费尔民说道。
“从那天起，我们见面的时候比以前更少了。”圣地亚哥说道，“我们的两个学习小组变成了两个支部，我们三人仍然分属两个支部，而在大学部的会议上，周围又都是别人。”
“你简直比报纸还坏，”索伊拉太太说道，“这种事不能在蒂蒂面前讲。”
“你们到底有多少人？你们到底干些什么鬼事情？”卡利托斯说道，“在奥德里亚执政期间，我从来没听说过卡魏德这个名字。”
“你以为我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妈妈？”蒂蒂说道。
“我一直不知道有多少人，”圣地亚哥说道，“不过我们干的都是反对奥德里亚的事，起码在学校里是。”
“你们谁也不愿意告诉我那可怕的消息是什么吗？”堂费尔民说道。
“那时你家里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卡利托斯说道。
“卖儿鬻女！”索伊拉太太说道，“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我那时尽量不跟家人见面，不跟他们讲话，”圣地亚哥说道，“我和老头子、老太婆的关系越来越坏了。”
布诺一连几天、几个星期没有下雨，干旱毁了收成，毁了牲畜，整村整村的村民出逃一空。报上登着印第安人和干旱景象的照片，印第安妇女背着子女在龟裂的田畦间游荡，牲畜瞪着眼睛在做垂死的挣扎。报上的标题和副标题都打了问号。
“妈妈，他们都是有感情的人，但是他们首先感到的是饥饿。”圣地亚哥说道，“他们卖儿鬻女，那是为了不让儿女饿死。”
是不是有人利用饥荒在布诺和胡利亚卡之间搞奴隶买卖？
“除了讨论报上的社论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你们还干了些什么？”卡利托斯说道。
有印第安妇女把儿女卖给旅游者了？
“这些可怜的畜生根本不懂什么是儿女，什么是家庭。”索伊拉太太说道，“既然没吃的，就不要生孩子。”
“我们恢复了各系的联合中心和大学生联合会。”圣地亚哥说道，“我和哈柯沃都被选为年级代表。”
“我想你不至于把布诺不下雨的责任也推到政府身上吧。”堂费尔民说道，“奥德里亚很想帮助这些可怜的人，美国也提供了可观的捐赠，马上就会给他们运衣服和食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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