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沿科尔梅纳大街向圣马丁广场走去。身边驶过开往各省的公共汽车，街旁有许多小咖啡馆。我想起几天前谈到彼得罗·卡玛乔时，胡利娅姨妈把我逗笑了。她向我证实，我关于这个作者是个乔装的幽默作家的猜想是对的：
“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姑娘生了个丑八怪，分娩时他死了。之后按照一切法律手续埋葬了他。你怎么解释今天下午那段广播剧里人们在大教堂里为他洗礼的事？”
我对老赫纳罗说，我也没有时间听广播剧，也许这些变化和错乱的东西正是他讲故事的独特技巧。
“我们雇他可不是为了让他玩弄独特技巧，而是要他为我们拉听众，”老赫纳罗说，显然他不是一个进步的企业主，而是一个传统的企业主，“他开这些玩笑将失去听众，主办人会撤掉广告。您是他的朋友，请告诉他，让他放弃这些现代主义的玩意儿，否则要冒失业的风险。”
我建议他自己去跟他讲，因为他是主人，那样威胁会更有分量。可是，老赫纳罗摇摇头，悲伤地——他儿子把这种表情也继承了下来——说：
“他甚至不允许我对他讲话。成就使他骄傲得很。我想跟他谈谈时，他根本不理睬我。”
他以极大的涵养告诉了彼得罗·卡玛乔关于接到听众电话的事，并且把抗议信给他看。彼得罗·卡玛乔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拿过那两封信，没有打开就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篓，然后旁若无人地打起字来。老赫纳罗气得要中风，当他要离开那个充满敌意的洞穴时，听到彼得罗·卡玛乔自言自语地说：“各得其所吧。”
“我不能再忍受这种粗暴态度，也许我不得不辞掉他，这大概并不现实，”他最后说道，满脸厌恶，“但是您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不会侮辱您，您也是半个艺术家，不是吗？帮我们一下吧，为我们的企业做这件事，去跟他谈谈。”
我答应他去做这件事，真的，泛美电台播完十二点钟的节目，我——该我倒霉——邀请彼得罗·卡玛乔去喝薄荷马黛茶。我们从中央电台出来时，两个彪形大汉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立即认出了他们，是烤肉工人、阿根廷烤肉铺的大胡子兄弟俩。这个烤肉铺和中央电台在同一条街，位于贝伦小修女学校对面。在烤肉铺里，他们系着白围裙，戴着厨师的高帽子，亲自准备鲜肉和牛肠。弟兄俩杀气腾腾地围住了玻利维亚文人，又胖又老的哥哥厉声骂道：
“卑鄙的卡玛乔，那么说，我们是杀孩子的人了，是不是？你这个无赖，你觉得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教你尊重人吗？”
他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嗓音都变了。弟弟同意哥哥那样做，在发火的哥哥停下时插了进来：
“是虱子吗？那么说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美味是从他们儿子头发里取出来的小虫子？你这个婊子养的。你和我妈妈通奸，我还能袖手旁观？”
玻利维亚文人丝毫没有退缩，他听着兄弟俩的责骂，金鱼眼睛在他们两个身上扫来扫去，颇有一派博士风度。突然，他以礼宾官特有的宽容、庄严的声调向他们提出了再礼貌不过的问题：
“难道你们不是阿根廷人？”
那个胖烤肉工人唾沫已经流到胡子上，他的脸离彼得罗·卡玛乔的脸只有二十厘米，为此不得不使劲弯下腰。他怀着爱国主义的感情咆哮道：
“阿根廷人，是的，你这个婊子养的，这很光荣！”
那时我看到，在这样的证实面前——其实完全不需要证实，因为只要听他们讲两个字就可以知道他们是阿根廷人——玻利维亚文人仿佛心里有一点什么爆炸了，脸色苍白，眼里喷射着火焰，以一种威胁的表情，在空中点动食指打断了烤肉工人：
“我嗅出来了。那么好吧，你们立即去唱探戈舞曲吧！”
这命令不是滑稽可笑的，而是悲惨的。两个烤肉工人待在那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显然，文人不是开玩笑。他是个倔强的矮个子，虽然完全没有自卫能力，但一直凶狠、鄙视地看着他们。
“你说什么？”胖烤肉工人终于清晰地说，狼狈不堪，怒气冲冲，“说什么？说什么？”
“我说要你们去唱探戈舞曲，去洗洗耳朵！”彼得罗·卡玛乔用尽善尽美的发音把命令说得更加完善。接着，稍微停顿了一下，他以令人不寒而栗的平静道出了挖空心思想到的胆大妄为的话，这句话使我们倒了霉：“如果你们不想挨一顿揍！”
对这一切，我比烤肉工人更为惊讶。那个小人儿，他的身材像小学四年级的孩子，竟然声言要把两个体重上百公斤的大力士揍一顿，除了自取灭亡，这简直是梦呓。但是烤肉工人已经动手了，大胖子抓住文人的脖子，在围观人群的笑声中把他像根鸡毛似的举了起来，同时大吼道：
“还想教训我？现在我让你知道，矮子……”
我看到年长的烤肉工人企图用右手狠狠地把卡玛乔摔在地上，不能不干预了。我抓住他的手臂，想把那位多文体作家夺过来。卡玛乔脸色铁青，悬在空中，像只蜘蛛般蹬着脚。我终于说了话：“喂，您不要胡来，放开他。”年轻的烤肉工人二话没说就向我扑来，一拳头把我打得蹲到地上。我晕头转向，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我准备实践外祖父的哲学，他是一位老派武士，曾告诉我这地方从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阿雷基帕人拒绝打架的邀请（特别是像那种直接打脸的邀请）。我看见年长的烤肉工人雨点般地打艺术家耳光（他宁可打耳光而不动拳头，因为他可怜对手身体矮小，像小人国的人）。随后我便同小烤肉工人你推我撞地打起来（我以为这是在保卫艺术），再也看不到那热闹的场面。拳击没持续很久，但是，当中央电台的人把我们从那两个壮汉手中解救出来时，我头上已有几个大包；文人的脸上肿得更厉害，以致老赫纳罗不得不把他送到公共急救站。我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保卫他独一无二的明星，小赫纳罗不但没有表示感谢，那天下午反而为巴斯库亚尔浑水摸鱼地连续在两篇新闻稿中插进一条消息骂了我。这条消息开头（有点夸张）是这样说的：“拉普拉塔河的匪徒今天罪恶地毒打了我们的主任、著名记者……”。
那天下午，哈维尔来到泛美电台的顶楼时，对拳击的故事哈哈大笑起来。他陪我去问候文人，了解情况。文人的右眼上包着一条厚厚的绷带，脖子和鼻子下也做了医疗处理。我们问他感觉怎样，他露出一副鄙视的神气，根本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我为了支援他而卷入了这场斗殴，他却不感激我。他唯一的评论乐坏了哈维尔：
“人们把我们拉开，使他们得救了。假设再持续几分钟，人们认出我来，他们可要倒霉了，不狠狠地揍他们一顿才怪！”
我们到布兰萨咖啡馆去。在那里，彼得罗·卡玛乔告诉我们，有一次在玻利维亚，一个“那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听了他的节目，手持左轮枪来到电台，幸亏守卫人员及时发现了他。
“您可要注意，”哈维尔提醒他说，“现在利马到处是阿根廷人。”
“归根到底，不管是你们还是我，虫子早晚要把我们吃掉。”彼得罗·卡玛乔推论说。
于是他跟我们谈起了灵魂的迁移，他认为那是上帝揭示的真理，我们应该信仰。他跟我们讲了一件心事：如果可以选择，他来世愿意变成一种长寿、安静的海生动物，比如乌龟或鲸鱼。我趁他心情愉快，便履行在他和赫纳罗父子之间搭桥的光荣职责，这项职责我承担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向他转达了老赫纳罗的口信：电台接到了电话和信件，有些人弄不懂广播剧的一些情节。老赫纳罗恳求他不要把情节弄得很复杂，要照顾水平不高的中间听众。我想站到他的一边（实际上我是站在他那一边），把消息传达得委婉一点，以便他能听进去。我说，这个要求是荒谬的，一个人应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只是告诉他赫纳罗父子要我转达的话。
他听我讲话时一言不发，毫无表情，我感到很不舒服。当我停下来时，他仍然沉默不语。他把最后一口马黛茶喝干，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他该回工作间去了，连“再见”都没有说一声就离开了。是因为我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讲这些，他生气了？哈维尔认为是这样，劝我请求他原谅。我决定永不再为赫纳罗父子说项。
我没有看到胡利娅姨妈的那个星期，有几个夜晚和米拉弗洛雷斯的朋友一起出去。自从我偷偷恋爱，就没有再去找过他们了。他们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的邻居。这些年轻小伙子有的学工程，比如内格罗·萨拉斯；有的学医学，比如科洛拉奥·莫尔菲诺；或者已经工作，像克科·拉尼亚斯。我和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分享美事：踢足球，逛萨拉萨尔公园，在特拉萨斯和米拉弗洛雷斯的波涛中游泳，参加周末舞会，追逐姑娘，看电影。但是，由于几个月来很少拜访他们，在这几次外出中，我发现我们的友谊失去了一点什么，大家已不像过去有那么多共同的东西。这个星期的每个夜晚，我们干了过去经常干的那些英雄业绩，去苏尔科古老的小墓地，借着月光，在被地震移动了的坟墓中间争先恐后地寻觅着，企图抢到一个骷髅；赤条条地在靠近阿恩孔的圣罗萨温泉的大游泳池里游泳，这个游泳池还在建设；逛遍格拉乌大街所有阴暗的妓院。这些朋友依旧是原来的样子，开着同样的玩笑，谈论着同样的姑娘，我却不能和他们谈我认为重要的事：文学和胡利娅姨妈。如果我告诉他们我在写故事，渴望成为作家，毫无疑问，像瘦南希一样，他们会认为我发疯了。如果我告诉他们——就像他们把自己弄到手的女人告诉我一样——我和一位离了婚的夫人在一起，她不是我的情人，而是我的恋爱对象（这是地道的米拉弗洛雷斯说法），他们就会根据当时最时髦的、漂亮而不为人熟知的短语，认为我是一头发疯的、未被阉割的牲口。我毫不鄙视他们，因为他们不读文学作品；我也不认为由于自己和一个完全成熟的女人相爱而高他们一等。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在这些夜晚，当我们在苏尔科公墓桉树和漆树中间的坟墓上趴着的时候，或者在星光下圣罗萨温泉的大游泳池里游水嬉戏的时候，或者喝着啤酒和纳内特的妓女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全都感到乏味。我想那篇《危险的游戏》（这个星期《商报》还是没有把它登出来），想胡利娅姨妈，更甚于这些朋友对我讲的事。
当我对哈维尔讲起我和我邻居朋友们令人失望的重逢时，他挺起胸脯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仍是乳臭未干的孩子，而咱们已经是大人了，小巴尔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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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狗》《凯尔特人之梦》《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酒吧长谈》《艰辛时刻》《公羊的节日》《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