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能和自己作对，因为人在这种争斗中只是败北者。”上帝的女使者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不要对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所有人都是残忍的；要成为好人，简单地说，就是要善于掩饰，应该用这样的想法求得自我安慰。您对着镜子看看，跟自己说：‘我是杀孩子的罪犯，害怕快速运动。’用不着拐弯抹角，不要对我说车祸呀，恐车综合征呀什么的。”
大夫又举了例子，她说，骨瘦如柴的手淫者来诊所跪着求她治疗时，她送给他们黄色杂志；吸毒病人来求她时，她送给他们从地上刮起的灰渣；这些人揪着自己的头发抱怨命运不济时，她送给他们大麻烟和大把大把的古柯叶。
“那么您给我开的药方是继续杀害儿童吗？”药品推销员怒吼道，这只羔羊变成了猛虎。
“如果您愿意的话，为什么不呢？”女心理学家冷冷地反驳说。接着又提出警告：“您不要对我提高嗓门，我可不是那种认为顾客总是有理的商人。”
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忧虑地哭泣起来。路希娅·阿赛密拉大夫无动于衷，只是花了十分钟时间写了好几张纸，大标题是《要学会真诚地生活》。写好后交给了鲁乔，约他过八个星期再来。送别时，大夫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提醒他不要忘记早晨吃干洋李。
和阿赛密拉大夫的大多数患者一样，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离开诊所时，感到自己做了一场心理埋伏战的牺牲品，断定自己已落进了一个神经极度错乱的女人的罗网；如果胡乱地遵照那个大夫的嘱咐去做，他的病情必定加重。鲁乔决定把大夫开的“学会生活”的药方扔到马桶里让水冲走，看也不看一眼。但是，就在那天夜里，他本已减弱的失眠又变得严重起来，于是读了那个药方。他认为从病理学角度来讲是荒谬的，他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打起嗝来（按照妈妈的教导，鲁乔喝了一杯水防止再打嗝）。后来，他又感到很稀奇，闷得难受。为了消遣，为了熬过不眠之夜，尽管不相信它有疗效，他还是决定试试看。
鲁乔在塞阿尔斯商店玩具部轻松买到了他所需要的小轿车——一号卡车和二号卡车，代表女孩、民警、强盗和他自己的洋娃娃。按照医嘱，鲁乔按自己的记忆把汽车涂上了原来的颜色，洋娃娃的衣服也上了彩（鲁乔有作画的才能，以致民警的制服、女孩的破衣服和身上的污垢画得惟妙惟肖）。为了画好皮斯科的沙地，鲁乔用了一整张包装纸；为加强真实感，还在一端画上了太平洋：一条蓝色水带，边缘汪着泡沫。第一天，他跪在饭厅的地板上，用近一个小时重演了那次车祸。演习完，也就是当强盗们扑到药品推销员的身上抢劫时，他几乎像事发当天那样感到害怕和痛苦。鲁乔仰面躺在地板上，浑身出冷汗，抽泣着。但是，之后几天，他精神上的紧张渐渐减轻了。这种活动具有体育锻炼的作用，使他重返儿童时代，过去不善于利用的那些时间有了消遣，因为现在妻子不在身边，他又从来不到图书馆去，也不爱听音乐。他搭积木，玩七巧图，解纵横字谜。有时，在拜耳制药厂的仓库里，他一面给推销员们分发样品，一面在脑子里反复回忆着那次车祸的某个细节、当时的情况和原因，以便在当天夜里演习时加点新花样，并且能表演的时间长一些。来打扫卫生的女人发现饭厅里满是洋娃娃和塑料汽车，问鲁乔是不是想过继一个孩子，但是提醒他，如果那样，她将要更多的工钱。鲁乔按药方指出的练习进程，每天夜里对车祸（？）进行十六次小型演习。
“要学会真诚地生活”那份药方中有关儿童的部分，让鲁乔觉得比孩子们写的东西还荒唐。那么，“这样引起恶习或好奇的无生命的东西能使科学进步吗？”不过他也照办了。这部分又分成两点：理论训练和实践训练。阿赛密拉大夫指出，前者必须先于后者，因为：难道人不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吗？人的思想不是先于行动吗？理论部分的广泛基础是鲁乔的观察和思索精神。那处方上只是写着：“每天都要想想孩子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坚持这样做。
天真无邪的幼童给人类造成什么灾难？他们不是给人类带来美好的希望、纯洁、欢乐和生命吗？在做理论训练的头一天早上，鲁乔一边在去办公室的五公里路上走着一边这样问着自己。尽管他心里将信将疑，但还是相信药方上说的，承认孩子们可能爱吵闹。的确，孩子们爱哭，随便为一点小事，也不管在什么时候就哭起来。由于他们还不懂事，不可能知道这种习性产生的害处，也不可能被说服，保持安静的美德。鲁乔当时记起了一个工人的情况。他在坑道里干了一天，已经筋疲力尽了，回到家，新生婴儿不停地啼哭，他不能入眠，最后竟把孩子杀了。世界上大概会有成百万类似的情况吧？有多少工人、农民、商人和职员——由于生活费用高、工资低、缺少住房——住在拥挤的房间里，与子女同室？他们不可能有适当的睡眠时间，因为孩子不时地哭叫，而且那哭叫是要大便还是想吃奶，孩子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天傍晚，在回家的五公里路上，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也一直在想，他发现许许多多不幸的事也可以归罪于孩子。与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同，孩子要很晚才能自理。这种缺点会造成多少灾难呀？他们什么都破坏，像演员的面具和纯硅玻璃花瓶，把主妇费尽心血缝制的窗帘撕下来，把沾满屎尿的双手毫无顾忌地放在浆好的桌布或破费许多钱买来的心爱的花边披巾上。且不要说他们还常常把手指伸进电源插座引起短路或者白白地电死，这就意味家里要买白木棺材，找墓穴，守灵，在《商报》上登通知，穿丧服，举行葬礼。
鲁乔在制药厂和圣米格尔街之间的往返路程上养成了做这种训练的习惯。为了不重复，每次开始时都先把前次想到的罪过很快地总结一下，然后思索新的。这样，题目一个接一个，很容易地浮现在脑际，他从未空闲过。
再如，经济方面的罪行也足够鲁乔走三十公里路思考了，因为正是他们糟蹋家庭预算，而且是破坏性的。他们使父亲入不敷出，这不仅仅因为他们一味贪吃、肠胃软弱而需要特殊食品，还因为他们需要一系列的管理开支：接生婆、摇篮、儿科大夫、托儿所、保育员、杂技、幼儿老师、看早场演出、买玩具、青少年犯罪审判、劳改场，还包括儿童方面的专门科学，这些如同树木上的寄生虫破坏母株，产生了医学、心理学、牙科和其他科学。总之，这群人需要可怜的父母亲给他们衣穿，给饭吃，还要给养老金。
一天，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差点儿哭起来，他想到了那些年轻母亲。她们具有美德，为了一心照顾孩子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她们放弃娱乐活动，不看电影，不去旅行，到头来被丈夫抛弃。她们的丈夫多次只身在外，最后必然要犯罪。孩子们如何报答母亲的那些不眠之夜和千辛万苦呀？他们渐渐地长大了，另外组织了家庭，把无依无靠、年迈的母亲丢在了一边。
这样，鲁乔不知不觉中把他们天真无邪、忠厚善良的神话打破了。难道凭着不懂事这个众所共知的托词，他们就可以拔除蝴蝶的翅膀，把活雏鸡扔进火炉，把乌龟弄得四脚朝上、置于死地，打瞎松鼠的眼睛吗？打鸟的弹弓难道是成人的武器吗？对其他体弱多病的孩子，他们手下留过情吗？再说，到了他们那个年龄，如果是小猫，早已自食其力，可是他们仍然步履不稳，常常撞在墙上，头上碰起肿包，能说这样的人是聪明的吗？
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有很强的思考能力，这使他走路时总是在思虑问题。他曾希望所有女人一直到绝经期都保持青春的风姿和健美。一想到分娩给母亲们造成的痛苦就心如刀割，本来一只手就能挽过来的杨柳细腰一下子长满了脂肪，鼓胀起来，前胸后臀也霎时臃肿了。腹部呢？原来光滑明亮，犹如肌肉铸成的铁块一般，嘴都咬不动，如今却变软了，肿大而下垂，有了褶皱。某些夫人，由于尿频和难产时抽筋，变成了罗圈腿，走起路来像鸭子。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回想起他的法国妻子的标准身材，很高兴她生的不是一个圆滚滚的、有损她美貌的婴儿，而几乎是一块肉。有一天，他感到心情平静，因为干洋李把他的胃洗泻一空。他发现当他想到残杀婴儿的犹太王时不再吓得颤抖了。一天早上，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是，竟然狠狠地敲了一个小乞丐的脑袋。
鲁乔于是知道，像日月星辰升起和落下那么自然，他已不知不觉地转入了实践训练。阿赛密拉大夫把这些训导称为“直接行动”。而鲁乔在重温这些医嘱时，犹如听到了大夫富有科学性的声音。这些医嘱和理论指导不同，非常确切。一旦懂得了他们造成的灾难，就要自己动手进行一些小小的报复。不过应该谨慎从事，小心注意诸如“孩子们是无依无靠的”“即使用鲜花也不要去碰孩子”“打骂会产生复杂心理”以及蛊惑人心的说教。
确实，开始时费了很大力气。当他们中的某个人穿过大街时，这个人和鲁乔本人都不知道放在小脑袋上的那只手是惩罚还是粗野的抚摸。但是，实践加强了他的信心，他渐渐地克服了胆怯心理和祖辈遗传下来的拘谨性格，胆子大了起来，改变了态度，有了主动性。几个星期后，像“训练”预示的那样，鲁乔发现，在街角打孩子的脑袋、把肌肉掐得青紫肿胀、把新入学的孩子踩得号哭不止，这些在他眼里已不是囿于道德和理论不应该做的事情，而是一种乐趣。鲁乔很喜欢看到那些前来向他兜售彩票、冷不防挨了一记耳光的孩子们的哭号。看到给盲人引路的孩子被主人一脚踢倒、铜钹从手中飞走滚在地上叮当作响、孩子揉搓着疼痛难忍的腿难以爬起时，鲁乔犹如身处斗牛场那样兴奋。实践训练是危险的，可是，对性情鲁莽的药品推销员来说，这一点非但不能阻止他，反而是鼓励。甚至有一天，当他弄坏了一只皮球，一群孩子手持棍棒和石头追赶他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
就这样，在治疗的几个星期，鲁乔干了不少这样的事。人们由于思想懒惰，变得痴呆，常常把这些称为卑劣行径。在公园里，鲁乔把保姆哄孩子用的洋娃娃的脑袋拔掉，把孩子们刚刚放在嘴边的奶瓶、乳脂糖和硬糖块夺过来，踩在脚下，或者扔给狗吃。他还窜到孩子们去的马戏场、早场电影院和木偶戏院偷偷摸摸地干坏事，甚至扯孩子们的小辫子和耳朵，拧他们的小胳膊、大腿和小腿，手指都累得麻木了。当然啰，他还粗俗地对他们伸舌头，做鬼脸，甚至变着声调哑着嗓子给他们讲鬼怪、恶狼、警察、骷髅、巫婆、吸血鬼和其他大人想出来吓唬孩子的故事。
但是，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变成了雪崩。一天，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那样害怕，为了尽快赶到诊所去见阿赛密拉大夫，急忙乘上了出租汽车。鲁乔浑身冒着冷汗，刚走进威严的诊室就颤抖地喊道：
“我眼看就要把一个小女孩推到开往圣米格尔街的有轨电车轮下，在最后一刻控制了自己，因为我看见一个警察。”他像孩子似的哭泣着高声叫道，“大夫，我险些犯了罪！”
“你已经犯过罪了，健忘的年轻人。”女心理学家一字一板地提醒他。随后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高兴地断言：“您已经好了。”
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像在黑夜里看到火光，在海上看到满天星斗，这时他才记起自己是坐出租汽车来的。他正要跪下去，被博学的女大夫阻止了：
“除了我的狗，谁也不能舔我的双手。不要过分激动！您可以走了，我还有新的朋友等着看病，到时候您会收到账单。”
“真的，我的病好了。”药品推销员满面春风地重复说。他最近一个星期每天睡七个小时，不做噩梦了，反倒做了些甜蜜的梦，梦见躺在奇异的海滩上，任凭烈日暴晒，观赏着乌龟在枝叶繁盛的棕榈树间慢腾腾地爬行，海豚在蓝色的波涛中追逐嬉戏。这次，他摆出久经磨炼者谋多智广、胸有成竹的神气，乘上出租汽车到制药厂去。路上，他哭了起来，因为他发现在人生道路上“滚动”所产生的唯一后果已不是阴森森的恐怖、巨大的焦虑，而只有一点轻微的头晕。他跑过去亲吻弗德里克·特列斯·翁萨特吉先生白嫩的手，称他是“拯救我生命的好参谋，再生之父”。鲁乔的这种表示和言语，使他的上司像所有受敬重的主人对待奴仆一样，郑重地接受了。上司像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毫无表情地告诉鲁乔，不管病是否治好，杀人念头除掉与否，都必须按时到“灭鼠有限公司”上班，不然就要罚款。
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就这样摆脱了自皮斯科意外车祸以来一直生活的洞穴。从那以后，一切都开始恢复正常。那个甜蜜的法国小姐由于亲人的照顾，已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通过蜂窝状奶酪和黏海螺等诺曼底食物的调养，身体也强壮了，又满载情意、精神振奋地返回了印加大地。夫妻团圆，犹如蜜月。他们疯狂地接吻，紧紧地搂抱，拼命抒发内心的激情，直到这对恩爱夫妻精疲力竭。药品推销员好像一条刚刚换皮的巨蛇，精力倍增，很快地在制药厂重露头角。根据鲁乔本人的要求——希望证明他仍然是以前的鲁乔——斯切瓦布博士重新对他委以重任，任凭他乘飞机、坐火车、乘轮船，跑遍秘鲁的村镇和城市，在大夫和药剂师中间推销拜耳制药厂的产品。由于妻子勤俭持家，夫妻俩很快还清了家庭危机期间欠下的全部债款，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辆新的沃克瓦根，当然还是黄色的。
表面（难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该仔细想想“不要相信表面现象”这句民间谚语吗？）看来，阿夫里尔·马罗金一家的生活没有变坏。推销员很少记起那次车祸；即使想到，也是非但不感到难受，反而颇为骄傲。作为遵从社会礼节的中产者，鲁乔不愿披露这一点。可是，在爱巢，在甜蜜的家庭里，在响着维瓦尔第小提琴曲的熊熊炉火旁，还残存着阿赛密拉大夫治疗的痕迹，正如太阳下山后，其光辉依然照映在空中；人死去后，头发和指甲还在生长。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有一种爱好，喜欢玩玩具：小木棒、积木、小火车和小士兵，这对他这样年龄的人来说确实有些过分。鲁乔家里的玩具渐渐堆满了，使得邻居和用人们大为不解，融洽的夫妻关系中出现了第一道阴影。一天，法国女人开始抱怨丈夫星期天和假日在浴盆中玩小纸船或在房顶放风筝。但是，比这个爱好更为严重的是，自实践训练以来，鲁乔头脑里对儿童的恐惧已根深蒂固，妻子对这些十分反感。鲁乔在大街上、公园里和公共广场从来不接近孩子，除非为了给他们以平民们所说的残忍的惩处。在和妻子的交谈中，鲁乔常常轻蔑地称他们是“流浪汉”“死后下地狱的人”。当金发妻子再次有身孕时，这种反感变成了焦虑不安。夫妻俩恐慌地飞步跑去见阿赛密拉大夫，求她帮忙解决。大夫听过他们的讲述，毫无震惊之意。
“您患了幼稚病，同时，也是潜在的杀婴症。”大夫像口授电报似的，“这种荒唐病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大惊小怪。不费吹灰之力，我便可以把它治好。您不必担心，不等胚胎长出眼睛，您就会好的。”
大夫能治好吗？她能使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摆脱幻觉吗？能像上次除掉他的车辆恐惧症和一心想犯罪的念头那样治愈他的恐婴幼稚病和对残暴犹太王的恐惧症吗？圣米格尔街的这场心理戏剧将如何收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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