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呼啸着驶进盖伊马达斯车站。为了欢迎莫莱拉·西塞上校光临，车站上装点着五颜六色的彩旗，红瓦盖顶的月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一条白色条幅在铁路上空随风飘扬，横幅上写着：“盖伊马达斯向英雄的莫莱拉·西塞上校及其光荣的第七步兵团致敬！巴西万岁！”一群光着脚板的儿童手里举着小旗。五六位大员伫立在那里，身穿节日盛装，胸前佩戴着市议会的徽章，帽子拿在手上。大员们周围站满衣衫褴褛、贫困不堪的人，其中有靠乞讨度日的乞丐，也有卖甜食或油炸食品的摊贩。他们都好奇地望着这热烈的场面。
火车进站了。西塞上校手下的官兵有的身背长枪挤在车梯上，有的趴在窗口。站台上的人掌声不绝，欢声雷动。身着蓝色呢制服——制服的织边及佩带是肉色的，纽扣和马刺则是金黄色的——腰挎佩剑的西塞上校纵身一跃，跳至站台。他虽然身材矮小，甚至像患佝偻病似的，但动作十分麻利。别人都热得汗流满面，他却滴汗不出。他双目炯炯有神，步履稳健，仿佛浑身都是力量，这和他那瘦弱的身躯颇不相称。他目光中充满自信，一向自以为是，惯于发号施令。
站台内外熙熙攘攘，热闹异常。人们用纸板遮挡着烈日，儿童们一手摇晃着小旗一手将纸屑一把一把地撒向空中。几位市议会的要员朝西塞上校迎了上去，但西塞上校没有止步，更没和他们握手，只是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很有礼貌地向他们略一躬身，随即便转向人群，高呼：“共和国万岁！弗洛里亚诺元帅万岁！”议员大人们原计划先发表一通演说，随后和西塞上校攀谈一阵。但出乎他们的意料，西塞上校在一群军官的保护下径直进站内去了。议员先生们想随他一道进去，但守卫在门口的士兵将他们拒之门外，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忽然传来一声马嘶，原来是一匹白马正从车上下来。白色骏马抖动鬃毛，引颈长嘶，庆幸自己又回到了地面上。孩子们见了，也个个乐得手舞足蹈。现在一队队士兵下车了，行李包、手提箱、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从窗口卸下。乌光闪亮的大炮一出现，顿时招来一片赞叹声。驮运辎重的牛成对成对地被牵了过来。那几位议员呆愣在候车大厅外，脸上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他们透过门窗窥视着站内，极力想在往来穿梭的大小军官及侍从差役中看到莫莱拉·西塞上校。
整个车站连成一片，站台和候车大厅只有一墙之隔。一位电报员正在墙后发报。车站对面是一幢两层楼房，正面墙上有块牌子，上写“大陆饭店”。弯弯曲曲的依达比古鲁大街——大街直通市中心广场——渐渐挤满了政府军官兵。几十张紧贴在窗玻璃上的脸朝站内张望。士兵们正忙着卸货。第七步兵团的大旗出现了，一名士兵在摇旗，人群里又响起热烈的掌声。大陆饭店和车站之间是一片空地，一名士兵正在空地上洗刷那匹白马。候车大厅的一角安放着一张张摆满杯盘碗盏的长桌，成群的苍蝇在盖着纱布的碗盏上方飞来飞去。桌子虽摆在那里，但并无人理会。大厅内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和花环，贴满了巴伊亚州进步共和党及巴伊亚州自治党欢迎莫莱拉·西塞上校、欢迎第七步兵团、拥护共和政体的标语。
莫莱拉·西塞上校在一片沸沸扬扬的欢腾声中脱去了呢子制服，穿着一身军服。两个士兵在遮掩着发报机的那堵薄墙前面围起一道屏风，上校就在这个临时掩体里脱下制服，交给一位副官。副官接过制服，放入箱笼。此时，西塞上校正在一面整衣，一面和以立正姿势站在他面前的三位军官谈话。
“库尼亚·马托斯，你先谈谈部队目前的状况。”
马托斯少校将两个脚跟轻轻一碰，报告道：
“团座，八十三人死于天花及其他疾病，”他一面说一面在一张纸上扫视，“现在实有人数为一千二百三十五人。原有的一千五百万发子弹及七十枚炮弹原封未动。”
“先头部队最晚要在两小时内开进圣多山。”上校的声音干巴巴的，听不出抑扬顿挫，也听不出喜怒哀乐，“奥林皮奥，请你转告那几位市议会议员，请他们原谅。告诉他们，以后我会召见他们的。等一等，再请你告诉他们，我们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社交及宴饮上。”
“是，团座。”
奥林皮奥上尉退下。另一位佩戴上校军衔的军官走上前来，这是一位身材矮胖、目光深沉的老将。他报告道：“皮雷斯·费雷拉上尉和费布罗尼奥·布里陀少校已经到达。他们奉命来第七步兵团担任参谋。”
西塞上校沉思片刻。
“第七步兵团可真走运啊！”西塞上校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塔马林多，请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一名勤务兵跪在地上帮西塞上校穿上未戴马刺的马靴。过了一会儿，塔马林多上校带着费布罗尼奥和皮雷斯·费雷拉来到屏风前。两人先将脚跟一碰，“嘎”地响了一声。他们报上自己的姓名及军衔，随后说：“愿听您的吩咐。”此时，屏风已经撤去。莫莱拉·西塞上校把手枪及佩剑挎在腰上，把衬衫的袖子高高挽起，露出两条又短又瘦、汗毛稀疏的胳膊。他以冷漠的目光上下打量来人，一言不发。
“团座，我们想向您，巴西最有声望的军事首领，谈谈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经验。”
莫莱拉·西塞上校紧盯费布罗尼奥的双眼，直盯得他慌了神。
“你们连一帮土匪都打不过，还有什么经验可言？”虽然他讲话的声音并不高，但周围的人仿佛触了电，顿时声息全无。他对待费布罗尼奥少校简直像对待一条小虫，直问得他哑口无言。随后他用一根手指指着皮雷斯·费雷拉道：“这位军官指挥一个连，手下有五百人马，可到头来还是像新上任的指挥官一样吃了败仗。你们败坏了我军的声誉，也就是败坏了共和国的声誉。我们第七步兵团不欢迎你们来。我不准你们参加战斗，只准你们待在后方，照料一下伤病员。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两位军官脸色铁青。费布罗尼奥浑身冒汗，张口想说点儿什么，但最后还是鞠了个躬，跌跌撞撞地走开了。皮雷斯·费雷拉上尉两眼发红，像个石头人似的呆在原地。莫莱拉·西塞上校从他身边走过时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四周的军官和勤务兵又各自去办自己的事了。桌上放着几张地图和一大堆公文。
“库尼亚·马托斯少校，叫记者们进来。”西塞上校命令道。
马托斯少校把记者们让进候车大厅。这几位记者是和第七步兵团坐同一列车来的，瞧他们那踉踉跄跄的样子就知道疲劳到了什么程度。他们一共五人，年龄不等，身着长筒套鞋和马裤，头戴便帽，手拿铅笔和本子，其中一人还拿着一架带暗盒和三脚架的照相机。五人中最有名气的要算《消息日报》那位高度近视的年轻记者，他嘴上蓄着稀疏的山羊胡，和瘦削的面容显得十分协调。他手里提着一块奇形怪状的写字板，袖子上拴着个墨水瓶，瓶内插着支鹅毛笔。那个拿照相机的记者调整好了照相机，镁光灯一闪，吐出一股烟雾，躲在玻璃窗后的孩子们见了，乐得叫喊起来。莫莱拉·西塞上校躬身向记者们还礼。
“许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没有接见萨尔瓦多的诸位要员。”他的语气平淡，仿佛是在和谁寒暄，听上去毫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先生们，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为完成巴伊亚州赋予我们的使命，对我们来说，每分钟都是宝贵的。我们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们第七步兵团将给卡努杜斯的叛匪以应有的惩罚，正如我们严厉惩处了圣克鲁斯城堡及拉热城堡的叛乱分子、严厉惩处了圣泰—卡泰里纳的联邦分子那样。任何企图颠覆共和国的阴谋都是不被允许的。”
人们三五成群地挤在窗下，悄然无声，极力想听清西塞上校在说些什么。大大小小的军官及差役侍从也立在那里倾听着，一动不动。五位记者聆听着，将信将疑。是的，就是他，此刻他就站在那里，有鼻子有眼，和漫画上那副尊容一模一样。他个子不高，体态瘦弱，然而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他的两只小眼闪射着毫光，咄咄逼人，讲话时总像舞剑似的挥着一条胳臂。两天前在萨尔瓦多城，也和今天在盖伊马达斯一样，成百上千的人殷切地等待着他，他却使所有人都扫兴而归。他既未参加萨尔瓦多人为他举行的宴会和舞会，也未出席当局为他举办的招待会和欢迎会。他除了匆匆忙忙地参观一下军事俱乐部、对路易斯·比亚纳州的州长进行短暂的拜会之外，再没会见过任何人，因为他一直在亲自监督着士兵把辎重弹药由船上运到码头，随即又装车运往卡尔萨达车站，以便翌日就能运至腹地。他经过萨尔瓦多城时，像逃跑又像怕染上时疫一般，而且直到此时才对此举做出解释：时间紧迫。五名记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他们没去考虑他那番话的含义，而是在回忆着任何有关他的传说和报道，比较着眼前这个声色俱厉、目中无人的矮个儿军人和卡努杜斯那个可恶、却被奉为神明的传奇人物。他们在极力想象着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自愿入伍，参加了对巴拉圭的战争。他在那场战争中多次负伤，多次受到嘉奖。升任军官初期（他当时在里约热内卢）因主张军事共和主义、策划颠覆帝制的阴谋而险些被开除军籍，打入监牢。记者们虽然觉得他的目光、表情及说话的声音都表明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但他们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人竟敢在首都的奥维多大街上连发五枪，打死了那个倒霉的记者，并在法庭上公然宣称为自己的这一举动感到骄傲。他甚至扬言，倘若再有谁敢诬蔑军队，定将遭到同样的下场。然而，更值得回忆的是他从马托·格罗索（他被流放到那里直至帝制倒台）归来后的政治生涯。他曾是弗洛里亚诺·皮索托元帅的右臂，以铁一般的手腕镇压了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所有叛乱。在那战火纷飞、狼烟翻滚的年代（亦称雅各宾分子猖獗的年代），他捍卫了自己提出的不要议会、政党的独裁共和理论。按照他的这一理论，军队将和昔日的教会一样，成为一个极力反对科学进步的世俗社会的神经中枢。他们在思忖着弗洛里亚诺·皮索托逝世时他在死者墓前致悼词曾晕过去的传说是否真实。当时有人说，文人政权建立，普鲁登特·德·莫拉依斯就任总统，宣判了莫莱拉·西塞及雅各宾分子在政治上的死刑。但那看来只是传闻，并非事实。如果真是那样，莫莱拉·西塞今天就不会受政府之遣，率领着巴西军队中的劲旅前来巴伊亚州执行任务了。有谁会认为他完成此项任务回到里约热内卢后不会高升呢？
“我不是到巴伊亚州来干预当地的政治斗争的，”他一面说，一面看都没看一眼地指指悬挂在屋顶上的共和党、自治党的标语，“军队不参与派系斗争，不参与政治。第七步兵团到这里来是为了镇压一起由复辟派发动的叛乱，因为卡努杜斯的那些盗匪和狂徒正在阴谋颠覆共和国。那些可怜的魔鬼不甘心失去自己昔日享有的特权，不愿让巴西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贵族们的工具。那是某些不甘心政教分离、穷奢极欲的神父们的工具，因为他们不愿把属于恺撒的东西归还恺撒。他们同时也是英国人的爪牙，因为有迹象表明英国人妄图恢复那个腐败的、曾允许他们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掠走巴西全部蔗糖的巴西帝国。但是，他们错了。无论是贵族、神父还是英国佬都将无权再在巴西作威作福。军队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他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一席话更是讲得慷慨激昂，右手一直按着插在子弹带里的手枪。上校的话讲完了，人们谦恭地等待着，整个站台一片寂静，连苍蝇在碗盏上方飞来飞去的嗡嗡声都能听见。天气燥热，可有位年长的记者依然穿着一件花格子夹克。他胆怯地举起一只手，不知是想发表点儿议论还是想提个问题。但西塞上校没让他讲话。上校打了个手势，两个勤务兵顿时心领神会，将一只木箱从地上抬到桌上，随后打开了箱盖：箱里装的全是枪支。
莫莱拉·西塞上校倒剪双手，开始在五位记者面前踱来踱去。
“先生们，这些枪支是在巴伊亚腹地缴获的，”他像在挖苦某个人似的嘲讽道，“还未能运到卡努杜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利物浦来的！他们连出厂的商标都不屑去掉。
“在巴西还从未见过这种枪。只要在上面装一个特殊装置就可以发射达姆弹。这就是那些使外科医生们迷惑不解的窟窿、那些直径达十厘米甚至十二厘米的窟窿产生的原因。它们看上去不像子弹打的，而像手榴弹炸的。难道那些愚昧无知的甲贡索人、那些呆头呆脑的牲口贩子懂得达姆弹？难道他们会制造欧洲人造出来的这些新鲜玩意儿？还有，某些身份不明的人的出现又说明了什么呢？在依布埃拉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卡平·格罗索逮住一个家伙，他包里装的全是英镑，供认曾给一帮讲英语的人充当向导。在贝洛·奥里森特发现有外国人把粮食、弹药运往卡努杜斯。所有这些事件充分说明，有人在阴谋颠覆共和国。敌人并没有缴械投降，但他们只能是枉费心机。先生们，他们在里约热内卢失败了，在南格兰德河也失败了，在巴伊亚等待他们的同样是失败的命运。”
他迈着急促不安的步子，在记者们面前兜了两三个圈儿。此刻，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站在放着地图的那张桌旁。当他再次开始训话时，口气是强硬的、咄咄逼人的。
“你们愿随第七步兵团一起来，这我同意，但你们必须遵守某些规定。你们从这儿发出的电讯稿必须预先经过库尼亚·马托斯少校或塔马林多上校的批准。沿途通过信差带出去的报道也必须如此。我要警告你们，如果有谁未经我助手的许可私自往外发消息，将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我希望你们能谅解这一点，因为任何过失、任何错误、任何疏忽都可能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目前我们处在战时状态，请别忘了这一点。预祝诸位在第七步兵团逗留期间生活愉快。诸位先生，我的话讲完了。”
接着，西塞上校向司令部的军官们转过身来，军官们立即围了上去，仿佛妖术已经解除。盖伊马达斯车站顿时又活跃起来，人声鼎沸，熙熙攘攘。但五名记者仍站在原处，呆滞木然，面面相觑，显出沮丧的神态。他们不明白莫莱拉·西塞为什么对待他们竟像对待敌人，为什么一个问题都不让他们提，为什么对他们没有任何热情的——至少是礼貌的表示。西塞上校的副官们各自领了命，两个脚跟一碰，朝不同的方向去了。现在只剩西塞上校一人了，他朝四周扫视了一眼。就在这当儿，记者们本以为上校会到他们这边来，但他们错了。西塞上校凝视着贴在玻璃上那一张张饥馑、黝黑、憔悴的脸庞，好像刚刚发现了什么似的。他双眉紧蹙，下唇前突，说不上是一种什么表情。突然，他径直朝最近的一扇门走去。他打开大门，摆着手，招呼那群衣衫褴褛——其中许多人连鞋子都没穿——的老人、妇女、儿童进候车厅，但这些人呆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用尊敬、畏惧、羡慕的目光望着他。他用力挥着胳膊，要他们进去。他拉他们，拖他们，指着长桌要他们坐到长桌那儿去。那儿摆着市政厅为欢迎他而准备的美酒佳肴，贪婪的苍蝇在上面往来盘旋，构成了一个个光轮，使得那些美味黯然失色。
“请进，请进。”他一面说，一面连拉带拖地把他们拉到座位上，并亲自揭去盖在饭菜上的纱布。
“第七步兵团请你们。请吧，你们别害怕。这些东西全是为你们准备的。你们比我们更需要。请，请，多吃点儿。”
此时无需他再去鼓动了。他们喜出望外，争先恐后地朝那些杯盘碗盏拥去，你给我一肘，我回你一拳，推推搡搡，争着去抢吃那些酒菜。
西塞上校望着他们，心里十分难过。记者们依然呆在原处，瞠目结舌。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临走手里拿了块已被啃过几口的面包，脸上漾着感激的神情走到莫莱拉·西塞上校身旁。
“愿圣母保佑您，上校。”她画了个十字。
“保佑我的是这位女神。”记者们听到西塞上校拍着身上的佩剑对那位老妇说。
吉普赛人的马戏班在全盛期有二十个人，如果大胡子女人、矮子、蜘蛛人、巨人佩德林及能吞食活青蛙的儒利昂都可称做人的话。那时，马戏班正坐着一辆红漆双轮大篷车上云游四方，车棚上印着演员的相片，拉车的四匹马全是法兰西兄弟会耍杂技时骑的那种马。马戏班除了拥有吉普赛人沿途搜罗来的那些奇形怪状的人，还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一头五条腿的绵羊、一只长着两个脑袋的猴子、一条眼镜蛇（普通眼镜蛇）及一头长着三排牙齿的山羊。每次演出，佩德林总要用他那两只大手将山羊的嘴巴掰开，让观众瞧瞧。他们演出时从不搭帐篷，一向是趁赶集或宗教节日时露天演出。
在他们表演的节目中，有显示力量和平衡技巧的，有魔术，也有哑谜。黑人索利芒能吞大刀；蜘蛛人能像柔丝一样爬到一根光溜溜的大杆上，倘若观众中有谁也能像他那样爬上去，他就会给谁一张惊人的百万瑞斯券；巨人佩德林能把锁链挣断；大胡子女人则能让眼镜蛇起舞，还敢和眼镜蛇接吻；马戏班所有的成员都能用烧焦的树皮和大米粉把自己化装成小丑，都能把没有骨头似的傻子折成两截、四截甚至六截。但是，马戏班真正的名角是矮子，他能讲许多情节曲折动人、充满想象、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游侠故事：那不勒斯国王的女儿玛格洛娜公主被骑士皮耶尔掳去、一名海员后来在鱼肚里发现了公主的首饰的故事，美女西尔瓦尼娜美貌惊人、她的生父要娶她为妻的故事，查理大帝与法国十二重臣的故事，公爵夫人久婚不育和魔鬼私通生下魔鬼罗伯特的故事以及奥利维罗斯和费拉布拉斯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他不但会讲，而且讲得绘声绘色，精彩动人。正因为如此，他的节目总是安排在最后，为的是让观众慷慨解囊。
吉普赛人一定和海滨的警察有什么旧账未清，因为即使在久旱不雨的日子里，他也从不愿到那里去。他性情暴躁，不论事大事小，也不论是男是女，甚至动物，谁触犯了他，他就会狠狠揍谁一通。虽然他这样虐待众人，但马戏班里没有一个人想离去。他是这个马戏班的核心，班子是他搭起来的，是他把这些原来被家人或乡邻当作笑柄、被异乡人视作怪胎或被上帝惩罚的人从各处搜罗到马戏班里来的。他们每个人，其中包括矮子大胡子女人、巨人佩德林、蜘蛛人，甚至傻子（他虽然不懂，但他能感觉）都觉得这个四海为家的马戏班比他们原来的家温暖。他们跋山涉水，跑遍了炎热的腹地。他们无须再担惊受怕，也不再感到羞愧。既然大家都长着一副怪相，就无所谓怪不怪了。
他们谁都无法理解纳杜沃村那个小伙子的想法。那青年满头长发纷乱地交织在一起，两只眼睛乌黑闪亮，两条短腿走起路来东摇西晃。有一次演出，人们注意到吉普赛人一直在凝视着那小伙子，脸上流露着异常兴奋的表情。吉普赛人之所以那样是因为怪物（不论是人或是动物）本身比靠怪物去赚钱对他更有吸引力。他可能在这个由怪物和多余物组成的大家庭里觉得更健康、更充实、更纯洁。演出结束时，吉普赛人问清了青年的住址，找到了他的家，见到了他的父母，并且说服了青年的父母。青年的父母同意让孩子随吉普赛人去学艺。令人费解的是，就在吉普赛人开始教他驯兽节目时，他逃跑了。
久旱不雨，马戏班的艺人们恳求吉普赛人到海滨去，但吉普赛人执意不肯，厄运也就从那时开始了。他们看到的一座座荒芜的村落和尸骨遍野的庄园。他们知道，他们早晚会渴死。然而，吉普赛人拒不接受大家的劝告。有一天晚上，他对大家说：“我现在让你们走，谁想走就走吧。可有一条，如果你们现在不走，以后就别在我面前再啰唆马戏班该到哪里去。”一个都没走，毫无疑问，他们对人比对这场旱灾更害怕。吉普赛人的妻子达迪娃在卡汀珈的多莫拉病倒了。他们无食充饥，只得把马戏班里的动物吃掉。当旱象解除，又开始降雨时，已是一年半以后的事了，他们小小的动物只剩下了眼镜蛇。艺人中，儒利昂和他的妻子萨比娜、黑人索利芒、巨人佩德林、蜘蛛人及小女明星相继死去。那辆车棚上印着人头像的大篷车不见了。他们现在只得把全部行囊堆在两架板车上拉着走。后来，又降雨了，人也渐渐回来了，马戏班开始恢复起来。吉普赛人买了两匹骡子。演出又开始了，虽然挣钱不多，但总算够他们维持温饱。但比起往日，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吉普赛人因失去了三个儿子，终日疯疯癫癫，无心多问马戏班的事情。他的三个儿子原是委托给大卡尔德朗村的一家人照管的，但等大旱过后再回来寻找时，村上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坎皮纳一家及孩子们的下落。吉普赛人没有就此罢休，直至若干年后还一直四处打听，但音信杳然。三个儿子的夭亡——至少大家都认为是死了——把这个性格刚强的人变成了冷漠无情的人。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动不动就大发雷霆。一天下午，马戏班在圣罗莎村演出，吉普赛人表演巨人佩德林从前常演的一个节目：看观众中有没有人能将他推翻在地。当时，人群里走出一条大汉，把他一下子推了个仰面朝天。吉普赛人立即从地上爬起来，说他刚才是滑倒的，要与那汉子再较量一次。那大汉当即又把他打倒在地。吉普赛人再次爬了起来，眼里射着凶光，逼问那汉子敢不敢持刀再来比试一下。那汉子不肯再打，可他气急败坏地再三向那汉子寻衅。那大汉被逼得无计可施，只得应战。和刚才一样，那大汉不费吹灰之力，再次将他打翻在地，脖子上顿时开了个大口子，两只眼成了两颗玻璃球。日后人们才知道，那位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强盗彼得劳。这位吉普赛人当时岂不是异想天开？
吉普赛人无论如何总算活下来了，这就应验了“不该死的准有救”那句话（这话是大胡子女人说的），马戏班也没散伙。然而，他现在确实成了这个不景气的马戏班的累赘。横竖他们有了一辆大篷车，由一头骡子拉着。车架几经修补，车篷上也打满了补丁。篷内睡着最后剩下来的几位艺人：大胡子女人、矮子、傻子，此外还有眼镜蛇。他们仍在演出，矮子讲的艳情侠客故事仍和从前一样受欢迎。为了不把那头骡子累坏，他们徒步走路，唯一坐车的是那条被放在竹篮里的眼镜蛇。他们在腹地周游的路上遇到过圣徒、盗贼、香客、退役军人，也遇到过一些长相丑陋的怪人，但像那天上午在里亚乔·达·翁萨一个拐弯处见到的红头发男人，以前还从未遇到过。那红头发男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身上裹着一袭青衣，青衣上沾满了灰尘。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具正在被兀鹫啄食的驴尸，驴尸旁是一堆已经熄灭的篝火。一名年轻妇人站在火堆旁，凝望着他们朝她走来，看不出她脸上有任何痛苦的表情。拉着大篷车的骡子自动停下，仿佛是谁命令它停下。大胡子女人、矮子及傻子仔细看了看那个躺在地上的男人。他们透过那长长的头发发现，他肩膀上有伤，额上、耳上及胸部有着斑斑血迹。
“死了？”大胡子女人问。
“还没。”胡莱玛答道。
“这片土地将被大火烧成焦土。”“劝世者”一面说一面从床上欠起身来。头天夜里的圣列游行直至午夜后才结束，他们至多只睡了四个小时，心灵耳聪的利昂·德·纳图巴却在睡梦中听到了这清晰的声音。他从地上一跃而起，赶忙找来纸和笔将这句话记了下来。这样的警句是万万不可遗漏的。“劝世者”此刻沉浸在幻梦中，闭着双眼接着说：“可能有四场大火，前三场将由我来扑灭，第四场要留给好耶稣了。”他这次说话时把隔壁屋里的女信徒们惊醒了。就在利昂·德·纳图巴记录时，门开了，玛丽亚·瓜德拉多——除利昂·德·纳图巴及小信徒贝阿迪托，她是唯一无须经过允许，白天黑夜均可进入圣所的人——裹着蓝色长衣进来了。“赞美我主耶稣基督，”圣所圣诗班的女头目玛丽亚·瓜德拉多边画十字边说，“赞美我主。”“劝世者”应声睁开了眼，以凄怆的声调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我绝不背弃上帝。”
利昂·德·纳图巴知道贝阿迪托交给他的这桩差使虽能使他和“劝世者”时刻待在一起，但责任确实非同小可。他一面记录，一面听着隔壁屋里女信徒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她们正焦急地等着玛丽亚·瓜德拉多下令让她们到这边来。她们一共八人，全是圣诗班的成员。她们和玛丽亚·瓜德拉多一样打扮，都穿着没有披肩、没有边饰的蓝色长衣，腰上系着一条白带。她们没有穿鞋，头上裹着一块布，也是蓝色的。她们虔诚，富有牺牲精神，才被世人之母玛丽亚·瓜德拉多选中，专门来服侍“劝世者”。这八位虔诚的女人已经许下宿愿，恪守贞洁，不再还俗。她们就睡在隔壁屋，终日陪伴着德高望重的“劝世者”。而“劝世者”呢？他要监督圣堂的事务，要去圣安东尼奥教堂祈祷，要主持迎神赛会，要主持念珠祈祷及葬礼，有时还要去视察社会福利机构。“劝世者”是个节衣缩食、生活俭朴的人，所以他要她们干的事并不多：洗刷缝补他那深蓝色长衫，照料那头小白羊，清扫圣所的地面和墙壁，掸去那张用几根木桩支起来的床上的尘土。此刻她们进来了，玛丽亚·瓜德拉多随手关上了她刚刚给她们打开的门。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牵来了小白羊。女信徒们一面画着十字一面祈祷：“赞美我主耶稣基督。”“赞美我主。”“劝世者”摩挲着小白羊回答。利昂·德·纳图巴跪在地上，手里拿着笔，纸张放在当写字台用的小凳上，两只机灵的眼睛——蓬乱肮脏的头发一直耷拉到脸上，眼睛透过毛发闪着亮光——紧盯着“劝世者”的双唇。“劝世者”要开始祈祷了，但利昂·德·纳图巴未俯下身，也未跪下。他重任在身，可以不祈祷。贝阿迪托曾指示他，要他时时注意，说不定“劝世者”的某句话就是“天意的昭示”。清晨，“劝世者”在默默祈祷。透过屋顶、墙缝及门缝射进圣所的晨光越来越亮，尘埃在金色的光束中飘荡。贝罗山醒来了：鸡在啼，狗在吠，门外传来人们的说话声。毫无疑问，前来拜见“劝世者”或想向“劝世者”请求恩赐的朝圣者及百姓早已在外面排成了长龙。
“劝世者”正襟危坐，女信徒们给他端来一杯羊奶、一片面包、一碗玉米糊糊和一篮芒果。但他只喝了几口羊奶，别的什么也没吃。她们又给他提来一桶盥洗用的水。她们有的干这，有的干那，一声不响，而且井然有序，谁也不妨碍谁，好像预先演习过似的。她们用手蘸了水，给他洗过脸，洗过脚。他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思索着，虔诚地祈祷着。她们刚给他穿上睡觉时脱去的麻鞋，贝阿迪托和若安·阿巴德便进门了。
两人本来就一矮一高，一瘦一胖，长相各异，现在站到一处，这种差别就更明显了。一个说着“赞美仁慈的耶稣”，另一个念着“赞美我主耶稣基督”。“赞美我主。”“劝世者”边答边把手伸向他们。就在贝阿迪托和若安·阿巴德吻他手的当儿，他急切地问：
“华金神父那里有消息吗？”
贝阿迪托回答说没有。贝阿迪托身材矮小，老态龙钟，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他不仅负责组织各种宗教活动，接待香客，主持行列圣歌，照料祭坛，而且还要抽空谱写赞美诗和祷词。他那件咖啡色长衫已爬满了补丁，缀着许多护符，鬃毛褂裸露在外面。据说，自从小时候“劝世者”把这件鬃毛褂给他穿在身上，他就再也没脱下来过。就在他移步向前要说话的当儿，人称镇长和街道司令的若安·阿巴德向后退了退。
“神父，若安有个想法值得考虑，”贝阿迪托用他那在“劝世者”面前一向使用的胆怯谦恭的语气说道，“刚才在贝罗山发生了一场战斗。大家当时都去迎战了，把你一人留在钟楼里，连个保护的人都没有。”
“上帝在保护着我，孩子，”“劝世者”低语道，“正像上帝在保护着你和所有的信徒一样。”
“我们死了不要紧，可你必须活着，”贝阿迪托又说，“百姓需要你赐福给他们呀，神父。”
“神父，我们想组织一支卫队来保护你，”若安·阿巴德低着头，斟酌着字句，“卫队将负责你的安全，免得你受到伤害。我们要像‘世人之母’玛丽亚·瓜德拉多选择圣诗班成员那样选择卫队队员。加入卫队的人必须是最善良、最勇敢、最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将竭尽全力为你效劳。”
“正如天上的天使为仁慈的天主效劳。”贝阿迪托补上一句。他指指门外嘈杂的人群，又说：“朝圣者一天比一天多，一会儿比一会儿多。眼下等在这里的就有几百人。我们不可能一个个去了解他们。倘若有人行刺你呢？卫队将是你的盾牌。如要真打起仗来，也不会撂下你只身一人了。”
女信徒们默默地跪在地上，一言不发。只有玛丽亚·瓜德拉多站着，贝阿迪托和若安·阿巴德站在她身旁。
就在他们谈话的当口，利昂·德·纳图巴爬到“劝世者”身旁，像条深得主人欢心的狗，将脸偎在“劝世者”的膝上。
“神父，你不要单从自己方面考虑，要为众人想想呀，”玛丽亚·瓜德拉多说，“这个主意出得好，你就采纳了吧。”
“这将是第一支天主卫队，将是保卫仁慈耶稣的唯一卫队，”贝阿迪托道，“他们将是十字军的战士及捍卫真理的战士。”
“劝世者”只做了个几乎令人觉察不到的手势，但大家明白他已同意了。
“谁来当卫队的头？”“劝世者”问。
“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可以让若安·格兰德来当，”若安·阿巴德回答说，“贝阿迪托也认为若安·格兰德合适。”
“他倒确实是个虔诚的教徒。”“劝世者”停顿了片刻。当他再开口讲话时，全然是另一种语气了，仿佛不是对他们中的某个人讲话，而是面对更加众多、永不消失的听众讲话了：“他的身心曾备受苦难。而正是苦难，特别是心灵上遭受的苦难才造就了像他那样虔诚的人的心。”
贝阿迪托转下眼的工夫，利昂·德·纳图巴已将脑袋从“劝世者”的膝上移开，并且像猫逮老鼠那样敏捷地拿起纸笔，将“劝世者”刚才讲的那句话记了下来。写罢，又像猫一般爬回“劝世者”身旁，重新将那毛发蓬乱的头偎在“劝世者”膝上。若安·阿巴德开始讲述过去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了。几个甲贡索人已动身前去打探消息，另有几个带着粮食和探听到的消息已经返回，还有几个烧毁了那些拒不救助耶稣的人的庄园。“劝世者”是否在听他讲述？他双目微闭，一动不动，默然无语。女信徒们也和“劝世者”同样神态，仿佛她们的心早已在为这场对话欢呼。贝阿迪托称此类对话为“将给贝罗山百姓带来启迪和真理、圣灵间的对话”。眼下虽未有再次兴兵动武的迹象，但若安·阿巴德仍在卡努杜斯通向盖莱莫波、乌亚乌亚、康巴奥、罗萨里奥、肖鲁肖及库尔多斯博依斯等地的路口设了岗哨。瓦沙—巴里斯河两岸也在挖掘战壕，修筑堡垒。“劝世者”没问贝阿迪托什么，甚至在贝阿迪托讲述目前正在进行着的这场战斗的情况时也一言未发。贝阿迪托像念咒似的报告着。从昨晚到今晨，朝圣者仍在络绎不绝地到达这里。他们有的来自卡博博，有的来自若科比纳，还有的来自庞孔塞霍或本巴尔。他们在圣安东尼奥教堂等着拜见“劝世者”。“劝世者”也许会在上午去教堂视察之前接见他们吧？贝阿迪托继续讲述着。做拱门用的木材已经用完，故而合顶的工作还不能开始。两个木工已动身到若塞罗去购买木材。幸好不缺石料，所以泥匠们仍在继续砌墙。
“圣堂的工程必须尽快竣工，”“劝世者”睁开眼轻声说道，“这比什么都重要。”
“是的，神父，”贝阿迪托说，“大家都来帮忙了。现在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原料。没有办不到的事。木材也会弄到的。如果要我们出钱，我们就给他们钱。大家都准备尽各自的一点力量。”
“华金神父已有几天没有来了，”“劝世者”略显不安地说，“贝罗山也有好多日子没做弥撒了。”
“可能是找导火索去了吧，神父，”若安·阿巴德说，“我们的导火索快用光了，华金答应帮我们到卡萨布矿去买。说不定他已经买好，正等人把导火索运到这里来呢。要我派人去找他吗？”
“华金神父会来的，他不会背弃我们。”“劝世者”回答说。随后，他用目光在人群中找到了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自他们提到贡贝神父华金的名字，她就一直把头缩在脖颈里，显然有点儿慌乱。“孩子，你过来。不要再为这事羞愧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瘦多了，脸上布满皱纹，但鼻子仍和以前一样翘着，显出一副刚强的神情，这和她那俯首听命的举止形成了鲜明对照。她怯生生地走近“劝世者”，不敢抬头正眼望他。“劝世者”把一只手放在她头上，说：
“亚历杭德里娜，这是因祸得福。他从前不好，作了孽，可尝到苦头后决心改过。他还清了欠上帝的债，最后成了天主的忠实信徒。总之，你为他做了件好事。正是因为有华金神父和你在贝罗山的几位兄长，我们才可以经常听弥撒。”
“劝世者”的这最后几句话说得很伤心，也许他连亚历杭德里娜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前躬下身去吻他的长衫都没感觉到。很早以前，常有几位神父来卡努杜斯主持弥撒、婚礼，为初生的婴儿洗礼。但自从萨尔瓦多圣芳济会的传教士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那次仪式后果十分严重——之后，巴伊亚州大主教便下令禁止神父们再到卡努杜斯来布道。唯一坚持到这里来的只有华金神父。华金神父不仅把宗教活动上的便利带给卡努杜斯，而且常常送利昂·德·纳图巴一些笔墨，送贝阿迪托一些香烛，还常给若安·阿巴德和比拉诺瓦兄弟捎话来。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从前敢向教会、现在又敢向地方当局提出挑战呢？很可能是为了他孩子们的母亲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吧！他每次到这里，总要在圣所或圣安东尼奥教堂同科雷娅进行一次清教徒式的谈话。但也可能是为着“劝世者”。大家看到他在“劝世者”面前总显出一副拘谨不安的神态，像有什么隐痛似的。可能他认为只要到这里来，就可以偿还欠上帝和腹地百姓的债。
贝阿迪托又开始汇报了，他在讲述那天下午即将开始的、为时三天的热血节。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喧嚷声，随即有人叩门。玛丽亚·瓜德拉多去开了门。在她转身时，阳光顺着门缝射到她的背上。一群人在极力向门内窥探，贡贝教区的神父华金出现在门口。
“赞美我主耶稣。”“劝世者”急忙站起身来。利昂·德·纳图巴一跃闪到一旁。“正说着您，您就来了。”
“劝世者”朝风尘仆仆的华金神父迎上去，躬身朝他施了一礼，并抬起他的手吻了吻。“劝世者”这毕恭毕敬的样子——他见到华金神父一向这样——使华金神父受宠若惊，茫然不知所措。但“劝世者”今天心神不宁，好像毫未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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