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机会比较多，但大部分是他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我是翻译工作人员。我也参加过其他一些重要谈话，但这一段历史使我至今茫然，许多事始终没有搞懂。70年代毛主席的周围已再也找不到60年代我去同他一起学英语时的那种坦诚、宁静的环境。我觉得主席的住所内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阴谋。我不知道日趋年迈的毛主席是否还能明察秋毫，对身边的人与事心如明镜。我与主席之间再没有过去那样的无拘无束的闲谈。每次去，总有人警告我不可多说乱说，于是我也总是小心谨慎，免招灾祸。而灾祸最终仍是难免。
然而，毛主席在1971年把我调进外交部使我增长了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段见识，得以在近距离内亲眼见到70年代初期和中期国际政治舞台如何在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中国伟人点拨下发生巨变。现在回想，即使我为此付出了后来二十年的苦难为代价，也是很值得的。
当我在1971年那个早春的上午背着我那干校带回来的黄色军用书包，里面装着用彩色尼龙细绳编织成套子的玻璃果酱瓶的“茶杯”来到外交部当时的亚洲司四处报到时，我对外交真正的是一窍不通。在我青少年时代的梦想中，也从未出现过“外交家”的念头。此时，毛主席突然把我放在了这个对我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这里无论是专业的性质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与我生活、工作十八年的高等学校极不相同，我也很不适应。记得刚到司里时，我被分配到主管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组里。我问一位搞调研的老科员我的工作是什么？他推给我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和一瓶糨糊，说：“这是你的工具。你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看到有关我们主管的这两个国家的消息和资料，就把它们剪下来，用糨糊贴在白纸上，交给我。尺子是为划条线，剪得齐一点！”我说：“好吧！”心里觉得真无聊！这就是搞外交！过了两天又出了一件事。处长小唐告诉我每天早上要到司办去看使、领馆发回的电报，如果有什么事要办，就向处长报告。但只能看我管的那两个国家的夹子里的电报，不能看别的国家的，更不能看司长夹子的。我遵命去看电报。我怕记不住要办的事，就带了一个小笔记本。刚开始看了几份电报，就听到司办秘书老路叫我：“那个看电报的新来的，你过来一下。”我抬头看他，他示意我过去。我走到他桌边，老路认真地审视了我一番，说：“你是四处新来的吧？”我说是。他问：“你看电报带个本子干什么？”我理直气壮地说怕有要办的事记不住，做点记录。老路笑了，说：“你们处长没告诉你看电报的纪律？”我说没有。老路说：“好吧，我来给你解释。简单地说，你看过样板戏《红灯记》吗？”我说当然看过。他说：“那好！《红灯记》里说的‘密电码’你懂吧！李铁梅一家三代为保护密电码不惜牺牲生命。我们这些外交电报全部是用密电码发的，绝不能泄露，否则就会被破译。因此也绝不可以抄录以防记录本丢失。你倒好！带着笔记本来记录，本子丢了怎么办？你知道这会给党带来多大的损失吗？我建议你再去看一遍《红灯记》，加强对保密观念的认识。”此时，我听到围坐桌边看电报的其他处的科员在窃窃地笑。当时我又窘、又气、又恼！心想我干吗跑到这个外交部来受这种窝囊气！那天回家后就想打个报告，要求调回学校。但又一想，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他想培养我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女外交家，我不好违抗他的这番心意贸然离去。但这种一把剪刀，一瓶糨糊的枯燥乏味的工作离一个外交官也实在太远了！
熬了几个月后，我总算慢慢适应了机关小科员的日常程序了。此时，我逐渐地意识到这个大楼里掌握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脉搏。这个楼的第三层集中着像乔冠华这样的一些外交精英。也就在这时发生了基辛格秘密访问的大事，使我对毛主席在外交上扭转乾坤的磅礴气势感受到极大的震动。
这年的7月中旬对于外交部绝大部分干部来说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炎热的夏季。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那两位经常可以进出毛主席住所的朋友王海容、唐闻生突然“失踪”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中午，她们出现在大食堂里，神情极其兴奋。许多人围着她们，我也凑过去想听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们只说即将发表一个公报，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不过，王海容把我拉到一边说：“告诉你吧，我和小唐去接待基辛格了！”我大吃一惊，问她是不是美国那个基辛格？她说当然。我说这太不可思议了。她说这是毛主席的果断决策，要打开中美关系，牵制苏联，并说毛主席决定要请尼克松总统访华。我更为惊讶，我说那不是反共头子吗？她说主席认为只有尼克松这样的共和党右派头子才敢走这一步，民主党就不敢。后来，在我参加中美之间的许多高级会谈时，我也亲自聆听过毛主席的许多精辟论述。他曾说尼克松敢于迈出这样一大步来中国正是因为他是著名的右派头子，没有人会说他“亲共”。而民主党就不敢。
基辛格秘密访华及中国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公报发表之后全世界震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一夜之间改变了世界格局。不久，我接到通知参加这一年10月份基辛格的第一次公开访华接待，从此一次又一次领略了最为激动人心的70年代中国外交的风采。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其中许多事情不仅显示了毛主席雄伟的战略，也充满了毛主席的智慧与幽默。
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掌舵，才使当时稚嫩的中美关系得以克服种种障碍一步步发展起来。其中有一件我亲自经历的事至今记忆犹新。那件事发生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先遣队黑格将军的访问期间。由于当时“四人帮”的干扰，这件事几乎给尼克松访问带来阴影和挫折，但在最后时刻，毛主席纠正了错误，以戏剧性的大手笔把它变成了幽默喜剧性的结尾。
1972年元旦刚过，尼克松即派遣了一个由黑格将军率领的相当庞大的先遣队来北京为他2月21日的访华做全面的准备。先遣队的任务一是黑格与中国领导会晤，进一步商谈公报要点；二是全面落实尼克松访华细节；三是沿着尼克松访华路线访问上海及杭州。我们方面相应地也组成了包括各有关部门的谈判小组。我担任黑格会谈的主要翻译。
在北京的谈判虽然也有不少不同意见，但在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难点逐一解决了。记得1月6日晚上周总理同黑格会晤，黑格在谈话中用了“美国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这样的话，周总理当场给予严厉的反驳，明确地告诉黑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我们不接受“生存能力”这样的用词。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那天晚上谈得很晚，送黑格出会议厅时，我看到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神情黯然，我问出什么事了。他们说刚接到电话，陈老总（陈毅同志）去世了！我看着又回到大厅在吩咐事情的总理，他显得有些疲惫。我问：“告诉总理了吗？”工作人员说：“还没有。总理这几天很累，真想让他今晚睡个觉，明天早上再告诉他。这几天又没法休息了！”
回到我们集中的民族饭店，记得已是夜半时分。我躺下不久，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通知说要我立即去毛主席那里，汇报黑格访问会谈情况。看看表，是凌晨三点半。我匆匆赶到主席住处，那天晚上主席只找了王海容、唐闻生和我。
大约第二天，黑格一行就动身去上海。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当时上海市的领导徐景贤主持了一个欢迎宴会。那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那些市委、市政府的头头都很趾高气扬，不大把北京陪同的两位部级领导放在眼里。宴会上，徐景贤作了个欢迎词祝酒。不知为什么，黑格将军始终没有站起来致答词。我担任他的翻译，中间犹豫过是否应当提醒他。但继而一想又不合适，谁知道黑格怎么想，为什么不讲话？这是美方的事，我觉得不应当去提醒。但我明显地感觉到徐景贤很不高兴。宴会的后一半气氛逐渐冷淡，双方无话可说了。当晚宴会后不久，上海市外办的主任就来电话说：“黑格今晚不祝酒是公然蔑视中国，态度极坏，要向他抗议！”北京的陪同领导企图说服他们黑格恐怕不是故意的，因为在北京一切都谈得比较顺利。但上海市的那帮人执意要教训这帮美国人。第二天上午，正当我们陪同黑格参观工业展览馆时，上海市的一个头头赶到展览馆拿出一本当天的“参考资料”，上面有一条外电报道是美国同台湾签了个什么约。于是这位上海市头头说正当黑格访华期间，美国政府同台湾“加紧勾结”，这是故意的反华动作，必须向黑格提出抗议，否则是丧失原则立场。我们婉转地提出希望他们考虑中央对中美关系的全盘战略，以大局为重。但上海的头头们坚持己见，命令他们自己外办的翻译把黑格将军叫到展览厅外，向他提出口头抗议。一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我看得出，黑格表情迷茫，不知为何一离开北京，这种对立的敌意越来越重。
当天下午，我们从上海飞往杭州。我本以为总算离开上海了，到了杭州一切又会回复到北京毛主席设计的轨道上来。没想到在杭州机场上，我们见到的是一排表情极其严肃、毫无笑容的领导人。于是走出机舱时美国人脸上的笑意也都冻结了。驱车到了旅店，放下行李，当地外办就催促大家去游西湖，这是因为尼克松来杭州时要有此节目。1月上旬的杭州，阴冷阴冷的！那天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似乎老天爷也在生气。我们从上海赶来，此时又冷又饿，当时以为游船上会像通常接待贵宾时那样有丰盛的小食品，有春意融融的取暖设备，因此都急急地想上船。我猜那一大帮美国人像赶鸭子似的被我们赶上游船时一定也是这样期望的。
然而，上得船来，我们都很纳闷。船上设备极为简单，桌子上除了一排茶杯之外，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空气也很湿冷。于是，大家只能穿着大衣，双手捂着茶杯取暖。船上陪同的杭州领导同在机场迎接时一样冷冰冰地似乎“话不投机半句多”，基本不开口。大家闷坐在船上，一大帮美国人规规矩矩坐着，显然很局促。此时我实在不懂为何有此变化。于是我抽空到外面拉住一位杭州市外办的干部问他为什么一点吃的东西都不备，这样寒酸太不像样了。接待一般外宾都不该如此怠慢，何况黑格一行是尼克松的先遣队。那位外办的干部坦率地告诉我：“昨天我们其实是按最高规格准备的。船上摆满甜、咸点心，糖果及水果各种食品。但是下午接到上海领导来的电话，说黑格一行态度很坏，要给他们‘冷处理’，降低规格。所以我们连夜把船上的东西撤掉，只准备茶水。”
游湖就这样在寒风中开始在细雨中结束，回到住处。这是黑格一行在中国的最后一站，最后一整天。第二天一早，他们将启程回美国，先从杭州坐我们的飞机到上海虹桥机场，接着换乘美方停在上海的专机。这天晚餐后，北京来的主要陪同人员开会，意见分歧。在上海事件发生后，我们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我们一批年轻人认为上海领导的做法不符合毛主席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方针，为尼克松访华造成障碍，应当抵制。比我沉稳的同志认为黑格也有错，我们在上海要尊重当地领导。此时到了杭州，这个矛盾更大了，内部争论激烈。最后年轻的同志打了长途电话回外交部要求把这些情况立即向周总理报告请示。半夜三点，我们还在杭州宾馆的大会客室中争论，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杭州，严厉地批评陪同来杭的领导没有抵制上海、杭州的错误。周总理说他接到报告后立即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很生气，说这是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一定要在黑格离开中国前补救。毛主席并亲自指示上海市当时在北京的主要领导王洪文、张春桥连夜赶赴上海为黑格送行。另外毛主席更独特的指示是美国人到达上海时，给他们每个人送十斤糖果。
杭州宾馆会客室里一片欢欣。两天来的阴霾压抑气氛被毛主席英明而幽默的决断一扫而光。主席的幽默是送美国人十斤糖果。这里有一段故事。当基辛格在1971年10月第一次公开来华访问住在国宾馆时，我们在每个美国人的房里都放了糖果。后来楼层的服务员好奇地问我们说这些美国人怎么那么爱吃糖，半天那一盘糖就吃光了。还有更奇怪的是他们是不是连糖纸也一起吃，房间里没有多少糖纸。70年代初，宾馆的服务员多是农村孩子，也从未接待过美国人。我们当时把这件事当成趣闻告诉了毛主席。主席很高兴，当即说美国人那么喜欢中国糖，那很好嘛。告诉服务员盘子空了就填满，让他们多带点回美国扩大影响！因此，毛主席指示在黑格一行路过上海机场时送每人十斤糖果是因为他知道美国人很喜欢中国糖果。
黑格将军一行一觉醒来，肯定觉得是换了人间！杭州的天晴了，笑容也绚烂地绽开在每个主人的脸上。在机场告别时，那热情劲头与头一天的情景恍若隔世。而更大的惊奇还在上海。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时，原来只准备在贵宾室稍事休息吃顿便餐就换乘他们自己的专机，谁能料到走进贵宾候机厅时眼睛为之一亮。里面热情洋溢，张灯结彩，摄影记者的水银灯不断闪亮。王洪文、张春桥以及那个主持欢迎宴会的徐景贤全都是笑容满面迎上来，逐一与黑格一行握手，一时欢声笑语充满大厅。虽仅是上午十点多钟，主人坚持要盛宴款待，大厅里已摆满餐桌，桌上美味佳肴。这一切对美国人来说大概如同是“爱丽丝漫游仙境”，对我们北京来的陪同，我们深感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运筹帷幄挽回了一场中美关系还很稚嫩时的不必要的挫折，使其回到主席伟大战略的轨道。虽说上海那些头头做得颇为过分，但也产生一种类似喜剧的效果。
黑格在受宠若惊及迷惑不解之余，忍不住转头问我能不能告诉他这两天发生的变化是怎么回事。我不忍心让他带着这疑团回去，于是故作轻松地说：“也没什么大事，小小的误会。你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不回答主人的祝酒，主人以为你是有意怠慢他们。现在弄明白了，你是不大清楚中国的习惯。”黑格恍然大悟，于是说“等一会儿，他们祝酒我一定回答”，并请我提醒他什么时候致答词最好。
这一场喜剧的高峰自然是送那十斤糖果。丰盛的午宴上主人频频敬酒，用的是茅台。我看黑格不论是否习惯中午喝烈性酒，也在“盛情难却”之下喝了许多杯。此时访问圆满结束，客人起身准备登机，只见服务员推进来一大摞粉红锦缎的糖果盒。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天凌晨毛主席的指示到达上海后，糖果厂立即召集工人，突击加工，制作出这一批糖盒。糖盒的外面是粉红的锦缎，里面是分成九个格子，每格一种不同的糖果。当时运到机场时，盒子的外面还是潮乎乎的，糨糊未干。十斤装的糖盒分量是不轻的，但此刻行李都已装入机舱，全体美国人只能每人捧一个糖盒鱼贯排队上他们的专机。那情景确实十分热闹。黑格将军终于圆满完成了先遣队的任务，却不知道是毛主席保佑了他和他的使命。
然而，欢笑之后，我们北京陪同队伍可不轻松。头天晚上，周总理在电话中传达毛主席的批评后指示在送走黑格之后，全体人员开会进行检讨。周总理还指示回到北京后不要解散，全体集中在外交部待命。我们从虹桥机场回到锦江宾馆后足足开了一天会，大家都为差点造成错误，干扰了毛主席的决策而心情沉重。第二天，我们全体回京，带着行李在外交部三楼会议室等候周总理召见。后来周总理接见了全体陪同组，又一次耐心地讲了毛主席设计中美关系的许多道理与思想，教育大家要抵制错误的倾向。
70年代我有幸见到的另一件毛主席外交战略的伟大决策是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件事从因果关系来说也是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策略的必然结果。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始终为台湾所占。1971年基辛格访华以及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报发表之后，这一年9月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关于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提案的辩论形势起了重大变化。亚非拉的许多国家纷纷脱离美国的控制，独立地考虑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决议的投票是在10月中旬的一天，我记得正巧是基辛格第一次公开访华的最后一天。当时尼克松政府认为中美之间建立联系之后，中国必然要恢复联合国席位。但他们习惯于由美国安排时间表，因而认为最佳时间是在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之后的当年联大第二十七届会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可能也需一年时间。但这个估计是保守的。在提案讨论时，许多国家的代表不愿再听从美国这根指挥棒。他们说你们总统可以到中国去，可是却不许我们投票赞成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次我们不听你们的了！据说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四处游说，最后不得不央求有些代表在投票时如果实在不愿意投反对票可以离开会场去洗手间，至少不要投赞成票。
最终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决议还是通过了。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尤其是在外交部，一年又一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能不欢欣鼓舞？！然而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到达中国政府，邀请派代表参加本届联大时，外交部的领导踌躇了。从每个人的心里讲，为之奋斗二十多年的事业实现了，自然要扬眉吐气地到纽约去，到联合国的讲坛去一展新中国的雄姿。然而，在那“左”倾思潮泛滥，“四人帮”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时代，外交部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刚刚从批斗中“解放”出来的，向中央建议派代表去纽约，去那个当时还基本上被美、苏控制的联合国与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弄得不好是很容易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帽子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大！周总理极为兴奋！外交部的上下也沸腾了！1951年，伍修权同志曾率团去联合国，当时乔冠华是顾问。但那是去参加安理会的辩论，因为联合国诬蔑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是“侵略者”。当时中国的席位是台湾占据的。而这一次在相隔二十年之后，新中国昂首阔步要走进联合国大厅在中国的座位上就座了，这怎能不令为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外交战士兴奋不已呢？！
接着，毛主席又亲自点将，指示由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名单，指派了随团翻译。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记得那一天我坐在主席的会客室里，心情真是激动极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来，在我们联大代表团途经巴黎乘法航飞越大西洋前往纽约时，冠华心潮澎湃，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就是：此去欲何为？入虎穴，擒虎子！
毛主席还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代表团去联合国，这是件大事。代表团离京、回京都要政治局全体欢送、迎接。前些天，我重新看了一遍当年记载这一段历史的纪录片。我边看边忍不住流泪。不仅仅是我又重新见到了周总理、冠华充满自信的神态，而且为那个年代毛主席外交策略的光辉胜利！至此，我才真正理解半年前毛主席调我进外交部是对我何等的厚爱和殷切期望！
在这一段经历中，也许还应当提及的是我与主席的两次谈话，一次是主席指点我摆脱我的失败的婚姻；另一次是主席指示我去纽约拜访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
第一次谈话是在1972年的9月29日晚。那是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缔结中日邦交后离开北京的当日。中日建交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是毛主席外交决策的重大胜利，他对此也十分高兴。田中首相离京的当晚，毛主席召集参与工作的领导与部分工作人员汇报，在场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及我们几个翻译、工作人员。主席那天情绪很高，谈了与日本的关系，也谈了许多其他的事。我当时坐在面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毛主席突然对着我说：“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因为当天的气氛特别轻松，我以为毛主席在说笑，于是很随便地笑着回答：“我从来就没出息，主席你批评吧！”此时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你的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我万没想到主席当着这么多人谈我那失败的婚姻。当时，我虽已分居多年，但由于种种顾虑一直拖着未办离婚手续。我没有想到主席关心我个人生活，一时窘迫得不知作答。主席接着又开导我，他说婚姻不是束缚，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他说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定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毛主席又对我说：“你还年轻嘛，干吗不早点解放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主席一番话使我十分感动。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流着泪说：“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照办。”后来，当主席听说我办完离婚手续时，他派人深夜送来一筐金日成同志送给他的大红苹果，说是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毛主席把我调到外交部，改变了我的事业前程，这一次毛主席又开导我结束死亡的婚姻，使我个人的生活出现了彻底的转机。那一天的谈话，乔冠华同志也在座，他是个严格恪守道德准则的人，如果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得知我的婚姻早已在多年前破裂，他是永远不会对我透露他的感情的。记得他第一次的试探，一开始就问毛主席那天晚上讲的关于你的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说，一年多后我和冠华的结合正是毛主席那番谈话播下的种子。
1972年9月我正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时，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我一项特殊任务，要我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我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我父亲也可称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我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来看一看。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于这年10月5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那时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且步履矫健。他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10月9日，我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他说要向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们做工作，介绍大陆的发展。联系到次年5月毛主席建议九十二岁高龄的父亲重访香港，与台湾老友恢复联系，共议两岸统一的大计，我深感毛主席在70年代国际舞台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他已开始运筹帷幄，构思祖国统一的蓝图。那天在主席那里，我又感到一种无需戒备的无拘无束。只是看到主席明显的衰老，想起当年健壮的他，心头有一阵阵心酸，祈祷着上苍保佑，让这位巨人在这世上停留得长久些，再长久些……
毛主席生前爱读历史，几乎每次见到他，他都要谈及中国久远的历史。他也爱谈帝王将相，从秦始皇到汉高祖，都是他常常提及的。现在，岁月流逝，毛主席自己也已成为历史，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位伟人。对于他一生的业绩，我相信后人无论如何评说都不可能否认他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对于我来说，我只愿记得他是个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我父亲的一位挚友，曾经改变我人生道路的长辈。至于他晚年所说所做的许多事，包括我所亲身耳闻目睹的一部分，我至今困惑，至今不解，但也不想去研究。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匆匆人生几十载。毛主席的一生如此轰轰烈烈，如此波澜壮阔，我有幸能在他身边受到教益，这已是我一生中的大幸，对于我的匆匆人生而言，实为殊荣。我愿长久地把毛主席对我的教诲留在我余生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