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多，我告辞了建湖县委的几位领导，登车返回盐城。一路上，同行者劳累一天都闭上眼打起了瞌睡。只有我在茫茫的夜色中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一天的经历对我情感的冲击如此强烈，此时此刻，在黑沉沉的车厢里，冠华的早年生活栩栩如生地一幕幕出现在我眼前……
冠华于1913年农历二月二十一出生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庆丰乡东乔庄（都是现用地名）。据说冠华的祖父没有文化，因为不识字，曾被一个秀才作弄过，因此下决心要儿孙辈读书识字，冠华的父亲和叔父都曾读过不少书，只是每次考秀才都落第，因而兄弟两人又决意要在儿辈中培养一个人才“光宗耀祖”。叔父无子嗣，所以倾囊相助冠华三兄弟上学。
冠华的父亲名守恒，是当地的一个开明士绅。他喜爱琴棋书画，并精通诗词歌赋。冠华出生于乡村的书香人家，自幼受到熏陶。冠华的生母刘氏生育了三男六女，冠华最幼。三岁时，冠华丧母。父亲后来续弦，又生两女一男。因为家庭人口众多，苏北土地贫瘠，因此虽是地主家庭，父亲还需教些私塾以维持生活并供三个儿子上学。
冠华自幼好学，五岁开始入叔父乔守清家的私塾。那时冠华是同塾读书的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但他却非常用功，从七八岁开始，不仅白天去叔父家读书，晚上也几乎天天去夜读。我在东乔庄见到一位老人，他说当时有位老婆婆家住启明桥头，见冠华不论风雨天、下雪日都在黑夜过桥读书，老婆婆怜他年幼刻苦，只要见到冠华黑夜过桥，她都拿出油灯为他照明。冠华天资聪颖。1927年他在盐城淮美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时因闹学潮被校方开除后转入淮安中学。他乘转学之机竟跳了一级，进了淮安的高中一年级。在淮安不到一年又因带头闹事于1928年被开除，他索性决定转到南京教学质量很高的钟南中学。冠华自幼信心极强，他去考钟南时坚持要跳一级直接上毕业班高三级。校方不同意，因为他在淮安中学连高一都未读完。但冠华执意跳级，当时有一位同族叔父乔跃汉是钟南的教员，帮他同校长商量，最后同意他试读高三课程。一年后，冠华竟以全年级最优异的成绩从钟南中学毕业，同时考取了全国几所名牌大学，他决定选择清华。1929年，冠华离开家乡北上赴清华，由于他连续跳级，所以上清华时他年仅十六岁，还是个少年。1933年他二十岁时就从清华毕业，随即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大。两年后因参加日共外围组织被日本警方逮捕，三个月后驱逐出境，未能完成学业。于是冠华又于1935年以公费去德国杜宾根大学攻读哲学。当他1937年在杜宾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时，才刚刚二十四岁。
冠华的少年时代充满反叛精神。他从反对旧习俗、旧礼教一直到反封建、反列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反叛精神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带有时代进步思潮的气息。
冠华的少年时代正值北伐革命席卷中国大地。反封建、反列强、争民主的进步思想广泛深入中国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冠华所在的苏北地区也卷入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1925—1926年，冠华在亭湖中学上学，时年十二岁。在那里他开始阅读鲁迅等人的作品。加上两个哥哥都属思想激进的青年，对他有重大影响。当时亭湖中学虽然比较开明，但办学还是旧的一套。学生们对一位姓张的历史教师的课不满，因为他照本宣科，索然无味。他们要求校方换教师，校长不允，酿成罢课三天。在这次“闹事”中，冠华和他二哥冠鳌都是带头人，结果二哥遭到校方拒发毕业文凭的处罚，冠华也因此于1926年转到淮美中学。
淮美就在盐城县城内，这使冠华更为直接地处于激烈的革命浪潮之中。当时盐城地下党领导进步群众积极筹备欢迎北伐军，抵制军阀孙传芳部队从盐城过境。这年6月，北伐军进入阜宁，群情激昂，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盐阜地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同封建势力展开了殊死斗争。冠华精神异常振奋，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上街宣传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他们捣毁了城隍庙中的菩萨，占庙宇为校舍。这个行动导致了当地顽固封建势力的反扑，制造了震惊盐阜地区的火烧城隍庙事件。由于学生们坚守城隍庙，拒不撤出，反动封建势力放火焚毁了城隍庙，烧死学生一名，打伤多名。这一事件激起了广大进步知识青年的愤怒。当时冠华由于参与了这些进步活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先后被淮美中学、淮安中学开除。
冠华把县城的革命风潮在1928年初寒假回家时带回了东乔庄。他把庄上青少年组织起来，掀起了一次震动东乔庄这小小村落的反封建迷信砸土地庙行动。
东乔庄虽是个百余户的小村庄，但庄上一些较富裕人家都把男孩子送出去上学。因此每年假期，村子里都有十多名外出上学的孩子回来度假。这年年初，冠华从盐城回来，秘密召集了村中青少年集会，号召大家在村子里扫除迷信，移风易俗。他们在冠华的鼓动下决定采取两个行动：一是砸土地庙，不让村民拜神求佛；二是出墙报宣传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同时冠华发起成立了“奋斗社”组织。青年们选定农历除夕之夜行动。到了除夕夜，以冠华为首的这批青年学生悄悄在半夜时溜到街上，把家家户户贴的红纸对联用白纸贴掉，同时把宣传文章贴在乔氏宗祠的墙上。当年参与这个事件的老人乔运生告诉我，他至今还记得冠华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鬼神不可信，迷信太愚蠢。国家太孱弱，列强动脑筋。”同时他还记得冠华在墙报上发表过一篇千余字的文章，题目是《洋鬼子已在叩门》，语言慷慨激昂，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号召乡村的劳动大众破除迷信，振兴中华。当时冠华仅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冠华的侄子乔宗秀比他仅小一岁，当时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他说大年初一清早，东乔庄的惯例是由长者带队先去宗祠磕头拜祖宗，万没想到出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副副白纸书写的革命口号覆盖了吉庆的红纸对联。长者们气急败坏，妇女们惊慌失措。大家都怕得罪了祖宗、神明，将大祸临头。村中父老纷纷要求严惩冠华等“肇事者”。由于冠华和村上的青年坚持斗争，他们并未受到惩处，神明也并未降下灾难。许多老人至今回忆说，这件事轰动全村。从那以后虽然烧香叩头、求神拜佛的风气并未完全消失，但比起过去却还真是冲淡了许多。村中未出外读书的青年也从中有所觉醒。
不久之后，冠华又率二十多名青少年效仿盐城学生砸城隍庙的榜样砸了当地的土地庙，把庙中供奉的土地爷偶像、香炉、烛台统统抛入河中。他们不仅砸了本村的土地庙，而且还一路进到湖垛镇（现在的建湖县城）把沿途的十多个土地庙全都砸了。冠华提出“不靠神明土地爷，全靠自己去奋斗”的口号。老人们告诉我，去湖垛镇沿途中有个张王庄，本来就与东乔庄有宿怨。冠华带领一群青年砸了张王庄的土地庙后，庄上纠集了一帮壮年，手持棍棒，准备在冠华他们归途路经张王庄时拦截痛打。幸而当冠华等人回程时看天色已晚，决定乘船从水路回村，才幸免这一顿棍棒……
汽车在空旷的公路上疾驰。我沉浸在对冠华少年时代的回忆中。这些事对我都不陌生，其中大部分我都听他自己讲过。如今，我从他家乡回来，似乎找到了一根细柔的丝线，他昔日对我讲的那些故事犹如颗颗明珠，穿在这丝线上汇集成了他少年时代的一幅幅完整动人的画面。
12月10日我回到上海。24日那天晚上八点左右，从朋友家告辞出来，在蒙蒙细雨中乘车到南京西路换20路汽车。车站正设在一家极大的电器行门口。这家电器行很会做生意，晚上在铁栅栏后的大玻璃橱窗中总有两三台电视机开着，供行人看当天节目。由于它就在电车站背后，候车人都爱拥在橱窗前，边等车边看电视。我并无兴趣挤在人群中看电视，一个人在站牌下等车。突然从电视机中传出讲解员的声音，大意说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毛主席接见了他，从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节目，竟提到了这段我十分熟悉却又感到十分遥远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我不由得转过身去走到橱窗前。就在我的目光投向电视机的那一瞬间，如同奇迹一般，冠华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那是他1974年陪同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冠华带着我如此熟悉的笑容和洒脱的神态正在招呼前来向邓小平同志祝贺的各国代表。啊，我竟又见到冠华了，他在笑，他在说话，他没有死，他活着……他在对我说：“看看我吧，我活着！”一时，我心头翻腾起感情的万丈巨浪，汹涌澎湃，使我头晕目眩；亢奋，喜悦，激动，辛酸，苦涩，悲痛……人生的各种滋味全都搅在一起。
“你看，乔冠华！”
“真格，是乔冠华！”
我带着满脸的泪水转身看，身旁是两个三十岁还不到的年轻人！这一代的青年也记得冠华啊！我心头又霎时间增添了欣慰的暖流！
我默默地想起冠华病危时最后吟诵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更加理解了冠华为什么把这两句人所共知的诗句作为他最后的话语留在人间。是啊！人的生命，纵然百岁，也终有一死。但每个人一生的足迹却留在世上，由历史和人民去作公正的评论。冠华离开人世时就像熟睡一般，枕在我左臂上，轻闭双目，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他是安心地离去的，因为他把一片丹心留在了世上……
回到住处，意外地看到床头小桌上有一份北京来的电报，是一位朋友发来的。拆开看，电文是：“看今晚电视片《毛泽东》。”电报到时，我已去朋友家。是冠华在天之灵引导我准确地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到达电视机前与他相见的。这天夜里，我觉得生活似乎不那么冷漠无情了，我心里装了千千万万人对冠华的怀念！
清明，我带病去苏州为冠华扫墓。动身前，医生看了我体检的x光片，警告说我双肺的结核病灶可能是活动性的，应待确诊后决定是否立即治疗。然而，我却执意要先去苏州。我的心告诉我：清明时，冠华会在太湖之滨、东山之巅等待我……我不能让他失望。
今年的江南，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淅淅沥沥的阴雨断断续续下了近一个月。我从上海去苏州的那天清晨，因为送站的汽车迟到了，致使我误了六点钟的火车，等赶到冠华墓地时，已是下午两点。上午原是一个难得的晴天，我站在上海的马路旁等送站的汽车时，心情很好，觉得这多日不见的晴天是冠华知道我要去看他，特意请老天爷放晴的。我甚至微笑起来，想象着冠华雄辩的外交才华和风度一定使老天爷也被说服了。但是因为误了火车，等我午后赶到墓地时，雨又开始下起来了。我难过极了，觉得那是冠华苦苦等我一上午，他落泪了。我抚摸着墓碑上“乔冠华”三个字，也许是痛苦的思念压抑太久，此时反觉得心中一片空白，一片茫然。太湖旁的东山满坡青绿，微雨中，如同一幅水墨画卷，透着虚缈的秀丽和淡淡的忧伤。周围一片寂静，我独立在烟雨朦胧中，潸然泪下。良久，我拿出了司机老张同志送给我的汽车用蜡，仔细地为黑色大理石墓碑上蜡打光。一边搽，一边又被打湿。那落在碑石上的纷纷雨点夹杂着我的泪，也似乎夹杂着冠华的泪……
扫墓后回到苏州，只觉得心力交瘁。第二天独自一人关在饭店房间里，两顿饭都没有吃。说不出为什么这次来看冠华，心里特别难过，也许和下雨有关系吧？原先我并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可是，自从冠华离去之后，这几年，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对天气、草木、景物，非常敏感。任何旧日的联想都会引起情绪的波动。
记得过去我很喜欢夏日的阴雨。有一年，是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吧，早饭后下起了细雨。我躺在廊檐下的藤榻上——那是冠华最喜爱的藤榻。一本书、一杯茶，听着沙沙的雨声，真觉得惬意极了。我在廊下叫了几次冠华，要他也出来享受享受。他几次答应着“就来了！”可总也不出来。我跑进屋，见他还在书桌前埋头看那些永无休止的文件，就开玩笑说：“你再不出来，我可霸占你的地盘不还了。”他说：“看完这堆材料，批完这些文件就来。”我说：“大星期天的，总该歇口气了。晚上又有活动，白天还不休息一会儿。”冠华停下笔，深情地抚摸着我的手，叹口气说：“我没这福气啊，我属牛，大概命里注定要劳累一辈子的。你也搞外交，你懂得国际风云的变幻往往来得突然。如果忽略了一些潜在的矛盾、危机，可能贻误大事。我的责任大啊！”我一时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啊，真是鲁迅说的那种‘牛’，吃了一辈子草，可是付出了一辈子的奶。我懂了，怪不得你那样喜欢鲁迅。”
于是我一人回到廊下。不久雨越下越大，还夹着闷雷。突然，一道闪电，一声霹雳。我从小怕雷，跳起来往屋里跑，抓住冠华说：“哎呀，这声雷把我吓坏了！”冠华仰起头哈哈大笑。他的笑是我永生难忘的。记得有一年冠华去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纽约时报》曾写过一篇关于冠华的专题文章，横幅大标题就是《乔的笑》。冠华笑着说：“你不是号称最喜欢下雨天吗？还说这雨最有诗意。你啊，‘叶公好龙’，一声雷就把你吓回来了。我倒爱听这雷声，走吧，我保护你！”这下子，他倒真和我回到廊下了。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伸展双臂像要拥抱整个世界，又扭动腰肢，在雷雨声中活动着疲劳的肢体……
这一切如今是那样地遥远了。自从冠华逝去之后，我忽然变得最怕雨。雨让我想起向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想起三天后从八宝山迎回他骨灰的那一天。雨再也引不起诗情画意了，它在我心底勾起的只是生离死别的眼泪和思念。
扫墓后第三天，我匆匆赶回了上海，立即买机票回北京。亲友们劝我留几天，休息一下，我却执意返回，说要回去看病。其实我的心又告诉我，离开北京一周了，春天一定已来到小院。冠华此时是会在春意盎然的小院中等待我归去，我不能让他失望。
我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追踪着冠华。我所到之处，他无处不在，可又处处不见。冠华永远在我心里啊！然而，毕竟是不在我眼前了，毕竟是永远不在我眼前，不在我身边了。
我独自回到北京，走出机舱，外面是一片明亮的阳光。空气中还掺着一丝早春的寒意，更加感到清新舒畅。心情顿觉开朗。江南一周的雨折磨得我痛苦不已。如今见到遍地的阳光才又喘过气来。
一小时后到家，刚拐进小院，一阵惊喜，真想不到今年的春天来得这样早！一周前离家时，院中还看不到绿色，如今却是满院春光。北屋书房前的梨树开满白色小花，它旁边的老海棠也点缀着无数朵粉色的花蕾，千姿百态，美极了。南边的丁香和另一株梨树都含苞欲放，三两天内这院子就将是花的世界了。惊喜之余，我最关心的却是在旁边小院极不起眼的角落里那另外的两棵树。我放下提包，赶紧去那里，看南屋房檐下的老梨树，它却仍是半边吐叶，半边毫无生气。我又去小跨院中，看我们卧室外的柿子树，不觉惊呆了！这棵当年冠华最心爱的也是最茂盛的柿子树，自他离去之后逐渐枯萎，而今年，它伸展到卧室的屋檐下的全部枝干竟都枯死了！那是冠华当年抚弄的枝干，那上面的柿子每年都由他亲手采摘。我望着这枯死的树干，刚进家门时的好心情变成了一片惆怅。这柿树对冠华如此多情，他走了，它也逐渐失去了生命。但我不知道这老柿树的一半枯死是对我有情呢，还是无情？每年我盼着它开花结果，又怕它开花结果。前年它开花时，我对着它又笑又哭，内心两种激情猛烈地撞击着。我想看见柿花，它们让我觉得冠华还在身边；我又怕看见柿花，冠华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了。如今，他走后的第四个春天，柿花终于没有了。我连当年冠华抚摸过的枝叶也看不见了，它不再给我安慰，也不再给我悲哀，这是对我有情还是无情呢？
午饭后，独自坐在院中。和煦的阳光下，思绪在回忆和现实中跳跃着。也许上午到家后情绪太激动了，此刻只觉得麻木。在我的大门前，文物单位在去年嵌上了一块石牌说明此房屋属四合院文物保护单位。我此时的感觉仿佛是我也变成了这个四合院内的一件文物。我经历了这院中的几度兴衰，如今当年的主人一个又一个地去了另一个世界：1970年是我母亲，1973年我的父亲行严先生在香港病故。此后冠华迁进来，1983年他又走了。留下的只剩下我一人，唯一的女儿也早在七年前远离家乡，定居在大洋彼岸了。
从中午到黄昏，我坐在院子里，温暖的春日阳光使我紧张了一周的神经和肢体都放松下来。坐在小藤椅里，时而微睡；时而又醒来。微睡时似乎见到的是过去的景象；醒来时又看到一院春色。然而不论怎样，思绪却总是离不开那两棵伴随了冠华十年，被他称为老朋友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