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平同志领导下1974年的早春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周总理。接着，什么电影《中国》事件、江青给外交部信件等等层出不穷的风波把个外交部搅得一团糟。那本应是我们度蜜月的佳期，我们却天天应付这层出不穷的风云变幻。一天下来真正是筋疲力尽。冠华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结核吐血住院，出院后瘦得很厉害，身体也虚弱。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气管炎的旧病。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才明白那主要是因为他可以说一年到头，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来一两次。冬天气温低，从热被窝中起来接文件，批完后再回去接着睡，他虚弱的身体自然是经不起的。我们结婚之后，夜里都由我替他接文件，他可以在床上阅批，避免了受风寒，因而这一年他竟没有犯老毛病。有个安定的家对于冠华来说是艰难日子中最大的安慰。
这时，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机。在周总理决定住院手术之后，毛主席断然决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际出现了希望的光亮。4月，主席点名建议小平同志率团参加特别联大会议，并指定冠华协助。主席的决定来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欢欣。压在人们心头将近一年的疑云消失了，在为周总理病情无限焦虑的同时，小平同志的掌政总算给人们一丝希望之光。冠华情绪大振，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协助邓小平同志写出了特别联大的报告，其中根据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观点，在联合国大会上激起了会员国强烈的反应。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世界的瞩目。冠华作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极好。那时邓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习惯。可是冠华却恰恰是晚睡晚起。不过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七点钟能起来吃早饭。结果当然常常起不来。有好几次邓小平同志到了七点钟就从十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长廊另一头我们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冠华常大笑说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开会时，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外号是60年代时邓小平同志开始叫的，后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我觉得除了周总理，冠华最为依赖的领导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对他也了解。所以当1975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志处境困难时，冠华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1976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在他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出发前，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有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说：“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完全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段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那一段时间，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华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安详的一段，也许可以说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华的身体日益健康，体重恢复正常，脸色红润。他的生活也比较有规律。有一次黄镇同志回华盛顿，冠华和我去机场送行。我在休息室外与部里其他同志聊了一会儿，进屋时，黄镇同志叫道：“饲养员来了！”众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着说：“我们大家都说老乔现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气色好。老黄说这多亏家里有个好饲养员，把这头牛喂得这么好。”
冠华无比珍惜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和我们这个家。每当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我帮他换上便服后，他总爱躺在他那张心爱的藤椅里，喝一口他最爱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轻轻拍着我的手，喃喃地自语着：“darling，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两人的家！”
冠华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记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参加外交部下乡收麦。那时每年麦收季节，中央各机关的干部都要下乡帮助公社收麦。凌晨三点坐大卡车出发，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确实是强劳动，一天下来两条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级领导干部都带头参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难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里再也动不了了。这时家里保姆送来一碗冰凉的绿豆汤说：“乔部长晚上有宴会，关照我一定要烧绿豆汤冰起来叫你回来喝。”绿豆汤冰凉爽口，但流入我心头的却是一股温情的暖流！我一生从没有人这样心疼过我，父爱、母爱、夫妻之爱都汇入这小小的碗中了。
九点刚过，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我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只好扶着躺椅的扶手站起来。此时，冠华已快步直奔书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我说喝了，很好。冠华这时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说：“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我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的拎出两个浅棕颜色、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我手里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摸摸软软的似果子，但从未见过。我说不知道。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大使宴会，最后上的水果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说：“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冠华理直气壮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和农民同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fruit，她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好。其实这个玩意儿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说着冠华亲手剥开果实，里面是翠绿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来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后，中国市场上才出现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桃！
第二天，新西兰大使到底还是叫人送了两箱猕猴桃到部里给“乔副部长及夫人”。冠华叫值班室分给党组各位部长和领导以及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我知道后对冠华说他有时候情绪一上来，做事欠考虑。为我装这水果回来，人家大使又送两箱，这多不好，别让人说闲话。冠华满不在乎，他说：“这有什么？谁爱说就叫谁说。还没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谁说什么。”
乔冠华就是这样一个风流洒脱、豪放不羁的脱俗之人。记得有一次我们顺访法国，在法国外长于爱丽舍宫举行的极为优雅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鸡腿。大家都温文尔雅，不出声响地用锃亮的银刀叉一点点地切着鸡腿肉，小口地往嘴里送。冠华从来不喜欢故作姿态，刻意装扮风雅。他从来都主张自然大方的风格。这一天他吃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对法国外长说：“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块肉实在不如我们东方人把肉切小了再烧方便。如果阁下允许，我想像你们平时在家一样用手抓这个鸡腿，不知阁下认为如何？”法国外长也颇具外交幽默，他说：“阁下的建议实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议我们大家都下手吧！”一时，那拘谨的晚宴气氛变得十分活跃，中法双方都啃起了自己盘中的鸡腿。
又有一次联大开会期间，我们出席巴基斯坦驻联大代表的晚宴。在宴会前的交谈时，冠华与后来任美国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教授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辩论。周围围了许多听众。每当冠华置身于热烈的讨论中时，他往往会完全不看周围的环境，全神贯注在他的辩论中。这一次也是如此。正当冠华讲得极为专注时，一个服务员端着银盘来到他面前。银盘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高脚玻璃杯，杯中是大半碗鲜红的番茄酱，杯子的外沿上摆着一圈粉红色的熟虾。银盘中有小纸餐巾和带彩花的竹扦。如果客人喜欢，一般都取一张餐巾纸，一根扦子，插上一只熟虾，蘸一下番茄酱，点头谢过服务员之后优雅地放进口中。此时这位服务员站立在冠华身边，向他伸过银盘。但冠华却视而不见，既不取虾也不示意不要。服务员见他不置可否不敢移动。我当时任冠华的翻译，轻轻推了他一下点点那大杯虾，意思问他要不要。冠华似听非听，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务员的银盘，一边还在说话，同时却看都不看地伸手把那偌大一个玻璃杯一把抓在手里，拿到胸前，接连不断地吃起虾来了，一下子吃掉了一小半。周围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着他一边吃虾，一边争论。我有点着急了，本来就没有人会把那一杯虾全拿在手里，如果冠华把这十多个虾全都吃了，岂不闹笑话？！我赶紧从他手里拿过虾杯，放回银盘，并谢了服务员。冠华却丝毫没觉得手里嘴里少了什么还是滔滔不绝在讲。后来周围听众中有个外国代表走过来对我说：“请转告你们的团长先生，我太喜欢他了！他如此雄辩，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独特风格！他是世界一流的外交家。他不是个文官，我觉得他是个带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这位代表只知道我是中国团长的翻译，不知道我还是他的妻子。而我在听到这些评论时自然是十分自豪的。
我想如果一个平庸之辈做出冠华的那些有趣的事，人们也许会嘲笑他。但因为冠华洋溢的才华、出众的机智和渊博的知识，他的这些漫不经心的笑话却形成了他的风格。每年出席联大，美国报纸都跟踪着冠华的身影作各种报道。这些报道与照片由于冠华不同一般的气质因而也更为丰富多彩。例如那张冠华率代表团第一次就座中国席位时在回答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时他仰头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大奖。它显示了新中国的气势，自信与自豪。纽约时报曾有一篇专题文章写冠华，题目就是“乔的大笑”。另一张有趣的照片是冠华游览公园时怀抱一只小孟加拉虎。当他看到记者拍照时，他大笑着说：“你们记者先生看，老虎有什么可怕？！它像只纸老虎！”这是一语双关，因为当时在联合国的发言中，我们把美国比喻为“纸老虎”（papertiger）。冠华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国际社会。新中国在被隔绝二十多年之后首次进入联合国时，她的代表乔冠华以世界一流外交家的形象为祖国赢得了荣耀。我深信将来有一天当强加在冠华身上的灰尘洗净之后，共和国将为在她的历史上有乔冠华这样的战士而骄傲！
直至今日，每当我在院中望着那悠悠白云时总不免还会浮想联翩。假如不是那复杂的政治环境，假如没有当时外交部那“得天独厚”的“通天”处境，也许冠华和我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会十分美满。可是那毕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是严酷的，答案也只能是叹息！1974年夏到1975年夏这一年也就是我们唯一比较轻松的一段日子了。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里，冠华有时还能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还记得197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从人大会堂活动后出来。在车里，我忽发奇想，提议在这难得的我们两人都有空闲的晚上在外面饭馆吃顿饭。冠华立即响应说好。于是我们决定就车中三人——冠华、我和司机杨尔纯同志。冠华说去吃涮羊肉，我们就去了东来顺，老杨停车，我和冠华先上楼。东来顺的经理见到冠华吃了一惊说没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请。冠华笑着说今天是个私人朋友。经理问哪个国家的，冠华说坦桑尼亚。我笑出声来了，冠华捏了一下我的手还在开玩笑说总共三人，随便找个桌子来两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摆冷菜、热菜。我知道冠华说的坦桑尼亚外宾是老杨，因为他身体壮实，脸色黝黑，大概在坦桑使馆工作过。经理为难地说那天晚上所有包房都满了，只有宴会厅。冠华连声说可以可以，摆个小桌子就行了。于是在可以摆二十桌宴席的大厅里，经理在前面放了一张小方桌。此时，老杨停好车上楼来。冠华拍拍老杨肩膀说：“这就是我的坦桑尼亚老朋友。”大家都笑了。这顿涮羊肉吃得非常开心。一切焦虑和烦恼都暂时放在一边，东来顺的老经理一直留在那里和冠华聊天，他讲到东来顺的历史，羊肉片的精选，也讲到1945年军调处时代叶剑英同志等共产党在北平的代表来这里聚餐的情景。冠华说那时他也短时间来过北平，果然记起在这里吃过涮羊肉。回家路上冠华还是那样兴高采烈，说以后再去。可惜这是我们俩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这样轻松过。
冠华十分恋家。一周五六次的宴会对他来说只是工作而已。他往往基本不吃什么，宁愿回家后吃一碗鸡汤面。他爱吃我做的南方菜，只要有时间我就亲自给他做。他说哪里都没有家里好。原来他孤身一人，保健药品从来不记得吃。我们结婚后，我从北京医院要来了十几个小小的粉剂针药瓶，把冠华每顿要吃的药——保护心脏的、血压的加上维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顿饭后倒一瓶就都有了。即使我不在家也很方便。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种颜色的药片一下子往口里倒很奇怪，问他吃的是什么药。冠华指指我说：“不知道，含之装的。她给我吃毒药，我也吞！”
我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从来没有照料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悉心照料过。直到和冠华恋爱，我才突然产生了要无微不至地去关怀照顾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望。直至今日，我都难以置信冠华大我二十二岁，因为我从来把冠华置于我的庇护下，而冠华对我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一切生活上的事都听我的。我从照顾冠华的琐琐碎碎的小事中得到爱的满足。我觉得被所爱的人需要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有时候我觉得他简直像个大孩子。后来冠华病后就更是如此了。为了让他午睡后喝上新鲜的西瓜水，我可以在炎热的夏季整个中午一粒粒地从半个西瓜中取出瓜子后搅成西瓜汁。连香蕉都由我剥去皮，切成一小段后插上牙签给冠华。我的朋友海鹰有一次看着冠华吃香蕉，开玩笑说：“章老师再这样照顾乔伯伯，将来乔伯伯会像《大林与小林》里的大林一样肉都快从指甲里长出来了！”然而，这是我的一种巨大的满足！我们初结婚时，冠华不习惯也有点过意不去，但后来他懂得这是我的一种心愿，也就坦然了。再后来，他几乎是一种依赖了。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深深爱着一个人的女人，都是这样地愿意献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护她所爱的人，不论他比她年长或年少。至少我是这样的，我那十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山雨欲来我和冠华那种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最终到了1975年也结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场灭顶之灾。这年10月，又是基辛格来访。10月12日晚主席会见后，我参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当时困得无法继续。在场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对我说：“你别打瞌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我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我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告诉我毛主席对他们批评了清华大学的刘冰信件，并说邓小平同志是后台，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事态急转直下。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10月25日，部党核心组开会学习毛主席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都犯了右的错误。与基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是大使先讲了。与日本外相会谈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学习。
我们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打蒙了。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不是来自毛主席，却又不敢顶撞，于是10月27日冠华开始作检查，违心地检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对美、对日的右倾错误，从此没完没了！正在那时我要陪同一个尼泊尔的皇室团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冠华。记得我出发前的晚上与冠华相依相偎呆坐在沙发里很久很久。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感到无限迷茫。我说不管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顶住。冠华叹气说周总理病得那么重，谁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讲这些事。他打过几次电话请示小平同志，但他对这局势已无能为力，我不好再去请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这一次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沉默，冠华又说：“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我突然情绪激愤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
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愤引起的，也是我们对当时真正的政治形势根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黄镇同志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部又面临四伏的危机。
我果真被我这该死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12月12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视老家伙！”“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从主席那里回家，我们精神振奋认为形势并不那样紧张，只是打打招呼，作点检讨，小平同志也无事，外交部经过毛主席批评也无大事，只是今后关系复杂难处！
但是，这告状的事终于使我陷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黑的无底洞。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这陷阱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总之，我们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公道可以战胜邪恶，谁能料到最后却是我们自己被定罪为“借刀杀人”！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多么不易！我至今仍容易情绪激动而感情用事，这招祸的性格给我自己和冠华导致了杀身之祸。随着岁月的流逝，冠华那充满哲理的感慨：“性格即命运”，越来越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我和冠华性格太相近，脾气太相同，因而在一个人情绪冲动时，另一个不能用理智来抑制这种冲动可能造成的恶果，尤其是在政治游戏之中！1976年的悲剧中这种性格因素是铸成大错的不可否认的因素。多年后，冠华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你那时只要再忍一忍，几个月后就大不同了！”冠华说：“我忍了两年，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叹息着说：“也许都怪我闯的祸！”冠华动情地说：“不要这样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头是针对我的！”
送总理最后一程1975年刚刚结束，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这年的1月8日，周总理逝世！多年来，我看到冠华与周总理的关系是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配合，但又是非常含蓄沉稳。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例如他从不爱在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串门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冠华和我去吃狗肉，还要介绍他们几位领导干部的夫人与我认识。冠华那些天实在忙，另外他也不习惯这种社交活动，所以婉言推辞了。后来，因为这位领导再三邀请，而且直接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冠华对我说：“不好意思不去了，那就我一个人去，你不要去了！”我说：“人家直接请了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去为好？”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多串门，现在那么忙，你去了一次，碰见那么多人，下次第二、第三个人请你，你去不去？去吧，时间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后你还要回请。人家说我六亲不认，我看还是这样好。应酬多了没有什么好处。以后再互相送东西，事情越闹越多。你不要卷进去为好。”后来，冠华处于逆境，他的一位老友来看他，埋怨他说：“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同你来往，你总是除了工作，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你不听，现在你有困难了，平时不走动，也不好有事帮忙才找人啊！”冠华说：“我不后悔。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到处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党中央会清楚的。”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我们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六届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我们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奠基人。于是，我们买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饼干，这在当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外国货。回到北京，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我们当时不了解总理与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记得是在人大会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总理突然转向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送礼？”冠华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从联合国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西拿回去。”冠华更是糊涂，说他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这时，我们与此事有关的几个只好承认是我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没跟他打招呼。总理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美国来的嘛！不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
然而，在这冷静的背后，总理与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彼此。1974年春天，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情不幸又复发了。第二年秋天当我随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总理的病情恶化了，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国时，冠华同我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我说：“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冠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他会懂我的意思。”
于是，我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冠华说总理平时最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同志准备点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最喜欢的法国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那时，除了见外宾，我们包括冠华都见不到总理了。他一直住在305医院。过了些时候，总理在医院见外宾，恰巧陪见是冠华，我是翻译。见完外宾后，总理招呼我和冠华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总理颇为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我见到冠华镜片后眼中闪动的泪光，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这一天，当我们离开医院时，总理和冠华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冠华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1月8日上午，李先念同志突然取消了一起我们亚洲司负责的客人会见。我打电话问冠华出什么事了。他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况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我知道有大事发生了，下午没去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走时还没来得及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