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说我不能？”她想着，把多恩的诗集放回书架。“雅各，”她继续思念着，走到窗边，眺望着草地那边芳华散落的花坛，草地上的花斑奶牛正在山毛榉树下觅食，“雅各会被吓到的。”

一辆婴儿车穿过栅栏上的小门推了进来。她吻了吻婴儿的手；在保姆的示意下，吉米挥了挥手。

“他是个小男孩，”她说，想着雅各。

可是——阿尔赛斯特？

“你真烦人！”雅各抱怨着，伸直一条腿，然后是另一只，在裤兜里摸着他的座位票。

“我想是叫羊给吃了，”他说。“你干嘛要养羊？”

“抱歉打扰您了，先生，”验票员说着，把手伸进那一大袋零钱里。

“哼，他们最好为此给你工资，”雅各说。“给你。不。你拿着。去喝个一醉方休。”

他宽宏大量地付了半个克朗，心里充满了对他同类的鄙夷。

甚至现在，当范妮·埃尔默走在滨河大道上时，还在用她那无能的手段应付他对铁路警卫或脚夫说话时那不屑一顾的态度，怀特霍恩太太与他商讨她的儿子被校长打了的事时，他的那种态度。

过去两个月里，仅仅凭借明信片的内容，范妮在脑海中勾勒出的雅各的形象变得愈加轮廓清晰、华美高贵、眉眼模糊。为了加深印象，她开始频繁出入大英博物馆，在那里，她垂下眼帘，一直走到残破的尤利西斯旁边，才睁开双目，感受着雅各的存在带来的崭新的冲击感，这足以在她心里萦绕半天。可却也在逐渐失去兴味。现在她写东西——诗、不寄出的信，她在广告牌上看到他的脸，她会穿过街道，让手风琴把她的冥思谱成狂想曲。而在吃早餐时（她与一位老师做室友），当黄油被涂满盘子，餐叉齿上沾着熟蛋黄时，她又将这些幻象改得面目全非；实际上，她心情很糟；正如玛杰丽·杰克逊跟她说的那样，她都变得不像自己了，把一切都降低到（在她系她那双大靴子的鞋带时）一种常识、粗俗和感性的水平，因为她也爱过别人；并为之痴狂。

“教母应该告诉人们，”范妮说着，看向滨河大道上卖地图的培根的橱窗——告诉人们无需小题大做；这就是人生，她们应该说的，正如范妮此时所言，她注视着标有轮船航线的黄色大地球仪。

“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范妮感叹道。

“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巴雷特小姐想，在窗玻璃的另一边挑选了几张叙利亚沙漠地图，正不耐烦地等着付账。“这年头，女孩儿们很快就显老了。”

在迷离的泪眼中，赤道旋转起来。

“去皮卡迪利吗？”范妮询问公共汽车的售票员，然后登上顶层。无论如何，他将，他必，回到她身边。

而雅各坐在海德公园的梧桐树下时，想的或许是罗马；是建筑；是法学。

公共汽车停在查令十字站外；其后堵满了公共汽车、货车、汽车，因为一列拉着横幅的游行队伍正穿过白厅街，老人们正从光滑的石狮两爪间笨拙地爬下来，他们在那儿见证着自己的虔诚，引吭高歌，目光游离乐谱、望向苍穹，当他们跟在金字标语后前行时，依然凝视着天际。

交通滞塞了，阳光因为不再有微风吹散，变得酷热难当。然而游行队伍过去了；那些横幅在白厅街遥远的另一头闪闪发亮；车流松动了；先是缓缓前行；继而驶入流畅不断的喧嚣之中；在鸡距街的拐弯处急转弯；掠过白厅街上的政府办公楼和骑士像，驶向塔尖锋利的教堂、拴住的灰色舰队似的砖石建筑，和威斯敏斯特宫的白色大钟。

大本钟长鸣五声；纳尔逊接受致敬。海军部的电话线在与远方的通话中颤动着。一个声音不断提及各国首相和总督在德国国会的谈话；进军拉合尔；说皇帝远行了；在米兰发生了暴乱；说在维也纳谣言四起；说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觐见了苏丹王；舰队抵达直布罗陀。声音在继续，当白厅的公务员（蒂莫西·达兰特也是其中之一）边听边译，然后记录下来时，他们的脸上印着它特有的不可动摇的严肃。文件堆积如山，有德国皇帝们的演讲稿、稻田的统计数据、成百上千工人的怒吼、后街上密谋的叛乱，或加尔各答集市上的集会，或阿尔巴尼亚高地上部队的集结，那里山色沙黄、尸骨横陈。

在一间摆了几张大桌子的安静的房间里，那个声音清晰地讲着话，一位老者在打字稿的页边做着笔记，他的银头伞靠在书柜上。

他的头——谢了顶、布满血丝、双颊凹陷——如同这栋楼里所有其它的头颅。他的头，嵌着一双亲切的浅色瞳仁，载着知识的重荷穿过马路；把这重担摆在同事们面前，而他们到来时也是同样不堪重负；然后这十六位先生，或提着笔，或疲惫地在椅子里扭动着，裁定历史应当朝这样或那样的方向发展，如同他们的面容所展现的那样，他们果决地将某种凝聚力强加于邦主们和皇帝们，以及市集上的窃窃私语，和阿尔巴尼亚高地上穿着苏格兰裙的农民的秘密集结，而白厅对此洞若观火；从而掌控事态的发展。

皮特和查塔姆、伯克和格莱斯顿用死板无情的双眼左顾右盼，流露出一种也许让活人嫉妒的不朽的沉寂气质，当游行队伍举着横幅穿过白厅街时，口哨声和撞击声沸反盈天。再者，有几个人饱受消化不良的折磨；有一个恰好在那时打碎了他的眼镜片；另一个明天要在格拉斯哥演讲；总之，他们看上去不是太红，太胖，太白就是太瘦，无法像那几个冷酷的头脑一样掌控历史进程。

蒂米·达兰特在海军部他的小房间里，正准备查阅一本蓝皮书，却在窗前驻足片刻，注视着绑在灯柱上的标语。

打字员托马斯小姐跟朋友说如果内阁会议再开下去，就要耽误她与男朋友在狂欢剧院的约会了。

蒂米·达兰特夹着他的蓝皮书返回时，注意到街角有一小撮人；聚在一起，好像其中有人了解什么情况；其余人挤在他周围上下打量，又朝街道左顾右盼。他究竟知道些什么？

蒂莫西将蓝皮书搁在面前，研究起财政部发来的一份要求提供情报的文件。他的同僚考利先生将一封信插在长钉上。

海德公园里，雅各从椅子上起身，把票撕碎后走了。

“夕阳无限好，”佛兰德斯太太在给新加坡的阿彻的信中写道。“使人无法就这样待在屋里，”她写道。“浪费一分一秒都像是罪过。”

雅各离开时，肯辛顿宫的落地长窗映出似火红霞；一群野鸭从曲池上方飞过；一片黑压压的树林参天而立，甚为壮观。

“雅各，”佛兰德斯太太写道，霞光铺满信纸，“在结束了愉快的旅程之后，工作十分卖力……”

“皇帝接见了我，”远方的声音在白厅里说道。

“我现在认识那张脸了——”安德鲁·弗洛伊德牧师说着，从皮卡迪利的卡特商店里走出来，“但到底叫什么名字——？”他瞥了眼雅各，转过身来观察着他，但仍然无法确定——

“噢，雅各·佛兰德斯！”他猛然间想起来了。

但他太高了；如此不谙世事；好一个俊朗少年。

“我送了他一本拜伦的诗集，”安德鲁·弗洛伊德喃喃自语着，在雅各过马路的同时迈步向前；但他踌躇了，时间稍纵即逝，于是错失了机会。

另一支没有横幅的游行队伍堵住了长亩街。马车载着戴紫水晶的贵妇和别着康乃馨的绅士，截住了驶往反方向的出租车和小汽车，身穿白马甲的疲倦的男人们懒洋洋地坐在车里，他们在回普特尼与温布尔登的灌木路和台球室的路上。

两架手风琴在路边摇奏，臀部印着白色标记的马驹从奥尔德里奇家里跑出来，大步跨过街道，又被猛地勒住了。

达兰特夫人和沃特利先生坐在汽车里，她因为担心错过序曲而焦躁不安。

而永远从容不迫的沃特利先生总是赶得上前奏曲，他扣好手套，赞美着克拉拉小姐。

“如此良宵竟在剧院里荒度，真是可惜！”达兰特夫人看着长亩街上灯火通明的马车行的橱窗说。

“想想你的荒原！”沃特利先生对克拉拉说。

“啊！但克拉拉更喜欢这个，”达拉特夫人笑言。

“我不知道——真的，”克拉拉凝视着明亮的橱窗说。她吃了一惊。

她看到了雅各。

“谁？”达兰特夫人凑上前去厉声问道。

但她谁也没看见。

歌剧院拱门下，胖的瘦的、涂脂抹粉的、须发浓密的脸，一律被落日余晖染成红色；受到大吊灯收束的淡黄色光线、沉重的脚步、猩红一片和隆重仪式的触动，一些姑娘向附近热气蒸腾的卧室里张望了片刻，那里有披散头发的女人将身子探出窗户，那里有女孩儿们——有孩子们——（大镜子将女士们的身影悬了起来）但人们必须跟上；不能挡道。

克拉拉的荒原美不胜收。腓尼基人在他们的灰色石堆下酣睡；旧矿的烟囱直刺苍穹；初生的飞蛾模糊了石南花的轮廓；能听见车轮远远地碾过底下的路面。海浪吮吸着、叹息着，不紧不慢，无止无休。

帕斯科太太站在她的菜园里，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方，眺望大海。两艘汽船和一艘帆船擦肩而过；海湾里，海鸥不停地落到圆木上，又展翅高飞，再飞回圆木上，另一些则坐在浪尖上，立在水沿上，直到月光将一切尽白。

帕斯科太太早就回屋了。

而霞光照耀着帕特农神庙的石柱，编织着长袜、时而喊回一个孩子，把其头上的虫子捉掉的希腊妇女个个兴高采烈，如同夏天的崖沙燕，争争吵吵，骂骂咧咧，给婴儿喂喂奶，直到比雷埃夫斯港的船鸣炮。

炮声传向远方，伴随着阵阵爆炸穿过海岛之间的峡湾。

黑暗像一把刀，悬在希腊上空。

“炮声？”贝蒂·佛兰德斯说着，半梦半醒地下床走到窗前，窗户上装饰着暗色的叶穗。

“不在附近，”她想。“在海上。”

她又一次听见了远方的那种闷响，仿佛上夜班的女工在拍打大地毯。莫蒂杳无音讯，西布鲁克已经过世；她的儿子们正为国作战。可鸡崽们是不是安全？那声音是不是楼下有人走动发出的？还是丽贝卡在闹牙疼？不。是上夜班的女工在拍打大地毯。她的母鸡在窝里轻轻挪动。

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其他小说

《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