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结束了。

投影仪关掉，屏幕上的影像也消失了。

放在演讲台上的水，我喝了一半，然后朝着闹哄哄的听众走去。主题是“旧城区开发和城市设计”，来了很多人，大概是因为存在着利害关系。负责市政府的民间企划的科长带着我，我跟在他身后来到礼堂外的大厅。所有人都背对着我这边，走向门口。有位年轻女性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我面前。

老师，请稍等。

她穿着牛仔裤和t恤，很普通的打扮，没有化妆，一头短发。我停下脚步，看了看她。

我有东西要转交给您。

我一头雾水，看看她，又看了看递到我面前的纸条。上面写着大大的人名，还有一串小小的像电话号码的数字。

这是什么？

我接过纸条问道。她犹犹豫豫，一边后退着远离我，一边说道：

您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人……让您一定要给她打电话。

没等我继续追问，那名年轻女性就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去灵山邑是因为尹炳九妻子发来的短信。他是我的竹马故友。我在故乡灵山读完小学，尹是住在我们家后面的同级生。住在镇上的人们大都在郡政府、学校、邑事务所等地工作，或者是在中央大马路拥有自己的临街店铺。住在院落宽敞方正的韩屋里的人们是地主，到处都有自己的农田。父亲是邑事务所的秘书，拿着微薄的薪水，养活妻子儿女。

灵山位于洛东江桥头堡内侧，即使战争席卷而过，这里还是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父亲从战场归来，在邑事务所谋了个职位。听母亲说，这多亏父亲在某次高地战斗中立下战功，获得过勋章，还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郡政府做过使役。在清一色务农的小镇年轻人中，父亲读完小学，还学会了日语和汉字的读写。父亲的小炕桌上整齐地摆放着边角已经变色发黄的《六法全书》《行政学》等旧书。后来离开农村去了城市，父亲在代书所做书记员，也是这个缘故。虽然我们很贫困，不过每个月都有父亲的公务员工资，还有外婆家的小块农田，每年都能产粮食。那五亩水田是母亲出嫁时从外公那里分来的土地。

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小镇边缘山脚那一片的坡顶。房子是一字形，三个房间，中间是厅堂。炳九家地势更高，跟我们家隔着一道砖墙。两间房子，再加上厨房，简直就是个窝棚。最初是土墙草房，后来才更换了石板瓦。炳九是我儿时的好朋友，不过我并不了解他。小学毕业后，我们全家离开灵山，搬到了首尔。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几十年之后，我们快四十岁了。那是在首尔市中心某酒店的咖啡厅里。

认出我是谁了吗？

他用庆尚道方言问我的时候，我想不起来他是谁。当时他穿着藏蓝色的西装，衬衫领子露在外面，很像官署里的高官。他刚说出尹炳九这个名字和灵山邑，那个早已忘却的外号就从我嘴里神奇地溜了出来，像中了魔法似的。

烤地瓜，你是烤地瓜吧？

即便是血肉之亲，时隔二十多年再会，也会相对无言。大多只是问问家庭关系和现状，自然地一起喝着咖啡，交换名片或联系方式，有口无心地相约什么时候见面喝酒，然后分开。也许一辈子都不再见面，也可能通几次电话，哪怕以后再见面喝酒，也会觉得没意思，坚持不了太久。每个人都受困于各自的利害关系，如果这些关系没有交叉点，即使亲戚之间也只能在祭祖的日子见面。尹和我开始延续新的关系，是因为我在贤山建筑公司，而他刚刚接手了很有实力的建筑公司——岭南建设。看我还记得他的外号“烤地瓜”，尹炳九的眼角立刻泛起泪光，猛地抓住我的双手，结结巴巴地说：你还没忘啊。

我们家院子的左侧围墙边有棵两人合抱粗的榉树，他家就在这道围墙的后面。每天早晨他隔着围墙探过头来，喊我去上学。他家附近是村庄尽头的国有土地，也是小松林起始处的斜坡。战争结束，附近佃户因为自己耕种的土地被收走而陆续聚集起来，凑合着用泥土和石头砌墙，搭建起了小窝棚，慢慢地就有了十几户人家。他们包揽了镇上的零活，做泥瓦匠、木工，帮着郡政府干杂事，每到秋收时节就去周围农村做帮工。我也出生在那些房子里，炳九搬到我们家后面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不过我不是很确定。搬来那天，他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们在后山玩了一下午。炳九的妈妈为人很温和。我还记得她帮着农家挖地瓜，带回许多散落的地瓜，还送来一瓢让我们也尝尝。尹炳九经常带上两三个地瓜到学校当午饭。他的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人影。每次回家都酩酊大醉，吵吵嚷嚷或者对妻子大打出手。听说他父亲在附近城市的建筑工地当工头。

我之所以忘不了尹炳九，是因为我们曾在后山烧火烤地瓜，结果引发了山火。我们忙着给滚烫的地瓜剥皮，稍不留神，火花引燃了干草。我们手忙脚乱地追赶火苗，又是用脚踩，又是脱下上衣抽打，试图灭火，然而转瞬之间火势就蔓延到四周。我慌忙跑下去，大喊山上失火了。几十个大人从家里跑出来，拥到后山，乱糟糟地忙到天黑，总算扑灭了山火。

混乱之际，我和炳九藏到了郡政府前的公共礼堂。公共礼堂是日本侵略时期的神社所在地，后来用作礼堂或跆拳道场。我们在黑漆漆的公共礼堂里背靠背睡着了。家人和村里人在后山找我们到深夜。第二天到了学校，我们才知道自己在镇上出了名。我们在教务室门前举着写有“注意用火”的画板罚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炳九得到了“烤地瓜”的外号，不记得是谁先叫的。胖墩墩的身材，黑黝黝的圆脸，忽闪又机灵的眼睛，这个外号挺合适。

无论是我学建筑，并以此为业过生活，还是尹成为建筑公司代表，这些都只是偶然，后来我们臭味相投是因为相互需要。我们家离开灵山邑之后他过得怎么样，还是几十年之后重逢，我在日本餐厅里才听说了详情。对任何人来说，自己走过的艰难过往都是血泪史，但是不能说出来当作炫耀的资本。这就像对年轻人感叹说，你们没尝过青黄不接的滋味，你们不知道中午饿着肚子的孩子去学校操场边找水龙头。毫无意义。

炳九成绩糟糕垫底，家里几乎交不上学费，五年级就辍学了。游手好闲了挺长时间，后来他送过报纸，也去过车站摆摊，年纪轻轻就做了货车助手。他的父亲进了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回来，他那温和的母亲去镇上的饭店工作，妹妹也离开家去学美容技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尹炳九和我先后去了部队。我在大学期间参军，好像比他稍晚点儿。尹被分到空军部队，接受重装备教育，这成为他日后人生的转机。刚刚退伍，他就取得了重装备技术资格证，投身到当时渐趋活跃的农村现代化事业。

他的第一份事业是租赁挖掘机，进行农田改良。所谓农田改良事业，就是佃户走了，农田不足十亩的小农也因为无法忍受而离开农村之后，中农取得他们的土地，然后以中农以上为中心改造农村，这在新村运动时期尤为繁盛。其实就是重新规划农田和整修水渠。这项事业本来是各地神通广大的有识之士出面，配合郡政府共同促进，然而炳九主动要求打下手加入。最初几年，他只是添置了几台重装备，后来负责地方主干道工程，便离开镇子，以道为单位开展业务。从那以后，他的交际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国会议员、法官和检察官。他的名片有很多种，密密麻麻地罗列着他的头衔。首先是建筑公司代表，其次是某党顾问委员、青少年教导委员、奖学会理事、青年会议所、扶轮社、狮子会，等等。见面的时候，他刚刚收购了破产的建筑公司，准备在大城市建造公寓。我们不约而同地根据各自的需要频繁通话、见面，还合作了几个项目。

他妻子在发来的短信中这样说道：“他病倒了。生病之前就总是找您，希望您能来一趟。”

虽然并不情愿，不过我还是决定去灵山邑。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前几天金基荣跟我说过的话。“空间、时间、人？我们的建筑里有人吗？如果有人，临死之前肯定会后悔。贤山先生和你们都应该反省。”

金是我的大学前辈。我一笑而过，避免和他争论，并不是因为他患了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我喜欢他。我并不嘲笑他愚蠢的纯真和对人、对世界的单恋，只是喜欢。周围有人说他的理想主义是因为他没有实力，而我认为这恰恰就是金基荣的实力。我对他的宽容就像决定不再单恋这个世界之后，远远地注视着他的那种从容。早在很久以前，我就得出了人和世界都不可信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欲望只会从这些价值中过滤出值得留存的东西，或者将大部分改造成以自我为主，或者作废。即便是稍微留下的东西，也会像很久以前用过的旧物，封存于其他记忆的阁楼。你问我楼房用什么建成？归根结底是由金钱和权力决定。它们决定的记忆被形象化，得以长久保留。

翻过山冈就是灵山邑。我想起我们全家离开这里的夜晚。父亲和母亲坐在货车驾驶席旁边，我和弟弟蹲在货车厢的行李中间。货车颠簸着驶过土路，盛满餐具的木盆摇摇晃晃，发出刺耳的声响。瓷器还是碎了大半。天亮了，走上通往首尔的国道，我们才下车吃了碗汤泡饭。出发前没吃晚饭，面对着热乎乎的汤泡饭，我们吃得狼吞虎咽。母亲说，人都说败家子才会连夜逃跑……说着说着，母亲失声痛哭。

十五年前，我曾回过灵山。那时尹炳九正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说要在老家买房子。尹很认真地说，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我尴尬地笑着随声附和，不过他说这话时还是很害羞。他拆掉了曾经是灵山大地主的赵氏家族的老宅，买下能清楚看见水库的整片松林。当时就已经看不到昔日灵山邑的风貌了。常听人说，乡下的时间要比城市过得慢，然而对于离开的人来说，感觉就像是迅速流转的视频。机缘巧合偶尔路过两次，几十年的岁月恍如昨日，熟悉的面孔却通通消失不见，首尔街头常见的建筑和风景占领了中央马路两侧，随后便像车窗外的风景般转瞬即逝。

尹炳九的妻子见到我就用手帕抹眼泪。她是小学教师，在炳九发展势头最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和炳九结了婚。我觉得他的婚礼并不浮夸，很实际。尹的妻子在病房门前看到我，自言自语地说：

他说过不要卷入政治风波。

尹炳九已经做完手术，处于昏迷状态。这或许是好事。距离接受检察院调查还有一周时间。也许相关人士听到这个消息会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尹像死了一样躺在各种医疗器械之间，我在他的床头坐了很久。他的半边脸都被呼吸机遮住了。他的儿子建议换到道立医院，不过尹的妻子说要是路上出事怎么办，还是住在这里吧。他的长子陪我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找我。他认真地说，前不久尹想在老家房子的位置上建纪念馆。

父亲这样说的。您家的房子和附近加起来大概有五百坪，您来设计盖房，成立文化财团。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但还是很认真地说：

这种事要等你父亲身体好了再考虑。

尹的儿子在首尔负责经营父亲的公司，似乎也觉得这个话题不合适。吃饭时他好几次看手机，还到外面大声指示着什么。他说现在像灵山邑这样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令人担忧。有的人家只留下老人，有的人家已经空了，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年轻人早就绝迹了。他装出一副很懂乡下人情世故的样子。这话的确没错。他和我差不多，一年也回不了一两次。

周围已经黑了，我去了他预订的汽车旅馆。走廊两侧安装了摄像头，设备都是最新的，从照明、电视到空调都可以用遥控器调节。躺在陌生的地方，我难以入睡。偏僻的农村为什么到处都是路灯呢？我发着牢骚，仔细拉好窗帘，试图遮住从玻璃窗透进来的灯光。

我早早地醒来，看了看桌子上在黑暗中发光的电子表，已经七点十分了。我从年轻时就爱睡懒觉。建筑事务所和普通单位不同，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事先计划好的部分就可以了，创意之类不必被杂务所束缚。我自己经营建筑事务所的时候，每周上班两三次，而且都是上午十点多才去。如果没什么事，下午就早早离开了。我这辈子都是在深夜工作，等别人都下班了我才慢慢地起身活动。这已经是我多年的习惯。

时间还早，可我不能就这样躺在旅馆房间里。走出旅馆，上了公路就是长途汽车站。乡下的人们果然勤劳。汽车站门前已经挤满了人和出租车。我一边嘟哝着乡下小镇怎么有这么多车，一边沿着中央马路往前走。以前屋顶低矮的店铺不见了，两边都是两三层的建筑。路的方向没变，只是比以前宽了许多。

从十字路口右转，经过郡政府旁的小路和文化会馆，我在上坡路左右张望，原来的松树林不见了，胡同消失了，双车道的土路打通了，两侧长长的石墙也不见了。路边同样排列着整齐方正的两三层建筑。我估计着后山的模样，向左转，发现了盖着水泥盖子的下水道。我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从前这里还有小河。有一次父亲喝醉酒回来，掉了进去。我也曾在这里抓过青蛙。

农田之间有一两栋房子。看不到我们家。十五年前来的时候，房子虽然衰落，不过还有人住，后来房子空了，最后被拆除。我还记得站在炳九家的院子里，抬头就能看到拐角处那棵两人合抱粗的榉树。那棵树也没有了，不，有还是有的，树被砍了，只剩下树桩。很多地方都长出了大大小小的蘑菇。辽阔的辣椒地斜斜地延伸到炳九家，每块地都罩着黑色的塑料膜。后山上的树比前面更绿，也更茂密了。

对于这个离开的人比留下来的人更多的地方，我无法理解它文明开化的模样。从旅馆到商街和住宅区，路边都是两三层的盒子似的水泥建筑。这样的小镇比从前更荒凉。飘在低矮屋顶上的炊烟再也无处可寻。站在山坡上，我只看到和其他小城市相似的风景，甚至和首尔郊区也差不多。我和烤地瓜，还有早早离开人世的父亲母亲，仿佛从来就不曾来过这个小镇。

周末上午，我接到了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女儿平静地讲述过去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她是我唯一的孩子，现在在美国生活。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她成了一所综合医院的医生，跟美国教授结了婚。留学期间在当地结婚，自然成了那边的人。女儿定居美国之后，妻子经常穿梭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现在好像是想彻底留在那边，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了。她的娘家人几乎都住在美国，我们的婚姻早在十几年前就问题重重，最近好像彻底脱轨，很难缓和了。女儿说起妈妈新搬的公寓，说起自己家人和姨妈们举行的乔迁宴。您身体好吧？妈妈让您按时吃降压药。既然已经在女儿住处附近找到了新的公寓，看来妻子是不打算回来了。

难得地想起香烟，于是我四处翻找。偶尔在捕捉灵感的时候感到郁闷，我就会寻找红色万宝路烟盒。应该在某个地方。我从书桌上的台灯旁找到打火机，打开抽屉，然后翻找衣柜里的西装。我在衣服上面摸到了烟盒。我摸索着拿起烟盒，忽然有什么东西啪嗒掉了下来。两张名片和一张纸条落在脚下。一张名片是市府公务员，另一张是某杂志社记者。还有一个……我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叼起一支烟。我茫然地注视着写在电话号码上面的大大的名字，在心里默念。车、顺、雅。尘封在记忆里几十年的名字，早已被我遗忘了。我想起上周演讲会上从年轻女人手中接过纸条的场面。演讲结束后，我接受了建筑杂志的采访，接着和几个人喝酒。连续几天消化这样那样的繁忙日程，我把纸条忘到了脑后。

犹豫片刻，我拉过了书桌上的有线电话，按顺序拨打纸条上的数字。铃声响过很久，连接语音信箱。我本想说点儿什么，却又急忙放下了话筒。我拿出手机，留了短信。

我是朴敏宇，方便的时候请给我打电话。

我去办公室的时候，建筑公司的宋说：

今天金基荣老师有聚会，您去吗？

金前辈的什么聚会？

医生说没多少时间了。几个人陪着出去放放风。

好，去哪里呢？

说是要去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