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十年代最后的一段日子，也许是稍前一点儿的夏天，正是那种感觉——一个无体无形、无穷无尽的夏天。海特区到处是身穿白袍的进程教教徒，向人们分发着燕麦色的小册子。那一年路旁的茉莉花绽放得格外饱满、馥郁。每个人都很健康，皮肤晒得黝黑，饰物戴了一身。如果你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那也别有特色，你可以是某种月亮生物：灯罩上盖着薄纱，吃印度米豆粥食疗排毒，盘子上全是姜黄粉留下的渍。
但是这些都发生在别的地方，不在佩塔卢马。佩塔卢马有着低矮的牧场斜顶房，大篷车永远停在hi-ho饭店门口，人行横道被烈日炙烤着。那年我十四岁，人们喜欢对我说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康妮却发誓说我可以冒充十六岁，不过我们经常对彼此撒谎。整个初中我们一直是朋友，康妮总是在教室外面等我，耐心得像头牛，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样的友情戏上。她有点儿胖，却总想打扮成比实际要瘦的样子，穿着短一截的棉布衬衫，上面有墨西哥刺绣，裙子又总是太紧，在大腿上部勒出一条愤怒的曲线。我一直都挺喜欢她，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喜欢，自然得就像我拥有双手一样。
到九月份，我就会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我母亲也在那里上过学。那是一所精心维护的校园，建在蒙特雷一家老修道院附近。草地平展而倾斜，晨雾丝丝缕缕，附近的海水间或随风拍打过来。那是一所女校，我必须穿制服——水手衫配海军领带，低帮鞋，不能化妆。那个地方是租来的，就围了个石墙，里面住满了各个家庭送去的女儿，她们都平淡乏味，有着圆圆的脸。“营火女孩”们和“未来的老师”们被遣送出去学速记法，一分钟记160个单词。她们还互相许下梦幻的、过度热情的承诺，约定在皇家夏威夷酒店的婚礼上当对方的伴娘。
即将到来的离别，使我和康妮的友谊新近产生了危险的距离感。我几乎是违心地开始注意到某些现象。康妮会这样讲：“放下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去上另一个人。”好像我们是伦敦的女售货员，而不是住在索诺玛郡农业区尚未涉世的青少年。我们用舌尖轻舔电池，感受那种来自金属的刺激，听说这种快感能达到性高潮的十八分之一。一想到别人是怎么看我们二人组的，我的心就感到一阵刺痛：被标记为那类属于彼此的女生，中学里那些没有性特征的装置。
每天放学后，我们严丝合缝地踏进下午时光那熟悉的轨迹里。在一些任务上勤奋地虚度着：按照维达·沙宣的建议，用生鸡蛋奶昔增强发质，或者用消了毒的缝衣针挑出黑头。女孩自我形象的永恒工程似乎需要这些奇怪而又精确的用心。
回望当初，我惊叹于那被浪费掉的大把时间。我们学到的是世界上有盛宴也有饥荒，杂志上的倒计时却催促我们要提前三十天为开学第一天做准备。
第28天：敷一张鳄梨蜂蜜面膜。
第14天：检查你的妆容在不同光线下的效果（自然光线、办公室光线、黄昏光线）。
那时的我太想要得到他人的关注了。打扮是为了激发别人的爱意，我把衣服领口拉低一点儿；只要进入公众场合，我就会一脸哀愁，凝视的眼眸里露出深沉、希冀的情思，以备任何人投来一瞥。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参演过一次慈善狗狗秀，负责牵一只漂亮的柯利牧羊犬走台，它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印花丝巾。在那场被正式许可的演出里我是多么激动啊：我走向陌生的人们，让他们欣赏那只狗，脸上笑得像女售货员那样放纵、一丝不变。当表演结束后，我又感到多么空虚，没有人再需要看我一眼了。
我等着有人来告诉自己好在哪里。后来我想，这大概也是农场里女人远远多过男人的原因。那一整段时光，我都花在了准备自己上。那些文章告诉我，生活不过是一间等候室，直到某个人注意到了你。那一整段时光，男孩们花在了成为自己上。
在公园的那天是我第一次遇见苏珊她们。我是骑自行车去的，前往升起阵阵青烟的烧烤架。一路上没有人和我说话，除了那个烤架后面的男人，他把汉堡按在铁条上，发出单调的吱吱声。橡树的影子在我光着的手臂上游移，自行车斜躺在草地上。一个戴着牛仔帽的大男孩撞到了我，我故意放慢动作，这样他就会往前再撞我一次。这是康妮会玩的调情把戏，像军事演习一样练过。
“你是怎么回事？”他咕哝了一句。我张口道歉，但他已经走开了，好像已经知道不需要去听我说什么一样。
夏天在我面前张口打着哈欠——散漫的日子，行进的时光，母亲像个陌生人似的在房子里四处游荡。我和父亲只在电话里说过几回话，对他来说，这似乎也是一种煎熬。他会问我一些感觉怪怪的很正式的问题，就像一个远房的表叔，关于我，他只知道一些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信息：伊薇今年十四岁，伊薇个子不高。如果我们之间的沉默带着些难过或愧疚的话，那还能让人好受点儿，可事实比这糟糕——我能听出他很开心自己已经离开了。
我独自坐在长椅上，膝盖上铺着餐巾，开始吃我的汉堡。
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吃肉。我的母亲，珍，从离婚后的第四个月开始戒了荤食，她还戒了其他很多东西。过去她会确保我每个月有新内衣买，会把我的短袜卷成可爱的鸡蛋形状，会给我的娃娃缝衣服，跟我身上穿的搭配起来，连那珍珠般的扣子也一模一样。这样的母亲现在不见了。她已经准备好要照料自己的生活，热切得就像个女学生在解答一道数学难题。她一有空就会做伸展运动，踮起脚瘦小腿；焚香的气味从铝箔纸包里飘出来，熏得我眼泪直流；开始喝一种由芳香树皮制成的新茶，在房子里一边转悠一边抿着，茫然地摸一下喉咙，像正从一场久病中痊愈似的。
病情虽然模糊，疗法却很具体。她新交的朋友推荐她做按摩。她们还建议她去感觉剥夺箱里泡一下盐水，除此之外，还有皮肤电测试仪、格式塔心理学，包括让她只吃满月时种下的高矿物质食物。我不相信母亲真的会采纳她们的建议，但是每个人的话她都听。她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目标、一个计划，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地尝试，答案就有可能随时随地来到她面前。
她不断地寻找，直到只剩下寻找本身。阿拉米达的占星师曾让我母亲哭泣，说着她上升星座投下的不祥阴影。那些疗法里有一种是这样的，一群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里面到处都包上了护垫，她把身体投向地面，不停地旋转，直到撞上什么东西。回到家里，她皮肤底下都是淡淡的灰雾色，瘀伤深成了暗红色。我看着她摸那些瘀伤，带着类似欢喜的感情。当她抬头发现我正注视着她时，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新漂染了头发，散发出一股化学品和人造玫瑰的刺鼻气味。
“你喜欢吗？”她说，用指头摩着修剪整齐的发梢。
我点了点头，尽管这种颜色让她的皮肤看起来像得了黄疸。
她一直在变化，一天接着一天，小细节接着小细节。她从互助会里的女人那儿买手工制作的耳环，回家时耳朵上摇晃着原始的小木片，手腕上戴着珐琅镯子，餐后薄荷糖的颜色跳跃不止。她开始画眼线，把眼线笔放在火苗上旋转，直到笔尖变软，然后给每只眼睛画上线，看上去睡眼蒙眬，像古埃及人。
夜里她外出时在我房门前停了下来，穿着一件番茄红的露肩衬衫，不停地把袖子往下拉，肩膀上洒了一些闪闪发光的粉末。
“你想让我给你化眼妆吗，宝贝儿？”
但是我又没有地方可以去，就算我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更蓝，又有谁会在意呢？
“我可能会晚点儿回来，你好好睡觉。”她俯身亲吻了我的额头，“我们很好，不是吗？我们俩？”
她拍了拍我，冲我笑着，笑得脸好像要裂开了，露出里面喷涌的热望。有一部分的我确实感觉还不错，但也许是我把熟悉感和幸福感弄混了。因为即使爱已经不在了，还有它存在——家庭的网，纯粹由习惯和所谓的家构成。待在家里的时间是那样多不可测，也许这就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无穷无尽的包围感，就像你在找一卷磁带的带头，却永远找不着。那里没有接缝，也没有中断，只有你生活中的一些坐标，深深地嵌入你自身，以至于你都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我忘了为什么会钟爱那个缺了口的印着柳树的餐盘；我太熟悉走廊的壁纸——每丛褪色的浅淡的棕榈树，每朵被我赋予性格的盛开的木槿花——这些都完全无法向另一个人言传。
我母亲不再按时进食，通常会在洗碗池的滤盆里留下一些葡萄，或者从养生烹饪课上带回几玻璃瓶加了莳萝的味噌汤。海藻沙拉滴着令人作呕的琥珀色的油。“每天早餐吃这个，保证你再也不会冒一颗青春痘。”她说。
我正用手指摸着额头上的痘，听到这儿，尴尬地放下了手。
母亲和萨尔经常在深夜规划活动，萨尔是她在小组里遇到的女人，年长一点儿。萨尔在我母亲面前好像一直都有空，经常在奇怪的时间点找上门，急不可耐地要做点儿戏。她总是穿着旗袍领束腰外衣，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耳朵露了出来，看起来像个老男孩。母亲和萨尔谈论针灸，比照着穴位图，谈能量在全身经络穴位的游走。
“我只是想要一些空间，”母亲说，“属于我自己的空间。这个世界把它从你这儿拿走了，不是吗？”
萨尔宽大的臀部换了个边，点点头，顺从得像匹上了笼头的小马。
母亲和萨尔正在喝碗里的树皮茶，这又是她新学的附庸风雅的爱好。“这是欧式的。”她为自己辩护道，可我什么也没说。当我经过厨房时，两个女人停止了谈话，母亲把脸一扬。“宝贝儿，”她说，示意我过去，她眯着眼睛看我，“把你的刘海儿从左边分开，这样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