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定在圣诞节那天完婚，婚礼在一座小教堂里举行。给他们证婚的牧师差点晕厥过去，整个仪式都伴随着他颤抖的声音。参加婚礼的宾客全都是马戏团的人，因为他告诉她，自己也举目无亲，和她一样孤独。

当所有宾客都在椅子上摇摇欲倒，每个酒瓶都见了底，一对新人也该入洞房了（她甚至醉态可掬地扯他的衣袖），但他让客人们别急着走，又添了不少红酒。他不会把自己灌醉，尽管很想这么做。他的脑子里一直绷着一根弦，时刻提醒着自己。他甚至不敢让身体稍做放松，不敢舒服地跷个二郎腿，就那样直挺挺、硬邦邦地正襟危坐，脸颊绯红，目光灼灼。

“我们该走啦，亲爱的。”她在他耳边低声央求。

然而他就像被桌子角挂住了，被无形的大头针钉住了，纹丝不动。细心的宾客可能会想到，他惧怕与她袒裼裸裎、敦伦尽分。真的是这样吗？

“摸摸我的脸吧。”她在黑暗中乞求道。他没有照办，而是在她身体上方用双臂高高撑起身子，眼中只能看到她身体的大致轮廓，比洞房里黑暗的背景略白一丝，就像一大摊没有清晰边界的、浸润的污渍。然后，他果断闭上了眼睛，这样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还是做了，就像跟任何其他女人一样，放空想法，一切如常。

他们开启了自己的演出季。他拍了一些她的照片，寄往世界各地。电报订单雪片般飞来，他们获得了不少表演邀约。他们乘坐头等舱结伴而行，她从来没有摘下过蒙有灰色厚面纱的帽子，从罗马、威尼斯，到香榭丽舍大街，都留下了她的背影。他给她买了好几件衣服，亲手为她勒紧束身塑形胸衣，这样一来，当他们走在欧洲大都会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时，看起来就像一对寻常夫妻。即使是此时——这段对他们而言最美好的时光——他还是会无法自控地出逃。他已经成了永远的逃亡者。他会突然感到一阵莫名恐慌，抑制不住汗透重衣，几乎窒息，于是揣上一沓钞票，抓起礼帽，从楼梯上跑下来，冲着港口低级酒吧的方向一路逃去。一旦坐下来，他就放飞了自我，脸不再紧绷，头发也蓬松起来，涂了发蜡的发绺遮盖起来的谢顶暴露出来也毫不在意。他兴高采烈地畅饮，任由自己天真无邪地喃喃自语，絮絮叨叨，不一会他那只不老实的手就挨了怒不可遏的风尘女子的一巴掌。

当绝世丑女第一次责备他时，他对着她的肚子饱以老拳，即使是揍她，也害怕碰到她的脸。

他已经不再讲诸如梅毒和黑森林里的公野猪之类的陈词滥调，开始用科学术语来介绍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收到了维也纳一位医学教授的信。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看到的是个天生的怪胎，是个突变体，是进化中产生的错误、缺失的基因链。这种样本产生的概率非常低，比一颗流星此时此刻掉到我们脚下的概率还低。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有机会好好看看这个突变体，活的。”

当然，他们会到大学里拜访教授，也同意了教授给他们拍张合影的要求——她坐在椅子上，他站在她身后，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

有一次，趁着研究人员给她做测量的工夫，教授把他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

“我有点好奇，”教授说，“这种突变能不能遗传？你们俩没想要孩子吗？你们试过没有？你们俩……是夫妻吧？你们……有没有……那个啥……你懂的……”

不久之后，似乎与教授那次谨慎的交流毫无关联，她告诉他自己怀孕了。从那一刻起，他就像分裂成了两个人。他希望她会生下一个和她一样的孩子，这样他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命运羁绊，甚至能获得更多的邀约。如果她出了什么事，他又长命百岁的话，余生中就多了一层保障。也许还能借此成名呢？紧接着他又开始恐慌起来，如果孩子也成了一个怪物该怎么办？他恨不得把孩子从她肚子里拯救出来，以免被她充斥着毒素的卑劣血液侵蚀。他梦到她腹中的胎儿是个男孩，被黑暗魔法困在她体内。而她把儿子囚禁起来，慢慢地雕琢着他的脸。有时候做的梦更离奇，他甚至梦到自己就是那头对无辜女孩施暴的森林野猪。醒来之后，他大汗淋漓，默默祈祷：让她流产吧！

她日渐隆起的小腹让观众们受到了鼓舞。他们更容易原谅她可怕的丑陋了，围着她问东问西，问她的脸，问其他令人难以启齿的问题。她小声作答，但不太有说服力。挚友熟人之间开始下注，孩子生得下来吗？是男还是女？她泰然以对。

到了晚上，她缝着宝宝的衣衫。

“你知道吗，”她说了半句便停下来，一动不动地发了会呆，眼睛死盯着远处某个地方，然后接着说，“他们，真的很脆弱，真的很孤独。当他们坐在我面前盯着我的脸看时，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好像他们都是空心的，好像他们必须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才能把自己填满。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嫉妒我，因为我至少还是个怪物，而他们什么都不是。”

她的话让他悚然一惊。

夜里，她分娩了，没哭没喊，像只动物一样安静，最终母婴平安。助产士只是来帮忙剪了脐带，他就给了一捆钞票当封口费，免得她一出去就乱嚼舌头。助产士一出门，他立刻点亮了所有灯光，以便仔细查看。他一颗心怦怦乱跳，十分忐忑。孩子看起来非常可怕，甚至比母亲还糟糕。他不得不闭上眼睛，因为胃里的食物已经涌到了嗓子眼。之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确认，就像助产士说的那样，是个女婴。

于是，他奔向了夜幕中的城市，浑然不知身在柏林，还是维也纳。雪地湿滑，他摔了个趔趄。在人行道上踽踽独行，啪嗒啪嗒的脚步听起来犹如凄惨的鼓掌声。他的人格再次分裂，欣喜与绝望纠缠不休。

他狂饮，欲求一醉而不得，一直保持着无比清醒。他越想越怕，患得患失。几天后返回时，他已经想好了巡演路线，做出了营销计划。他给教授写了一封信，又请了一位摄影师上门。在他哆哆嗦嗦的双手下，氧化镁一次次爆燃，以强烈的闪光烙印下这两个生物无与伦比的丑陋。

让冬天早点结束吧，让连翘花怒放吧，让大都会的人行道干燥起来吧！圣彼得堡、布加勒斯特、布拉格、华沙，一路下来，最后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再到纽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让天空像一张巨大的蓝色风帆一样伸展到大地之上，整个世界都为他妻女的丑陋而狂热，对她们顶礼膜拜。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亲吻了她。不是吻在了嘴唇上，不是，绝对不是，吻的是额头。她望向他的目光明亮而异样，甚至很像人类的目光。就在那时，他心里冒出了一个问题，但实在无法对她启齿。“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他不断问自己，甚至都不知何时产生了要向别人询问的念头，甚至在镜子前刮胡子时，都想问问镜中人。他似乎发现了一个秘密——每个人都在粉饰自己。他们的脸皮都是面具，好像整个人生都是一场威尼斯的盛大假面舞会。他时常幻想着喝醉——因为清醒的时候他不允许自己胡言乱语——把他们用薄胶纸粘在脸上的面具揭开。面具之下是什么？他一无所知。他承受不住折磨，无法容忍待在家里陪伴这对母女。他怕自己会屈服于某种奇怪的诱惑，会在某一天动手把她们脸上的丑陋撕下。他想用十指去寻找隐藏的边缘，那些粘了胶的地方。他想拨开她的头发。他默默地出门，一边喝酒一边考虑下一条路线，他已经在设计海报、拍发电报了。

天有不测风云，到了早春，一场可怕的西班牙流感四处蔓延，她俩都病倒了。母女二人紧挨着躺在床上，高烧不退，喘息艰难。她时不时地出于恐慌，条件反射地把孩子搂在怀里，在高烧的谵妄中试图喂奶，她不知道，婴儿再也无力吸吮，已经夭折了。最终她也死了。他轻轻地把她们的尸体移到床边，自己点燃了一根雪茄。

那天夜里，绝世丑女曾经回光返照地清醒了片刻，带着无尽的绝望和抱怨哀号起来。他实在受不了，那是黑夜的声音，是黑暗的声音，是黑暗的灌木丛中的声音。他捂上了耳朵，最终戴着帽子从家中跑了出去。但是他没走远，在自己家窗子下来回溜达，一直到黎明，以这种方式帮助她们母女尽早解脱。她们死得比他想象的要快。

他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看着两具尸体，就像两块沉重的、麻烦的、出乎意料的物料。他惊奇地注意到，床垫被压得深深陷了下去。他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当黑暗再次模糊了床上的两个静止的轮廓时，一瓶酒见了底。他最终只通知了教授一个人来做见证。

“求您救救她们吧！”当教授到达并对尸体进行专业检查时，他胡乱哀求道。

“您疯了吗？早都死透了！”教授怒道。

然后，教授递给他一页文件，他用右手签了字，左手收了钱。

同一天里，他在消失于港口某地之前，乘马车帮教授将尸体运回了大学的诊所。不久之后，尸体就会在那里被秘密地制成标本。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差不多有二十年，她们就站在这座建筑阴寒的地下室里。直到更好的时代来临，她们加入日益丰富的收藏品之列，与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头骨为伍，和千奇百怪的连体婴儿、双头婴儿相伴。直到如今，人们还能在病理博物馆的仓房里见到她们——母女二人，瞪着玻璃眼珠，摆出凝重的姿势被冷冻着，就像某个新物种产生之初失败的实验品。

【译者注】

作家创作的这篇小说可能参考了历史上一个真实事件：

1834年，朱丽亚·帕斯特拉娜出生在墨西哥。在当时的画像中，她浑身长满浓密的毛，下嘴唇很厚。其实这个女人患有两种极为罕见的疾病：荷尔蒙分泌紊乱导致毛发激增，牙龈增生导致嘴唇变厚。当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则广告说她是“人类和猩猩的联系所在”。

朱丽亚在马戏团的节目中被当作“怪物”演出。由于她的外表，她被人们叫作“毛女”，或者“女猿人”。

大约在1850年，她被卖给西奥多·兰特，此人开始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中展览朱丽亚。1868年，英国自然历史专家弗朗斯瓦·贝克兰写道：“她对音乐和舞蹈有鉴赏能力。”她还会说三种语言。她爱慕兰特，兰特后来也娶了她，很可能就是为了掌控她挣来的钱。

1860年，朱丽亚在莫斯科生下了一个儿子。她的儿子也遗传了她的疾病，没过多久就夭折了。她自己因难产而死。但是兰特并不打算失去这棵摇钱树。他用防腐香料保存这两具尸体，继续巡回展览这两具木乃伊。

他接着在德国娶了另一名长了胡子的女人，他把这位女人称为朱丽亚的姐妹，这个女人也被和两具木乃伊一起展览。

至此，朱丽亚不平常的一生并未结束。兰特死后，木乃伊在不同的人手中辗转，最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落入挪威一名集市节日操作工手里。1976年，小偷潜入了他的仓库，偷走了两具木乃伊。警方在一个垃圾桶中找到了它们。孩子的身体已经毁坏得很厉害。朱丽亚的遗体后来一直被贮藏在奥斯陆大学。

墨西哥艺术家劳拉·安德森·巴巴特在2005年发起了一场要求把朱丽亚的遗体运回家乡的运动，该运动得到墨西哥官方的支持。在去世一百五十余年后，2013年，朱丽亚的遗体在故乡墨西哥下葬。

作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其他小说

《糜骨之壤》《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