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一段时间后，她又一次尝试在乌克兰过上安稳日子：她结婚了，开始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开始过深居简出的生活，像待在茧壳里一样困守在家庭里。但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当她嫁给了一个十足的酒鬼，又和自己的父母、外祖母、孩子一起住在一座狭小的公寓。婚后不久她就生下了斯拉瓦，但那时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终点。她刚带着新生儿从医院回到家，孩子的父亲就逃得无影无踪了，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如今的维卡和以前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有了一个心爱的孩子，完全没料到这个孩子会成为又一道把她与乌克兰捆在一起的枷锁。那两年半，她整天待在家里，只是照顾孩子、做家务、看书，和她的母亲一样如饥似渴地读书。像她这样不去上班的人被乌克兰人称作“tunejadka”，也就是“寄生虫”，要是娜斯佳和罗曼不收留她和孩子，她就会被塞去某个岗位上干活或者直接被送进教养所。

有一天，她套上了母亲为她缝制的深红色紧身连衣裙，穿上了她仅有的一条袜裤，踩着黑色的高跟鞋，来到了莫斯科酒店。那里只接待高级官员和外宾，而且门口有人把守，就是为了拦住维卡这种来物色外国男人然后把他们当作跳板跑去西方的年轻女孩的——后来人们把她们称为“国际女郎”。维卡试了几次，便躲过了守卫溜了进去，一路摸到了酒吧。她坐在吧台前，喝着人生第一杯威士忌，展示着线条优美的长腿，黑色的头发瀑布般披散在后背，这一切都看在那些光顾这间酒吧的西欧客人的眼里。

没过多久就有一个荷兰人跑来搭话。她并没有看中那个人，但她不能否认自己第一次尝试就抽中了大奖，要知道很多女孩要花数年时间才能找到一个能为她们进入梦寐以求的世界铺平道路的外国男人。之后他们又见了几次面，最后，他在回国前向她承诺，会从阿姆斯特丹发一份私人邀请函给她。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几星期后，维卡收到了一封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挂号信，信封里塞着一张荷兰语的邀请函、一份盖着两个章的俄语翻译公证件，还有一张背面用俄语写着“我爱你”的男人照片。这几个字估计就是他认识的全部俄语了，很可能就是维卡教给他的。

那已经是1988年了，维卡怎么也不会想到，要不了多久，她就可以凭借一张旅游签证离开乌克兰跑去西边，而不用借助一个荷兰男人。但那个时候，她仍然生活在铁一般的苏联法律之下，她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必须经过一道屈辱的程序才能求得释放。签证处的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迷人的年轻姑娘，这个凭着一份某个男人发来的邀请申请西边签证的女人，即使签证到期也不会再回来了。在他们眼里，她和那些心怀不轨的女人没什么不同。她们为了去西边追求新生活，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她们跟随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去的是那个完全陌生的男人的国家，最终很可能落得出卖身体的下场。

那个时候，通常要等上好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时间才能拿到签证，甚至有些人等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但维卡又一次交了好运——如果逃离乌克兰可以算作一种幸运的话。几个星期之后，她就拿到了签证。她等来了自己的一生所求：她自由了，她可以远走高飞了。但她必须抛弃自己的孩子，她知道这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好在她的父母向她保证，他们会替她照顾好斯拉瓦，再说，她的离开至少让他们少了一份拖累。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十六七年，娜斯佳已经无法在脑海中描绘出女儿的模样了。维卡隔段时间会打电话到基辅，声音颤抖地询问斯拉瓦和自己父母的情况。娜斯佳去德国后，她就把电话打到柏林，但次数仍旧和以前一样屈指可数，每次也说不上几句。她始终对自己的地址保密，她的电话永远是在电话亭里打的。电话亭里的机器咔嗒一声，一口吞掉了她投进去的硬币，往往在娜斯佳问出问题之前，就掐断了连接。维卡显然不愿对父母透露关于自己的任何情况，她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当下的真实生活，显然她过得并不如意，她说不出口。也许她在荷兰比在乌克兰过得更加不幸，但她可能宁愿死去也不愿回家。现在，她或许真的死了。

连续九天，娜斯佳每天晚上都最多只睡两三个小时——在第十天，她终于等来了电话。电话那头并不是维卡的朋友，不是医院，也不是荷兰警方，而是维卡本人。她是从医院里打来的，在电话里也只能长话短说。她说她已经可以喝下一些汤水，也可以推着装有滑轮的输液架独自在短短的医院走廊里走动了。她说，她暂时还不想让母亲来找她，她的生活条件仍然很成问题。不过她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娜斯佳。/sup握到了手里，线的那一头就连着自己的女儿。娜斯佳倒头昏睡了半天加一夜，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心里打定了主意。她不能强迫女儿回家，但她可以自己回去。她必须回去，回基辅为维卡重新燃起家庭的塘火，一旦她回心转意，就可以凭此找到回家的路。或许娜斯佳之前一直隐隐相信，到了世界的这一边就会更加靠近自己的女儿，所以她才在德国停留了这么些年。或许她始终守护着内心希望的火苗，相信有一天会在阿姆斯特丹和柏林之间的某个地方与维卡重逢。或许在更早的时候，也正是这一丝希望，促使她登上了去往西方的火车。/aside回想起来，她还得感谢阿希姆。她在乌克兰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养老金过活。身为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前高级工程师，她的退休金只够买两根如今在基辅市面上也能买到的细长的暖棚荷兰黄瓜。但作为一个德国人的遗孀，她能领到的抚恤金对乌克兰人来说却是一大笔钱，足以让身边的每个人都渡过难关，斯拉瓦，她自己，还有为了留在西边几乎付出了生命的维卡。如今，维卡或许就要重回乌克兰的怀抱了，回到这个令她如此憎恶、如此忌惮的地方。所有人或许又会重新聚在一起，娜斯佳、维卡、斯拉瓦还有罗曼。其实娜斯佳从来没有真正和罗曼分开。他们两个都走出了狭小的空间，逃离了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各自投身于新的热情，但他们从未失去与彼此的联系。柳芭过世后，罗曼一直独自一人带着斯拉瓦生活，娜斯佳知道，他已经等她很久了。他们离过婚，又都再婚。她在一个远离他的陌生世界里生活了很久，现在她要回到乌克兰了，也意味着回到他的身边，而他一直都在那里，起起落落分分合合，仍是她一生的伴侣。

不久前她申请了德国国籍，但并不打算永远留在德国。她只是为以后保留一条畅通的逃生路径，以防自己家乡发生新的灾变，比如新的饥荒、新的内战或者新的独裁统治。所以她还在等待自己的德国护照，尽管下定决心之后她恨不得立马踏上回乌克兰的路。

在离开德国之前，娜斯佳实现了心中最热切的愿望——去海边。她上一次见到大海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克里米亚的黑海，除此之外她再也没在别的地方看过大海。前不久，一位朋友把他在撒丁岛的度假屋留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住上两个星期。我们经过米兰飞到了奥尔比亚，在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找到了那座偏僻的小房子。它建在山坡上的葡萄园里，一旁就是大海，娜斯佳一度不敢奢望自己还能亲眼看到的地中海。

当时是七月，撒丁岛东海岸的高温是娜斯佳在温暖的克里米亚从没体验过的。我整天在紧闭的百叶窗后面躲避着不分白天黑夜从撒哈拉吹来的热风，娜斯佳却恨不得天气更热一些。岛上的火蝾螈在烈日下一动不动，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不禁让人担心它会不会被阳光点着，而娜斯佳与它相比也丝毫不逊色。她穿着我年轻时的泳衣，躺在比她在基辅的整个公寓还要大的露台上，尽情地吸收着太阳的热度，她仿佛想用这迟来的炙热把自己的身体填满，因为她渴求这份炙热已经太久太久了，有大半辈子那么长。她眺望着铺满了耀眼阳光的地中海，海的另一端就是非洲。空气看起来亮闪闪的，好像全都转化成了水汽，随时都可能映显出海市蜃楼的幻象，比如一艘张着白帆驶向阿尔及尔的巨轮。说俄语的人把地中海称为“世界中心的海”，这是一个在她的一生里始终散发着魔力的词，现在，她终于来到了它的面前。

她一天里要下海好几次，每次都会游出很远，直到游进一片除了她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海域。她仿佛不愿回头，只想追着海市蜃楼永远游下去。我看着她的脑袋在我的视野里变成了遥远地平线上的一个点，只能在心里为她祈祷，希望那里没有鲨鱼出没，她的脚也不要抽筋。每次从海里回来，头发上淌着海水的她看起来都会年轻不少，就好像她把生活的重担一点一点地留在了地中海里。

等到夜里天气变得凉爽，我们就在屋前的炉灶上烤从市场买回来的鱼，还有加了调料的撒丁岛奶酪和香喷喷的白面包。她每样都尝了，胃口好得异乎寻常。翡翠海岸的景象让她惊叹不已，那里的岩石看起来就像出自艺术家之手的奇异雕塑。还有富人们建造在石头里、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宫殿，他们停靠在港口的豪华游艇，形似大教堂的阿尔巴塔克斯红岩，所有所有都让她叹为观止。她还在旅游纪念品商店里挑了一条绣着民俗图案的轻薄连衣裙。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穿裙子。她穿着那条廉价的花裙子，站在一棵被风吹乱的棕榈树前，地中海里涌来的浪花一次次没入她身后的松软沙滩。我真该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幕。等到很久以后，等到她在乌克兰依稀回忆起这趟旅行，不再分得清它是真实还是梦境时，这张照片就能向她证明，她真的来过这里，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沐浴在地中海的海风里。

我们在外面的露台上一直坐到深夜。我们俯视着铺满银色月光的漆黑海面，喝着罗卡鲁比亚红酒，黑暗温暖的空气围拥着我们，清亮的蝉鸣为我们伴奏。我和娜斯佳的故事已接近尾声，这个故事的线索或许握在我母亲的手里。我相信是她把我带到了这里，带到了地中海旁，带到了这个她这辈子做梦也触及不到的遥远的地方。而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通过娜斯佳为她在德国，在这个她从未拥有过的地方，争得了一席之地。现在她可以离开这里回乌克兰了，她已经找到了医治乡愁的良药。半个世纪之后，娜斯佳和我的母亲一样，作为异乡人留在了德国，成为数以百万计的迷失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新一批流离失所者中的一员。她很幸运，在德国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小角落”，她想要的也只是这一个“小角落”而已。

我很喜欢她，但我知道她的决定是对的，不管是于她而言，还是于我而言。我在告别的痛苦中也品出了一丝对孤独的期待，娜斯佳会回到她的家乡，我也要重回我的孤独。

娜斯佳还在撒丁岛的时候，入籍办公室的信就已经躺在柏林家的信箱里等着她了，这意味着她的德国护照已经办好。之后，她在入籍办公室签署了一份认可德国宪法的声明，支付了二百二十五欧元，然后就在女官员一番郑重其事的祝贺中拿到了自己的新护照。娜斯佳现在成了一个德国人。至于她是怎么通过每个入籍申请者都必须参加的德语考试的，我并不清楚。看来她在背地里已经用德语生活了好一段时间了。/sup，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将与这些友好的，甚至称得上热情的人们说再见，她也感到十分不舍。她只是他们雇用的家政女工，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把她当成家人一样对待。从来没有人像玛丽娜·伊万诺芙娜那样侮辱她，贬低她的人格。她现在反而不太能想象，在乌克兰等待她的会是什么。有时她担心自己或许已经过于习惯德国的自由氛围和那种温和舒适的生活了，一旦回到乌克兰，反而会再次落入一种外来者的境地。/aside与安德烈告别，也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也险些失去自己的孩子，差一点就遭遇了和他一样的命运。不过安德烈的不幸并没有就此结束。某天上班途中，几乎失明的他没留意到路面上一块松动的巨大铺路石，重重地摔倒在地，被送进医院后诊断为肩膀粉碎性骨折。在医院里他又感染了一种细菌，健康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以至于无法再继续参与戒毒咨询工作了。不过眼下他恢复得还不错，已经可以带着他的巴哥犬沙里克慢慢走到家门口了，所以他心情不坏，他说，这次摔倒好歹挽救了他的婚姻，他还得向那块铺路石表示感谢。

接下来娜斯佳就要和她的外甥马克西姆告别了。他在卡巴拉学校与他的同乡们闹翻了，已经放弃了犹太思想研究。他的妻子还在潘科区的音乐学校任教，女儿正在伦敦攻读法学。他现在整天一个人待着，已经与东方世界失去了联系，也没有与西方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他在德国仿佛又聋又哑，头发已经花白，还有些哆哆嗦嗦。他在变得更小的家庭里操持着家务，在电脑上下象棋，读俄罗斯小说，只有妻子一如既往地爱护和照顾着他。

最后，娜斯佳和她的姐姐塔尼娅告了别。她现在住进了一家犹太养老院，已经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人生。她不再记得自己曾在乌克兰生活过，不记得自己在十六岁的时候被带到了德国，在希特勒的军工厂里做手榴弹。她也意识不到，自己又回到了这个国家，不出意外的话还会死在这里。她认不出来跟她道别的妹妹，尽管这次道别很可能就是永别。她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这里她再也分辨不出，异乡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